从中低产田现状看长江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从中低产田状况看长江流域农业持续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韩连贵,王岩,王其文,王清,李方旭,张小康,赵建生,董齐,韩铁峰,李九辉,陈贵锋,孙鹏^[2]（2018）在《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文中提出关于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七个篇章:一是农业综合开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二是农业综合开发现代化示范区建设的方略;三是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综合的方略规程;四是坚持农业综合开发综合效益的目标和策略;五是传承发扬农业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六是农业综合开发的产生、发展、变化历程;七是拓展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可行性途径的建议。

刘琼^[3]（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投资课题组,韩连贵^[4]（2017）在《关于探讨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利用、征购储备、供应占用和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完善的途径(上)》文中研究指明19582017年以来,国家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组织推动各地区逐步深化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及相关系统经营管理体制,拓展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利用、保护节约集约使用、征购储备供应占用、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完善征途上,拓展十二条途径:一是农村土地所有制、使用权益和征购、占用法制途径;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长久和使用权流转畅通保障途径;三是农村耕地永久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及占补平衡途径;四是农村土地全面整理和深入整治途径;五是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科学复垦途径;六是农村土地依法征购、储供、利用途径;七是农村土地定级估价和建设占用审批调控途径;八是农村村民住宅基地建设维护和治理途径;九是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实施途径;十是农村土地及相关系统经营管理监督检查途径;十一是农村村民失地后社会保障途径;十二是农村土地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逐步完善途径。

曾维军^[5]（2014）在《基于农户意愿的减施化肥生态补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面源污染是洱海流域水环境污染的最大污染源,化肥的不合理使用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传统的施肥观念与方式、对化肥利用率的认知又是造成化肥使用不合理的主要影响因素。鉴于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严峻形势,2008年以来,洱海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共筹措资金30亿元,通过修建环湖截污管道、在河道入湖口修建湿地等方式治理洱海污染,但由于农业面源污染的分散性、随机性等特点,没能从根源上遏制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洱源县6乡镇位于洱海流域的上游,每年通过6乡镇注入洱海的水量约占其补水总量的70%。在农业生产中减少化肥施用量,可以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那么,能否利用洱海流域部分污染治理资金及生态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洱源县农户减施化肥生态补偿,从源头上治理洱海流域的农业面源污染?化肥施用量在洱源县历年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如何?研究区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确定施肥量、减施化肥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不同农作物在不同减施化肥处理中的生态补偿标准是多少?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分别对洱源县30年间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变化以及农户确定施肥量、参与减施化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以农用地经济等为依据,将研究区耕地划分为高、中、低三等,分别核算出水稻、玉米、大麦在不同减施化肥处理及不同耕地等级的生态补偿标准。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及相关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本部分研究目标是确定不同阶段各种农业生产资料投入中化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及变化,为研究区种植农作物减施化肥提供理论基础。本研究利用1983-2012年洱源县统计年鉴共3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化肥的投入-产出效益低于有效灌溉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在四阶段化肥年增长率相同的情况下,1983-2012年四阶段化肥对粮食产量的投入-产出效益呈逐步下降的趋势,第四阶段（2008-2012）比第一阶段（1983-1995）下降了7.8倍,四阶段化肥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最高的为第二阶段。研究内容二：研究区农户施肥现状及农户确定施肥量、参与减施化肥意愿的影响因素。本部分研究目标是确定农户对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态度与动机,农户确定施肥量及参与减施化肥的影响因素,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本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施肥行为以农作物产量最大、经济效益最高为目标,施肥行为主观性强,存在过量施肥、施肥结构不合理、化肥利用率低等问题；农户参与减施化肥的愿望较强烈,参与的动机前三位主要为政府有补贴并组织培训,全镇、全村统一实行,减少农业生产成本支出。对农户施肥量有影响的公因子大小排序为：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对环境污染的认知>政府涉农政策>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户参与减施化肥有影响的公因子大小排序为：政府涉农政策>农户对化肥的认知>农户个人特征>农户家庭特征。研究内容三：‘核算出研究区主要粮食作物在不同减施化肥处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本部分研究目标是确定不同等级耕地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在不同减施化肥处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以此评价农户在参与减施化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损失。首先,以研究区农用地分等定级经济等为依据,确定了水稻、玉米、大麦高产田标准分别为>643、>638、>384kg/亩；中产田标准分别为526-643、522-638、314-384kg/亩；低产田标准分别为<526、<522、<314kg/亩。其次,构建研究区成本-收益函数模型,以常规施肥为参照,核算出了水稻、玉米、大麦在不同减施化肥处理中在高、中、低等级产田的生态补偿标准。最后,根据各个乡镇不同粮食种植面积及耕地等级,经测算,在分别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处理、减半施肥处理、不施肥处理时,6乡镇3种粮食作物的补偿总额分别为-4955.0、3181.2、9209.6万元。综合三方面研究内容得出以下结论：（1）由于存在过量施肥、施肥结构不合理、化肥利用率低等问题,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增产效应逐步下降,研究区农户现有施肥方式存在减施化肥的空间。（2）农户施肥量主要受农户对待风险的态度、性别、文化程度等个人特征与农户对环境污染的认知影响。政府补贴与政府组织教育培训是农户决定是否参与减施化肥的关键因素；农户对化肥利用率与品牌的认知对农户是否参与减施化肥产生较大影响；具有风险偏好、性别为男性、文化程度较高、有特殊经历的农户,农作物种植面积较大、产生的废弃物较多、农业收入较高、属于科技创新示范户的家庭更倾向于在农业生产中减施化肥；农户的环境污染与绿色产品的认知水平对农户是否参与减施化肥基本不产生影响。（3）以经济等为依据划分耕地等级进行减施化肥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客观地反映了不同等级耕地农户投入-产出收益,与常规施肥处理相比,在减半施肥与不施肥处理中,亏损的农户应根据种植的粮食作物在不同耕地等级得到相应的生态补偿,6乡镇粮食作物实施减半施肥与不施肥处理的生态补偿金额为每年洱海污染治理投入资金的20%,在研究区实施减施化肥生态补偿资金有保障；此外,测土配方施肥不但减少了施肥量,而且增加了农户收入,应加大推广力度。

陈芳淼^[6]（2013）在《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文中指出从历史演变状况看,荒漠化问题区域特征明显,整体可归属于地理系统问题。因此,用地理系统方法衡量与评价荒漠化问题具有科学性。地理学是实践科学。使用地理系统方法在认识荒漠化演化机制的同时,可以为防治工作提供重要理论指导。依据地理学特征,可将区域荒漠化问题划分到耕地、草地、林地、湿地-水系、沙地、社区六元结构板块,进行基本状况、发展趋势、主要原因及演化机制认识（简称六元法）。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政治地位重要、文化结构多元,其可持续发展对我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区域荒漠化问题加重、生态环境恶化、地理系统变化剧烈等问题,严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本研究用六元法,从村庄、县域、省域、区域尺度,对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进行逐级研究验证,分析认识区域荒漠化演化机制,探索防治对策,同时检验六元法的有效性。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化基本机制通过六元法多层次、多点、长历史时段考察,得出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演化机制为：耕地扩张,耕地质量下降；天然草地缩减、人工草场扩大,草地整体退化严重；天然林遭到严重破坏,近期人工林地面积稳步扩大,林地生态经济功能较弱；湿地-水系萎缩,地表水面积减少，河流径流不稳定性增加,地下水位下降,冰川融化加剧；沙地系统局部得到控制,整体扩张：社区扩张明显,城镇居民区和工矿区建设步伐快,大量占用郊区优质耕地。上述发展趋势反映出耕地、社区、人工林地扩张,草地、湿地-水系显着退化,沙地整体形势严峻,西部地区荒漠化形势不容乐观。进一步分析表明,导致西部荒漠化问题严峻化的基本因素为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占主导方面。2、我国西部地区防治荒漠化对策建议研究对未来西部地区防治荒漠化工作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区域防治荒漠化管理机构与机制建设；2)彻查全区资源环境状况,为防治工作提供依据；3)严格控制耕地、社区发展,其中包括工矿业经济发展,建立严格的草地、湿地-水系保护体系；4)将防治荒漠化措施落实到每一个村庄或嘎查；5)尊重民族区域防治荒漠化的传统经验,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综合发展政策；6)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在西部地区产生的荒漠化效应；7)全面加强防治荒漠化的科学技术体系建设,为防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支撑。3、六元法应用认识对“六元法”的实际应用得出如下认识：1)利用“六元法”进行区域荒漠化研究可覆盖全地理区域,研究方法简洁,研究结果条理清晰,问题定位准确,容易得出明确结论；2)“六元法”适用于多尺度地理系统（从村庄到全球系统）研究,上下尺度间研究结果互为印证,利于原因诊断；3)可分别六单元进行纵向历史发展趋势演变研究,借以从历史角度清晰地判明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彼此演替机制；4)可分别区域地理特征,判断单元荒漠化轻重关系与主次矛盾：5)县域及以下尺度的研究中,注意从主体地理单元把握荒漠化现状及其演化过程的细节,寻求针对性防治对策；县域以上尺度的研究中,注意对各地理单元变化趋势进行归纳总结,理清演变机制。

陈寅雅^[7]（2013）在《我国西江流域经济开发及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流域是地表水的集水区域,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流域包括流域内水文网络、水流、土地、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基本自然要素,同时还包括生活在流域范围内的人口、文化、经济、决策等各种综合要素。自古以来,经济的开拓与江河流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和华夏文明,分别发源于世界几大着名的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岸。流域经济尤其是大河流域经济,逐渐发展成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重要的经济区域,这个包含了流域内自然要素及相关人类活动的特殊区域,是一个集“资源交换、物质共享、信息传递”为一体的,且流域内各域段相关要素及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影响、相互牵制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从世界范围的国家、地区发展历史及现状来看,经济发展较为靠前的国家,均对流域及河流的综合治理、资源开发利用给予很高的重视。流域在经济学中属于“公共池塘资源”,所谓“公共池塘资源”是指那些在使用中具有不可排他性和竞争性,即难以排他但可共同享用的物品。由于这类资源在消费中容易产生“拥挤效应”和“资源退化”等不良现象,因此,在这种资源利用中的制度安排就必须尽可能合理,否则外部性难以避免。流域资源因具有公共池塘资源的特性,尤其是流域水资源在利用中更容易因拥挤效应而导致水资源浪费突显、水污染问题频发。而水资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流域水资源短缺及水污染问题已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影响自然环境和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大阻碍,流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在二战后,人口的激增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资源被大量消耗、水资源污染严重事件频发。目前,全球有上千万人由于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而死亡,水危机已经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河流众多的国家,因此,合理利用和对流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是我们合理布局生产力、实现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做好的重要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目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既面临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性任务,又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现如今,中国依旧十分庞大的人口基数,致使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些人口、资源、经济、生态之间的矛盾还在随着我们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消耗继续表现得更加显着。一些地区和行业至今仍然沿袭着较为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开发模式,这种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利用、以粗放经营为特征,并通过牺牲环境为代价来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很难承受。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需要转变粗放型生产方式和高消耗、低产出模式,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珠江是我国水流量仅次于长江,跨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香港、澳门8省区以及越南的国际性大河。西江为珠江的干流,横跨我国五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澳门。这条位于我国南方的大河,流域面积较广,其域内生态环境的好坏、资源消耗的大小、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等等,既事关当地的发展大计,同时也是我国重大战略安全保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西江流域为例对我国流域经济开发进行探讨,研究中主要涉及的区域为西江流域流经的内陆四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在研究中借鉴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刘树坤教授从水利建设角度提出的流域安全度、舒适度及富裕度的这一观点,从这三个角度来考察我国西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1994年9月,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在埃及开罗召开,会议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19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召开于丹麦哥本哈根,会上又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提出了同样的议题,再次明确“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将“提升和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些都充分肯定和强调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一切发展和物质利益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这样的需求包括物质层面的需求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我们不能“先发展、后保护”,而是应该“边发展、边保护”,即开发与保护同时进行。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基于流域水资源、周边其他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维持流域生态系统整体均衡基础之上的发展,是一种既能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需要,又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通过对西江流域资源的现存状况和消费结构即安全度、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质量即舒适度、西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即富裕度三个维度多项指标的综合考察与分析,能够清晰地知道当前西江流域各域段经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再结合该流域的特点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西江流域开发中诸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观念上过度重视产业价值和经济增长,忽略生态保护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在开发利用流域资源的过程中,人们更多以工业生产为核心、更多注重物质收益的发展理念,这种发展理念有一定的现实根源——使用最广泛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考核指标GDP。 GDP考核指标使得各地在发展中产生一种唯GDP至上的观念,却忽视了经济持续发展和资源持续利用的基础——生态环境,抛弃了本应最为值得重视的环境和资源保护环节。GDP考核存在一些缺陷,如不容易准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国民生活的真实质量等。其次,制度上的割据状行政区行政模式不利于流域的综合开发。通常情况下,一个完整的流域会跨越几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行政区域又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当前割据行政区行政这一制度模式容易导致各行政主体为谋求本区域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它地区利益。即流域区内不同的行政管理者为最大化自身及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利用权威等方式自上而下对流域资源进行不符合整体利益与综合发展的规划与开发。“分割管理”和“各自为政”的流域管理局面使得各区域管理中利益协调与流域整体规划不能有效契合,即使有些流域管理中成立流域管理局和相应流域管理机构,然而区域管理部门在资源、信息等方面无法与这类流域管理机构实现共享。即使制定相关管理协议,还是会因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区域过分考虑区域利益而受到阻碍。开发理念存在的误区和旧观念未彻底扭转,是制约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称为“观念约束力”或“观念瓶颈”,如果说西江流域经济开发中存在诸问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正式制度”短缺；那么开发理念的短板则是“非正式制度”短缺,两种短缺交织在一起,成了阻碍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铜墙铁壁。再次,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用经济学手段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了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西江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对国外几个典型的流域管理及水污染防治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结合我国的国情及西江流域具体的特征,提出促进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可采取的措施。将流域流经的几个不同行政区域联接起来,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促进流域内不同区域间相互协调发展,通过这种整体联动效应可有效拉动流域周边区域获得更大范围的发展。提出促进西江流域资源综合开发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首先,提出发展生态也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使得人们的生活环境得到良好改善,即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度,而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保护环境而不发展经济上,两者的同步进行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结合西江流域本身的资源及环境特征,可通过建立适宜人居的西江流域生态城市带,来拉动该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次,对西江流域各域段综合开发进行具体规划和设计。流域区内自然要素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关系密切、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上、下游之间、干、支流之间、相邻的区域之间活动都牵连密切,流域区常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极强整体性、极高关联度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体。因此,要在尊重流域资源自然统一性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流域综合开发,对各域段进行具体针对性的规划。最后,提出通过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对西江流域区进行统筹管理的“流域省”。新制度经济学中强调：制度变迁中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为人们在对那些因为制度的不均衡效应而引致的获利机会进行追求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这种变迁方式具有内生性；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通常表现为类似政府这样的权威机构和组织予以推动的变迁方式,具有外生性。西江流域省的建立是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是两类变迁方式混合作用的结果。诱致性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和自然因素,经济诱因表现为经济基础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流域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同时,流域管理体制变革收益超过变革成本；而自然因素则是由于流域资源本身的规律性引起的,进而对流域管理体制的变革提出新的要求。建立西江流域省,对积极有效进行行政干预及流域整体功能规划等方面的实施带来便利。从交易费用理论中我们可知,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一项契约的达成以及任何一桩交易都需要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为正,而我们制定和完善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进行合理的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一定程度地降低交易费用。行政干预措施的有效实施,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市场失灵或外部性的问题。从长远的发展来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水平的提升是相互促进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对生态环境实施有效保护有益于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同时,经济水平的提升,又能够为环保事业的有效开展提供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撑。人类的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社会文明程度与人们生活质量两方面,有效规划和管理流域经济,可将流域资源的多功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水力发电、抗洪减灾、农业灌溉、水运事业以及旅游业,从而达到生态保护与生活质量提升并举、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的目的。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根基,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以及国外发达工业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西江流域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从现在开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绿色发展,这将促进我国西南地区和粤、港、澳区域的合作,有利于泛珠区域合作的深度推进,并推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同时也不能对后代人的需求带来损害,要依据流域现有的及可预见的自然资源状况,以流域现有资源状况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对生活在流域周围的人们与流域水资源、其它自然要素的关系进行有效协调,注重生态保护,改善流域内居民的生活环境,即提高舒适度；最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即富裕度的提升。

郭永奇^[8]（2011）在《基于生态安全的新疆兵团农地利用评价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土地生态安全研究已成为当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前沿课题,但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兵团大部分团场位于新疆荒漠与绿洲生态环境的过渡带,与沙漠、荒漠接壤,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由于不合理的农地利用导致了荒漠化、水土流失、盐碱化等威胁土地生态安全的生态问题,兵团土地资源的持续发展前景堪忧。因此,对兵团农地利用的生态安全的研究和优化设计,不仅可以对兵团的农地生态安全状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评价,而且还对改进农地利用方式、保护农地资源、协调区域人地关系和实现兵团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还可以为干旱区农地利用及优化设计提供借鉴。本文共分八章：第一章回顾了国内外农地利用及生态安全评价的相关研究进展,并对国内外研究进行评述；第二章概述研究的理论工具和界定研究的相关概念；第三章对兵团成立以来的农地利用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第四章建立了基于能值改进生态足迹理论的农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兵团1982-2008年的农地利用生态安全进行时空评价；第五章识别出影响农地利用生态安全的影响因子,并对各因子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第六章构建农地利用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并基于惩罚型变权的理论对兵团农地利用生态安全预警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七章基于生态安全视角对兵团农地利用进行了优化设计,并提出具体的优化措施；第八章总结研究的结论与不足。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1982-2008年期间,兵团农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如下：在农地利用的数量上,兵团农地总面积、耕地、牧草地、林地和园地的面积呈现先快速增加后趋缓的态势,而养殖水面面积数量不大,总量变化较小；在农地利用的质量上,兵团农地总体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具体表现为兵团耕地高产田的数量及比重有所下降,中产田的数量和比例呈上升趋势,低产田的数量和比例呈下降趋势；在农地利用程度上,兵团农地利用程度变化率为R=-0.166,这说明兵团农地利用正处于调整期；在农地利用效率上,兵团农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如果调整用地结构和注重农用地质量,农地利用效率将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农地利用集约度上,兵团农地利用集约度总体上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态势。2.基于时间尺度的兵团农地利用的生态足迹与生态安全评价结论如下：1982-2008年兵团农地的生态足迹总量和人均生态足迹总体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农地的总的生态承载力和人均生态承载力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1982-2008年兵团农地的生态安全等级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以1998年为界,1998年之前兵团农地安全等级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趋势,生态协调度处于协调状态。1998年之后,兵团农地生态安全等级开始下降,从稍不安全（Ⅱb）下降到较不安全（Ⅲa）,最终下降到2008年的不安全（Ⅲb）,其生态协调度也从协调状态下降到接近协调与基本协调的边界值（1.1371）。3.基于空间尺度的兵团农地利用的生态足迹与生态安全评价结论如下：与1982年相比,2008年兵团13个农业师的农地人均生态足迹均有所增加,而农地人均生态承载力除农十三师和农十四师减少外,其余11个师也有所增加；农地生态安全等级变化情况如下：农十四师的生态安全等级下降,从很安全（Ⅰa）下降到较安全（Ⅰc）；农一师、农四师、农六师、农八师、农九师、农十二师、农十三师的农地生态安全等级相对稳定；农二师、农三师、农五师、农七师、农十师的农地生态安全等级上升。4.基于惩罚型变权的农地生态安全的预警研究的结论：1982-2008年,兵团农地利用的生态安全系统的警情综合指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总体上位于轻警区间；在2009-2015年,兵团农地生态安全状况会较2008年有一定程度退化并保持处于轻警区间,且向中警区间延伸；从预警子系统上看,水资源利用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警情评价指数在1982-2008年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在2009-2015年仍保持这一趋势,处于无警区；农地开发利用子系统的警情评价指数在1982-2008年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轻警区间。在2009-2015年,将保持下降趋势,并逐步向中警区间延伸；农业种植结构子系统警情评价指数在1982-2008年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82年无警区下降到2008年轻警区。在2009-2015年,仍然保持下降趋势,且向中警区间延伸。5.基于生态安全下的农地利用优化的结论如下：在农地利用结构优化方面：与现状年（2008年）的各类型面积对比,除了牧草地和水域的面积没有发生改变外,耕地面积减少,园地和林地均有大幅度增加。从农地利用结构优化后的生态安全结果看,优化后的农地的生态安全等级有从不安全等级（Ⅲb）上升为稍安全等级（Ⅱa）,且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远远超过预测值。从耕地利用的优化的结果看,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保持不变,棉花、油料和蔬菜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瓜果的种植面积却有大幅度的增加。从牧草地利用优化的结果看,农一师、农三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的载畜量已超出了负荷,应采取围栏禁牧、休牧和轮牧等退牧还草措施,以达到保护牧草地和实现牧草地生态安全的目的。

夏文建^[9]（2011）在《优化施氮下稻麦轮作农田氮素循环特征》文中指出长江中下游稻麦轮作制中过量施氮较为普遍,这不仅导致氮肥利用率降低,而且引起环境风险。因此,田间尺度下原位定量化研究化肥氮的去向和氮素循环过程,以及区域尺度下评估氮肥管理的农学和环境效应是优化氮肥管理,提高氮肥利用率的关键。为研究优化施氮下长江中下游稻麦轮作农田氮素循环特征,于2007年至2008年在湖北省开展田间试验和15N示踪的微区试验,监测不同氮肥运筹下氨挥发、N2O排放、无机氮动态分布和15N的去向。田间试验和15N示踪的微区试验均设置4个处理,（1）习惯施氮（小麦和水稻氮肥用量分别为225kgN/hm2和210kgN/hm2）,（2）氮肥减量（小麦和水稻氮肥用量分别为157.5kgN/hm2和147kgN/hm2）,（3）优化施氮（基于作物不同生长阶段氮素需求增加施肥比例和次数,氮肥用量同处理2）,和（4）对照（不施氮肥）。习惯施氮和氮肥减量处理小麦季基肥和拔节肥各占1/2,水稻季基肥和分蘖肥各1/2。优化施氮处理,小麦季基肥,拔节肥和孕穗肥各占1/3;水稻季基肥,分蘖肥和孕穗肥各占1/3。采用密闭室连续抽气法测定氨挥发,密闭箱技术原位监测N2O排放,连续流动注射分析仪测定土壤NO3--N和NH4+-N含量。基于观测值,检验脱氮-分解模型（DNDC）田间尺度模拟预测氮素循环的可靠性和灵敏度。同时,以湖北潜江市为例,采用DNDC模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区域尺度优化施氮下氮素循环与平衡进行估算。研究取得以下主要进展:1.田间试验结果表明,三个施氮处理间小麦、水稻的籽粒产量和植株吸氮量差异不显着,优化施氮处理略高于习惯施氮处理。与习惯施氮处理相比,优化施氮小麦和水稻季作物表观回收率分别提高了12.5和7.96个百分点。整个小麦和水稻生长季,习惯施氮、氮肥减量和优化施氮处理氮素表观损失量分别为180、115和80.8kgN/hm2,占氮素总输入量的41.3%、37.8%和26.5%。2.小麦季施肥后氨挥发大约持续7-10天,水稻季大约持续5-7天。在整个稻麦轮作周期肥料氮氨挥发损失主要发生在水稻季,占整个轮作周期氨挥发总量的74.1%-78.6%。与传统施氮相比,优化施氮氨挥发量减少了N 26.3kg/hm2,氨挥发降低了32.9%,可见优化施氮是降低氨挥发较理想的施肥方式。3.稻麦轮作体系中土壤N2O排放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小麦季和水稻季N2O通量分别与土壤和田间水中无机氮含量呈正相关。N2O排放排放量随施氮量增加而增加。小麦生育期土壤N2O排放量范围为N2O 2.43-4.84kg/hm2,肥料氮通过N2O排放的损失率为0.54%-0.74%。水稻季土壤N2O排放量为N2O 0.89-2.45kg/hm2,肥料氮通过N2O排放的损失率为0.39%-0.47%。与习惯施氮相比,优化施氮土壤N2O排放减少了N2O 1.74kg/hm2,减少了23.9%。4. 15N示踪试验结果表明,与习惯施氮相比,小麦季和水稻季优化施氮分别增加氮回收率6.19和3.07个百分点。土壤残留率小麦季增加4.76个百分点,水稻季增加2.49个百分点。肥料氮损失率小麦季和水稻季分别减少11.0和5.57个百分点。与习惯施氮相比,优化施氮处理小麦季和水稻季累积氨挥发量分别降低41.3%和54.0%,N2O排放损失总量减少35.2%和35.3%。5.田间尺度上,采用DNDC模型模拟的土壤氨挥发速率和N2O排放通量与田间实测结果较为吻合,氨挥发通量模拟值与实测值相关系数为0.688,N2O排放通量模拟值与实测值相关系数为0.528,均达极显着水平,显示DNDC模型预测农田土壤氮素具有较高可信度。模拟结果显示,气温和氮肥用量是影响作物产量和吸氮量的关键因素;土壤氨挥发主要受氮肥品种影响,并随氮肥用量增加而增加;土壤N2O排放主要受温度、土壤pH值、土壤有机碳含量影响。6.区域尺度上,通过DNDC模型与潜江市空间地理信息数据相连接,设置了习惯施氮和优化施氮两种氮肥管理情形,发现潜江市习惯施氮和优化施氮条件下氮素盈余量为897和620t。习惯施氮条件下,氮氨挥发损失量为91.2t,氮淋失量达497t,硝化反硝化损失量为485.88t;优化施氮可降低氨挥发80.7%,氮淋失38.8%,硝化反硝化62.5%。土壤养分和环境因子的空间异质性导致了区域氮输出的空间变异。

聂军,杨曾平,廖育林,谢坚^[10]（2010）在《长江中游中低产稻田改良和培肥技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良和提升中低产田的土壤肥力水平或质量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调查长江中游地区中低产田现状的基础上,对长江中游地区中低产稻田成因和肥力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不同中低产田的类型,提出了平衡施肥、冬种绿肥、稻草覆盖还田、稻田耕作制度改革、冷潜田中苗带土厢垄栽培等改良技术措施。

二、从中低产田状况看长江流域农业持续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中低产田状况看长江流域农业持续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关于探讨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利用、征购储备、供应占用和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完善的途径(上)（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农户意愿的减施化肥生态补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西江流域经济开发及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生态安全的新疆兵团农地利用评价及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优化施氮下稻麦轮作农田氮素循环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中低产田状况看长江流域农业持续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新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目标、方略与可行性研究[J]. 韩连贵,王岩,王其文,王清,李方旭,张小康,赵建生,董齐,韩铁峰,李九辉,陈贵锋,孙鹏. 经济研究参考, 2018(40)
• [3]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4]关于探讨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利用、征购储备、供应占用和财政筹融资监管体系完善的途径(上)[J]. 农村土地综合开发治理投资课题组,韩连贵. 经济研究参考, 2017(19)
• [5]基于农户意愿的减施化肥生态补偿研究[D]. 曾维军. 昆明理工大学, 2014(02)
• [6]区域荒漠化演变机制的六元法研究 ——以我国西部地区荒漠化问题为例[D]. 陈芳淼. 中国农业大学, 2013(04)
• [7]我国西江流域经济开发及体制改革研究[D]. 陈寅雅. 武汉大学, 2013(07)
• [8]基于生态安全的新疆兵团农地利用评价及优化研究[D]. 郭永奇. 石河子大学, 2011(05)
• [9]优化施氮下稻麦轮作农田氮素循环特征[D]. 夏文建.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1(10)
• [10]长江中游中低产稻田改良和培肥技术[A]. 聂军,杨曾平,廖育林,谢坚.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