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主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

一、关于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任波^[1]（2021）在《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体育产业是“五大幸福产业”的组成部分,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影响下,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愈加强烈。探究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挖掘体育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和价值、有助于厘清体育产业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搭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有利于促进城市体育产业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更好融入城市发展、有利于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发展。基于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抽象分析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基础、域外经验、耦合机理、耦合效应、效应测度、实证分析等维度,搭建一个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及其效应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是通过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的现实条件、影响因素、互动内涵、联结方式等因素串联起来。其中,现实条件是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体育产业贡献不断提升、体育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体育产业基础不断夯实、体育市场主体不断增长,以及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不断演进。影响因素是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环境向好。互动内涵是以促进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为要求,以增进体育产业有效融入城市化发展为重点,以呈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时序与空间阶段性变化为特征,以实现体育产业与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为目的。联结方式是体育产业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等,促进城市化发展;城市化通过要素流动和集聚增长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二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通过互动方式、呈现形式以及评价方式3个层面体现出来。其中,互动方式是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对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城市化进程加快驱动产业规模扩大、产业贡献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基础夯实、市场主体扩大。呈现形式是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评价方式是关联耦合效应评价和耦合协调效应评价。三是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由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以及体育市场主体等5个一级指标,体育产业总产值、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体育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体育服务业占比、人均体育消费、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体育企业数等8个二级指标构成。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等4个一级指标,人均GDP、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密度、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人均拥有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等13个二级指标构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效应测度的2种形式,即关联耦合效应测度和耦合协调效应测度。四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发展态势,体现在2014—2017年为较强关联耦合阶段、2018年为中等关联耦合阶段。体育产业各子系统与城市化各子系统也存在着先增长后下降的关联耦合关系,具体体现在2014—2016年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与体育产业的关联耦合程度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2014—2016年体育产业规模、体育产业贡献、体育产业结构、体育产业基础、体育市场主体与城市化关联耦合呈现增长态势,2017—2018年呈现下降态势。五是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状况和协调状况都呈现相对较平稳变化态势,并存在2014—2018年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程度高于协调程度。2014—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程度由失调发展至协调,且存在2014—2017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体育产业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2018年中国以及上海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协调类型是城市化发展滞后型耦合协调。

胡宁^[2]（2020）在《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北地区是中国发展最早的老工业基地,由于工业化起步比较早所以带来了城镇化的发展和进步,东北地区的城镇化率从全国范围来看,一直处在比较高的水平。进入到21世纪以后,东北经济由于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大出现了很多不适,和发达省份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城镇化发展也开始逐渐放缓。国家适时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地区重现了生机和活力。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产业结构需要转型升级,经济发展需要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东北地区由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长期以来一直是以重工业为主,转型发展比较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同时出现了城镇化发展缓慢,人才外流的现象。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比较多,转型面临着更大的困难。2013年国家提出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给东北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国家提出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城镇化发展当中之后,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势在必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年到1957年为快速启动阶段,1958年到1965年为剧烈波动阶段,1966年到1978年为倒退阶段,1979年到2002年为再次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为速度放缓阶段。具有这样几个问题,包括城镇化发展质量不优,效率不高;城市群竞争力不强,大城市缺乏辐射带动功能;城镇化发展不均衡、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并且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得出东北地区必须要走生态城镇化发展之路。生态城镇化是推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对生态城镇化的人口-生态-产业协同机理分析,对东北地区发展生态城镇化的政策基础、人口与社会因素、资源与生态环境因素、经济与产业因素进行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方法建立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评价模型,把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分为三个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得出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再用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模拟仿真,通过仿真预测,认为生态城镇化是适合东北地区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对于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思路,本文提出了四个方面。一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推动生态城镇化,包括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群的空间布局,打通城市群交通网络,整合城市群资源,加快推进产业集群的发展,按照生态功能分区有序推进生态城镇化。二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政策的科学性水平。三是推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协调发展,包括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农业旅游区,建设生态工业园,发展生态旅游业。四是强化资源环境的持续承载能力,包括推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

季红颖^[3]（2020）在《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始终居于全国前列,这主要得益于其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资源。进入到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发展迅速,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水平已明显滞后,城镇化速度趋缓,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规模化经营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工业正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无法吸纳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东北三省城镇化发展陷入困境。东北三省城镇化建设中出现了发展速度缓慢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动力系统缺乏协同发展等,因此我们亟需从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系统出发,来找到适合东北三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基于城镇化动力理论、演化理论、系统理论及协同理论,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初步构建了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与协同理论框架;采用熵值法、空间分析法等对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动力进行测度,并对动力作用进行了回归分析;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来度量其动力协同效应,根据计算结果找出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寻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加快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目前东北三省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体制变革、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利益分化,迫切需要系统地分析研究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及其协同效应,以充分发挥及释放动力机制的内生效应。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阐述新型城镇化及其内涵、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协同效应概念;以东北三省作为研究对象,从区域的角度来定义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概念。梳理了城镇化动力发展理论、演化经济理论、系统理论与协同发展理论,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构建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理论框架。基于东北三省城镇化水平滞后,质量不高,亟需构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系统,本章主要介绍了新型城镇化动力因素、动力系统及其运行原理,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机制及协同发展理论框架体系。第四章: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历程及评价。对东北三省城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横向比较及纵向梳理,并分析了其城镇化空间格局,介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及功能定位,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及各地级市水平进行了分析评价及比较。第五章: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评价。在测度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的基础上,分析动力时空演化特征,评价动力作用及其绩效,探析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结构及动力特点,以此明确动力的作用方向和力度,完善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第六章: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效应分析。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动力耦合协调模型来测度其协同效应,分析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是否存在协同,影响方向和力度如何,区域间的差异有多大,为合理分析和预测东北三省未来新型城镇化动力格局新变化提供依据,从而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第七章: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中存在着内源动力相对不足、外向动力作用较小、中小城市动力结构失衡、动力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协同体制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以此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本文对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选取了2000-2017年数据,得到如下基本结论:一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稳中有升,趋势向好发展,但各省之间、各地级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二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中呈现出内源动力相对不足、外向动力逐渐提升、市场动力趋于增强、政府动力波动性大、综合动力趋于平缓等特点。三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已逐渐演变为内源和外向动力、政府和市场动力共同作用的多元动力,空间演化差异性显着。四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中动力结构并不均衡,动力绩效地区间差异性较大。五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向好趋势,但仍处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六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中存在着内源动力相对不足、外向动力作用较小、中小城市动力结构失衡、动力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动力协同发展体制和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以上研究结论,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如何释放协同效应推动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一,优化产业结构,即切实保障和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加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推动城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第二,完善动力体制,对管理体制及投资体制进行改革;第三,释放协同效应,注重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推动内源动力和外向动力协同发展、发挥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协同效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第四,转变发展模式,解决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问题、重视城镇信息化管理、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第五,推动城镇化的多规融合,从规划滞后转向规划超前、宏观规划与微观规划相结合;第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处理好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关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营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

王海荣^[4]（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尹越^[5]（2020）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养老模式研究 ——基于四个典型城市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养老供给出现了严重失衡现象,处于不同城市化阶段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养老模式现状,对养老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现阶段主要存在自我养老、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四种养老模式。从马斯洛需求理论与城市化阶段理论出发,根据以往研究成果发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养老模式变迁的逻辑与影响因素,并构建指标体系,对四个处于不同阶段的典型地区进行实证调查,探求城市化进程养老模式之间的内在对应联系,为当今城市化背景下的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想法。先从理论上找到了养老模式的变迁依据,再从实证上进行了论证。挑选了四个不同阶段的典型城市德州市、绍兴市、苏州市和天津市西青区进行实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四个地方存在的养老现状以及形成原因进行论证分析,得出城市化发展与养老模式间的对应联系,城市化率越低的地区养老产业的发展越不平衡,养老产业越不完善,人们需求越多,城市化率越高的地区养老产业的发展越完善,多种模式合理并存,人们生活更加能体会到幸福。养老模式应顺应城市化发展的潮流,政府、机构与家庭三方面共同参与其中,为养老模式提供理论支撑与发展建议。不同城市化进程地区的养老也存在差异性发展策略,才可实现养老长远受益于全国人民。城市化快速发展地区应抓住发展契机,提升社区专业层次。城市化平稳发展地区应聚集社会力量,弥补家庭养老不足。城市化后期发展地区应完善配套设施,扶持专业机构发展。城市化成熟稳定地区应丰富养老内涵,注入精神文化理念。图17幅;表24个;参63篇。

肖况^[6]（2019）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社会从城市聚落的产生到如今步入城市文明时代,一直处于对生态环境的不断适应、改造和再适应过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协调发展状态如何,或者如何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我国当前快速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开展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就更具现实意义。本文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成都市的城市发展演变及其生态环境响应过程进行特征分析;通过选取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生产函数模型以及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探究成都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诊断和评估不同阶段城镇化过程的生态环境效应与协调度。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取得的结论如下:（1）系统阐述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机理与调控机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首先,城镇化进程必然引起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是因为城市的经济增长、空间扩张、人口涌入,势必导致水土资源和能源需求大增、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改变、植被生态条件破坏,给生态环境带来各种胁迫与影响。其次,生态环境的改变也必将引起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这种变化同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似。生态环境通过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约束城市规模、影响城镇布局、限制产业结构、左右城镇化发展速度,实现对城镇化各个环节的反馈和反作用。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要通过制度化、政策化、机制化的结构性安排,实现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正、负反馈机制平衡。（2）全面揭示了成都建都以来城市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不同时期生态环境响应特征。从总体演化过程来看,成都的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过程大致经历了低水平协调发展、畸形发展、相对协调发展、不协调发展和向协调发展动态转变等五个阶段。传统农业经济时代和近代工业化（城镇化）初期,受生产方式和城市规模的限制,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低水平协调发展状态。民国时期,连年的战事使得城市发展衰退严重,生态环境饱受摧残,这是一个畸形发展的时期。建国初期,稳定局势使得国民经济与城镇化建设很快恢复,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处于相对协调状态。不过,随着意识形态主导一切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打破这种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背道而驰且渐行渐远。90年代以后,城镇化进程加速,但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两者逐步由不协调向协调发展转变。（3）比较分析了以城镇化率、人均GDP和市辖区建成区面积为主导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化规律。将表征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水平的3个指标与IAQI和能源消费总量等8个代表环境质量和能源消耗水平的指标进行回归拟合。研究发现,不同的生态环境指标在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角度下呈现的演化曲线特征也不同。研究期间,成都的环境空气质量（IAQI）和水环境质量（NH3-N）并没有因为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而表现出明显改善或恶化趋势,但SO2浓度出现了改善拐点并呈现下降的趋势;NO2浓度则随城镇化的发展而呈现上升趋势,PM10浓度表现的较为波动。在能源资源方面,水资源消耗量指标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变化特征,耕地面积指标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呈U型关系,能源消耗总量则随城镇化的发展而增加。（4）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阐述了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双向响应作用关系。将环境空气质量指数（IAQI）和主要出境断面氨氮（NH3-N）平均浓度与人均GDP、城镇化率和市辖区建成区面积进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但城镇化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明显强于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反作用。就影响程度而言,经济城镇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其中对水环境质量的正向影响最为显着;环境质量对城镇化的负向反馈作用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空气质量对城镇化发展的负向反馈作用比水环境显着。（5）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资源约束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通过建立能源消费总量、总用水量和土地面积（耕地面积与建成区面积之和）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率的函数关系,评估其对经济发展与城镇人口增加的“尾效”作用。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在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会因为其自身的稀缺性而制约城镇化发展。由于能源、土地和水资源的消耗,成都市的经济增速每年要降低1.66个百分点,而城镇化率每年要下降0.24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约束作用最显着。（6）动态评价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作用过程,并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环境质量状况的时空格局变化特征。选取了16个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组合赋权法确定了16个表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及其指标权重,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水平评价体系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结果显示,2001-2015年来成都市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由不协调逐步向协调状态转变。从时序上看,不协调期主要集中在2006年以前,2007年以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开始转入协调并朝着协调方向发展。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状况的空间差异特征进一步反映了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态环境压力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中部地区,而城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沿山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较好。（7）详细阐述了成都市实现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机制与路径。通过建立产业调控、规划调控、社会文化调控与政策调控等机制,以构建绿色产业体系为契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优化产业布局,从结构上推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以“多规合一”和“三条红线”为原则合理布局城乡空间,选择适度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规模,从制度上保障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将城市历史文脉传承与生态文明理念相融合,培育社会主流价值观,从精神上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朱俊杰^[7]（2019）在《全域城市化背景下萧山区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6年底,在萧山区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萧山区委、区政府抢抓“后峰会、前亚运”的历史机遇期,提出了全域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在全域城市化的背景下,萧山区的城中村改造已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全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中村改造模式为研究对象,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城市政体理论等理论基础,通过文献法、案例法、实地调研法和访谈法等方法开展调查研究。首先是研究全域城市化与城中村改造模式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全域城市化与城中村改造模式的目标分析及特征分析,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其次是研究萧山区既有的城中村改造模式对全域城市化存在的影响,结合萧山区多年城中村改造的实例,主要通过分析萧山区既有的三种城中村改造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国有平台推动模式、村级自主模式,对全域城市化产生的制约,结合实际案例总结出每种模式的优缺点及其对全域城市化的影响;最后是研究要实现萧山区的全域城市化,该如何提升萧山区既有的城中村改造模式,探索出了一种“政府统筹、开发商主导、村集体参与”的城中村改造新模式。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裴新伟^[8]（2019）在《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农民阶层分化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性社会运动,是全面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农民阶层分化的深入,民众的生活水平整体提升、思想观念深入转变、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获致性因素在个人实现阶层转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征仍然比较明显,加之个体所处的阶级阶层不同、认知能力不同,在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利益得失和对现象的判断能力也不相同,势必会出现某些难以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阻碍着新时代的农民阶层分化。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并制定应对措施,以此推进农民阶层分化和全面现代化进程。梳理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的新变化,发现其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促成性因素、限制性因素和相机性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对农民阶层分化的作用也不相同。伴随城市化的发展,这些因素的发展趋势主要有:农业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进行、非公有经济快速发展与城乡结构继续变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持续发生变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控制性功能渐弱和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继续提高等。以农民阶层分化影响因素的发展趋势为重点,参考国外经验,研究发现农民阶层分化的宏观趋势是:分化的力度将继续加大、分化的速度将先降、再增、后稳定,分化的区域不平衡性将持续得以缓解,城市群仍是人口的主要流入地等。中观趋势是:农业劳动者继续减少与现代农业经营者持续增加、农民工规模达到顶峰与内部结构深刻变革、乡村民营经济就业人员的规模会略有缩减,以及乡村知识分子与社会管理者将持续向城市转移等。微观趋势是:在2030年左右,农业劳动者将减少至5800万人左右,乡村个体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下降约0.84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将增长至约1.4亿人,乡村社会管理者与知识分子规模将随着人口向城市流入而逐渐减少,分别减少至680万人和425万人左右,现代农业经营者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达到约10%,乡村的儿童与老年人在乡村人口中的占比将上升至26%,以及非进城外出农民工总量仍在3300万人左右等。新时代,农民阶层分化中的各种问题依然存在,并可能诱发各种矛盾。这些问题或矛盾在经济发展和农民阶层分化中产生,仍要在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和农民阶层分化中解决。因此,需要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和产业转型升级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入口,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加快发展农村各类教育以巩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乡村基础,以及通过深化现行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促进农民阶层分化深入发展,推进全面现代化进程。

施益军^[9]（2018）在《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方针,可以说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新常态背景下国家转型发展的战略要求和实现途径。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城镇化协调发展这一问题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从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的现状看,我国地域广大,区域差异显着,城镇化水平也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超前和滞后型地区并存。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是对各城镇现阶段综合发展过程中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的总体评价,通过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区域内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一方面可以可以全面的认识我国当前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真实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揭示当前阶段各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和演化特征,从而为促进我国城镇化健康协调有序的发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对策。因而,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科学有效的城镇化协调水平研究方法的构建对制定未来城镇化战略有着基础性作用,同时也是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研究基础的夯实和拓展。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提出我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对本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对本文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做了梳理和总结,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发展的基础研究、城镇化发展实证及评价研究和城镇化空间效应的研究三个方面总结和梳理了目前关于城镇化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尺度,同时从发展历程、发展特征及发展问题三个方面介绍了我国目前城镇化发展现状;构建了基于城镇化发展质量与发展规模评估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模型（QS模型）,探讨了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模型和动态分析模型（DCLM）。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空间权重,构建以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差异模型为主的空间效应分析模型,并基于此进一步构建了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模型和驱动力分析模型。第三部分（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基于构建的理论模型对全国286个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发展规模、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样本城镇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指数、偏离度指数和向好速率指数。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对全国286个样本城镇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进行分析,通过空间差异性分析对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实际变化进行了分析。此基础上,通过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化驱动机制分析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探讨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化的驱动力。第四部分（包括第七章）:总结本文研究主要结论,提出我国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关启示和建议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并根据本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下一步研究推进和深化做出展望。本文通过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全国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发展规模整体较为稳定,变化幅度较小,但地域间差异大,由东向西依次递减;（2）全国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质量水平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区间,但个别年份受到具体政策因素和宏观环境影响存在波动,不同区域间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差异大,由东向西依次递减;（3）全国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维持在稳定区间内,整体上下浮动较小,并且整体协调水平在逐步提升,但区域间协调水平差异仍较大,由东向西依次递减;（4）从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动态分布来看,城镇化进程中“重规模轻质量”的发展方式有所改变,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改善明显,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在不断提高;（5）全国各样本城镇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显着的空间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和地区辐射效应;（6）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差异变化较小,收敛趋势和发散趋势均不明显;（7）全国各样本城镇的城镇化发展协调水平整体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演化的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在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的演变中,内源力是首要影响因子,其次是行政力水平和投资力水平的影响较大,市场力和外向力影响次之。

周银坤^[10]（2018）在《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一是,伴随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作为其对立面的“统筹城乡发展”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在向前积极推进;但是,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是漫长的。尤其是,当这个过程涉及社会利益改革及调整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展就尤其缓慢;在现实中,“城乡差距”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关系又很复杂。二是,正是因为看到了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中央政府正在从顶层设计、国家战略、政策供给等层面,推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路径。同时,理论界也在讨论社会改革中的“利益让渡”等问题。从这两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出发,本文着力提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理论命题,试图以规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与解释当下中国“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深入与透彻的;但是,从“利益让渡”与“社会利益让渡”的角度来研究城乡关系的文献,还显不足。因此,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命题。另一方面,从政府政策实践的角度看,“城市利益让渡”的相关政策及实践,也没有充分地展开,因此,它是一个新的实践任务。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就在于:提出并论证“城市利益让渡”的命题。这一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以江苏为观察样本,以计量方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第二,以“社会排斥”为理论视角,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与症结何在。第三,用三章的内容,从理论资源、现实场域、资源与条件、意愿与能力、动力与阻力等方面进行这一命题的理论建构。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章:以江苏为观察样本,计量分析“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建构奠定现实基础。本章认为,城乡差距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一是,江苏省城乡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差距及其他方面的差距;二是,对江苏省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开展系统的描述性分析,意在揭示江苏省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样态和现实图景。对此,本章主要研究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江苏省的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发展的整体差异入手,考察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样态;（2）对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的现实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实证考察;（3）从理论上揭示江苏省城乡发展差距对于全国的代表性与样本性。第二章:题名为:城乡发展差距的症结:排斥性制度。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应用“社会排斥”这一比较新颖的理论来探讨中国城乡发展差距的原因。从学术文献的角度看,关于城乡发展差距原因探讨的文章很多,但是,从社会排斥这一角度展开分析的文献几乎没有。因此,本章选择这一理论框架进行研究,也是为“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的论证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本章试图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阐述“社会排斥”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对于分析城乡发展差距的意义;二是,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造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设计;三是,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剖析城乡发展差距的制度现状;四是,分析了现实中城乡关系中资源配置非均衡性的表现及种类。第三章:题名为:“通过‘城市利益让渡’再造城乡关系”。因此,从这一章开始的连续三章,都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即对“城市利益让渡”进行学理论证。而第三章是把本文的主题点明了,也试图把“利益让渡”与“城乡关系”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对接”起来。在第三章中,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从学理上寻求“城市利益让渡”的理论资源,这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资源,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还包括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资源。二是,探讨当下中国城乡关系再造的现实场域及其复杂性,即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在解构着城乡二元结构。三是,对“城市利益让渡”这一命题进行理论建构与论证。第四章:主要是探讨“城市利益让渡”的具体问题,即模式、资源与能力等等。主要想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总结了当下中国社会实践中具有“城市利益让渡”性质的三种模式,即“资源三下乡”、南京“为民服务专项基金”与项目制。二是,探讨了城市利益让渡中的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以及各种具体的资源类型。三是,从主观性与客观性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利益让渡的主观性意愿与客观能力等相关问题。第五章:题名为“‘城市利益让渡’的动力与阻力”。在这一章中,没有采用对策建议或政策建议类题名,是因为,本文认为“城市利益让渡”作为一个命题需要论证与建构,它需要学术、社会与政府的认同与认可,换言之,它离对策建议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不妨我们先来探析它的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这一章,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其动力因素,是从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内在动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外在拉力,推动城市利益让渡的政治压力三个方面展开的;而阻力因素,是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城市政府利益权衡的理性化与乡村承接能力的有限性四个方面展开的。

二、关于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城市化进程中的养老模式研究 ——基于四个典型城市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全域城市化背景下萧山区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体育产业与城市化耦合发展机理及其效应研究[D]. 任波.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2]东北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研究[D]. 胡宁. 吉林大学, 2020(08)
• [3]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效应研究[D]. 季红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5]城市化进程中的养老模式研究 ——基于四个典型城市的实证分析[D]. 尹越. 华北理工大学, 2020(02)
• [6]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D]. 肖况.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7]全域城市化背景下萧山区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D]. 朱俊杰. 南昌大学, 2019(02)
• [8]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 ——新时代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研究[D]. 裴新伟. 南开大学, 2019(04)
• [9]中国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D]. 施益军. 南京大学, 2018(06)
• [10]基于城乡发展差距的“城市利益让渡”研究[D]. 周银坤.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