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霞[1]（2021）在《安徽省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中指出目的 情绪和行为问题是儿童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学龄前期趋于稳定,早期识别和干预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需要综合全面的了解相关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通过在安徽省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中开展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现况调查,探索人口学特征、留守状态、视屏时间水平、睡眠问题、饮食行为问题、自闭倾向、心理弹性、带养人焦虑及家庭功能状况对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为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早期预防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26所农村幼儿园的3636名学龄前儿童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根据带养人的文化水平采用自填或面对面访谈形式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情况、留守状态、视屏时间水平、睡眠问题、饮食行为问题、自闭倾向、心理弹性、带养人焦虑及家庭功能状况等。采用SPSS 2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3636名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55.67%）,各维度的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同伴交往问题（38.94%）、多动/注意不能（16.45%）、品行问题（13.64%）、亲社会行为问题的检出率为（13.59%）和情绪症状（11.6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孩、挑食、存在睡眠问题、有自闭倾向、父母管教态度经常不一致、主要教育方式为训斥责骂以及带养人存在焦虑症状是情绪症状的危险因素,母亲年龄≥35岁和家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是情绪症状的保护因素;挑食、存在睡眠问题、存在饮食行为问题、有自闭倾向、主要教育方式为顺其自然以及带养人存在焦虑症状是品行问题的危险因素,心理弹性发展水平一般/良好是品行问题的保护因素;女孩、非独生子女、父亲学历在大专及以上以及心理弹性发展水平一般/良好是多动/注意不能的保护因素,挑食、存在饮食行为问题、有自闭倾向、父母管教态度经常不一致和主要教育方式为训斥责骂是多动/注意不能的危险因素;女孩、年龄增长、非独生子女、母亲学历在初中以上以及心理弹性发展水平一般/良好是同伴交往问题的保护因素,挑食、近1年生病住院、有自闭倾向、主要教育方式为顺其自然、带养人存在轻度焦虑症状和家庭功能障碍是同伴交往问题的危险因素;女孩以及心理弹性发展水平一般/良好是亲社会行为问题的保护因素,目前为留守状态、主要教育方式为顺其自然或训斥责骂和家庭功能重度障碍是亲社会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结论 安徽省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较严重的是同伴交往问题、多动/注意不能和困难总分异常。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受人口学特征、家庭因素、身体和心理健康等多因素综合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健康教育活动亟待开展,通过家庭、幼儿园和政府社会多种措施联合防控,以期可以减少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发生。
罗鑫[2]（2020）在《太原市36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常模的建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动作技能贯穿个体生命的始终,是人能够适应复杂环境变化的重要手段。幼儿阶段,有效发展个体的动作技能水平对幼儿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完整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有效组成部分。在我国,幼儿教育尚未纳入教育体系,幼儿体育教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限,截止目前,关于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评的完整体系仍未建立,相关实践仅见于有限的科研讨论。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可以实时量评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水平,所得到的评价结果可用于幼儿动作技能发展干预的重要依据,推动幼儿体育的科学化发展进程。研究对太原市36岁幼儿动作技能测验常模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幼儿动作技能测评工具领域的进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研究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测试法和数理统计法,随机抽取太原市1260名36岁幼儿作为样本,通过动作技能进行测评、测评量表的科学性检验,以及不同组别差异性分析,建立“太原市36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常模”。相关研究结论如下:1.测评量表的质量检验结果表明:该测评量表的项目难度、区分度适中;不同评分者信度、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均表现为较好;经内部相关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结构效度较好;测评量表的实证效度较好。2.太原市36岁幼儿动作技能水平随年龄增长表现为逐渐递增趋势,其中不同性别分组表现出差异,球类动作技能整体水平男幼儿优于女幼儿,而位移类技能水平方面女幼儿优于男幼儿。3.太原市36岁幼儿在球类技能在年龄分组和性别分组上均表现出差异,而位移技能和整体动作技能只存在年龄分组上的差异。4.太原市36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的原始分数呈正态分布,据差异性检验结果,“位移技能”和“整体动作技能”按年龄分组分别建立标准分常模表、百分等级常模表和五等级常模表;“球类技能”按年龄分组和性别分组分别建立标准分常模表、百分等级常模表和五等级常模表。
努尔妮赛姆·塔什[3]（2020）在《乌鲁木齐市7-12岁艾滋病致孤儿童身心健康与膳食营养状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比较乌鲁木齐市7-12岁艾滋孤儿与同年龄普通孤儿及一般儿童心理健康、智力水平、体格发育及膳食营养状况的差异,探讨艾滋孤儿身心健康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促进艾滋孤儿身心健康水平提出建议。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对乌鲁木齐市7-12岁309名儿童进行调查。将研究对象分为三组:艾滋孤儿组（98例）,普通孤儿组（66例）,一般儿童组（145例）。采用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MHRSP）、瑞文标准推理测验（SPM）、24小时膳食回顾法和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对309名艾滋孤儿、普通孤儿及一般儿童进行问卷调查。测量儿童身高、体重、坐高、腰围、胸围及上臂皮褶厚度等指标并计算体质指数分析儿童体格发育状况。调查问卷收回后,核对录入。采用Excel2010建立数据库,用SPSS21.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心理健康状况及智力水平:（1）三组儿童心理健康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在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普通孤儿组各维度得分及总分高于一般儿童组及艾滋孤儿组。（2）品德缺陷、不良习惯、行为障碍及总分偏离检出率在三组间差异显着（P<0.05）,学习障碍、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偏离检出率在三组间差异不显着（P>0.05）,艾滋孤儿组及普通孤儿组心理健康总分偏离检出率（3.1%、7.6%）均高于一般儿童组（0.7%）。（3）艾滋孤儿组瑞文推理测验各项得分及总分均显着低于一般儿童组和普通孤儿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艾滋孤儿性格较一般儿童及普通孤儿内向,普通孤儿同伴关系较一般儿童及艾滋孤儿差。（5）将艾滋孤儿瑞文推理测验各项得分及总分与学习成绩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在0.05水平（双侧）上,D（系列关系）项与学习成绩不合格（<60分）相关性显着,呈负相关;在0.05水平（双侧）上,D（系列关系）项、E（抽象推理）项得分及总分与学习成绩优秀（90-100分）相关性显着,均呈正相关。（6）经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结构和学习成绩为艾滋孤儿心理健康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经线性回归分析,监护人文化程度为艾滋孤儿智力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2.体格发育状况:（1）乌鲁木齐市7-12岁艾滋孤儿、普通孤儿、一般儿童身高、体重、坐高、腰围、胸围均值总趋势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各年龄组男生均值均大于女生,符合生长发育一般规律,上臂皮褶厚度均值不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2）BMI分类分布情况:10岁年龄组在三组间差异显着（P<0.05）,艾滋孤儿组消瘦占比大于一般儿童组和普通孤儿组,而其余年龄组在三组间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3.膳食营养状况:（1）能量及营养素摄入量:能量、蛋白质、脂肪、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E、维生素C、维生素D、烟酸、叶酸、钙、铁、锌、铜的日均摄入量在三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碳水化合物、碘的日均摄入量在三组间未见显着差异（P>0.05）。（2）各类食物日均摄入量:蔬菜、水果、奶、油及盐类的日均摄入量在三组间存在差异（P<0.05）,而粮谷类、畜肉、蛋、水产类的日均摄入量在三组间无显着差异（P>0.05）。（3）主要食物摄入量评价:艾滋孤儿蔬菜、水果、蛋、奶类的摄入量达标率较低,而油及盐类的摄入量都超标。结论:（1）乌鲁木齐市7-12岁艾滋孤儿的心理健康和智力水平均较低、心理健康偏离检出率为3.1%,艾滋孤儿性格较一般儿童及普通孤儿内向、同伴关系差。家庭结构、学习成绩及监护人文化程度是心理健康及智力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2）乌鲁木齐市7-12岁艾滋孤儿体格发育水平低于一般儿童和普通孤儿。（3）乌鲁木齐市7-12岁艾滋孤儿能量、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量均不同程度缺乏,膳食摄入主要以粮谷类为主,蔬菜、水果、蛋、水产类的摄入量低于推荐的日均摄入量,蔬菜、水果、蛋、奶的摄入量达标率均低,而油类、盐类的摄入量超标。
黄芳[4]（2018）在《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亲子沟通质量的中介作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考察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情绪间的关系,以及亲子沟通质量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留守儿童一般资料问卷、张文新修订的Olweus受欺负量表、王凯等修订的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表、苏林雁等人修订的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池丽萍编制的亲子沟通质量量表对湖南省六所农村中学的初中生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1240份,回收有效问卷1124份,有效率为90.65%,其中留守初中生769人。结果:（1）农村留守初中生约50%的人在近3个月内遭受了同伴欺负,其中初一年级受欺负人数最多（51.94%）。（2）留守与非留守初中生在同伴欺负、焦虑、抑郁及亲子沟通质量得分上差异不显着。（3）农村留守初中生焦虑、抑郁情绪的检出率分别为35.89%、30.30%。其中焦虑得分在性别、父母外出类型、沟通满意度上差异显着,抑郁得分在与父母的沟通满意度及频率上差异显着。（4）农村留守初中生焦虑、抑郁与同伴欺负存在显着正相关,与亲子沟通质量显着负相关;同伴欺负总分与亲子沟通质量总分显着负相关。（5）同伴欺负能正向预测留守初中生焦虑、抑郁情绪;亲子沟通质量负向预测焦虑、抑郁情绪。亲子沟通质量中父子沟通问题指向在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结论:（1）农村留守初中生遭受欺负情况普遍,其中低年级更容易受欺负。（2）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初中生在同伴欺负、焦虑抑郁及亲子沟通质量的表现上差异不明显。（3）农村留守初中生中,母亲外出、亲子沟通不满意、亲子沟通少的学生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问题。（4）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存在密切关系,农村留守初中生受同伴欺负越严重,越容易产生焦虑、抑郁;亲子沟通质量与焦虑、抑郁联系密切,亲子沟通质量越差,孩子越容易出现焦虑、抑郁问题。（5）父子沟通问题指向在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情绪之间有中介效应作用。同伴欺负可通过父子沟通问题指向来影响农村留守初中生的焦虑、抑郁情绪,提高亲子间的沟通质量,有助于缓解农村留守初中生焦虑抑郁心理、培养乐观的健康心理。
古常基[5]（2017）在《小于32周极低出生体重儿足月时脑内代谢物水平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的临床研究》文中指出目的:通过磁共振波谱成像技术检测早产儿足月时的脑内代谢物水平,探讨:（1）脑内代谢物能否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状况;（2）有多少种脑内代谢物能够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状况;（3）哪一种脑内代谢物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状况的能力最好;（4）哪一区域的脑内代谢物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状况的能力最好;（5）能够预测的最佳时间点。方法:1.对入组的早产儿在纠正足月时行MRI平扫和MRS扫描。2.对入组的早产儿在纠正6月和纠正1岁时行AIMS评估和GESELL评估。结果:1.一般资料中的分类变量（性别、胎数、未足月胎膜早破、出生前激素使用、迟发败血症、脑室内出血、脑室周围白质软化、母亲职业情况、母亲教育情况、动脉导管未闭、产后类固醇使用、脑干诱发电位、试管婴儿、窒息程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高胆红素血症、宫内感染、妊高症、难产、先兆流产）分别与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脑室周围白质软化与纠正6月AIMS得分呈负相关（P<0.05）,即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程度越高,纠正6月AIMS得分越低;脑室周围白质软化与纠正1岁发育商呈负相关（P<0.05）,即脑室周围白质软化程度越高,纠正1岁发育商越低;窒息程度与纠正1岁AIMS得分、纠正1岁发育商呈负相关（P<0.05）,即窒息程度越严重,纠正1岁AIMS得分、纠正1岁发育商越低;窒息程度与纠正6月社交行为呈负相关（P<0.05）,即窒息程度越严重,纠正6月社交行为得分越低。窒息程度与纠正1岁大动作、纠正1岁社交行为呈负相关（P<0.05）,即窒息程度越严重,纠正1岁大动作、纠正1岁社交行为得分越低。2.一般资料中的连续变量（孕周、出生体重、1分钟Apgar评分、5分钟Apgar评分、辅助通气天数、需要氧疗天数、住院天数、出生头围、出生身长）分别与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辅助通气天数与纠正1岁AIMS得分呈负相关（P<0.05）,即辅助通气天数越多,纠正1岁AIMS得分越低;孕周与纠正6月大动作呈正相关（P<0.05）,即孕周越大,纠正6月大动作得分越高;孕周与纠正1岁适应性呈正相关（P<0.05）,即孕周越大,纠正1岁适应性得分越高。3.一般资料中的分类变量（出生体重、窒息程度、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高胆红素血症、颅内出血、宫内感染、妊高症、难产、先兆流产）与结局变量（脑瘫）进行单因素卡方分析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额叶代谢物（NAA、Cho、Cr、MI、Lac、NAA/Cr、Cho/Cr、MI/Cr、Lac/Cr）分别与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基底节代谢物（NAA、Cho、Cr、MI、Lac、NAA/Cr、Cho/Cr、MI/Cr、Lac/Cr）分别与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基底节MI浓度与纠正1岁发育商呈负相关（P<0.05）,即基底节MI浓度越高,纠正1岁发育商越低;基底节MI浓度与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社交行为呈负相关（P<0.05）,即基底节MI浓度越高,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社交行为得分越低;基底节Cho/Cr比值与纠正1岁精细动作呈负相关（P<0.05）,即基底节Cho/Cr比值越大,纠正1岁精细动作得分越低;基底节MI/Cr比值与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语言、社交行为呈负相关（P<0.05）,即基底节MI/Cr比值越大,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语言、社交行为得分越低。6.海马区代谢物（NAA、Cho、Cr、MI、Lac、NAA/Cr、Cho/Cr、MI/Cr、Lac/Cr）分别与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海马区Lac/Cr比值与纠正6月发育商呈负相关（P<0.05）,即海马区Lac/Cr比值越高,纠正6月发育商越低;海马区NAA/Cr比值与纠正6月大动作呈正相关（P<0.05）,即海马区NAA/Cr比值越高,纠正6月大动作得分越高;海马区MI浓度与纠正1岁适应性呈负相关（P<0.05）,即海马区MI浓度越高,纠正1岁适应性得分越低。7.脑室周围代谢物（NAA、Cho、Cr、MI、Lac、NAA/Cr、Cho/Cr、MI/Cr、Lac/Cr）分别与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脑室周围Lac浓度与纠正1岁发育商呈负相关（P<0.05）,即脑室周围Lac浓度越高,纠正1岁发育商越低;脑室周围Lac/Cr比值与纠正1岁AIMS得分、纠正1岁发育商呈负相关（P<0.05）,即脑室周围Lac/Cr比值越高,纠正1岁AIMS得分、纠正1岁发育商越低;脑室周围Lac浓度与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呈负相关（P<0.05）,即脑室周围Lac浓度越高,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得分越低;脑室周围MI/Cr比值与纠正1岁大动作呈负相关（P<0.05）,即脑室周围MI/Cr比值越大,纠正1岁大动作得分越低;脑室周围Lac/Cr比值与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呈负相关（P<0.05）,即脑室周围Lac/Cr比值越大,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得分越低。8.小脑代谢物（NAA、Cho、Cr、MI、Lac、NAA/Cr、Cho/Cr、MI/Cr、Lac/Cr）分别与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小脑Lac浓度与纠正1岁发育商呈负相关（P<0.05）,即小脑Lac浓度越高,纠正1岁发育商越低;小脑Lac/Cr比值与纠正1岁发育商呈负相关（P<0.05）,即小脑Lac/Cr比值越高,纠正1岁发育商越低;小脑Lac/Cr比值与纠正1岁大动作呈负相关（P<0.05）,即小脑Lac/Cr比值越高,纠正1岁大动作得分越低。9.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单因素（一般资料、各感兴趣区脑内代谢物）与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后,将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结局变量（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早产儿纠正6月发育商、精细动作的影响因素是海马区Lac/Cr比值;早产儿纠正1岁AIMS得分的影响因素是窒息程度和辅助通气天数;早产儿纠正1岁发育商的影响因素是基底节MI/Cr比值、脑室周围Lac浓度、脑室周围白质软化、小脑Lac/cr比值;早产儿纠正1岁大动作、精细动作、适应性、语言、社交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基底节MI浓度、基底节MI/Cr比值、基底节MI/Cr比值、基底节MI/Cr比值、基底节MI/Cr比值。结论:1.早产儿足月时脑内代谢物水平有助于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状况。2.脑内代谢物MI浓度、Lac浓度、NAA/Cr比值、Cho/Cr比值、MI/Cr比值、Lac/Cr比值有助于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状况。3.脑内代谢物MI/Cr比值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状况的能力最好。4.在5个感兴趣区（额叶、基底节、海马、脑室周围、小脑）中,基底节预测神经系统发育状况的能力最好。5.纠正6月和纠正1岁相比较,能够预测的最佳时间点可能为纠正1岁。
常佳[6]（2017）在《哮喘儿童气质类型及行为问题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本课题旨在研究3-7岁学龄前哮喘儿童的气质类型及行为问题,提供该类人群的基础数据,并且通过评估该年龄段哮喘儿童气质类型与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全面的了解哮喘儿童,为减轻儿童哮喘发作及减少行为问题发生提供干预和治疗的依据。方法:用“3-7岁儿童气质量表”（CPTS）和“Conners儿童行为问卷父母用量表”（PSQ）分别对78名3-7岁确诊为支气管哮喘的儿童和75名正常儿童进行问卷调查,评估出两组儿童气质分布以及出现行为问题的情况,并对两组儿童气质类型及行为问题进行相应比较分析。结果:1、哮喘组儿童与对照组比较,气质维度中活动水平、适应性、注意分散度得分较高,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气质分布方面,哮喘组与对照组相比,平易型所占比例少,麻烦型和中间偏烦型所占的比例偏高,差异有显着性（X2=6.833,P<0.05）。2、哮喘组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显着性（X2=4.635,P=0.031）。哮喘组儿童与对照组比较,品行问题、身心问题、多动指数方面的得分偏高,差异具有显着性（P<0.05）,其中多动指数方面差异最为显着（P<0.01）。3、哮喘组儿童在学习问题方面男女比较差异有显着性（P<0.05）。对照组男女儿童在6种行为问题方面的比较差异无显着性（P>0.05）。4、哮喘组儿童中,有行为问题的儿童较无行为问题的儿童在气质类型分布上比较有差异（X2=11.076,P<0.05）,平易型所占的比例较低,中间偏烦型所占的比例较高。对照组儿童中,有行为问题的儿童较无行为问题的儿童在气质分布上比较差异无显着性（P>0.05）。结论:哮喘儿童有其特定的气质及行为特征方面的表现,需要我们去了解并关注他们,并通过采取及时有效的心理、家庭、社会等方面干预措施,协调儿童气质发展,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从而全面提高哮喘儿童的健康水平。
赵怡[7]（2013）在《婴儿多元智力发展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早教在我国的兴起,越来越有燎原之势,而早期教育工作的重点、目的和成果却鲜有标准来判定,造成早教机构鱼龙混杂,教育成果很难被判定,许多家长甚至是教育者都很难具体阐述早教活动的目的和意义。说明我国的早教机构的教育工作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教育的方向,虽然早期教育遍地开花,但如果没有教育的要求来束缚,很容易对婴儿造成教育的无用功,根本达不到早期教育的目的。本研究建立在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用来测评婴儿发展情况的多元智力问卷。这既为早教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更是为所有的针对0-3婴儿的早教工作,无论是社会上早教机构的教育还是家庭中的教育,都提供了一个标准,为有针对性的教育提供标准和依据。该问卷能使教育者了解婴儿的智力情况,从而分辨出婴儿较为发展的好的智力,并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又能及时发现婴儿发展的薄弱的智力,不断查漏补缺,促进婴儿智力的全面发展。本研究编制了《0-3岁婴儿多元智力发展问卷》,首先通过观察访谈研究,借用行为描述法对我省0-3岁婴儿的多元智力行为特征表现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以及对教师与家长对婴儿行为的描述,分析综合得出《0-3岁婴儿多元智力问卷》预测问卷。在对预试问卷专家评定、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得出了《0-3岁婴儿多元智力问卷》正式问卷。作为一份养育者进行回答的问卷,问卷的设计本着通俗、简单、易懂的原则,共涉及八个维度,140道题目。编制过程中施测321人,其中选择38人做重测信度的检验。与问卷编制及检验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是通过spss v13.0软件进行的。本研究得出以下结果：1.完成《0-3岁婴儿多元智力发展问卷》的正式编制,以多元智力的前八种智力为八个维度,分为19个年龄段,共140个题目。在运用统计分析的检验下,得到的信度和效度满足投入使用的要求,基本可以用作对婴儿的多元智力发展情况的测量。2.在总体上,婴儿的多元智力在自身的性别、独生非独生方面存在着显着差异,女童的得分在大部分维度上比男童的得分高,如言语、音乐、交往和自省等智力维度；但在其余维度上,男童的得分比女童高,如身体、自然和逻辑智力。独生子女得分比非独生子女高。年龄差异不显着。3.婴儿在多元智力的发展在家长的学历、地区因素影响下,存在着显着差异。父母亲的文化程度高,在婴儿多元智力方面表现为婴儿多元智力发展的越好,但文化程度过高可能会影响婴儿智力发育。城市的婴儿比县区的婴儿的多元智力在各个维度上都发展的好。
甘丽英[8]（2013）在《中国军人抑郁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横断面研究》文中提出研究目的抑郁流行病学研究是精神卫生流行病学单病种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估计，因精神障碍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20%左右，而抑郁症在疾病负担谱中占第二位，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抑郁症的终身发病率约为5.2%16.2%，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抑郁的流行病学和危险因素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医学心理研究的热点。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隔十年就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精神疾病普查。近年来，抑郁流行病学研究除了关注抑郁症患者，对象进一步扩展到了健康人群。目前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调查对象趋于同质，从最初的全民普查到逐渐开始针对不同年龄、职业、文化背景群体进行研究，根据群体的整体情况针对性的调研和制定相关策略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其次诊断和分类体系日趋成熟，对抑郁的类型如抑郁情绪、抑郁症、阈下抑郁有了进一步的区分，从ICD-10、DSM-IV或CCMD-3来看对抑郁症均有严格的症状及病程描述。最后是调查工具更加完善，通过抑郁调查量表、精神障碍定式访谈结合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将得到更为准确的数据。抑郁流行病学研究不仅促进了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还推动了临床研究的深化，为抑郁的诊断、发病机制以及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军人是一个庞大的特殊职业群体。目前还没有全军范围的大样本抑郁流行病学研究，仅有一些零星的调查。在一些区域性或针对特殊作业环境军人抑郁的调查报道中发现中国军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在25.2%51.56%之间，存在较高的抑郁流行率。要深入探讨军人抑郁症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治，预防及预后等规律就必须对军人进行抑郁流行病学的群体特性研究。同时，军营存在军事环境高危险、高复杂、高恶劣；军事训练高强度；军事管理高封闭等特性，使得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性相对于普通人群增大并具有职业差异性。通过对军人抑郁流行病学特征及危险因素研究，便于在军队中制定相应的抑郁防治措施，改善和减少抑郁，减少自然减员并增强战斗力。本研究采用国际通用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和军人抑郁危险因素量表对全国范围内的陆、海、空、武警四个军兵种军人进行大规模的抑郁流行病学及危险因素调查，旨在初步掌握抑郁在军队中的发生率、分布特征及其危险因素，为军人抑郁的干预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军事实践意义。对象与方法本研究在全军陆、海、空、武警四个军兵种整群抽取1.14万人进行问卷调查，获有效样本10505例。取样覆盖了21省（区、直辖市）的32个城市，其中包括北京、上海、重庆3个直辖市，广州、成都、西安、拉萨等12个省会城市，安阳、徐州、奉化、邯郸等17个非省会城市。根据各部队组成比例按照战士：士官：军官为4.5：4.5：1的比例，男女比例为100：1的比例进行分配。在全体受试者中，陆军7634名，占72.7%；海军1443名，占13.7%；空军943名，占9%；武警485名，占4.6%。男性10397人，占99%；女性108人，占1%，年龄1457岁，平均22.38±3.95岁。初中学历2160名，占20.6%；高中学历5772名，占54.9%；本科学历2498名，占23.8%；博士、硕士研究生75名，占0.7%。采用问卷调查法、SPSS数据分析法、AMOS路径分析法，对我国军人抑郁流行率、抑郁整体水平及危险因素进行了调研。本研究分为5个部分，第1部分为文献回顾，分析国内外、外军及我军抑郁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抑郁危险因素的研究现状。24部分主要由4个研究组成，研究1进行了我国军人抑郁流行率及其特征调查，研究2分析了我国军人抑郁整体水平；研究3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研究4建立了军人生活事件与社会支持对抑郁的影响及路径分析。结果1.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为18.1%（95%CI=17.4-18.8），相对于中国常模CES-D得分≥16分者占33.3%来说，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较低。其中轻度抑郁发生率为8.6%（95%CI=8.0-9.2）；中度抑郁发生率为4.4%（95%CI=4.0-4.8）；重度抑郁发生率为5.1%（95%CI=4.7-5.5）。2.中国男性军人抑郁发生率显着高于女性军人（18.2%vs10.2%，χ2=6.034，P<0.05）；不同军种抑郁的发生率从高至低分别为，陆军、海军、空军、武警，军种之间差异显着（19.9%vs17.0%vs11.2%vs6.7%，χ2=88.673，P <0.05）；不同职级抑郁的发生率差异显着从高至低分别为士官、战士、军官（19.3%vs17.5%vs15.4%，P<0.05）；大学学历军人抑郁发生率低于初、高中及硕士以上学历军人，后三者无显着差异（16.2%vs19.8%、18.2%、18.7%，P <0.05）。3.从经济区域来看，西部边远地区军人抑郁发生率为23.9%显着高于中部内陆地区14.7%和东部沿海地区1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51.524，P<0.001）。从行政区域来看，军人抑郁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西北地区25.2%、西南地区22.7%、中南地区19.6%、东北地区12.4%、华北地区11.5%、华东地区9.8%，差异显着（χ2=215.232，P<0.001）。4.不同军龄军人抑郁发生率前三位分别是第11年25.8%、第9年24.8%以及第10年24.2%；不同年龄军人抑郁发生率前三位分别是：28岁27.0%、30岁25.4%以及26岁22.2%。不同军龄、年龄军人的抑郁发生率存在差异，总的构成比例存在显着性差异（χ2=48.892，P <0.001；χ2=46.420，P <0.001）。5.中国军人抑郁发生水平显着低于中国青年常模（10.28±7.63vs12.30±10.39；P＜0.01）。女军人CES-D均分为8.03±7.44，男军人CES-D均分为9.94±7.45两者具有显着差异（t=7.032，P＜0.01）。6.不同军兵种抑郁水平从高至低分别为：陆军10.45±6.50、海军9.76±5.30、空军8.13±6.00、武警5.67±3.9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85.578，P＜0.01）；不同职级抑郁水平：军官8.73±7.52优于士官10.43±7.61和战士9.74±7.2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6.826，P＜0.01），士官和战士无差异。不同文化程度上：初中10.54±7.30，高中10.03±7.38高于大学9.18±7.64和硕士以上9.02±8.35，差异显着（F=13.986，P＜0.01）。7.不同经济区域抑郁水平比较：西部边远地区抑郁水平11.49±7.78高于东部沿海地区8.84±7.20和中部内陆地区9.11±6.89，差异性显着（F=13.986，P＜0.01），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明显差异；不同行政区域抑郁水平比较：西南地区11.38±7.74和西北地区11.34±7.89最高，其次是中南地区10.50±7.38，再次是东北地区8.43±6.74和华北地区8.25±6.19，抑郁水平较低的为华东地区7.50±6.75，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F=89.431，P＜0.01）。8.不同军龄军人抑郁发生水平前三位分别是：第11年12.04±9.17、第10年11.9±8.50以及第12年11.34±9.03；不同年龄军人抑郁发生水平前三位分别：28岁12.21±8.87、30岁11.82±9.55以及29岁11.33±7.70。不同军龄、年龄军人的抑郁水平存在显着性差异（F=9.530，P<0.01；F=5.098，P<0.01）。9.我国军人抑郁发生首要危险因素为环境因素（生活事件）OR=5.75和遗传因素OR=3.57；其次为吸烟OR=1.41、饮酒OR=1.40、运动不足OR=2.98这三种不良行为习惯；长期服用药物OR=2.84及患有慢性疾病OR=3.22也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我军特殊作业环境：如导弹部队作业OR=2.48、炮兵部队作业OR=1.64、坦克部队作业OR=1.38、雷达部队作业OR=1.27、电子对抗与通信作业OR=2.11、防化部队作业OR=1.12；特殊自然环境如：热区环境OR=2.07、寒冷环境OR=1.82、高原低氧环境OR=2.19、坑道环境OR=1.64；训练伤OR=3.53均为我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10.中国军人抑郁水平与军人生活事件（如：未来就业压力大、工作或学习任务重、别人对我不信任、失恋、本人患病或受伤等）呈显着正相关（r=0.382，P<0.01）；与社会支持呈显着负相关（r=-0.379，P<0.01）。11.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路径模型中，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均对抑郁的发生有直接的影响效应，路径系数分别为：0.58，-0.37（χ2/df=4，P＜0.01），模型拟合良好。结论1.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率及整体抑郁水平低于中国普通人群。且有性别、军种、职级、文化程度、经济文化地域、军龄、年龄差异。性别差异中女性军人优于男性军人；军种差异中，从低到高依次为武警、空军、海军、陆军；职级差异中，军官优于战士和士官；文化程度差异中，呈现随学历升高而降低的趋势；在区域差异中，中部沿海地区抑郁水平优于偏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优于经济落后地区；军龄和年龄差异中，存在912的抑郁高发关键军龄段和2630岁的抑郁高发年龄段。2.中国军人抑郁发生首要危险因素为环境因素（生活事件）和遗传因素（直系亲属具有抑郁病史及自杀史）；其次为吸烟、饮酒、运动不足这三种不良行为习惯；长期服用药物及患有慢性疾病也为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因素；我军特殊作业环境（如导弹部队作业、炮兵部队作业、坦克部队作业、雷达部队作业、电子对抗与通信作业、防化部队作业）、特殊自然环境（热区环境、寒冷环境、高原低氧环境、坑道环境）、训练伤均为我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3.军人生活事件（如：未来就业压力大、工作或学习任务重、别人对我不信任、失恋、本人患病或受伤等）使抑郁发生危险增大；社会支持能够调节和缓冲生活事件对抑郁发生的负性影响。
王亚美[9]（2013）在《初中生焦虑原因问卷的初步编制与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初中阶段是个体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初中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初中生焦虑的问题尤为突出。本研究旨在初步编制初中生焦虑原因问卷,并将其应用到初中生焦虑的原因调查中去,形成对初中生焦虑及原因的宏观把握,以期为初中生焦虑的教育和实际干预提供依据。本研究在综合文献分析和两次开放式访谈结果的基础上,归纳出初中生焦虑的主要来源及其原因,经过专家评审和修正,初步编制了初中生焦虑原因的调查问卷,并对问卷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初编的《初中生焦虑原因的调查问卷》包括六个分问卷,共71个项目,分别是：学习分问卷（21个项目）、考试分问卷（13个项目）、形象分问卷（8个项目）、家庭分问卷（10个项目）、人际交往分问卷（9个项目）和恋爱分问卷（10个项目）。经过检验,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较高的同质性信度。采用初编的《初中生焦虑原因的调查问卷》对山东省淄博市和辽宁省大连市的300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如下：从焦虑的六方面来源来看,检出率与得分所呈现的趋势一致。仅有考试焦虑的得分高于3分,检出率高达55.59%,说明超过一半的被试认为考试是其可以确定的焦虑的重要来源。学习焦虑的检出率为36.61%,得分接近3分,说明学习是初中生焦虑的第二大来源。从各因子得分来看,“对考试成绩的态度（3.76>3）”、“家人健康的影响（3.43>3）”和学习分问卷中“外界压力的影响（3.10>3）”,三个因子检出率都超过50%,这三个因子是得到被试普遍认可的引起焦虑的原因。初中生焦虑原因的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年级差异方面。性别在焦虑的六个来源及得到被试普遍认可的3个因子上差异均不显着。初中生焦虑原因的年级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从六个分问卷来看,不同年级的检出人数均差异显着。在学习、考试、形象、恋爱这四个焦虑源上,检出率均呈现出由高到低依次为初三、初一、初二的趋势。而在家庭和人际方面,则都为初一年级检出率最高。（2）在得到被试普遍认可的三个因子上,年级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考试成绩的态度”上,初三年级的得分显着高于初一、初二年级的得分,而初一与初二之间差异不显着。
朱芳[10]（2011）在《0-3岁Griffiths精神发育量表中国常模修订及儿童精神发育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修订Griffiths精神发育量表（0～3岁） ,并建立中国常模。了解婴幼儿精神发育情况，探讨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为采取早期干预措施提供可供参考的科学依据。方法：在全国六大行政区选取样本，共13个抽样省，本研究以省为抽样单位，要求每省36个儿童。测查对象为0～3岁儿童，考虑到本量表2岁以下每个月龄各维度各2个项目，2岁以上每两个月龄各维度各1个项目。2岁以下抽取24个儿童，2岁以上抽取12个儿童，共计468名儿童。样本人群要求男女各半，城市农村各半。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测试员使用1984年版的Griffiths精神发育量表对每个儿童进行单独测试,逐条填写测试记录单。计算各条目在不同年龄段的通过率，根据通过率调整项目位置。同时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收集儿童一般情况，包括基本情况、家庭情况、母亲怀孕情况、儿童情况四部分。并用t检验、方差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智力发展影响因素。结果：本次研究实际收集调查对象473例，将0～3岁分为四个年龄段，0月～12月共计171人，13月～24月共计164人，25月～36月共计72人，37月～48月共计66人。男孩249名，女孩224名。城市儿童298名，农村儿童175名。该样本量基本符合要求，男女比例相当，城乡差距较大。1. Griffiths精神发育量表中国常模修订1.1项目定位分别统计出各分测验中每一个项目在其对应年龄组的通过率，根据通过率调整项目。要求每一个项目在其对应年龄组的通过率在50%左右，各分测验中后面项目的通过率低于前面项目。整个量表调前91个项目，调后12个项目，新加20个项目。1.2难度和鉴别力的确定难度即项目的难易程度，通常以受试者通过每个项目的人数百分比作为指标，其值越大，难度越低；鉴别力，是指测验项目对所测量的心理特征的区分程度，本次研究通过分析项目与总分的相关来估计鉴别力。分析结果显示：修订后各分测验及总量表的平均难度在0.5左右，鉴别力在0.7左右。1.3信度研究本量表分别评价测试者信度、重测信度、内部信度。相关分析显示，测试者之间一致性达到0.95以上；间隔2周后进行重测，计算两次测验得分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总发育商的相关系数为0.92，达显着水平；对六个分测验进行内部信度分析，克朗巴赫系数α=0.80>0.7，说明该量表各个分测验之间的相关性较好。2. 0～3岁儿童精神发育影响因素分析2.1儿童精神发育单因素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儿童智力发育与父母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家庭共有孩子数、生产方式、出生时体重及胎龄、是否发过高烧，婴儿期患病情况、幼儿期患病情况有关。2.2儿童精神发育多因素分析结果使用逐步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母亲文化程度、儿童出生时胎龄、是否有过高烧为儿童智力发育的影响因素。结论：本次在中国修订的0～3岁Griffiths精神发育量表有较好的信度效度，临床上可以使用该量表评定儿童的智力水平,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努力提高父母文化程度，保证儿童足月生产，以及出生后对儿童悉心照顾减少高烧发生，对于促进婴幼儿各项能力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本次研究拟解决的问题 |
| 2 对象与方法 |
| 2.1 调查对象 |
| 2.2 调查内容与调查工具 |
| 2.3 调查方法 |
| 2.4 资料整理和录入 |
| 2.5 统计分析 |
| 2.6 质量控制 |
| 3 结果 |
| 3.1 基本情况 |
| 3.2 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现状 |
| 3.3 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
| 3.4 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 4 讨论 |
| 4.1 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现状 |
| 4.2 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 |
| 5 结论 |
| 6 研究的局限性 |
| 7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综述 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相关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2 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幼儿 |
| 2.1.2 动作技能 |
| 2.1.3 常模 |
|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1 幼儿动作技能发展与各项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 |
| 2.2.2 动作技能的发展特征研究 |
| 2.2.3 关于幼儿动作技能发展评估工具的研究 |
| 2.2.4 关于常模的研究 |
| 3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测试法 |
| 3.2.3 数理统计法 |
| 4 太原市3~6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测评工具质量检验与分析 |
| 4.1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测评量表的适用性分析 |
| 4.2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测评量表的内容分析 |
| 4.3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测评量表的科学性检验 |
| 4.3.1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测评量表的项目分析 |
| 4.3.2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测评量表的信度检验 |
| 4.3.3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测评量表的效度检验 |
| 5 太原市3~6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常模建立 |
| 5.1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常模建立不同组别差异性分析 |
| 5.1.1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常模建立不同组别独立样本t检验 |
| 5.1.2 太原市3~6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常模建立不同组别交互作用多元方差分析 |
| 5.2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常模表 |
| 5.2.1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标准分常模表 |
| 5.2.2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百分等级常模表 |
| 5.2.3 太原市3~6 岁幼儿动作技能发展测验五等级常模表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1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1.2 调查内容 |
|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3 质量控制 |
| 4 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导师评阅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文献综述 |
| 1.1 农村留守初中生 |
| 1.1.1 农村留守初中生概念界定 |
| 1.1.2 农村留守初中生研究现状 |
| 1.2 同伴欺负概述 |
| 1.2.1 同伴欺负界定 |
| 1.2.2 同伴欺负的评估 |
| 1.3 焦虑、抑郁情绪综述 |
| 1.3.1 焦虑、抑郁情绪界定 |
| 1.3.2 焦虑、抑郁情绪的评估 |
| 1.3.3 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 |
| 1.4 亲子沟通质量综述 |
| 1.4.1 亲子沟通质量界定 |
| 1.4.2 亲子沟通质量的评估 |
| 1.4.3 亲子沟通质量的影响因素 |
| 1.5 同伴欺负、焦虑抑郁情绪与亲子沟通质量之间的关系 |
| 1.5.1 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 |
| 1.5.2 同伴欺负与亲子沟通质量的相关研究 |
| 1.5.3 亲子沟通质量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 |
| 1.5.4 三者关系 |
| 2 问题的提出 |
| 2.1 过往研究的不足 |
| 2.2 研究内容 |
| 2.3 研究目的 |
| 2.4 研究意义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工具 |
| 3.2.1 一般资料问卷 |
| 3.2.2 同伴欺负量表 |
| 3.2.3 焦虑、抑郁情绪量表 |
| 3.2.4 亲子沟通质量量表 |
| 3.3 研究假设 |
| 3.4 数据处理 |
| 3.4.1 描述统计 |
| 3.4.2 差异分析 |
| 3.4.3 相关分析 |
| 3.4.4 回归分析 |
| 4 研究结果 |
| 4.1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
| 4.1.1 研究对象的描述统计 |
| 4.1.2 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状况 |
| 4.2 差异性分析 |
| 4.2.1 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状况、焦虑抑郁、亲子沟通质量的差异 |
| 4.2.2 农村留守初中生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差异 |
| 4.2.3 不同留守特征的农村留守初中生焦虑、抑郁得分差异 |
| 4.3 相关分析 |
| 4.3.1 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 |
| 4.3.2 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亲子沟通质量的相关 |
| 4.3.3 农村留守初中生亲子沟通质量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 |
| 4.4 回归分析 |
| 4.4.1 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的回归 |
| 4.4.2 农村留守初中生亲子沟通质量与焦虑、抑郁的回归 |
| 4.4.3 亲子沟通质量在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与焦虑、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 |
| 5 讨论 |
| 5.1 差异分析 |
| 5.1.1 农村留守初中生与非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状况、焦虑抑郁、亲子沟通质量的差异分析 |
| 5.1.2 农村留守初中生焦虑、抑郁情绪检出率比较 |
| 5.1.3 农村留守初中生焦虑、抑郁情绪在不同留守特征上的差异分析 |
| 5.2 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焦虑抑郁情绪、亲子沟通质量的相关分析 |
| 5.3 农村留守初中生同伴欺负、焦虑抑郁情绪、亲子沟通质量的回归分析 |
| 6 结论 |
| 7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中英文词汇对照表 |
| 前言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目的 |
| 3.研究意义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方法 |
| 结果 |
| 1.早产儿的一般资料 |
| 2.早产儿脑内各感兴趣区代谢物 |
| 3.早产儿纠正6月AIMS得分、发育商和纠正1岁AIMS得分、发育商以及脑瘫结果 |
| 4.一般资料与AIMS得分、发育商的相关性 |
| 5.一般资料与脑瘫的单因素卡方分析 |
| 6.早产儿脑内各感兴趣区代谢物与AIMS得分、发育商的相关性 |
| 7.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
| 讨论 |
| 结论 |
|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生学习期间取得的相关成绩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 |
| 1.3 研究的意义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4 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的假设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工具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 4.1 项目分析 |
| 4.2 多元智力问卷检验 |
| 4.3 差异检验 |
| 第五章 讨论与分析 |
| 5.1 0-3岁婴儿多元智力发展问卷的编制 |
| 5.2 差异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英文缩写一览表 |
| Abstract |
| 摘要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状 |
| 1.2.1 抑郁的定义和分类 |
| 1.2.2 抑郁的诊断标准及工具 |
| 1.2.2.1 精神健康中抑郁症状流行病学调查 |
| 1.2.2.2 精神障碍中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 |
| 1.2.3 国外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状 |
| 1.2.4 国内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状 |
| 1.2.5 外军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状 |
| 1.2.6 我军抑郁流行病学研究现状 |
| 1.2.7 抑郁症发病的危险因素 |
| 1.2.7.1 国内外研究 |
| 1.2.7.2 外军研究 |
| 1.2.7.3 我军研究 |
| 1.2.8 社会支持在生活事件促发抑郁中的调节作用 |
| 1.3 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
| 1.4 研究假设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假设 |
| 1.4.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流行病学特征 |
| 2.1 研究一中国军人的抑郁发生率研究 |
| 2.1.1 研究目的 |
| 2.1.2 研究对象 |
| 2.1.3 研究工具 |
| 2.1.3.1 一般情况调查表 |
| 2.1.3.2 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 |
| 2.1.4 质量控制 |
| 2.1.4.1 调查准备 |
| 2.1.4.2 调查员选择与培训 |
| 2.1.4.3 现场质量检查 |
| 2.1.4.4 数据录入时的质量控制 |
| 2.1.5 统计方法 |
| 2.1.6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2.1.6.1 我国军人抑郁的发生率 |
| 2.1.6.2 不同军种抑郁发生率分析 |
| 2.1.6.3 不同地域抑郁发生率分析 |
| 2.1.6.4 不同职级军人抑郁发生率分析 |
| 2.1.6.5 不同文化程度军人抑郁发生率分析 |
| 2.1.6.6 不同军龄、年龄军人抑郁发生率分析 |
| 2.1.7 讨论 |
| 2.1.7.1 关于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 |
| 2.1.7.2 中国军人抑郁流行情况 |
| 2.1.7.3 中国军人不同性别、军种、地区、职别、文化程度、军龄差异 |
| 2.2 研究二中国军人抑郁水平的特点研究 |
| 2.2.1 研究目的 |
| 2.2.2 研究对象 |
| 2.2.3 研究工具 |
| 2.2.4 统计方法 |
| 2.2.5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2.2.5.1 中国军人抑郁水平整体状况 |
| 2.2.5.2 我国不同军种军人抑郁水平比较 |
| 2.2.5.3 我国不同地域军人抑郁水平比较 |
| 2.2.5.4 我国不同职级军人抑郁水平比较 |
| 2.2.5.5 我国不同文化程度军人抑郁水平比较 |
| 2.2.5.6 我国不同军龄及年龄军人抑郁水平发展趋势横的断面比较 |
| 2.2.6 讨论 |
| 第三章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研究 |
| 3.1 研究三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 |
| 3.1.1 研究目的 |
| 3.1.2 研究对象 |
| 3.1.3 研究工具 |
| 3.1.3.1 一般情况调查表 |
| 3.1.3.2 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 |
| 3.1.3.3 抑郁危险因素问卷 |
| 3.1.4 统计分析 |
| 3.1.5 研究结果 |
| 3.1.6 讨论 |
| 第四章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
| 4.1 研究四中国军人抑郁发生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 |
| 4.1.1 研究目的 |
| 4.1.2 研究对象 |
| 4.1.3 研究工具 |
| 4.1.3.1 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 |
| 4.1.3.2 军人生活事件量表 |
| 4.1.3.3 军人社会支持量表 |
| 4.1.4 统计方法 |
| 4.1.5 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5.1 中国军人生活事件发生状况 |
| 4.1.5.2 中国军人社会支持整体状况 |
| 4.1.5.3 中国军人抑郁水平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相关分析 |
| 4.1.5.4 中国军人抑郁水平与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的逐步回归分析 |
| 4.1.5.5 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对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路径分析 |
| 4.1.6 讨论 |
| 第五章 总讨论 |
| 5.1. 本研究的意义 |
| 5.2. 中国军人抑郁的发生率 |
| 5.2.1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性别差异性 |
| 5.2.2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军种差异性 |
| 5.2.3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地域差异性 |
| 5.2.4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职级差异性 |
| 5.2.5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文化程度差异性 |
| 5.2.6 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军龄和年龄差异性 |
| 5.3. 相关危险因素 |
| 5.4 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对中国军人抑郁发生的影响 |
| 5.5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5.6 本研究的不足 |
| 5.7 总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2010-2013 年硕士研究生期间科研工作情况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文献综述 |
| 1.1 焦虑的定义 |
| 1.1.1 焦虑的定义 |
| 1.1.2 本研究采用的焦虑定义 |
| 1.2 焦虑的测量工具 |
| 1.2.1 常用的焦虑测量工具 |
| 1.2.2 常用的初中生焦虑的测量工具 |
| 1.3 初中生焦虑的相关研究 |
| 1.3.1 初中生的学习焦虑 |
| 1.3.2 初中生的考试焦虑 |
| 1.3.3 初中生的社交焦虑 |
| 1.3.4 初中生的形象焦虑 |
| 1.4 问题的提出 |
| 1.5 研究意义 |
| 1.6 研究构想 |
| 2 问卷编制 |
| 2.1 开放式访谈 |
| 2.1.1 访谈目的 |
| 2.1.2 访谈对象 |
| 2.1.3 访谈材料 |
| 2.1.4 访谈程序 |
| 2.1.5 访谈结果 |
| 2.2 二次开放式访谈 |
| 2.2.1 访谈目的 |
| 2.2.2 访谈对象 |
| 2.2.3 访谈材料 |
| 2.2.4 访谈程序 |
| 2.2.5 访谈结果 |
| 2.3 问卷的编制 |
| 2.4 专家评审及内容效度分析 |
| 2.4.1 研究对象 |
| 2.4.2 研究材料 |
| 2.4.3 研究结果 |
| 2.5 问卷的测试 |
| 2.5.1 研究对象 |
| 2.5.2 研究工具 |
| 2.5.3 计分标准 |
| 2.5.4 研究程序 |
| 2.5.5 数据处理 |
| 2.6 问卷的分析 |
| 2.6.1 问卷的信度检验 |
| 2.6.2 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
| 3 初中生焦虑原因问卷的应用 |
| 3.1 初中生焦虑原因的总体状况 |
| 3.2 初中生焦虑原因的差异检验 |
| 4 讨论 |
| 4.1 初中生焦虑原因问卷的编制 |
| 4.1.1 问卷的编制过程 |
| 4.1.2 问卷的结构 |
| 4.2 问卷的信效度 |
| 4.3 初中生焦虑原因问卷的应用 |
| 4.3.1 初中生焦虑原因的总体状况 |
| 4.3.2 初中生焦虑原因的个体差异特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0～3 岁Griffiths 精神发育量表中国常模修订 |
| 1.1 对象与方法 |
| 1.2 结果 |
| 1.3 讨论 |
| 1.4 结论 |
| 第二部分 0～3 岁儿童精神发育影响因素分析 |
| 2.1 对象与方法 |
| 2.2 结果 |
| 2.3 讨论 |
| 2.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智力低下的流行病学研究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