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神秘的侗寨——三门塘

一、走进神秘侗寨——三门塘（论文文献综述）

李渌,孙佳志,闫亚旗^[1]（2021）在《全域旅游视野下文化遗产与研学旅行目的地融合研究——以贵州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研学旅行正在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不仅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新内容,而且成为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新方向。贵州研学旅行教育刚刚起步,如何依托贵州独特的文化遗产资源塑造研学旅行的"贵州模式",是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研究课题。在全域旅游学术视野下,以文化遗产的历史地标系统和经济系统为基础构建研学旅行目的地资源体系,将贵州遗产资源梳理为民族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红色文化遗产。依托贵州"红色"+ "多彩民族"的遗产魅力,探索"红路彩带——贵州研学"线路模式。通过遗产与研学的互动融合,实现"提高民众素养"和"遗产保护"的双重社会价值。

杨蕴希^[2]（20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文中认为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明确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共同主导的“三权并行”教育行政管理制度,用以提高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需求的适切性。地方和学校在国家意志的授权下获得了相对的课程自主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开展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课程内容、安排课程实施、组织课程评价等一系列课程相关活动,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课程知识融入地方课程体系提供了良好契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区、特定民族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沿袭而来的无形、活态流变的文化资源,是唯一的、活态的、流动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见证,其内容涵盖大量极具地方特色的知识内容,是地方课程的重要知识来源和开发素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课程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研究,不仅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教育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探索,还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完善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促进地方教育的全面发展,对地方人才培养、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为研究对象,结合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具体案例,运用文献、实地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循着“在这里”“去那里”“回到这里”,亦即“田野前”的“应然”、“田野中”的“实然”、“田野后”的“使然”和“诚然”综合的研究思路,同时注重人类学中“自我”与“他者”,社会学中身份自觉与社会认同,文化学中文化多元与文化交往等学科理论视角的引入与运用,意在逐步解答“何以将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课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及其开发对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对地方课程体系建设与完善何以可行且必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何以优化”等问题。为此,围绕主题从绪论（研究背景、研究综述、研究意义、概念澄清）、理论阐释、学科视角、研究对象与方法、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现状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实践评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优化对策、研究结论与研究反思等方面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力图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综合研究特征。本研究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问题意识的切入及其概念的阐释,并将之与主题密切紧扣,以突出研究旨趣,彰显研究目的。其中,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证对象——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中丰富斑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及其开发的形式与内容,展示了流域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高度认知、自觉以及取得的一系列实践成效;同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尚存在着课程资源不够、课程目标缺失、文化环境蜕变、主体效能较低、评价反馈不足等“实践困境”,存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情感价值剥落、课程开发功利趋向明显、课程生态失衡等“困境归因”。在此基础上,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意义与价值高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目标的多维建构、课程内容的多重优选、课程主体的多效赋能、课程实施的多类统整、课程评价的多元交互等内容,就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的对策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并在其中展示出了一定的学术见解。

谭厚锋^[3]（2019）在《侗族大歌研究八百年史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之一。侗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侗乡被誉为"诗的家乡,歌的海洋",自古以来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在众多的侗族民歌中,要数世世代代以口传心授为传承方式的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一人领唱众人和声的民间合唱音乐——嘎老,即侗族大歌最具特色。20世纪50年代,侗族大歌是在中国境内被发现的第一个多声部民歌品种。彻底否定了西方音乐界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民间没有多声部合唱歌曲的偏见。1986年侗族大歌唱响法国巴黎着名的国立夏乐宫剧院。1994年侗族大歌荣登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晚会。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大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此可见,侗族大歌不仅仅在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中也有其应有的位置。多少年来,众多专家学者致力于侗族大歌研究。从宋代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中对侗族民间音乐活动的描述算起,至今已有800余年的研究历史。在中国知网篇名为"侗族大歌""嘎老""侗族民间合唱"数百篇文章和已公开出版的10余部侗族大歌着作则为素材,分别从侗族大歌研究的开创期、形成期、恢复期、发展期和繁荣期等五个阶段的研究进行概述。这些研究分别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音乐学、历史学、音乐理论、民俗学、人类学、传播学、旅游开发等视角展开,推动了对侗族大歌研究的深入。这些研究提升了侗族大歌在国内外的影响,预示了侗族大歌研究的未来走向。

张云婕^[4]（2019）在《侗族传统服装艺术研究》文中指出服装是与艺术紧密相连的存在物。因服装自身“真”的价值蕴含,造物时“善”的价值灌输,艺术中“美”的价值体现,服装也就有了万千形态的艺术风格。侗族所处的西南山区山路不便但水路发达,地理环境封闭与开放的“二重性”特征,形成了侗族既保守克制又开放进取的文化风貌,因此,侗族各族群在不同朝代、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交往接触中,其传统服装之制作理念和审美意趣不断变迁,并走向了多样性和艺术化。本文以侗族地区侗族人的传统服装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侗族及其传统服装演变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并通过湘桂黔三省（区）五县历时两年的田野调查,以氏族文化对侗族传统服装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为考量,将108座侗寨的传统服装划分为19种类型。并进一步对侗族传统服装的三个要素展开了深入研究,关于形貌,分析不同类型的首服、躯干服、足部服的艺术特征;关于色彩,提炼出与中华五色相关的有序的服装底色系统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装饰色彩体系,强调两者的伦理价值,将色彩与服装指向形式与功能的统一与实用。关于布料,对传统工艺的典型技术要点及核心技术运用进行了详实的记录,为今后手工复原侗族传统服装面料提供了真实且专业的参考资料。基于以上有关服装本体的研究,本文继续探讨侗族传统服装所蕴含的和谐共处、乐天知命、人衣合一的精神内涵,归纳出侗族传统服装实用美观、寓意丰富的服装审美特征。由于侗族传统服装生发于特定的民族文化土壤,生存环境的变迁导致服装文化及其艺术特征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也使得侗族传统服装在当代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延续方式,即作为“源”的文化基因非遗保护与作为“流”的非遗商品生产、文创产品研发,三者并行不悖、各有侧重,共同促进侗族传统服装沿着可持续发展之路生生不息。本文分为六个章节阐述了侗族传统服装艺术以及相关内容: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起及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主要论述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概况和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以及创新点;第一章阐述了侗族及其传统服装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及黔、桂、湘三省侗族传统服装的分类;第二、三、四章分别从形貌、色彩、面料纹样三个方面分别阐述了侗族传统服装的艺术特征;第五章探讨了侗族传统服装精神内涵与审美特征,表明了侗族传统服装是侗族人精神面貌、民间智慧、工匠精神以及顺化自然的造物理念的集中体现;第六章论述了侗族传统服装在工业文明语境下的变迁表现以及当代延续;结论就侗族传统服装乃至侗族文化产业,在当代延续中的越界现象与边界建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何丹^[5]（2019）在《贵州黔东南地区北侗宗祠建筑文化基因提取研究》文中认为黔东南地区作为贵州北侗村寨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是贵州北侗宗祠建筑文化的诞生和繁衍之地。宗祠建筑作为贵州黔东南地区北侗村寨极具代表性的建筑,是对整个北侗村寨建筑文化最直观、最全面的反映,承载深厚的民族文化信息,同时,北侗村寨也是黔东南地区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宗祠建筑文化基因的提取研究是对贵州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关键技术实行的重要切入点。在“西风渐行”的今天,宗祠建筑数量正在锐减,肆意的加建和改造使得宗祠建筑的文化本质受到巨大的冲击,宗祠建筑文化基因的提取研究迫在眉睫。此次课题基于文化基因的视角,通过对贵州黔东南地区北侗村寨中的40个宗祠建筑进行实地调研,结合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引入“基因分析法”,对宗祠建筑的“文化基因”进行提取研究。首先,分析贵州黔东南地区北侗宗祠建筑的形成背景和现状分布;其次,从感知要素入手,对形成宗祠建筑的各构成要素进行阐述,并从平面布局、立面形式、空间形态、建筑结构、局部装饰和建筑材料六个方面进行文化表征解析;最后,通过归纳总结文化表征的底层作用规律,得出北侗宗祠建筑文化基因的主要内容,并对相关影响因子进行分析。贵州黔东南地区北侗宗祠建筑调研的大量的基础数据可为建立贵州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大数据分析平台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也是对黔东南地区北侗宗祠建筑研究这一领域的补充和完善,结合文化基因提取研究成果,探索宗祠建筑文化基因保护与发展的新形式,也为其它地区宗祠建筑的设计提供参考。

吴青芬,杨军昌^[6]（2017）在《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及传承保护》文中研究指明黔东南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多民族地区创造了多民族的文化,黔东南境内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综观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种类齐全,体系完备;总体数量多、国家级名录分量重;原生性突出,多元性凸显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成因又与黔东南区域之自然地理环境、民族自身和社会变革等方面极其相关。而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及区域工业化、城镇化等的时代因素无疑给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生态环境上的变迁,迫切要求人们对非遗的传承、保护及其创新路径做进一步的深入而又积极的思考。

王宗勋^[7]（2018）在《试论清水江木商文化》文中研究表明清水江木商文化是清水江流域特有的地域文化,是明清时期江淮湘赣等长江中下游地区木商在清水江流域林区从事木材采运贸易过程中带来的儒商文化,与流域地区苗、侗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清水江木商文化是近古时期国家开发西南地区进程的缩影,是清水江流域封建林业商品经济发展繁荣过程的记录。对清水江木商文化的挖掘和深入研究,将会大大丰富甚至改写中国的林业历史叙述。

熊兰^[8]（2017）在《旅游体验背景下侗族旅游村寨文化符号体系研究 ——以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为例》文中指出西方符号学的出现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社会文化交流各方面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在人类学后期的研究中,文化与符号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从传统的观光游览向参与体验式转变。有学者曾指出旅游活动在根本上是旅游体验,而整个旅游体验过程其实是一个符号的解读过程。文化符号是某个文化主体或地域所具有明显特征及内涵的特殊标志。旅游体验是在旅游场域内,以特殊的文化符号体验为核心,同当地提供的服务、基础设施及与东道主互动的过程,并获得“畅爽”体验和愉快旅游记忆的总和。旅游地的文化符号有显性存在的,也有隐性存在的,这就需要研究者去深挖和解读,建构文化符号体系,启发旅游开发者对文化符号的解读和提升旅游者对旅游地文化符号的认知。侗族村寨成为旅游体验时代热门的旅游吸引物,侗族文化也因此得到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侗族村寨被开发为旅游景区。侗族村寨之所以能成为旅游资源,不仅因为它具有某种特殊的客观属性,而且还因为它具有的符号属性。贵州省黎平县作为侗族旅游发展最为集中且具有代表性的集聚地,以肇兴侗寨为代表的侗族旅游景区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中。肇兴侗寨作为4A级旅游景区,具有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成体系的侗族文化系统,其中“萨文化”信仰被文化人类学界称为“隐藏着的文明”,并且侗族文化完整度高、特色性强,足以支撑侗族旅游村寨文化符号体系的研究。鉴于目前学术界对符号学理论和旅游体验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但在旅游体验背景下对民族旅游景区文化符号的相关研究则寥寥无几。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在侗族文化中具有典型性的肇兴侗寨为例,对其文化符号体系进行研究,并对其旅游发展进行符号学审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侗族旅游村寨文化研究的多样性。同时,在国家提倡“全域旅游”、“体验旅游”的双重背景下,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立足于此,全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结合“旅游体验”的背景,借鉴前人的理论成果,对侗族旅游村寨文化符号体系的研究进行探讨,提高侗族旅游村寨文化符号体系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第二部分,笔者认为研究侗族旅游村寨的文化符号体系,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侗族文化要素,了解侗族传统文化的深层次意义。其次要应对在旅游体验发展的背景下对侗族文化进行的社会化叙事,以及大众传媒、东道主对主体文化的强化和建构。第三部分,在侗族村寨旅游发展遍地开花的现实情景下,避免同其他民族旅游景区发展的同质性和向旅游“符号化”发展的问题,探寻深度旅游体验的解决路径。总的来说,本文以符号学为理论支撑,运用文化结构理论、旅游人类学理论对侗族旅游村寨文化符号体系进行发掘、处理及阐述,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对肇兴侗寨的传统文化要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释和解读文化符号体系内的具体表征。结合旅游人类学理论对侗族旅游村寨的旅游发展进行审视,发现当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旅游体验质量的对策。总之,侗族旅游村寨旅游体验产品的打造,要对其文化符号体系进行全面掌握和深入分析,确保以作为文化持有者的侗族居民作为侗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主体的基础上,实现侗族旅游村寨旅游体验产品与侗族文化符号的耦合,从而使旅游者获得深度的旅游体验。

陈容娟^[9]（2016）在《空间与秩序：贺州土瑶安龙仪式与村落空间的构建》文中提出村落空间是空间结构与文化、社会意识相结合的表现,包括房屋、仪式场所、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内的村落空间作为人们生活和生产的物质性场所,展现了人们生存世界的基本状况,蕴含着人们对自然环境和宇宙空间的认知。村落空间和仪式空间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整理研究为把握传统村落文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试图通过田野调查,以土瑶村落的基本概况、历史文化和信仰体系为背景,对村落空间和安龙仪式进行阐释和研究,探讨隐藏于其中的空间观念秩序。解读土瑶村落空间和仪式中的信仰观和空间观,了解空间观在土瑶人生活体系中的实践和作用,探讨土瑶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关系。论文主要从两条线路展开论述,一是以姓氏、婚姻和地景为核心,探讨这些元素是如何构建土瑶村落空间;二是在介绍土瑶信仰体系的基础上,以旨在恢复正常村落空间秩序的安龙仪式为例,分析仪式中的空间象征意义和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结构。土瑶通过姓氏、婚姻、地景等构建了独特的村落空间,并以安龙仪式作为维持正常村落空间秩序的重要手段。土瑶在自己所构建的村落空间中生活、生产、繁衍,然而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如建房、开路、修路、开垦山林等行为破坏了以土地格局、道路、生态景观等为代表的村落空间,致使土地龙脉受到破坏,触怒了土地神、社王等神灵,致使人间、阴界、神界、自然界处于一种混乱失序状态,破坏了正常的村落空间秩序。此时,土瑶往往用安龙仪式来维持人、鬼、神世界秩序的平衡,以恢复正常的村落空间秩序。本文主要以田野工作和文献收集作为基本研究方法。笔者多次前往贺州市沙田镇大冷水村进行长时期的田野调查,采用参与观察、口述史、结构与半结构访谈等方法收集第一手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本文主体部分主要分为五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介绍田野点的基本概况,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土瑶来源、村落历史和村落空间格局及变迁。这一部分通过对土瑶村落的形态和布局的整体介绍,为后文探讨土瑶村落空间结构奠定基础。第二部分试图从姓氏、婚姻、地景方面分析土瑶村落的空间结构。一方面探讨姓氏、婚姻是如何构建村落空间结构;另一方面,从土地庙、社王庙、大冷水河之间等地景的组合布局关系土探讨土瑶村落空间结构。第三部分土瑶通过姓氏、婚姻、地景构建了独特的村落空间,并以安龙仪式作为维持正常村落空间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一部分在介绍土瑶信仰体系的基础上,分析安龙仪式中的空间象征意义以及仪式镶嵌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观,探讨安龙仪作为构建村落空间的信仰实践,强化了土瑶在构建村落空间过程中所体现的空间观和宇宙观。第四部分试图探讨安龙仪式作为一个纽带如何维持了正常的村落空间秩序,如何强化了土瑶在构建村落空间过程中所体现的空间观。此外,再试图从“致中和”文化体系中的两个层面来分析安龙仪式在村落空间构建中的作用,探讨土瑶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超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宇宙空间观。最后为结语,对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在中国传统村落的研究中,空间结构的研究较为滞后,土瑶村落的空间研究更是无人踏足。本文从颇有民族特色的土瑶村落与安龙仪式入手,建立姓氏、婚姻、地景、仪式与村落空间的关联,考察土瑶村落空间的多层次构建,研究安龙仪式中的空间问题,并以仪式考察村落空间的构成和内涵。这不仅为土瑶村落空间研究和仪式空间研究提供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丰富土瑶研究,而且还会促使空间研究往多元化方向发展,促进人类学空间研究的深化。

李向玉^[10]（2015）在《生计、生态与秩序 ——近代清水江、都柳江流域林业经济和社会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古以来,贵州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沟壑纵横,山多田少,属典型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民间更流传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艰苦的自然条件使苗侗民族只能靠山吃山,充分利用本地的优势资源发展经济。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气候温润多雨,河流密布,在明清之际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杉林。杉木被发现后随即而来的皇木征派,引发了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的大规模木材贸易。皇商、民商及外省失地农民相继涌入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从事杉木贸易与种植,在清朝中后期形成了木材贸易的高峰。木材作为大宗商品,笨重又耗力,陆路运输仅可作短途转运,不能成为首选的外运方式;而清水江、都柳江、（?）阳河及其流域,支流众多,形成了密集的水路网络,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适宜林木生长的土壤、气候环境和林农高超的林木种植、管护技术,也成为人工营林之后的林业经济发展重要条件。在前期人工营林的基础上,贵州东南部地区林农对当地土壤适合种植何类林木有了更为充分的认识。经过林农不断的探索完善,林木种植时不再单一种植杉树;林农根据气候、土壤条件对种类繁多的经济林品种也加以选择,使各类林木适应当地具体情况灵活种植。近代以来,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的林木种植、贸易、林副产品规模在贵州省内均居首位,林业经济也促进了流域内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与文化密切相关,互相促进。民国以前,苗侗民族为无文字民族,沿习刻木以记事的传统;林业契约虽用汉字书写,但属典型的苗（侗）音汉字。在近代林业经济繁盛时期,文化的力量体现在对贸易中稍纵即逝的商机把握,交易的智慧更直接决定了获取财富的多寡。在人工营林过程中,民众对文字的重视内化为追求财富的一种方式,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逐渐兴起兴学育人的高潮。林农多为栽手或地主,维系林木、林地权属的只有一纸契约,契约遗失就意味着在纠纷争议时可能丧失山地林木。林农对起到权属证明作用的契约都仔细加以保管。自明至民国时期,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遗存了大量与林业经济相关的契约文书。民众的契约意识及订约习惯得以不断强化。教育在开启民智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有的思维禁锢。在对内与对外之间,纠纷进一步复杂化;平衡与失和,滥诉与缠诉同时并存于纠纷解决过程之中。新旧制度交替之际,在林业经济影响之下的民族村寨内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革。在区域治理方式及社会秩序方面。清朝前期,清政府对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延续明朝政策,实行土流并治,以土官为主,亦设流官;但土司的封闭割据和违法乱政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为此,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将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的林业经济区纳入到中央统一决策中去。改土归流过程中的用人不当和激进措施,引发了当地部分土司和苗民反抗。在武力镇压苗民起义及改土归流结束后,出于稳定西南诸省的长远战略考虑,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疏浚清水江、都柳江河道。大规模的疏浚河道为杉木顺利外运拓宽了通道,同时改土归流的成功推行也为林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清水江流域在经济、政治上与全国连为一体。随着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木材贸易的丰厚回报激发了民众挖土栽杉的积极性,人工造林蔚然成风。林业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外省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极大的提高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但经济发展伴随而来的土地兼并,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区域内更加突出,引发了咸同年间持续不断的苗民起义。近二十余年的苗民起义阻碍了木材贸易的发展,导致杉木大量积压,严重影响了山客、水客利益及底层民众的生活。苗民起义被镇压后,土司势力被基本摧毁殆尽,大量田土荒芜,民生凋敝。山客趁机购进山林,扩大林业的经营规模;清政府也通过实施屯军、招抚流亡苗人、保甲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恢复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经济。战争期间为军事需要修路架桥,也为林业经济的复苏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保障林业经济各方参与人的利益,在人工林发展初期当地民众就充分发挥地方性规约加以规范约束。注重村寨内部制约与文书格式的不断调整,遵从“官有律条,民有禁约”的原则加以防范和治理。由于人工营林的特殊性,只有通过连片种植、适时间伐或全伐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囿于土地规模及地形限制,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内,林木种植形式普遍采取家族共有的股份经营传统。在人工林兴起的初期和中期,林地家族共有,林木按份持有是常见的杉林所有权形式。林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进而作为生计来源,就要遵从一定的秩序,防止交易纠纷发生,降低贸易的成本和风险。在林木种植时,栽手与地主根据地块大小及离河远近划分收益比例,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林木、林地转让时,凭中的选任与制约,加之村寨内部的特殊调节方式,均有效地规范了生产环节的内部秩序。契约文书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通过文字的形式保障交易安全。水路、陆路运输林木都存在一定的运输风险,因此,在木植流失与田土损坏方面也有对应的调控措施。在林业经济的长久有序发展方面,民众将生态保护与生计方式的选择有机结合。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苗侗民众受自然环境制约,更出于生计的需要,非常重视生态保护。民众以栽杉种树为业,将以林木为主的生产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生活环境的外在因素与生计相结合,是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苗侗民众应对生态的生计策略。世居于此的苗侗民众充分利用特殊自然条件,砍伐原始林木,合理开发林业副产品,在原始林砍伐殆尽之际,又自发走上挖山栽杉的人工营林之路。围绕清水江流域杉木贸易形成的产、供、销木材贸易圈,使清水江流域由封闭型的自然经济融入到国家的经济、政治中心,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连为一体。近代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苗侗民族以林业生产为主的生计方式与林业发展紧密相连,林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反过来又制约了林业发展。由原始林转向人工林、大量林业契约反映出苗侗民众对林业的认知由浅入深,完整地再现了苗侗民族取林、用林、靠林、爱林、护林的生活方式和生态保护意识。民族生计方式融入到林木的生产和对林业的保护之中,使林木的生长和地区的发展相结合,反映了苗侗民族的自然观和生态观。与此同时,以徽商为代表的皇商与各地商人群体不仅带来了资本、劳动力和生产技术,也带动了偏处西南一隅的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开发。林业经济的兴起,深刻影响了清水江及都柳江流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木材贸易的繁盛促使了清水江及都柳江沿岸早期市镇的形成。以林为主的生计方式和木材贸易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以清水江流域为中心的“契约型社会”建立。

二、走进神秘侗寨——三门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走进神秘侗寨——三门塘（论文提纲范文）

（1）全域旅游视野下文化遗产与研学旅行目的地融合研究——以贵州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侗族传统服装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贵州黔东南地区北侗宗祠建筑文化基因提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试论清水江木商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8）旅游体验背景下侗族旅游村寨文化符号体系研究 ——以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空间与秩序：贺州土瑶安龙仪式与村落空间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10）生计、生态与秩序 ——近代清水江、都柳江流域林业经济和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四、走进神秘侗寨——三门塘（论文参考文献）

• [1]全域旅游视野下文化遗产与研学旅行目的地融合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 李渌,孙佳志,闫亚旗. 中国名城, 2021(06)
• [2]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课程开发研究 ——以清水江流域贵州民族地区为例[D]. 杨蕴希.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3]侗族大歌研究八百年史述[J]. 谭厚锋.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6)
• [4]侗族传统服装艺术研究[D]. 张云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贵州黔东南地区北侗宗祠建筑文化基因提取研究[D]. 何丹. 贵州大学, 2019(06)
• [6]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及传承保护[J]. 吴青芬,杨军昌. 人口·社会·法制研究, 2017(02)
• [7]试论清水江木商文化[J]. 王宗勋.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 [8]旅游体验背景下侗族旅游村寨文化符号体系研究 ——以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为例[D]. 熊兰. 贵州民族大学, 2017(01)
• [9]空间与秩序：贺州土瑶安龙仪式与村落空间的构建[D]. 陈容娟.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10]生计、生态与秩序 ——近代清水江、都柳江流域林业经济和社会变迁[D]. 李向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