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兰心,高文成[1]（2021）在《四字词语的翻译策略研究——以《忆大山》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而中华文化也是独具一格。惯用四字结构的词语是汉语表达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言简意赅,读起来朗朗上口。习近平总书记的《忆大山》是一篇语言简洁且生动的散文,情感深厚,用语真挚,字里行间流露着习近平总书记对贾大山深深的怀念之情以及对二人真挚友谊的歌颂。该文以翻译《忆大山》为例,通过对文章遣词造句的分析以及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相结合,找出四字词语的翻译技巧和策略。
黄琰[2]（2020）在《目的论视角下韩语国际政治新闻汉译研究 ——以《东亚日报》语料为例》文中指出新闻翻译是一项跨国跨文化的信息传递行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让受众领略原文之感性美,而是要将原文内含的信息成功地传递给受众并被他们接受。故新闻翻译必须要从目标受众的角度入手,呈现出符合目标受众阅读习惯的译文,以使信息传递的效率最大化。新闻翻译的这一诉求与目的论存在一种隐形的联系。目的论打破了传统的翻译“等值论”,将译文的功能突显出来,提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该行为的目的决定了整个翻译过程,而目标受众对译文的交际需求则是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因素。由此看出,新闻翻译与目的论都重视目标受众的需求,将译文的交际功能放在首位,两者的核心要义是共通的。本论文以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采用韩语国际政治新闻及其汉译文本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句法、修辞、语篇四个层面分析韩语国际政治新闻如何汉译,并进一步探讨作用于翻译过程的影响因素。其中,词汇层面对专有名词、外来词、缩略词的翻译进行重点分析,并探讨词性转换的翻译方法;句法层面的翻译分析包括句式结构、句中时态及语态的翻译;修辞层面首先阐明韩语国际政治新闻的修辞特色,而后提出修辞的翻译方法;语篇层面着眼新闻全局,讨论新闻的全译、摘译和编译。在影响因素的论述部分,从‘文化’和‘读者’两方面探索作用于译文生成的影响因素。经过分析研究,笔者认为目的论对于指导韩语国际政治新闻的翻译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并得出以下结论:韩语国际政治新闻翻译中,为使译文满足目标受众的阅读需求,完成传递信息的任务,达到交际目的,针对局部视角下的词汇、句法和修辞可灵活采用包括直译、意译、增译、分译、释译等在内的翻译方法,针对整体视角下的语篇则可选取全译、摘译、编译的处理方法。在决定上述翻译方法的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两国政治文化与新闻文化差异对新闻翻译的影响,同时也不可忽视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之间认知差异的作用。
朱雯瑛[3]（2020）在《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1949-1978）》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超越时空的界限,影响整个世界。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着作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编译局、外文局等单位以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毛泽东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海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是翻译毛泽东着作最多的国家,其翻译活动值得重视。中日两国译者大量翻译毛泽东着作,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介绍给日本人民。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中,通过译本承载的毛泽东着作成功地实现传播目的,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是“毛泽东着作出版的鼎盛时期,也是毛泽东着作广泛传播的时期”,聚焦该时期更有利于把握毛泽东着作的翻译及传播情况,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结合语言学派理论与传播学理论,对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及其在日本的传播进行考察。本研究首先对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毛泽东着作的日译本进行整理、汇总、量化,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析出其特点。然后,结合《毛泽东选集》日译活动的实际,对赞助人进行考察,认为中日双方翻译活动中存在一个相互结合的由中方主导的赞助人系统。赞助人系统通过政策（计划）从翻译出版计划、翻译选材、翻译标准、译者选定、受众设定等方面规范翻译活动,通过对翻译过程的设定规范译中行为,通过对海外翻译的“赞助”,影响赞助人系统内的海外翻译。赞助人与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合力,共同影响翻译传播活动,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还对参与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中日两国译者群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让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中方译者“显身”,认为译者的“显身”与“隐身”与政治、社会背景等相关,亦与译者的多重身份相关。同时,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探讨译者主体性,通过分析翻译活动中主体间的关系,明晰毛泽东着作日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进而从宏观研究移至微观研究,通过多译本对比,对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译本生成进行历时性梳理,明确文本外因素对各译本制作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不同译本翻译策略及其流变,以及补偿性翻译手段在译本中的作用。并对单篇着作及复译的代表《矛盾论》进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历时与共时的考察,关注复译竞争机制对译本的影响,通过实例分析毛泽东着作中的典故翻译策略。最后,结合传播学理论,考察毛泽东着作日译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认为译本传播的成功,受到原文魅力、译本质量、“赞助人”系统的积极作用、受众的积极参与行为、多元传播者带来的多元传播渠道等的影响。本研究运用第一手资料,结合实地考察,首次客观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毛泽东着作日译活动的全貌以及译本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并从文本内外两个角度对日译活动及译本进行全面考察,析出毛泽东着作日译与在日传播的特点。毛泽东着作的大量日译及其在日本有效且广泛的传播是在复杂社会历史背景中完成的,本研究对其特点与经验进行了总结,期待能为中央文献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理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予以启示,对后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翻译研究、中央文献翻译史研究予以参考,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于国家的对外传播战略。
袁耀辉[4]（2019）在《《通俗常言疏证》及其所录通俗词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俗常言疏证》是近代一部收集资料丰富的民俗语言珍惜文献,按内容分为四十卷,包括重复记录共计5978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研究价值。目前,以《通俗常言疏证》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并不多见,缺乏具体细致的描写和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词汇学和民俗语言学的视角对该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通俗常言疏证》主要通过列书证的方式以考证当时的“通俗常言”,为我们进行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熟语以及俗语词研究留下了珍稀的文本。书中还辑录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熟语性程度不强的结构成分。论文在行文中采用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分类的方法以及列疏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通俗常言”进行直观具体地解读。民俗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指导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同时参考词汇学、民俗学、词典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共计七章。第二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进行概述。第一节主要对该书作者孙锦标生平及学术成就进行介绍。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编纂体例进行介绍。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训释方式进行介绍。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进行分析。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进行阐述。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的关系进行阐述。第三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概貌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从来源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二节主要从内容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三节主要从音节上对《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进行考察。第四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词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俗语词的概念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词义类聚进行分析。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的构词法进行分析。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进行考释。第五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熟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成语进行研究。第三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谚语进行研究。第四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惯用语进行研究。第五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俗语进行研究。第六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七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格言进行研究。第六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的特殊词语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辑录特殊词语的语义进行分析。第七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新词新义进行研究。第一节主要对新词进行研究。第二节主要对新义进行研究。第八章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研究价值进行分析。分两节。第一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语言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二节主要对《通俗常言疏证》的文化学价值进行阐述。第九章为结语,主要对论文研究的内容、创新之处、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行阐述。
崔亚蕾[5]（2019）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视域下的《邓小平文选》同形词日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存在大量中日同形词。一般认为,由于中日同形词的存在为中日互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中日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在词义、搭配习惯、文体、褒贬色彩等诸多方面却往往存在差异,因此经常发生误译或翻译不当等情况。本研究从翻译目的、预期受众、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等多维度探讨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卷的两个日译本中的中日同形词翻译问题。考察了翻译目的的差异对同形词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具体译文,深入分析了影响同形词翻译的受众接受效果的诸多因素,提出了基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新的同形词翻译方法分类。本研究对今后的中央文献同形词翻译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提出了应根据事先制定的翻译目的选择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原则。同时,本研究对于除政治文献以外的同形词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献的翻译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同形词本身的翻译研究,无论是从政治文献翻译的特殊意义还是一般性翻译的普遍意义来看,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首先,通过对《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主要译者和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对相关历史资料的考证,回溯了两个日译本翻译的时代背景、翻译目的、预期读者、翻译过程等,探究了这些要素对译者在翻译同形词时思考与选择的影响。在中央文献特别是领袖着作日译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并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通过译者访谈等研究方法,明确了外文社译本和风媒社译本由于翻译目的及预期读者的不同而产生了对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选择上的差异,探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今后中央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所具有的科学指导意义。其次,通过受众问卷调查,对两个日译本的同形词翻译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接受本次调查的日本受众人数高达234名,且分布较为均衡,保证了问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同形词翻译研究中如此大规模的受众问卷调查尚属首次。具体调查方法是将两个译本中一方翻译成同形词,而另一方翻译成其他表达的部分进行抽取,进而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同形词展开对比分析。基于对比分析的结果,设计并实施了受众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全面考察分析了两个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在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并从词义、搭配、文体、褒贬色彩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受众接受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通过译本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推进了同形词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首次依据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同形词的翻译方法进行了6种新的划分:（1）移植;（2）解说;（3）加译;（4）译为其他汉语词;（5）译为非汉语词;（6）不译。其中（1）到（3）的翻译方法采用了保留“同形词”形式的“异化”翻译策略,而（4）到（6）的翻译方法则采用了不保留“同形词”形式而侧重传递原文内容的“归化”翻译策略。在此基础上考察两个译本中的同形词在翻译方法上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结合译文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揭示出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多样性,也为今后中央文献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的日译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本研究发现,风媒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感兴趣、并有汉文训读（「汉文训読」）基础的一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受众的需求。正是基于对受众的这种预期,该译本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上较多地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则更多地使用了直接“移植”的方法。而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调查的同形词在采用“移植”的方法直接用于日语译文的时候,产生了词义不明、与前后词语之间搭配不当、文体过于生硬、汉语和日语中的褒贬色彩不一致等问题,从而影响到了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而外文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日本民众更好地“理解这些年中国历史变化和今后局势发展”,并未将预期的受众只限定于有较好的「汉文训読」（汉文训读）基础的知识层,因此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策略上既有“异化”又有“归化”,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也没有局限在直接“移植”上,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外文社译本采用的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更为自然易懂,更易被日本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陈祥伟[6]（2018）在《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论英语长句翻译 ——以《美国农业史》翻译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为《美国农业史》节选汉译的翻译报告,笔者在尤金·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翻译实践,重点探讨了农业文本长句的翻译特点及问题。报告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缘由,文章研究的重点;第二部分阐述了文章的理论基础——功能对等理论下英汉翻译和英译汉长句翻译技巧的研究发展和状况,以及英语长句的定义;第三部分针对《美国农业史》文中长句特征做了简要的分析,并对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简单介绍;第四部分运用功能对等理论重点介绍和分析长句翻译技巧的实际运用,主要涵盖“顺序法”,“逆序法”,“切断法”和“综合法”等方法;最后一部分是总结论文的研究思路、过程等,并指出存在的不足。
杨晓彤[7]（2018）在《科技文献翻译实践报告 ——以《医学领域的视觉计算》汉译为例》文中认为视觉计算是人工智能产业的一部分,随着该产业的兴起,该领域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专着《医学领域的视觉计算》中“说明”部分的翻译实践,描述翻译过程,论证翻译方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根据科技文本严谨、客观、正式的文体特点和文本翻译的目的,作者采用功能学派的目的论为翻译指南,力求译文忠实、连贯、规范。本文首先陈述选题背景、简述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接着,比较详细地描述翻译过程,包括译前准备、理解与表达和译后审校。然后是案例分析,聚焦于各词类、长复句和段落的理解与翻译。通过实例分析,笔者论述了词语、句子及篇章的表达方式,分别论证了词义引申、增补、删减、顺译、逆译、分译、合译、句子间的跨句重组和节译等翻译技巧的可行性。作者证明:只有兼顾创造性和局限性,从目的论的视角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才能保证科技文献的翻译质量。最后作者总结了自己的收获与启示,指出了本研究之不足和改进办法。本文旨在为从事科技文献、特别是医学文献翻译的新手提供启示,对科技文献翻译者亦具有参考价值。
周锐[8]（2017）在《从汉语句首名词性独立附加语看汉英句构差异 ——以汉语的空间性特质与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为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汉语中,主谓句前的名词性独立附加语是一类比较特殊的语言现象。作为全句的修饰语,这种独立附加语既不依附于句中的其他成分,其与其他成分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也无法从形式上直接判断,因而体现出汉语区别于英语的一些本质特征。学界目前主要从语法、语用这两个方面对这一语言现象展开研究,但对其背后隐匿的语言的本质特征,目前鲜有探究。本文认为,从汉英对比这一角度研究这一语言现象,能从一个侧面透视汉英语的本质性差异。经对汉语句首名词性独立附加语的界定、分类和归属进行梳理,本文发现汉语句首的名词性独立附加语,主要含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位于句首,不依附于句中的其他成分,对整个句子起"统辖"作用;二是可以由一个或者多个成分并列出现于句首;三是与其他句子成分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无法从形式上直接判断,具有较大模糊性。此外,这类句首独立附加语主要包含三大类:一是偏正式名词性独立附加语;二是并列式名词性独立附加语;三是复杂式名词性独立附加语。本文通过对这三类名词性独立附加语及其英译对比研究,进而探究了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句构差异。研究发现,汉英两种语言背后所隐匿的语言本质性差异,即汉语注重语义上的连贯和贯通,罕用显性形式手段来连接句子成分,使得语言成分之间结构松散,缺乏形式上的延续性,因而表现出块状性和离散性;而英语则强调形式上的衔接,句子内部的语言成分之间大多依靠词汇、形态等手段连接,将句中各成分紧密接合在一起,达到形式上的衔接,因而体现出勾连性和延续性。这一差异的实质其实就是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区别,即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而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汉语的空间性主要表现为块状性和离散性,而英语的时间性则突出表现为勾连性与延续性（王文斌2013a,2013b）。
石梓成[9]（2015）在《三种思维差异下的汉英语句结构对比研究》文中认为萨丕尔-沃尔夫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假说引发了人们对思维和语言关系的研究,研究表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的,思维决定语言的形式和使用,语言形式和使用也影响思维。不同民族的思维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思维差异形成了语言差异,在语句结构及理解等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汉英两个民族的思维由于自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汉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天人合一的文化形成了思维的“综合性”的特点;英民族自然环境与主客二分的文化形成了思维的“分析性”的特点。在“综合性”和“分析性”影响下,汉英民族的思维还呈现“归纳性”与“演绎性”、“多相性”与“单相性”的特点。这些差异导致了汉英语言在语句结构形式、语句结构成分和语句意义的不同。在语句结构形式上,汉语属“归纳型”语言,英语属“演绎型”语言,两种语言的语序结构是不同的。汉民族思维的“归纳性”表现为汉语语句结构形式是由各种语句成分形成的“面”逐步归结到“点”的“归纳型”;英民族思维的“演绎性”则表现为从“点”成分逐步到各种语句成分构成的“面”的“演绎型”,具体表现为汉语语句结构谓语核心型、“话题—说明”型、偏正结构前置型和英语的主谓结构型、偏正结构后置型、长句结构演绎型、连词演绎型作用等。在语句结构成分分布上,汉语属意合型语言,英语属形合型语言。受汉英思维的“综合性”和“分析性”特点影响,汉语语句成分省略多,英语语句成分省略少。汉语语句结构成分的“省”,主要通过参与的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言外补足;英语则表现为语句结构成分较“全”。虽然,汉语语句成分“言省”,但语句意义完整;英语语句“言全”,语句意义单一。汉英语句结构成分差异的具体表现是,汉语语句结构成分省略多,紧缩句多,成语典故多,衔接成分隐性强;英语语句结构成分完整,成分形态变化丰富,固定搭配较多,衔接成分显性强。在语句意义理解方面,汉英语句意义呈现“动态性”和“静态性”差异。由于汉民族思维的“综合性”影响,汉语语句意义呈现“动态性”,语句意义不完全由语句成分来反映,需要语境各种因素的合理、有机地参与,要进行“大语境化”处理;英语语句成分特点形成了英语语句意义的“静态性”,语句成分及各种关系标志就能够清楚地展现语句意义,是“小语境化”结果。综上所述,本文在思维理论、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跨文化语言学相关理论、观点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实证、个案分析等方法深入研究汉英思维差异对汉英语句结构形式、语句成分和语句意义差异,梳理、探讨汉英思维差异及对汉英语句的不同影响及差异表现形式和形成机制。通过分析、研究,能使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把握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及其使用规律,丰富汉英语言对比理论研究,为汉英语言教学和汉英翻译工作提供具有实际价值和意义的参考。
温歧[10]（2015）在《印刷机组及多层印刷装置的专利申请报告的科技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一篇专利翻译报告。笔者翻译了关于一种印刷机组及多层印刷装置的专利申请报告,并以此为背景,撰写了该翻译报告。文本属于科技翻译的范畴,而科技类文章的特点就在于专业词汇多、句法关系严密、重逻辑避情感,是一种要求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的文体。因此这也就要求科技翻译必须做到译文的结构严谨和逻辑清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中外交往以及发展的历史上看,科技翻译可以说是我国翻译事业的主体。至今,科技翻译仍然是我国翻译事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文本的翻译有其一定的意义所在。该翻译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翻译项目描述;第二、翻译准备、理解阶段;第三、翻译难点及翻译方法;第四、总结翻译过程中所得到的启发、经验教训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1 概述 |
| 2 四字词语的汉语特点 |
| 2.1 形态特点 |
| 2.2 语言功能特点 |
| 3《忆大山》中四字词语翻译策略的具体应用 |
| 4 结语 |
| 内容摘要 |
| 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第二章 目的论和国际政治新闻翻译 |
| 2.1 目的论概述 |
| 2.2 国际政治新闻及其翻译要义 |
| 2.3 目的论于国际政治新闻翻译的适用性 |
| 第三章 目的论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新闻翻译 |
| 3.1 词汇层面的翻译 |
| 3.1.1 专有名词 |
| 3.1.2 外来词 |
| 3.1.3 缩略词 |
| 3.1.4 词性转换 |
| 3.2 句法层面的翻译 |
| 3.2.1 句式结构的翻译 |
| 3.2.2 句中时态的翻译 |
| 3.2.3 句中语态的翻译 |
| 3.3 修辞层面的翻译 |
| 3.3.1 修辞的活用 |
| 3.3.2 修辞的翻译 |
| 3.4 语篇层面的翻译 |
| 3.4.1 全译 |
| 3.4.2 摘译 |
| 3.4.3 编译 |
| 第四章 影响国际政治新闻翻译的因素分析 |
| 4.1 文化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政治文化 |
| 4.1.2 新闻文化 |
| 4.2 读者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期待视野 |
| 4.2.2 认知差异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件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着作翻译研究 |
| 1.2.2 毛泽东着作译本传播研究 |
| 1.3 理论框架 |
| 1.3.1 描述翻译研究理论 |
| 1.3.2 操纵学派理论 |
| 1.3.3 语言学派理论 |
| 1.3.4 传播学理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意义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概貌 |
| 2.1 中国译毛泽东着作 |
| 2.1.1 翻译出版趋势 |
| 2.1.2 翻译活动特点 |
| 2.2 日本译毛泽东着作 |
| 2.2.1 翻译出版趋势 |
| 2.2.2 翻译活动特点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赞助人” |
| 3.1 赞助人的构成 |
| 3.1.1 赞助人的个体 |
| 3.1.2 赞助人系统 |
| 3.2 赞助人的行为 |
| 3.2.1 翻译活动的规范 |
| 3.2.2 翻译过程的设定 |
| 3.2.3 对海外翻译的赞助 |
| 3.3 赞助人的作用 |
| 3.3.1 赞助人与意识形态 |
| 3.3.2 赞助人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者主体 |
| 4.1 翻译者群像 |
| 4.1.1 译者的“显身”与“隐身” |
| 4.1.2 译者的多重身份 |
| 4.2 主体间性 |
| 4.2.1 译者与原文作者 |
| 4.2.2 译者与读者 |
| 4.2.3 译者与译者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 |
| 5.1 集体翻译的典范——《毛泽东选集》 |
| 5.1.1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问题 |
| 5.1.2 《毛泽东选集》的翻译策略 |
| 5.1.3 《毛泽东选集》的译注问题 |
| 5.2 复译的代表——《矛盾论》 |
| 5.2.1 《矛盾论》的翻译之争 |
| 5.2.2 《矛盾论》中典故翻译的历时与共时研究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在日本的传播 |
| 6.1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传播 |
| 6.1.1 译本发行 |
| 6.1.2 学习讲座 |
| 6.2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的接受 |
| 6.2.1 毛泽东思想研究 |
| 6.2.2 毛泽东思想研究结社 |
| 6.2.3 毛泽东着作传播中的“知”与“传”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研究回顾总结 |
| 7.1.1 毛泽东着作日译的译本研究(1949-1978) |
| 7.1.2 文本内外因素对翻译传播的影响 |
| 7.1.3 毛泽东着作日译与传播的影响 |
| 7.2 研究贡献及不足之处 |
| 7.2.1 本研究的贡献 |
| 7.2.2 本研究的不足 |
| 7.3 思考及展望 |
| 7.3.1 对本研究的思考 |
| 7.3.2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约 |
| 附录 Ⅰ 毛泽东着作日译本总汇(1949-1978) |
| 附录 Ⅱ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致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书简 |
| 附录 Ⅲ 毛泽东着作日译主要译者简介 |
| 附录 Ⅳ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译注表 |
| 附录 Ⅴ 《北京周报》中的《毛泽东选集》广告 |
| 附录 Ⅵ 《读卖新闻》刊登的三一书房旧译版《毛泽东选集》的广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2 选题缘起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相关说明 |
| 第二章 《通俗常言疏证》概述 |
| 2.1 孙锦标生平与学术成就 |
| 2.2 《通俗常言疏证》编纂体例 |
| 2.3 《通俗常言疏证》训释方式 |
| 2.4 《通俗常言疏证》引证文献 |
| 2.5 《通俗常言疏证》词条特征 |
| 2.6 《通俗常言疏证》与明清俗语辞书 |
| 2.7 小结 |
| 第三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概貌 |
| 3.1 从来源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2 从内容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3 从音节上看《通俗常言疏证》词语的构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上)——俗语词 |
| 4.1 俗语词概述 |
| 4.2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义类聚 |
| 4.3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构词法 |
| 4.4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词词源考释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中)——熟语 |
| 5.1 熟语的来源、品类和特点 |
| 5.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研究 |
| 5.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研究 |
| 5.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研究 |
| 5.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研究 |
| 5.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研究 |
| 5.7 《通俗常言疏证》格言研究 |
| 5.8 小结 |
| 第六章 《通俗常言疏证》词语构成(下)——特殊词语 |
| 6.1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结构类型 |
| 6.2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语义分析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通俗常言疏证》新词新义 |
| 7.1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词 |
| 7.2 《通俗常言疏证》中的新义 |
| 7.3 小结 |
| 第八章 《通俗常言疏证》研究价值 |
| 8.1 语言学价值 |
| 8.2 文化学价值 |
| 8.3 小结 |
| 第九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通俗常言疏证》引用文献表 |
| 附录2 《通俗常言疏证》成语表 |
| 附录3 《通俗常言疏证》谚语表表 |
| 附录4 《通俗常言疏证》惯用语表 |
| 附录5 《通俗常言疏证》俗语表 |
| 附录6 《通俗常言疏证》歇后语表 |
| 附录7 《通俗常言疏证》特殊词语表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及《邓选》日译本相关情况综述 |
| 2.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
| 2.1.1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 |
| 2.1.2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
| 2.1.3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在日本的研究现状 |
| 2.2 中央文献中译外研究 |
| 2.3 多译本对比研究 |
| 2.4 《邓选》的中译外研究 |
| 2.5 《邓选》日译本相关情况研究 |
| 2.5.1 《邓选》中文版出版情况 |
| 2.5.2 《邓选》日译本出版情况 |
| 2.5.3 《邓选》日译本译者研究 |
| 2.5.4 小结 |
| 2.6 同形词研究 |
| 2.6.1 同形词的界定与分类 |
| 2.6.2 同形词的先行研究 |
| 2.6.3 同形词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邓选》日译本同形词受众问卷调查 |
| 3.1 本文的同形词语料 |
| 3.2 日译本同形词受众问卷调查 |
| 3.2.1 问卷调查概要 |
| 3.2.2 问卷的选词标准 |
| 3.2.3 问卷的题目设定 |
| 3.2.4 问卷的调查结果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受众问卷调查的同形词日译研究 |
| 4.1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意差 |
| 4.1.1 译为非同形词更易理解 |
| 4.1.2 译为同形词更易理解 |
| 4.2 问卷调查结果没有显示有意差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邓选》日译本同形词译法分析 |
| 5.1 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分类 |
| 5.2 具体译例分析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研究的总结 |
| 6.2 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6.3 今后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日本语要旨 |
| 附录 I 风媒社译本译者访谈记录 |
| 附录 Ⅱ 《邓选(1975—1982 年)》卷日译本同形词译文对比 |
| 附录 Ⅲ 受众问卷调查表 |
| 附录 Ⅳ 受众问卷调查统计结果 |
| 附录 Ⅴ 受众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附录 Ⅵ“《邓小平文选》日本版出版纪念会”的相关照片资料 |
| 附录 Ⅶ 胡耀邦同志为祝贺《邓小平文选》在日本出版所作的题词 |
| 博士期间科研及获奖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功能对等理论下英汉翻译研究 |
| 2.2 英语长句的定义以及其翻译技巧的研究 |
| 第三章 《美国农业史》简介及语言特征 |
| 第四章 英译汉长句翻译技巧在《美国农业史》中的应用 |
| 4.1 顺序法的运用 |
| 4.2 逆序法的运用 |
| 4.3 切断法的运用 |
| 4.4 综合法的运用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
| 第2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1.1 知识准备 |
| 2.1.2 确立原则 |
| 2.1.3 术语准备 |
| 2.1.4 翻译工具 |
| 2.2 理解与表达 |
| 2.2.1 词语的理解与表达 |
| 2.2.2 语句的理解与表达 |
| 2.2.3 篇章的理解与表达 |
| 2.3 译后审校 |
| 第3章 词语的翻译 |
| 3.1 术语的翻译 |
| 3.1.1 新兴领域型术语的翻译 |
| 3.1.2 语境依附型术语的翻译 |
| 3.2 名词的翻译 |
| 3.2.1 词义选择 |
| 3.2.2 省略及补充 |
| 3.3 动词的翻译 |
| 3.3.1 词义的引申变通 |
| 3.3.2 删减与增补 |
| 3.4 形容词的翻译 |
| 3.4.1 词性的转换 |
| 3.4.2 形容词的省略 |
| 第4章 语句的翻译 |
| 4.1 合译与分译 |
| 4.2 顺译与逆译 |
| 4.3 删减与增补 |
| 4.4 被动语态的翻译 |
| 4.4.1 主动译法 |
| 4.4.2 无主语译法 |
| 第5章 段落的翻译 |
| 5.1 语段的跨句重组 |
| 5.2 篇章的节译 |
| 第6章 结束语 |
| 6.1 收获与启示 |
| 6.2 不足与改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附件 |
| 提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引言 |
| 1.1 理论基础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价值 |
| 1.4 创新之处 |
| 1.5 论文结构和框架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附加语研究 |
| 2.2 汉语句首名词性修饰成分研究 |
| 2.3 独语句研究 |
| 2.4 英语句首修饰性成分研究 |
| 第3章 句首名词性独立附加语的界定 |
| 第4章 名词性独立附加语及其英译的对比分析 |
| 4.1 句首偏正式名词性独立附加语及其英译的对比 |
| 4.2 句首并列式名词性独立附加语及其英译的对比 |
| 4.3 句首复杂式名词性独立附加语及其英译的对比 |
| 第5章 结语 |
| 5.1 研究发现 |
| 5.2 不足之处 |
| 参引文献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语言与思维 |
| 1.2.2 汉英语言对比研究简述 |
| 1.2.3 汉英思维下的语句结构研究 |
| 1.3 汉英对比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4 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1.5 论文结构安排及创见之处 |
| 第2章“归纳”与“演绎”思维下的汉英句式结构差异 |
| 2.1 汉民族“归纳性”思维与英民族“演绎性”思维 |
| 2.1.1 汉民族“归纳性”思维 |
| 2.1.2 英民族“演绎性”思维 |
| 2.2 汉语语句结构“归纳型”与英语语句结构“演绎型” |
| 2.2.1“归纳性”思维下汉语语句的“归纳型”特点 |
| 2.2.2“演绎性”思维下英语语句的“演绎型”特点 |
| 第3章“综合”与“分析”思维下的汉英语句成分差异 |
| 3.1 汉民族“综合性”思维与英民族“分析性”思维 |
| 3.1.1 汉民族“综合性”思维 |
| 3.1.2 英民族“分析性”思维 |
| 3.2 汉语语句“言省”与英语语句“言全” |
| 3.2.1“综合性”思维下的汉语“言省” |
| 3.2.2“分析性”思维下的英语“言全” |
| 第4章“多相”与“单相”思维下的汉英句意差异 |
| 4.1 汉民族“多相性”思维与英民族“单相性”思维 |
| 4.1.1 汉民族“多相性”思维 |
| 4.1.2 英民族“单相性”思维 |
| 4.2 汉语语句意义“动态性”与英语语句意义“静态性” |
| 4.2.1“多相性”思维下汉语句意的“动态性” |
| 4.2.2“单相性”思维下英语句意的“静态性” |
| 第5章 思维差异下的汉英对比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5.1 理论意义 |
| 5.2 实践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摘要 |
| 要旨 |
| 1.翻訳项目の説明 |
| 1.1 翻訳项目の背景 |
| 1.2 项目の性质 |
| 1.3 クライアントの要求 |
| 2.翻訳の过程 |
| 2.1 准备の段阶 |
| 2.2 翻訳の段阶 |
| 2.3 翻訳後 |
| 3.翻訳のケーススタディ及び翻訳対策 |
| 3.1 専门用语の翻訳について |
| 3.2 长文の翻訳について |
| 3.3 翻訳対策 |
| 3.3.1 専门用语の翻訳 |
| 3.3.2 长文の翻訳 |
| 4.终わり |
| 4.1 啓発 |
| 4.2 教训 |
| 4.3 解决が强く望まれる问题 |
| 谢辞 |
| 参考文献 |
| 译文 |
| 附录 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