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担当重任

一、财政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责任重大（论文文献综述）

吴昊^[1]（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赵悦^[2]（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提出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孔杰^[3]（2018）在《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根本,事关国计民生,世界各国历来重视。当下,我国人口数量众多、高居世界第一,粮食安全问题倍受政府和全世界重视。在土地、水等资源条件日益有限的情况下,囿于粮食生长周期、生命周期和消费的刚性、需求的不可替代性,这就决定了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当前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作为连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桥梁与纽带,粮食流通对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引导粮食消费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粮食流通整个环节中,购销作为其中重要一环,一头连着农民,另一头连着市民,生产出的粮食正是通过它及其载体——粮食购销企业,实现了从田头到餐桌的有序流动。目前,在这中间起主渠道作用的当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市场化大势下,不仅粮食购销实行了全面市场化,而且市场主体也全面实现了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相关主体在市场中通过竞争继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缺陷等因素,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有粮食购销体系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政策负效应日益显现,最低收购价引发了国有粮食企业库存居高不下、政府财政负担增大,粮食补贴政策达效有限;国有粮食购销体系中企业产权结构单一、竞争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经营品种单一、适应市场能力不强;政企分开不彻底,“九龙治水”、多头管理,企业和职工激励机制不完善;国际大粮商利用优势加强渗透、挤压市场;等等。对此,有必要从界定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基本概念入手,综合运用国有资产管理、宏观调控、公共政策等理论,针对当前我国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现状和粮食流通面临的问题,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典型农业生产大国保护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粮农利益的一系列政策、经验和现行做法加以总结,在追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程、理性分析历次变革和政策调整的基础上,从推动粮改、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出发,努力寻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完善国有粮食购销体系三者的最佳结合点。同时,着重围绕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经济实体、市场主体、宏调载体的定位,进一步制定完善国有粮食购销体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政策措施,努力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好、部门落实推进好、企业谋划发展好,促使其最终在市场化改革中真正实现做大做强做优,并发挥应有的粮食流通主渠道作用,有效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耿仲钟^[4]（2018）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4年起,国家先后实施了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这三项补贴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业农村发展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三项补贴政策效果逐渐钝化。2015年国家在浙、鲁、皖、川、湘五省进行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将“三项补贴”三合一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一部分资金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被称之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另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粮食产能（被称之为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一年试点期满后于2016年开始在全国推开。新政策催生新的问题,有必要对这项农业政策进行深入的研究。本项研究的研究脉络如下:（1）从历史角度梳理我国主要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发展历程,总结三项补贴改革之后各地实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操作方式;（2）基于政策目标评价其政策效果,包括:评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耕地地力、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的影响,评价适度经营规模补贴对粮食产量、农民收入、农业信贷担保的影响;（3）测算该项政策的政策成本以及农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回应性;（4）根据WTO规则判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合规性;（5）提出优化该项补贴政策的建议。本文构建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并综合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一些处理和方法运用,不仅能够有效揭示该项新农业政策的政策效果,而且能够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该项政策提供思路和依据。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是对原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旨在“藏粮于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普惠制”的性质仍然没变,但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体现了“特惠制”;（2）现有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对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行为影响程度并不显着;“政策目标模糊-执行较困难”不利于保护地力保护目标的达成。单独依靠该项补贴资金无法达成地力的提升与保护;（3）相比较而言按确权面积方式补贴对农户收入影响更大,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补贴方式对产量影响更大,但不管哪种方式当前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标准对粮食产量和农户收入的刺激作用较小,该项补贴能够缩小农户的收入不平等;（4）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具有较好的增产增收效应,但是规模经营主体对粮价变动更敏感;（5）适度规模经营补贴支持信贷担保体系能够增强担保公司的核心实力,有利于撬动更大的信贷资金,刺激银行信贷供给,降低农户融资成本;（6）与原三项补贴的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得以简化,与其他涉农政策相比,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的执行成本不高;农户对两项补贴的期望补贴标准在100-200元/亩,期望补贴与与种植面积相挂钩,农户期望更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社会化服务;（7）“三项补贴”改革大大释放了黄箱尤其是非特定产品支持的政策空间,未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与确权面积挂钩能进一步符合WTO规限。

许婷^[5]（2018）在《工业化视角下我国1949年以来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在工农关系上,通过“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政策倾斜,以较快的速度进入工业化阶段,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面临粮食产量增长缓慢,农民增收乏力的形势,工农业关系发生变化,“工业反哺农业”成为新的政策选择。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伴随着工业建设的推进和城市用地的扩张,农村劳动力的加速转移,以及工业化带来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工农业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粮食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粮食安全政策也随之变迁。本文旨在通过工业化视角,梳理1949-2016年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变迁过程,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工业化对于粮食安全,以及对粮食安全政策制定的影响,尝试寻找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的路径和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总结工业化对于我国粮食安全的整体影响。并结合当下我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粮食安全面临新形势,工农、城乡关系呈现新特点,展望未来的粮食安全政策。根据以上研究思路,论文划分为四个部分对研究成果进行阐述。第1章和第2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方法、创新点以及国内外研究动态,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概念、理论基础进行辨析。第3章和第4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分为四个历史阶段阐述我国粮食安全政策,以及工业化对于相应历史阶段粮食安全政策的影响。第5章总结工业化对于粮食安全供给和需求的影响,进而分析对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影响。经过上述三个部分的阐述与梳理,论文第四部分得出结论并对未来粮食安全政策制定提出展望。

余雪梅^[6]（2015）在《南平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粮食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重大战略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粮食安全由区域粮食安全构成,而地方政府对粮食流通是否有效监管,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粮食安全。南平市是缺粮省的粮食主产区,研究其粮食流通管理体制的历史与经验,对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年来南平市在加强宏观调控,抓好粮食收购,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深化粮食企业改革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在粮食收储、监管过程也遇到困难和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南平市粮食流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借鉴其他省市先进的粮食流通监管经验,提出了加强地方政府对粮食宏观调控、完善储备粮管理、合理确定粮食补贴等对策建议,为其他地方政府完善粮食行业管理、保障区域粮食安全提供参考。

熊万胜^[7]（2012）在《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文中指出本文思考的问题是：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基础是什么。市场秩序的最终反映是价格的稳定,但价格的背后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发现,在我国的粮食市场中,一些新型的社会结构因素已经形成,这些新的结构因素对价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笔者用“体系”一词来概括新出现的社会结构。所谓“体系”指的是社会系统结构在权力与资源分布上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通常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粮食市场体系是一个粮食生产、经营和管理主体之间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中心—边缘体系,包括中心结构、中间结构和边缘结构。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是国家管理粮食工作的科层体系；中间结构主要是由储备粮系统、全国性和区域性的粮食批发市场、各种规模的粮食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中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构成；边缘结构则由未能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对象的农民集体、基层农业服务部门、中小粮食企业、个体户和种粮农户组成。在体系的内部,中心结构、中间结构与边缘结构之间存在主从关系,这种主从关系逐渐被制度化了。体系的出现是粮食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在粮食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市场稳定与粮价放开是一对尖锐的矛盾,其中,市场稳定是粮价放开的前提,构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正是体系的形成使得这对矛盾的化解成为可能。在粮食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央集权化、市场统一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是同步发展的,三者之间互为条件。从实现市场统一的目标出发,可以认为粮食市场化改革存在两种路径,在2001年以前,实施的是以地方为重心的市场统一化方案,但改革遭到了失败,于是,中央转向了强化中央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中央级国有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控制能力,并通过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的产权改革,有效地瓦解了地方的政企合一关系。在粮食市场化的过程中,与粮食产业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得到了保留,其上层还在强化宏观调控机制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它们形成了粮食市场体系的中心结构。新出现的那些中央级国有粮食企业以及相关企业构成了粮食市场体系中间结构的上层部分。随着国家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大,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政策对于民营粮食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府与民营龙头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这些民营龙头企业和在改革中保留的地方国有粮食企业一起构成了粮食市场体系中间结构的中下层部分。在国家专注于推动粮食市场化特别是强化市场的统一性的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那些微小的生产经营主体和最基层的农民集体逐渐地被边缘化,它们成为粮食市场体系的边缘结构。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以后,市场经营的风险大增,各种新老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环境同时趋于恶化。更为重要的是,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国家发展粮食生产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依靠基层组织发动农民,越来越转向了指望企业与个体户带动农户。这个根本转变使得农户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越来越深刻地受到权力与资本的联合控制。体系对龙头企业和粮食经纪人的扶持,在短期内可能是帮助了农民,但长期地看,也排挤了组织经营农户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和组织承包农户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小规模的承包农户向适度规模的经营农户的自发升级通道还存在障碍,经营农户在与雇佣农场的竞争中也不占优势。结果,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作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的前途日趋模糊。体系的形成与运作对于粮食价格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作用机制有三个层面,第一,体系内部各要素的完整,使得不同部分之间可以相互支撑,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系统的基本功能；第二,体系内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化,使得粮食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成为有序和稳定的；第三,体系促进了供需平衡。因为,在粮食供应略微偏紧和体系结构还比较完整的前提下,有关部门确实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来刺激生产,而且可以大致地预见这种投入的增产效果。依托粮食自给政策、储备粮系统、全国批发市场和其它国有粮食企业,体系结构对于流通的控制能力是强大的。近十年来,我国粮价避免了大起大落,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与体系的形成是有关系的。体系的出现带来了粮价的稳定,但是,体系自身却是不稳定的。如果体系沿着既有的逻辑继续强化自身,有可能威胁体系自身的可持续性。因为,体系的形成不完全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出于多种行动者的自主行动的复合作用,它整体上必然是无意识的,它的稳定也具有偶然性。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需要自觉地对体系进行改进,那么,这种自觉改进的方向是什么?

王薇薇^[8]（2011）在《基于效率视角的粮食流通主体利益协调及政策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4645万t,比上年增产2.9%,实现连续7年增产,国内粮食供需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流通体系不健全；粮食供求区域性、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主产区售粮难、价格低迷等“增产不增收”现象时有发生；粮食主产区与粮食主销区利益分配失衡,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产区原粮与销区成品粮差价过大,生产者与消费者剩余受损等。以上诸多因素已经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如粮农生产积极性不高、粮食储备成本上升、粮食主销区抗风险能力减弱等,中和了连年粮食增产带来的国家粮食安全系数的提高。粮食流通是社会商品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连接粮食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从目前粮食市场利益分配来看,中间商已经成为整个粮食产业链中最大的利益群,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则有减无增。因此,为增加粮农收入、稳定粮食生产、平抑市场粮价、保障消费者利益,急需对粮食流通市场进行有效管控、协调粮食流通市场各主体利益分配。本研究在保护国家粮食安全背景下,运用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方法,从流通效率视角研究粮食供应链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首先,构建双层市场模型分析粮食流通市场各主体利益协调方式,探寻影响粮食流通市场效率提升的深层次原因。其次,运用调研数据从实证角度测算粮食流通企业交易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当前粮食流通市场交易效率、经营效率高低。最后,在综合理论论证与实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设计符合我国粮食生产、流通实际的协调粮食流通市场各主体利益的政策体系。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我国粮食流通市场现状研究。在粮食生产能力渐趋稳定、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双重推力下,我国粮食供需安全的重心逐渐由总量安全转为依靠流通的区域供需安全。依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实现粮食流通安全的根本在于协调市场主体利益关系。现阶段,我国粮食流通市场主体利益协调尚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还体现在利益主体的经济实力上；二是粮食购销市场与粮食生产协调不力,表现为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分配失衡；三是政府政策目标与国有粮食企业市场化运行存在冲突,需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粮食流通体制调控措施。第二：粮食收购市场各主体利益协调的经济学分析。运用双层市场模型分别探讨粮食收购市场中粮农、私营粮商、国有粮食收购企业等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并剖析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综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收购的粮食数量与其交易效率成正比,即企业交易效率越高（MG、M（?）越小）,其可获得的粮源越多；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是协调粮食收购市场各主体利益、稳定市场秩序的突破口；理论上,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三：粮食销售市场各主体利益协调的经济学分析。该部分首先以粮食销售市场中粮食所有权的流转为线索探讨市场中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然后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分别分析市场粮源充足和市场粮源不充足两种情况下阻碍粮食跨区域流通的主要因素。研究显示：①在具有买方市场性质的粮食销售市场中,向粮食主销区提供粮食的大型粮食购销企业为了支付较少的交易费用往往倾向于降低粮食交易量；②在具有卖方市场性质的粮食销售市场中,随着粮食交易量的增加,充当粮食需求方的私营粮商支付的边际交易费用不断增加,其最终将拒绝购买更多的粮食,阻碍市场交易的完成。由此可见,促进两种情况下粮食交易顺利完成的切入点都在于降低粮食购销企业的交易费用。因此,降低购销企业的交易费用、提升企业交易效率是促进粮食在产销区之间顺畅流通的关键。第四：粮食流通企业交易效率测算及分析。该部分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交易费用”模型推导出仅考虑商品价格因素的交易效率计算模型,用以测算湖北省21家粮食流通企业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的交易效率。通过比较企业间交易效率值、企业年际交易效率波动、享受政策优惠企业的交易效率变动,得出如下结论：粮食流通行业整体交易效率处于较高水平且在不断提升,但是尚处于不稳定的曲折性提升中；企业之间的交易效率差距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是单个企业交易效率的提升缺少稳定性,与行业整体交易效率水平的提升不协调；政府对个别粮食购销企业的优惠政策并未对其交易效率的提升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第五：粮食流通企业经营效率测算及分析。运用DEA方法测算湖北省21家粮食流通企业从2006-2009年度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值。测算结果表明：多数粮食流通企业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且企业对要素配置的优化过程比较随意；政府针对部分企业的政策优惠措施对行业效率影响力较小；政策倾斜和优惠有助于受惠企业效率的全面提升,但是这种正面影响缺乏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流通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包括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粮食流通行业内基于技术效率增加的生产是可持续的,但是规模效率却呈逐年下降的态势；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是增强的,但是这种趋势并不稳定。第六：粮食流通市场政策体系设计。综合前文研究,文章从市场主体利益协调保护角度设计了中国粮食流通市场政策体系,并对粮食流通市场硬环境建设提出建议。

李永贵^[9]（2011）在《基于粮食安全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安全问题是关系到人民生活和国家稳定的重大问题。保证粮食的有效供应,不仅关系到城镇居民生活的正常运行与发展,还是稳定种粮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从当今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粮食供求的变化趋势来看,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优化我国的粮食消费结构固然重要,粮食流通能力的建设则是更为关键。粮食流通是联系粮食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粮食流通是否顺畅不仅直接关系到粮食产需的顺利衔接,而且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的问题。如果粮食商品不能在市场上很好地实现其价值,以致粮食市场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导致粮食生产的严重萎缩,最终损害我国的粮食消费,危及我国粮食安全。如何构建一种合理的流通体系不仅可以减轻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压力,也可以缩减国内因为自给率太高而造成的投入资金成本过大等问题。所以说构建合理的流通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进一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必要措施。本文以如何促进我国的粮食安全为最终的研究目标。在现阶段,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已基本饱和,在科学技术没有突破的情况下,粮食生产总量基本趋向稳定,但是由于市场体系不完善,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使粮食产销在区域上无法达到均衡,在产销区出现余粮与缺粮的矛盾状况,另外,粮食产销不顺,对种粮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本文从粮食流通的体制出发,首先阐述了粮食流通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系,然后通过调查研究,总结我国粮食安全和流通体制发展的现状,从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储备以及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三方面来阐述我国现阶段粮食流通体制面临的问题,并通过对国外先进粮食流通模式的接触与借鉴,探索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未来发展的思路；最后,对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发展面对的问题提出措施和建议,进一步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流通体制,促进我国的粮食安全。

王耀鹏^[10]（2011）在《中国粮食流通支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粮食流通是连接粮食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粮食流通对保持粮食供需在总量、区域、品种和时间上的基本平衡,保证粮食供应、稳定粮食市场价格、引导合理消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外,粮食流通还对促进种粮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发展粮食生产,加快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粮食流通支持政策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本文以公共财政理论、粮食基础地位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作为粮食流通支持政策的理论依据,并对其进行论述,同时阐述了我国实施粮食流通支持政策的特殊性,总结了国外粮食流通支持政策的经验及启示。在此基础上,将粮食流通政策按照收购、储备、批发、运输、加工、零售6个环节和基础设施建设、质量、科技、信息4个领域共10个方面,分别对其支持现状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找出了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改进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理顺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关系并合理确定中央储备粮规模,建立县级粮食储备和成品粮储备制度,增加植物油储备数量；主动扶持国有粮食企业消化政策性和经营性财务挂账；支持加工企业直接入市从种粮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直接对低收入等困难群体发放成品粮油补贴,取消高等院校在校学生粮油补贴无差别发放政策；制定全国统一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大对“北粮南运”等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力度；建立原粮质量干预制度,加强粮食应急供应质量检验能力建设；保证粮食流通科技经费投入和研究时间；整合现有粮食信息系统,建立起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对称、开放的信息服务系统。根据实际情况,排列出了上述10个方面的支持顺序。粮食收购价格既对种粮农民增收、发展粮食生产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又是粮食流通起点即收购环节的主要内容。本文对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进行了重点分析,从粮食的弱质性及其供求变化的“蛛网效应”和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国家需要的角度,解释了实施粮食价格支持的依据和合理性,运用供求模型对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分析了由此给粮食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政府带来的福利损益变化。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产生的积极效应进行总结,找出了存在的问题：最低收购价制定不科学和品种、地区差价不合理；预案公布不及时；执行主体和具体委托收储库点关系不顺等。最后,提出了改进最低收购价政策建议：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水平；提前公布最低收购价政策；取消收购数量限制；在执行政策中引入竞争机制和理顺监督关系等。黑龙江省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对全国粮食流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者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黑龙江省粮食流通支持政策情况进行了案例分析,针对该省存在的大豆等粮食生产基础薄弱、粮食流通环节补贴不到位、基础设施落后、粮食外运能力不足、加工业发展滞后、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发挥受限、粮食风险基金缺口较大等问题,分别提出了改进建议,主要包括：将大豆列入最低收购价范围并提高保护价水平；改变补贴方式,加大对粮食加工转化支持力度；建立粮食产销区之间利益协调机制的4种具体模式等。在上述分析研究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把粮食流通环节和流通领域10个方面细分成23项重点支持内容,根据实际情况,排列出了支持的先后顺序和每项内容对应的财政、信贷、税收等具体支持方式,从而构建起了粮食流通支持政策体系,提出实施粮食流通支持政策的11项保障措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粮食流通管理机构建设,理顺中央和地方粮食事权,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信贷资金支持方式,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完善粮食风险基金政策,大力促进粮食产销衔接,发展粮食现货和期货交易,加快粮食流通法制建设,加强监督检查。

二、财政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责任重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财政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责任重大（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工业化视角下我国1949年以来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南平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效率视角的粮食流通主体利益协调及政策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基于粮食安全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粮食流通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财政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责任重大（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D]. 吴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12)
• [2]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3]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D]. 孔杰. 东南大学, 2018(12)
• [4]我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效果研究[D]. 耿仲钟. 中国农业大学, 2018(12)
• [5]工业化视角下我国1949年以来粮食安全政策变迁研究[D]. 许婷.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7)
• [6]南平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D]. 余雪梅. 福建师范大学, 2015(05)
• [7]体系中的秩序—对我国粮食市场秩序的结构性解释[D]. 熊万胜. 华东理工大学, 2012(06)
• [8]基于效率视角的粮食流通主体利益协调及政策优化研究[D]. 王薇薇. 华中农业大学, 2011(04)
• [9]基于粮食安全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研究[D]. 李永贵. 石河子大学, 2011(04)
• [10]中国粮食流通支持政策研究[D]. 王耀鹏. 北京林业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