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报纸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01.7～2001.9）

一、全国报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01.7～2001.9)（论文文献综述）

方涵^[1]（2021）在《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及其教学实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学科教学中,学科特性是教学展开的逻辑起点,对学科特性的深入理解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基础。实践中,由于忽视对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的理解,长期存在“重知识、轻文化”的困境,过度重视中学英语的工具性,使得中学英语教学失去了文化涵养,遮蔽了应有的育人价值。在全球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实现跨文化性成为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论文旨在探究“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应该如何在教学中得以实现”这一问题,从学科跨文化性出发,基于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通过对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的育人价值、内容过程以及教学实现的系统探索,以期为中学英语深度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本论文通过学习借鉴文化教育学从人生命本体出发考察教育的立场,及其关于“教育—文化—人”三者关系论断,解读教育人类学关注文化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对人的影响,用关系性思维的方法思考文化与人的双向滋养关系,梳理语言—文化学中冯堡特的民族世界观、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马林诺夫斯基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概念、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等研究成果,本研究明确了从多元文化教育视角研究中学英语教学,强调文化是人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揭示了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工具理性对语言文化性的割裂,割裂了语言的交流功能与其文化性的基本关联,割裂了学生的生命发展与教学的基本关联。基于课例研究和访谈调查结果,本研究分析了由于中学英语常态教学的实践惯性和教师对学科特性理解不足,中学英语教学已不能满足由于时代发展引发的学生学习需要的变化,停留在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的浅层教学无法触及本学科的跨文化逻辑,不能通过跨文化意义建构来丰富学生的生命层次。英—汉两种异质文化相遇产生的文化间距是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研究的逻辑起点,间距打开了跨文化反思的空间,并由此产生了跨文化性的思维方式“文化间性”。间性思维认为,正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异质文化之间才有了相互借鉴,互为烛照的可能。文化间性为本研究提供了开放的、动态的、关联性的思维方式,“跨”是文化动态交互的过程。跨文化性是中学英语学科所蕴含的汉英文化间距所达成的文化间性,包括汉英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和共通性,是从感知英汉文化差异到达成文化共通的过程。文化差异性的根据在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实践活动的差异,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则是文化共通性的依据,“通”指成就差异以达成沟通,中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共通性可以理解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通过后天教化所形成的共同文化行动意识。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可以通过发展学生文化知识、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四个维度的从差异性到共通性的动态过程来实现。跨文化性是本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性之一,其在教学中的实现是对学科教学规律的尊重,可凸显本学科的育人价值,让中学英语从“知识育人”走向“文化育人”,从工具理性的知识表层教学走向学生健全人格发展的深度教学。在跨文化性视域下,对中学英语教学的本质、价值、知识、教学方法的认识有了新的推进,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的教学实现机制可以分解为发生机制、展开机制和促进机制三个部分。就跨文化性的教学发生机制而言,语言文化性的诉求是其发生的源头,中学英语教学中异质文化的相遇是其发生的前提,中学英语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是其发生的动力。在跨文化性教学实现的展开过程中,应基于整体性原则、情境性原则、对比性原则来设计教学;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可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跨文化性下中学英语教学的过程是学生从差异到共通的认知发展阶段,是促进跨文化生成的师生交往活动,是跨文化情境下的教与学的关系;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实现的教学,应选择主体参与策略、合作教学策略和促进学生差异发展的教学策略。可以通过尝试设计多元的教学评价、开展跨文化的课外活动、营造丰富的教学环境来促进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的教学实现。在对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教学实现的样态探讨部分,本论文提出学生跨文化知识构建的体验--对比教学、跨文化行为养成的活动教学、跨文化思维发展的共情式教学、跨文化价值观建构的主题探究教学是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教学实现的可能模式。

张雪飞^[2]（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提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稂建中^[3]（2019）在《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文中认为英语曾经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个欧洲岛国的民族语言,它在短短几个世纪里从不列颠出发,遍布“日不落帝国”,进而发展成为如今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及其承载的文化留给人们一笔具有全球价值的财富,这笔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英语教育得以传承和发展。本文基于历史视角,在社会话语理论框架下,运用历史研究、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系统地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具体地说,在回顾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地位确立这一背景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视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讨其教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英国“现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世纪英语”的基础上,经过漫长历史时期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发展而形成。“现代英语”始于16世纪,具体界定是:1500-1800年间为“早期现代英语”时期,1801年至今为“晚期现代英语”时期。本文聚焦16-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由六部分组成,除了绪论和结语外,还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现代英语”教育如何在英国得以兴起。第三、四、五章分别从不同专题角度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第六章是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总体评价。具体而言:第二章主要从英格兰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语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国“现代英语”教育背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英语取代法语,由老百姓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民族文学的发展将英语由生活语言转变为文学和学术语言;英语自身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了“现代英语”的形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驱动以及语言学家的贡献综合地为“现代英语”教育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第三章重点探析16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民族特性。通过梳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近代英语教育政策和不同层次的英语教育,以及外来移民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发现英国“现代英语”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众识字能力的同时,试图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识、重构少数族裔民族身份、培养民族和国家认同,从而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点探析17世纪之后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国殖民地英语教育伴随着其海外贸易、传教和殖民统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语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语教育和本地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在殖民晚期调整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英语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阶层（如印度）,或构建英国化主流社会阶层（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殖民地社会结构和文化身份重构,使殖民地英语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针对18世纪末及19世纪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全球化视野,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分析英国社会不同话语主体权力关系,阐释英语教育全球化视野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英国的语言政策从民族同化逐渐走向文化宽容,语言教育政策从单语走向双语或多语教育并存;同时,由于英国文化多重特质的影响,“现代英语”教育在全球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从而呈现出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从语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国家发展战略等维度对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行反思。在语言文化教育维度,“现代英语”教育体现出语言与文化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偏重语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过分倚重社会力量等特点;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现代英语”教育对英国本土民众的社会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构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体现民族身份的统一性,同时它对海外殖民地民众的英国化和本土化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体现了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在国家发展战略维度,在王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同历史时期,“现代英语”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历史变迁研究对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认为,国家语言规划应符合话语主体社会关系和国家战略,国家语言政策应尊重话语主体社会身份和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语言教育政策也应有利于知识与信仰体系重构和跨文化交流。

裴世东^[4]（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指出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吴亮亮（Penpisut Sikakaew）^[5]（2018）在《中泰稻谷起源神话的文化记忆研究》文中指出文化记忆是90年代德国埃及学者扬·阿斯曼首次提出。其内容涉及到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或带有宗教性的仪式等方面。据本文所述,20世纪的中国和泰国的稻谷起源神话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母题分析、原型和故事形态研究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仅限于文本的,是共时性的维度。然而,神话还有口头性的一面。当神话被重新讲述的同时,其内容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这就表明了神话是富有历时性的维度,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维度。因考虑到神话的活态性,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研究的重要参考,试图把神话的历时维度也考虑在内。但是,文化记忆作为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尚有不完善之处,但这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研究问题,尤其是文化记忆对身份认同的作用。从民俗学和文化记忆的深层结构去探究发现,民俗既是整个文化意识形态的基石和支柱,而意识形态构成的前提乃是文化记忆。本文通过对神话文本的研究,分析其母题的核心内容,再次引用文化记忆理论分析其文本之经典化的趋向,加上对与神话文本相辅相成的仪式和信仰等进行思考,最终取得的成果包括神话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的解读,如80-90年代与当下搜集到的神话文本的母题之间所产生的微小变化、两国稻谷起源神话形成的推论、巴利语在泰国民间招稻谷魂仪式的使用、两国神话文本经典化的趋向、中国古文物中的鸟纹分析、泰国招稻谷魂仪式的意义、泰国素攀府农民改宗的个案分析及其对神话传承的影响,以及个体记忆造成神话或文化记忆失传的可能性。通过文化记忆,几千年的回忆得以展现。文化记忆通过各种仪式、规范、传统和教育等方式来构建和塑造个人的特征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个人也可以通过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他们对这些仪式的反应也有利于文化记忆的稳定性,并如此循环下去。神话已经回答了我们归属的问题。如同稻谷起源神话一样代表了我们国家的世界观。而既然我们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知道了自己是谁,就不会再迷失方向了。

周新年^[6]（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王东^[7]（2017）在《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明清广州府北靠南岭走廊,南临茫茫大海,多样的地形地貌,不同的民族（民系）分布,多元的经济形态,发达的宗族文化等因素孕育了众多的传统村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文化体系。本文基于建筑史学和建筑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借鉴审美文化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成果,以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审美文化的逻辑构成,划分出审美文化圈区划,勾勒出其审美文化的历史演变,以“建筑美学的文化地域性格”理论为指导,搭建研究框架,探索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地域形态特征的多样性、社会时代精神的丰富性、人文艺术品格的深厚性,进一步推进岭南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理论研究,促进岭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实践以及传统聚落史、建筑美学、传统建筑修缮设计理论等研究领域的繁荣发展。首先,针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环境格局、空间布局、景观类型展开分析,揭示其中的地域形态特征。明清广州府的水乡地区发育最早,是传统广府村落的典型代表,形成水乡村落格局。明代以降形成的广客交融型村落多“五位四灵”的环境格局。近代侨乡村落环境格局多样化特征显着,有水乡格局、靠山临田格局,临田临交通格局等。瑶族村落以“后有靠山,前有梯田”的环境格局为主。传统广府村落以“梳式布局”为原型,衍化为多种布局形态,突出“绕水”、“围岗”、“沿涌”、“综合”的形态布局。广客交融型村落突出村落的“围合性”布局。侨乡村落突出“规整的网状”布局。瑶族村落以“排列和自由”布局为主。从村落景观要素来看,传统广府村落的景观要素主要有榕茵社坛、小桥流水、水口园林、河涌植被、驳岸水埠、田园风光。广客交融型村落景观主要体现在客家围村景观与广府梳式布局的村落景观的相互交融上。侨乡村落的建筑景观突出表现在西式建筑与传统广府建筑的融合上。瑶族村落以“高山-村寨-梯田-河谷”的垂直景观形态为特色。其次,通过分析明清广州府的经济基础、宗族意识、文化习俗与村落的类型、住居模式、文化空间形成的关系,阐明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社会时代精神。农商一体的经济结构孕育了岭南特有的水乡传统广府村落。在多山地、丘陵的广客交融型村落以农耕经济为主,村落规模小、形态简单。近代侨乡村落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侨汇经济的支撑。少数民族聚居区存在游耕和山地稻作农业,促成了散居、大杂居小聚居的村落形态。受宗族意识的深刻影响,形成聚族而居的住居模式,在布局上表现为组团性、差序性,规整性、防御性特征。文化习俗对村落空间影响深刻,多神信仰致使村落庙宇众多,南越时期至民国不同年代的民俗遗迹“堆叠”于村落建筑中,“文房四宝”的耕读精神指导景观空间布局,村落空间中的这些文化习俗体现了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再次,通过对传统村落蕴含的民族心理、价值取向、思维模式、审美理想的分析,就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景观集称文化、建筑装饰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量,揭示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中的人文艺术品格。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景观集称文化的美学特征涉及自然、人文、生活三方面,其审美品格包含“整体和合,直观体悟”的审美思维,“崇尚自然,以水为宗”的审美趣味,“尚静隐逸,诗画桑梓”的审美境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建筑装饰艺术表征了包括务实享乐的审美情趣、兼容创新的社会心理、崇文重教的价值追求、诗意乐生的审美境界在内的人文精神。作为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游艺与粤乐包含了务实享乐的审美心理和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

郭亮^[8]（2014）在《一个牧业村庄的灾变图景》文中研究表明灾变作为一种现象的生成,既是一种环境要素,又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属性,它在具体的地方层面被感知,同时又超越了地方。灾变作为一个全景性的社会场景,不仅是一个社会关系总体呈现的事件,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得以展开和形塑的过程。灾变的生成既依赖于文化观念、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和历史过程多重脆弱性的叠合,还与国家权力下的政治、经济实践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现代-民族国家不断消解地方等级权威树立国家边界和权力实践的结果。本文选取川西北若尔盖县阿西村作为研究呈现的案例,通过对阿西牧场当前诸多灾变场景的生态人类学考察与微观社会学分析表明,灾变作为偶发性的场景内嵌于复发性的话语（发展）结构之中,依托于治理、（发展）话语实践,灾变不断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国家权威和治理实践逐步深入地方,传统的神圣边界让步于国家的权威边界,地方知识让步于科学话语,传统的地方等级认同趋于更高级的国家认同。最后,透过对阿西当前灾变深层肇因肌理的考察表明,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对于实现生态认知的解放,尤其是对于自然科学有关生态研究具有可借鉴的典范意义。

何乃柱^[9]（2013）在《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文中认为随着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各种社会冲突迭起,社区成为了新时期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聚焦点。社会工作如何立足于社区回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民族社会工作的系统性研究还很薄弱,民族社会工作在中国整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国内民族社区中开展的社会工作实践还比较少,有关社会工作应用于民族社区的研究（即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还较为单薄、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以民族社区为切入点,探讨社会工作如何应用于民族社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是一次探索性尝试。本文以建构主义、证据为本和行动研究为研究范式,采用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参与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开展了系列的探讨：一是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相互关系进行界定,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简评。二是初步梳理了社会工作在国内外民族社区的发展史和实践史。三是立足于中国城市基层民族社区的现实处境,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城市散杂居社区民族工作、如何介入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困境群体的社区照顾服务。四是立足于中国农村社会,探讨了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时的文化敏感问题,分析了社会工作如何在基层民族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五是立足于民族社区,建构民族社会工作的哲学思想、价值观、伦理规范、理论、知识和实务体系等。六是探讨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多民族情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文末,笔者还基于田野调查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中国境内的外国族裔社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当社会工作遇到少数民族时,民族社会工作就出现了。民族社会工作是应用社会工作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协助少数民族个体、群体、组织、社区和社会解决各种问题的、专业的助人活动。民族社区社会工作是指社区里的民族社会工作,也就是社会工作在民族社区中的应用。2.国外的民族社会工作实践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其实践和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原住民和移民中的少数族裔,反压迫、反歧视、民族敏感是其主要视角。研究成果集中于英美两国,多为宏大叙事,缺乏系统的、基于社区的深度研究,且许多成果尚未翻译到国内。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被认为是国内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起点,但至今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尚未进入主流视野、研究队伍薄弱,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概念和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系统的和实操性的成果,立足于某一具体的民族社区的研究更少。3.民族社会工作的学科基础主要是社会工作而非民族学。遵照国外社会工作的传统和基于社会工作实践视角,本文认为广义上的民族社区如城乡民族聚居社区、少数民族散杂居社区及中国境内的外国族裔社区也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研究对象。4.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社会工作最早是由美国传教士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于1909年借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处于发展加速期。西方社会工作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有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包括民政等行政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从事的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工作等。助人自助的目标、长期性的助人活动、接受过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培训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助人活动的重要标准。5.民族社会工作主要面对的是发展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本土民族社区的多个实践个案的研究认为,社会工作可以成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乃至统战工作的新力量；社会工作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穆斯林长者服务等方面可大有作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是社会工作介入重大灾害救援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民族文化作为地方性知识可以被社会工作充分利用于开展基层社区治理。6.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民族社区社会工作亦是如此。西方社会工作、行政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民间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本土实践等都是中国社会工作营养来源。多源流性是中国社会工作结构的重要特点。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区域文化的差别等使社会工作针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民族社区应用时,必须面对多重的实务系统。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社会工作体系在中国情境下急需进行本土性的、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建构。7.中西方国家社会文化土壤的差异、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要求、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嵌入式发展现状等使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化成为必然,并需处理好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关系。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具有多元性。社会工作应用于中国的民族社区可能面临多次本土化的任务,并以服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为重要目标,对民族社会工作教育也提出了诸多要求。

陈滔娜^[10]（2013）在《哈佛燕京学社研究 ——民国时期校际合作的成功个案》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迫使中国教育界做出回应,中国教育与中国外交、政治、经济等一起逐步面向国际体系,寻求国际认同,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就是逐步实现教育的国际化、学术化与专业化。国际化是一种办学理念及办学模式,包括课程的国际化,学者与学生学习、研究与流动的国际化,跨国界的教育项目合作等内容。教育的国际化强调国际化的影响,国际化不仅有国际资源的参与、国际教育力量的合作、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国际化活动应该产生的国际影响。关注西方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与国外大学寻求合作,学习和模仿现代性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特征。本文以校际合作为研究切入点,以学界公认的民国时期中外合作办学成功个案——哈佛燕京学社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校际合作视角分析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发展、变迁,探讨这一校际合作良性运行的制度支撑及其教育影响,关注其在民国教育国际化努力中的表现。这一研究可以拓展教育史学界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内涵,并能为今天的校际合作提供历史经验及现实借鉴,提高国际合作办学的效益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在结构安排上,本文将民国时期高校之间的合作与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研究,从校际合作的起因、过程、结果与影响展开分析研究。全文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和第七章介绍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问题、方法、资料与结论,第二章讨论哈佛燕京学社的缘起与创立过程。第三、四、五、六章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个案从组织制度、资金筹措、教学研究、资料图书四个方面对校际合作的具体要素展开研究。校际合作是基于共同需要与共同目标的产物,旨在实现资源共享、人才共育、优势互补以及走向双赢。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是双方对发展基金的需求与对办学理念的一致追求的结果,其合作过程实现了资源共享、平等互惠、学术发展等预期目标。作为一个校际合作组织,其正常运转依赖于它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固定的合作基金、国际化的教学与研究等因素。哈佛燕京学社的组织结构包括托事部、北京行政管理委员会和哈佛燕京学社哈佛教育委员会三个部分。学社设有年度评估、项目申请、经费预算与使用评价等合作制度,这些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合作的正常开展,促使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办学资金是校际合作中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哈佛燕京学社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争取到固定的资金支持,成功合作背后有巨额的霍尔基金作为支撑。合作基金的使用过程由托事部监督,使用对象及方法是以合作协议为参照,学社所有基金的使用范围限于“中国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学社对中国研究领域作了具体划分:历史和宗教史、哲学和宗教哲学、语言和文学、艺术考古和人类学四个部分（或可再细分为中国历史、宗教、哲学、文学、语言、考古、艺术等七个领域）,这一界定明确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方向。校际合作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学术合作与研究,拓宽了学术合作的广度,也加深了学术研究的深度,形成了不带功利性的学术研究取向,体现了学术共同体式校际合作的魅力。燕大与哈佛通过校际合作为中美双方共同培养了一批批研究中国学的学者。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燕京大学以硕士培养为主,哈佛大学以博士培养为主,通过提供攻读学位奖学金、交换教员、设立客座教授等途径,培养了大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学者和中国的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这一合作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本土研究对象相结合的做法使教育合作既符合国情,又与世界接轨,是国际化与本土化融合的体现。在资料与图书建设上,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建设、《燕京学报》和《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等学术期刊创办与古籍《引得》的编撰三个方面。哈佛燕京图书馆至今闻名世界,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圣地。《燕京学报》在民国期间就是学术领域的三大国学期刊之一,与国立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和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三足鼎立,尤其注重研究的新领域、新问题与新方法的使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主要刊发不同国家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今仍是汉学界国际着名刊物。学社通过资料的建设与大量学术刊物学术专着的发行,提高了学社在国际上的学术声望和学术地位,吸引众多一流学者到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学社《引得》编纂处的各种古籍《引得》更是为传承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研究载体。研究发现,强烈的合作意愿是校际合作的起点,双方国际化的办学理念与办学实践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发展,同时合作目标明确,界定清楚,便于评估;合作内容具体,便于合作教育活动的开展;合作过程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照章办事、科学评估,这些管理的制度化管理是合作正常运行的有力保障。这一校际合作带有浓厚的学术共同体特色,以学术共同体作为校际合作的载体,为校际合作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一合作也体现了国际与本土融合的生命力,不考虑本国优势、本国需要、本国发展的校际合作终究没有根基,无法持续发展。这一研究发现能够为今天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提供历史的镜鉴。本研究资料来源包括耶鲁大学整理的亚联董档案、上海图书馆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以及各类公开发表的民国教育研究成果,本文是从国际化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校际合作开展的一种尝试性研究。

二、全国报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01.7～2001.9)（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报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01.7～2001.9)（论文提纲范文）

（1）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及其教学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5）中泰稻谷起源神话的文化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一个牧业村庄的灾变图景（论文提纲范文）

（9）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10）哈佛燕京学社研究 ——民国时期校际合作的成功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国报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01.7～2001.9)（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学英语学科跨文化性及其教学实现研究[D]. 方涵. 四川师范大学, 2021
• [2]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3]从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国“现代英语”教育的变迁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5]中泰稻谷起源神话的文化记忆研究[D]. 吴亮亮（Penpisut Sikakaew）.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4)
• [6]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7]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D]. 王东.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8]一个牧业村庄的灾变图景[D]. 郭亮. 西南民族大学, 2014(01)
• [9]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D]. 何乃柱. 兰州大学, 2013(05)
• [10]哈佛燕京学社研究 ——民国时期校际合作的成功个案[D]. 陈滔娜. 南京大学, 20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