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凤[1]（2021）在《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影响了整个区域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高等教育,当以人才为本。体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理应重视体育人才。以往对于高校体育人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体育教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今转换一下视角,研究国家和学校能为西部高校体育教师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激励体育教师潜心教学、科学研究,激发教师主动性和敬业精神,真正实现“以教师为本”。而制度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高度相关,制度是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方向标”,引导教师价值和行为选择。正是基于此,从制度视角研究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以体育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体育教师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性质,制定有利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职称晋升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培训制度等,以期为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更新和改进提供借鉴。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建国后国家及各省颁布的影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根据制度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结合建国后我国政治环境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战略调整等,将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了解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制度,掌握当下的政策热点,预测未来的制度走向,为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通过问卷调查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的主要特点以及与职业发展有关的潜在联系。具体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3）通过访谈法获得西部地区13所高校的学校制度以及专家观点,具体详细了解每所学校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制度实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1）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重视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设置以运动项目为主,大学体育教师的培养注重“运动专项化”。制度高度统一化,初步建立了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的培训进修、任职制度、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薪酬制度等。文革结束以后,各体育院系、师范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培养体育人才;考核制度进入量化考核阶段;职称晋升制度得到恢复;薪酬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20世纪90年代,高校体育教师进修培训网络体系基本建成;薪酬制度不断完善;考核制度进入分类探索时期;职称评审权下放,制度改革进入新的时期。（2）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发现,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年收入、执教时间,以及学校特征变量学校地理位置、省份、招生体育专业研究生、分类考核、分类职称评定在职业发展某个或某些维度存在显着性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某些变量和维度对教学发展、科研发展、职称职务提升、薪资增长产生正向直接影响。探索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学校制度对职业发展的解释力度达到0.346,并探索建立调节效应模型。（3）通过微观研究发现部分高校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各高校职称晋升制度有差别,评定方式也各有特色。通过对13所高校的对比分析发现,职称评审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评定职称必备条件和任选条件;另一类是量化打分。在职称评定中,多数高校已经进行分类评定,有的高校将学历作为限制条件,影响体育教师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将比赛成绩纳入其中,而各高校的规定各不相同,没有突出体育教师的特殊性。绩效考核突出量化标准,每所学校的年度考核制度不太一样,但都是侧重教学、科研的考核,教学占的比重更大。学校进修与培训制度明确,考核制度不太全面,教学、竞赛训练方面的奖励不足,薪酬制度满意度较低。根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高校制度是促进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曹越[2]（2021）在《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驱动的新技术与新模式不断涌现,信息已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随着移动互联网与手机等智能终端的全面普及,各类移动应用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颠覆性变革,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开始由PC端向移动端迁移,因此移动情境下的用户信息行为成为当前的热点研究领域。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与线下实体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线上线下融合趋势明显,本地生活O2O服务成为继电子商务之后新一个万亿级市场,移动O2O开始全面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拓展到教育、医疗、养老、城市管理、社区服务等诸多领域,大大加速了全社会的整体数字化进程。作为一种基于移动网络和线上线下交互的新型商业模式,移动O2O能够充分发挥手机的便携性、位置的可追踪性、高互动性等优势,渗透到居民生活的每个角落,随时随地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场景化的优质服务。技术进步带来了信息资源的爆炸性增长和信息异质性、复杂性的激增,然而个体的认知容量和信息处理能力却是有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当代网络用户面临着严重的信息超载问题以及巨大的信息搜寻压力,因此如何提高信息搜寻效果、改善信息搜寻体验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与传统的基于PC端的网络信息搜寻相比,移动O2O情境下的信息搜寻场景和内容更加复杂,且在用户的需求动机、搜寻渠道、方式与策略等方面均存在显着性差异,表现出独特的行为特征与内在逻辑,可见有必要对其展开针对性研究。然而,对于这种融入了线下场景的移动O2O情境下的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目前学者们尚未给予足够的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理论成果有待补充。故而,本研究以移动O2O情境为切入点,将用户线上与线下的信息搜寻行为有机融合,在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的基础上,针对移动O2O情境下的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整体理论模型及行为的“动机—过程—结果”展开系统性研究,以揭示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特征与规律,探寻其影响因素及相应的作用机制,从而针对性地提出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引导和优化策略,为移动O2O平台和商家改进信息服务及推荐系统、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信息服务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本研究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在全面梳理信息搜寻经典理论、模型与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扎根理论与深度访谈法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过程、内在机理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从全局视角出发,构建了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描述了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从产生信息需求到结束信息搜寻行为的全过程及行为机理,包括信息需求认知、信息搜寻渠道选择、信息搜寻策略选择、信息筛选与评价和信息搜寻结果五个阶段;并总结归纳了会对该过程产生影响的各方面因素,包括个体特征、信息素养、感知成本、感知风险和情感因素等主观影响因素,以及情境因素、技术因素、社群影响、任务特征和产品特征等客观影响因素。新模型能够较好地体现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特征与规律,拓展了信息搜寻研究情境,是对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的有益补充,也为后续定量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2）从搜寻动机角度出发,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挖掘用户行为的内在心理动机、外生影响因素以及相应的影响机制。在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特征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之上,以“动机、机会、能力”（MOA）模型和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UTAUT）作为参考,引入信息需求、感知成本、感知风险、情感因素等新变量,构建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驱动因素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查采集数据,借助SPSS 21.0,Smart PLS 3.0等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模型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信息需求、努力期望、情感因素和社会影响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意向的正向影响显着,而感知风险则对其有显着负向影响;搜寻意向、便利条件和搜寻能力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交互关系,只有在三者兼备的条件下,信息搜寻行为才会发生。（3）从搜寻过程角度出发,通过用户实验方法探索了个体特征与任务特征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过程的影响。采用半受控形式的用户实验方法,在尽量还原真实移动O2O情境的前提下,邀请了48位被试者完成4个模拟情境下的信息搜寻任务,并通过屏幕录制软件（录屏大师APP）辅以出声思考法采集信息搜寻行为数据。然后以个体特征和任务特征作为自变量、信息搜寻行为指标作为因变量采集相应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考察在不同任务情境下、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用户如何选择信息搜寻的渠道、方式和策略,探索相应的行为规律。其中个体特征通过大五人格特征量表（NEO-FFI）进行测度,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与尽责性五个维度,任务特征则通过复杂性和紧迫性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研究结果有助于移动O2O平台与服务提供商针对不同任务情境和用户群体改进搜索系统和交互界面、优化信息资源提供方式,实现更加精准高效的信息推荐以及更具个性化的信息服务。（4）从搜寻结果角度出发,基于信息增益理论和支持向量机（SVM）算法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满意度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在文献回顾与用户访谈的基础上,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整理和归纳,最终提取出涵盖用户、信息、技术、环境与渠道五个维度的一共57个影响因素,以此为依据设计调查问卷并收集数据,得到313个有效样本。然后运用信息增益理论对各个影响因素与用户信息搜寻满意度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量化分析,借助SQL软件计算各因素的信息增益值并进行排序,由此识别出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满意度的16个关键影响因素（包括便捷性、信息有用性、个性化需求满足、位置相关性、经济性、需求认知能力、产品/服务差异性、信息筛选能力、信息时效性、信息技术能力、周边环境、商家服务态度、渠道信任度、界面友好性、可操作性和信息形式）。在此基础上利用SVM算法构建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满意度预测模型,数据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在测试集中的分类精确度达到了86.79%,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能力,由此也验证了通过信息增益理论识别出的关键影响因素的合理性和有效性。（5）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从移动O2O平台和实体商家角度出发,兼顾用户、政府和行业监管方等多个视角,分别提出了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引导策略和优化策略,以期为促进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提升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效果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参考。
杨秀娟[3]（2021）在《从“不知不觉”到“当知当觉”：习惯性手机使用及其与正念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之一。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手机功能日益智能化,手机对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手机使用也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理性看待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手机使用方式,提高使用手机过程中的自主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以往研究在考察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时主要聚焦于手机使用强度、手机使用类型、手机使用的“问题”和“症状”尤其是病理性特征（如手机成瘾）等,较少有研究基于更宏观的背景,从习惯的视角来关注人们普遍的手机使用方式——习惯性手机使用。不同于一般性的手机使用以及手机成瘾等病理性行为,习惯性手机使用反映了一种更普遍、常见的手机使用行为,这一行为本身无好坏之分,具有缺乏意识、注意、意图和控制等自动化特征。本研究将集中探讨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征,旨在为揭示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此外,本研究还将基于正念再感知模型和正念去自动化机制模型以及实证研究,从特质正念、状态正念和正念训练三个层面检验正念在习惯性手机使用行为中的去自动化效应,旨在提升人们在使用手机过程中的意识、觉知和自主性,为形成健康的手机使用方式提供实践指导。本研究围绕两大核心问题:（1）揭示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结构和主要特征,（2）检验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共开展了四项研究。具体而言,研究一采用质性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三个子研究探讨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内涵、结构特征及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发展现状;研究二采用行为实验法,通过三个子研究重点检验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失控性”、“情境依存性”和“目标独立性”三个自动化特征;研究三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三个子研究从特质正念的角度考察了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研究四结合日记法、实验诱发法和干预训练法,通过三个子研究分别从状态正念和正念训练的角度考察了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结构与基本现状研究一的子研究1a采用访谈法对2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习惯性手机使用是指通过在同一情境下重复同一行为而形成的在外部环境线索（如手机震动）或内部线索（如无聊）触发作用下自动化使用手机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行为模式化、行为自动化、情境依存性、目标独立性以及不使用时产生的消极影响五个方面。子研究1b在子研究1a的基础上,编制了适合大学生群体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习惯性手机使用问卷,共包括31个题项,分别测量失控性、情境依存性、目标独立性、模式化和高效性五个维度。子研究1c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习惯性手机使用总体水平较高,并且存在显着的性别和年级差异;习惯性手机使用总体水平对睡眠问题、人际疏离感、学业倦怠、负性情绪和手机成瘾等消极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指标具有显着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失控性、情境依存性和目标独立性与这些适应指标之间的关系更紧密。2.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自动化特征研究二重点检验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自动化特征。子研究2a采用成瘾Stroop实验范式,结果发现:（1）高习惯组在手机相关词上的反应时显着长于低习惯组,而在中性词上,两组反应时之间不存在显着差异;（2）高习惯组的手机Stroop干扰效应量显着高于低习惯组。这表明高习惯组对手机相关刺激具有注意优势加工,并且在手机相关刺激出现时会对其抑制控制能力产生影响。该结果证实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失控性”特征。子研究2b采用阈上启动实验,结果发现:（1）在手机情境启动条件下,当目标词语是“运动”时,高习惯组的反应时显着长于低习惯组;（2）在运动情境启动条件下,高习惯组在手机目标词汇和运动目标词汇上的反应时差值要显着大于低习惯组;并且在这一启动条件下,高习惯组对手机目标词汇判断的正确率显着低于运动目标词汇。这表明,高习惯组对手机使用启动情境的依赖水平更高,当目标刺激和情境启动刺激不一致时,他们会受冲突控制的影响和反应灵活性的降低而导致反应时变长。这证实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情境依存性”特征。子研究2c采用阈下启动实验,结果发现:（1）在手机目标词汇启动条件下,高习惯组对手机相关词汇的反应时显着短于中性词汇反应时,而低习惯组在两类词汇上反应时不存在显着差异,这表明高习惯组更易受手机使用目标的启动影响,对手机词汇做出更快的反应;（2）但是在手机情境词汇启动、手机目标词汇启动以及中性词汇启动三种启动条件下,高习惯组对手机相关词汇的反应时不存在显着差异。这表明高习惯组对于手机词汇存在加工优势,而相对不受启动刺激类型的影响,因此手机目标的启动效应没有凸显出来。这部分支持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目标独立性”特征。3.特质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三的子研究3a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结果发现:（1）特质正念总体水平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呈显着负相关;（2）特质正念的有觉知行动和不评判两个维度能够显着负向预测习惯性手机使用总体水平;（3）具体到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具体维度,结果表明特质正念的不同维度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子研究3b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结果发现:（1）大学生的正念特征可划分为中等正念组、不评判觉知组和评判观察组3个类别;（2）“中等正念组”在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均处于中等水平,“不评判觉知组”在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均得分最低,而“评判观察组”在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总体水平及其各维度上均得分最高。同子研究3a结果一致,该结果同样证实了特质正念不同维度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不同预测作用。子研究3c采用中介效应分析,考察了注意控制、情绪反应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在特质正念不同维度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描述、有觉知地行动和不评判三个维度均能分别通过注意控制、情绪反应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中介作用对习惯性手机使用产生影响;（2）不反应能够通过情绪反应性的中介作用对习惯性手机使用产生影响;（3）注意控制、情绪反应性和自我概念清晰性在观察和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着。该研究结果从总体上契合了正念再感知模型和正念去自动化机制模型。4.状态正念和正念训练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研究四的子研究4a采用日记法,考察了自然状态下的正念水平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均能显着负向预测个体每日的习惯性手机使用水平,并且特质正念还能强化状态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总体水平以及失控性、情境依存性、模式化和高效性的负向预测作用。子研究4b采用实验诱发法,考察经过短期正念训练,个体状态正念水平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通过10分钟的短期正念干预,实验组的状态正念水平得以显着提升;（2）与前测相比,实验组在后测成瘾Stroop任务中对手机词汇的反应时更短;（3）个体状态正念水平提升得越高,在手机相关词汇上的反应时越短。这表明通过提升个体的状态正念水平,有效提升了个体加工手机相关词汇时的抑制控制能力。子研究4c采用网络简易正念训练和生态瞬时评估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正念训练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结果发现:（1）通过每天10分钟,连续10天的正念训练,显着提升了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水平,并降低了习惯性手机使用水平及其相关的生理心理社会适应问题;（2）在生态瞬时评估中,状态正念和特质正念均能显着负向预测习惯性手机使用水平,并且在低特质正念个体身上,状态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预测作用更强;（3）训练结束后的访谈结果表明,正念训练能够通过提升注意控制、情绪调节、自我概念以及自我控制水平进而影响习惯性手机使用水平。本研究立足于信息技术时代如何更好地应对人与手机之间的关系,聚焦于习惯性手机使用行为,探讨了其概念内涵、自动化特征及其与不同层面的正念之间的关系。就理论意义而言,与以往研究聚焦于手机使用“问题”和“症状”的视角不同,本研究从习惯的角度揭示了一种更具普遍性、常态化的手机使用方式,并检验了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自动化特征;此外,基于正念再感知模型和正念去自动化机制模型,本研究考察了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及其内部机制,为提升个体在习惯性手机使用行为中的意识和自主性、探究正念在信息技术使用行为上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就实践意义而言,本研究启示未来研究从新的视角理解人们的手机使用行为,更全面地揭示人和手机之间的关系;此外,本研究发现,不管是特质正念,自然条件下的状态正念,还是实验诱发的状态正念,或是网络简易正念训练,均能在影响习惯性手机使用行为上发挥积极作用,这也为未来研究从正念的不同角度对人们的信息技术使用行为进行实践干预提供了实践参考。
莫家业[4]（2021）在《PBL教学法提升中职生课堂参与度的实践研究 ——以《汽车维护》课程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均提出“三教”改革的具体政策与措施,其核心是深化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让学生的学习变得更加主动,让教师的教学变得更加高效。因此,关注学生课堂参与度,注重提升学生有效参与对学生个人发展及提升课堂效果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汽车维护》是中职汽修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根据调查,发现中职《汽车维护》还存在课堂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因此,研究学生课堂参与度对提高中职《汽车维护》课堂教学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的目的,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厘清与整理,发现PBL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即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法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基于此,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课堂观察法对广西区内多座城市一系列中职学校的多位《汽车维护》任课教师及学生进行访谈调查,并对435位中职汽修专业学生《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进行了问卷调查,又辅助以实地参观的形式。基于SPSS26.0进行数据分析,分析学生课堂参与度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将PBL教学法运用到中职《汽车维护》课堂中,并将PBL教学法的过程分为创设情境、领取任务、小组合作、成果展示四阶段,结合实际设计PBL教学法将其用于课堂教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教学实践后,将实践班级实践前后的课堂参与度均值结果进行对比,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PBL教学法的授课后,学生在《汽车维护》课堂整体参与度有显着提升;（2）行为参与度方面,认真、钻研、时间投入有显着性提升;（3）认知参与度方面,浅层次学习策略、深层次学习策略均有显着提升,对教师依赖程度降低;（4）情感参与度方面,学生兴趣感有所提升,厌倦感及焦虑感有所下降,且效果显着,学生成就感均值有所提升,但提升效果不显着。本研究将PBL教学法与中职《汽车维护》课程相结合,尝试以更为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法解决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不高的问题,推动PBL教学法在中职《汽车维护》课程的应用实践,对中职汽修专业同类课程有一定的指导。
马立志[5]（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邵东[6]（2021）在《CEO背景特征，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逆全球化”现象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面对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形势,我国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突出科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格局中的重大推动作用。创新是当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十四五”时期直至更长时期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与关键。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于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为此,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单元,但我国企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面临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和发达国家高端压制的双向挤压。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实现技术突破和技术独立,我国企业需要将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提高创新效率和效益,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基础。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投资收益期较长的企业战略层面的选择,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企业战略决策制定与实施的最高管理者,其背景特征塑造了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决策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实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和中国企业创新的特质,随着国家鼓励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商业活动,随着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日益提升并占据社会生活的主流,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聘用外籍高管人员,选取现有研究较少涉及、且对企业创新管理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学术、名人和外籍三种背景特征（简称学术CEO、名人CEO、外籍CEO）,用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创新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逐步递进分析并对比这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关系中的边界作用、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能够为CEO影响企业战略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选聘有益于促进企业创新战略的高管团队成员提供借鉴意义。本文按以下结构展开具体研究: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括了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构建了论文的具体结构。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确定了具体的研究范围,梳理并总结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和现有文献,为实证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评述,发现当前研究中的不足,引出本文的切入点。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进行理论分析,深入探讨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水平的作用方式和内在机理,将CEO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企业行为和结果有机结合,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本章实证检验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并对比学术、名人、外籍三种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与产出的作用强度,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和国籍文化三个层面考察了企业创新的前置影响因素,为不同视角的高管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第四章,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分析。本章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引入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采用CEO两职合一、CEO兼任股东企业职务;CEO薪酬激励、CEO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六个分组或调解变量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第五章,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分析。本章从创新效益的角度出发,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作为中介变量,构建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并对比了CEO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和深入分析,探讨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机理,阐述了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指明了本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本研究利用中国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7年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手工搜集整理上市企业CEO背景特征的一手数据,与企业二手数据和信息相结合,共得到16,584个“企业-年”样本。在此基础上,建立26个研究假设和70个回归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和Tobit回归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CEO名人背景特征越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同时,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最强,学术背景特征次之,外籍背景特征最弱。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的是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外籍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强于学术背景特征,而CEO名人背景特征对创新产出没有显着作用,表明CEO通过增加研发支出以维持名人地位的动机和行为造成了企业创新效率的降低。（2）CEO两职合一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CEO在股东企业兼职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提升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上述结果表明CEO个人权力的增大抵消了学术CEO和外籍CEO的创新意愿,使其在面临创新风险时更加谨慎和保守,只有名人CEO会随着个人权力的增大而提高企业创新投入。（3）CEO薪酬激励增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也增强了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在CEO学术背景特征促进创新投入和产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调节作用;CEO股权激励抑制了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仅加强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CEO背景特征与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表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股权集中度在总体上抑制了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对CEO学术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投入、对CEO外籍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没有发挥调节作用,表明控股大股东的存在使企业更加关注当前的盈利水平,影响了企业创新的发展;国有控股的所有权性质提高了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促进作用,却降低了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表明学术CEO能够充分利用国有企业丰富的创新资源,而名人CEO因国企领导者的官员属性和特殊社会地位减轻了其为了保持名人地位而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5）企业创新投入在CEO三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产出在CEO学术和外籍背景特征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在CEO名人背景特征及程度促进企业绩效过程中没有发挥中介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和产出能够在部分领导环境中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CEO能够通过加强创新提升企业经济效益,也再一次证实了名人CEO促进企业创新的目的在于保持其名人地位,而非切实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影响了企业创新资源的效率。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关于CEO背景特征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涉及CEO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以及这三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也鲜有文献对比不同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强弱关系,对此展开实证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代表性,更能够发现三种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企业战略产生的独特作用。因此,本文从CEO工作经历、社会地位、国籍文化三个维度引入学术、名人和外籍背景特征构建了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和绩效的作用模型,这在当前学术、名人和外籍CEO日益增加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能够在理论上揭示三种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实际作用和强弱关系,拓展CEO特征与企业战略领域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第二、本研究拓展了高阶梯队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范围,将三种理论与创新管理和战略管理有机结合,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的研究对象,延伸了社会认同理论在企业战略中的研究内容,为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第三,在现有测量体系的基础上,改良了CEO名人背景特征的测量方式,通过大量的手工搜集整理工作,获得了近十年来中国上市企业CEO社会背景的一手资料,建立起独有的名人CEO数据库,测量指标从顶级媒体所授予的奖项扩展为各个级别政府和媒体所设置的各类社会奖项和荣誉称号,并将名人效应的强弱加入到实证模型当中,打破了现有测量方式的局限性,使研究结果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第四,本文对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边界作用和权变效应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与现有文献和公司治理常识有所不同的结论,揭示了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的差异。本文从CEO个人权力、CEO管理激励和企业股权结构三个维度出发,引入CEO两职合一、CEO在股东企业兼任、CEO薪酬和股权激励、企业股权集中度和所有权性质六个公司治理结构要素,实证检验了治理要素在CEO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实际作用,对企业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本文深入分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CEO背景特征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路径和内在机理,将创新投入和产出置于CEO特征情景下,揭示了不同CEO领导下创新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转化能力,探讨了企业创新对绩效水平的实际作用,深入挖掘了创新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价值,提出了高管通过增强企业创新水平和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可行办法。
赵悦彤[7]（2021）在《寻路策略与空间导航的关系及寻路策略的影响因素》文中认为寻路（wayfinding）,被定义为在环境中编码和转换空间关系以定向和导航的技能。由成人对于日常物理环境的空间布局的记忆表征,可提炼出两种寻路策略（wayfinding strategy）——路线策略（route strategy）和定向策略（survey strategy）。路线策略,主要依赖于地标和指示牌,参考自身的朝向来完成寻路导航,属于自我中心化的策略;定向策略,主要依赖于主体方位和地理空间线索（例如太阳的方位）,属于去自我中心化的策略。空间导航（spatial navigation）,指的就是个体能够在环境中识别当前位置并导航到另一个看不到的目的地的能力（Golledge,1999）。本研究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在测量工具、实验范式和数据分析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寻路策略与空间导航的关系以及寻路策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共包含4个子研究,在预研究部分对本研究用到的测量工具进行修订并检验测量等值性;研究一,采用问卷法考察寻路策略与自我报告的空间导航能力的关系——以自评的方向感和空间焦虑分别作为空间导航能力和过程中情绪情感体验的指标,同时探究寻路策略对方向感和空间焦虑上存在的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研究二,采用实验法考察寻路策略对虚拟导航任务中导航表现的影响,主要以个体在路线学习与重走任务中的导航效率、在走捷径任务中能否走捷径作为评估导航表现的指标,同时收集不同寻路策略个体在虚拟导航过程中对3种空间信息（地标知识,路线知识,定向知识）的获取特点,为空间信息获取的“并行论”提供证据;通过研究一和研究二确立了寻路策略中的定向策略与较高自评空间导航能力和较低消极导航情绪感受的关联,验证定向策略在方向感和空间焦虑性别差异上的缓冲角色,以及定向策略在虚拟导航环境下相对于路线策略可能表现出来的诸多优势,研究进入到另一个研究主题,即寻路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三则要重点考察寻路策略的影响因素。首先通过一项预研究确定寻路策略地域刻板印象存在与否,进而在研究三A和研究三B中,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进行分层抽样,通过问卷法收集数据,描述不同性别、地域等方面存在的寻路策略差异后,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哪些社会人口学因素和成长中的环境因素能够预测寻路策略类型和两种寻路策略得分;研究三C重点关注童年空间活动经验和童年寻路经验对定向策略的预测和影响,一方面将童年空间活动经验和童年寻路经验纳入到回归模型中考察对定向策略的预测作用,另一方面探究童年空间活动经验和童年寻路经验在定向策略上存在的性别差异的中介效应。又使用访谈法对那些定向策略水平较高的个体进行访谈,用质性研究的方法继续探究可能对定向策略造成影响的环境输入因素和个体成长经验。本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研究结果:（1）修订的寻路策略量表、方向感量表、空间焦虑量表和空间活动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有关空间能力变量测量的有效工具;且修订后的寻路策略量表具有跨性别和跨省份测量等值性;（2）定向策略个体比路线策略个体的自评方向感更好、空间焦虑水平更低,定向策略在方向感和空间焦虑的性别差异上的起调节与缓冲作用;（3）在相对复杂的虚拟环境中,定向策略个体比路线策略个体的虚拟导航效率更高,且在能够独立正确完成预设路线学习与行进的前提下,定向策略个体更有可能走捷径;（4）应用定向策略和路线策略的个体在虚拟导航过程中对3种空间信息的获取方式都是并行的;（5）基于全国调查结果,为全国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并确定了寻路策略类型;寻路策略的性别差异和地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男性比女性、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偏好定向策略;（6）诸多社会人口学因素中,性别和成长地域（南方/北方）对于定向策略有着稳健的预测作用;环境输入的视角下,童年空间活动经验和童年寻路经验能够正向预测定向策略,且在性别造成的定向策略得分差异上起中介作用;重要他人语用习惯、所处环境地标命名和城市布局特点构成了对定向策略产生影响的环境输入因素,个体的寻路经验（尤其是主动探索经验）、游戏活动、关于视觉化空间操纵科目的学习构成了对定向策略产生影响的主体成长经验。本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偏好定向策略的个体,有着更高的自评空间导航能力;定向策略还能够调节和缓冲空间导航上存在的性别差异;（2）虚拟导航环境下,在相对复杂的路线学习与重走任务和走捷径任务中,偏好定向策略的个体均表现出更高的导航效率,表现为使用更少的学习次数就能进行路线重走,并且能够在路线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捷径到达目标;定向策略（而不是性别）是影响走捷径表现的首要因素;（3）不同寻路策略个体在导航过程中偏好不同的空间信息,但是对空间信息的获取是并行的;（4）基于全国范围内抽样调查数据,寻路策略存在地域差异（南/北方）,南方人更偏好路线策略,北方人更偏好定向策略;（5）性别和成长地域（南方/北方）对寻路策略有着稳健的预测作用;除此之外,成长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包括成长环境（乡村）、童年空间活动经验、童年寻路经验等因素均能预测定向策略的发生与发展,且在性别造成的定向策略得分差异上起中介作用;环境输入和主体成长经验共同影响定向策略。
许子潇[8]（2021）在《论陈梦家的甲骨学研究 ——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文中认为陈梦家（1911.4-1966.9）,现代着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在古文字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陈梦家留下了一批极具分量的学术着作,尤以甲骨学领域的《殷虚卜辞综述》最为系统全面。该书闳中肆外,在总结前人意见的基础上创立己说,全面消化了当时所见的甲骨材料,基本构建起了甲骨学学科框架,代表了陈梦家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终成果。本研究以《殷虚卜辞综述》为中心,参照陈梦家的其他甲骨学、历史考古学论着,从甲骨学的若干重点问题出发,梳理陈梦家学术观点的改易。参照《殷虚卜辞综述》之前、之后以及同时期的甲骨学着作,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陈梦家观点的来源、成就、不足和影响。结合陈梦家亲友们的信札、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复原陈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和甲骨治学历程。本文主体共六个部分,分为上下两编:一、绪论。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介绍陈梦家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和本次研究的意义-、立场、方法、局限与不足。二、学术生涯研究。探讨陈梦家从诗人转变为学者的原因;解释陈梦家甲骨治学历程中几次研究方向和旨趣的转换;钩沉相关史料,复原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三、专题研究。本部分包括正文的第二章至第七章。选择文字考释、断代、祭祀、宗教、地理、职官、世系、继统法、名谓、集合示名等在甲骨学和商代史上较为有代表性的问题,考察陈梦家在这些问题上观点的改易、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相关甲骨学论着和不同学科理论,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对陈梦家意见进行全面探讨。四、余论。以论着目和通论性着作为主要材料,梳理甲骨学的学科发展脉络,分析《殷虚卜辞综述》对甲骨学框架的搭建;对陈梦家甲骨学研究和《殷虚卜辞综述》的学术价值做出总结评价。五、附录。在论文撰写时,对《殷虚卜辞综述》论及的若干问题有所思考,择与“甲骨文内容分类”、“二人共贞”、“征人方排谱”问题相关的三篇文章作为附录。以上为论文上编。六、《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研究。从骨片、辞条和文字三个层面对《殷虚卜辞综述》所见引用甲骨材料的各种问题进行分类;制作《殷虚卜辞综述》引甲骨材料整理表,对陈梦家引用的甲骨进行分类、替换《甲骨文合集》号码,全面清理材料引用所见的问题。以上为论文下编。
李茵[9]（2021）在《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以及大数据战略的深入实施,使得大数据成为科技创新引领与决策支撑的重要战略资源,科学研究与实践正在完成“假设驱动”到“数据驱动”的巨大转变,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利用能够为社会发展、政府治理、国家安全等提供新的动能。围绕国家大数据战略,丰富和拓展大数据应用创新领域,推动管理升级,给学术界、产业界以及政府部门带来许多新的重要课题。其中面向健康服务供给侧的决策支持、决策引导和决策创新中的数据驱动、数据价值转换问题即是管理学、数据科学的核心科学问题之一,更是情报学应对大数据环境开展智慧型情报服务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健康医疗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促使医院管理和医院管理者的观念都随之变化。数据驱动对医院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提升医疗管理决策质量的角度出发,构建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分析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并展开实证研究,为数据驱动决策领域的研究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为促进医院精细化管理提供对策及建议。基于此,通过界定“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医院管理评价”与“数据驱动决策”等相关概念,以回顾数据驱动决策、面向医疗健康领域的数据驱动决策、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以及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调研法、半结构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扎根理论法、结构方程法、统计分析法、机器学习法分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过程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并构建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围绕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这一核心研究内容,本文第三章在已有BASM模型研究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医院管理决策场景的特殊性,探索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运行机理,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以梳理驱动的路径,理清其中的内在逻辑。该模型由处理过程模型及支持过程模型两部分构成,旨在分别回答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中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数据本身如何转化并如何嵌入到医院管理决策过程中,二是医院中能够支持并且推动数据驱动决策的途径是什么。第四章采用扎根理论进行了面向医疗管理领域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识别研究,编码面向医院管理者的半结构化访谈资料,经过饱和度测试,最终识别出了四个维度的影响因素。第五章在对影响因素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一步验证影响因素,探讨相关变量的权重和关系。阐述各个因素对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关系,验证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模型。第六章整合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构建支持医院管理决策全过程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探讨过程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根据已构建的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进行基于DRGs分组的医疗服务能力评价和医生绩效评价管理工作的实证研究,修正和完善已构建的模型。具体内容如下:（1）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基于现有的数据驱动决策机制模型,结合医院管理实践,构建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该模型由处理过程模型及支持过程模型两部分构成,处理过程模型包括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过程和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处理过程。决策处理过程既是数据处理过程的最后阶段,对数据处理的结果进行展示与应用,又会不断地产生新的数据,前推已有数据的老化和错误,补充和修正数据处理过程。而数据处理过程以决策处理过程中的阶段性需求为导向,能嵌入到决策处理过程的所有阶段,为决策处理的全流程服务。支持过程模型主要涉及两用户一技术。两用户包括数据分析人员和管理者,使能技术是创建和改进能够嵌入到操作系统的分析工具,这三个主体不能割裂独立,而可以互相转化并可能同时存在,共同对数据和决策进行处理,支持处理过程模型运转。（2）系统分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影响因素。对主观及客观上影响管理者数据驱动决策的因素进行整合和相关分析,确定四个核心影响因素范畴分别是医疗数据质量,信息技术,医院组织管理和管理者信息素养,构建了影响因素模型,发现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能受到管理者信息素养、医院组织管理和信息技术的正向影响,其中管理者信息素养最强,其次是医院组织管理和信息技术;医院组织管理对医疗数据质量、管理者信息素养、决策目标均有影响,对医疗数据质量的影响要强于管理者信息素养;医疗数据质量能够对信息技术产生正向影响;信息技术对决策目标具有正向影响。（3）构建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将过程模型与影响因素模型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打造数据驱动决策模型,将医院数据质量标准化管理贯穿于医院管理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提升医务人员的信息技术、高效化管理增效医院组织三个方面分析模型的实现,提出模型优化建议。（4）基于DRGs的肺癌医疗服务绩效分析实证研究。模拟医院管理中运用DRGs分组工具解决绩效问题的真实场景,应用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优化DRGs分组,优化绩效管理。研究最终确定性别、年龄、入院途径、离院方式、住院次数、医保付费方式、是否手术、合并症严重情况八个因素为影响肺癌医疗服务费用的因素,构建了8个DRGs分组,其中合并症严重程度、是否手术、住院次数是决策树分组的分类结点变量。选用医疗服务能力的指标（DRGs总权重、CMI）根据获取的数据进行比较,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实现基于数据驱动决策的绩效管理。
王永仓[10]（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宏观制度相继出台 |
| 1.1.2 西部大开发重新受到重视 |
| 1.1.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不可或缺 |
| 1.1.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需要成长 |
| 1.1.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新旧问题叠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1.7 论文的局限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1.1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 |
| 2.1.2 有关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2 国内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2.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2.2.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3 职业发展及其相关变量测量的研究综述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调查法 |
| 3.2.3 比较研究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3.3 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
| 3.3.1 基本概念 |
| 3.3.2 基本理论 |
| 3.3.3 研究假设 |
| 3.4 相关量表的修订与测量 |
| 3.4.1 量表修订 |
| 3.4.2 变量测量 |
| 3.4.3 量表评价 |
| 4 建国后基于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梳理 |
| 4.1 初创与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
| 4.1.1 初创阶段 |
| 4.1.2 曲折发展阶段 |
| 4.2 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1) |
| 4.2.1 进修培训制度 |
| 4.2.2 考核制度 |
| 4.2.3 职称晋升制度 |
| 4.2.4 薪酬制度 |
| 4.2.5 聘任制度 |
| 4.3 探索改革阶段(1992—2019) |
| 4.3.1 宏观制度分析 |
| 4.3.2 影响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3.3 有关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前两个阶段制度呈现的特点 |
| 4.4.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3 影响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模型构建 |
| 5.1 数据质量评价 |
| 5.1.1 正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
| 5.4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相关分析 |
| 5.5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模型构建 |
| 5.6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假设验证 |
| 5.7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8 分析讨论 |
| 5.8.1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
| 5.8.2 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执行情况分析 |
| 5.8.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分析 |
| 5.8.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分析 |
| 5.8.5 人口特征变量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评价 |
| 5.8.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关系验证 |
| 5.8.7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微观探析 |
| 6.1 职称晋升制度比较 |
| 6.1.1 职称情况 |
| 6.1.2 学术成果 |
| 6.1.3 职称晋升人数比较 |
| 6.1.4 职称晋升方式比较 |
| 6.2 绩效考核制度比较 |
| 6.3 培训与进修制度比较 |
| 6.4 奖励制度比较 |
| 6.5 薪酬制度比较 |
| 6.6 结果分析 |
| 6.6.1 职称晋升制度各不相同 |
| 6.6.2 职称晋升受限 |
| 6.6.3 绩效考核方式多样化 |
| 6.6.4 体育教师工作量量化不足 |
| 6.6.5 高校支持进修与培训 |
| 6.6.6 明确的奖励制度 |
| 6.6.7 奖励“一刀切” |
| 6.6.8 薪酬偏低 |
| 7 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
| 7.1.1 国家给与西部地区政策支持 |
| 7.1.2 国家制度突出“以教师为本” |
| 7.1.3 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 |
| 7.2 学校制度是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
| 7.2.1 激励高校制度创新 |
| 7.2.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
| 7.2.3 制定合理的晋升制度 |
| 7.2.4 合理运用激励制度 |
| 7.2.5 完善薪酬制度 |
| 7.2.6 突出体育学科的学科差异 |
| 7.2.7 注重制度公平 |
| 7.3 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
| 7.3.1 正视体育教学与科研的问题 |
| 7.3.2 积极引导体育教师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初始量表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附录3:正式量表 |
| 附录4:访谈提纲 |
| 附录5:项目分析 |
| 附录6:H大学职称评审分值表 |
| 附录7: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移动O2O |
| 1.4.2 信息搜寻 |
| 1.4.3 信息搜索与信息搜寻的区分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信息搜寻行为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信息经济学理论 |
| 2.1.2 认知理论 |
| 2.1.3 人机交互理论 |
| 2.2 信息搜寻行为经典理论与模型 |
| 2.2.1 问题解决理论 |
| 2.2.2 意义建构理论 |
| 2.2.3 ASK理论 |
| 2.2.4 信息搜寻行为模型 |
| 2.3 国内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综述 |
| 2.3.1 国内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热点分析 |
| 2.3.2 国外信息搜寻行为研究热点分析 |
| 2.3.3 信息搜寻研究述评 |
| 2.4 移动O2O研究综述 |
| 2.4.1 移动O2O概述 |
| 2.4.2 国内外移动O2O研究现状 |
| 2.4.3 移动O2O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模型构建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问题分析 |
| 3.1.2 研究方法介绍 |
| 3.2 数据收集 |
| 3.2.1 样本选择 |
| 3.2.2 资料收集与整理 |
| 3.2.3 数据分析工具 |
| 3.3 编码过程 |
| 3.3.1 开放性编码 |
| 3.3.2 主轴性编码 |
| 3.3.3 选择性编码 |
|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5 模型构建与阐释 |
| 3.5.1 信息搜寻行为过程 |
| 3.5.2 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 |
| 4.1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特征分析 |
| 4.2 研究模型与假设 |
| 4.2.1 “动机、机会、能力”(MOA)模型 |
| 4.2.2 技术接受与使用统一理论(UTAUT) |
| 4.2.3 研究模型构建 |
| 4.2.4 研究假设提出 |
| 4.3 研究方法设计 |
| 4.3.1 问卷设计 |
| 4.3.2 数据收集 |
| 4.4 数据分析与模型验证 |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4.4.3 多重共线性与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
| 4.4.4 模型验证 |
| 4.5 结果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过程的实验研究 |
| 5.1 研究问题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样本选择 |
| 5.2.3 实验任务设置 |
| 5.2.4 研究变量测度 |
| 5.2.5 实验流程设计 |
| 5.3 研究结果分析 |
| 5.3.1 个体特征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 |
| 5.3.2 任务特征对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 |
| 5.4 结果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满意度关键影响因素研究 |
| 6.1 研究设计 |
| 6.2 数据采集 |
| 6.2.1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满意度影响因素集 |
| 6.2.2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6.3 基于信息增益理论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和模型构建 |
| 6.3.1 信息增益值计算 |
| 6.3.2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
| 6.3.3 关键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6.4 基于支持向量机(SVM)的预测模型构建与精度分析 |
| 6.4.1 支持向量机(SVM)建模 |
| 6.4.2 预测模型构建与精度分析 |
| 6.5 结果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引导与优化策略 |
| 7.1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引导策略 |
| 7.1.1 触发用户信息需求 |
| 7.1.2 提高用户信息素养 |
| 7.1.3 改善信息搜寻环境 |
| 7.2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优化策略 |
| 7.2.1 提高信息质量 |
| 7.2.2 提升服务质量 |
| 7.2.3 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8.3.1 研究局限性 |
| 8.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过滤式问卷 |
| 附录2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访谈提纲 |
| 附录3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行为驱动因素调查问卷 |
| 附录4 移动O2O情境下用户信息搜寻满意度关键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在读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1 习惯性手机使用 |
| 1.1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述 |
| 1.2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测量 |
| 1.3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 |
| 1.4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后效 |
| 1.5 针对习惯和手机使用行为的干预 |
| 2 正念 |
| 2.1 正念的概念 |
| 2.2 正念的不同层面 |
| 2.3 正念相关干预疗法 |
| 2.4 正念的积极影响 |
| 3 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关系 |
| 3.1 正念去自动化的理论基础 |
| 3.2 正念去自动化的实证支持 |
| 3.3 正念对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影响 |
| 第二部分 问题提出与总体研究设计 |
| 1 问题提出 |
| 1.1 现有研究不足 |
| 1.2 本研究拟探讨的问题 |
| 2 总体研究设计 |
| 第三部分 实证研究 |
| 研究一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问卷编制与现状调查 |
| 1 问题提出 |
| 2 子研究1a: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质性研究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结果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3 子研究1b: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问卷编制 |
| 3.1 研究目的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结果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4 子研究1c: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现状调查 |
| 4.1 研究目的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研究结果 |
| 4.4 讨论 |
| 4.5 结论 |
| 研究二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自动化特征 |
| 1 问题提出 |
| 2 子研究2a: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失控性 |
| 2.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结果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3 子研究2b: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情境依存性 |
| 3.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结果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4 子研究2c: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目标独立性 |
| 4.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研究结果 |
| 4.4 讨论 |
| 4.5 结论 |
| 研究三 特质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关系 |
| 1 问题提出 |
| 2 子研究3a: 特质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以变量为中心 |
| 2.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结果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3 子研究3b: 特质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以个体为中心 |
| 3.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结果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4 子研究3c: 特质正念影响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内部机制 |
| 4.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研究结果 |
| 4.4 讨论 |
| 4.5 结论 |
| 研究四 状态正念及正念训练与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关系 |
| 1 问题提出 |
| 2 子研究4a: 状态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日记法 |
| 2.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2.2 研究方法 |
| 2.3 研究结果 |
| 2.4 讨论 |
| 2.5 结论 |
| 3 子研究4b: 状态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实验诱发法 |
| 3.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3.2 研究方法 |
| 3.3 研究结果 |
| 3.4 讨论 |
| 3.5 结论 |
| 4 子研究4c: 网络简易正念训练与习惯性手机使用:生态瞬时评估 |
| 4.1 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设 |
| 4.2 研究方法 |
| 4.3 研究结果 |
| 4.4 讨论 |
| 4.5 结论 |
| 第四部分 综合讨论 |
| 1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结构与基本现状 |
| 2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自动化特征 |
| 2.1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失控性 |
| 2.2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情境依存性 |
| 2.3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目标独立性 |
| 3 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关系 |
| 3.1 不同层面的正念与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关系 |
| 3.2 不同层面的正念在影响习惯性手机使用时的相互作用 |
| 3.3 正念影响习惯性手机使用的中介机制 |
| 4 本研究的创新及其意义 |
| 4.1 研究创新 |
| 4.2 理论意义 |
| 4.3 实践意义 |
| 5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第五部分 研究结论 |
| 1 习惯性手机使用的概念内涵和特征 |
| 2 正念和习惯性手机使用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1.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需求 |
| 2.中职学校教育教学面临的挑战 |
| 3.中职学校课堂教学的需要 |
| 4.PBL教学法提升中职学生课堂参与度的意义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PBL教学法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学生课堂参与度国内外研究现状 |
| 3.PBL教学法对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影响研究 |
| 4.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及论文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1.PBL教学法 |
| 2.课堂参与度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1.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2.实用主义教学理论 |
| 3.情境学习理论 |
| 4.社会互赖理论 |
| 第三章 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现状调查分析 |
| (一)调研基本情况分析 |
| 1.调研目的分析 |
| 2.调研对象分析 |
| 3.访谈设计分析 |
| 4.问卷设计分析 |
| (二)调查结果与统计分析 |
| 1.行为参与度结果统计与分析 |
| 2.认知参与度结果统计与分析 |
| 3.情感参与度结果统计与分析 |
| (三)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
| 1.学生认真与钻研程度不够且对学习投入时间较少 |
| 2.深层次学习策略运用不足且依赖教师程度较高 |
| 3.学生焦虑感偏高且缺乏自主学习能力 |
| (四)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的问题成因分析 |
| 1.学生学习能力较弱且被动学习削弱行为参与度 |
| 2.学生学习策略欠妥制约认知参与度 |
| 3.评价机制设计不当影响学生情感参与度 |
| 第四章 PBL教学法提升中职生《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的应用分析 |
| (一)PBL教学法提升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的可行性分析 |
| 1.中职《汽车维护》课程目标分析 |
| 2.中职《汽车维护》教材分析 |
| 3.中职汽修专业学生的特征分析 |
| (二)PBL教学法提升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的优势分析 |
| (三)PBL教学法提升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的应用策略 |
| 1.提出问题阶段——创设情境,调动学生课堂参与度 |
| 2.分析问题阶段——领取任务,促进学生行为参与度 |
| 3.解决问题阶段——小组合作,促进学生认知参与度 |
| 4.评价反思阶段——展示评价,促进学生情感参与度 |
| (四)PBL教学法提升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的实施流程 |
| 第五章 PBL教学法提升中职《汽车维护》课堂参与度的教学实践 |
| (一)实践目的 |
| (二)实践对象及实践方法 |
| (三)实践内容 |
| (四)行动研究实践方案 |
| (五)第一轮行动研究 |
| 1.前期分析 |
| 2.制定计划 |
| 3.实施行动 |
| 4.观察分析 |
| 5.问题反思 |
| (六)第二轮行动研究 |
| 1.前期分析 |
| 2.制定计划 |
| 3.实施行动 |
| 4.观察分析 |
| 5.问题反思 |
| (七)实践结果分析 |
| 1.课堂观察分析 |
| 2.学生成绩分析 |
| 3.访谈结果分析 |
| 4.问卷调查分析 |
| (八)实践效果分析 |
| 1.学生认真与钻研程度提高且学习投入时间增加 |
| 2.深层次学习策略运用较高,对教师依赖程度降低 |
| 3.学生自主学习性有所改善,焦虑感有所减轻 |
| 4.展示评价环节能增加学生兴趣感,促进学生课堂参与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1.主要研究工作 |
| 2.研究成果 |
|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研究不足 |
| 2.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职汽修专业《汽车维护》课程学生课堂参与度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照明系统及信号灯检查作业》教学设计 |
| 附录四 《照明系统及信号灯检查作业》任务指导书 |
| 附录五 《照明系统及信号灯检查作业》任务工单 |
| 附录六 《照明系统及信号灯检查作业》任务评价表 |
| 附录七 《制动系统的检查作业》教学设计 |
| 附录八 《制动系统的检查作业》任务指导书 |
| 附录九 《制动系统的检查作业》任务工单 |
| 附录十 《制动系统的检查作业》任务评价表 |
| 附录十 一中职《汽车维护》课堂观察表 |
| 附录十 二汽车维护技能(整车二级维护)项目作业表 |
|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CEO背景特征 |
| 2.1.2 企业创新 |
| 2.1.3 公司治理结构 |
| 2.1.4 企业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高阶梯队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社会认同理论 |
| 2.3 文献回顾 |
| 2.3.1 CEO背景特征相关研究 |
| 2.3.2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3.3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3.4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和绩效影响的研究有待深化 |
| 2.4.2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关系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
| 2.4.3 创新对企业绩效的真实作用缺乏深入挖掘 |
| 2.5 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 |
| 2.5.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2.5.2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3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3.3.3 模型设定 |
| 3.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相关性分析 |
| 3.4.3 回归结果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3.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 3.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司治理结构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研究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CEO个人权利的作用 |
| 4.2.2 CEO管理激励的作用 |
| 4.2.3 企业股权结构的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4.3.3 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相关性分析 |
| 4.4.3 回归结果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4.5.2 稳健性检验二:使用前置一期因变量的检验方式 |
| 4.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5章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CEO学术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2 CEO名人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3 CEO外籍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5.2.4 创新投入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5.2.5 创新产出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中介作用检验方法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回归结果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稳健性检验一:使用替代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
| 5.5.2 稳健性检验二:前置一期因变量 |
| 5.6 结果讨论与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CEO背景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1.2 公司治理结构对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边界作用 |
| 6.1.3 企业创新在CEO背景特征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
| 6.2 理论与实践启示 |
| 6.2.1 理论启示 |
| 6.2.2 实践启示 |
| 6.3 创新点 |
| 6.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6.4.1 研究局限 |
| 6.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文献综述 |
| 1.1 寻路策略 |
| 1.1.1 寻路策略的概念 |
| 1.1.2 寻路策略的理论基础 |
| 1.1.3 寻路策略的个体差异 |
| 1.1.4 寻路策略的影响因素 |
| 1.2 空间导航 |
| 1.2.1 空间导航的定义 |
| 1.2.2 空间导航的测量与范式 |
| 1.3 寻路策略与空间导航的关系 |
| 1.3.1 寻路策略与空间导航的理论基础 |
| 1.3.2 寻路策略与空间导航的关系 |
| 2 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
| 2.1 问题提出 |
| 2.1.1 测量工具的修订与等值性检验 |
| 2.1.2 寻路策略与方向感和空间焦虑的关系 |
| 2.1.3 寻路策略对虚拟导航任务表现的影响 |
| 2.1.4 寻路策略的个体差异及影响因素 |
| 2.2 研究设计 |
| 2.3 研究意义 |
| 2.3.1 理论意义 |
| 2.3.2 实践意义 |
| 2.4 研究创新 |
| 3 预研究测量工具的修订与等值性检验 |
| 3.1 预研究A寻路策略量表的修订与跨性别和省份的等值性检验 |
| 3.1.1 目的 |
| 3.1.2 方法 |
| 3.1.3 结果 |
| 3.1.4 讨论 |
| 3.1.5 结论 |
| 3.2 预研究B方向感量表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
| 3.2.1 目的 |
| 3.2.2 方法 |
| 3.2.3 结果 |
| 3.2.4 讨论 |
| 3.2.5 结论 |
| 3.3 预研究C空间焦虑量表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
| 3.3.1 目的 |
| 3.3.2 方法 |
| 3.3.3 结果 |
| 3.3.4 讨论 |
| 3.3.5 结论 |
| 3.4 预研究D空间活动问卷的修订 |
| 3.4.1 目的 |
| 3.4.2 方法 |
| 3.4.3 结果 |
| 3.4.4 讨论 |
| 3.4.5 结论 |
| 4 研究一寻路策略与方向感和空间焦虑的关系 |
| 4.1 目的 |
| 4.2 方法 |
| 4.2.1 被试 |
| 4.2.2 研究材料 |
| 4.2.3 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
| 4.2.4 数据分析 |
| 4.3 结果 |
| 4.3.1 不同寻路策略个体的方向感和空间焦虑的差异 |
| 4.3.2 寻路策略与方向感、空间焦虑的关系 |
| 4.3.3 定向策略对方向感与空间焦虑上性别差异的调节作用 |
| 4.4 讨论 |
| 4.5 结论 |
| 5 研究二寻路策略对虚拟导航任务表现的影响 |
| 5.1 预研究虚拟导航环境的构建和地标区分度的确定 |
| 5.1.1 目的 |
| 5.1.2 方法 |
| 5.1.3 结果与讨论 |
| 5.1.4 结论 |
| 5.2 研究二A不同寻路策略个体在路线学习与重走任务中的表现 |
| 5.2.1 目的 |
| 5.2.2 方法 |
| 5.2.3 结果 |
| 5.2.4 讨论 |
| 5.2.5 结论 |
| 5.3 研究二B寻路策略对虚拟导航任务中走捷径的影响 |
| 5.3.1 目的 |
| 5.3.2 方法 |
| 5.3.3 结果 |
| 5.3.4 讨论 |
| 5.3.5 结论 |
| 6 研究三寻路策略的个体差异及影响因素 |
| 6.1 预研究寻路策略的地域刻板印象 |
| 6.1.1 目的 |
| 6.1.2 方法 |
| 6.1.3 结果 |
| 6.1.4 讨论 |
| 6.1.5 结论 |
| 6.2 研究三A寻路策略的个体差异——基于全国样本的调查 |
| 6.2.1 目的 |
| 6.2.2 方法 |
| 6.2.3 结果 |
| 6.2.4 讨论 |
| 6.2.5 结论 |
| 6.3 研究三B什么样的人空间能力更强?——社会人口学因素对寻路策略的预测 |
| 6.3.1 目的 |
| 6.3.2 方法 |
| 6.3.3 结果 |
| 6.3.4 讨论 |
| 6.3.5 结论 |
| 6.4 研究三C成长中的环境因素对定向策略的影响 |
| 6.4.1 目的 |
| 6.4.2 方法 |
| 6.4.3 结果 |
| 6.4.4 讨论 |
| 6.4.5 结论 |
| 7 总讨论 |
| 7.1 寻路策略与空间导航的关系 |
| 7.1.1 定向策略相较于路线策略的优势 |
| 7.1.2 路线策略的角色和作用 |
| 7.2 能够预测寻路策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 |
| 7.2.1 探究寻路策略地域差异的前提和意义 |
| 7.2.2 社会人口学变量对寻路策略预测的差异 |
| 7.2.3 社会人口学因素对寻路策略变异的解释程度 |
| 7.3 成长经验对定向策略的预测和影响 |
| 7.4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的创新 |
| 7.4.1 虚拟导航任务中的创新与突破 |
| 7.4.2 关注可改变的变量,构建可以缓冲性别差异的模型 |
| 7.5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5.1 面向大学生开展回溯式研究 |
| 7.5.2 样本代表性的局限 |
| 7.5.3 研究展望 |
| 8 总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第一节 陈氏甲骨学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一章 作为甲骨学者的陈梦家 ——生平概要及甲骨治学始末 |
| 第一节 从诗人到学者(1928-1936) |
| 第二节 从宗教、神话、礼俗到古文字、实物、古史(1932-1937) |
| 第三节 从材料的收集整理到《综述》(1937-1956) |
| 小结 |
| 第二章 陈梦家的甲骨文字考释 |
| 第一节 确释例 |
| 第二节 误释例 |
| 第三节 备考例 |
| 第四节 陈氏甲骨文字考释的特点 |
| 第三章 陈梦家的甲骨断代学 |
| 第一节 陈梦家甲骨断代学研究始末 |
| 第二节 有关《甲骨断代学》四篇与《殷虚卜辞综述》差异的考察 |
| 第三节 陈氏甲骨断代研究的基础 |
| 第四节 陈氏甲骨断代的成就 |
| 第五节 陈氏断代的不足与遗憾 |
| 小结 |
| 第四章 陈梦家与甲骨文中的祭祀和商代宗教 |
| 第一节 本部分讨论的逻辑与范围 |
| 第二节 陈氏早期的祭名研究 |
| 第三节 《综述》中的周祭研究 |
| 第四节 陈梦家的商代宗教神灵研究及商代宗教观 |
| 第五节 商代晚期的宗庙制度 |
| 第五章 陈梦家的商代地理研究 |
| 第一节 陈氏早年商代地理研究述评 |
| 第二节 《禹贡》与陈氏的家国情怀 |
| 第三节 方法与问题——陈氏所见的卜辞地理研究史 |
| 第四节 “方国地理”——陈氏的总结与推进 |
| 第五节 “政治区域”——陈氏的突破与贡献 |
| 第六章 陈梦家的卜辞职官研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与陈氏的研究范围 |
| 第二节 《综述》之前的卜辞职官研究 |
| 第三节 《综述》第十五章中提到的商代职官 |
| 第四节 《综述》中的职官分类 |
| 小结 |
| 第七章 陈梦家的卜辞名谓世系集合庙主研究 |
| 第一节 商代先公诸王名谓、世系研究 |
| 第二节 商代王位的继承法则 |
| 第三节 商王名谓所见的商代日名制度 |
| 第四节 集合示名 |
| 第五节 本部分的反思与小结 |
| 第八章 余论及结语 |
| 第一节 甲骨学与甲骨学科 |
| 第二节 构建甲骨学的框架 |
| 第三节 结语 |
| 附录一:甲骨分类史小考 |
| 附录二:《综述》“并卜卜人”概念补证 |
| 附录三:谈《综述》征人方排谱中误收的两版甲骨 |
| 主要参考文献(上编) |
| 《殷虚卜辞综述》所见甲骨材料引用问题 |
| 第一节 骨片问题 |
| 第二节 辞条问题 |
| 第三节 释字问题 |
| 第四节 余论 |
| 《殷虚卜辞综述》引用甲骨材料整理表 |
| 凡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数据驱动决策的研究现状 |
| 1.3.2 数据驱动医疗健康领域决策的研究现状 |
| 1.3.3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研究现状 |
| 1.3.4 数据驱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
| 1.3.5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主要研究内容 |
| 1.4.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 |
| 2.1 医院管理相关概念 |
| 2.1.1 医院管理 |
| 2.1.2 医院管理评价 |
| 2.1.3 医院管理者 |
| 2.2 决策支持相关理论 |
| 2.2.1 西蒙决策理论 |
| 2.2.2 数据驱动决策相关理论 |
| 2.3 信息链理论 |
| 2.3.1 信息链与信息技术 |
| 2.3.2 “信息”上溯到“数据”带来的变化 |
| 2.3.3 信息链视域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 |
| 2.4 BASM模型 |
| 2.4.1 BASM模型的产生 |
| 2.4.2 BASM模型的研究现状 |
| 2.4.3 基于BASM模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研究 |
| 2.5 相关研究方法 |
| 2.5.1 扎根理论 |
| 2.5.2 结构方程模型 |
| 2.5.3 决策树算法--CHAID |
| 2.6 相关应用场景 |
| 2.6.1 医疗服务绩效 |
| 2.6.2 DRG在医疗服务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构建 |
| 3.1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驱动过程模型 |
| 3.1.1 数据驱动决策模式运行机制 |
| 3.1.2 BASM的过程模型 |
| 3.1.3 基于BASM过程模型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模型构建 |
| 3.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要素分析 |
| 3.2.1 驱动要素 |
| 3.2.2 需求要素 |
| 3.2.3 支持要素 |
| 3.2.4 要素间关系 |
| 3.3 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中数据处理过程 |
| 3.3.1 医疗数据存在的问题 |
| 3.3.2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原则 |
| 3.3.3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数据处理过程 |
| 3.4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过程模型运行机制 |
| 3.4.1 面向医院管理决策的信息链转化过程 |
| 3.4.2 数据驱动的医院管理决策制定过程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研究问题与研究程序 |
| 4.1.1 研究问题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研究程序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研究对象选取 |
| 4.2.2 资料收集 |
| 4.2.3 信效度检验 |
| 4.3 编码分析 |
| 4.3.1 开放式编码 |
| 4.3.2 主轴编码 |
| 4.3.3 选择性编码 |
| 4.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4.4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理论模型与阐释 |
| 4.4.1 影响因素理论模型构建 |
| 4.4.2 影响因素分析 |
| 4.4.3 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5.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变量选择与界定 |
| 5.1.1 医疗数据质量维度 |
| 5.1.2 信息技术维度 |
| 5.1.3 医院组织管理维度 |
| 5.1.4 管理者信息素养维度 |
| 5.1.5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维度 |
| 5.2 相关研究假设 |
| 5.2.1 医疗数据质量 |
| 5.2.2 信息技术 |
| 5.2.3 医院组织管理 |
| 5.2.4 管理者信息素养 |
| 5.3 调查问卷的编制与问卷修正 |
| 5.4 数据获取与统计分析 |
| 5.4.1 研究对象 |
| 5.4.2 样本量的选择 |
| 5.4.3 信度分析 |
| 5.4.4 样本分布 |
| 5.4.5 样本数据相关性 |
| 5.5 效度分析 |
| 5.5.1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5.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6 基于结构方程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检验修正 |
| 5.6.1 影响因素模型构建 |
| 5.6.2 模型基本适配评估 |
| 5.6.3 假设检验的结果 |
| 5.7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5.7.1 影响因素强度分析 |
| 5.7.2 医疗数据质量对信息技术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3 信息技术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4 医院组织管理对医疗数据质量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5 医院组织管理对管理者信息素养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6 医院组织管理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7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医疗数据质量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8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信息技术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7.9 管理者信息素养对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的验证结果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研究 |
| 6.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构建 |
| 6.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机制 |
| 6.2.1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目标 |
| 6.2.2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特征 |
| 6.2.3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模型的驱动过程 |
| 6.3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
| 6.3.1 医疗数据质量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 6.3.2 信息技术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 6.3.3 医院组织管理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 6.3.4 管理人员素养在数据驱动决策模型中的影响机制 |
| 6.4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模型对医院管理的提升策略 |
| 6.4.1 提升医疗数据质量 |
| 6.4.2 发挥信息技术使能作用 |
| 6.4.3 发挥医院组织管理支持作用 |
| 6.4.4 提高管理人员信息素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面向医院管理的数据驱动决策的实证研究 |
| 7.1 资料来源与研究对象 |
| 7.2 原发性肺癌患者的DRGS分组 |
| 7.2.1 数据基础 |
| 7.2.2 数据纳入 |
| 7.2.3 术语映射 |
| 7.2.4 DRGs分组结果对比 |
| 7.3 基于DRGS细分组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估 |
| 7.3.1 基于决策树的原发性肺癌患者DRGs细分组模型 |
| 7.3.2 基于DRGs细分组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估指标 |
| 7.3.3 医生医疗服务绩效指标统计结果 |
| 7.3.4 科室医疗服务绩效指标统计结果 |
| 7.4 讨论 |
| 7.4.1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过程 |
| 7.4.2 数据驱动医院管理决策影响因素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创新 |
| 8.1 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病案组DRGS分组情况 |
| 附录2 医生组DRGS分组情况 |
| 附录3 访谈提纲 |
| 附录4 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与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