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电视产业收入

一、亚太地区电视业的收入状况（论文文献综述）

李宇^[1]（2019）在《印度电视业发展现状研究（上）》文中研究说明印度是亚洲重要的国家,经济规模大,人口总数多。印度电视业作为娱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取得了快速发展,电视频道总数从2003年的120个增加到了2017年的892个,公营的杜达山电视台和私营的Zee传媒公司都颇具影响力。印度付费电视业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都较大,订户总数有望从2016年的1.77亿增长到2021年的2.15亿。

窦金启^[2]（2019）在《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文中提出在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中国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看出,从十六大期间开始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而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影视产业,其也必然要以此为其发展依据,从而形成影视“走出去”布局。影视“走出去”其实是在文化“走出去”整体战略下形成的影视产业对外传播的体系,也是新时代背景下,对影视国际传播与交流的一种具有中国时代理论特色的理论。其既涉及硬性的影视产业“走出去”,也包含软性的影视文化“走出去”,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以此,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而积极的国家形象。其实,在新世纪初,我国的影视行业就开始不断探索“走出去”的方式和方法。本文采用面相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展开,以影视“走出去”为本体,通过对《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颁布以来到现阶段,我国的影视行业的“走出去”的理论形成,影视“走出去”构成内容的盘整与分析,影视个案及产品的调查与研究和影视“走出去”对我国国家形象体系构建的影响等几方面作为论述和研究的对象,梳理和盘整出我国影视“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分析得出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及方法。影视对外传播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形成影视“走出去”的根本。本文的第一章,侧重探讨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影视“走出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优势特性。通过对十七大到十九大期间关于影视“走出去”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影视工作指导意见的梳理,可以得出,影视“走出去”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组成之一,是在其理论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并且在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其形象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特征,进而对文化“走出去”产生积极的作用。本文第二、三章,以影视“走出去”的内容构成为研究对象,通过把影视“走出去”及对外影视体系中的主要构成内容—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这四种艺术形态,在新世纪“走出去”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盘整和梳理,进而得出:我国影视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虽然取得了成绩,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型和推广的方式和方法。影视“走出去”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要配合国家外交方针及政策。本文第四章,以我国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方针为语境,分别从大国、周边、“一带一路”、以及中非“战略合作伙伴”这四个角度,对我国影视产业在这四种对外交往策略中的重点国家的“走出去”现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我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同时,综合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关于提升我国影视产业整体“走出去”的可行性路径。无论是影视产业“走出去”,还是影视文化对外传播,其在实现经济目的的同时,最高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国家形象的良好表达,树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影视“走出去”对于国家形象构建体系的丰富和提升进行研究,并认为,影视“走出去”无论从内容还是方式上都已经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所以,影视产业的对外发展在提升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影响力的同时,要自觉的肩负起对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系建设和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

崔珩^[3]（2019）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俄罗斯远东开发：路径、潜能与挑战》文中研究说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当前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被俄罗斯视为未来国家复兴的新动力。苏联和俄罗斯政府曾经先后对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多次实施国家主导的大规模开发,但是,均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历史轨迹表明,在远东西伯利亚这样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极大、外部环境十分复杂的地区实施开发,首先需要一个具有强大而有效果国家能力的联邦政府。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普京总统只有有效实施对国家政治经济空间整合,俄罗斯才能切实推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另一方面,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决策是俄罗斯对国际体系变迁理性认知、把握机遇的结果。显然,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受到外部环境的全面影响,而远东西伯利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有可能成为东北亚地区秩序重构的重要机遇之一。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是俄罗斯远东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中国参与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有利于推动中俄开始务实合作,满足国内对远东西伯利亚丰富的自然资源、消费产品的需求,也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新世纪以来国内国际进程的互动,将为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开放提供怎样的历史条件;而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本身,又将如何影响未来俄罗斯政治经济及其周边环境的演进。回顾历史,以往多次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远东开发有着明显的路径轨迹:只有当国家动员能力与需求跟特定的外部环境互相结合,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才能有所推进,反之,就会遭受挫折,或者半途而废。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地理位置优越、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拥有巨大的发展潜能,但是,发展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空间依赖于构建一整套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外部环境。普京推动的新一轮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把国家的构建和对外部环境的运用提高到新的高度。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为推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深刻作用于这一进程,而且,面对着艰难的体制改革、人口流失、软环境不佳的挑战,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一个逐渐积累、相当长期的过程。总体上说,本文肯定本轮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初步成效,同时认为,未来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的深入推进,有赖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与外部环境的有效互动。更为重要的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新运用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本文共七章。第一章为导论,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与转型中地区开发与合作领域的应用,重点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基本关系、国际冲突与大国合作关系、资源禀赋国家的作用与地位、国际冲突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国内政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探讨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路径,通过分析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提出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依赖于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第三、四章分析普京时期俄罗斯对远东政治、经济空间的整合,在完成国内整合后,增强了效能的俄罗斯政府有能力实施新一轮的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确保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政策得以有效贯彻执行。第五章是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开放潜能及挑战的再思考与再评价,本文认为远东西伯利亚的发展潜能,在合适的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国际环境的作用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空间。第六章分析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环境,在本文构建起来的分析框架基础上,重点探讨俄罗斯“亚太再平衡”政策、俄朝关系、俄日关系等关键问题。第七章在总结中俄远东开发合作实践基础上,提出未来中俄合作的空间和适合的方式。

陈若萱^[4]（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提出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花晖^[5]（2016）在《中国科教影视产业化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中国科教影视史,近百年来曾几度辉煌,但经济体制转变给行业带来了巨大挑战。脱离了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生产机制,科教影视如何在市场环境中求得生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科教兴国战略深入实施背景下的重要命题。本研究结合影视传播学、传媒经济学与市场营销学,在充分把握我国科教影视产业现状的前提下,探讨科教影视传播的规律、以及产业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就基本逻辑结构而言,本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历史、理解现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期内,我国科教影视业均以事业机构的身份、依靠行政拨款运作,在统购统销的高产量背后,却是对经济效益的漠视。这一弊端随着90年代初推行体制改革而暴露无遗,经费短缺、自负盈亏导致生存举步维艰,身份转变的困局阻滞着科教影视产业前进的步伐。为解此困局,在第二部分中就产业所处环境展开了详实的考察,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在宏观环境方面,我国展现出政治高度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文化素质日益提高、科技不断革新的整体格局,为产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基本面,但需注意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日益多样带来的消费结构调整;而在市场环境方面,产业规模偏小、产能偏低、行政干预犹存、发展参差不齐、盈利模式模糊等问题凸显。在把握现状的情况下,第三部分基于价值链理论,就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链提出了双重产业链的理论构想,从而构建起大科教影视产业框架。双重产业链设想的核心内容为:于前放映领域,通过层级放映、多窗发行,发挥影视作品这一核心资源的最大价值;于后放映领域,通过广告与衍生产品深度挖掘受众这一核心资源。双重产业链的意义则在于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的产值增长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应贯穿产业链,除了大力拓展移动平台的放映窗口,在衍生开发阶段,应围绕科教影视独特的科学价值,大力开发信息服务功能,搭建集数字影视资料库、网络游戏库、线上购票、版权交易伺服为一体的集成交互式平台。与此同时,营销与资本运作这两大薄弱环节亦亟待加强,以成为双重产业链的有机补充,从而完成大科教影视产业的整体构建。我国科教影视产业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双重产业链与大科教影视产业构想的提出,是对过往科教影视产业发展理论在新形势下的一次创新与探索,有助于我国科教影视产业在改革过程中明确产业定位与属性,顺应市场需求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业态。

霍步刚^[6]（2009）在《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代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兴起,体现了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由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演进的基本方向。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增长极,并业已成为部分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当前,全球已形成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总体态势。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业已进入到一个由传统的资源消耗、投资拉动和粗放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创新推动和内生增长模式的历史转折时期。文化产业具有强大的关联带动效益,具有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功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利用后发优势,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增强民族文化竞争力、提高文化软实力,走跨越式发展道路,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了解和认识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借鉴,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本文选取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研究这一论题,探讨在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浪潮中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业态、功能、市场运行机制、产业政策和竞争力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分析,凝炼出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本文确立了“总论——分论——总论”的研究思路,以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为逻辑起点,在国外文化产业的具体特点和内容上展开分析和比较,在国外文化产业的经验上进行归结和阐发,最终落脚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层面上。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和第2章。第1章对本选题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着重讨论了文化、文化产业、版权产业、创意产业等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文化产业涉及的范围进行了界定,由此建立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第2章则从总体上展示了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图景。这个图景包括了国外文化产业的出现与兴起历程,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产业进行了模式与类型分析,并预测了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第二部分包括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和第7章。本部分着重对国外文化产业发展加以比较研究,从文化产业的业态、功能、市场运行机制、产业政策和产业竞争力共5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比较。第3章探讨了国外文化产业的业态。本文广泛搜集了部分国家发布的文化行业数据,以大量的数据为支撑,描述了国外文化产业的基本现状和发展动态,尤其是对文化产业中的电影、出版、报业、动漫等核心行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一方面较为深入地总结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行业的发展现状,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展示了国外文化产业体系中不同行业发展的基本态势。第4章探讨了国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从产值贡献、就业提升等指标来研究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从文化霸权、意识形态模式来研究文化产业的政治功能；从文化传播、受众影响程度等范畴来研究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对国外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影响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第5章探讨了国外文化产业的市场运行机制。对国外文化市场运营主体进行了归类整理,并通过分行业的研究来说明市场运营的组织方式、生产销售方式。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的一些知名文化企业在市场运行机制上大都采用了集团化战略、品牌战略、蓝海战略和长尾战略等,从而在发展战略层面上保证了其竞争优势。第6章着重分析了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政策。通过对文化产业政策的搜集整理,对国外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管理机构、立法、财税支持政策、人才培养政策、贸易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第7章着重评价了国外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状况。在借鉴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着重讨论了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内涵,初步构建了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这一指标体系对中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价。第三部分包括第8章。第8章重点对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认为,世界文化产业大国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通畅的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较高的文化科技含量、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和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等。这些文化产业政策及其管理模式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结构中自然生长的制度体系,与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化产业大国经验的普适性分析,在综合评判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从战略层面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定位,并对如何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张明员^[7]（2009）在《中国电视媒体竞争格局下辽宁电视台品牌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89年到1999年,31个省级电视台全部实现频道上星,由此形成我国电视业的基本结构：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地市电视台,逐步建立一张交叉重叠的全国性卫星电视网络。省级台是中国电视业的重要力量和关节点,其中只有省级卫视具备了跨区域发展的物质基础。省级卫视借助卫星技术实现了本省强势覆盖和外省部分覆盖,在理论上己经具备强大的衍生价值,可以主打具有优势权的本省市场,还可以兼顾区域或全国市场。随着省级卫视的崛起和央视的频频改版,中国电视业逐渐打破了以往“央视为主,一家为大”的旧电视格局,中国的电视媒体市场化程度急剧加强,再加上境外媒体开始大力进军中国电视市场,整个中国电视市场可谓内煎外困,逐渐进入“强者越强,弱者出局”的份额竞争时代。中国的电视业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革的转型期,电视格局面临重新洗牌。本文根据我国电视媒体竞争的几大领域：新闻节目竞争、电视剧竞争、专题节目竞争、体育节目竞争、综艺娱乐节目竞争和电影节目竞争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个市场的竞争格局。与此同时,结合辽宁电视台实际情况,对辽宁电视台进行SWOT分析,得出辽宁电视台应该走品牌化发展的道路,辽宁电视台实施品牌战略时,要通过市场定位,提高节目质量,打造品牌主持人,市场营销等措施,把品牌战略落到实处。

唐俊^[8]（2008）在《电视新闻市场竞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闻信息需求是电视观众的第一需求,因而电视新闻节目是电视台的“立台之本”,社会影响力巨大。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新闻节目得以健康地发育,充分发挥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功能,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近年来电视新闻节目的竞争力下降,收视率和市场份额持续下滑,电视市场的泛娱乐化现象十分明显,不少电视台都成了“电视剧台”。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电视新闻业内部的原因,也有来自外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关于电视新闻传播的主要市场竞争关系,研究目的是探讨各类市场环境的改善途径以及相关的竞争策略、制度建设。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第一章展现了电视新闻竞争所处的社会环境、行业环境和市场环境,分析了新闻竞争的社会动因所在,以及行政化的电视行业体制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此外,还初步分析了电视新闻的竞争格局和市场结构。本章的主要观点是:新闻竞争包括电视新闻竞争的社会动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诸方面;中国电视的行业体制使得相关的市场带有很强的特殊性,形成了“一个中心,混合竞争”的格局;此外,新媒体的发展对现状形成了冲击。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研究对象是全国电视新闻节目市场。第二章从媒介经济学的视角,对全国电视新闻节目市场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在全国市场上,央视处于垄断地位,省级卫视的发展空间受到较大的限制。这种接近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决定了相应的市场行为,对市场绩效（包括生产效率和节目创新）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有损公平性。第三章则在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电视新闻节目市场状况的基础上,对改善全国市场的竞争格局进行了探讨。本章认为,央视只应垄断中央时政新闻的报道,以保证中央政令传达的权威性。在此前提下,应减少省级卫视报道全国性新闻议题的准入障碍,对央视构成更有力的竞争,促进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及电视产业的发展。此外,本章借鉴迈克尔·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理论,提出了省级卫视在现有体制环境下可实行的新闻竞争战略。第四章的研究对象是地方电视新闻节目市场,着重探讨城市市场。本章仍然采用媒介经济学的框架,经过分析认为,城市市场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相对全国市场而言,竞争更为充分,更有利于市场绩效的提高和公平性的保障。但地面频道的“民生新闻大战”产生了一些负外部性,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进行规制。本章还对地方市场未来的竞争进行了展望。第五章研究的是电视新闻传播的对外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电视新闻的竞争必然是国际性的。本章认为,境外华语电视新闻媒体与内地电视业形成了既竞争又促进的关系,内地电视业的最佳防御之道是“本土化”。随着技术的进步,西方卫星电视新闻频道对内地的影响势必越来越大,而中国对外电视新闻媒体亟需适应国际电视商业化的潮流,以市场运作增强自身竞争力,并有针对性地实施市场竞争策略。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论述了对于电视新闻传播的两大替代性威胁——新媒体和娱乐节目的冲击。第六章的基本观点是:新媒体时代的电视新闻节目市场既延伸又分化,因此机遇与危机是并存的。传统电视新闻媒体应发挥比较优势,改革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构建新媒体产业链,积极应对新的市场竞争环境。本章还对新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节目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第七章分析了传媒娱乐化时代“新闻立台”的淡化、电视新闻节目所面临的市场困境,指出娱乐化是新闻节目发展的歧路,并探讨了电视新闻的改进方向。最后,结语对全文的内容和观点进一步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此外,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本文的主要理论创新点有:一、整体性创新:以媒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电视新闻节目市场（主要是第二、三、四章）。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电视产业、电视市场的论着并不少,但对于电视新闻节目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却是很少见的,主要原因是电视新闻的意识形态性很强,相关市场的行政化色彩浓厚。尽管如此,电视新闻节目及其巨大的广告收入事实上构成了电视产业非常重要的部分,像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就主要来自于新闻节目,不少地面频道也是靠民生新闻栏目的经济效益支撑。所以,以媒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电视新闻节目市场是一种很有新意的尝试,虽然难免有生硬之处,但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意义。此外,本文在分析相关市场的竞争策略时,注重引入战略管理理论,使研究更具理论色彩、更为规范。二、核心论点:强化竞争机制,是改善电视新闻传播的市场环境的必由之路。为此,应弱化新闻资源的层级配置性,形成三级电视的市场竞争格局,明确各自的发展道路。鉴于垄断的根本原因是准入障碍,本文提出,在现有体制环境下,只有减少省级卫视报道全国性新闻议题的准入障碍和跨区域经营的障碍,重新配置新闻资源,才能有效改变全国电视新闻节目市场“一家独大”、竞争性不足的状况,促进电视新闻改革和电视业的总体发展。本文借鉴竞争战略理论与核心竞争力理论,系统总结了省级卫视的三种基本新闻竞争战略:粗品化与低成本化、特色化与风格化、专业化与区域化。三、延伸论点:宣传管理部门的有效规制和自身改革,对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至关重要。全国市场缺乏竞争,就应放松对地方卫视的规制,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有的地方市场出现了低水平竞争、无序竞争的状况,就要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多方面的手段实行规制,消除“民生新闻大战”的负外部性。对于来自境外电视的竞争,规制思路也应当从完全封闭到适度开放。在新媒体时代,政府规制必然走向社会化、法制化、集中化;对于泛娱乐化现象,还须在制度、政策层面加强对新闻节目的扶持,有效调控电视节目生态。要发挥好规制和调控的作用,促进电视新闻节目市场的健康发展,宣传管理部门自身也必须深化以管办分离为目标的改革。

熊忠辉^[9]（2005）在《中国省级卫视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文化、信息传播全球化进程加快,西方电视媒体正加速进入中国领土,或向我们倾销节目或通过卫星电视整频道落地,逐步占有中国电视市场。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行政、区域、观念、利益等方面的壁垒,中国目前只有中央电视台拥有全国性的电视网络并占据绝对市场地位,一个充分竞争的全国性市场格局尚未形成,中国电视生产力相对较弱,与西方电视媒体竞争乏力。因此,建立中国电视业新秩序,形成相互竞合、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局面,为中国电视业进入国际电视市场储备能量、增添动力,其意义重大。 自1989年到1999年,31个省级电视台全部实现频道上星,由此形成我国电视业的基本结构:中央电视台——省级卫视——省级地面频道——地市电视台,逐步建立一张交叉重叠的全国性卫星电视网络。省级台是中国电视业的重要力量和关节点,其中只有省级卫视具备了跨区域发展的物理基础。省级卫视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化合反应,其扩张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业整体实力增强具有隘口和突破口的意义。 省级卫视借助卫星技术实现了本省强势覆盖和外省部分覆盖,在理论上已经具备强大的衍生价值,可以主打具有优势权的本省市场,还可以兼顾区域或全国市场。但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省级卫视表现出很强的事业属性,其活动经营范围也限制在本省域。这就决定了大部分省级卫视必然以新闻综合为频道定位,这又使得省级卫视的本地性强于外地性,与“以大众市场为目标”形成矛盾。此外,对本地性的依赖使得大部分省级卫视的发展受到本省域经济和文化发达程度的制约,其市场价值没有得到彰显。在这种形势下,省级卫视难免表现出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倾向。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省级卫视在广告经营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并由此产生突破本省范围的发展诉求,成为省级广电业向更大区域乃至全国范围扩张发展的“破城椎”,并与中央电视台、省级地面频道、地市电视台等对手在渠道覆盖、节目内容经营、频道价值定位、广告市场诸多方面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但是,我国卫星电视发展中遗留下的诸如重“上”轻“下”、重公轻商、重大轻小、重管轻理等问题,致使省级卫视在市场经济中身份模糊和力量先天不足。而卫星电视是否拥有足够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吸引广告客户的重要武器,也成为省级卫视发展的目标和前提。 省级卫视竞争力的培养在总体上必须依赖于其所处的技术、政治等宏观环境因素变量,这些变量构成省级卫视的两难处境:行政事业属性和产业属性如何平衡。在经济转轨时期,这个根本矛盾导致省级卫视在发展中生发出若干相关矛盾,比如:是播出平台还是内容集成商的角色模糊,覆盖渠道的唯一性对上游节目制

王桂科^[10]（2005）在《我国媒介业的产业视角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全球媒介业发展的趋势出发,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对我国媒介业进行系统的经济分析,针对当前媒介业的运行状况和制度缺失现象,提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全球媒介业的发展演变趋向和产业结构特点反映了媒介业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媒介业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媒介同时具有准公共物品和一般商品特征,媒介产业同时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和信息产业的内容产业。 我国媒介业在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过程其实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媒介业已形成门类齐全的产业结构体系,结构呈多元化;媒介业在事业单位体制下存在着制度缺失的问题,产业发展受到种种制度上的制肘;媒介业在区域分布上具有二元结构的特征和非均衡性,应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 我国媒介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研究媒介产业的市场结构状态,剖析当前媒介业采取的各种市场行为,对媒介业的市场绩效进行定量评估。认为发展媒介产业,应优化市场结构,采取合理的市场行为,实现最佳的市场绩效。 借鉴西方国家公有媒介的制度变革及其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模式,提出将媒介事业单位转变为特殊法人,科学构建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同时,媒介的产业发展需要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发展媒介产业,应建立起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与媒介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灵活、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的制度创新。

二、亚太地区电视业的收入状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亚太地区电视业的收入状况（论文提纲范文）

（1）印度电视业发展现状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2）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俄罗斯远东开发：路径、潜能与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4）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科教影视产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电视媒体竞争格局下辽宁电视台品牌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电视新闻市场竞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省级卫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媒介业的产业视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亚太地区电视业的收入状况（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度电视业发展现状研究（上）[J]. 李宇. 现代视听, 2019(07)
• [2]镜像中国 ——新时期中国影视“走出去”盘整与研究[D]. 窦金启.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3]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俄罗斯远东开发：路径、潜能与挑战[D]. 崔珩.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4)
• [4]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5]中国科教影视产业化研究[D]. 花晖.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2)
• [6]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研究[D]. 霍步刚. 东北财经大学, 2009(05)
• [7]中国电视媒体竞争格局下辽宁电视台品牌战略研究[D]. 张明员. 东北大学, 2009(04)
• [8]电视新闻市场竞争研究[D]. 唐俊. 复旦大学, 2008(03)
• [9]中国省级卫视发展研究[D]. 熊忠辉. 复旦大学, 2005(07)
• [10]我国媒介业的产业视角分析[D]. 王桂科. 暨南大学, 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