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响[1]（2021）在《中国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是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几百年来,全球史诗般的人口大迁徙引发了区域兴衰、产业更替和霸权更迭。人口流动引发土地资源需求变化,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演变历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随着高强度的社会经济活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土地资源已经进入预警或超载状态。因此,如何通过协调人口有序流动,科学合理的评价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现状,是实现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国土空间优化布局的基础,对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区域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基于土地资源管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理论,在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系统分析框架基础上,以中国287个设区市（即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域）为研究范围,刻画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科学测度与评价土地综合承载力,构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两者的耦合过程和耦合特征,识别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驱动因子,进而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论文相对于传统的人口与土地关系研究（关注人口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静态耦合）,将研究范围扩展至跨区域尺度,关注人口跨区域流动对人地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影响,丰富了人地关系理论中关于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研究内容,有助于进一步从区域联系的动态视角关注中国人地关系协调发展问题,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共分为八章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的提出与理论的探讨,由第一、二、三章构成,主要阐释了论文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明确了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与框架;界定了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等相关概念,并对相关基础理论和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评述,是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特征研究,由第四、五章构成。其中,第四章主要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对中国287个设区市的人口流动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章通过构建土地综合承载力的指标评价体系,测度了287个设区市的土地综合承载水平,并对其空间格局与空间自相关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与机理探究,由第六、七章构成。其中,第六章是基于第三、四章对人口流动和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研究结果,构建两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模型,对中国287个设区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与评价;第七章是基于第六章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相互作用模式,构建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体系,对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具有显着影响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归纳总结两者的耦合机理。第四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即第八章,是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和观点的归纳总结,包括主要研究结论、可能的创新,以及研究的不足和展望。论文主要观点与内容如下:1.中国人口流动呈现以“菱形”为核心的空间网络结构,人口流动密集节点和通道主要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侧。基于人口流联系的城市子群呈现出明显的地理临近和省际分异特征,既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核心、受省界制约明显、由首位联系主导的中心—腹地结构的小型城市子群,同时在东北、西北、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也形成了跨越省级行政边界的多中心结构大型城市子群。基于ERGM模型确定的中国人口流动网络影响因素可以用网络结构效应、节点属性效应和外生网络效应来解释。其中,决定便利设施效果的人均技术支出和人均教育支出均未通过显着性水平测试,说明设施便利性的地区差异对中国人口流动没有显着影响。同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其他变量（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大多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可以更为真实描述中国人口流动网络的形成。2.土地综合承载力表现为承载压力-支撑力、破坏力-恢复力共同作用的合力,作用力大小变化导致区域间土地综合承载水平的显着差异。运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出的中国各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以中等承载水平和较低承载水平为主,高承载或较高承载水平的设区市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松花江流域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表现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莫兰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土地综合承载力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性,土地综合承载力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发达经济带,而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欠发达经济带。其中土地压力和破坏力的高低值聚类特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支撑力和恢复力则分别呈现出“南高北低”和“南低北高”的集聚格局。整体上,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的集聚规模大于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后者在空间分布也相对分散。3.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存在明确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在全国尺度上普遍呈现为高耦合—低协调的空间特征,耦合度与协调度均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通过对人口流动和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设区市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具有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整体耦合效果未达到良性耦合状态,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仍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基于莫兰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其中高高值聚类和低低值聚类特征表现更为明显,形成的集聚区数量相对较多且集聚规模较大;高低值聚类和低高值聚类以围绕在低值聚类和高值聚类周围分布为主,同时也会在一些省会城市形成单独的高低值集聚区。4.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影响表现为内外部流动网络对土地综合承载力共同促进的正向作用。人口流动的外部网络效应通过区域间的社会经济联系直接作用于区域内土地社会经济子系统,并通过社会经济联系过程中产生的隐含资源流动对资源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造成间接影响。人口流动的内部网络效应表现为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对城市内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城乡之间、功能区之间）、人口结构（年龄、性别、职业、家庭）等的显着影响,而区域内人口要素的变化将直接作用于土地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人口流动通过对区域内人口要素的影响进而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产生综合作用。因此,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作用表现为内外部网络形成的综合效应。通过对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知,人口流动总量、流动强度、度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均存在显着的正相关,且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不存在U型关系,也进一步证实了假设1的猜想,即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5.土地综合承载力对人口流动的影响表现为土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综合承载作用。其中,环境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环境恢复和治理能力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资源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经济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要素对人口流动的显着正向影响,同时也作为资源、环境子系统作用于人口流动的媒介,将资源、环境相关驱动因子通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转化为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虽然各个子系统对人口流动的具体作用形式和相关要素不尽相同,但相比之下,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拉力”作用更明显,而与推力作用相关的指标如废水排放量、废物产生量、城镇失业率、年际耕地减少面积等对人口流动均未造成显着影响。因此,证实了假设2的观点,即土地综合承载力对人口流动的作用以“拉力”为主,具有较高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区域对人口流动的吸引力更强。6.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机理包括影响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发展变化的动力体系、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特征的空间逻辑三个方面。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的动力体系是由促进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关系形成的社会经济要素、资源环境要素、网络关联要素等共同组成的驱动因子体系。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制和空间逻辑为在人口流动网络内外部效应（流动强度、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流动密度）对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双向提升和土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承载子系统对人口流动共同“拉力”的作用下,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耦合关系,在区域内部资源、人口和经济要素以及区域外部地理距离、时间距离和高铁连通度等关联要素的共同驱动下,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间耦合协调特征在全国尺度上呈现了发达地区耦合协调度高,而经济落后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域分异规律。
张杰,毕钰,金岳[2]（2021）在《中国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高新区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制度设计,具有重大研究价值。而判断中国国家高新区制度是否有效的关键依据,就在于科学验证国家高新区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微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2009年"加快审批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策出台的准自然实验条件,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国各城市地区的国家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稳健性的经验发现,高新区升级政策对城市层面企业创新水平产生了显着的促进效应,而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本土企业方面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方面。从高新区的政府创新扶持政策角度来看,其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新区内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扭曲效应,削弱了高新区升级政策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激励作用。从高新区的溢出效应角度来看,其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新区外的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正向促进效应。本文的一系列经验发现,对中国特色的高新区制度及其政策体系调整和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练斐[3]（2021）在《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文中提出语言是一个由多种单位构成的复杂系统,语音、词汇、句法等子系统各司其职。语言同时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协同系统,各种语言属性互相影响。语言本身及其属性都会受语内及语外因素影响而逐步发生演化。在语言系统中,词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听觉层面还是视觉层面,长度都是词汇最基础也最显着的属性之一。词汇长度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言单位的复杂性,呈现文本的整体特征,词长的变化还会引起其他语言属性发生改变,进而带来语言的整体演化。词长因其特殊性,得到了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交际学、信息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特别是计量语言学,将词长视为研究语言整体特性的关键切入点,相关研究层见叠出。计量语言学研究主张以大规模真实语言材料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定量方法,以揭示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自适应机制、演化规律及其动因。现有词长计量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就研究工具而言,大部分研究对词汇定义的探讨有限,在选择词长测量单位时一般基于前人研究或个人经验,故存在测量方法不统一的情况,尚无研究对比不同测量方法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其次,在语料特征方面,目前考察的文本类型较为单一,以文学、书信为主,多数研究选用的语料规模较小,缺少系统的跨文体分析;再者,从研究维度上看,现有研究多从共时角度出发,且文章大多重数据而轻分析,鲜有基于统一、大量、真实语料的多维度历时考察。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17-19世纪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跨文体特征及历时演化趋势,采用计量方法从平均词汇长度、词长分布特征、文本内部词长走势、词长与其他语言属性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在共时层面,不同文体的德语词汇长度具有哪些共性与差异?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跨文体特征?2)在历时层面,1600年至1899年间,不同文体的德语词汇长度分别呈现怎样的演化趋势?其演化动因是什么?本研究语料选自德语文本历时语料库（Deutsches Textarchiv,简称DTA）,涵盖四个文体类型,总词次约2000万。在开展主体实证研究之前,本文充分探讨词汇定义,据此设计实验方案,并利用DTA语料库中的“报刊”文体语料展开前测。结果表明,音节是最适合书面德语的词长测量单位。鉴于德语屈折变化丰富,词汇的形符、类符、词形、词目拥有各异的语言学意义,在具体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当的词汇形态作为测算对象。本研究在对DTA语料库“文学”“应用文”“学术”三类文体300年间的360篇语料进行跨文体、跨时段、多维度分析后,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在共时层面上,不同文体的词汇长度特征既有个性,又显共性。语料的差异性集中体现于整体的词长特征:无论是全文平均词长,还是各词类的平均长度,抑或多音节词的占比,同时期语料均呈现出“学术>应用文>文学”的特点。造成跨文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文体不同的写作目的和语言使用偏好。三类文体语料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文本的词汇长度分布特征非常相似,基于词形形符得到的分布数据可用统一数学模型（单位移超泊松分布）描述。第二,词汇长度与词汇使用频率存在相关性,“词长越短使用频率越高”的特点符合幂律函数=。上述两点均为“省力原则”在德语中的体现。第三,在一篇文本内部,词汇长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与写作策略及篇章信息结构相关,受到人类认知特点影响。2)从历时维度看,德语词汇长度在17-19世纪间整体呈增长趋势。具体而言,“学术”语料的词长历时增速最快,“应用文”次之,而“文学”语言的演化速率较为平缓。这主要是因为学术文本和应用文对语言表达的精准度要求更高,且为了满足新的表达需求常使用复合、派生等构词法创造新词,而这往往会令词汇长度增加。其次,不同词类的演化特征不尽相同。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增速最快,说明上述词类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此外,词长分布模型的参数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体的历时演化特征。整体而言,语言是一个自适应动态系统,词汇长度的演化过程受到社会、文化、认知、交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本研究首次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德语词汇长度的跨文体特征与演化规律,在思路方法、研究语料、研究视角等方面均有创新。在思路方法层面,本文重视“词”的概念探讨,以理论指导实践,基于先导研究结果优化主体研究设计,并找到了最适合书面德语的词长测量单位,有助于改变目前词长测量单位不统一、结果难对比的研究现状。从研究语料上看,本文突破目前时间维度、文体类型单一的局限性,在选择语料时兼顾同质性与异质性,系统考察边界条件对结果的影响。不仅验证了计量语言学的定律与假设,还佐证并拓展了文体学、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的相关观点。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构建起多维的词长研究范式,以共时研究为横轴、历时研究为纵轴,结合语法、认知、社会、文化因素展开多维分析,并与现有研究充分对话,展开跨语言比较。既深化了对德语词汇文体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了解,也为人类语言共性探究提供了实证基础。
柯新月[4]（2021）在《秦岭陕西段水资源风险时空分异特征与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开展其水资源风险分析是合理制定水资源规划、控制风险和降低损失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护、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意义重大。本研究以秦岭陕西段为研究区域,在分析其水资源现状和面临的主要水资源问题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地理信息技术、集对分析理论和灰色系统理论等理论和方法,对秦岭陕西段水资源风险进行动态分析、模拟预测及系统调控研究。主要研究内容与成果如下:（1）整理和分析了研究区域的社会经济概况及水资源状况,总结出研究区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水资源量时空分布不均、节水潜力大、水利工程建设不足、水环境保护压力大、水土流失形势严峻5方面水资源问题,将研究区水资源风险划分为资源型风险、管理型风险、工程型风险、水质型风险和灾害型风险5种类型。借助PSR模型建立包含5个子系统25个指标的风险识别指标体系,并将各个指标的风险程度由低到高划分为Ⅰ、Ⅱ、Ⅲ、Ⅳ、Ⅴ五个等级,通过K-means算法确定各个等级的划分标准,结合集对分析理论,构建了秦岭陕西段水资源风险评估模型。（2）基于秦岭陕西段水资源风险评估模型,绘制秦岭陕西段水资源风险空间图谱,在县域尺度上对2018年秦岭陕西段水资源风险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从空间分布上看,资源型风险和水质型风险呈现出由南向北逐渐升高的趋势;管理型风险呈现出由秦岭中部地区向东西两端逐渐降低的趋势;工程型风险呈现出由从各市中心城区向周边县区呈逐渐升高趋势;灾害型风险呈现出由北向南、由东到西风险逐渐降低的趋势。从风险类型上看,研究区工程型风险最为严重,其次是资源型风险、灾害型风险、水质型风险和管理型风险,高风险区面积占比依次为63%、42%、23%、3%、1%。（3）提取灞桥、长安、镇安三县区作为高、中、低三类风险区的代表并对其2010～2019年的水资源风险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截止2019年,长安区水资源综合风险由Ⅳ级降为了Ⅲ级,Ⅳ级风险联系度下降近60%;灞桥区水资源综合等级恒为Ⅳ级,但Ⅳ级风险的联系度由0.42降为了 0.28,下降了 33%;镇安县Ⅱ级风险的联系度由0.38变为了 0.42,上升了 10%,但风险等级恒为Ⅱ级没有出现上升。灞桥区、长安区和镇安县三个典型区除了在水资源量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分别在水资源管理、水灾害防治和水利工程建设方面也具有较高风险,风险等级依次为Ⅳ级、Ⅳ级、Ⅴ级。（4）基于灰色预测理论构建了秦岭陕西段水资源风险预测模型,对2020～2025年典型风险区水资源风险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如果延续现有的发展模式,灞桥区水资源综合风险Ⅳ级联系度将继续下降至0.2,降幅约28%,长安区水资源综合风险Ⅲ级联系度将下降至0.34,降幅约15%,说明未来五年灞桥区和长安区的水资源风险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但降幅不大,没有出现风险等级的变化;镇安县水资源综合风险将于2020年上升到Ⅲ级并于2025年回落至Ⅱ级,说明未来五年镇安县水资源风险会出现波动,然而在确保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前提下,没有出现继续恶化的迹象。（5）针对灞桥区、长安区和镇安县不同的风险表现类型,分别设置用水控制方案、水灾害防治方案和水利工程驱动方案三种不同的风险调控方案来进行模拟调控。结果表明,灞桥区在用水控制方案的干预下,水资源风险有明显缓解;而水灾害防治方案和水利工程驱动方案见效周期长,需要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才能使研究区的灾害敏感性和生态脆弱性得到有效改善。
郑小凤[5]（2021）在《制度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地区,影响了整个区域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高等教育,当以人才为本。体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理应重视体育人才。以往对于高校体育人才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体育教师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今转换一下视角,研究国家和学校能为西部高校体育教师提供什么样的环境,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激励体育教师潜心教学、科学研究,激发教师主动性和敬业精神,真正实现“以教师为本”。而制度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高度相关,制度是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方向标”,引导教师价值和行为选择。正是基于此,从制度视角研究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以体育学科发展的角度,考虑体育教师的职业要求和工作性质,制定有利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职称晋升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薪酬分配制度、激励制度、培训制度等,以期为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更新和改进提供借鉴。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研究。研究内容包括:（1）梳理建国后国家及各省颁布的影响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根据制度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结合建国后我国政治环境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战略调整等,将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了解每一个阶段的主要制度,掌握当下的政策热点,预测未来的制度走向,为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提供政策依据。（2）通过问卷调查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获得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呈现的主要特点以及与职业发展有关的潜在联系。具体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以及结构方程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3）通过访谈法获得西部地区13所高校的学校制度以及专家观点,具体详细了解每所学校与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制度,制度实行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结论如下:（1）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校重视体育教学,课程内容设置以运动项目为主,大学体育教师的培养注重“运动专项化”。制度高度统一化,初步建立了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的培训进修、任职制度、考核制度、晋升制度、薪酬制度等。文革结束以后,各体育院系、师范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培养体育人才;考核制度进入量化考核阶段;职称晋升制度得到恢复;薪酬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推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20世纪90年代,高校体育教师进修培训网络体系基本建成;薪酬制度不断完善;考核制度进入分类探索时期;职称评审权下放,制度改革进入新的时期。（2）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发现,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年收入、执教时间,以及学校特征变量学校地理位置、省份、招生体育专业研究生、分类考核、分类职称评定在职业发展某个或某些维度存在显着性差异。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某些变量和维度对教学发展、科研发展、职称职务提升、薪资增长产生正向直接影响。探索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学校制度对职业发展的解释力度达到0.346,并探索建立调节效应模型。（3）通过微观研究发现部分高校存在评职称难的问题,各高校职称晋升制度有差别,评定方式也各有特色。通过对13所高校的对比分析发现,职称评审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评定职称必备条件和任选条件;另一类是量化打分。在职称评定中,多数高校已经进行分类评定,有的高校将学历作为限制条件,影响体育教师评职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是否将比赛成绩纳入其中,而各高校的规定各不相同,没有突出体育教师的特殊性。绩效考核突出量化标准,每所学校的年度考核制度不太一样,但都是侧重教学、科研的考核,教学占的比重更大。学校进修与培训制度明确,考核制度不太全面,教学、竞赛训练方面的奖励不足,薪酬制度满意度较低。根据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高校制度是促进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张伟伟[6]（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策实践活动中创造和运用的方法系统。探究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从形成过程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具有深厚的生成根基,在文化滋养、理论积淀、实践基础和个人条件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是一种复合式创新的产物。从构成要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是以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为子方法而构成的方法系统。从构成机理来看,子方法与子方法相互联系、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相互依存、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相互作用,使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从实践运用来看,子方法的基本要求、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体系,价值前提、价值内容、价值实现、价值评价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体系。
郭婷[7]（2021）在《米兰城市纪念空间分布特征及管理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展程度在国际竞争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我国的经济硬实力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而相比之下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还亟待提升。城市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城市纪念空间作为城市空间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类型,是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承的推动力,也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的对城市层面的纪念空间研究还较为匮乏,更多的是从建筑层面对空间进行解读和研讨,关于城市纪念空间管理机制的内容就更为匮乏了。实际上,城市纪念空间的管理保护与城市形态演变、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条文控制、城市宏观经济策略调整、城市更新改造以及城市未来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城市纪念空间的研究是能够为我国重点关注的文化建设提供实质性的理论支撑和借鉴意义的。米兰是全球着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城市身份使得其纪念性建筑、纪念性广场、纪念性公园等相关城市纪念空间遍布各处,数量众多,同时作为世界四大时尚之都,创意时尚文化的加持使得其城市文化建设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影响力都极大,研究米兰城市纪念空间建设是十分有意义的。[2]据此,本研究以米兰为对象,对其城市纪念空间的分布特征及管理机制进行深入的探析和研究。首先,笔者对本文研究内容即米兰城市纪念空间所提到的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对现有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和归纳,形成基本的研究路线。笔者首先从米兰市的城市区位条件、城市格局演变及城市文化建设等内容出发对米兰市进行基本的概况介绍,再次通过历史文献搜集、实地调研、资料整理等途径对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各时期的城市纪念空间发展历程进行解读,厘清各时期城市纪念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纪念形式、政策导向等内容,最终总结出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总体发展特征。其次,本文还对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内涵进行了解读,主要从西方纪念空间和欧洲纪念空间的一般内涵入手,探析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内涵、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首先依据米兰现有纪念性文化资源的分类及目前国内外纪念空间的分类依据,结合米兰城市特点,将米兰城市纪念空间分成不同的空间类型,并对每一类纪念空间进行细分,解读和阐释各类型纪念空间的一般概念、纪念主题、空间形态等内容。在此基础上,研究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现状分布,对各类别的纪念空间在米兰现状城市格局上的数量、位置、面积等信息进行统计和梳理,形成基本的信息数据库。再次,运用定量对比分析法、横向比较法和Gis核密度估计法,对米兰市域内城市纪念空间的宏观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探究其纪念空间的分布形成与城市形态演变之间的关系;其次,对各类别城市纪念空间进行专项分析,结合各类型纪念空间的属性及主题,得出纪念性古迹、纪念性建筑、纪念性构筑物、纪念性广场、纪念性公园、纪念性公墓这六类城市纪念空间每一个单一类型空间的分布规律和特征,探究其与城市本体的关系。最后,根据对现有文献调研和法律法规的归纳和解读,笔者对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管理机制中的立法、机构设置、职能分配等方面进行解析,以探究其本土管理机制在纪念空间建设和保护中的有效性、适配性和可操作性。基于以上对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管理经验的研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城市纪念空间的发展进程以及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总结得出适用于中国城市纪念空间管理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陈全[8]（2021）在《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遥感评估及时空演变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以来,随着对自然资本价值的认识以及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为核心的生态资产估算需求日益迫切。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由于受复杂地表与光学卫星成像条件的限制,区域生态环境遥感长期以来面临着混合像元现象严重、高质量光学遥感影像缺失等瓶颈问题,传统基于像元/格网尺度的定量遥感研究方法无法满足区域生态资产精准评估、时空演变机制挖掘以及生态修复决策支持的需求目标,引入遥感图谱认知的前沿理论与方法开展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时空演变评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以贵州省关岭-贞丰花江石漠化治理示范区为典型研究区,以遥感图谱认知理论的“图谱耦合”思想和地理图斑智能计算模型“分区分层感知—时空协同反演—多粒度决策”的方法论为指导,从生态资产质量与生态资产服务功能维度出发构建了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时空演变评估框架,按照“空间—时间—属性”的线性认知过程,深度探索融入地貌分区控制的生态资产基本地理空间单元解构,开展多源数据协同的关键生态因子反演计算与生态资产时空动态评估,并基于经典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挖掘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模式与驱动机制,初步实现对区域近20年来生态资产“位置—结构—指标—演化”的深层理解。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针对生态资产遥感评估与时空演变研究的理论背景深入分析,从评估与挖掘喀斯特石漠化地区近20年来生态资产时空演变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基于遥感图谱认知理论和地理图斑智能计算模型的生态资产时空演变评估框架,提出了深度融入地貌分区控制的生态资产地理单元解构、多源数据协同的生态资产时空动态评估、基于地学空间分析的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格局理解和驱动机制揭示等关键问题,为按照“空间—时间—属性”的维度递进开展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机制研究奠定理论基础。（2）在分析传统生态环境定量遥感研究方法长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的基础上,论述了以具有明确地理意义的基本空间单元为空间基准开展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机制研究的必要性,提出了基于分区分层感知模型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基本空间单元解构思路,并基于高精度DEM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实现了区域地貌单元、地理单元与地理图斑/地块三级基本空间单元的解构。（3）针对喀斯特石漠化地区脆弱生态环境特征,基于生态资产“存量（stock）”和“流量（flow）”的理论内涵和去价值化的系统评估思路,系统构建了以生态系统类型与数量、NPP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岩石裸露率、植被覆盖度等关键生态因子驱动的生态资产质量与服务功能状况评估模型和生态资产综合指数评估模型,完成不同监测期生态资产质量与服务功能等级划分以及地理单元尺度下区域2000-2018年的生态资产综合评估。（4）围绕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机制理解的目标,以地理单元与地貌单元为基准,将经典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引入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机制研究中,从生态资产时空变化格局和生态资产时空变化驱动机制分析两个方面,分别叠加2000-2018年生态资产变化“图”和驱动因素作用“图”,实现了对不同时间阶段、不同空间尺度下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格局及驱动机制的阐述和揭示,为区域生态治理与修复提供理论基础与科技支撑。
刘志强[9]（2021）在《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动产融资研究》文中指出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然而当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却诸多困难和挑战,难以完全发挥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障碍就是融资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因此系统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不仅是中国自已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中小企业问题面临的一个普遍且常见的问题。从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来看,既有世界性难题的通病,又带有机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因素,又有宏观经济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本文着眼于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研究,在明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具体作用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和分析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途径、面临问题的具体表现与现行手段,在完成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而从“动产融资”的角度探寻了一个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方式。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总体分析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以及同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必要性。第二,从宏观层面上探究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定性和定量分析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和融资体系,辨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成因。第三,从微观企业层面看,中小企业是否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伴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制机制的完善,融资约束程度是否在改善?第四,“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该举措到底能对缓解融资约束和宏观经济产生怎样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第五,深刻理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重要性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三点:第一,明确提出并且论证了“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重要措施的意义。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一个主要因素是自身缺乏有效抵押物,适当放宽中小企业的抵押物范围来缓解借贷约束具有好的发展前景,特别是随着公共征信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物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小企业充分挖掘自身有效资产作为抵押物融资已成为现实。但“动产融资”作为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的一项重要举措,至今却还没有严格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和评估。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一个含有借贷约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动产资产,讨论当借贷约束中的抵押资产的规模和种类放松后宏观总体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变化。研究分析了动产融资缓解融资约束在宏观经济上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在实证分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经济绩效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在数据和指标上有所扩充。系统性地整理1997-2015的全国和分省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标,使用静态面板估计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均值组（xtmg和xtcce）估计等多种计量经济学工具来研究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经济绩效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了从更微观层面研究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搜集整理了两组微观企业数据,并使用多类测算融资约束的指标来研究和分析了中国中小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具体而言,两个数据集为:第一组数据为2005—2007年中国15066家高科技中小企业数据,共计45198个样本观测值;第二组数据为777家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数据,共计2813个样本观测值。采用SA指数、ASCL指数、WW指数三种方法测度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第三,本文在分析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成因方面有一定进展。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很多,本文通过对大量文献和相关政策的整理和分析,系统总结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成因,主要是信息不对称、规模不经济、制度不完善、模式不成熟。成因分析中重点突出了融资模式问题。金融实践中,融资模式是能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关键,不同的融资模式都有一定风险,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适用周期,当适用条件和环境变化后,原来有效的融资模式不但不能缓解融资约束,还会使中小企业陷入更加严重的融资困境。本文的研究主要由以下三部分构成:第一是研究了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和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说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情况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同时印证研究和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意义。首先,从历史变革的角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变化以及本文使用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其次,由于数据限制,尽可能整理了 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15年间的中小企业的多项发展指标,分地区和省份对20年间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了地区间中小企业发展的差异。最后使用面板估计模型,利用本章节的上述分析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明确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状况及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而相对系统地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首先分析了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融资模式和融资环境,论述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表现形式,进而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是否能够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匹配,最后论述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启示。第二部分是是从定量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了融资约束下企业的现金流敏感度,以进一步说明融资约束问题。从第4章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虽然外部存在较多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和措施,但由于中小企业出现融资约束的成因众多,这些措施是否促使中小企业从外部进行融资,缓解自身面临的融资约束,依然需要对中小企业融资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本章以现金流敏感度为研究切入点,使用尽可能多的可得数据,首先选用的是国泰安中天使投资研究数据库和新三板上市中小企业数据,虽然不是全部中小企业,但是能够进入天使投资研究数据库和新三板上市的中小企业属于发展较好且已能够获得较多外部融资的中小企业,如果这些企业也存在显着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那么其它外部融资较为有限的中小企业在该方面将面临更为显着的问题。其次采用SA指数、ASCL指数、WW指数三种方式测度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最后通过研究中小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发现在融资约束以及现有情况下,融资约束造成了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寻求内部融资,且持有更多现金资产,这也说明需要从中小企业自身出发,结合国内现有融资特点,寻求新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第三部分是提供了一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外部融资方式——动产融资。受制于中小企业固有的特点以及自身内部融资额度和规模的有限性,既有的外部融资体系和环境无法全面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那么就需要根据原有不足,探寻新的有效融资方式。根据我们的分析,“动产融资”将是补充和扩展现有融资方式的有效方式。本章构造了多个DSGE模型综合说明了“动产融资”对企业发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为“动产融资”的推动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进而分析了“动产融资”实施的政策建议。虽然本文对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但是依然可能存在两点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部分。第一是实证数据上存在一定不足。囿于数据可获得性,关于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标的测算尽管有改善,但是依然不尽如人意,且仅涵盖了 2016年以前的相关数据,因此实证估计出来的结果所对应的政策含义有一定局限性。第二,理论模型建立了一个研究不同资产充当抵押物的异质性资本的DSGE模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估计融资约束对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损失和引入动产后宏观效率的改善程度。但是该模型未包含更多的DSGE文献中常采用的实际与名义摩擦（real and nominal frictions）,这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扩展,以此来更精确地定量研究中国异质性资本和借贷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黄晋生[10]（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准确真实地刻画中国大规模人口流动空间特征,是指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土空间优化布局的前提 |
| 1.1.2 人类活动与土地资源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
| 1.1.3 时空行为大数据使人类活动与地理空间互动研究成为可能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科学问题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数据来源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1 人口流动和迁徙研究进展 |
| 2.1.1 西方对于人口迁徙的基本认识 |
| 2.1.2 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特征 |
| 2.1.3 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迁徙研究 |
| 2.2 土地综合承载力研究进展 |
| 2.2.1 土地综合承载力基本概念的演化与发展 |
| 2.2.2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的主要方法模型 |
| 2.3 人地关系研究进展 |
| 2.3.1 区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
| 2.3.2 人地关系的地域分异规律和地域类型分析 |
| 2.4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3章 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人口流动 |
| 3.1.2 土地综合承载力 |
| 3.1.3 流空间 |
| 3.1.4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关系 |
| 3.1.5 耦合协调度 |
| 3.2 基础理论 |
| 3.2.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3.2.2 人口流动相关理论 |
| 3.2.3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假设 |
| 第4章 中国人口流动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
| 4.1 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
| 4.1.1 人口流动的整体特征 |
| 4.1.2 不同时间尺度的人口流动空间格局 |
| 4.2 人口流动网络空间特征 |
| 4.2.1 人口流动网络分析方法 |
| 4.2.2 节点层级 |
| 4.2.3 联系强度 |
| 4.2.4 子群结构 |
| 4.3 人口流动网络影响因素 |
| 4.3.1 发现驱动因素的ERGM模型 |
| 4.3.2 候选解释变量的理论基础 |
| 4.3.3 人口流动网络的影响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 |
| 5.1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模型构建 |
| 5.1.1 概念模型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土地综合承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5.2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测度 |
| 5.2.1 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的获取 |
| 5.2.2 土地综合承载力测度结果 |
| 5.3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特征 |
| 5.3.1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分布格局 |
| 5.3.2 设区市土地综合承载力空间自相关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特征 |
| 6.1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初步拟合 |
| 6.1.1 市级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分布格局初步拟合 |
| 6.1.2 省级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分布格局初步拟合 |
| 6.2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测度与评价 |
| 6.2.1 人口流动网络评价体系构建及等级划分 |
| 6.2.2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及等级划分 |
| 6.2.3 耦合协调度的评价结果 |
| 6.2.4 人口流动网络与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耦合过程 |
| 6.3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 |
| 6.3.1 市级尺度的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 |
| 6.3.2 省级尺度的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分析 |
| 6.3.3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4 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 |
| 7.1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1 人口流动的外部网络效应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2 人口流动的内部网络效应对土地综合承载系统的作用过程 |
| 7.1.3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作用的定量测度 |
| 7.1.4 人口流动对土地综合承载力作用机制 |
| 7.2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过程 |
| 7.2.1 研究方法 |
| 7.2.2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驱动因素 |
| 7.2.3 土地综合承载系统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机制 |
| 7.3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测度 |
| 7.3.1 驱动因子的确定 |
| 7.3.2 分析模型的选取与原理 |
| 7.3.3 分析模型选择结果 |
| 7.4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
| 7.4.1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 |
| 7.4.2 人口流动与土地综合承载力的耦合机理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特色与创新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人口流动解释变量中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方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1 绪论 |
| 1.1 词长研究述评 |
| 1.1.1 多学科词长研究 |
| 1.1.2 词长计量研究 |
| 1.1.3 德语词长计量研究 |
| 1.1.4 现有研究评述 |
| 1.2 研究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3 论文结构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词的界定 |
| 2.1.2 词长分布定律 |
| 2.1.3 词长-词频协同定律 |
| 2.1.4 门策拉-阿尔特曼定律 |
| 2.2 研究语料 |
| 2.2.1 德语简史 |
| 2.2.2 语料来源及预处理说明 |
| 2.2.3 语料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
| 2.3 计量指标与统计方法 |
| 2.3.1 词长测量单位 |
| 2.3.2 词长类型 |
| 2.3.3 软件与程序 |
| 3 德语词长测量方式的差异性分析 |
| 3.1 测量单位对词长测量结果的影响 |
| 3.1.1 基于字母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2 基于字位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3 基于音节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4 结果对比及相关性探究 |
| 3.2 词形变化对词汇长度的影响 |
| 3.2.1 基于词形形符和词目形符的测量结果 |
| 3.2.2 基于词形类符和词目类符的测量结果 |
| 3.2.3 结果对比与成因探究 |
| 3.3 小结与讨论 |
| 4 德语词长特征的跨文体共时考察 |
| 4.1 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2 词类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3 词长分布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3.1 动态词长分布 |
| 4.3.2 静态词长分布 |
| 4.4 词长与词频关系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5 文本内部词长特征的跨文体对比 |
| 4.6 小结与讨论 |
| 5 德语词长演化的跨文体历时考察 |
| 5.1 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2 词类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3 词长分布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4 小结与讨论 |
| 6 结语 |
| 6.1 研究概述 |
| 6.2 研究结果 |
| 6.3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主要术语德汉对照表 |
| 附录2 超长词列表(选) |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 |
| 2 秦岭陕西段水资源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
| 2.1 研究区域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自然环境 |
| 2.1.3 社会经济 |
| 2.2 水资源现状分析 |
| 2.2.1 水资源量及分布 |
| 2.2.2 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
| 2.2.3 水环境质量 |
| 2.2.4 水土流失现状 |
| 2.3 当前主要问题 |
| 2.4 本章小结 |
| 3 水资源风险空间图谱与分异特征研究 |
| 3.1 水资源风险内涵及类型划分 |
| 3.1.1 水资源风险定义及形成要素 |
| 3.1.2 水资源风险类型划分 |
| 3.2 水资源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3.2.1 风险识别指标体系构建 |
| 3.2.2 风险等级划分及标准确定 |
| 3.2.3 集对分析风险评估方法 |
| 3.3 水资源风险空间图谱 |
| 3.3.1 数据准备 |
| 3.3.2 集对分析计算过程 |
| 3.3.3 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水资源风险时间演变规律及成因分析 |
| 4.1 典型风险区提取 |
| 4.2 区域概况及水资源条件分析 |
| 4.2.1 秦岭北麓灞桥区 |
| 4.2.2 秦岭北麓长安区 |
| 4.2.3 秦岭南麓镇安县 |
| 4.3 水资源风险演变规律及成因分析 |
| 4.3.1 资源型风险 |
| 4.3.2 管理型风险 |
| 4.3.3 工程型风险 |
| 4.3.4 水质型风险 |
| 4.3.5 灾害型风险 |
| 4.3.6 水资源综合风险 |
| 4.4 本章小结 |
| 5 秦岭陕西段水资源风险预测及调控研究 |
| 5.1 灰色预测理论 |
| 5.1.1 灰色预测模型 |
| 5.1.2 模型精度检测 |
| 5.2 风险预测结果与分析 |
| 5.2.1 指标预测结果 |
| 5.2.2 综合风险预测结果与分析 |
| 5.2.3 子系统预测结果与分析 |
| 5.3 风险调控方案研究 |
| 5.3.1 调控方案设计 |
| 5.3.2 调控方案模拟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宏观制度相继出台 |
| 1.1.2 西部大开发重新受到重视 |
| 1.1.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不可或缺 |
| 1.1.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需要成长 |
| 1.1.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新旧问题叠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论文的创新点 |
| 1.7 论文的局限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外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1.1 高校教师职业发展阶段划分 |
| 2.1.2 有关高校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2 国内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
| 2.2.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2.2.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研究 |
| 2.3 职业发展及其相关变量测量的研究综述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3 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调查法 |
| 3.2.3 比较研究法 |
| 3.2.4 数理统计法 |
| 3.3 基本理论与研究假设 |
| 3.3.1 基本概念 |
| 3.3.2 基本理论 |
| 3.3.3 研究假设 |
| 3.4 相关量表的修订与测量 |
| 3.4.1 量表修订 |
| 3.4.2 变量测量 |
| 3.4.3 量表评价 |
| 4 建国后基于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宏观制度梳理 |
| 4.1 初创与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7 年) |
| 4.1.1 初创阶段 |
| 4.1.2 曲折发展阶段 |
| 4.2 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1) |
| 4.2.1 进修培训制度 |
| 4.2.2 考核制度 |
| 4.2.3 职称晋升制度 |
| 4.2.4 薪酬制度 |
| 4.2.5 聘任制度 |
| 4.3 探索改革阶段(1992—2019) |
| 4.3.1 宏观制度分析 |
| 4.3.2 影响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3.3 有关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前两个阶段制度呈现的特点 |
| 4.4.2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4.4.3 影响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制度 |
| 5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与模型构建 |
| 5.1 数据质量评价 |
| 5.1.1 正式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 |
| 5.1.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分析 |
| 5.4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相关分析 |
| 5.5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模型构建 |
| 5.6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假设验证 |
| 5.7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8 分析讨论 |
| 5.8.1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整体情况 |
| 5.8.2 西部地区高校制度执行情况分析 |
| 5.8.3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分析 |
| 5.8.4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分析 |
| 5.8.5 人口特征变量对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评价 |
| 5.8.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和学校制度的关系验证 |
| 5.8.7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 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微观探析 |
| 6.1 职称晋升制度比较 |
| 6.1.1 职称情况 |
| 6.1.2 学术成果 |
| 6.1.3 职称晋升人数比较 |
| 6.1.4 职称晋升方式比较 |
| 6.2 绩效考核制度比较 |
| 6.3 培训与进修制度比较 |
| 6.4 奖励制度比较 |
| 6.5 薪酬制度比较 |
| 6.6 结果分析 |
| 6.6.1 职称晋升制度各不相同 |
| 6.6.2 职称晋升受限 |
| 6.6.3 绩效考核方式多样化 |
| 6.6.4 体育教师工作量量化不足 |
| 6.6.5 高校支持进修与培训 |
| 6.6.6 明确的奖励制度 |
| 6.6.7 奖励“一刀切” |
| 6.6.8 薪酬偏低 |
| 7 我国西部地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国家政策引领是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根本路径 |
| 7.1.1 国家给与西部地区政策支持 |
| 7.1.2 国家制度突出“以教师为本” |
| 7.1.3 国家进行有效的监督 |
| 7.2 学校制度是西部地区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有效保障 |
| 7.2.1 激励高校制度创新 |
| 7.2.2 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
| 7.2.3 制定合理的晋升制度 |
| 7.2.4 合理运用激励制度 |
| 7.2.5 完善薪酬制度 |
| 7.2.6 突出体育学科的学科差异 |
| 7.2.7 注重制度公平 |
| 7.3 提高自身认识是促进西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内部动力 |
| 7.3.1 正视体育教学与科研的问题 |
| 7.3.2 积极引导体育教师树立正确的发展意识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初始量表 |
| 附录2:调查问卷 |
| 附录3:正式量表 |
| 附录4:访谈提纲 |
| 附录5:项目分析 |
| 附录6:H大学职称评审分值表 |
| 附录7:博士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 |
| 1.2.3 有待拓展之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 1.3.2 现代决策理论 |
| 1.3.3 现代思维科学和现代系统论 |
| 1.3.4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和生成根基 |
| 2.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概念缘起 |
| 2.1.1 方法、思维和决策 |
| 2.1.2 决策思维方法 |
| 2.1.3 新时代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 |
| 2.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生成根基 |
| 2.2.1 文化滋养 |
| 2.2.2 理论积淀 |
| 2.2.3 实践基础 |
| 2.2.4 个人条件 |
| 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要素 |
| 3.1 战略思维方法 |
| 3.1.1 战略思维方法是战略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1.2 何谓战略思维方法 |
| 3.1.3 战略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2 创新思维方法 |
| 3.2.1 创新思维方法是非常规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2.2 何谓创新思维方法 |
| 3.2.3 创新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3 辩证思维方法 |
| 3.3.1 辩证思维方法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3.2 何谓辩证思维方法 |
| 3.3.3 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4 法治思维方法 |
| 3.4.1 法治思维是依法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4.2 何谓法治思维方法 |
| 3.4.3 法治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3.5 底线思维方法 |
| 3.5.1 底线思维方法是风险决策的必然要求 |
| 3.5.2 何谓底线思维方法 |
| 3.5.3 底线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4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构成机理 |
| 4.1 子方法与子方法的相互联系 |
| 4.1.1 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 |
| 4.1.2 现实依据: 决策活动类型的统一性 |
| 4.1.3 具体内容: 通过不同中介实现联系 |
| 4.1.4 模型呈现: 直观把握联系方式和内容 |
| 4.2 子方法与方法系统的相互依存 |
| 4.2.1 子方法制约着方法系统 |
| 4.2.2 方法系统主导着子方法 |
| 4.3 方法系统与系统环境的相互作用 |
| 4.3.1 方法系统的环境 |
| 4.3.2 相互作用的条件与中介 |
| 4.3.3 系统环境影响着方法系统 |
| 4.3.4 方法系统改变着系统环境 |
| 4.3.5 方法系统的演化 |
| 5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实践运用 |
| 5.1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范例 |
| 5.1.1 分析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依据 |
| 5.1.2 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体系 |
| 5.1.3 谋划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措施 |
| 5.2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要求 |
| 5.2.1 运用子方法的基本要求 |
| 5.2.2 运用方法系统的一般程序 |
| 5.2.3 坚持综合运用的总体原则 |
| 5.3 习近平新时代决策思维方法的运用价值 |
| 5.3.1 价值前提: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 |
| 5.3.2 价值内容:对不同主体的具体价值 |
| 5.3.3 价值实现: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有力武器 |
| 5.3.4 价值评价:方法系统不是万能的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提升 |
| 1.1.2 中国当代城市纪念空间体系亟待完善 |
| 1.1.3 意大利城市纪念空间管理经验值得学习 |
| 1.2 研究对象阐述 |
| 1.3 问题提出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目标及意义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意义 |
| 1.6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6.1 城市纪念空间的定义 |
| 1.6.2 城市纪念空间的意义 |
| 1.6.3 城市纪念空间的分布特征研究 |
| 1.6.4 城市纪念空间的管理机制研究 |
| 1.7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米兰纪念空间的发展历程及内涵 |
| 2.1 米兰市概述 |
| 2.1.1 城市区位条件 |
| 2.1.2 城市历史简述 |
| 2.1.3 城市格局演变 |
| 2.1.4 城市文化空间建设 |
| 2.2 纪念空间发展历程概述 |
| 2.2.1 第一阶段:起源期 |
| 2.2.2 第二阶段:沉寂期 |
| 2.2.3 第三阶段:高潮期 |
| 2.2.4 第四阶段:成熟期 |
| 2.3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内涵和具体内容 |
| 2.3.1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内涵 |
| 2.3.2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主题 |
| 2.3.3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价值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类型划分 |
| 3.1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类型划分 |
| 3.1.1 城市纪念空间的一般类型划分 |
| 3.1.2 米兰现有纪念性文化资源分类 |
| 3.1.3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类型划分 |
| 3.2 纪念性古迹 |
| 3.2.1 纪念性古迹定义 |
| 3.2.2 纪念性古迹功能及分类 |
| 3.2.3 代表性案例 |
| 3.3 纪念性建筑 |
| 3.3.1 纪念性建筑定义 |
| 3.3.2 纪念性建筑功能及分类 |
| 3.3.3 代表性案例 |
| 3.4 纪念性构筑物 |
| 3.4.1 纪念性构筑物定义 |
| 3.4.2 纪念性构筑物功能及分类 |
| 3.4.3 代表性案例 |
| 3.5 纪念性广场 |
| 3.5.1 纪念性广场定义 |
| 3.5.2 纪念性广场功能及分类 |
| 3.5.3 代表性案例 |
| 3.6 纪念性公园 |
| 3.6.1 纪念性公园定义 |
| 3.6.2 纪念性公园功能及分类 |
| 3.6.3 代表性案例 |
| 3.7 纪念性公墓 |
| 3.7.1 纪念性公墓定义 |
| 3.7.2 纪念性公墓功能及分类 |
| 3.7.3 代表性案例 |
| 3.8 小结 |
| 第四章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现状分布及特征分析 |
| 4.1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研究依据及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总体分布现状统计 |
| 4.2.1 数量统计 |
| 4.2.2 面积统计 |
| 4.3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总体分布特征分析 |
| 4.3.1 特征1 中心集聚、分布均衡且可达性高 |
| 4.3.2 特征2“强中心集聚、点状分散”分布 |
| 4.3.3 特征3 内密外疏、各圈层差异明显 |
| 4.4 米兰各类型纪念空间现状分布及特征分析 |
| 4.4.1 纪念性古迹分布特征 |
| 4.4.2 纪念性建筑分布特征 |
| 4.4.3 纪念性构筑物分布特征 |
| 4.4.4 纪念性广场分布特征 |
| 4.4.5 纪念性公园分布特征 |
| 4.4.6 纪念性公墓分布特征 |
| 4.5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格局分布的动因解析 |
| 4.5.1 历史因素 |
| 4.5.2 规划保护 |
| 4.5.3 专项计划 |
| 4.5.4 民间因素 |
| 4.5.5 空间辐射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的管理机制及启示 |
| 5.1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管理体系概述 |
| 5.1.1 立法 |
| 5.1.2 政府支持 |
| 5.1.3 民间组织 |
| 5.1.4 相关机构 |
| 5.1.5 职能分配 |
| 5.2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管理的动力机制 |
| 5.2.1 城市历史空间的传承 |
| 5.2.2 城市精神纪念活动的举行 |
| 5.2.3 城市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完善 |
| 5.2.4 城市生态环境的提升 |
| 5.2.5 城市、地区经济的发展 |
| 5.3 米兰城市纪念空间干预策略 |
| 5.3.1 纪念空间传承历史空间体系,增强可识别性 |
| 5.3.2 赋予景观资源纪念属性,提升空间吸引力 |
| 5.3.3 城市纪念空间日常化,增加公众参与度 |
| 5.3.4 城市纪念空间功能复合化,提高空间兼容性 |
| 5.3.5 融合文化片区,借力创意产业的发展 |
| 5.4 米兰纪念空间管理机制对中国的启示 |
| 5.4.1 中国纪念空间管理现状 |
| 5.4.2 中国纪念空间管理的问题 |
| 5.4.3 米兰纪念空间管理机制对中国的启示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创新点与不足 |
| 6.3 未来研究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现状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进展 |
| 1.2.1 生态资产理论研究进展 |
| 1.2.2 生态资产评估体系与方法研究进展 |
| 1.2.3 生态资产遥感评估方法研究进展 |
| 1.2.4 喀斯特地区生态资产评估研究进展 |
| 1.2.5 研究进展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科学问题 |
| 2.2 研究内容 |
| 2.2.1 研究内容设计 |
| 2.2.2 研究内容逻辑关联 |
| 2.3 研究方案与技术路线 |
| 2.3.1 研究方案 |
| 2.3.2 研究技术路线 |
| 2.4 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论证 |
| 2.4.1 研究区代表性论证 |
| 2.4.2 研究区概况 |
| 2.4.3 研究区自然环境 |
| 2.4.4 研究区社会经济 |
| 2.4.5 研究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
| 第三章 生态资产评估与时空演变研究框架构建 |
| 3.1 喀斯特石漠化区生态资产评估 |
| 3.1.1 生态资产评估范围 |
| 3.1.2 生态资产评估内容 |
| 3.2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遥感评估面临的困难 |
| 3.3 遥感图谱认知理论 |
| 3.3.1 地学信息图谱 |
| 3.3.2 遥感信息图谱 |
| 3.3.3 遥感图谱认知理论 |
| 3.3.4 地理图斑智能计算模型 |
| 3.4 基于遥感图谱认知的生态资产时空演变研究框架 |
| 3.4.1 评估框架 |
| 3.4.2 关键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态资产评估基本空间单元解构 |
| 4.1 引言 |
| 4.2 基于分区分层感知模型的生态资产基本空间单元解构 |
| 4.2.1 分区分层感知模型 |
| 4.2.2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基本空间单元解构 |
| 4.3 基于高精度DEM的地貌/地理单元划分 |
| 4.3.1 基于高精度DEM的地貌单元边界优化 |
| 4.3.2 基于高精度DEM的地理单元划分 |
| 4.4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地理图斑/地块提取 |
| 4.4.1 地理图斑/地块提取方法 |
| 4.4.2 地理图斑/地块精度验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多源数据协同的生态资产时空动态评估 |
| 5.1 引言 |
| 5.2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遥感评估 |
| 5.2.1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评估体系 |
| 5.2.2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生态资产遥感评估方法 |
| 5.3 多源数据协同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岩石裸露率反演 |
| 5.3.1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岩石裸露率反演 |
| 5.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3 喀斯特山区岩石裸露率反演方法 |
| 5.3.4 喀斯特山区岩石裸露率反演结果 |
| 5.4 基于时序遥感数据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NPP估算 |
| 5.4.1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NPP估算 |
| 5.4.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4.3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NPP估算方法 |
| 5.4.4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NPP估算结果 |
| 5.5 不同尺度下生态资产时空动态评估结果 |
| 5.5.1 地块与像元尺度的生态资产质量与服务功能状况评估 |
| 5.5.2 地理单元尺度的生态资产综合评估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格局与驱动机制分析 |
| 6.1 引言 |
| 6.2 基于时空动态度模型的生态资产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6.2.1 不同地理单元生态资产时空变化特征 |
| 6.2.2 不同地貌单元生态资产时空变化特征 |
| 6.3 基于ESTDA的生态资产时空演变格局分析 |
| 6.3.1 生态资产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2 生态资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6.3.3 生态资产局部空间格局演化趋势分析 |
| 6.4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生态资产时空演变驱动因素分析 |
| 6.4.1 生态资产时空变化分异的地理探测 |
| 6.4.2 生态资产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及交互作用分析 |
| 6.4.3 生态资产动态变化的驱动因素作用强度变化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成果总结 |
| 7.2 研究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特色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 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外部与内部因素 |
| 2.3 度量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与进展 |
| 2.4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思路和途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 3.1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与指标选取 |
| 3.2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状况 |
| 3.3 中小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简析 |
| 3.4 实证模型和结果分析 |
| 3.5 稳健性估计: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的均值组估计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
| 4.1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 |
| 4.2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模式 |
| 4.3 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
| 4.4 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表现形式 |
| 4.5 中小企业融资现状是否与中小企业发展匹配? |
| 4.6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及启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下中国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敏感度分析 |
| 5.1 研究假说 |
| 5.2 研究设计 |
| 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引入动产融资的政策评估分析 |
| 6.1 政策背景 |
| 6.2 基本模型 |
| 6.3 模型稳态、参数校准与估计 |
| 6.4 模型动态与政策分析 |
| 6.5 拓展分析: 不含借贷约束的RBC模型和改进的借贷约束模型 |
| 6.6 政策启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局限 |
| 7.1 研究总结 |
| 7.2 研究局限与后续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贫困治理任务的调整 |
| 1.1.2 教育发展的脱贫动能 |
| 1.1.3 绩效评价的现实要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目标、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教育扶贫 |
| 2.1.3 深度贫困地区 |
| 2.1.4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能力贫困理论 |
| 2.2.2 贫困代际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4 “3E”绩效评价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内涵及贫困现状 |
| 3.1 新疆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 |
| 3.1.1 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2 新疆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3 新疆人口文化环境的基本概况 |
| 3.1.4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概况 |
| 3.2 新疆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 |
| 3.2.1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救济扶贫阶段 |
| 3.2.2 改革开放体制变革下的开发扶贫 |
| 3.2.3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八七”扶贫 |
| 3.2.4 新世纪扶贫开发纲要阶段 |
| 3.2.5 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
| 3.3 绩效评价的理论内涵 |
| 3.3.1 教育扶贫的价值分析 |
| 3.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3.3 绩效评价指标的逻辑关系 |
| 3.4 新疆贫困问题现状调查分析 |
| 3.4.1 研究思路 |
| 3.4.2 家庭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 3.4.3 县域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价 |
| 4.1 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研究思路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4.3 实证分析过程 |
| 4.3.1 描述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4.3.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4.3.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 4.3.4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
| 4.3.5 分地区回归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评价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思路 |
| 5.1.2 研究方法 |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2 静态效率评价结果 |
| 5.2.1 静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2.2 静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 5.2.3 规模报酬阶段的县域分布 |
| 5.3 动态效率评价结果 |
| 5.3.1 动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 5.3.2 动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评价 |
| 6.1 研究设计 |
| 6.1.1 研究思路 |
| 6.1.2 研究方法 |
| 6.1.3 指标选取 |
| 6.2 公平性测度结果 |
| 6.2.1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总体差异及分解 |
| 6.2.2 县域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类型分析 |
| 6.3 公平性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 |
| 6.4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辨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 7.1 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研究步骤与方法 |
| 7.2.2 问卷信息及数据来源 |
| 7.3 信效度检验 |
| 7.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 7.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 7.3.3 模型恒等性检验 |
| 7.4 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测度结果 |
| 7.4.1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 |
| 7.4.2 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政策满意度 |
| 7.4.3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优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