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与贵州农业综合发展

一、入世与贵州农业综合开发（论文文献综述）

金恩焘^[1]（2020）在《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文中指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数字乡村”这一新的理念;2019年,中央又进一步制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助推乡村振兴的计划”。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在农业发展及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应用,是为提高农民现代信息技能而内生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路径。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规模化、生态环保、生鲜电商、自媒体公众参与、用户消费体验等市场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农产品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对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新的挑战。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创新,涉及流通市场主体、流通商业模式、流通基础设施、品质溯源监督以及流通技术手段等多个维度,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创新构建适应我国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需求,成为本课题的重要研究目标。我国现有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枢的分散-集中-分散模式,主要以线下面对面大宗交易、极低冷链率的常温存储运输为主,存在流通环节过多、流通效率低、成本高、腐损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弊端,导致农户手上新鲜优质农产品售价低与居民采购价格高、质量差的矛盾。结合理论学习和文献综述,通过对江西省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考察与实践,本论文从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视角,分析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紧扣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核心维度,构建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模型;引入自媒体舆情分析、监控、引导等新方法,探讨农产品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模式创新为提升流通效率起点,以冷链物流体系创新为提升流通质量突破口,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工具,完成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探索构建新时代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确定研究问题和研究路线。历经四年时间对国内多个省份及江西省内60多个县的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企业实地考察,深入掌握传统农产品流通弊端以及创新升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CiteSpace对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绘制知识图谱,数据显示农产品电商、冷链物流、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流通效率和流通成本是当前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文献检索分析对知识结构进行了补充和梳理,为系统了解农产品流通领域实情捕捉可靠数据,避免了传统归纳文献方法的主观性。在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围绕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研究突破口,设计了以网络舆情为农产品流通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生鲜电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为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的途径,以冷链物流为骨干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流通质量提升的平台,构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中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研究路线。第二、通过宏观环境演变格局的多视角分析,创新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价值导向概念模型。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必须宏观把握流通两端的外部环境演变格局。本论文重点从农业生产端的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和城乡需求端的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环境要素入手,创新构建了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概念模型。在农业生产端,以粮食生产区为例研究我国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空间包容性,确定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支撑下实现新的粮食安全战略价值导向;分析农业生产效率区域差异演变及驱动因素,发现在农业规模化、土地托管、农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化、资本化等三农政策持续推动下,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效率提升迅速、区域差异演变加快,但农业规模效率提升明显高于农业技术效率提升,这种失衡的演变规律暴露出比较严重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如农药残留导致的土地板结严重及催熟剂、增甜剂滥用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消费端对农产品安全的迫切需求和监督权,无法通过现有的流通体系传导到生产端。在城乡需求端,通过城乡福祉差异时空分异与政策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福祉差距持续缩小,对健康食品、优质食品、特色食品的需求不断提升。通过对新媒体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研究,分析网络典型案例发生发酵及平息发展过程,以及与意见领袖深度访谈,提出两个舆论场及话语融合平衡模型,探究了消费者需求意见更广泛、低成本和较迅速的表达方式,推进公众对农产品安全的有效社会监督。第三、通过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过程,探究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在对农村电商发展现状、问题、对策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案例企业四年的跟踪研究,案例企业通过混合制改革创新商业模式并搭建农村电商平台,实现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耦合,带动农产品销售额、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经过混合制改革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X+1”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聚焦整合工业品服务下行、农业生产资料下行的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的最先一公里的仓、运、网点等综合城乡共同配送资源,不仅保留了企业商业模式原有驱动因素,还获得了企业合法性和与国有企业资源优势融合的驱动因素,补充了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理论,丰富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创新的研究视角,为现代农产品流通环节中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板。第四、通过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构建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创新农产品流通质量体系。冷链物流是我国农业产业中的一个硬短板,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列入补短板工程。在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整体提升是真正解决农产品流通质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所在。以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从政策顶层设计、行业总体规划的视角,在第四方物流和农村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上,以江西为例,依托供销合作社构建全省冷链骨干网,以图改善、解决冷链流通率较低、流通方式落后,体系不健全、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以及规模偏小、冷链物流没有形成网络等现实问题,为实现农产品高质量流通提供保障,提升农产品流通质量、缩短了农产品流通周期,从政策实践上推动了 115亿元的冷链流通体系的建设。第五、通过引入舆情处理机制,探索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日益趋向于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媒体的崛起,也使得农产品安全更易受到舆论的监督。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利用食品安全舆情倒逼农产品流通体系做出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率,通过用户反馈,寻找整个流通体系的问题症结,倒逼企业不断完善流通体系。针对网络舆情中网民行为分析,基于社会网络下新媒体舆情用户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微博大V等新媒体代表人士,对于推动网络舆情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Pajek软件,根据大数据环境下意见领袖相关特征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以此识别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代表人物。新媒体舆情的宏观环境演变为现代农产品流通营销引导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为农产品流通电商平台和信息化系统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第六、通过前期理论研究,指导完成创新农产品流通体系生鲜电商平台的建设实践。综合考虑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基于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提升、商业模式创新、冷链流通基础设施、舆情监督与溯源体系等综合设计理念,采取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四点一面设计模型,完成生鲜电商平台系统要素分析、流率基本入树模型、系统反馈基摸分析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实现符合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生鲜电商平台,并跟踪平台运营一年以上,初步实现预期效果。综上所述,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具有流通中间环节少、流通效率高的特点,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农村电商商业模式以及冷链物流骨干网创新,避免了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弊端,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了农产品流通损耗、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祉,对数字乡村战略下推进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实践意义。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从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三个外部宏观环境演变格局视角,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引入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自媒体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等创新要素,围绕流通质量和流通效率创新设计新型农产品流通生鲜电商平台,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价值。整个研究过程中,分别采取了扎根理论、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工具上采用了 Citespace、Noteexpress、Pajek、Vensim、Xmind等,较好地将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有效应用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问题研究中,对该领域其他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累计发表了一篇一区SCI、四篇CSSCI和一篇中文核心,两份对策性建议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获得十项企业联合研发的软件着作权。研究不足在于相关内容选择跨度较大,对多维度有机融合的整体性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将冷链物流、农产品电商、网络舆情压力传导机制等多维度深度融合,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深入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升级建设。

陈凡^[2]（2020）在《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台阶,但“三农”工作仍面临诸多矛盾,财政资金扶持是破解农业产业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财政资金通过发挥撬动、引导作用,可为产业化项目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如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及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统计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并理论分析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面临的困境;然后,梳理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缘由、历史演变及发展现状;最后,分别从微观视角、宏观视角探究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业龙头企业作为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重要建设主体,以自身发展为抓手,微观意义上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着影响。通过对河北省、天津市60家典型农业龙头企业的深入调研,搜集2014-2018年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经营状况、投入产出情况及成长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资金每增加1个单位,将分别促进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净利润增加0.1207、0.1271个单位。第二,农民作为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及受益者,其收入状况是财政投入产出的微观“窗口”。探究项目区内农民是否增收、增收效果,可为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效果提供微观视角。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消除差异与选择性偏误后准确估计,结果表明,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显着提高了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5.73%。第三,基于省级维度的分析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宏观效果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差异。分析表明,东部、中部、西部财政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076、0.0120、0.0080。中部地区作为农业大区,财政投入发挥了较好的积极效果。第四,基于县级维度的分析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能够促进宏观农业经济增长。以北京、天津、湖南、湖北等省（市）作为调研区域,搜集财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投入、第一产业总产值、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常规投入要素、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指标,运用DID方法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宏观农业经济增长的净效果为0.3366。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健全财政资金投入增长及监管机制;建立并推进效果评价及纠偏机制;优化资金配置并推行差别化的扶持办法;提高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目标瞄准精度。

李艳丽^[3]（2019）在《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研究 ——基于吉林省农户样本的分析》文中指出化学农业是一种利用高耗能来换取高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增长模式,化学农业的鼎盛危害了生态环境,土壤板结、酸化、地力下降,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经济及技术弱点不断显露,农药化肥施用过量导致土地、水和农产品残留物质超标;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由数量型向质量数量型转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和量同时提出要求。为此,国家提倡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实现农业由粗放消耗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八五”规划中提出“绿色食品”的理念,绿色农产品日益成为消费者和生产者追逐的目标,绿色农业发展和绿色农产品生产有望成为跨越因资源和环境危机而导致的增长极限限制的有效途径,因此,绿色农产品生产的转型和推进是新时期高品质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实现“全域型绿色农业”,逐步解决农业困境。吉林省范围内绿色农产品生产优势明显,具备常规农业向绿色农业过渡的条件,以吉林省农户为调查样本,在样本域内存在绿色农产品数量少,规模小,增速缓,且农户参与绿色农产品转型生产程度低、退出转型频率高的问题,由此以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为指导建立“动因-条件-转型过程-效益评价”作为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行为的分析框架,分析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现状、动因和初始条件,以可测量的内外动因要素指标为依据,采纳灰色局势决策分析法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最优模式进行效果测度,明确绿色农产品生产模式的最优效果测度,结合绿色农产品生产的特点优化农户转型生产决策行为模型,同时采用分层抽样调查和COX模型分析样本域内的农户生产实践中转型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采用AHP-FCE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农户转型前后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将转型前后的综合效益双重比较,分别为剔除补贴要素的效益比较和不同转型阶段的效益比较。研究发现转型初期（3年转换期内）的经济效益是农户转型规模、速度和稳定生产的关键,政府补贴和扶持政策对农户转型后的综合效益提升作用明显,为探索推进农户生产转型的有效路径,从而提高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参与度,为政府的供给侧改革如何在促进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补充建议,以便有限的政府资源发挥最大的配置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以国内绿色农产品生产现状为基础,从吉林省范围内选取常规农户和绿色生产农户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将吉林省绿色农产品生产现状同全国横向比较,同时比较二者的优势,采用统计描述法分析农产品供需市场呈现的主要矛盾,农产品消费需求结构和消费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导致绿色农产品消费供需市场呈现出两大矛盾:第一、农产品消费需求结构和消费理念重大转变导致现阶段农产品供需市场的矛盾已经从需求快速增长和供应总量不足的矛盾逐渐转化为多样化高品质农产品与安全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第二、健康绿色消费需求增长同绿色农产品供给价格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从理论意义上肯定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模式转型的积极意义,而从吉林省绿色农产品生产实际情况来看,转型升级的土地和农户数量仍相对较低,以全国绿色农产品生产情况作为参照,吉林省绿色农产品生产并未充分发挥其自然资源的优势,其转型升级的规模和速度尚不理想。吉林省绿色农产品生产规模小、农户总体数量少、转型速度缓慢,且农户退出转型的频率和比例较高。2.以农户行为改变理论为依据,设可测量的内部要素指标和外部要素指标为决策目标,采用灰色局势决策模型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最优模式进行效果测度,测度结果分别明确了绿色农产品生产行为的最优测度效果。从行决策结果和列决策结果,从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分析结果来看,均显示绿色农产品生产是农户生产决策的最佳选择,而结合吉林省农户从事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户生产规模和转型速度均不理想,与效果测度的结果不完全匹配,因此,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及转型进程还取决于转型具备的初始条件。3.根据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速水佑次郎提出的农业发展的三要素为依据建立政府、市场和农户的研究框架,发现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具备相对有利的转型初始条件。从生产者市场来看,基础条件比较完善、主体数量充足且规模经营适度,配套设施条件相对完备,从农田灌溉到水利设施以及通电通讯和交通等方面都能够良好的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农业科技推广服务进展迅速,为农业转型提供便利条件;从政府支持政策角度来看,政策支持力度逐渐加大,覆盖面逐渐增加,为实现转型拓宽了道路;而消费者市场比较复杂,消费决策影响因素较多,本文采用走访调研和因子分析法提取和分析影响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发现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信任度提升空间大;绿色农产品的预期消费潜力巨大;有待增加购买渠道并提高绿色农产品购买便利度。从生产者角度来看,影响消费者购买绿色农产品的四组要素中三个要素即:性价比因子、安全性因子和消费者认知因子均可通过生产者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推进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是关键,它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质量追溯机制建立的基础。4.以农户行为理论研究为基础,从农户个体层面和农业生产体制层面分析农户生产转型决策的过程,结合农户生产转型决策的特点优化农户从事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决策模型,发现成本收益为导向的经济要素是农户转型决策的关键,而农户转型生产实践的COX比例风险模型中判断其影响因素时,经济要素并非显着性因素。从理论层面分析成本收益的关系是转型的基本要素: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农户对某项生产活动是否可行的衡量标准是成本收益的关系,农户个体决策行为的集合最终导致农户整体生产模式的转型,本文以宋圭武的农户生产决策模型为依据探讨绿色农产品生产决策评估过程,采用成本最小法或是收益最大法确定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将宋圭武的农户生产决策模型优化为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决策行为研究模型;从农业生产体制层面看,农业生产的转型属于渐进式的局部转型,在不同的生产制度下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受扶持政策的影响较大,有利于降低农户经营成本的扶持政策可以增加农户在绿色农产品生产中的参与度。农户对成本收益的衡量标准和预期结果差异性较大,实际生产中农户对自然条件的评估多为不确定的情况,因此,结合实践分析农户生产决策过程中各要素的影响,通过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保留5组有效变量,主要影响因素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农业生产中信息的可获得性、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认知程度、生产者对绿色农产品的认证难易程度、农户的风险意识与抗风险能力,而农户生产决策理论中与成本收益相关的经济要素在农户转型实际生产中却并无显着性,这取决于农户的特殊性和生产过程的差异性,转型后已趋于稳定的农户基本为企业或政府支持型农户,抗风险能力、转型技术支持、供销信息获取力较强,因此,成本收益关系明显,此类农户平均单位成本明显优于单位收益,而未转型农户基于单纯的市场价格考虑,由此表现出在样本域内的农户决策行为研究中经济要素并无显着性。5.通过农户转型的综合效益评价结果发现:转型初期（即3年期内）的经济效益是实现全域性转型的关键。农户生产转型后的绩效可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维度衡量,本文以此建立普通农产品生产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后的绩效指标评价体系,对农户生产行为转型的绩效进行初步评价发现经济效益的提升是提高转型后农户综合效益指标的关键要素,同时,转型初期（即3年期内）的经济效益是农户转型速度和规模的关键,也是农户转型后参与绿色农产品生产的稳定性和退出转型频率高低的关键。本文采用AHP-FCE分析法发现在农户转型初期的3年内,经济效益下降明显,这阻碍了农户参与绿色农产品生产的稳定性,对提高农产品整体质量和绿色农业发展水平形成制约,农户在转型前后对绿色农产品经济效益的预期和关注度差异较大,也是农户决定是否继续坚持转型的重要原因,3年期内的农户经济效益对农户转型速度和转型规模具有转折性意义。经济效益的提升是农户转型升级后综合效益提升的关键环节,因此,如何提高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初期的经济效益是推动农户转型规模和速度的重要问题,也是提高农户转型后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与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较,本文以绿色农业生产为研究背景,采用微观调查和实证研究分析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行为决策问题,常规农业生产向绿色农业生产转型是否能够解决或缓解目前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生产面临的两大问题,通过转型经济理论研究视角分析生产转型的条件、过程如何,转型后的绩效评估等问题,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本研究的选题突破以往的研究视角。本文将研究重点定位在对吉林省农户从常规农产品生产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行为决策问题的剖析上,农户转型决策过程及转型绩效综合评价的结论为推进绿色农业发展进行政策制定、合理配置政府资源、选择政策扶持方向提供思路和建议。第二,本文的研究可能丰富转型经济研究的内容。本文以转型经济研究范式为研究框架,从农户的微观角度对农户生产决策行为进行剖析,以速水佑次郎提出的农业发展三要素为参考,结合陈圭武的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将政府、市场和农户作为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三大参与主体作为研究对象,优化绿色农户转型理论模型,建立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研究思路:即转型动因——转型初始条件——转型过程——转型绩效评价作为农户生产转型问题研究框架。

陈凡,李建平,胡玲梅,赵勇智,王牧野^[4]（2019）在《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产出效果地区差异研究》文中提出全国各省区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投入产出效率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财政支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研究不同地区农发项目的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原因并促进支农资金向资金高效利用区转移意义重大。笔者以该视角为研究起点,运用DEA-Tobit模型实证分析2006—2015年农发项目投入产出效率的地区差异,并研究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0年间综合效率不断提高,2015年均值大于0.9,农发项目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受益归宿的效率与公平兼备,并且样本各省区呈现"中部最高、西部次之、东部较低"的效率分布格局;2015年,纯技术有效地区占样本省份的83.87%,除北京、辽宁、四川、贵州、新疆外其余地区均达到技术有效水平,规模有效地区占样本省份的70.97%,效率较差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北京、辽宁、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以及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甘肃、新疆西部省份;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水平及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影响农发项目投入产出效率的2个重要因素。最后,提出了优化农发项目布局及缩小地区效率差异的政策建议。

李俊杰^[5]（2017）在《农业综合开发对优势特色产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央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作为我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目前关于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如何发展、财政如何助力等还缺乏成熟的经验和系统的研究。农业综合开发是我国重要的财政支农政策,近年来更将扶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作为项目扶持重点,以适应新形势下农业发展需求。关于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理论认为,其发展方向是要实现产业化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提高农业效益。因此,农业综合开发扶持优势特色产业的主要路径是引导资金聚集、加强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优势特色产业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为打造产业集群、形成农业经济增长点奠定基础。龙头企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综合开发支持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本研究收集了农业综合开发县从事优势特色产业相关的主要发展载体的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均值比较发现,发展载体集中程度较高,绝大部分个体经营规模偏小;龙头企业规模远大于合作社;东北、华北地区的经营主体起步较早、资产规模较大;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经营主体融资意识更强。政策启示是,农业综合开发需大力扶持小规模经营主体;适当向合作社倾斜;并制定地区差别化的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干预对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影响的定量评估,从对农业优势特色产业的结构、规模的影响和经济产出效应三个方面展开。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方法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问题。结构影响主要通过种植比重的扩大来体现,分别以蔬菜、果品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财政资金充裕度、经营主体数量和当地经济水平都影响项目扶持,验证了产业优势度是农业综合开发选项的重要条件。得到平均干预效应,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扶持可以提高蔬菜面积占比13个百分点,提高果园面积比重0.0280.034个百分点。规模影响主要通过规模化养殖率的提高来体现,以生猪和奶牛养殖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发现,产业规模和原料资源是影响项目扶持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扶持可以显着提高生猪平均规模化养殖率0.75.9个百分点,提高奶牛平均规模化养殖率12.221.5个百分点。最后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扶持优势特色产业的经济产出效应,采用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测算,得到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产值增长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和省际间差异明显,东部沿海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产出弹性较高。可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扶持能够有效地提高区域优势特色产业比重、规模化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李俊杰,李建平,牛云霞,张春霞^[6]（2016）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增长的经济效果评价——基于各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农业综合开发是政府扶持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为定量估计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以我国31个省份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全国面板数据模型和东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中南六大区域的地区模型,并重点关注了云贵川、京津冀、长三角经济区的情况。结果显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有积极促进作用;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投资的产出弹性在省份间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和长三角、京津冀地区产出弹性较大。因此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应适当向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和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倾斜,以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郭海丽^[7]（2013）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实践证明，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对于保护和支持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的基本生产条件，优化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大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增加农民的收入，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个共识，农业综合开发已经成为政府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渠道。因此，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进行科学的评价，不仅有利于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开发的综合效益。基于此，本论文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探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评价问题，以期通过分析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及其存在偏差的成因，从而提出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政策及资金管理的调整和完善策略，以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效益。本文紧紧围绕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这个主题，在深入的考察中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真了解和学习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结合公共产品、公共财政、新公共管理理论及绩效等理论，首先，根据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构建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效率评价、效益评价及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其次，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1988-2010年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整体效率及各区域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性分析；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基于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效益进行了分析；然后从投入、建设、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运用因子分析法对1988-2010年全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及各区域的投资进行了综合评价。第三，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存在偏差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水平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对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及促进农民增收有着重要的作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如2010年，全年共计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491.53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92.57亿元，带动地方财政配套资金106.26亿元，“撬动”农民群众、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投入达192.70亿元，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项目区直接受益农民人均增收额达500.84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已经成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2）从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效率入手的中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实证分析显示：2003-2010年我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利用效率总体处于下降的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在这八年间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利用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整体的资金利用效率并没有达到有效效率但并不存在投入产出冗余或不足。科技进步是我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利用效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显着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但是各地区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利用效率差异在逐年变小，呈现出趋同性；。（3）通过以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效益性评价，可以得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与农业增加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着较明显的关联性，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对于农业增加值来说，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中的地方财政配套资金与农业增加值的关联度最高，自筹资金次之，银行贷款和中央财政资金的关联度稍低；而对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说，自筹资金投入与其关联性最高，其次是银行贷款，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投入等政府财政投入的关联性最低。（4）从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综合评价入手的中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实证分析显示：1988-2010年全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综合评价得分整体上是逐步上升的，并且各年间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其投资绩效趋于平稳发展。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政策正在逐步改进并趋于完善。从区域层面来看，各地区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综合绩效存在较大的差异，按其综合绩效可聚为4类，其中投资综合得分最高的省份为山东省，其次为安徽省、河南省等，投资综合得分最低的为上海市、西藏自治区。从区域间的差异来看，粮食主产省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综合得分较高，而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综合得分却较低，经济较落后的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综合得分也较低。这种结果与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的侧重点有着重大的关联。（5）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偏差。通过对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的实证分析与综合评价可知，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其主要表现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总量不足，无法满足发展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需求；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利用率不高，造成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进一步的短缺；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均衡发展，等等。造成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偏差的直接原因是：各地的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农业综合开发政策的约束，以及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结构的影响等。但是从深层次的分析来看，造成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结果偏差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及投资机制的约束，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我国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需要。（6）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是保障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重点。虽然近年来政府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但是这些改革多是纲领性的、宏观性的，缺乏一些系统的、全面的制度建设，难以对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形成稳定的保障。目前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中存在着财政农业投资不足，农户及私人投资的激励机制不强，银行融资存在困难，资金管理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成果的实现，不利于农业综合开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从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方面去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问题。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管理运行、监督等，是促进农业综合开发长期平稳发展的保障。（7）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是保障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关键。我国滚动式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需求，存在着国家的引导职能逐步的弱化，地方财政的资金配套能力明显退化，农民自筹能力的不断分化，银行贷款资金逐渐萎缩，滚动开发的基础已经脆化等问题，不利于农业综合开发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从理顺机制方面入手去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健全滚动循环的投入机制，并健全产权机制是保障农业综合开发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所在。根据研究的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1）要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制度。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加大国家财政公共支出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支持力度；改革农业税费制度，增强农民的自筹能力；改财政拨款为委托银行贷款，以此来保障银行贷款对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投入；加强资金管理工作，提高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2）健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要通过立法等手段保证中央财政资金投入的稳定增长；加强地方财政的资金配套机制；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机制；充分调动银行贷款投资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健全循环滚动的投资机制；建立健全产权制度。（3）积极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结构。一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支持额度；二要加大财政资金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三是要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财政支持额度；四是要合理的分配中央财政对各地的资金供给。（4）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按照资金的运作规律，扩大市场机制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积极地吸取民间资本及金融资本、外商资本，为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筹措注入新的活力。（5）实行科学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机制。农业综合开发的实施是按照项目投放资金，资金跟着项目走，资金投入决定着项目的规模，按照项目管理着资金，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是农业综合开发的管理核心，项目管理的每个环节都会影响到项目的质量和效率。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在于构建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体系，对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的整体效率与区域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区域效率差异的原因；分析了农业综合开发的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效应；研究了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绩效偏差的成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胡秀琴^[8]（2011）在《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三农”政策在不断实行科学发展观,农业综合开发的思路在不断进行调整,农业综合开发的政策在不断丰富化。作为粮食大省的湖南省,一直坚持完善农村公共财政,贯彻落实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特别是《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条例》使得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通过20多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取得了斐然成绩。然而,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进行系统地研究。本论文收集和整理了1989～2008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的有关历史资料和数据,为研究提供了可靠、详实的依据。本论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该部分主要论述了研究意义和目的、内容和方法、国内外研究动态、农业综合开发的内涵和特征以及与农业综合开发相关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根据收集的数据,系统地分析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投资结构和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来推演农业综合开发功能,利用C—D生产函数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分两阶段来定量分析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贡献；运用SWOT方法分析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的优势和劣势以及介绍和总结美国等典型国家的农业开发的经验与启示。第三部分：依据第二部分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时期推进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的对策。

王金安^[9]（2009）在《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及其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由于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持续重视和政策推动,并把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落实在投入上,终于使城市与农村经济间的“汲取型”关系被打破,国家对农民实现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转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农”的历史沉疴决非短期能所能根治,需要诸多有效政策措施合力持久推动。农业综合开发,是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政策,实施20多年来,这一政策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农业综合开发战略是应特定时期国家粮食安全需要而开始实施的,其战略定位与运行机制先天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体制烙印,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就显出诸多的不适应,尤其是计划强制推动型的战略定位模式已严重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加之其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这一战略潜在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如何给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准确定位,使其真正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政策,如何完善优化农业综合开发战略的运行机制,使其潜在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是目前摆在我们和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亟待深入研究和破解的重大课题。本文以经济增长源泉理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系统运行机制理论为依据,借鉴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的国际经验,顺应WTO农业支持政策国际规则空间,采用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紧密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战略的制度优势和存在的主要现实问题,其中重点剖析了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进而提出了将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模式由现行的计划强制推动型模式向市场诱致服务型模式转变,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的政策设想。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综合开发政策是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观,业已取得巨大实施成就,并与WTO规则空间相适应的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好政策。（2）现行计划强制推动型战略定位及其运行机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和趋势还存在着诸多的不适应。（3）应将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模式由现行的计划强制推动型模式向市场诱致服务型模式转变。（4）应建立健全与创新型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模式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提出了构建农业综合开发市场诱致服务型战略定位模式的创新设想。针对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战略现实定位存在的问题及根源,作者提出了将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模式由现行的计划强制推动型模式向市场诱致服务型模式转变的创新构想。这一创新构想的核心内涵包括:一是农业综合开发的战略目标应由解决“三农”问题的辅助性政策目标转变为核心政策目标;二是农业综合开发的客体定位应由较多地关注竞争性农业私人产品转向农业准公共产品;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的主体定位应由目前的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消极配套,农民被动参与的尴尬局面,转向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主导,农民真正成为开发主体的新局面。（2）提出了建立健全与创新型战略定位模式相适应的运行机制设想。农业综合开发创新型战略定位模式要成功地付之实施,就必须具备完善的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作者依据相关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和趋势,提出了建立健全与创新型战略定位模式相适应的运行机制设想。这些设想主要涵盖组织规划机制、投入形成机制、科技服务机制和产业化经营机制等方面。如创新设置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部组织架构体系,发行农业综合开发彩票,发行农业综合开发地方政府债券,让农业科技人员技术入股农业综合开发等创新设想。

林鹏生^[10]（2008）在《我国中低产田分布及增产潜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耕地是士地的精华,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我国以占世界9.4%的耕地,养育着占世界20.8%的人口,被认为是中国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我国人口增长与耕地减少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而且这一矛盾还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已经成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与此同时,从二十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国耕地统计面积不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鉴于此,本文以各时间段的实有耕地面积和各年度的耕地面积变化为主要依据,结合耕地面积与人口的相关分析,力图对建国以来统计失实年份的耕地面积进行数据重建,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模型分析对我国远景耕地保有数量做出科学的预测,为国家有关决策分析提供参考。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耕地占用数量大于新增耕地数量,导致我国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更由于耕地质量的不断下降,对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造成重大影响。本文以省为单元对我国目前的耕地质量进行数据重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我国的耕地变化及其对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持续提高和耕地增减变化,我国高、中、低产田面积及其构成和区域分布发生不少变化,对其进行重新划分和评价,并揭示其区域分布变化规律,对指导新时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采用耕地潜力产出率这一全新的中低产田划分方法,以县为基本单元,划分并分区汇总全国的高、中、低产田面积,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我国的农业综合增产潜力。从改造的角度出发,中低产田改造是指人为采取各种可操作性措施,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水平,调整种植结构,有针对地解决或减轻影响农作物产量的关键因素,使低产田逐步变为中产田,中产田逐步变为高产田。中低产田改造作为一项促进农业发展的基础工程,它在改善中国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8年,国务院做出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的战略决策。农业综合开发以农业主产区为重点,综合利用农业资源,实行国家、农民及其他资金配套投入,综合运用工程、生物和科技等措施,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通过对农业综合开发发展历程的研究,总结了农业综合开发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十一五”时期农业综合开发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以及完成任务所需资金预测和所要完善的政策措施,为加大我国中低产田改造的力度寻求现实可行的途径。本文在对我国中低产田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初步的研究结论,一是我国中低产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约为65%。通过分县汇总,我国现实高、中、低产田面积分别为67429万亩、81004万亩利44680万亩,分别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4.92%、41.95%和23.14%;中低产田面积合计占全国耕地总而积的65.08%。二是我国中低产田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我国有66.97%低产田和34.02%中产田分布于西部地区,中、低产田面积合计占全国的中低产田总面积的45.73%。三是我国中低产田的理论增产潜力为现实产出能力的2.97倍。我国中产田的理论增产潜力为63505万吨,约占全国的46.61%,相当于其现实产出能力的2.34倍;低产田的理论增产潜力为32787万吨,约占全国的24.06%,但相当于其现实产出能力的6.26倍。由此测算出,中低产耕地上的理论增产潜力为现实产出能力的2.97倍,是我国耕地的挖潜改造中的重点。四是在我国人口峰值出现时,人均耕地约为1.04亩。根据国家计生委预测,我国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总量达到15.5亿左右。而到2030～2035年间,即我国人口高峰期到来时,我国耕地保有量将下降到16.0～16.1亿亩左右,以此为基数,届时我国人均耕地将下降到1.04亩左右;按照65%的城市化率计算,届时农村人口将减少到54250万人左右,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将增加到2.97亩左右,与日、韩目前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基本相当。五是农业综合开发是中低产田改造的重要力量。农业综合开发自1988年成立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围绕不同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心任务,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积极争取利用外资,大力支持农业发展;坚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特别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大力支持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据统计,1988～2002年,农业综合开共投入资金1691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资金911亿元,累计改造中低产田近4亿亩,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3.6亿亩,新增和改善除涝面积1.7亿亩,增加农田林网防护面积2.7亿亩,新增农机总动力1566万千瓦。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新增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粮食725亿公斤,棉花14亿公斤,油料36亿公斤,糖料233亿公斤。农业综合开发新增粮食生产能力约占全国同期新增粮食产量的40%,为我国农产品实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针对上述研究结论,对下一阶段中低产田的改造治理提出了以下若干政策建议。1、国家有关部门可以按照耕地潜力产出率法为统一标准,对全国范围内的中低产田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借以摸清中低产田的数量、质量、结构以及分布状况,整理并发布一份权威的普查结果,作为从事相关工作的单位及研究人员参考。2、确定中低产田改造的重点区域。根据中低产田的区域分布现状及增产潜力,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低产田资源进行汇总、排序,各省也要对其辖区内的各县（区、市）的中低产田资源进行排序,从而确定出今后中低产田改造工作的重点地区。并制定出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的时间表,力争到2033年我国人口峰值到来之前,对所有中低产田进行一轮治理,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据此测算,每年平均至少对5000万亩中低产田进行改造。3、加大中低产田改造的投入力度。目前,农业综合开发是中低产田改造的主要投入来源之一,从1988年农业综合开发成立以来,虽然投入规模在逐年增加,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各地区对中低产田改造的投入需求,为了确保到2033年左右我国人口峰值到来之前能够对所有中低产田改造一轮,中央财政应按照每年约改造5000万亩中低产田的任务量,安排相应的资金,确保中低产田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二、入世与贵州农业综合开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与贵州农业综合开发（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研究 ——基于吉林省农户样本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产出效果地区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农业综合开发对优势特色产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增长的经济效果评价——基于各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及其运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我国中低产田分布及增产潜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入世与贵州农业综合开发（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D]. 金恩焘. 南昌大学, 2020(01)
• [2]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陈凡.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3]农户向绿色农产品生产转型的研究 ——基于吉林省农户样本的分析[D]. 李艳丽.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4]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入产出效果地区差异研究[J]. 陈凡,李建平,胡玲梅,赵勇智,王牧野. 中国农学通报, 2019(02)
• [5]农业综合开发对优势特色产业的影响研究[D]. 李俊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7(02)
• [6]农业综合开发投资增长的经济效果评价——基于各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J]. 李俊杰,李建平,牛云霞,张春霞. 农业技术经济, 2016(11)
• [7]农业综合开发投资评价研究[D]. 郭海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3(12)
• [8]湖南省农业综合开发问题研究[D]. 胡秀琴. 湖南农业大学, 2011(04)
• [9]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定位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王金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10)
• [10]我国中低产田分布及增产潜力研究[D]. 林鹏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