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过错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一、应实行过错终身追究制（论文文献综述）

宋民雅^[1]（2021）在《我国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刘星宇^[2]（2020）在《法官责任制机制完善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国情具有特殊性,我国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这一头睡狮已经睡醒,崛起在世界东方。在司法权的依法独立前提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其本质要求和基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公平正义作为法治的核心要义,推进司法公正是不二选择。规范需要严格,保证司法权的正常运行,需要适度把握二者的平衡。法官责任制正是一剂良药,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机制完善,都离不开法官责任制的实行,这也是司法责任制的核心内容。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法官责任制来保驾护航。法官在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也需要对行使权力做出的裁判结果承担责任,这也是维护司法权威的前提。法官责任制的根基在于“权责一致”的理论,其核心要求就是“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建立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推行法官责任制意义深远,不仅可以改变目前法官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降低司法权行政化的影响,实现审理裁判二者合一,而且可以提升审判效率和提高审判质量,形成维护司法权威和促效提质二者并重的良性构建。法官责任制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工程,不仅仅是简单的放权就能实现,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来完善,也需要学界加强理论研究为法官责任制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此背景下,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及十九大等会议的重要精神,对法官责任制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本文对法官责任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法官责任制的理论基础,比如法官责任制的起源,其基本内涵及特征,以及其法理依据及法理价值等等。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法官责任制目前的效果检验,在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制度设计存在着缺陷。第四部分是分析法官责任制由于其制度缺陷所带来的问题。第五部分是对域外发达国家的有关制度的考察,主要包括美德法日四个国家以及他们的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第六部分是法官责任制在运行过程中应坚持的原则。第七部分是对法官责任制设计缺陷以及带来的实践问题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具体有制度完善层面的三点建议,以及职业保障、审判组织改革、员额制、权力清单等方面的思考。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语和展望。

刘锐^[3]（2019）在《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正处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时期,行政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攻坚阶段,开展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日益彰显。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是一种多元化、系统化、类型化的机制,不仅指决策过程末端环节的监督或问责,还包括决策制定到政策执行以及政策反馈的全过程,具有合法性、过程性和风险性等特征。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理论基础包括责任政府理论、行政过程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现实意义体现为是责任意识提升的逻辑前提、行政秩序强化的内在动力和法治进程推进的重要保障。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形成、法治建设战略目标的升级、行政主体责任观念的提升和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分别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该制度的演进分为以国家机关监督为依托的孕育阶段、以行政问责理论为载体的萌芽阶段、以行政问责实践为需求的发展阶段、以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为落脚点的成型阶段,并呈现出由消极向积极的理念转变、由运动式向常态化的思维过渡、由零散到体系的规则设计、由中央到地方的推进路径等规律。通过规范文本的考察、现实案例的研讨和制度框架的梳理,发现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虽然已较为成熟,但同时仍面临着追责主体失衡、追责对象单一、追责范围模糊、追责程序缺陷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理论研究的制约、文本制度的不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需要把握好总体思路和具体面向。在总体思路上需要做到:一是理念提升,即实现由法制到法治、由惩罚到预防、由独断到合作;二是原则确立,即确立依法追责、权责一致、信息公开、终身追究原则;三是模式建构,在借鉴美国的“网状”和英国的“无缝隙”行政问责模式基础上,建构我国“立体式”追责模式;四是制度配套,加强责任评估、公众参与、官员复出等配套制度的建设。在具体面向上需要关注:一是在追责主体的选择上实现多元化;二是在追责对象的拓展上实现复合化;三是在追责范围的明确上实现体系化;四是在追责程序的健全上实现规范化。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在我国正在成为一种常态,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途径。为了进一步加强该制度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本文将原本“问责”这一政治话语下的研究课题,突破学科视域的限制,以法律这一治国重器对其进行规范,这不仅需要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突出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结合,也需要专家学者不断强化理论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本文对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这一具有较强政治意蕴的现实问题所进行的法学思考,着眼于行政法研究视角的特殊性,期望通过对具有我国本土特色问题的归纳总结,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的良性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崔杨^[4]（2019）在《审判独立与制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新突破,探寻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于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崭新意义。在建构我国审判独立制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既应当批判西方法治话语体系的支配性地位,也需要立足于我国法治及改革实践反思性地创建本土的审判独立制度理论体系。我国司法语境下的审判独立不同于西方法治注重赋权的实践,而是在审判职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同时强调对权力行使的合理制约,以此构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审判独立与制约的二元互动司法实践模式,这种互动实践的落脚点即为以“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为核心的司法责任制。司法责任制改革被认为是一条经由“责任”映射到“职权”再延伸到“独立”的改革进路。置于“司法责任制”落实下的审判独立与制约,如何在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法院对审判行为具有适度控制力之间保持平衡,正是司法责任制改革所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尝试从贴合改革初衷的视角,把审判“独立”还原成“司法责任制”之视角下的“独立—专业—负责”三要素,将制约作为二元互动模式下对“独立”的约束与纠偏机制。审判的独立与制约在宏观层面是对司法责任制进行解构,旨在构建责权利平衡机制,致力于划定权限的边界并追求权责主体一致、法官履职保障与权责相适应。同时,确立以法官为核心主体的法院整体本位。法院与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并不矛盾,法院作为法定组织机构能够为法官的独立性提供切实的保障,以抵御内外力对法官审判职权的干涉;而法官则通过依法独立公正审判案件,有效落实法院的审判权,促进法院在整体上保持其独立性。司法责任制改革提出新型审判制约机制,即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对审判监督管理进行了重新界定,赋予了新的内涵,改革后的审判监督管理与审判权独立行使相互制约、彼此促进,通过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建立审判管理监督职权清单、构建法官自主管理机制、完善质效评估体系等方式,将以往职能、权限和责任界限模糊、混沌的审判权分享模式,改变为审判权与审判监督管理权界限清晰具体的权限界分模式,实现审判独立与审判制约的有机统一。司法责任制视角下的审判独立与制约更注重在微观层面的实践进路,即审判组织和法官个体在依法行使审判权时的独立与制约。审判独立的实现与制约最终落脚在审判组织与法官个体上,因此本文在研究审判独立与制约的二元互动时,开辟新的微观研究路径,深入剖析审判委员会、合议庭等审判组织的价值定位与实践新发展,厘析法官、人民陪审员作为合议庭成员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其所分别对应的审判职权。就合议庭内部的审判独立,创新性解构与统合合议庭法官三重角色间的审判职权,并在审判独立价值指引下提出我国陪审制度改革新模式,完善审判独立与制约的综合配套保障体系,力求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找准审判独立与制约二元互动的连接点,切实保障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与司法责任制的全面落实。

程通^[5]（2019）在《论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这意味着新时代党和国家对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提出了更为精准明确的要求。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先试行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章已为解决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近些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环保等与民生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上,由于忽略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决策程序重要性,导致一些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故而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研究已成为行政决策理论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此,文章首先从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的基本概念出发,阐述了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即程序正义理论、人民主权理论、依法治国理论和有限政府理论。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现状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从立法、决策制定程序、决策执行程序、决策监督程序和决策追责程序五个层面归纳和总结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现存的主要问题;而后文章通过分析域外行政决策听证程序、咨询制度和责任机制,探索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从而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的具体对策,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路径,即加强对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规的合法性审查、提高立法中程序性规则比例,切实完善公众参与制度、规范专家论证机制、构建风险评估体系、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健全集体讨论决定机制,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跟踪反馈评估机构、在决策评估过程中注意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监督主体、强化对重大行政决策制定和执行程序监督,明确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和追究规则,形成合理的对策和意见,以期更好的推进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发展。

唐艳华^[6]（2018）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这个目标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重心在基层。鉴于乡镇干部在基层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对乡镇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不仅必要,更显迫切。但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过程中,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出现了动力不足、活力不强、流动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推进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发展,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治理我国基层干部懒政怠政现象的关键举措,更是贯彻落实中央从严管理干部最新政策法规的现实诉求,相关研究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国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在经历建国初期、人民公社、社改乡和新时代四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治理体系、干部效能、责任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面临因为薪酬制度固化、考核评价脱节、轻视心理管理、晋升条件过严和配套制度建设滞后而导致的激励约束失衡、薪酬激励不够、精神激励缺失和晋升激励不足等困境。在对江西省南昌市X区的干部薪酬、福利、晋升、考核、廉政制度系统考察中进一步发现,该区所辖乡镇中激励与约束机制方面存在失衡、失调、乏力、软化等问题。在国外,美国、日本和越南的基层公务员考核具体化、晋升程序化、薪酬分类化与奖励多样化等方面的经验非常典型,而国内无锡市滨湖开发区、济南市、黄石市三地干部考核任免、正向激励和容错免责激励机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归纳起来,国内外在考核激励、薪酬调节、职务晋升、培训教育的机制建设,为我国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示。为此,在全面从严治党大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应重在完善政绩考评机制、选拔任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动态监督机制、容错纠错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六大机制”上着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第一,选取江西南昌市X区乡镇干部作为研究标本,系统分析了他们的薪酬、福利、晋升、考核、廉政等乡镇干部激励约束体系,具有一定的原创性;第二,从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来探讨乡镇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提供经验范本和决策参考,拓展了公务员管理相关理论,且具有一定的推广和适用价值;第三,基于国内外典型经验的总结,从实践操作层面,提出一整套完善乡镇干部政绩评估机制、选拔任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动态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的对策建议,在国内研究还比较少见,必将是一种较新的尝试。未来有关该问题研究,可以在加深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扩充实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并充分运用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激励手段与约束形式。

江嘉维^[7]（2018）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问责制度的改革不能构成对法治框架的破坏,应在现行法律制度体系内理解终身追责的内涵。在重大行政决策领域实行责任终身制,有助于强化责任政府理念,倒逼官员科学决策。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类型应当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其中政治责任和内部行政法律责任应实行终身追究。目前对于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必要性存在着不少质疑,本文拟结合理论基础与现有相关制度对此进行论证以阐明其必要性。目前,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存在事项范围模糊、追责主体单一、责任主体不明以及责任追究程序不规范等问题。在分析制度面临的困境基础上,以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由四部分组成。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部分,从行政决策的概念分析、重大行政决策的界定、重大行政决策责任类型和责任终身制的内涵及时效问题,这四个角度来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内涵。第二部分,在论述人性假设、人民主权、权责一致三种理论基础上,阐述实行终身追责有利于倒逼官员决策科学化,是实现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以此对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必要性进行论证。第三部分,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不清、责任追究主体单一、责任追究对象不明以及责任追究程序不规范等四个方面对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第四部分,针对制度建立所面临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明确责任追究基本原则、完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编制管理、构建多元的追责体系、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主体以及规范责任追究程序。

郑永红^[8]（2018）在《主办侦查员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主办侦查员制度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落实司法责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构建侦查责任与检察、审判责任有机统一、紧密衔接的刑事司法责任体系的重要一环。然而在当主任检察官、主审法官及其员额制改革在全国落实推进并已逐步完善的情况下,主办侦查员制度依然处于试点阶段,虽然从试点情况来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能够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式尚未形成。主办侦查员制度的构建难点在于何处,如何在侦查权的运行规律和侦查工作的规律基础上科学合理的构建主办侦查员制度,如何在侦查破案的效率和质量之间进行很好的平衡,如何厘清侦查工作中不同主体的权力边界和责任界限等,都是制度构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主办侦查员制度本质上是围绕落实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和突出主办侦查员在侦查办案中的地位作用而探索建立的一系列新型配套制度及侦查工作机制的总称,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权责一致性、侦查人员的刑事司法属性、侦查队伍的职业化与精英化以及警察自由裁量权等。国外主要国家对刑事错案的应对比较注重事前防范而非事后处置。由于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较为严密,检察官和法官在侦查过程中发挥着较大作用,警察在侦查阶段的责任相对有限,对于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的研究成果也比警察相对较多。我国公安机关早期在部分地区的探索和目前的试点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对于主办侦查员与办案部门负责人的关系等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而由于侦查工作的特殊性也无法直接借鉴检察院、法院的改革经验。主办侦查员的遴选范围应与大侦查体制改革相适应,分管刑侦工作负责人和办案部门负责人符合条件的原则上也应纳入,而在遴选条件上应注重对专业素养的合理设置。在遴选程序上应注重遴选主体的权威性和遴选方式的科学性,同时要建立适当的退出机制,在激励机制方面也需要将荣誉、薪酬、晋升激励相结合。主办侦查员应当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使法定侦查权和部分侦查资源的支配权,具体来讲就是行使部分侦查措施的审批决定权、对侦查团队的管理指挥权、对侦查信息资源的查询检索权、对部分侦查物质资源的支配权以及调动其他侦查资源的建议请求权。在权力配置的具体路径上主要是适度修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改革侦查工作管理机制,特别是厘清主办侦查员与公安机关负责人、办案部门负责人的权力边界,明确主办侦查员的适案范围。侦查权的刑事司法属性决定了主办侦查员应对其主办的案件在出现司法错误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而对侦查中出现的管理性错误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主办侦查员与公安机关负责人、办案部门负责人、配侦部门的技术人员和情报人员的责任区分,要根据其在侦查办案工作中的权限范围、对造成司法错误的影响程度来进行认定,最终通过完善公正的程序予以资格限制、行政纪律责任、法律责任等处理,同时应建立必要的豁免机制。

孔祥稳^[9]（2018）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地方立法样本为素材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普遍失范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能够有效弥补程序性规则的不足,实现对决策权的有效控制。重大行政决策影响的严重性和后果的滞后性也决定了建立终身问责制度的必要性。但在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的制度过程中,存在责任主体不清、问责范围不明、归责原则不统一、缺乏协调机制等障碍,可通过建立会议案卷制度明晰责任主体,用正面列举加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问责范围,实行过错归责与结果归责相结合的问责原则,建立跨区域跨级别协调机构,以解决追责机制不畅的问题。

叶锋^[10]（2017）在《特殊的审判:论司法责任制的诉讼构造——基于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和个案的实证考察》文中指出一、问题的提出司法责任制①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心,被视为司法改革的"牛鼻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要"健全司法过错追究机制,统一司法过错责任的认定标准",在2015年9月发布《关于完善人

二、应实行过错终身追究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应实行过错终身追究制（论文提纲范文）

（2）法官责任制机制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审判独立与制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论文提纲范文）

（6）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主办侦查员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地方立法样本为素材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应实行过错终身追究制（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问题研究[D]. 宋民雅. 沈阳工业大学, 2021
• [2]法官责任制机制完善研究[D]. 刘星宇.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研究[D]. 刘锐. 黑龙江大学, 2019(05)
• [4]审判独立与制约研究[D]. 崔杨. 武汉大学, 2019(06)
• [5]论我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D]. 程通.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
• [6]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乡镇干部激励约束机制创新研究[D]. 唐艳华. 湘潭大学, 2018(12)
• [7]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D]. 江嘉维.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7)
• [8]主办侦查员制度研究[D]. 郑永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8(04)
• [9]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地方立法样本为素材的分析[J]. 孔祥稳. 行政论坛, 2018(01)
• [10]特殊的审判:论司法责任制的诉讼构造——基于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和个案的实证考察[A]. 叶锋. 深化司法改革与行政审判实践研究（上）——全国法院第28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