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要树立两个观念

一、乡镇必须树立的两种观念（论文文献综述）

李菊^[1]（2021）在《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学前教育是人一生的起点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开端、是终身教育的开始。学前教育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阻断贫困代际的有效途径,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方法。学前教育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关注点从“量”向“质”转变,人们对学前教育的要求与期望越来越高,过程性教育质量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民族地区乡村学前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其过程性教育质量也应受到重视。因此,本研究以贵州省六盘水市D乡幼儿园作为个案,从幼儿园教师教育观念、教师行为、课程、师幼互动和家园共育五个维度对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进行考察。调查表明,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整体呈现积极向上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教师教育观念改善、教师行为趋于合理、课程要素完整、师幼互动积极、家园共育基本形成。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师资匮乏及资源配置不合理、幼儿园教师自身素养影响教育实践水平、现有课程难以适应民族乡村幼儿园发展需要、师幼互动中幼儿主体性弱化以及缺乏情感交流、家园合作机制不健全难以构建良好的外部生态、村级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严重滞后等。本研究认为,要促进D乡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提高,需要政府、幼儿园、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首先,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构建乡村幼儿教育发展新理念,深化各级各类教育主体对于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重要性的认识。其次,在政府层面,要建立完善的乡村幼儿教育保障体系,落实政策法律体系,明确政府职责,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教育监管体制,为乡村幼儿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在幼儿园层面,明确民族乡村幼儿园肩负的责任和义务,要建立过程性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将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幼儿园发展的目标。第四,在教师层面,要创新教师培训方式,搭建幼儿园园长成长平台,促进教师专业化水平提升。第五,在家长层面,要转变观念从幼儿教育的旁观者成为积极参与的合作者,深化家园共育程度,建立多样化的家园合作方式,形成家园共育良好局面。

孙平^[2]（2020）在《R市乡镇女公务员工作压力成因及缓解对策分析》文中提出乡镇女公务员作为特殊的职群,身处政策执行一线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沿,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贡献了智慧和汗水。但是,当前乡镇女公务员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产生了多种心理、生理和行为问题,影响了她们的健康状况、家庭生活、工作状态和服务质量,使政府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最终导致乡镇政府执政能力和公信力的下降。本研究是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这个现实基础之上,结合乡镇女公务员工作特点,旨在探究她们的工作压力状况、主要成因以及提出合理的缓解对策与政策建议,以期在减少工作压力,提升工作效率和工作获得感,完善乡镇女公务员队伍的科学化建设及政府公共管理等方面提供依据和方向。研究通过典型抽样、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式,选取R市262名乡镇女公务员为样本,结合双因素理论对她们的工作压力情况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当前大部分乡镇女公务员面临的工作压力比较大,需要予以重视和解决。研究运用双因素理论对乡镇女公务员工作压力成因进行分析。在保健因素方面,主要有绩效考核忽视性别和工作性质因素、工资福利制度、社会上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影响社会地位、性别因素致人际关系积累困境、工作环境艰苦和家庭——工作角色冲突等成因。在激励因素方面,主要有女性生理因素制约致使自身能力发展受限、女性消极自我认识导致工作成就动机不足、传统性别偏见致使工作被认可度降低、性别因素致使晋升渠道不畅、职业生涯发展规划不明晰等成因。研究从保健因素和激励这两方面提出对策与政策建议来缓解乡镇女公务员工作压力。保健因素方面,建议采取考量工作性质和性别因素设计绩效考核管理体系、建立科学公平的工资福利制度、营造尊重乡镇女公务员社会地位的组织文化氛围、发挥女性特质构建积极人际网络、为乡镇女公务员提供心情舒畅工作环境、为缓解家庭——工作角色冲突提供科学支持等措施。激励因素方面,建议采取优化女公务员培养机制来提升工作能力、关注身心健康来培养积极工作心态、扩大乡镇女公务员决策参与权、考量性别因素建立科学公正的考评晋升机制、引导乡镇女公务员规划职业生涯发展等措施。

常伦军^[3]（2020）在《里下河作家群小说中的乡土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土性是中国社会最鲜明的底色,而乡土书写又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条广阔道路,因而乡土书写也成为了望中国乡村风景的重要窗口。近年来,以表现乡土故地风物人情、揭示乡村社会当下状态和追问乡土文明未来之路的里下河作家群小说创作备受当代文坛瞩目,这些作品凭借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明朗的叙事风格与温煦的审美风貌成为当代中国乡土叙事的独特风景,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一块重要拼图。论文以里下河作家群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地域文化与城乡关系等角度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小说中乡土书写的深层意蕴。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里下河地区、里下河文化及里下河作家群等概念作了相关界定,讨论了里下河作家群的发展历程及创作概况,并对有关里下河作家群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现状作了进一步梳理,由此阐明选题研究意义。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了里下河作家群小说创作中乡土书写主要呈现的四种面向,其中包括里下河乡土社会农事生活的诗意书写,里下河地区乡土民俗文化的风情展示,城市化语境下乡下人的焦虑心态以及乡土贫苦生活中的人性刻画;第二章聚焦于里下河作家群乡土书写中的众多的里下河人物形象,从乡村中的追梦青年、平凡的乡土女性、乡土社会里普通的农民与乡村秩序维护者四类典型形象的分析中进一步认识里下河乡土世界;第三章从成长模式的叙事建构、风景描写的修辞化与方言熟语的地方性表达等三个角度重点探讨了里下河作家群小说创作中乡土书写的艺术表现方式;第四章则从创作主体的身份意识、泰州学派的地方思想文化影响以及城市化语境下的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等三方面探讨了里下河作家群乡土书写的创作动因。结语部分对里下河作家群小说创作中乡土书写的价值作出评价。本文认为,里下河作家群小说中的乡土书写具有重要的文学与文化意义,它使“里下河”成为中国乡土叙事地图中又一处闪亮的文学地标,并进一步开拓了当代乡土文学创作的广阔空间;它既是一次对里下河地域文化的诗性表达,也是里下河作家群对乡土文化的精神巡礼与对乡土未来的求索追问。

林电安^[4]（2020）在《乡村振兴视域下厦门市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乡村振兴在十九大报告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提出,各地方政府也紧随其后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细则,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处理好“三农”问题的总抓手。自2016年起特色小镇的建设受国家诸多政策的支持,加快了特色小镇的建设进程,小镇的建设具有文化保护与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及保护生态自然资源等功能,其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故以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是可行之径。本文在乡村振兴视域下结合福建省国家级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泉州市安溪县龙门镇、南平市建瓯市小松镇及漳州市长泰县林墩乐动谷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展现状的调研分析,总结得出现阶段小镇发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有“公共设施基础不足,存在安全问题”、“文化底蕴挖掘不足,存在同质化问题”、“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存在管理问题”、“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存在停滞问题”及“体育赛事运营不足,存在病态问题”等。针对现有问题,据已有研究经验加上实地走访及咨询访谈提出“完善公共设施基础,排查安全隐患”、“塑造特色文化,避免千镇一面”、“引进专业人才,提高人才储备”、“释放政策红利,优化审批程序”、“培育特色产业,增强自我“造血”能力”等对策。面对厦门市缺乏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的问题,本文依靠厦门市内厝的现有资源丰富,基本条件符合构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按照点轴系统理论建成中心放射、一弧四区的建设结构,构想打造厦门市内厝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并提出农户自主模式、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引导模式以及企业投资模式等开发模式以供开发者参考。

冯碧莹^[5]（2020）在《集体实践与市场逻辑：荷塘村乡村建设项目的组织机制》文中指出乡村建设项目如何组织起来,是我国百余年乡村建设历史中持续关注的内容,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所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方面我国农村日益成为市场化的一部分,在乡村建设中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发展地方经济的市场治理方式;另一方面又结合着“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思想,以集体化的实践方式依托乡村建设项目提供地方公共服务,变革行政体制,建构村庄组织,构成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因此乡村建设的组织机制包含着“集体实践”和“市场逻辑”两种进路,并由此建构出各类组织模式和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树立“典型”一直是国家进行社会动员、控制和整合的一个重要策略。本研究选取国家乡村建设的“典型”村庄——河南省信阳市荷塘村作为经验案例,结合组织研究和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资源,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对建设资料的文本分析,以结构化和历时性的角度阐述了荷塘村乡村建设项目从无到有的组织过程。研究发现,随着“集体实践”和“市场逻辑”两种进路的此消彼长,荷塘村乡村建设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初期阶段,荷塘村倾向以村民生活世界中的集体观念,在资源匮乏的时期建构社团组织,树立起“集体伦理学”以保护弱者的基本生存权;而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荷塘村通过组织机制不断提高着自身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建构“制度化的组织”;当项目结束后,如何发挥村民主体性对接更大的市场则成为了被重点考察的内容。其中也蕴含了“组织机制为何失效”“组织效益何以最大化”“乡村建设的制度变迁”等重要理论问题。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组织机制与组织化应当被看作我国乡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并呼吁通过“再组织化”以明晰组织主体与中心、组织结构和组织机制来形成乡村建设的合力。

彭润田^[6]（2020）在《藏族牧民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以甘南州碌曲县尕秀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牧民定居作为一项重要的扶贫举措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位于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的尕秀村牧民也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实现牧民定居。集中定居生活,显着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使牧民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相应地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幸福指数随之提升,民族文化在新时代得到传承与弘扬。如今尕秀牧民定居点已打造成了“宜游宜业宜居”的生态旅游藏寨,成为了甘南州的“样板村”。尕秀村牧民对现阶段最满意的是居住环境和宗教生活。这得益于尕秀村整体规划、卫生整洁以及国家的宗教信仰政策。尕秀村近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要提升牧民幸福感指数,首要的是要发展当地的经济,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增强生活满意度;同时要传承、保护好民族文化,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向军^[7]（2020）在《礼仪竞技：传统龙舟赛的内在动力及其现代适应》文中研究指明龙舟赛是中国南方端午节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体系中重要的“礼仪标识”之一。现在它还具有很多文化身份,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体育、民俗体育和竞技体育等。在其众多的身份中,竞技体育一直是其现代化发展的主流方向。然而龙舟赛在走向竞技龙舟赛的道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一方面,竞技龙舟赛缺乏文化内涵,龙舟推广本末倒置;另一方面,传统龙舟赛被多重限制,无法发展。然而竞技龙舟赛到底需要什么“文化”呢?又到哪里去寻找呢?传统龙舟赛能不能现代适应呢?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同理,笔者认为,竞技龙舟赛的文化内涵应该从其文化源头中去找,到民间去找,民间传统龙舟赛就是其文化源头。那些民间传统龙舟赛兴盛的地方就能表现出它的现代适应能力。基于此,本研究遵循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整体性原则,对沅水流域麻阳苗族自治县至今盛行的民间传统龙舟赛进行长期的田野考察。在先了解麻阳县双端午“一县两制”现象的基础上,运用历时性的方法主要对其五个赛区传统龙舟赛的总体变迁情况进行历史还原,力图从中寻找传统龙舟赛演变的发展趋势和内在动力;同时,又结合共时性的方法对其传统龙舟赛的现代适应情况进行考察,力图探寻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龙舟赛的适应能力。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一、作为地方“礼仪标识”的传统龙舟赛其发展主体是地方民众。通过对麻阳龙舟的生存环境、沅湘流域双端午节的演进过程、麻阳县双端午节“一县两制”的形成及其传说的研究发现,麻阳传统龙舟赛这一“礼仪标识”是应当地民众的生存环境而生。在其国家化进程中,不同时期的王朝都只是让端午节龙舟赛这样的地方“礼仪标识”在文化层面上进行改变,并没有取而代之或长期禁止,甚至统治阶级还积极地通过它们来教化民众。因此,传统龙舟赛的主体力量是生活共同体中的地方民众,民众有能力成为自己地方“礼仪标识”的主人。国家不必取而代之,相反,应积极为民间传统龙舟赛及龙舟人创造更多的“流动”机会和相应的保障,从而实现想象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融合,即实现家国同构的理想。二、社团化是传统龙舟赛的发展趋势。在历时性的考察中发现,麻阳传统龙舟赛已经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上全面体现出社团化的趋势,其社团性质正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具体为:传统龙舟赛的物质文化将向社团礼物转变,其制度文化将向多元化的社团龙舟制度转变,其精神文化将形成多元化的社团礼仪竞技精神。这种趋势也表明,若在较为自主的文化空间下,中国民间龙舟社团,能够自动形成有序结构,产生“自组织”现象。三、“礼仪竞技”是传统龙舟赛传承的内在动力。在历时性的考察中发现,无论什么时期的传统龙舟赛,其经济基础都以“礼仪经济”为基础,本质上是礼物属性的。所以,“礼仪经济”及其蕴含的“礼仪竞技”精神是贯穿各时期龙舟赛变迁的主要线索,“礼仪竞技”就是传统龙舟赛传承的内在动力。传统龙舟赛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不只是说传统龙舟赛本身有多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礼仪竞技精神在其生活共同体中始终居于一种道德优先地位。四、传统龙舟赛能够适应现代需求。麻阳县传统龙舟赛多赛区的形成是通过帮扶、邀请和激发的礼仪传播和礼仪竞技途径逐渐形成的。随着麻阳民众参与外部竞技龙舟赛的增多,其传统龙舟赛的竞技性也得以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种赛事的融合。但随着传统龙舟赛事奖金逐渐增高,奖金却被异化为请人参赛的资本,触动了赛事礼仪经济的人力底线,导致赛事的商品属性超过了礼物属性。而麻阳传统龙舟赛运用“礼物属性与商品属性”的两重性方式,既用实名制维护了赛事的礼物属性,使其没有损害它丰富的民俗意蕴,又通过直播平台的转化,实现了赛事的产业化。

蔡清^[8]（2019）在《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研究 ——基于湖南省L市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目标,也是教育的追求目标。随着时代发展,幸福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幸福教育相关的话题也开始得到研究。“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句话常见于报端、耳闻于会议。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管理者、教育者,也是学校师生幸福的引领者,其职业幸福感,不仅对于校长本人的职业生活有重要影响,且对一所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必然产生一定影响。通过对湖南省L市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进行实证调查,从工作满意感、工作成就感和内心满足感等方面了解L市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的整体状况,从收益满意、工作环境、身心健康、人际关系、工作认可、自我实现等六个维度对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从社会大环境上看,学校备受关注,社会期望过高;从上级行政部门看一是对校长评价单一,二是各类检查评比多;从职业本身看,中学校长工作中事务性工作繁杂,日常管理难题多。依据这些问题,结合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从社会、政府部门和校长自身三个层面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策略。首先社会要对校长持有合理的角色期望,给予其工作更多的社会支持。教育主管部门要着力完善校长评价制度,同时要适度放权,为校长办学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中学校长自身要持有正确的“三观”,怀着为了一切学生成长成才的教育追求,努力提升专业能力,同时要在具体工作中学会自我调节,面对问题时秉持一份良好的心态。

庞达^[9]（2019）在《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在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践行群众路线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实践角度讲,群众路线是一个由多种实践形式和策略所组成的丰富体系,凝聚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群众工作、建构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这些实践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形态,发挥了不同的政治功能。要正确的贯彻群众路线不仅应对各个时期群众路线主要实践形态及其特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而且要弄清隐藏在庞杂实践形态中的群众路线变迁规律,并以之为指导探索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创新路径。当前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研究体现出多重视角,包括政策过程视角、民主建构视角、国家治理视角等等,这些视角从不同方向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解读与界定,但多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群众路线实践做出的论述,缺乏整体性分析与完整性把握。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某一阶段或某个层面的经验对它做出界定,无疑会削弱群众路线本身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也不利于对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潜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群众路线,或许可使我们对群众路线有一种更全面、完整的理解,从而发现原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政党适应性理论是研究政党变迁与适应性变革的重要理论范式,如何建构政党与环境的契合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民众的需求与结构是政党所要适应的关键环境变量,如何基于民众需求和结构特征的变化对政党组织（及其各类政治活动）做出调整,从而建构政党与民众的契合关系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和规范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群众路线实践展开的具体过程中,同样要基于客观环境和群众特点的变化变革群众组织方式与手段,基于群众需求的变化调整动员模式与沟通策略,这就使不同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变迁同样体现出政党适应性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使命型政党,具有适应性实现过程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展开及其功能实现过程的特殊性。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群众路线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可对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做出更完整、清晰的把握,对其政治功能做出更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对新时代背景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做出深入思考。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分析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进行考察。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变迁对党群契合关系的建构提出新的挑战,要求群众路线的具体开展形式据此做出适应性调整,这导致不同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落实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变迁轨迹,而在每个时期内部的不同阶段也体现出一定适应性调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都有明显的体现。本文依照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演变模型对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做了梳理和分析,选取具体案例对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做了考察,并分别对三个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特征做了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围绕“政治革命”任务而展开,具有实践策略的灵活性与实践方式的激进型,宣传、劝说等柔性动员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是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群众路线围绕“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任务而展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并成为党的领袖建构领导权威、平衡官僚权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围绕“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任务而展开,依托制度化渠道的群众民主参与成为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形式,如何克服官僚体制弊端成为这一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命题。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群众路线的政治功能,可以分别从外适应与内适应两个大的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就外适应方面来说,主要体现为对于“群众”的回应、引导与塑造。通过群众路线的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对群众需求变化的敏锐感知;通过群众路线的资源整合与汲取作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组织生存的群众支持网络;通过群众路线对民意的有效汇集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代表性;通过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塑造与引导,中国共产党增进了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为自身政治事业与历史使命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就内适应方面来说,群众路线具有促进党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凝聚、自我净化的重要作用。通过群众路线的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体系的开放性,实现了自我革新;依托群众路线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锻炼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可与信服的“群众领袖”,实现了自我提升;通过群众路线对党员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身的群众底色,实现了自我净化;通过群众路线对政党组织文化与向心力的建构,党的内部统一了理念、协调了行动,实现了自我凝聚。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思考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需要基于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从问题视域出发挖掘群众路线蕴含的潜在价值,探索创新方向。当代背景下,群众路线对于突破政党代表性困境、解决党群沟通隔阂、抑制政党官僚化倾向、消解权力异化风险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群众路线的创新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体现为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群众政治整合的难度、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的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之间的互动沟通。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需要基于新的时代环境和群众需求变化,实现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李涛^[10]（2019）在《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予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两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它们连接起了 40年中国前进的脚步。在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存在两条既彼此互相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合的主线——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法治的建设。这种复线交织的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法治和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最鲜明的两个主题,没有改革,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法治,社会不会稳定,法治和改革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关键。其中,法治的基础是法律,法律制定是整个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改革需要法治的发展与之相适应,改革中本身就包含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因此,法律制定是追寻法治的起点,也是考察法治与改革关系演变的理想观察视角。社会主义法的制定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内容,是解决有法可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与改革同时起步,共同发展,法律制定的任务常常是改革的任务,法律制定的难点也常常是改革的难点。我国法律的制定,既是改革在法律上的投射,又是法律本身对新时期发展的自觉回应,其制定的变迁和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对法治的影响。本论文分为导论、结论以及五章。第一章对法治、改革、法律的制定以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概念释义和界定,明确了研究的主体和范围。第二章回顾了1978—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基本情况。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也是我国法律制定重新起步的转折点。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法律制定的目标主要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并且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改革优先,法治提供保障,在确保秩序和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同步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概括为以恢复秩序并且突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法治观。第三章对1992—2012年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分析和回顾。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并且既往开来的阶段,法治建设也进入快车道,即适应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阶段。围绕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方向以及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决定了法律制定的目标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建设体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法治观。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表现为改革为主,法治指引,法治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并相互促进。第四章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全面理解和总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的高效运转对法律制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还要做到“良法善治”。这一时期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法治观念升华为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建设方针转变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五章对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的转向进行了归纳总结,强调中国的法治必然也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新时代法治与改革应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并且统一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新时代,法律的制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法律制定的客观规律,坚持人民利益为导向,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坚持依法、科学、民主法律创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矛盾。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新时代的实践需要理论的解释提升,从而构建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进行的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在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时,通过建立科学的法律制定的方式来完善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与体会“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光芒。纵观社会转型成功的国家,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都坚持把法律的制定放在首位。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国法律制定不断摸索规律的40年,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规律,我们所制定的法律就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立法者必须正确认识法律的功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法律的制定工作。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大规模进行法律制定的活动已经结束,法制发展已经由侧重法律制定、搭建法律体系框架,转变为对于具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的“精耕细作”。

二、乡镇必须树立的两种观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乡镇必须树立的两种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1）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R市乡镇女公务员工作压力成因及缓解对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里下河作家群小说中的乡土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乡村振兴视域下厦门市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集体实践与市场逻辑：荷塘村乡村建设项目的组织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6）藏族牧民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以甘南州碌曲县尕秀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礼仪竞技：传统龙舟赛的内在动力及其现代适应（论文提纲范文）

（8）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研究 ——基于湖南省L市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9）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乡镇必须树立的两种观念（论文参考文献）

• [1]民族地区乡村幼儿园过程性教育质量的个案研究[D]. 李菊.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R市乡镇女公务员工作压力成因及缓解对策分析[D]. 孙平.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里下河作家群小说中的乡土书写研究[D]. 常伦军. 江南大学, 2020(01)
• [4]乡村振兴视域下厦门市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研究[D]. 林电安. 集美大学, 2020(08)
• [5]集体实践与市场逻辑：荷塘村乡村建设项目的组织机制[D]. 冯碧莹. 南开大学, 2020(04)
• [6]藏族牧民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以甘南州碌曲县尕秀村为例[D]. 彭润田.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7]礼仪竞技：传统龙舟赛的内在动力及其现代适应[D]. 向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8]中学校长职业幸福感研究 ——基于湖南省L市的调查[D]. 蔡清. 湖南理工学院, 2019(02)
• [9]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D]. 庞达. 吉林大学, 2019(02)
• [10]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D]. 李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