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闽西苏区的危害

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闽西苏区造成的危害（论文文献综述）

郑继汤^[1]（2021）在《闽西苏区立法实践》文中研究指明闽西是全国最早建立红色政权的地区之一。在夺取政权后,如何有效地巩固政权和深化革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闽西苏区政府行为和职责的一种考验。经过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筹备和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确立,闽西苏区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定法律来重新确定秩序。以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立法为代表的立法实践,形成了相对完备、系统的法律制度,创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立法的高峰——开展立法时间早,颁布法律多,立法符合实际首创性强,且立法在闽西广泛实践,开辟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新道路,摒弃了旧有的法制,开创了人民民主法制。

李凯^[2]（20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党文化体现着一个政党最深层的精神积淀和最持久的价值追求,是政党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和开展以史资政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孕育成熟的重要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华民族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孕育创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本论文以文化自信为政治视角、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视角、以古鉴今为透视视角、对策路径为阐释视角,从发展历程、发展源泉、发展成果、建设经验、现实启示5个方面构建论文框架,梳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发展脉络、实践成果和建设经验,着眼厘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困境、不利因素和优势条件,着力探寻推动新时代执政党建设和政党文化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政党文化是政党活动历史积淀的结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经历了萌芽、孕育、发展和成熟4个阶段,实现了从幼稚懵懂向成熟自信、革命型政党文化向执政型政党文化的质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民族独立和党际党内斗争的革命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孕育成熟的理论源泉、思想源泉和政治源泉,实现了政党文化从理论探索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质的飞跃。历经长期孕育、反复提炼、逐步强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思想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4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了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产党人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革命精神的成果体系。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以史资政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既是新时代夯实政党文化根基、守护政党文化命脉、筑牢政党文化理论基础和提升政党文化建设能力的现实需求,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经验对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创新发展的现实启示。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经验,突出问题导向、求解思维和实践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推进集中教育制度化规范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党文化建设经验总结,是推动新时代执政党建设以及政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实启示。聚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古鉴今开展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对于深化政党文化发展建设规律、发挥民族振兴精神指引作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新水平和开辟宣传思想工作新境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价值。

耿显家^[3]（2020）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也从此走上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在这一时期,受共产国际"左"的教条主义和"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开始就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致使各地城市暴动接连遭到失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多次城市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洗礼,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突破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这段历史无疑是最鲜活的案例,折射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苏维埃政权道路的认识歧异;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党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在革命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伟大革命精神。

陈杰^[4]（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张悦^[5]（2019）在《中央苏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自人民军队建立以来的重要工作。它从思想上将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区别开来,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了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在各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成为了军队建设的重要法宝。新时代背景下,外部环境多变,国家建设处于新节点,这给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更高要求。同时,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本身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继承和发扬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光荣传统和优良经验成为当前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要求。新古田会议的召开进一步肯定了中央苏区创建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经验。新形势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强军梦中的政治保障功能需要重温古田会议精神以及中央苏区的工作经验。中央苏区时期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党面临着如何建军,如何保证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的无产阶级性,如何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紧迫性,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被逐步确立起来。围绕着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这一主线,红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逐步确立,颁布了一系列规章条例,成立了权责明确的工作机构,建立了完善的工作队伍。在内容方面,主要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内外政治形式、党的政策方针、红军性质和纪律等教育。同时,党采取了丰富多样的工作方式,包括常规教育、宣传教育、活动涵养等。在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的贯彻下,党在红军中绝对领导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红军思想素质以及战斗力得到了较好提升。这一时期,红军思想政治工作整体上形成了良好的作风和原则,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生命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重要论断。在新时代强军背景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众多任务。包括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继续增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树立军队战斗力标准等。中央苏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对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价值。在方向性和原则性层面,它启示当前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仍要坚守“生命线”地位,筑牢党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魂和命根子,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展工作。在工作实施性层面,它启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以中国梦、强军梦为依据确定内容,密切联系实际,提升教育方法的针对性,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创新文化载体的使用。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也要与其他工作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育人格局。如此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成效,为强军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政治和思想保障。

段敏^[6]（2019）在《中央苏区土地法制研究（1927—1934）》文中研究说明中央苏区,又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带领广大工农群众创建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领导赣西南、闽西地区农民发动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方工农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时,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大约持续了十年时间。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宣告失败,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被迫从中央苏区撤出,中国共产党逐渐丢失中央苏区转而开始了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因此,本文将主要时间线设定为1927年至1934年,试图在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央苏区研究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对中央苏区土地法制展开深入而细致的探讨与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土地法制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曲折发展的创建过程。在《井冈山土地法》基础上颁行的《兴国县土地法》、《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与闽西“一大”《土地问题决议案》,使中央苏区的土地政策逐步显示出规范化和法制化。然而,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引下,以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先后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央苏区土地法制的制定和实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波动与曲折。伴随党内对“左”倾路线的纠偏以及中央苏区土地斗争实践的深入,中央苏区的土地法制在曲折中仍然不断向前发展完善。在中央苏区之外,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还建立了十几个苏区,为了解决苏维埃地区农民的土地问题,各苏区都制定并实施了该区域的土地法令。对中央苏区土地法制与其他苏区土地法制进行共性分析与差异性比较,进一步凸显了中央苏区土地法制之间一脉相承、注重调查研究的基本特点。中央苏区土地法制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废除了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解放和发展了苏维埃地区农民的生产力,而且为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法制保障,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政权与威信。中央苏区的土地法制也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土地法制建设,解决农村新型土地问题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启示,如健全国家土地法制是引导农村深化土地改革的关键保障;注重实地调查研究是保证土地法制科学合理的基本前提;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执行农村土地法制的重要基础;推进和加强土地法制宣传是增进人民认同感的必要途径。

洪志亮^[7]（2019）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要管党、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严起。党内政治生活是篇大文章,重视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一贯保持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期间,党结合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经验,在残酷斗争环境中不断加强思想、组织、作风等建设,党的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党内政治生活成效明显。本文将党内政治生活放置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渊源背景,详细认真地梳理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最后通过深刻思考得出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第一部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论为支撑,以党成立以来到中央苏区形成前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实践为基础,通过分析党在中央苏区时期所处的残酷斗争环境、党内复杂状况等因素影响的时代背景,来论述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渊源概况。第二部分概述了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围绕维护党的团结,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围绕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几大优良作风建设,论证党的清正廉洁本色。主要内容的分析突出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活开展良好,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三部分提炼了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特征。党在中央苏区时期一直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由于当时的复杂因素,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斗争性和非规范化特征。正常的党内斗争有利于党的建设,在斗争的过程中党内政治生活也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第四部分阐述了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与启示。党在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期间,非常注重党的思想教育,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注重发扬党内民主为党在后续开展良性的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建设经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开展良性党内政治生活的现实启示。

李茂^[8]（2017）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文中指出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7）,中共党内开始滋生教条主义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问题上先后提出了“一次革命论”和“二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是脱离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结果;“二次革命论”与陈独秀中央教条式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二是对国民党性质的判断及其内部派别的分析出现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三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导致滋生教条主义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外部原因而言:作为中共上级领导机构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出现错误,凭藉于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将其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强制在中国革命中推行,较大程度上扼杀了中共独立自主地思考与决策的空间。就其内部原因而言:一方面中共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推崇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是导致教条主义滋生的重要情感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中共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欠缺,这是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的重要理论原因。在滋生教条主义的同时,中共党人也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国情,试图解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萌芽。土地革命战争初期（1927.7‐1930）,中共党内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党内蔓延。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了“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们与斯大林提出的“三阶段”论和共产国际关于“第三时期”理论的错误密切相关。中共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没有触及到导致错误出现的内在原因——教条主义式的思维,为教条主义的恶性发展留下来隐患。教条主义在党内蔓延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共党人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是薄弱的,党内还严重地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指示、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1931‐1934）,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并通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全党范围内贯彻和执行,将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中共党人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斥和打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受到阻碍。在遵义会议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1935‐1938）,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受到遏制。一是教条主义宗派瓦解和中共高层出现人事变动,破除了军事教条主义并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二是形成了“洛‐毛”合作领导体制,在政治策略上突破了“左”倾关门主义,推动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红军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三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思想和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系统地清算,依然在党内顽固的存在;当曾经的教条主义宗派领袖人物王明回国之后,教条主义一度死灰复燃。不过此时的中共在理论上、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由于毛泽东等主张实事求是的中共党人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已有了遏制教条主义发展的力量。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较量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应运而生,为肃清党内教条主义做了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准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到七大（1939‐1945）之间,中共党内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该时期中共党内清算教条主义问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为清算教条主义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二是共产国际解散,为清算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三是毛泽东对清算教条主义问题进行了精心的部署,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教条主义清算的成功。通过对教条主义的全面清算,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思想源头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建立,从组织上肃清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共党内全面清算教条主义的胜利。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发展和被清算历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加深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更需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教条主义,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信念和实践。教条主义问题不仅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深化对它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蒋伯英^[9]（2015）在《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相关问题》文中认为闽西地处福建省西南部,与赣南、粤东相邻。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在八七会议以后领导闽西人民举行了4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步尝试;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领导闽西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至1930年6月,闽西苏区进一步巩固,与赣南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的形态基本形成。同年12月,闽西苏区变更组织关系,纳入苏区中央局领导的组织体系,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闽西苏区在中央苏区形成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同时,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梁小军^[10]（2014）在《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当代启示（1929.1-1934.10）》文中提出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决不可漠视此前大众化的历程,也不能割断历史来进行,必须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与规律,结合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加以分析、借鉴和发展,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和有效途径。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央苏区时期是党处于极其困难和被动的时期,也是党的指导思想犯“左”倾错误以及后果极为严重的时期。党在推进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虽然犯过“左”倾错误,但是成效是重大的,不能因为“左”倾错误而否定其成绩。中央苏区军民紧跟共产党,无怨无悔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为苏区的革命以及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非凡成效,值得我们深入系统研究。本文对党在中央苏区特定战时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了系统分析,从多层面揭示了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客观总结了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然后对其历史得失进行初步评价,最后结合当今时代特点对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启示进行了探讨。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其中一些基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形成的具体特定做法可能在今天已经不完全适用,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方法论原则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即树立正确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坚持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整合社会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选择,回应各种社会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在以下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对党在中央苏区特定战时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特点的概括,从深入性的情感动员角度对其路径的总结,对当时党内“左”倾错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系的分析,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提炼出的部分启示等。

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闽西苏区造成的危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闽西苏区造成的危害（论文提纲范文）

（1）闽西苏区立法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央苏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央苏区土地法制研究（1927—1934）（论文提纲范文）

（7）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9）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相关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当代启示（1929.1-1934.10）（论文提纲范文）

四、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闽西苏区造成的危害（论文参考文献）

• [1]闽西苏区立法实践[J]. 郑继汤. 苏区研究, 2021(04)
•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D]. 李凯.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3]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J]. 耿显家. 史学集刊, 2020(02)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5]中央苏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及当代价值研究[D]. 张悦. 中国矿业大学, 2019(01)
• [6]中央苏区土地法制研究（1927—1934）[D]. 段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7]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研究[D]. 洪志亮.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研究（1921-1945）[D]. 李茂.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9]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相关问题[J]. 蒋伯英. 苏区研究, 2015(01)
• [10]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当代启示（1929.1-1934.10）[D]. 梁小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