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虚拟”总目录

一、2004年《唯实》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晓波^[1]（2020）在《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兼具人才培养与官吏选拔两大职能,对古代东亚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封贡制度及儒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在公元958年模仿中国创建了自己的科举制度,至14世纪末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又将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本文以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为研究对象,涉及科举制度的渊源与发展,科举制度的科目分类与考试运行,科举制度的弊端及代表性改革主张,科举制度的特点等,并从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的双重维度,探讨了中朝士人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朝鲜王朝在承袭前朝和师法中国的基础上,完成了科举制度的“本朝化”和“在地化”。就科目分类的横向角度而言,本文将朝鲜王朝的科举考试科目概括为“两类四科”,在考察式年试与特别试的基础上,系统介绍了小科、文科、武科、杂科的科场规制与考试流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而言,本文对朝鲜王朝503年的科举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完成了定型与发展,在壬辰战争前后经历了冲击与调整,在17-18世纪进行了改革与调适,及至19世纪遭遇了来自外部的新危机,最终在“甲午更张”时被废除。除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外,科举制度还具有传播儒学、教化民众等功能,客观上有利于巩固朝鲜王朝的统治。但法久弊自生,科举制度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既有科举种类繁多、录取人数过滥,科举考试中轻讲经、重制述等科场规制等不足,也有考官与应试举子联合舞弊等问题,这些弊端严重弱化了科举制度作为国家伦才大典的权威性与公平性。为此,朝鲜王朝从国王到士绅皆曾提出改革科举的主张。其中,18-19世纪的科举改革主张最具代表性:正祖李祘从“君师一体”的理念出发,发布科举变通纶音;丁若镛主张以中国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为蓝本,对本国的科举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尹愭提出革除科举弊端的上中下三策。其他士人还从精心遴选考官、压缩录取名额、增加面试环节、宽限阅卷时间、严格考试纪律等五个方面,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但在朝鲜王朝传统的两班体制下,科举逐渐沦为两班维系自身阶层利益的工具,上述科举改革主张有的未曾实施,有的在实施过程中背离了改革的初衷。在作弊与革弊的双重变奏下,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的积极因素日渐衰微,消极因素不断放大,最终积重难返。19世纪末,在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朝鲜王朝下令废除科举制度。从朝鲜王朝内部讨论其科举制度,固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放在东亚视域下观察中国、朝鲜、越南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对中国明清两朝与朝鲜王朝的科举制度进行比较,探讨东亚世界科举制度的多样性,当更有意义。与历史上中国和越南的科举制度相比,朝鲜王朝科举考试种类繁多且特别试多于式年试,重文轻武的倾向更加明显,形成了“进士”“壮元”等特有的科举术语体系和白牌、红牌制度。从开放性和封闭性的角度来看,朝鲜王朝既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同时又对庶孽子孙参加科举考试进行严格限制,体现了科举制度在两班阶层内部的封闭性。就效率和公平而言,朝鲜王朝既通过科举直赴法和特别试鼓励优秀士子脱颖而出,同时又为权贵阶层绕开正常的式年试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看似矛盾而又符合朝鲜王朝实情的环境中,科举制度呈现出极大的韧性与张力。在封贡体制下,中国和朝鲜王朝的读书人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增加了对彼此科举制度的认识和了解。除了这种单向的认识外,1766年朝鲜人洪大容与中国人严诚、潘庭筠通过你来我往、相互问答的笔谈形式,亦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两国的科举制度。在这种比较与认识中,中国人更多体现出的是对异域科举制度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至多是一种潜意识的简单类比,少有反观自我之意;而朝鲜人除了对异域的好奇与“同文”之情结外,更多的是对儒家文明与中华制度的寻根与溯源,以及在认识他者基础上的揽镜自鉴。

党斌^[2]（2020）在《朝鲜半岛代表性汉文地理文献研究》文中指出朝鲜半岛是汉文化圈的重要区域,也是当今域外汉籍的集中存藏地之一。汉文地理文献是朝鲜半岛历史文献中的一种,同时也是当今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域外汉籍成为学界研究热点,朝鲜半岛所存各类汉籍也随着学术研究和交流的深入,逐渐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不过,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关于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的了解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对象和利用史料集中于《三国史记》《高丽史》等正史地理志。从汉文化圈视角入手,系统考察、研究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的历史发展轨迹,对推进中国史学史、古代边疆史、东北亚国家关系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拓展域外汉籍研究视野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理文献传入朝鲜半岛,对其汉文地理文献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不断发展,先后出现了以《三国史记·地理志》《高丽史·地理志》等为代表的正史地理志,以《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择里志》等为代表的各级地方志,以《增补文献备考·舆地考》为代表的政书地理志等,类型丰富而完备,数量多达千余种。文章以汉文化圈为总体背景,以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考察中国历代地理典籍向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在其影响下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的出现,朝鲜半岛历史时期汉文文献的发展、演变过程。以汉文地理文献为基础史料,探讨中国行政区划建置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以及统一新罗、高丽、朝鲜王朝等不同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变化和发展历程。另一方面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朝鲜半岛历代汉文地理文献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和特征,同一时期不同类型之间的关联和差别,结合其他史料分析其文献史料价值。无论是中国地理文献向朝鲜半岛的传播,还是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的出现和发展,均与汉文化圈的形成和演变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朝鲜半岛是汉文化圈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与中国历代王朝频繁往来和交流。朝鲜半岛汉文地理文献作为重要的史料,在记录朝鲜半岛古代历史、地理沿革的同时,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载。这些史料与中国历代文献记载相互结合,对于中国历代疆域形成和变化、中国古代典籍在东亚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古代中国与周边区域封贡关系的发展、东北亚古代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国行政区划设置对周边国家地区的影响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同时,对于分析当今中国、韩国、朝鲜、日本等国家关系及东北亚局势的演变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汉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在地理范围上包括东亚、东南亚的广阔区域,其形成和演变与古代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历史发展和往来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朝鲜半岛之外,中国地理文献也流传至汉文化圈范围内的其他区域,对这些区域内汉文地理文献的出现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关于汉文地理文献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中国和朝鲜半岛,而是涉及整个汉文化圈广阔地域内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课题。跨越国家、地理的界限,从汉文化圈视阈出发,有助于深入分析和充分发掘汉文地理文献的文献价值。

黄秋硕^[3]（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表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郑翔高^[4]（2019）在《张九成的儒佛会通思想历程》文中提出张九成（1092-1159）是南宋初的名臣。在儒学中,他师从杨时,是当时颇有声望的道学家,其丰富的经学训解着作曾流行一时;在佛门中,他嗣法于着名禅师大慧宗杲,是禅门公认的真悟居士。然而,他的解经也由此被不少儒者视为偏杂,朱熹尤其指责他的解经“阳儒阴释”,是对纯正儒学的改头换面。随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逐渐稳固,张九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日益边缘化,着作也多为散佚。近三十年多来,张九成重新回归学术界视野,研究成果已达到一定数量。从主题上看,以解读其儒学思想、界定其在宋学中的地位及影响为主。绝大多数研究仍未跳出儒佛对立的二元立场,倾向于为张九成的学说究竟是“儒”还是“佛”进行归位。然而,张九成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尚未得到梳理,对其佛学见地的整理也还处在缺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对张九成的思想进行全面把握,也就影响了对其思想高度的理解和研究路径。本文基于此,通过梳理张九成思想发展的过程及整理其佛学见地,试图以更宏观、更动态、更细致、更多方位的思路来考察张九成思想。首先,作为背景知识,本文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儒学的发展,以及两宋时期的佛教概况作了系统的介绍,并论及儒者对佛教的批判。其次,对张九成的求学、仕宦经历,性格风骨及学术造诣几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和叙述。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张九成的文章书信、佛门史料等文献,梳理考证了张九成接触佛教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厘清了其由儒入佛的过程与时间。由此推论出他一生的思想可划为三个阶段:纯儒、身佛心儒、儒佛会通。这三个阶段中,第三“儒佛会通”时期张九成的思想尚不明晰。为此,本文对这一时期中张九成的两项重要活动──佛教交游与经学训解作了讨论。首先,本文集合当时及较近年代的诸方着录,比较全面地整理、分析了张九成的佛禅见地和禅门交游情况。从中得以一窥其作为佛门居士的生活境态,更加立体地了解中晚年张九成的思想中,佛法所占的重要地位。其次,以张九成的《尚书》解和《论语绝句》为样本,本文搜集其经学训解中融有佛法知见的内容,并结合上下文和佛法教义,分析了他如何融会儒佛进行解经。综上所述,张九成既非“身佛心儒”,也不是“阳儒阴释”,而是“亦儒亦佛”,称其为“儒佛会通”比区分儒佛的二元观更为准确和妥当,以现代的观念,可以说他是会通儒佛的思想家。这为张九成思想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

王晨晨^[5]（2018）在《夔门世界的历史书写 ——论李劼人“大河三部曲”》文中提出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着名作家,有着“中国左拉”的美誉,他的系列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又被称作是“大河三部曲。”“大河三部曲”以恢弘的体制全景式再现了辛亥前夕的历史瞬间,被认为以“一种以多元视角鸟瞰社会变迁为特征的叙事模式,突出了民间社会的场景和历史意识。”“历史书写”是李劼人“大河三部曲”最鲜明的特征,李劼人以出虚入实的笔致力图呈现出历史复杂而多元的形态,而看似传统的文本背后实则是作家试图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代理念的实践。本文将重在揭示他所受到的自法国文学、巴蜀文化、五四新文学的三重影响,以及从夔门到世界,而又折返乡土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地方记忆的巴蜀世界如何演绎丰富的历史细节。以及在“大河三部曲三部曲”中作家又是如何将历史书写展开,其中有着历史真实与文学选择的博弈,并以教民冲突、红莲教案、保路风潮为历史切面直入近代中国历史冲突的焦点。“大河三部曲”中既有历史人物的原型,也有依托巴蜀的风土人情塑造出的与小说融合为一的虚构人物,这些人物无不显示出历史的复杂性与纵深感,构成了一系列鲜活的历史群像。

买小英^[6]（2017）在《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文中提出8至10世纪的敦煌家庭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的缩影,其家庭关系深受中国古代传统伦理（主要是儒家伦理）与佛教伦理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现今留存的大量敦煌史料证明,8至10世纪敦煌的家庭关系作为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的个案,在中国古代家庭伦理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儒家家庭伦理与佛教家庭伦理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相互印证,体现了同一性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儒家伦理思想包括伦理基础、伦理核心及道德规范三个方面;佛教伦理的思想来源包涵伦理基石、伦理准则与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儒家家庭伦理“以严正慈、以慈辅严”的慈父伦理和“以孝致敬、承教继志”的孝子伦理,与佛教伦理的“孝”及佛教亲子伦理,共同形成了8至10世纪敦煌地区家庭亲子关系的若干实践途径及儒释结合的孝道伦理特征。儒释家庭伦理中夫妻之间同甘共苦、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体现在敦煌家庭中的夫与妻在婚姻关系维系和婚姻关系解除两种不同情况下,夫妻之间彼此所遵循的伦理规范与道德要求。儒释伦理的兄弟之间遵循着兄仁弟悌、兄友弟恭、平等互助、患难与共的手足情义,展示出在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共同作用下,敦煌家庭兄弟之间同居共御、慈悲友悌和“胜似血亲”的伦理关系。佛教在敦煌长期流行和传播,佛教组织在敦煌长期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敦煌地区僧俗关系的变化,即家庭中僧中有俗、俗中有僧、僧俗相依的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得以实现的平台、教育、制度、伦理、地位等,使中古时期敦煌家庭伦理得到落实,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敦煌家庭伦理的延续与发展。

冯晓斌^[7]（2017）在《清代扬州学派《论语》诠释研究》文中指出《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着作,自东汉列入儒家经典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历代关于《论语》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乏在学术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巨着,如三国魏何晏等人所着《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南宋朱熹《论语集注》等。清代是《论语》研究的高峰期,不仅成果数量众多,而且呈现出多元化的注疏特色,其中扬州学派代表人物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被誉为“集大成之作”。从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扬州学派《论语》诠释成果非常丰富,有对《论语》文本全面研究之成果,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有札记之成果,如焦循《论语补疏》、刘台拱《论语骈枝》;有以义理阐释为主,如阮元《论语论仁论》、焦循《论语通释》,有以训诂考据为主,如李惇《群经识小·论语》、朱彬《经传考证·论语》,有以校勘为主,如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等。整体呈现出体例丰富、注重传承,唯实求是、汉宋兼采,.视野宽阔、时出新意,会通之志、好学深思等特点。扬州学派在《论语》诠释中所体现的治学理念与采用的治经方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示范意义,对经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焦循在着述中表达出经学研究存在“历时视域”与“现时视域”,他认为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将对“历时视域”的成果总结、反思并且对“圣贤之学”做出符合“现时视域”特点的新解释。两种视域最终统一于“圣人之道”,随着历史的推进而不断发展,所有“现时视域”都不是对经典的绝对意义的诠释,他们所能完成的只是阐述经典的当代意义并作出“现时”的阐述与评价。儒家经典文本的开放性允许两种视域存在,而两种视域的融合也使儒家经典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扬州学派的《论语》诠释成果体现了清代学术变革、发展的特点。康乾盛世,有宝应王懋竑、朱泽沄等遵循朱子之学。乾嘉之中,受政治集权统治的影响,学术研究开始朝着繁琐的方向发展,扬州学派在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有一批学者以儒家思想体系为标准完成儒家经典的诠释研究,王念孙、刘台拱、阮元、焦循、刘宝楠等承袭惠、戴之风,将扬州学术带出小学的窠臼,倡导“经世致用”的经典诠释路径。这一时期也逐渐形成了扬州学派自觉的治学理念、自主的治学方法与执着的实践精神,且通过家族、姻亲、师承等各种关系熏陶、承继与发扬。乾嘉之后,有利于学术交流的相对安定局面荡然无存,此时,王引之、江藩、刘恭冕等不断创新,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尤其是刘恭冕、朱彬等《论语》诠释成果体现出由乾嘉汉学往清末今文经学兴起转变的特点。由此可见,扬州学派《论语》诠释成果在清代《论语》学研究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第一章简述《论语》文本的成书过程及特点;《论语》诠释的历史发展过程;地域视域下的扬州学派的代表学者、基本情况;从社会背景、学术背景等角度梳理影响扬州学派产生的各种因素;展现扬州学派《论语》研究成果的全貌,从四个角度探析其《论语》研究蔚然成风的缘由。第二章研究阮元之《论语》诠释。从《论语论仁论》、《论语一贯说》、《论语解》等文本分析其义理诠释特点;研究重点是比较《论语注疏校勘记》两个版本系统的异同,分析《校勘记》的诠释特点及不足;综合分析阮元《论语》诠释的学术影响。第三章研究焦循《论语》之诠释。分析《论语通释》、《论语补疏》的诠释特点;研究重点在于关注《论语补疏》稿本与丛书本的文本差异与流变关系,焦循《论语》研究理念与方法对清以后经学研究的重要启发意义。第四章研究刘宝楠之《论语正义》。重点之一是归纳其文献征引情况,仔细辨析引文与原文的异同,呈现学术传承的脉络且展示不同学者的治学特点与风格。重点之二是分析其注疏内容、方法,揭示《论语正义》注疏特色。第五章汇集扬州学派其他学者《论语》诠释成果,从诠释文本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以及与《论语正义》学术传承紧密程度等因素考量,选取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朱彬、李惇、刘履恂、刘宝树以及刘恭冕等八位学者《论语》诠释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诠释内容、方法、显着特点及不足之处逐一分析。总论部分概括扬州学派《论语》诠释的地域特点,细致梳理《论语》学发展的脉络,厘清学术流变过程中的问题,彰显扬州学派治学精神,突出其对清代学术理念与学术方法的重要影响。通过对扬州学派《论语》诠释特点的研究可以发现扬州学派不仅继承了乾嘉时期吴、皖两派的学术精华,而且于“明理”与“成德”的高度实现了经师与人师的统一,将儒学发展提升到新的境界,同时也拉开了近代学术发展的大幕。

余琼^[8]（2016）在《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新时期以来,大批女性作家"浮出历史地表",以其出色的创作实践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不可小觑的生力军。其中,一些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频繁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取得了相当成绩。显然,"女性作家"与"乡土叙事"这两个要素在此一时期中国文坛的同时凸显,并非仅是偶然事件。作为一股渐露锋芒而又具有某种鲜明群体特征与积极文化诉求的创作潮流,它的存在恰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端口:本文着意以新时期文化语境为基点,以男性乡土叙事为参照,从"性别"之维切入乡土书写,考察"女性"与"乡土"结合后所呈现的诗学特质。同时,还以"乡土"之"点"察女性文学之"面",探究它对于女性文学的补充、丰富、拓展之功。如此,这就牵涉到对女性乡土叙事的生成背景、文化立场、主题倾向以及审美艺术等多维度的综合考察。具体到行文布局,全文共计七章,可分为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大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解决选题缘由、基本概念、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相关性问题的阐述与厘清。重点在于从宏观角度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乡土叙事的整体特征及文坛影响进行把握,指出其对乡土文学及女性文学的双维度意义,以及对其研究现状进行扫描与概述。第二章探究女性乡土叙事景观的生成。从现实背景、作家动因以及文学情境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与男性作家相较,女性作家最重要的叙事新质要属因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识呈现,而新时期以来"乡土中国"的现实情境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传播的适逢提供了此一时期的创作契机。无论是因时代际会结缘乡土的"知青",还是情系故土的"地之女",抑或是出于乡土审美性需求的"新生代",她们以或无意或自觉的女性意识构筑乡土叙事"越轨的笔致",从而实现与男性乡土叙事的汇流与分延。接下来,在上述"外部力量"的梳理基础上,论文将正式进入到文本的"内部研究"。将分别通过柔化历史、欲望探求、成长关注、审美艺境等四个章节的具体剖析与论述,概括出女性乡土叙事独特丰厚富有异质性的美学内涵与诗学贡献,从整体上把握其对女性叙事传统与乡土叙事传统的延承与突围。第三章论述女性作家在历史言说上的特殊审美发声方式。在此题域,"日常"历史观与女性主义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振",女性作家以边缘视角与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有效的叙述策略和言说特征展开历史重构。其中,"日常历史"叙事旨在走出男性宏大历史叙事的偏执,而对人性的多维透视与执着言说则旨在揭蔽历史图景中个体的生存世相与生命本真。同时,她们还倾心于运用温情笔触营造一种温厚与宽恕的品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期在大自然的哺育中返归到一种"诗意的栖居"。第四章考察女性作家基于性别立场对欲望话语的重构及其意义。这里采取狭义的"欲望"概念,即意指关乎身体的欲望,围绕着身体、性爱、孕育等方面展开论述。指明其意义除却对以男性为创作及言说主体的乡土欲望书写的共鸣,更在于基于性别立场对于女性长期作为欲望客体的叙事反拨,呈现出与男性欲望叙事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第五章针对女性成长类型及问题的内部聚焦。女性作家对于乡村女性的成长发现,经由生理发育层面延至心灵成熟层面,再深入到精神建构层面的叙事建构,其要旨在于对长期处于被盲视状态、潜藏于乡土叙事之中的隐性主题——女性成长进行去蔽。她们以女性视角对留守乡村女性、进城乡村女性以及下乡知青女性等三种成长主体类型的成长历程及困境展开观照与反思,指出乡村女性由于身处农村文化荒原语境及深陷男权中心意识桎梏,其成长之途长期面临的"主体镜象的绝对匮乏"这一重要而基本的事实。第六章从乡土叙事艺术性方面的审美特色着手,分析其所呈现的诗性品格,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可以说,新时期女性乡土叙事承续了"五四"新文化以来对乡土中国的浪漫主义抒情书写传统,而这种诗化风格艺术特征的营造主要借助于语言和意象的诗意运用。同时,女性作家尽管在文体上多向古典传统致敬,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借鉴。其中,尤以向西方现代派绘画的技法借用与融合为表征,体现出高度的诗画同构意识。此外,就可能存在的艺术缺陷问题,则主要指出其中最具普遍性、也最为代表性的两点,即自我"重复"和逻辑"失真"现象。最后一章是结语部分,侧重于在上述主体部分的总述及分论基础上力图将女性乡土叙事放置在文学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意义观照,旨在肯定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所取得的丰赡硕果之时亦指出其限度并寄予展望,提示着女性乡土叙事值得期待的话语前景。

彭杰^[9]（2016）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文中指出吐鲁番盆地是古代东西方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绿洲文化由多个民族共同在此地创造出来。在当地现存众多的古代遗址中,名闻遐迩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余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沟谷西岸的陡崖上。不仅保存了大量色彩绚丽的古代壁画,而且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吐鲁番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崖岸前的土沙堆积进行清理时发现了新的洞窟。经过仔细甄别,在堆积中发现了一批的汉文文书和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文书以及其他文物。其大致年代范围,上至西晋,下迄北宋。从目前所知汉文佛教文书的内容看,涉及经、律、论多个领域。本文就以这次出土的汉文佛教典籍为研究对象,结合吐鲁番盆地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多方面开展了研讨。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这批汉文佛教文书,就外观的细节而言,与以往当地发现的抄经并无二致。文书的书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十六国、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多种书体竞相呈现,反映出吐鲁番盆地与外部区域文化交流的频繁,为我们描绘出在丝绸之路这一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佛教文化旺盛而持久传播的历史画卷。（二）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金光明经》及《仁王般若经》等佛教护国类经典尤其为麹氏高昌国王族所青睐。除了麹氏高昌国处于大国之间,其王族无奈只好时常寄望于佛法护佑的外部原因外,实际还有其抄经供养的内在动机,即,不仅可用佛教义理来为其现世王权合法性提供辩护,而且来世还能当转轮王,甚至依据授记还能成佛。（三）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数量多、版本多的《金刚经》残卷文书的发现,表明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大行其道。此经的流行,固然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但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特有的汉文化传统,为《金刚经》信仰在唐代西州的进一步流传提供了土壤。（四）吐鲁番所见汉文、回鹘文《弥勒上生经》残卷及其他相关艺术品的存在,勾画出弥勒上生信仰自南北朝至唐代在当地由盛而衰,至高昌回鹘时期再度兴盛的轨迹,但其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并不同步,从而具有自身的地域特色。（五）在五至九世纪期间,主要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方净土思潮曾在高昌和龟兹这些西域重镇流传一时并在不同地域显示出了不同的形态。在唐朝着力在西域建立汉寺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奉敕前来建寺的长安寺院出身僧人的重要媒介作用,长安样式的西方净土变艺术极可能直接被移植到了西域汉寺中,从中显示出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六）《妙法莲华经》在吐鲁番盆地的长期流传并在所有汉译佛典中以最多数量而独占鳌头,其实也是此经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缩影。其中的原因,除了于此经提倡的“三乘归一”的义理思想有关外,鸠摩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七）在高昌辑译完成的《贤愚经》被带至河西后不久,在为敦煌莫高窟壁画提供相关新颖内容题材的同时,在北凉时又西进高昌,出现在吐峪沟石窟壁画中。两地这一时期的洞窟,从建筑形制、壁画布局、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中古时期西域和河西在佛教艺术方面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八）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密教典籍,属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系统的非常少见,而主张讽诵、抄写,并伴以陀罗尼咒语来获取功德的典籍数量占优势。这种现象表明,自魏晋直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在当时的吐鲁番盆地,相比较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宣扬复杂晦涩密教根本理论的典籍,强调现世及来世利益的陀罗尼类密教典籍更受青睐而易于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反映出当地汉传佛教的鲜明特征。（九）《维摩诘经》残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表现此经曾在唐代吐鲁番盆地流行一时。高昌回鹘时期,以罗什译本为底本的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在当地出土不少,而以此为依据绘制的“维摩诘经变”在伯西哈石窟的密教洞窟第3窟中出现,一方面是此经变画受敦煌佛教艺术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维摩诘所说经》所宣扬的以神通教化众生和密教注重神通高度契合不无关系。（十）汉文大藏经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不仅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当地出土的佛经残卷得以确证。藏经的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印本。其中,唐代由中央政府颁赐的依据《大唐内典录·入藏卷》来组织的抄本藏经在当地广为流传直至北宋初年。北宋以后,刻本大藏经的开宝藏、金藏、契丹藏、毗卢藏、崇宁藏及碛砂藏等多个版本均在当地出现,南北中三个大藏经系统汇集,佛教文化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至蒙元时期,高昌回鹘已具备了自行刊印藏经的能力。

张毓辉^[10]（2016）在《乡村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群众路线为立党之基。在建国以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农村地区历来是我们党重点关注与服务的重要领域。随着乡村治理进程的不断加深,加快乡村社会治理转型、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政治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的理念主张宗旨的重要途径,是组织与发动全党全民积极投身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依靠,是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夯实执政基础的重要保证。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强化中国共产党团结与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推动乡村社会建设发展的领导地位,增强党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与控制,进而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均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建国以来乡村治理背景下党的农村政治传播体系的建构与运行过程为考察对象,利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作为研究范式,通过对农村政治传播机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党的政治传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诸要素的分析,力图揭示出建国以来乡村治理背景下党的农村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及其对社会整合与政治认同的影响,试图为完善与创新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实践建言献策。本文从以下方面展开：绪论部分论述了本研究缘起,指出现有政党政治传播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治传播内容,如党的宗旨、主张、政策等,而对党的传播体系本身的研究仍显不足,在此基础上对现有乡村治理与政治传播实践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第一章概述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的相关概念与传播机制,提出要从政治传播的层面上实现对信息的正确处理,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控制和传播时,必须要与背后的权力配置和运行体系相结合,关键点在于传播的形式与过程,在对其进行充分考虑的基础上,对传播体系的渠道、方式、途径和手段等进行细化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体系的渠道、方式等要素,包括党内组织传播、媒介传播与以运动化治理为特征的行动传播。第二章分别通过对转型前后乡村治理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传播历史演进进行梳理,认为农村地区治理实践的变迁与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演进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乡村治理的实践形式决定了党的政治传播形式与内容,党的政治传播实践又体现出对乡村治理实践的发展演进的反向调整与动态适应的过程。第三章分别分析了党的农村政治传播系统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传播的效果效能方面因素的特殊规律及其相互关系。与普通传播主体相比,政治传播主体在权力特质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党各级组织,在行使权力和管理社会事务方面具有强大的权威。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总体政治传播内容会受到各个党的各级组织特定政策的影响,呈现出动态调整性。而农民对农村政治生活的兴趣与其自身的政治素质又成为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效果的重要制约因素。第四章系统总结了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机制及其机理。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机制主要依靠由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及传播受众所组成的传播体系来有效运行。传播主体即党的各级组织是整个体系的核心,内部的沟通与控制,会影响传播内容的选择与加工、传播渠道的使用及传播受众的接收效果。第五章分析了当前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所面临的局限与挑战,包含两方面因素：当前乡村治理现状与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所面临的困境。经济发展薄弱、乡村文化贫瘠、制度建设不完善、利益表达不通畅,这些都是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党的农村政治传播同样存在传播主体薄弱、传播渠道不畅、传播信息受限等问题。第六章针对当前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所面临的困难,结合乡村治理实践现状,从完善内部运行机制与加强制度建设两方面提出了优化与提升党的农村政治传播的具体措施。本文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创新性探讨：一是跳出传统政党政治传播研究框架,将中国共产党传统的讲、传、帮、带等形式的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宣讲宣教方式纳入政党政治传播研究范畴,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党的农村政治传播机制中的渠道架构。二是以乡村治理为背景探讨党的政治传播体系,突破政党政治传播研究的一般视角,重点关注乡村治理实践与党的政治传播双向互动联系。三是在乡村治理为背景的政治传播研究中,对比政府与非政府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践,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播这一主线,在传播主体上进行细化与规范,进一步明确乡村政治传播研究的对象与目标。四是创新政党政治传播理论评价体系,与西方以执政权夺取为目标的政党政治传播相对,从执政目标、理念与主张的角度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传播体系是否贯彻了党的农村政策路线、方针要求,是否体现出党的性质宗旨,对于夯实党在农村地区的执政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二、2004年《唯实》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唯实》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朝鲜半岛代表性汉文地理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4）张九成的儒佛会通思想历程（论文提纲范文）

（5）夔门世界的历史书写 ——论李劼人“大河三部曲”（论文提纲范文）

（6）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扬州学派《论语》诠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乡村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4年《唯实》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朝鲜王朝科举制度研究[D]. 张晓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2]朝鲜半岛代表性汉文地理文献研究[D]. 党斌.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4]张九成的儒佛会通思想历程[D]. 郑翔高. 湖南大学, 2019(07)
• [5]夔门世界的历史书写 ——论李劼人“大河三部曲”[D]. 王晨晨.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6]儒释伦理共同作用背景下的敦煌家庭关系研究 ——以8至10世纪为中心[D]. 买小英. 兰州大学, 2017(03)
• [7]清代扬州学派《论语》诠释研究[D]. 冯晓斌. 扬州大学, 2017(10)
• [8]198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的乡土叙事研究[D]. 余琼. 浙江大学, 2016(07)
• [9]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D]. 彭杰. 兰州大学, 2016(11)
• [10]乡村治理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农村政治传播研究[D]. 张毓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