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卡加诺维奇（第 1 部分）

一、卡冈诺维奇访谈录(上)（论文文献综述）

马维先^[1]（2021）在《关于苏联解体的六大问题》文中指出苏联解体近30年,但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些重大问题至今仍迷雾重重。本文根据当事人回忆录和报刊档案资料披露的新的事实和证据,对戈尔巴乔夫上台是否受到西方"支持"、美苏首脑两次会晤与苏联解体的关系、鲁斯特事件与华约解散的关系、戈尔巴乔夫为何避谈卡廷事件、"8·19事件"的真相与别洛韦日协议签署的背景等六大扑朔迷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评论。

吴礼明^[2]（2019）在《斯大林群众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者之一,无产阶级执政党的第一代领袖人物,斯大林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带领苏联党和人民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进中,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历史本体、历史主体、历史运动的开展、历史发展的目的展开了深入的思考,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留下了沉痛的教训;既为他赢得无上荣誉,也给他带来无尽流言!他带领人民群众奋进伟大事业中的理论和实践,在后世的批判中湮没不彰,乏人问津!今天,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镜,对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历史演进、理论结构、实践活动进行全方位透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镜,对遮蔽斯大林群众观的流言蜚语尽可能地做出符合历史的辩证分析,提炼其独特性特征,总结其经验教训。这不仅是准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者——斯大林的需要,也是深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艰辛辽远运动历程的需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全文由导论和正文六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意义,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人”、“人们”、“人民”、“群众”等概念的内涵界定、斯大林“群众”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综合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阐述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是溯源斯大林群众观的生发前提。把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中的群众理论创制和实践开展,放眼近代人类世界化进程加速的大时代、人类世界对抗、融合和竞争的大时代下来审视;把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呈现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托命者、俄国历史传统的附体者两维角度来观察;并从原生家庭、学校教育、新生家庭的小环境来体味。指出:在人类及其社会世界化进程加速推进,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对抗加剧,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及现实基础,承继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衣钵,原生家庭、早期教育的个性塑造以及新生家庭的动荡不安,成为斯大林在解释、改造世界的人生历程中,构建自身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基础。第二章是探析斯大林群众观的历史演进。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生成放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历史实践中,结合斯大林从革命的“学徒”、“帮工”而为革命的“师傅”进而“领袖”的成长历程,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艰辛辽远的历史运动角度,把斯大林的群众观当做一个有机的生命而非割裂的器官。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惊心动魄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为保持、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伟大实践开展中逐步形成、发展、丰富起来的。它经历了工人运动中的学习探索,革命斗争中的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巩固、发展中的日渐成熟,社会主义高歌猛进中的矛盾实践,它是事物辩证运动的历史呈现。第三章是透视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结构。从哲学基础、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等方面对斯大林群众观进行全面透视。指出:斯大林对其群众观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解、把握及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开展而不断丰富调整的,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不断呼应中发展完善的,经历了一个抽象“反映”、本质“把握”和真正“拥有”的辩证过程。斯大林的一生,是学习、宣传、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生,是在“一切为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下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无产阶级群众立场的统一便是斯大林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斯大林在解释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的本体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时,把人民群众与党、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认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群众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之源,苏维埃政权是人民群众的政权,它的合法性依据在于人民群众的信任,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的价值旨归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在探索“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法时,把理论道路抉择、干部选拔监督培训、教育信任群众与党的坚强领导统一起来,认为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布尔什维克化还是实现党的真正领导,都需要真正而先进的理论;在政治路线正确的前提下,挑选干部、监督干部、培训干部就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同时,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要同群众保持广泛而密切联系,相信群众,教育群众,向群众学习;最后,在党的争论、批评完成后,不管是统一的党还是铁的纪律,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必要条件。第四章是考察斯大林群众观的实践活动。把斯大林构建的群众理论放在无产阶级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实践中来考察。指出:在政权建设上,斯大林在保持、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并使之不可战胜的实践开展中,既有改善、改造国家机关的真实行动,也有无产阶级新贵族形成的历史事实;既有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被唤醒后积极管理国家的真实一面,也有无产阶级民主法制之外,政治警察的大行其道;既大量涌现出社会主义新人,也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苦恼。特别说明的是,大清洗的发动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出的,它是苏俄在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中,在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长期敌视包围的环境下,党内路线之争、社会主义建设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它随着斯大林对苏联国内外矛盾、形势认识的变化而转换为不同的斗争方式。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运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能力不足而又无力摆脱落后的旧秩序梦魇纠缠的矛盾体现。这不是社会主义的错,但它却使社会主义蒙了羞!无产阶级政权需要历史的经验和过程。在经济建设上,斯大林高举列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伟大旗帜,构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出国家计划指导、发展生产力与改造生产关系并行、社会主义集体协作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的苏联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然而,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实施过程中,由于党的领导经验缺乏,干部能力不足,社会在急于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建成社会主义的心理驱使下,农业改造中出现了正确理论原则与具体实践相脱节、甚至侵犯群众利益行为大量发生的波折,经过加强党的领导与政策调整,农业集体化目标最终完成。这为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打下了物质和社会基础。第五章是提炼斯大林群众观的基本特征。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特征提炼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史的历史视野下,进行历史的、整体的、辩证的动态考察,指出:斯大林的群众观是在继承历史、发展历史、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是在对人类历史、党的历史、苏维埃历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整体把握中发展的;是在对自我与历史、卓越人物或领袖与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作用的辩证认识中升华的;是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呈现的。它具有历史性、整体性、辩证性和矛盾性。它是有机的生命存在,而非孤立抽象的理论教条。第六章是总结斯大林群众观的经验教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把斯大林群众观的理论和实践放在共产党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长河中来感悟,指出:探索规律、尊重规律、利用规律是社会主义事业永恒发展的首要前提,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教条主义相斗争,在与人民群众心理无限逼近的历史运动中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事业平稳运行的坚强保障,其中,坚持并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开展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的内在动力,坚持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法治保障;“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它要求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永恒价值追求中,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实现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解放。

许皓^[3]（2018）在《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从苏联经验的影响说起,它既是建国初期城市规划发展的一个外部动因,也是一条内在主线。“趋向”还是“偏离”苏联经验,是城市规划发展演变的核心主题。论文聚焦1949-1965年这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将城市规划职业实践活动的三个方面——指导理念、运作体制、工作框架作为研究重点,在阐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其呈现的理论特征,以此把握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流。除绪论与文献综述外,主体内容分为“历史阐释”、“理论分析”、“经验启示”三部分。第一部分“历史阐释”,提出四个历史阶段,用以阐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起源、发生发展到形成的历史过程。首先是“源头认知”,追溯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历史演变,认知苏联规划模式的基本特征。其次是“逻辑起点”,以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为线索,探究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从西方经验转向苏联经验的过程与缘由。再次是“基础模式”,阐释全面导入并接受苏联经验的阶段,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如何搭建了一个初始的框架体系。最后是“自立路径”,论证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外部参照的转换,以及融合转化苏联经验过程中的本土探索。第二部分“理论分析”,深入解析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基本理念、运作体制、工作框架三方面的形成路径及其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的关键因素,及其最终呈现的独特范型。第三部分“经验启示”,辩证考察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苏联经验,以及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若干特征,以此为今日城乡规划实践提供启示,并为行业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咨询。论文创新点:（1）研究视角上,以“苏联经验”的阶段性影响,切入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展示了外来影响与本土实践的内在脉络;（2）研究内容上,追溯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基本理念、运作体制与工作框架三个方面的起源与形成,重点考察产生的时空背景与多方面影响因素,形成“何以然”式的阐释;（3）研究观点上,提出1949-1965年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呈现的范型,是一个以苏联模式为主导,兼具西方经验与本土实践的“混合谱系”。这一谱系延续至今,变化只是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吴敏^[4]（2018）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考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不仅是由群星闪烁的作家作品组成,同时还包括了文学观念和思想的回旋推进、文艺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显在的明文规定的体制和潜在的"不成文的规矩"、文学报刊书籍的编辑出版发行等方面,此外,接连不断的文化大运动,也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冲击、摇晃、左右着文学的演变轨迹,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历史中那些内耗性、创伤性、破坏性的大运动。阅读和梳理这些文化运动的史实,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实际上已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情。一方

胡志民^[5]（2017）在《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是在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影响持续了几十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逐步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藩篱,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法制建设的加强,以苏联法学理论为蓝本构建起来的我国法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的需要,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学界开始反思苏联法学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许多学者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影响,将清除、清算苏联法学理论及其影响视为构建新法学的前置性任务。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并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并逐渐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并日益宽阔,因此我们急需构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中国的目标。我们在构建这一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时,固然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实践,也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各种法学知识资源,合理吸收、借鉴苏联法学理论、西方法律学说中有益的理论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深入研究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也很有价值,因为它不仅能帮助我们弄清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的具体表现和发展进程,而且能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构建。研究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首先必须对苏联法学理论的内容和特性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苏联法学理论是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法律观点和法律思想的系统阐述,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对社会主义法律、法制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表达。它主要包括法的一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两大部分。法的一般原理着重阐述了法的本质和目的,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法的历史类型等问题;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规律和必要性,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目的,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以及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等问题。从苏联法学理论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属性,因为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立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将法与国家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二是重点研究社会主义的法;三是作为建立部门法学的基础。但它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具体表现为在法的本质和功能上,过分强调法的阶级性,忽视法的社会性;在法与国家的关系上,过分强调国家对法的主导性,忽视法对国家的制约性;在法与政治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政策对法的决定作用,忽视法对政策的制约作用。上世纪50年代苏联法学理论引入中国后,对我国的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我国的理论法学来说,它就是以苏联法学理论为蓝本,在全面继受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一般原理为我国学者所接受,并被植入我国的法理学之中。我国学者按照苏联法学理论的观点,阐述法的本质和目的,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法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法的历史类型等问题。其次,苏联法学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法与法制原理也被引入我国,构成我国法理学的重要内容。我国学者按照苏联学者的基本观点,论述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规律和必要性,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目的,社会主义法与经济、政治、国家等社会现象的关系,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以及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等问题。同时,苏联法学理论对于法学学科、法理学学科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辨证的研究方法的论述,也被引入我国法学理论之中,形成了我国学界对法学、法理学学科的基本认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者们从质疑、批判法的阶级性这一基本观点入手,否定苏联法学理论的科学性,许多观点被抛弃或者被修改,他们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家法学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从此苏联法学理论在我国理论法学中的影响日渐式微。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部门法学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从宪法学、刑法学和民法学的分析中加以认识。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首先对我国宪法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宪法观、宪法制度理论和宪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宪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功能和历史类型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宪法学确立了宪法的本质观、工具观和历史类型观。从宪法制度理论来看,我国宪法学以所形成的宪法观为指导,按照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构建起以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内容的国家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所有制、计划经济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为内容的经济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为内容的国家机构制度理论,以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特性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致性为内容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制度理论。从宪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宪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学苏联法学理论受到质疑和批判后,我国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宪法观,并创新宪法制度理论,从此苏联法学理论在我国宪法学中的影响开始衰落。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对我国刑法学影响很大,它主要表现在刑法观、刑法制度理论和刑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刑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和功能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刑法学确立了刑法的本质观、工具观和机能观。从刑法制度理论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阶级本质的观点,一方面使我国刑法学确立了刑法阶级性的观点,由此形成了以社会危害性为核心的犯罪的实质概念,并构建起犯罪构成、类推、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等犯罪制度理论;另一方面使我国刑法学形成了刑罚阶级性的观点和刑罚目的的学说,并以此构建起刑罚体系、量刑、刑罚执行、时效等刑罚制度理论。从刑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刑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苏联法学理论被否定,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刑法学的影响逐渐减弱,刑法学的新观点、新理论不断推出。苏联法学理论的引入对我国民法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民法观、民法制度理论和民法学学科认识三个方面。从民法观来看,在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的本质、目的、功能和法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指导下,我国民法学确立了民法的本质观、公法观和工具观。从民法制度理论来看,我国民法学以苏联法学理论形成的民法观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计划原则,构建起以公民、法人为内容的民事主体制度理论,以所有权的主体、客体和保护为内容的所有权制度理论,以债的原因、履行、担保和计划合同为内容的债的制度理论。从民法学学科认识来看,苏联法学理论关于法学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论述,帮助我们确立了对民法学的阶级性质、批判和构建的基本任务、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的认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逐步摆脱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提出新的民法观、民法制度理论和民法研究方法,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揭示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及其变化过程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影响进行深入思考,以此获得一些启示,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的构建。首先,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产生影响主要有两大原因,即直接原因和推动因素。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六法全书被废除,我们急需构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但不具备完成此项任务的条件,而苏联经过30余年的探索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这使得这种理论的引入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国实行“一边倒”政策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成为苏联法学理论引入的重要推动力。其次,苏联法学理论影响我国法学有着两个重要途径:一是通过开展法学教育,学习和传播苏联法学,培养掌握苏联法学的人才,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奠定基础;二是通过批判和运动,清除旧法观点,清理、改造旧法人员,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扫清障碍。再次,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产生了两大影响。从积极方面说,它帮助我国建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法学,培养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法学队伍;从消极方面说,知识资源和研究方法单一给我国法学的发展带来了困难。最后,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的影响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体系,提供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即坚持我国法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秉持我国法学发展的实践路径,拓展我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资源,建立我国法学发展的良好学术环境。

韩冬涛^[6]（2016）在《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文中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地处欧洲北端,与俄罗斯隔海相望。虽然在俄苏研究领域没有美国和英国那样声名显赫,但是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俄罗斯长达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联系,孕育出本地区相对独特的俄苏研究群体和学术思想。冷战后,与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俄苏研究范式转型相似,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在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学科理论的应用。面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转型所带来的学术研究机遇和潜在的经济机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90年代在俄苏研究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本地区俄苏研究的机构和研究人员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冷战后的俄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了相应的提升,从而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学术界在冷战后对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发展状况,是国际问题研究框架下,国别问题研究与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研究的综合。鉴于苏联解体后,西方转型学理论对于俄罗斯的解释力不足,需要将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内进程的深度阐述相结合。因而,一方面,本文通过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面貌进行概括,厘清这一特定地区俄苏研究的特点,从而观察该地区学术研究如何与决策互动,从而影响地区政治；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命题,主要是观察俄罗斯本身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如何成为该地区学术的“镜像认知”。为何同样的俄罗斯现象会在不同地区的学术认知中出现不同的分析与解释?这一双向互动本身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简单地说,学术认知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工具。在整体结构上,本文共分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共10章节内容。首先,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对当前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并初步提出本地区俄苏研究的特点；随后进入本文的重点研究内容——对本地区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性的解读和分析,从学术史的分析中汲取尽可能多的营养;最后,对本地区俄苏研究的独特性、面临的挑战进行概括。第一组成部分绪论与第一章。在阐述本研究的源起,在理论、实践和学术交流方面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一章——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概述。由历史发展脉络、当前研究状况以及研究特点的初步总结构成。在历史发展脉络部分,回顾了本地区俄苏研究的发展历程、动因和主要特点。在当代研究状况部分主要总结了冷战后本地区俄苏研究在机构、人员方面的增长状况,和研究议题的变化。初步认为本地区俄苏研究具有如下特点：研究议题集中于中观层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分散性特征,注重跨学科研究。第二组成部分,第二章至第八章,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学界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针对性的个案分析。从代表性学者的所属学科和研究领域出发,划分为三项主题。第一主题,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转型研究,包括瑞典学者奥斯隆德从新自由主义视角下对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的研究,瑞典学者赫德兰在新制度主义背景下对俄罗斯转型的研究,丹麦学者诺格德在比较政治、经济学框架下下对原苏东国家的转型研究。第二主题,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历史研究,包括芬兰学者苏特拉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苏联经济思想演进的研究,丹麦学者罗森菲尔特从政治制度史角度对斯大林信息控制体系的历史研究。第三主题,冷战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罗斯外交研究,包括挪威学者诺依曼基于治理模式认同视角对俄罗斯与国际社会（欧洲）关系的研究,瑞典学者琼森从政策分析角度对俄罗斯1991年至20世纪初零和观念下中亚政策的研究。之所以选择这两位学者,主要是考虑到其研究对象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欧洲不仅在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的主要交往对象和西方化思想的来源,更是俄罗斯在转型进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中亚对于俄罗斯来说更像是“兄弟”,它们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从现实方面来看,中亚地区是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以及后苏联空间中,重要的战略支点。第三组成部分,结论—一相对均衡、务实、兼容发展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基于对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苏研究历史发展脉络,冷战后研究现状和代表性学者学术思想的分析和了解,就冷战后本地区的俄苏研究就行综合性评价。相对于文化同源的美国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在俄苏研究的立场方面力求均衡；以政策需要为研究导向,讲求务实性；在研究议题、研究途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等方面表现出兼容并包的特征。

刘舸^[7]（2014）在《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关系研究》文中指出论文把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作为研究苏联兴亡的核心线索,以苏联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历史事件为依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辅以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论证了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的内在联系。首先,论文总结了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并从严格的概念上界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内涵和基本表现形式。其次,论文详细阐述了五代苏共高层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实际状况与苏联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对应关系:以列宁为核心的苏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奠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苏共第二代领导人具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斯大林模式”并取得伟大成就;以赫鲁晓夫为核心的苏共第三代领导人平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导致苏共理论与决策失误并为苏联亡党亡国埋下了潜在的政治危机;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苏共第四代领导人缺乏理论素养导致苏共意识形态和执政总危机;以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苏共第五代领导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则将苏联彻底推进了亡党亡国的深渊。最后,论文得出三点基本结论: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初创时期还不完善,在对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监督不够的情况下,党的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和精神追求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带有决定性意义。正因如此,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与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直接相关。第二,丧失阶级立场、放弃阶级分析方法是赫鲁晓夫以降的苏共高层领导人思想与政治崩溃的起点。第三,自赫鲁晓夫以降的苏共高层领导人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关键。论文最后强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生命共同体,一损俱损、共生共荣,其中马克思主义是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灵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发展带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中,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都必须自觉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政权必须牢牢掌握在具有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手中。

杨玥^[8]（2013）在《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梳理了1985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从合作到冲突的关系演进，在分析两人关系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探析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以及苏联最终解体的历史。论文指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虽然充当了苏联解体的掘墓人，但从两人关系的演进中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苏联内部的党派斗争、苏联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外部因素等多层次因素都深刻影响到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并进而影响到了苏联的改革进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陈启民^[9]（2013）在《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文中研究指明为中国社科院翻译《雅科夫列夫访谈录》（АЛЕКСАНДРЯКОВЛЕВ/ ИЗБРАННЫЕИНТЕРВЬЮ:1992-2005,以下简称《访谈录》）犹如苦熬"精神炼狱"。全世界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知道他的"公开性"、"新思维"、"改革",却很少有人知道"公开性"的开创者、"新思维"的"灰衣主教"、"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1923年-2005年）。

马晓明^[10]（2012）在《苏共二十大与“六十年代人”》文中研究指明在1956年2月14日－25日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以秘密报告的形式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斯大林进行了诬蔑和全盘否定，沉重打击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共二十大开启的、从今天来看也具备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某些特点的“解冻”进程给苏联带来长久的和深远的不良影响。但是，如果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尚没有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原则，那么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在苏共二十大“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戈尔巴乔夫等“六十年代人”，在改革的旗号下,实行了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首先继承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方法，采取更加开放的、大声疾呼式的“公开性”运动来否定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把苏联社会一切弊端归结为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恶果，并不断扩大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历史的批判范围，最终走上放弃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还继承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等一系列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以及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理论。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发展了赫鲁晓夫关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宣布苏联共产党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代表“苏联人的共同利益”。他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并最终在民主派的推动下解散了苏共。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解散自己领导的苏共中央领导机构，是从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入手的。是赫鲁晓夫开了改变苏共无产阶级性质的先河，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破坏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及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所作所为是一脉相承的。将苏共二十大与“六十年代人”结合起来研究，从苏共在思想政治上滑坡的源头追溯苏共衰亡的历史，揭示赫鲁晓夫错误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卡冈诺维奇访谈录(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卡冈诺维奇访谈录(上)（论文提纲范文）

（1）关于苏联解体的六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斯大林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5）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论文提纲范文）

（10）苏共二十大与“六十年代人”（论文提纲范文）

四、卡冈诺维奇访谈录(上)（论文参考文献）

• [1]关于苏联解体的六大问题[J]. 马维先.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10)
• [2]斯大林群众观研究[D]. 吴礼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3]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形成研究（1949-1965）[D]. 许皓. 东南大学, 2018(05)
• [4]《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考略[J]. 吴敏. 南方文坛, 2018(04)
• [5]论苏联法学理论对新中国法学的影响[D]. 胡志民.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6]后冷战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俄苏研究[D]. 韩冬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8)
• [7]苏共高层领导人的理论素养与苏联兴亡关系研究[D]. 刘舸. 清华大学, 2014(05)
• [8]从合作到冲突：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关系的演进看苏联解体[D]. 杨玥. 吉林大学, 2013(04)
• [9]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J]. 陈启民. 炎黄春秋, 2013(07)
• [10]苏共二十大与“六十年代人”[D]. 马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