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的“独立”

一、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论文文献综述）

罗嘉敏^[1]（2021）在《澳门文学的澳门性建构 ——以回归以来的澳门文学批评为考察对象》文中提出

何中华^[2]（2021）在《从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看公德私德问题》文中提出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说,公德私德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和西方的问题。作为"亚细亚现象"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界,从而没有公德私德赖以附丽其上的基础。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一条相当清晰的因果链条:商品经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修辞,意味着人的个体与类的分离和对立。与此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这种发生学基础,而是表征为"家""国"同构,由此决定着由"内圣"而"外王"的展开及其连续性。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固然也有公私之别,而且也是在道德的意义上成立,但它仅仅关乎道德与非道德的甄别,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德私德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所谓的公德私德,只是意味着道德的类型或归属领域之不同。因此,以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去"格义"中国原有概念,就难免走向把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现代化"和"西方化"的陷阱之虞。

李新潮^[3]（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黄瑶^[4]（2021）在《王阳明责任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当代社会的“责任”概念深受西方法治文化的影响,以法制思想为内核的“责任”被看作是与具体身份相联系的特定义务,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的理解使得责任依附于外在条件,从而丧失了其中所蕴含的德性意蕴。以这种外在性的方式看待责任让人们逐渐将其看作是一种负担,从而总是想方设法地逃避责任。如何摆脱对责任的逃避,重新将“责任”拉入内在德性的轨道上来,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王阳明责任思想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期,朱子学作为官方哲学长期统摄学、政。在“心理二分”的作用下,“责任”成为庞杂繁琐的道德知识、科举功名的外在功利和无法穷尽的天道压迫,而这正是造成人们无力面对现实责任的原因。彼时,王阳明自觉于朱子学的不足,以自身的担当肩负起道统大旗,成为“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人物,在“心学”的建构以及自身经历中重新诠释了“责任”的内涵。他否定“责任”的外在性,而将责任看作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是植根于心的内在德性,这样的解释将责任从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促使人们自主承担的内在动力。王阳明责任思想从三个角度阐释了“责任”的内在性。首先,从形上基础来说,王阳明以“心即理”打破了程朱理学“心理二分”所创设的责任困境。“心即理”以贯通“心”“理”的方式重新定义了责任的内涵,其强调的是“心”与“理”的贯通意义。在这种贯通之中,“责任”不再是“天理”的外在强制,而是“心”对于外在之物的主动回应,在这种回应之中,内在德性与外在规范也得以贯通。这种贯通,王阳明是通过对“亲亲”与“忠恕”的阐述来实现的。他认为,人生来就被抛入“亲亲”关系之中,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必然被照顾、被关爱,所以对于亲人的回应是每个人必然承担的责任。同时,这份责任并不限于特定的对象,对亲人的责任就是“尽己”,即为“忠”,这份责任不断生长弥漫便是“推己”,即为“恕”。由“亲亲”到“忠恕”,责任得以由内在通达外在,最终超出特定的他者,成为对每一个人的回应。由此可见,在王阳明责任思想中,责任以“心”为起点,最终推扩至万事万物之“理”中。其次,从工夫践行来说,王阳明认为“责任”作为个体对他者的回应,只有落实到具体的道德践履之中才能被他者感受到,如果只是停留在认识层面,那么“责任”无疑只是道貌岸然之辈自我感动的筹码。这样的工夫论确认了责任是以内在“良知”所自然激发的道德行为,责任运行的路径呈现出由内而外的自主推进过程,其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蕴含着“知行本体”的道德践履,内在“良知”通过推动责任的外在实现,从而将“知”与“行”贯通起来,最终让良知之“致”得以完成。最后,从实现境界来说,王阳明强调责任的完成并不是为了外在的功利或者荣耀,而是追求“成己成物”的人生境界。这一境界的实现历经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内在自我的回归,也就是“诚境”;第二个层次是对外在世界的体知,也就是“仁境”;第三个层次是通过责任担当,将外在的困境转化为内在的和乐,也就是“乐境”。通过“诚境”“仁境”和“乐境”,王阳明描绘出自主承担的责任境界,内在与外在在这一境界中得以圆融,“成己”与“成物”也在这一境界中得以合一。总之,通过不同角度的阐释,王阳明赋予了“责任”以内在的自主性,内在德性与外在规范不再泾渭分明,在内在德性的主导下,外在规范被纳入责任的践履之中。这使得责任不再是一种外在强制,而成为一种不竭的内生动力,推动人们自主承担、主动作为。这样的观点对于反思现代社会的责任观具有重要意义,为每一个人重新接纳与生俱来的责任带来了新的契机。

吉秀华^[5]（2020）在《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萌芽于苏俄、盛行于二战后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和政党制度史上的革命性创造,走出了一条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民主党派合作参政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之路,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和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沧海桑田,在社会主义百年制度史和治理史的发展中,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发生了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命运和遭遇,一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和剧变早已云消烟灭,越南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随着革新开放中的社会政治整合停下了脚步。另一方面,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则充满生机活力和显现出巨大的优势。人们不禁要问,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度走红的背景和逻辑是什么,同一制度不同命运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昭示是什么,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和明天,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兴衰成败的镜鉴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质量和优势并转化为治理的最大效能?从学科学理来探求和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目的和价值。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践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历程。在百年实践探索中,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主要建立了两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一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将多党合作的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之先河。二战胜利后,东欧和亚洲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于各国共产党对于多党合作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条件不同,导致这一制度发展呈现出巨大差异性。在东欧各国,多党合作数次发生分化和转折,从人民民主制度下多个国家的联合政府到斯大林模式下四个国家坚持共产党为绝对主导的多党合作,从艰难改革进程中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彻底转向西方的多党议会制,其历程之曲折,其教训之深刻世所罕见。在亚洲国家,越南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越南的多党合作制度中途夭折,在苏东剧变的影响下,转向了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中国在风险考验中坚持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回顾和比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历史道路,总结这些国家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和成败得失,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政权建设的理论宝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对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原理和多党合作理论进行新的挖掘。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通过对苏俄、东欧、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发展、演变以及转向的历史轨迹,从纵向比较的视角透视其各自流变的原因、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横向比较,包括对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体制机制等比较,探寻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纵横比较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发展的依据理路,在制度比较的优势中增强面向未来发展的制度自信。全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章。导论部分详细论述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方法,介绍了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并对全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第一章从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入手,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概念与范围,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既遵循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逻辑和成长机理,为理解和观察这一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从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国际因素的影响,各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方面梳理了多党合作制度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世界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的变化成为多党合作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苏俄对于多党合作的创造性实践,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政治遗产。二战胜利后,苏联在周边国家及能力所及范围内所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合政府进而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外部环境。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构成了多党合作制度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三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发展与嬗变:一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苏俄首先建立了多党联合政权,对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多党合作进行了宝贵探索和丰富发展;二是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欧亚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确立、发展及其遭遇挫折;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第四章主要以东欧和亚洲国家为例,具体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和实践机制。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内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等具体国情差异决定了这一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通过比较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同时也解释了相似的制度、不同的命运背后的多重复杂成因。第五章分析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不同命运、成败得失背后的原因、经验教训以及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未来发展的现实启示。总结经验,审视当下,面向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只有置身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大潮,正确处理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一切旧式政党制度,引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论述和阐明了以下几个核心观点:1.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类型,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根源于旧式政党必然让位于新型政党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回答和讨论的是政党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在获得、参与、执掌国家政权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与其他政治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模式。尤其是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国家政权、其他政党以及社会的关系。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是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及其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这一制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民主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来源。2.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因其质的规定性必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具体到每个民族国家的实践又一定会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多党合作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形态和运行机制,这些生动而具体的特点恰恰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价值本源性与形式多样性、普遍性与民族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发展逻辑。多党合作制度以自身独特的组织形式、价值指向和活动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和内容,为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道路作出了贡献。3.从苏俄首开先河到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地生根,从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生动实践到千篇一律的斯大林模式,从改革中的艰难前行到最终遭遇重大挫折,多个国家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多党合作制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命运和归宿,留给后人深刻的经验教训:一是立足国情,坚持独立自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三是正确处理与民主政党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四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是衡量多党合作制度的首要标准。违背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会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覆亡的命运,遵循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4.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用事实证明,不是多党合作不适合“社会主义”,而是这一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所在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与政党政治文明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坚持价值形态与制度成效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欧叶荣^[6]（2020）在《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国内外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愈烈、交锋正酣,多元文化场域的复杂交织态势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生态的典型特征,正不断威胁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较政治文化附着于政治系统的强大稳定性,及党内政治文化以维护政党合法性为宗旨的特征,行政文化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更易发生变动,也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整合、引领的天然优势。而且,多元文化场域中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权利、自我与他者、吃苦与享乐、个体与公共等价值间的张力,也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多层次矛盾。这给行政文化整合带来了重大历史挑战,因而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成为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多元文化场域可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性质维度、形式维度等多个层面立体展开;行政文化系统也是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精英性与大众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精神流传性与物质依附性等多元属性并存的有机统一体;由此可辩证把握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以及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从现实层面来看,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各个文化场域给行政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究其实质,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主要面临着传承与转换的整合、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现实与理想的整合、人与机器的整合、人的主体性的整合、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等实质困境。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具有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及行政文化生态系统两个层面的目标导向,需同时把握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和文化整合的特殊原则。其具体方案设计为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认知转变机制;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矫治优化机制;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沟通对话机制;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功能协调机制、结构重建机制、价值重塑机制;以及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风险规避机制五个阶段。其中,行政文化系统的结构重建和价值重塑是核心,也是本文主要创新点所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的博弈,促使行政精神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等各层面的要素调整和内涵赋新:精神层面包括培养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行政动机、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相统一的行政态度、不忘初心与牢记使命相统一的行政情感等开放兼容的行政心理;塑造工作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行政实践观、行政主体与公民身份相统一的行政角色观、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行政价值观等先进健康的行政观念;确立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相统一的行政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统一的行政信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相统一的行政道德等与时俱进的行政思想;及发展系统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体系、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体系等本土化的行政理论。制度层面包括以精英联大众,塑造全员参与的民主体系;以科学融人文,塑造技术规则的责任体系;以西方鉴中国,塑造融礼于法的法治体系;以传统喻现代,塑造自律家训的廉洁体系;以线上促线下,塑造人民满意的服务体系;以国内推国际,塑造和平发展的友好体系。行为层面包括“刮骨疗毒”之克服网络文化浮夸风气,反对形式主义;摒弃传统文化官本位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割除西方文化功利毒瘤,反对享乐主义;警惕大众文化消费特性,反对奢靡之风和“淬火赋能”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吸收西方竞争特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紧跟大众现实需求,为民服务真抓实干;借助网络技术优势,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进一步指出,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体现了人民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共同揭示了人民是共和国的伟大建设者,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共同彰显了人民是共和国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的建构,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取向、整体推进人民各项权利平衡发展的行政价值规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的行政价值准则、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行政价值标准、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行政价值追求、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政价值目标。为促进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具体实现,需遵循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及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等实践策略;实施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等现实路径。

姜新^[7]（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离开共产党来谈国情是不现实的,党内治理牵动着国家治理的每一条神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其中约有80%的国家公务员,以及超过95%的领导干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办好中国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在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政治布局、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同时,党内腐败和思想混乱等治理窠臼问题被新媒体无限扩大,更加直白地摆在了名为信息社会的“砧板”之上。党内治理问题在削弱党的执政效力的同时,更是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整个国家的治理进程。党内治理的迫切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党内治理理论架构,以及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还处于成长时期,难以与西方现代法治和政党理论抗礼。本文以依规治党为切入点,意在回答五个问题: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以此实现巩固现有党内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更高效地转换为治理效能,丰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本文将依规治党的概念概括为:依规治党是法治思维在党内建设领域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之上,运用制度手段对党内事务、党员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治理。依规治党的本质:明确权责划分,规范权力运行。依规治党的目标:借鉴法律属性管党治党,使政党保持生机活力,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分别从政党理论、执政党理论、法治理论三方面阐释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从世情、国情、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充实依规治党的现实根据;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逐渐演变的理论架构阐释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再次,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总结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新时期、新时代四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依据总结出新时代依规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依规治党概念本身不够明确凝练。二是,依规治党的研究重点需转移,由横向思辨转向执行细节。三是,党内法规的内容和执行程序存在碎片化、不规范以及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四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期推行,法治思维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认可,依规治党出现监督不足和矫枉过正并存的现实悖论。同时,依规治党的容错纠错措施存在匮乏。五是,依规治党软环境面临信仰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最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本文从党内法规生成机制和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两方面入手,在巩固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生成领域:一是,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原则（坚持科学理论、人民立场、法治精神）。二是,提出新时代优化党内法规生成机制的切入点（法规队伍的配置、交流培训和民主参与）。三是,明确法规生成机制的未来关注点（补足合规审查机制,形成闭环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一是,通过“圆桌学习”和新的选人用人模式,实现从严治吏。二是,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下,从立法契合、过程衔接两方面,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一体化。四是,补足兜底措施,充实依规治党的救济措施。

高苗苗^[8]（2020）在《单向度教育及其纠正研究》文中提出单向度教育是教育现代性危机的深层体现,面对这种使人的批判性、否定性与创造性逐渐消退的单向度化危机,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如何将这种发展危机转化为发展的可能。因此,本研究以单向度教育为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表达对于现行教育的否定,而是通过对单向度教育的认知与理解,使得教育实践者能够对教育教学活动中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系统清晰的认识,为构建人的全面和谐自由发展理论奠定良好的基础,以期能够为教育的良好发展注入活力,凸显教育的真善美。因此,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进行了研究。一方面,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单向度理论的文献调研,本研究认为,单向度教育是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向度下,现代教育以塑造知识人为目的,偏离教育本质,忽略了最根本的对于学生个性、心灵、独立自主精神等的开发与塑造,造成学生批判性、否定性与创造性逐渐损减的教育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通过采用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分析法,本研究将我国社会的现实与马尔库塞所描述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现实进行了对比,并对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问题与当下的教育现实问题进行了对比。据此,本研究认为单向度教育具体表现为学校教育中被强化的工具性理念、与生活经验相分离的教育语言、向工业化偏行的教育过程、偏重于技术操纵的教育手段,并从受教育者自主性的损减、热爱的消退和求真求善求美的弱化三方面分析了其效果。基于此,我们着眼于观念和现实两个维度来深度考察了单向度教育产生的根源。就观念层面而言,主要是对人和对教育的认识偏差;就现实层面而言,主要从宏观的国家教育政策的相对局限性、社会现实问题、中观的学校具体教育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的个人因素等着手进行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单向度教育纠正的可能性、有限性以及纠正策略进行了合理的探索。通过一系列对于单向度教育的深入分析与研究,我们认为,对单向度教育的纠正必须从观念和现实两个维度着手,就观念维度而言,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教育主体的人是具有整体性、差异性和社会互动性的;同样地,我们也必须正确全面地认识教育本质与全面发展教育;就现实维度而言,国家层面上有必要为单向度教育的纠正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不断完善相关的人才选拔政策、考试政策与学校教育政策;社会层面上,我们理应以价值理性为支撑促成技术异化的有限消解、消解特权属性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学校层面上,教育评价应尽量做到评价功能、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客观性;个人层面上教育者理应坚持爱智统一的原则,作为受教育者,既要讲求自身个性的发展,又要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的升华。

常琳^[9]（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查建友^[10]（2019）在《文化发展活力论》文中认为文化发展活力是影响文化强弱盛衰的深层次因素。本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顺应时势,创设条件,最大限度激发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复兴中华文化,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本文的中心思想,要言之,文化主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促进的实践论,即文化主体与社会环境是影响文化发展活力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制约着文化发展活力的强弱盛衰。全文包括绪论、正文九章（分三大部分）和结语。绪论阐述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逻辑架构,以及研究的可能创新点。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章,多维动态地界定文化发展活力概念:基本含义、表现形态和历史经验。第一章对论文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论文中的“文化”涵盖了人们的一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包含两个层次:浅层次是指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它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可称为“观念文化”;深层次是指文化实践活动、精神生产活动,它是产生观念文化的基础,属于社会实践、社会存在范畴,可称为“实践文化”。文化发展活力是促进文化兴旺发达的生命力,它集中体现为文化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生活的丰富性特别是文化创新,并能够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它受到主体状况、社会环境最终是社会实践的制约。第二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表现形态。文化发展活力的直接性表现是文化的供给与需求、主旋律与多样性、稳定性与变易性三个方面。在创造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中推动文化互动循环、供需两旺、发展繁荣;在主旋律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合理张力中,文化健康发展、长盛不衰;在稳定、变易再到新的稳定、变易……的循环往复状态中,文化生生不息、朝气蓬勃。文化发展活力的深层次特征是: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人民文化生活的丰富性,文化的创新性,文化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活力说到底是文化主体的活力,主体的能动性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主体状态,文化丰富性特别是文化创新则是主体活动的产物、产品,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是根本目的、价值旨归。它们在逻辑上应当是由主体到产品、由文化整体状态到核心要素、由文化自身到社会大系统的逐步展开的过程。第三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历史经验。论文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苏联的文化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总结、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发展得失,提炼出具有普遍性（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又兼顾特殊性（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规律）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文化发展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文化发展与文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问题,等等。第二部分包括第四、五、六章,深入分析决定文化发展活力的基本因素:主体基础、社会条件和实践生成。第四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基础。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构成的“人民”,是文化发展活力的主体——文化的生产创造主体、传播传承主体、消费享受主体、评价裁判主体。从根本上来看,文化发展活力根源于主体的文化生活需要,集中体现为文化自由:人民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不违背法律（良法）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享有文化的创造、传播、享受和评价的自由,文化活力的本质特征是文化主体的自由;具体来看,文化发展活力来源于文化的个体性与群体性间的互动并保持一定的张力,来源于文化的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并形成文化发展合力。总而言之,个体性的、多元化的文化主体是文化发展活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第五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活力与经济、政治等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特别是受政治环境的根本制约。一定的经济条件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必要前提,尤其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生产消费的内容、文化发展的层次或程度等始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政治活动是影响文化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政治活动通过影响文化主体的利益、控制文化生产资料、影响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内容来对文化活动进行调节。第六章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生成。文化是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发展活力孕育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微观上,文化主体（主要是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带来文化的改变,如人们的实际地位（经济、社会等）的跃升跌落、人与人的交往方式的演化嬗变等;中观上,文化系统内生力量推动文化不断演化更替,如文化不同领域间的分化与融合、古今文化间的传承与创新、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与借鉴等;宏观上,社会整体（国内外）的实践状况,尤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是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催生出强劲的文化活力、激发出蓬勃的文化生机。第三部分包括第七、八、九章,提出增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活力的对策思路:主体提升、社会保障、实践推进。第七章从文化主体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提升问题。从目标定位、现实状况、提升路径三个方面来分析:目标是培育具备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权利的文化主体;同时,从意识、能力和权利三个维度来考察和把握文化主体的客观状况,找准差距、明确不足;进而,参照目标,立足现实,从主体意识培养、主体能力训练和主体权利获取三个方面来努力提升文化主体活力。第八章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提升问题。基于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等的密切关系,必须从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主要的方面来努力:大力发展经济,协调好人们的利益关系,为人们创设更多的自由时间,并推动文化投入的稳定增长以建设更好的文化活动基础设施;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创设宽松自由、开放包容的文化发展环境。第九章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活力的现实推进。理论来源于实践,终要回归到实践。文化发展活力的实践推进,总体思路是逐步从文化管理走向文化治理,最终实现文化治理的现代化。具体路径主要是:坚决推进依法治文,实现文化发展的法治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集共识、聚心合力、引领发展;完善“思想文化市场”,推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流借鉴、融合创新、发展繁荣。结语部分展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并概述当前的现实进路。

二、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2）从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看公德私德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王阳明责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6）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单向度教育及其纠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文化发展活力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论文参考文献）

• [1]澳门文学的澳门性建构 ——以回归以来的澳门文学批评为考察对象[D]. 罗嘉敏. 汕头大学, 2021
• [2]从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看公德私德问题[J]. 何中华. 文史哲, 2021(03)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4]王阳明责任思想研究[D]. 黄瑶.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 吉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6)
• [6]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D]. 欧叶荣. 湘潭大学, 2020(12)
• [7]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D]. 姜新. 华侨大学, 2020(12)
• [8]单向度教育及其纠正研究[D]. 高苗苗. 山西大学, 2020(01)
• [9]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文化发展活力论[D]. 查建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