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华人社会政治地位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东南亚华人社会政治地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宋灵^[1]（2021）在《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关系的曲折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印尼华侨华人是全球华侨华人人口数量最多却排华现象最严重的国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关系曲折发展的相互影响,来获取中国发展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对外关系处理方式和侨务公共外交的开展提供借鉴意义。第一部分,为了实现研究目的,在阐明了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基础上,查阅并弄清中印（尼）关系曲折发展的史实,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华侨华人理论、印尼华侨华人以及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关系的研究现状,对“印尼华侨华人”、“散居者”、“侨务公共外交”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为选题研究厘清了思路。第二部分,对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建交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探讨。中印（尼）建交是有基础的,在印尼华侨华人牵线搭桥下,两国很快实现了建交却在初期出现建而不交。印尼和中国政府制定了相对积极的侨务政策,使得印尼华侨华人能够主动参与双边关系中,为中印（尼）建交、新中国的建设和印尼国家稳定建设主动发挥积极作用。印尼华侨华人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内部分裂又分裂斗争,将中国国内的斗争衍生到印尼国内,大部分人不愿放弃中国国籍等行为引起了印尼国内的忌惮,阻碍了中印（尼）关系的发展。中印（尼）关系随着中国主动解决双重国籍问题而出现了改变,双边关系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时期。第三部分,对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关系中断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中印（尼）关系恶化是在印尼国内政权更迭、中国采取激进外交政策和美国干预等因素共同制约下的结果,两国关系恶化且都制定了不利于印尼华侨华人发展的侨务政策。他们处境艰难,面临着印尼政府政治上的强化控制、文化教育上的同化和排华事件接连发生的压力,难以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印尼政府将印尼华侨华人作为转嫁危机的替罪羊,他们为了生存勾结政府官员导致“主公制”盛行以及个别印尼华侨华人不当做法都加深了印尼民众与印尼华侨华人之间的矛盾,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客观上加速了中印（尼）关系的恶化。第四部分,对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复交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探究。中印（尼）两国有恢复邦交关系的意愿,印尼与中国制定了积极的侨务政策给印尼华侨华人作用发挥创造了条件。印尼华侨华人积极响应印尼政府号召,为印尼经济发展做贡献,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自身经济实力也在双边关系中得到提升,有能力为两国关系恢复奔走斡旋。印尼国内缺乏缓冲机制,印尼华侨华人对印尼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在印尼发生经济危机时外逃以及印尼政府转嫁矛盾使得印尼国内爆发了大规模排华事件“五月暴乱”,给印尼华侨华人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制约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第五部分,对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新时期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梳理,中印（尼）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给印尼华侨华人提供了发展机遇,印尼华侨华人应充分发挥自身在缓解两国贸易不平衡、缓解印尼国内排华情绪和为两国战略对接提供正能量等方面的优势,帮助规避中印（尼）战略对接中面临的贸易不平衡、印尼国内问题凸显和“中国威胁论”的挑战,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夯实民意基础。第六部分,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关系相互影响,给中国处理华侨华人问题以及、中国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关系提供了以下启示:1、华侨华人与居住国和祖籍国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华侨华人在中外友好合作中具有独特作用,双边关系能影响华侨华人参与的积极性和在居住国的处境。2、华侨华人在中国与居住国关系中发挥作用时,应注意方式方法,学习借鉴美国犹太人的经验来提升政治地位;摒弃移民思维来改善与居住国民众的关系,抓住中国与居住国关系良好的契机来提升华侨华人的实力。3、中国侨务政策工作要为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提供机遇和保障,通过整合全球侨务资源、细化华侨华人、认清华侨华人现实处境、助力华侨华人社团发展来增强侨务工作的连续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凝聚力。综上所述,中国在处理与华侨华人居住国关系时,不能仅着眼于政治关系,应兼顾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全面发展,避免引起华侨华人居住国的忌惮;应重视华侨华人作用的发挥,注重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构建中的影响;中国应保持华侨华人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稳定性和凝聚力,为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提供发展平台和安全保障。努力实现华侨华人、居住国与中国三者互利共赢。

谭建源^[2]（2020）在《印尼山口洋华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基于在山口洋华文学校的调研》文中指出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华人已经成为印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主改革后,许多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元素在印尼生根发芽,这推动了中华文化在印尼华人中的传承与发展。本文以山口洋这一华人密度最高的城市为例,通过对山口洋华文学校的案例分析与田野调查,重点研究山口洋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山口洋华文学校的案例分析可知,山口洋华文学校的教学内容设置具有贴近印尼本土生活、应用性强和化难为易的特点,并且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课堂教学与文体活动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方式,通过为学生构建华文认知模式,实现华文对印尼本土事物和行为的解释作用,以及教师的言传身教这三大渠道,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山口洋华文学校通过举办和参与丰富的文化活动,推动文化关联与延伸以及对中华文化的追根溯源,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宗教信仰、族群身份、语言使用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山口洋华人与本土社会之间的融合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但他们绝大多数依然坚守着华人这一身份认同。此外,山口洋华人对于文化内容和活动本身的潮流性、视觉性的关注度要明显重于文化内涵。大多数新生代华人尤其是混血华人,青睐于娱乐性较强的活动,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主要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影响,这反映了第三代和第四代华人的文化意识正在逐步下降,他们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如第一代、第二代华人。总体而言,实现中华文化与印尼本土社会的有效融合,将是中华文化在山口洋传承与发展的关键。山口洋华人对于族群身份的坚守为中华文化传承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也要抓住中国影响力扩张的机遇,充分利用华人社团的作用和人口比重优势,争取本土政策的支持,强化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

魏晓敏^[3]（2020）在《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文中认为中缅关系与缅甸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变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当中缅关系良好时,缅甸华侨华人社团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经济机会和政策环境就会比较宽松,其发展就会比较兴旺;反之则比较萧条。二战后,中缅关系对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战后初期,两国迅速建交,胞波友谊逐渐升温,缅甸采取了宽松的华人政策,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经济活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成效显着;奈温军政府时期,恰逢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缅两国关系跌至低谷,华侨华人群体成为被缅甸当局针对的对象,众多粤籍华侨华人在排华事件中丧失性命,社团的各项事业也在混乱的时局中被迫中断;中缅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重获生机,展现良好的势头。

周英^[4]（2020）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华裔留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全国两会新修改的宪法和全国政协章程,首次写入“中华民族”概念,把中华民族的外延从国内的多民族扩充至海外侨胞。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来华留学生人数持续攀升,其中华裔留学生增长尤为显着,因而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显得愈发重要。中华民族认同是华裔留学生对自我的中华民族身份的确认,对该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传统精神的接纳与传承,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民族信念、归属感和依存感。这种认同是以中华民族为中心,具体表现为支持、认同它并在它有危难时愿意为之奉献。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重要的集体意识和精神资源,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附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源泉。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形式,选取国内华裔留学生人数较多的华侨高等院校作为主要对象进行实证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华侨大学华裔留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度较高。华裔留学生对自己的华人身份、中华文化认知、活动参与度、对中国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趋向积极。但研究发现华裔留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仍存在自我身份定位模糊、民族文化认知不足、活动参与意愿不强等问题,归结出华裔留学生中华民族认同主要面临国内外时局变化、华文教育弱化、传统思想观念滞碍等三大现实挑战。为试图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经验及意见,提出了华裔留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培育路径:“政府引领:加强顶层设计;教育先行:树立‘大华文’教育格局;文化导向:厚植中华民族根脉;博采众长: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体系”,以助于提升华裔留学生乃至华裔青年中华民族认同感,夯实“一带一路”人文建设基础,为培育华裔留学生中华民族认同感乃至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绵薄力量。

张青阳^[5]（2020）在《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研究（1861-1963）》文中指出本文研究1861年至1963年间,拉让江流域华人的商业发展。运用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梳理当地华人商业发展,探讨三个历史阶段华人商业特征及影响因素。19世纪中期以后,随布洛克政权剿灭海盗、扩大统治,拉让江流域秩序恢复,迎来闽、潮商业移民。以“堡镇”为据点,闽、潮华商与达雅克人土着交易森林土产。并以宗乡关系为纽带建立覆盖流域连接古晋、新加坡等地的商业网络。闽、潮的华人链式移民模式形成土产贸易主导商业的格局。20世纪初,福州、广东及兴化移民建立垦场引种橡胶后,经济作物取代土产贸易,垦场移民模式形成经济作物主导商业格局,华人商业的门类及规模随之增扩。这一时期,闽、潮两属的商业优势地位仍然明显。土产及经济作物都深受国际市场和价格波动影响,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造成巨大冲击。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华人商业在经济统制政策下再遭重创。战后,英国殖民统治建立,华人政治地位提高,商业环境改善。华人资本纷纷转向工商业。恰逢政府放开部分森林开采权,而本地木材渐受市场青睐,华人锯木业勃兴,战前奠定的锯木业基础加之高集资效率促成福州人在锯木业的成功。华人锯木业获取巨大利润,产生了几家大型跨国公司。政经局势变迁,锯木业带动下,对外贸易联系日趋多样化。本文发现,自然环境及华人文化特征形塑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不同时期的政治格局、市场需求、移民模式也造成影响。当地一直以来与新加坡商贸往来密切,在布洛克时期两地呈商业联系日趋紧密趋势,英领时期则渐淡化。相对融洽的族群关系亦为华人商业提供稳定发展环境。拉让江流域华人因时、因地的选择其商业发展道路,以较为灵活的方式应对危机与挑战,并能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把握发展机遇,使当地华人商业取得瞩目成就。

李国强^[6]（2020）在《新加坡华人华侨反日斗争研究（1931-1945）》文中研究指明华人华侨抗日战争研究是华侨史研究的重点内容。新加坡作为南洋华侨重要的聚居地,为祖国和居住地的抗日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华人华侨从19世纪开始陆续大量和平移民到新加坡,为新加坡的早期开发做出一定贡献,到抗日战争前,新加坡华侨已在居住地的政治和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影响,成为在殖民地中仅次于殖民地政府的一支中坚力量。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华侨就成立以陈嘉庚先生为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开始为祖国提供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新加坡华人华侨在居住地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参加居住的抗日斗争,有效增强了当地反日武装力量,尽管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仍不失为一支抗日中坚团体。到新加坡沦陷之后,华侨开始转入敌后抗日斗争,在马来亚地区各党派的带领之下,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反日斗争华章。而日军对华侨的反动政策,诸如检证大屠杀、征缴奉纳金和实施酷刑等措施,给新加坡乃至马来亚地区的华人华侨带来生命和财产上巨大的损失。战后新加坡华人华侨在政府和民间团体的带领下开始对日索赔运动。在民间团体和政府的努力下,索赔运动取得实质性成效,在一定程度得以慰藉在沦陷时期遭受苦难者的亡灵,而华侨对祖国和居住地的反日斗争的贡献和牺牲也应被世人所铭记。

朱芮^[7]（2020）在《二十世纪以来泰国华侨华人社团对泰中关系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泰国华侨华人社团是泰中关系中天然的不可缺少的载体。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泰中两国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华侨华人社团在两国关系上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中期国际背景和泰中关系背景下,华侨华人被动成为了“华人问题”,而华侨华人社团在政治上对祖籍国的认同、经济上的“占领”和双重国籍问题无意中加剧了“华人问题”的存在,泰中关系随之雪上加霜;而在“华人问题”消退之后,华侨华人社团则顺势而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积极推动了华人问题的解决,促进了泰中关系的改善;而在后华人问题时期,很多新移民以及历史存留的问题成为了影响泰中关系的关键,但此时的华侨华人社团也以桥梁的角色在泰中关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孙琳^[8]（2020）在《越南华文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外华人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华文教育是越南华人社会的重要活动。越南自古深受汉文化影响,这是越南华文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先天优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南的华文教育作为一种外侨教育伴随着大批中国移民进入越南谋生而产生,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造成许多中国文教人士赴越避难,他们在越南和当地华人华侨共同努力,兴办了大批华校,华校的办学层次也日益提高。这一时期也是越南华文教育发展的巅峰期。1954年以后,越南分为越南共和国（南越）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南北双方的政府出于意识形态和外交形势的考虑,开始采用不同的手段打压和同化华文教育,华文教育开始走向衰落。至1975年恢复统一后,越南政府大肆排华,华文教育几乎陷入停滞。1986年越南政府推行革新开放政策是越南的华文教育重生的契机,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当代越南华文教育本质上已彻底转变为一种外语教育。越南华文教育的兴起既受越南尊儒的历史传统影响,又是近代华人经济和华人社团繁荣发展的产物。近代法国殖民政府虽对其处处设限但从未禁绝也为越南华文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早期的越南华文教育是以私塾为载体,随后受法殖政府创办新式学校影响,越南华人也陆续创办正规的华文学校教育,其目的是为了保持越南华侨子女的中华民族特性。因此这一时期的华文教育是一种母语教育。在此之后越南华文教育经历了由兴起到繁荣,由繁荣走向衰落,衰落之后又再度复兴的过程。这种发展变化与华人经济地位状况、越南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态度、中越两国外交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当代越南华文教育为了适应越南国情已以保证得以生存发展下去已经转变为一种外语教育。未来伴随着中越两国贸易深入发展,越南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会继续支持华文教育的发展,因此越南华文教育的发展前景还是较为乐观的。越南华文教育作为越南华侨华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现状的演变从文教层面上折射出越南华人华侨地位的历史变化,间接展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发展的曲折历史,是研究中越文化交流和中越关系的重要参考内容。

李璇^[9]（2020）在《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以曼德勒地区华人社群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缅甸与中国山水相连,不仅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也因其境内相当数量的华人而具备较强的汉语国际传播区位优势。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可以提供宏观社会背景下的微观家庭视角,帮助我们走近缅甸华人的家庭语言生活,并思考如何更好地规划华语在海外的传播以及为海外华人提供符合他们实际需求的语言教育。本文以Spolsky（2004）的语言规划理论框架为基础,结合前人研究和缅甸语言文化背景,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以曼德勒地区的华人社群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和访谈考察构成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的三个方面,即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缅甸华人语言规划的特征、成因和发展趋势。最后,结合研究发现提出针对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和在缅甸汉语国际传播工作的建议和启示,期望对汉语国际传播工作有所启发。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受到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的语言教育政策的影响,并体现出明显的国别特征,是宏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个人背景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如下,在语言意识形态上,缅甸华人的感性态度倾向华语,对华语有较强认同感,随着经济因素的介入,华语学习动机变得多元化;理性态度倾向英语,认可英语在就业和升学上的作用;对缅语的感性和理性态度最低,认可缅语在缅甸本土的实用价值,但对之不作高要求。在语言管理上,家庭语言管理以华语为先,家庭语言文化氛围通常倾向华语,中华传统在华人家庭中得到很好传承;华人家长在语言教育上依赖补习班和家教,导致子女学习负担偏重。在语言实践上,华人家庭内部三代人的语言水平和语言使用呈现代际差异,具体表现为普通话、缅语、英语水平随代际呈上升趋势,而方言水平从第三代人开始呈下降趋势;普通话和缅语在家庭内使用从第二代华人开始上升,而方言的使用随之下降,语言混用现象变得显着。当地华人对语言混用已习以为常,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语言使用倾向,普通话和方言是当地华人社群的通用语,缅语在公共领域使用比例较高。目前缅甸华人家庭中以方言为主的家庭语言使用模式占据大多数,但未来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加、家长普通话和缅语水平的提升以及子女的社会化程度加深逐渐过渡到语言混用模式,之后的转化视家庭缅化程度以及家庭成员对语言价值的判断而定。针对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提高对缅语的重视程度;营造适合语言习得的家庭语言和文化氛围;提高父母双方在子女语言学习上参与度。本文认为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可以为在缅甸的汉语国际传播工作提供以下五点启示:第一,关注家庭在华文教育中的作用。第二,重视华人子女的华语学习出路问题。第三,携手当地华校提高缅甸华文教育质量。第四,在缅甸的汉语国际传播面临与其他地区华语推广机构的竞争。第五,重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输出。

穆丽华^[10]（2019）在《缅甸独立后的华人社会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缅两国唇齿相依、江河共贯,历史交往密切,拥有着传统的胞波情谊。由于地域相近,中国人很早就有移民缅甸的传统,且一直延续至今。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布独立,华人社会得以恢复与发展。缅甸独立后,随着中缅两国的正式建交,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以及政府出台的限制外侨政策等,华侨社会开始向华人社会转变。1962年奈温政府上台执政,实行一系列极端的民族主义政策,之后排华事件的发生,中缅关系的破裂等,迫使大批华侨离开缅甸。留在当地的华侨华人则一改以前的行事作风与生活方式,开始融入当地社会,加快了同化的步伐。排华事件的深刻教训,使华人进一步远离当地的政治活动,也加快了侨民社会向落地生根的转变。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老一代华人的老去及新生代华人的出生及成长,华人身份认同出现加速转变,加快了同化于当地国的步伐,为华人社会的变迁打下了深深的烙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缅甸政府调整内外政策,中缅友好关系更加深入等,为华人经济的重新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大批新华人的进入为缅甸华人社会增加了新的成员。2011年,缅甸实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中缅关系出现较大波折,缅甸民间排华情绪有所上升。这些变化对于缅甸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本文的一个考量范畴。此外,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缅推行,也影响着缅甸华人社会的时代变迁,影响着缅甸华人的命运与走向。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与探讨。第一章主要是对缅甸独立以前的华侨社会作简要的概述与历史回顾,为独立后华人社会变迁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从吴努政府时期华人社会发展的概况与特点进行论述,从而分析与归纳出华人社会得已发展的原因。第三章主要从奈温政府时期华人社会发展的概况与特点进行论述,进而分析与归纳出华人生存空间萎缩的原因,及其对华人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第四章主要从1988年以来当代华人社会的群体状况、社会发展呈现的新特点进行论述,进而总结与归纳出华人对中缅关系的影响与未来发展趋势。

二、东南亚华人社会政治地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南亚华人社会政治地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关系的曲折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印尼山口洋华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基于在山口洋华文学校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3）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华裔留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研究（1861-1963）（论文提纲范文）

（6）新加坡华人华侨反日斗争研究（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世纪以来泰国华侨华人社团对泰中关系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越南华文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以曼德勒地区华人社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缅甸独立后的华人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东南亚华人社会政治地位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印尼华侨华人与中印（尼）关系的曲折发展[D]. 宋灵.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印尼山口洋华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传承 ——基于在山口洋华文学校的调研[D]. 谭建源. 暨南大学, 2020(05)
• [3]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D]. 魏晓敏. 暨南大学, 2020(07)
• [4]“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华裔留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证研究[D]. 周英. 华侨大学, 2020(06)
• [5]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研究（1861-1963）[D]. 张青阳. 华侨大学, 2020(01)
• [6]新加坡华人华侨反日斗争研究（1931-1945）[D]. 李国强.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7]二十世纪以来泰国华侨华人社团对泰中关系的影响研究[D]. 朱芮. 暨南大学, 2020(05)
• [8]越南华文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D]. 孙琳. 郑州大学, 2020(03)
• [9]缅甸华人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以曼德勒地区华人社群为例[D]. 李璇. 南京大学, 2020(07)
• [10]缅甸独立后的华人社会变迁研究[D]. 穆丽华.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