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协历来高度重视科技界的学术道德——中国科协学术部部长马洋向学术界发表讲话，批评个别媒体对学术年会的不实报道

一、中国科协历来重视科技界的学术道德——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马阳对学术界发表谈话批评个别传媒对学术年会的不实报道（论文文献综述）

关泠^[1]（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张媛媛^[2]（2019）在《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研究》文中指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教育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思想引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不断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入“源头活水”。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迈入新征程,应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切实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更需要不断创新,以新心态、新语态、新形态做好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工作。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思维也以其独特的性质、存在形态和运行方式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思维方式的酝酿与形成,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产品或互联网企业,而是逐渐演变成对全生态重新审视的思维方式,并不断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面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工作需要积极迎接新挑战,顺应网络信息化的潮流,深刻认识“互联网思维+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工作”的内涵和要求,结合新时期的社会、高校环境和学生思想和行为动态,用互联网思维指导新时期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工作,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提质创新。本文围绕“互联网思维”这一新视角,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将互联网思维和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探讨如何运用互联网思维,把握大学生思想特点、捕捉其行为轨迹,在摸清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现状的前提下,提出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目标、理念和原则,构建出由环境、平台、内容、队伍组成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引导系统,并且提出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评价反馈机制和保障系统。具体包括:首先,本文对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理论指南及学科知识借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总结。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相关理论为本文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南;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为本文的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次,阐明了互联网思维的形成,梳理并总结出互联网思维具有全球性、多维性、动态性、系统性、去中心化、自组织性、定制式、特色化和差异性的特征,详尽地分析互联网思维的具体类型,即用户思维、碎片化思维、扁平化思维、跨界思维、迭代思维、平台思维、多元思维、社会化思维和大数据思维。指出理解互联网思维是有针对地做好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工作中的逻辑前提。第三,互联网思维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及其引导的现状。分析了互联网思维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层面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开展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工作的影响。并且透过现象深入地分析了造成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现状和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工作现状的具体原因。第四,提出了基于互联网思维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目标、理念和原则。本文指出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应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效果为目标,树立以学生为本、“三全育人”、一元主导与多元共存、跨界思维的主要教育理念,同时秉承多主体互动、线上线下融合和一致性的相关原则。第五,构建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系统。提出了由校园环境、社会环境、网络环境构成的“无边界—有共识”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绿色环境;由课程平台、官方平台、SNS平台构成的“强创新—重体验”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开放平台;由核心内容、基本内容、时代内容构成的“固根基—能拓展”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内容建设;和由“把关人”教师队伍、学生骨干队伍、“防火墙”管理队伍组建“多主体—多中心”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立体队伍。最后,提出了一套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评价反馈机制和保障体系。主要从评价的理念、评价指标、评价实施和评价反馈等方面去印证如何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引导进行评价反馈,特别是引入大数据思维对评价反馈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加强机制保障、提升物质保障、落实人员保障和强化理论研究四个维度构建了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保障体系。综上所述,本文在基于理论研究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互联网思维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的理论框架和建设体系,以期能为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提供新的思路,开辟新的研究路径,以推动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新内容。

岳婷婷^[3]（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指出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张会杰^[4]（2013）在《教育评估公信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转型期中国教育评估的信任困境和基于公信力提升的评估秩序建构,是现阶段教育评估及教育管理必须面对的颇具挑战的基础性问题,开展教育评估公信力研究十分必要也非常紧要。本论文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基于文献研究、思辨分析、采用开放式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对教育评估实践中的“信任难题”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与学理回应。本文首先描述并呈现了当前社会诸领域出现的“信任危机”以及教育评估实践中的“信任难题”,指出当前我国教育评估存在公信力低下这一现实困境；在详细回顾信任研究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确立了教育评估公信力研究的问题关注。因“公信力”是汉语世界的新词汇,本研究对“公信力”的概念界定,相近概念的辨析及公信力在教育评估概念地图中的位置坐标等予以较多着墨。研究细致分析了教育评估实践的公信力诉求及其特性,揭示公信力这一概念的公共性、关系性、整合性以及教育评估公信力提升的艰巨性。其次,对教育评估公信力的影响要素进行解释性建构。本研究以评估相对人、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公众对教育评估的期望为出发点,对评估参与者的诚信与诚实、评估活动的公正与准确、权威与利害,评估过程中的参与协商及舆情引导等进行详细论证,对社会系统性因素,如传统的信任文化及特点、教育规模与价值观多元等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我国教育评估在“去行政化”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对评估的期望正在发生变化,这直接促成教育评估公信力的信任结构变迁。影响要素的分析为教育评估公信力提升途径的探讨奠定基础。再次,研究结合评估发展四阶段的划分,指出教育评估公信力的信任指向分别对应于测量、描述、判断、价值协商等层级,人们的普遍信任在教育评估“硬核”与“保护带”上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研究还概括了威慑型公信力、批判型公信力,以及自致型公信力的关键特征及其效应。强调区分公信力层级结构及品质类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揭示公众普遍信任指向及信任标准的差异。在此基础上,研究对评估公信力现象进行了历史及中外比较,还对评估公信力的双重面相,即普遍信任与广泛质疑共存之悖论状态进行了分析解释。伴随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公众的质疑能力和舆论环境对评估公信力亦将产生影响。教育评估与信任问题关联密切,本文论证了教育评估中的有限信任及其特征。基于人类才德的非完善性,教育评估中的有限信任是合理的,相比于充分信任与不信任具有比较优势。研究分析并揭示出评估实践中不信任与信任胶合共生这一实然状态,并对评估中信任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概括,基于“办”之责任与自由,对教育的“管、评”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研究指出,教育及学术的公共属性要求管理主体履行底线意义上的监管职责,以保证教育教学及学术供给的基本水准。在“办”之资质得以确认的基础上,“管、评”分离,管理主体应致力于对教育评估公正秩序的维护上,严格限制行政权力对具体教育教学及学术活动的干预及控制。现阶段国内教育评估中“管、评”失衡,选拔评优评估供给过剩而认可保障性评估供给严重不足,以致于形成“善意”的摧残。评估公信力由信任与不信任共同驱动,不信任作为外部压力促压却并不必然促进教育评估理论与实践的改善,教育评估发展及其公信力的提升需要优化信任纾解不信任。这一思路有助于澄清公信力问题争论上的误区,同时认识和发现不信任之于公共治理的潜在价值,该部分的分析论证是本研究重要的观念及理论创新,也是对当前信任研究的重要补充。最后,从范式转型与制度保障层面提出教育评估公信力提升的策略及途径。基于信任的优化与不信任的纾解及超越,研究从明确权责,规范评估公共权力,完善教育评估立法,形成评估法治体系；转变管理职能,强化监管维护良序；发展智库,提升评估专业能力,设定评估标准,改善评估信用水平；加强监督制衡,防范道德风险,创设诚信评估环境,增进伦理自觉；制定执行细则,公开评估信息,促进互动协商,引导舆情民意；建立健全释疑机制,如开放思想市场,善待批评质疑,增设风险论证,建立健全元评估机制等六大方面提出了我国教育评估公信力提升的策略建议。这些建议寄期望于为现实问题的探讨提供参考。

赵小平^[5]（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认为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田晓明^[6]（2012）在《反思与超越：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科学主义”泛滥的当今时代,被称之为“硬科学”的自然科学已独占大学之鳌头,科学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人文社会科学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其固有的功能也正日益消解或弱化。在大学这一神圣殿堂中,曾经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她不可避免地陷入或沦为“软”科学的尴尬与无奈。人们心目之中的“象牙塔”已轰然坍塌,“精神家园”在喧嚣和浮躁之中黯然失色。纽曼与洪堡充满理想色彩与完美憧憬的大学,缘何只能成为人们一种远逝的记忆呢?身处这样的“科学时代”,人们不免有这样的疑虑和追问。围绕这些问题与追问,笔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了反思和研究,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首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与特征。笔者系统分析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范式及特征,指出人文科学知识是“意义”的“事实”和“价值”的事实,是一种具体的、境遇性知识,是一种复杂的、要求参与者拥有心灵极大开放性与宽容度的且极具个性表达方式的知识；社会科学是对客观的社会事实、社会过程、社会关系进行描述和归因分析,其理论和逻辑是由一些变量语言组成,其主旨在于揭示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提出了可以用“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统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其次,西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嬗变。通过对古典教育理念的历史梳理与分析,概括出人类早期尤其是中世纪以来传统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阐释与解读”、“信仰与沉思”和“虔敬与超越”；归纳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由于人性与理性的联姻、学术的政治化与科学化结合等原因,使得在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过程中现代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兴起成为历史之必然,大学人文研究表现出对人性与理想的呵护、精神独立和卓越追求,大学人文研究的基本精神仍然是“神圣性的”、“信仰性的”,同时又是理性的,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纯粹,它必须服务于现实社会；探讨了“科学主义”泛滥背景下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何以式微、科学时代理性神话破灭之后当代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崛起等系列问题；指出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唯科学主义或“科学主义”专制意识下解放之后,必须坚持实用化、多元化和科学化发展方向。无论是从研究方法、研究意识方面的考量,还是从研究主题、研究价值层面的分析,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烙上时代的印记,应该主动、努力适应时代发展之要求。再次,我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系统分析了我国洋务运动时期一些典型的洋务学堂和新式书院的办学模式,明晰了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所引入西方办学理念的内容与性质。从内容看,是以自然科学为主,而基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引入主要限于以应时需的语言、法律、历史等；从性质看,这种引入尚停留于翻译、介绍层次。因此,从根本上讲,这一时期我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仍然是中国传统占据着主流地位,即“上法三代”是主体,“旁采泰西”是支流。其后之民国时期,大学才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学人文社会科研究开始转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务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第四,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表达。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钩沉出作为追求“实践合理性”的、面向“事情”和“进入事情”的学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源、社会和谐与持续发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甚至人与神的关系等“实然”功能与价值。在后现代语境下笔者进一步探索和发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选择与整理、文化反思与批判、文化转向与引领、文化沟通与理解等“应然”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第五,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系统。通过对当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科学化、工具化倾向的批判,提出作为面向“事情”和“进入事情”的实践者、追求“本真化”和“实践合理性”的思想者以及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和被“边缘化”的探究者,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凭借学术良知与责任、解释与超越、寂寞与坚守等学术品质；通过对“学术共同体”实然组织形态的分析,提出实现组织效能最大化必须尊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的松散性、开放性、复杂性和虚拟性等应然特性；通过对我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所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的分析,提出有效运作组织活动必须理性对待和妥善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依赖性与独立性、同构性与多元性、竞争性与合作性等矛盾关系。第六,我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保障体系。通过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冲突的分析,提出对待和处理这一冲突必须在理念上正确把握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正确处理现实与理想、科学与意识形态、规范与自由等关系问题；通过对“学术自由”概念及其之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分析,提出有效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必须从国家法律、大学制度以及学术规范等方面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通过对科研平台、科研项目、师资队伍等资源配置之于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分析以及对现有体制、机制弊端的批判,提出了科学、合理、公正地配置学术研究资源的路径与方法；通过对现行学术研究管理与评价的工程技术管理模式的批判,提出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与评价必须遵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历史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人本性原则以及例外原则,以确保其学术研究之质量。总之,从价值取向、氛围营造、资源配置以及质量保证等方面进行科学设计和合理规划,可以建立我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保障体系。最后,以苏州大学为个案,通过对其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之成功实践的全面总结与系统分析,具体验证本研究所提出观点、原则、方法以及路径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权作本课题的对策性研究结论。

李方园^[7]（2009）在《当前研究生科研道德状况及教育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是人才培养、知识传播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理应是社会文明的标识和人类道德的旗帜。然而受国际风云变幻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物质利益关系调整的影响,科研道德日益凸显为研究生稀缺的品质。研究生作为我国学术共同体的潜在力量,肩负着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研究生科研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仅反映了研究生自身的学术和品格修养状况,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大学能否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新型学术性人才,关系到国家科教兴国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因此注重研究生科研道德教育,对于国家、高校、研究生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及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等方法,指出当前研究生科研道德存在的问题,探讨研究生科研道德缺失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研究生科研道德教育的对策。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由“科研道德”概念入手,阐明科研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以及科研道德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三部分指出了当前研究生科研道德缺失的主要表现,并且剖析了这些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进行阐述,主观原因包括:学术价值观错位、浮躁心理的影响、科学道德素质不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错位、自身缺乏道德自律、科研能力不高等。客观原因包括:社会环境诚信的缺失、学术评价机制存在片面性、监督惩戒机制不到位、学术出版市场管理不规范、网络的便利降低越轨成本、高校科研道德教育的缺失、导师的影响等。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主要在吸收借鉴国内外已有理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内外因相结合的原理,就如何加强研究生科研道德教育提出了对策。其具体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进行:净化科研道德教育环境、健全科研道德制度、规范科研道德教育、注重科研能力培养。

王恭^[8]（2002）在《中国科协历来重视科技界的学术道德——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马阳对学术界发表谈话批评个别传媒对学术年会的不实报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中国科协历来重视科技界的学术道德——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马阳对学术界发表谈话批评个别传媒对学术年会的不实报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科协历来重视科技界的学术道德——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马阳对学术界发表谈话批评个别传媒对学术年会的不实报道（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教育评估公信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反思与超越：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当前研究生科研道德状况及教育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科协历来重视科技界的学术道德——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马阳对学术界发表谈话批评个别传媒对学术年会的不实报道（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2]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大学生思想和行为引导研究[D]. 张媛媛.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9)
• [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01)
• [4]教育评估公信力研究[D]. 张会杰.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4)
• [5]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6]反思与超越：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D]. 田晓明. 苏州大学, 2012(04)
• [7]当前研究生科研道德状况及教育对策研究[D]. 李方园. 东北林业大学, 2009(11)
• [8]中国科协历来重视科技界的学术道德——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马阳对学术界发表谈话批评个别传媒对学术年会的不实报道[J]. 王恭. 学会, 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