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经济研究参考文献主要栏目及代码

一、《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主要栏目及代号（论文文献综述）

樊典雅^[1]（2020）在《青少年体质研究的动态演进及前沿热点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1999-2018）的可视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

周延^[2]（2019）在《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创业投资能够起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然而,具有公共外部性和高风险性的创业投资,仅依靠自身难以健康发展,需要政策进行引导和推动。在广州市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风投创投中心的背景下,本文以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为研究主体,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开展研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政策主体、政策主题、政策工具均为政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策内容关系到政策的实施情况。本文基于广州市政府发布的52个有效期内的政策文本,将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分成四个发展阶段进行研究。对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发文主体分别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政策主体的网络结构及中心性。其次运用共词分析方法构建相关矩阵和相异矩阵,通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划分出政策领域确定政策主题并对政策领域进行结构上的划分。然后利用关联性分析法研究具体的政策内容,判断政策之间的系统性、支撑性、冲突以及主体利益。最后从政策工具的视角进行研究,结合政策工具维度与创投运作阶段维度研究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研究结果表明位于核心位置的政策主体相对突出,政策制定主体较为单一,政策参与主体的网络规模呈扩大趋势,社会网络的中心从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向市政府过渡,政策参与主体的合作广度和强度均有所提高。其次,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可划分为六个领域,初步形成体系。第三,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主要涉及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仍需加强不同层面政策内容之间的系统性和支撑性。最后,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多,基本集中在“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三个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和退出阶段的相关政策工具十分缺乏,需要大力加强这类政策的出台。

徐薇薇^[3]（2004）在《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视觉传达、染织服装、陶瓷艺术、工业设计、工艺美术、综合设计类）》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正式出版、发行的期刊基本可以分为理工类、人文社科类、艺术类和艺术设计类等。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对艺术设计类期刊作过权威性等级鉴定的研究，给这个学术领域晋升职称、申报课题、申报各类奖项等带来诸多的不便。因此，对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进行分级，有其客观必要性。论文的主要论证方法分三步，首先，通过对期刊基本信息的详细统计，得出符合条件、入选本范畴的刊物。其次，对期刊内容质量进行客观的评价，对入选刊物作出核心、一级期刊与二级期刊之间的两个等级鉴定。最后，请相关学科专家主要针对已列出的期刊等级水平提出适当的意见和建议，作进一步的筛选和调整。由以上三项分别列出三个期刊等级鉴定表，其中第三个鉴定表就是本课题研究及鉴定的最终结果。这一研究工作旨在探讨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的方法和框架，为该课题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和取得新的成果提供支持和帮助。

赵斐^[4]（2011）在《2003-2010中国数字付费电视频道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是一个数字世界,用尼葛洛庞帝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比特时代”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在信息技术革新的基础上,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介不断涌现并日益发展壮大。这不仅带来了全新的传播理念和模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诸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威胁。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的态势下,电视产业必须要加快自身的发展步伐,它的改革创新已是势在必行。危机四伏的中国传统的电视业必须获得属于自己的新特征,以应对新旧媒体的挑战。在新世纪,数字化成为我国广电产业改革发展的关键词。数字化是电视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技术革命,它将传统电视媒体的功能与新兴的数字技术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崭新且庞大的数字电视产业。数字电视产业是当今世界广电产业的发展潮流,是全球电视产业发展的必然方向。近两年,以北美、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由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过渡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并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基于我国广播电视数字化的平台之上,数字付费电视频道伴随着我国数字电视推广应运而生。数字付费电视频道是一种新兴的内容提供服务,是一种专业化的电视频道,是一种先进的节目形式,是电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广播电视行业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广播影视产业的做大做强离不开数字付费电视频道,它对我国的电视产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我国传统电视媒体一直依赖广告这一单一的盈利模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广电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数字付费电视频道,致力于以向广大用户收取节目收视费为主要的盈利方式,有助于中国电视行业寻求新的盈利增长点,构建均衡型的赢利模式,这有利于我国电视产业的发展。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人民群众的收视需求不仅大大提高,而且更为多元化,甚至有人说我国的电视消费者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数字付费电视频道通过对用户细分,作为一种分众化、甚至小众化的专业频道,可以提供更加专业、个性、精彩、丰富的节目,更好的满足我国电视观众的上述电视消费需求。再次,数字付费电视频道依靠内容盈利,凸显了内容价值,使得电视从业者能够把更多的精力从广告中转回到节目内容上,有利于整体上提高我国电视节目的质量水平,有利于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我国电视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最后,从发展我国数字电视产业的角度来看,数字付费电视频道作为有线数字电视产业的主要增值业务之一,对于我国有线数字电视产业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数字付费电视作为新兴内容产业和一种高端产业,也有利于全面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从而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本文的构建主要依据以下理论：竞争优势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产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取得成功的关键。竞争优势来自于哪项生产经营活动呢?答案就是价值链,即：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价值创造活动并非是某一项具体活动,而是一系列产生价值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形成的行为链条。价值链理论认为一个产业的优势来自于该产业某些特定环节的优势,只要抓住了这些关键环节,也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这些关键环节就是产业的战略环节。战略环节决定了产业经营的成败和效益。本文谋篇布局主要依据以下的思路：导论提出中国数字付费频道发展的问题,介绍产业价值链的相关理论。第一章明确了数字付费频道的相关概念,介绍了数字付费频道产生发展的两个背景。第二章介绍了中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付费频道的发展概括,分析了中国数字付费频道的产业价值链的构成,并提出内容建设和内容营销两个环节是中国数字付费电视产业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从而引出以下两章的分析。在分析之前,又对中国数字付费频道发展的政策软环境进行介绍并提出建议,还研究了中国数字付费频道的用户,分析其特征并提出数字付费频道无论内容生产还是市场营销都要以“用户为中心”。第三章对中国数字付费频道产业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之一——内容生产环节进行分析；第四章对另一个战略环节——市场营销环节进行分析,并对收视费之外其他盈利方式进行了探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小结,阐明了主要结论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除导论和结语部分外,主体分为四章,下面是各部分的内容提要：导论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断涌现并发展壮大,日益威胁电视等传统媒体。面对新媒体的竞争,中国电视开始了数字化的转换。基于数字电视的平台,数字付费频道这一分众化、小众化的专业频道应运而生。但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而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是大众传播理论、电视理论以及传媒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的补充；同时,本文在中国数字付费频道的实践方面,对于促进其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导论中还对国内外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介绍了产业价值链的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数字付费电视频道的相关概念与发展背景。首先,对数字付费电视频道及其相关概念做出界定。先后阐述了数字电视的概念、特点、分类、标准、发展意义；有线数字电视的概念、发展历程、业务类型：数字付费电视频道的概念、特点、发展意义,并对免费电视与付费电视、数字付费频道与传统免费频道两对概念进行了区分。其次,介绍了中国数字付费频道产生和发展的技术背景,即我国有线电视数字化的历程。介绍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数字电视的发展历程,中国广播电视的数字化选择以有线电视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的现实依据,接下来论述了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意义、发展战略、发展之初的探索、发展进程以及三大推广模式并做了评价,提出整体转换是我国有线电视数字化的必由之路,要因地制宜的推进。最后,介绍了中国数字付费频道产生的产业背景,即我国电视频道专业化的历程。包括：频道专业化是电视媒体的必然发展趋势；中国电视频道专业化发展初期的探索；数字付费频道是中国电视频道专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以及中国电视专业频道的类型划分。中国电视媒体盈利模式变革方面的内容包括：中国电视产业传统的盈利模式；以广告为主的电视经营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数字付费电视带来了电视盈利模式的变革。第二章数字付费电视频道的产生与发展。首先,对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付费电视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进行介绍。其次,介绍了中国数字付费频道发展的实际情况（包括兴起、现状、竞争环境）和遇到的问题（包括数字电视用户数量少、内容瓶颈、营销环节薄弱、观众免费看电视的传统收视习惯）。再次,分析了中国数字付费频道产业价值链的构成及各环节的具体任务,提出内容建设和内容营销两个环节是我国数字付费电视产业价值链上的关键环节,必须抓好这两个“战略环节”的建设,以确立整个数字付费电视产业的竞争优势。接下来,对中国数字付费频道发展的政策软环境进行介绍和分析,政府在我国数字付费电视产业价值链发挥着监督和管理的作用,主导着数字付费频道的发展方向。目前,国家广电总局等相关管理部门对数字付费频道的规制主要靠政策,已经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规章,但是还存在着一些弊端和空白。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数字付费频道的政府规制,注重规制法律框架的构建,并在广告、内容、资金准入、减免费用、传输渠道等诸方面出台更为宽松的、扶植性的政策,为数字付费频道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最后,对中国数字付费频道的用户环节进行了分析。只有提供基于用户需要的节目内容、营销策略和服务,吸引用户购买,数字付费频道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提出数字付费频道使得电视观众发生了从“受众”到“用户”的嬗变,用户成为数字付费频道的价值起点,因而要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核心理念。并通过对数字付费频道潜在用户的分析,得出了中国付费电视用户的基本特征。第三章中国数字付费电视频道的内容建设——以《CHC家庭影院》频道为例。节目内容生产环节是中国数字付费频道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之一。首先,综合分析了付费频道遭遇内容瓶颈的原因,包括体制制约、投入不足、政策限制等因素。数字付费频道以向用户收取收视费为主要盈利方式,彰显了内容的价值,内容真正成为可以赚取利润的产品。提出内容对数字付费频道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内容成为其立身之本。其次,作为数字付费频道的生产方,必须下大力气进行付费频道的内容建设。在内容建设方面,要打造精彩专业的频道节目内容,提出准确为频道进行市场定位,对原有节目资源的二次开发,打造独家、原创核心内容,深入推进电视体制改革、促进节目内容市场繁荣,利用多种有效渠道更多的筹措资金等方式。再次,随着市场进入“品牌时代”,数字付费频道品牌的塑造和传播也是必不可少的。提出在目前数字付费频道的市场培育阶段,在努力打造内容优势的同时,高度重视和培育数字付费频道的优良、独有、强势品牌。并从树立品牌意识、塑造品牌、品牌延伸和传播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以《CHC家庭影院》为案例,从频道定位、节目编排、原创节目、电影类节目资源、品牌策略等几方面,较为全面的对其内容生产与品牌建立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中国数字付费电视频道的营销策略。营销环节是中国数字付费频道产业价值链上的又一个“战略环节”。首先,对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进行了介绍。现阶段,数字付费频道是有线数字电视平台提供的增值业务之一,各地的有线电视网络公司作为数字付费频道的网络运营商,是开展其市场营销的主体。要增强营销观念,建立营销队伍,树立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其次,提出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4C与4P策略相结合的营销组合策略。在产品组合策略上,通过单选频道、节目包、资费套餐等不同的产品组合和销售形式来最大化的满足用户不同的购买需求；在价格策略上,从成本、竞争和需求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数字付费频道的情况,提出低价的基本策略；在渠道策略上,提出既要重视现有的自有营业厅的销售,又要广开渠道,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进行广泛合作的策略；在促销策略上,提出要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渠道,并充分利用免费试看、价格折扣、赠送礼品、举办各种促销活动等方式。最后,作为数字内容提供服务的数字付费频道,在渠道日益过剩、内容越来越紧缺的时代,必将拥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发展数字付费频道需要把眼光放宽。提出在收视费盈利模式之外,数字付费频道还可以积极探索其他的盈利方式。包括播出商业广告、进行多元化的产业经营、多种渠道传输和播出等。另外,对“付费”方式的进一步探讨,应该将部分开路免费频道转变为付费经营。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小结,提出本文的主要结论：1.数字付费频道是一种分众化、小众化的电视专业频道,是一种数字内容提供服务2.政府应放宽对数字付费频道的管制,并积极出台扶持性政策3.坚持“内容为王”,加强数字付费频道的内容建设4.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4C与4P相结合的数字付费频道营销组合5.积极探索收视费之外的盈利新模式本文的创新之处：1.以中国新兴的数字付费频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本文尚属首次。本文认为数字付费频道是一种数字内容提供服务,属于高端的数字内容产业,在渠道过剩、内容紧缺的当代,拥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2.从产业价值链的视角,首次对数字付费频道产业价值链的内容生产和市场营销两个“战略环节”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并提出了对中国数字付费电视产业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发展建议。3.本文首次以《CHC家庭影院》频道为案例,对其内容生产与品牌建立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郭震旦^[5]（2010）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研究表明“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三,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三、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三、“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范敏^[6]（2009）在《东台市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一个走向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工业产业结构优化高度相关,并且是影响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区域工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关键在于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与确立,合理确定其发展数量和规模,使之承担起区域分工的任务。正确选择了主导产业,就能促进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能够启动或刺激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促进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长期增长,促进区域经济持续是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论文结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基本理论,以东台市工业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运用赫希曼产业关联理论、钱纳里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等经济理论,通过实地调研,资料搜集,运用静态、动态等分析方法阐述了东台市工业发展现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东台市工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知己知彼的分析,准确定位东台市工业化发展阶段。然后根据东台市工业发展的实际状况,确定主导产业选择的步骤:粗选→基准分析→系统分析,通过粗选确定东台市工业主导产业的备选产业,继而选择合适的基准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主导产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lphi法对判断矩阵的权重打分,对东台市主导工业进行优选,最终确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产业为东台市主导产业,并具体给出了相应产业的发展建议和对策。论文通过对东台市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对东台市工业经济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周边类似地区的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工业主导产业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四代^[7]（2008）在《中国化肥供需区域特征及调控策略研究》文中认为“民生靠粮丰,粮丰靠地肥”。化肥对于保证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化肥市场供需调控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是否有充足的肥料,农户能否在作物生产第一时间用到化肥,因此,区域化肥经济合理施用与市场供需平衡对于保障区域农业化肥稳定供给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利用农业统计数据、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数据对比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东北区、黄淮海三省两市、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区、华南区等六大区域的农业生产、化肥消费与施用、区域化肥供需平衡特征、主要粮食作物施肥结构短期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且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区域化肥合理调控的策略。结果表明:（1）六大区域1979～2005年化肥消费时间序列分析表明,各区域化肥年均增长率超过5%,其中东北区达到5.0%、黄淮海三省两市达到6.6%、长江中下游达到5.5%、西南区达到5.3%、华南区达到5.6%、西北区达到6.8%,以黄淮海和西北区增长最快。从化肥消费品种看,以氮肥为主磷肥复肥为辅,氮、磷肥化肥消费量已经稳定,钾肥、复化肥消费正快速增长。氮肥消费除西北区年均增长率5%外,消费增长均在1993年以后放缓;磷肥消费量同样均在1999年以后保持稳定,化肥消费增长最快的是钾肥与复合肥,钾肥各区26年年均增长率除西北（9%）外均在10%以上,复合肥25年消费增长率均在15%左右,最高的西南区达到18.7%。（2）化肥施用量粮食作物均占主导地位,其中东北的稻谷、玉米化肥消费占到总消费量的59%,黄淮海的小麦、玉米消费总量占48.2%,长江中下游的小麦、玉米、稻谷占到了54.2%,华南区的稻谷、玉米占到了58.5%,西南区的小麦、玉米、水稻占到了59.7%,西北区的小麦、玉米占到了67.8%。部分作物氮肥、磷肥施用过量,但钾肥投入普遍不足,将六大区域农户施肥与推荐施肥进行简单估算,表明区域节肥潜力与增肥需求并存,黄淮海三省两市、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区、华南区均存在节氮潜力,东北区、黄淮海三省两市、西南区、西北存在节磷潜力,所有区域均需要提高钾肥用量,区域合理施肥氮、磷肥节肥潜力分别达到157.4万t、111.4万t,需要增加钾肥607.0万t。（3）从2004年各区域化肥消费时间与品种特征看,各区域化肥消费主要集中在3～7月份、10月份等8个月份,依据各区域特点而略显不同:化肥品种以尿素、碳酸氢铵、复合肥、过磷酸钙、磷酸二铵为主导品种,分别占到化肥消费总量的21.2%、24.8%、26.5%、14.7%、7.2%,主要消费在黄淮海三省两市、长江中下游、西南、华南四个区域。（4）2005年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华南区、西北区化肥自给率分别达到35%、97.6%、90.6%、205.9%、42.6%、154.7%。化肥盈余省份已经由2001年的9个增加到2005年的14个,与2001年相比黄淮海地区、西北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区自给率分别提高了20.6%、37.4%、19.0%,而东北、西北、华南地区的化肥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氮肥盈余区域有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西北区,氮肥盈余量分别达到356.7万t、121.9万t、318.8万t、321.4万t,而东北、华南氮肥缺口分别达到88.8万t、97.3万t,磷肥只有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盈余,盈余量分别达到3.6万t、302.9万t,其他区域均存在缺口,钾肥除西北区盈余73.5万t外,其余地区均存在缺口,并且钾肥缺口正在逐渐扩大。（5）对小麦、玉米、水稻化肥消费年度变化分析结果表明,尿素、复合肥将成为河北小麦的主导消费品种;吉林、河北玉米施肥习惯正在朝降氮、稳磷、增钾的方向转变,两地氮肥投入仍以尿素为主,养分比重占到了58%以上,尿素与复合肥投入比重的增加将取代磷酸二铵、碳铵等化肥品种的主导地位;河北水稻氮肥单位面积用量提高了8.7%,而磷钾肥分别下降了21.9%、11.5%,四川水稻施用量分别提高了7.0%、31.2%、81.3%,碳酸氢铵、复合肥、过磷酸钙将代替部分尿素、磷酸铵、硫酸钾等品种,成为当地的主导消费品种。与推荐施肥相比三省主要粮食作物施肥已经向经济合理施肥的方向过渡。（6）区域种植结构分析表明,1995-2005年小麦、水稻播种面积下降,玉米、果树、蔬菜播种面积均增长趋势,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的下降并没有减少化肥的消费增长,而是转向以经济作物为驱动力的刚性增长。（7）区域化肥市场调控方面,建议短期内应合理管理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用肥,肥料开源与节流并举,要根据种植结构与农户施肥行为变化研发区域化肥品种,广开有机肥源,降低对磷、钾化肥品种的依赖,另外,根据区域供需平衡特征优化化肥资源配置,将1～2月份、8～9月份,12月份作为化肥储备期,在该段时间内做好化肥的调运与销售工作;从长期看来,在西北区、黄淮海区、西南区建立总量约1000万t（折纯N%）的氮肥储备基地,且把黄淮海地区发展为复合（混）肥二次加工平台,在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建立磷肥与磷矿储备基地,建立青海、新疆地区建立钾肥研发基地。为保障区域化肥使用效益,提出在继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同时,引进最佳养分管理技术,以从整体上调控化肥供给与消费。

刘淑慧^[8]（2008）在《坝上高原区节水灌溉措施节水量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区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形主要为高原。干旱缺水、水资源利用率低一直是该区灌溉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文在现状灌溉形式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内不同作物的需水规律、灌溉措施、降水条件等,建立节水灌溉条件下节水量及土壤水资源利用量计算模型,并分析在不同的灌溉措施下的节水量及作物对土壤水资源的利用量,提高作物对土壤水资源利用效率。本文研究的节水量,包括灌溉取水节水量、“资源型”节水量、“效率型”节水量,以及土壤水资源的利用量几个部分。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调查分析坝上高原区1980—2003年灌溉面积、农业用水量变化以及主要灌溉作物的种植面积、产量情况,得到该区在以前农业灌溉中作物对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从而确定该区开展节水灌溉以及提高土壤水资源利用量的必要性。②考虑灌溉水的可重复利用,引入灌溉水损失系数,提出不同节水灌溉措施下资源型节水量的计算方法;综合考虑节水灌溉的节水及增产的效果,计算研究区内主要灌溉作物单位产量的耗水量,并提出效率型节水量计算方法;结合土壤水资源在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不同节水灌溉措施喷灌、低压管灌、渠道防渗措施下土壤水资源利用量的计算方法,并计算不同节水灌溉措施与大水漫灌相比较增加的土壤水资源利用量。③分析坝上高原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和需水规律,分析了主要灌溉作物生育期和生育阶段内的土壤水资源补给量和水分盈亏量,结合不同作物采取节水灌措施后的增产量,计算现状条件下该区不同节水灌溉方式下的资源型节水量、效率型节水量及土壤水资源利用量。其中灌溉取水节水量为6839.79万m3,“资源型”节水量为5375.93万m3,效率型节水量为0.27亿m3,土壤水资源利用量为4.14亿m3。并提出适合坝上高原区主要灌溉作物的节水灌溉模式,蔬菜为喷灌,玉米和马铃薯为低压管灌,水稻为渠道防渗。④明确提出节水灌溉及土壤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今后农业灌溉必然将节水灌溉措施与作物对土壤水资源的利用量相结合,以更好的指导灌溉工程健康持续发展,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本文旨在通过对坝上高原区节水量的研究,明确坝上高原区节水灌溉措施下的节水量及土壤水资源的资源量,以及节水灌溉对农业生产的节水增产效果,为在农业生产中开展节水灌溉、合理、高效利用土壤水资源,节约灌溉用水提供理论依据。对缓解区域水资源紧缺现状、保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永芳^[9]（2007）在《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革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民从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族组织中解放出来，逐渐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主体，而农会作为超越宗族关系的社会组织则在这一变迁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于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分为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清朝末年旨在农业改良的农会。中国农会肇始于清朝末年。1907年7月成立的直隶农务总会，是我国近代成立最早的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的农会。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创办。至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全国绝大部分省区都成立了农务总会、农务分会与分所。清末农会的兴起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与农业生产衰微的社会背景下，由实业救国人士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倡导，受上海农学会开农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影响，以及“新政”的推动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末农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组织系统，分为设立于省城的总会；设立于府、厅、州、县的分会；以及设立于乡镇、村落、市集的农务分所等三级直属组织系统。开展了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开办农业学堂：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农产陈列所；创办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制造所；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受理调解民事纠纷等较为广泛的农事活动，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机械操作鲜有建树。同时，清末农会呈现出了成员构成的复杂性、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团体活动的民间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特点。这是一种以绅商为主体、旨在农业改良、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近代社会团体。二、民国早期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农会。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始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还是其后执掌国家政权并开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袁世凯，面对农村经济的残破、农业生产的衰微以及农民生活的困苦不堪，均对改良农业、发展农会组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民国早期思想界各种“新思潮”的竟起、兴农呼声的日益高涨，则为农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农会组织得以更加广泛地发展。民国早期的农会依然是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但在清末农会分为三级的基础上增加为四层，即增设了一个最高层——全国农会联合会，使农会组织从上到下更具完整性。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会，其富有成效性的活动主要表现为编制每年该区农业状况调查表呈报上级农会与主管官署；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方面。由于该农会是在清末农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辛亥革命后国家体制由君主走向共和的根本变化、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纷乱政局等新的社会因素，无不影响和赋予了该农会组织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在其组织构成、职能与性质等方面与清末农会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依然是一种以绅商为主体的、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的社会团体和联络机关，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的社会经济自助组织。三、国民革命时期具有政权性质的农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农会作为农民阶级自己的组织，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群体组织的出现，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这种新型农会是在农村经济凋敝、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土地占有日趋集中、农村阶级构成发生显着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创建起来的。1921年9月成立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鲜明阶级色彩、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为已任的新型农会。随后，广东海丰赤山、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所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策和措施，为农民协会的普遍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所颁布的全国《农民协会章程》，为各地农民协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文本依据；历时两年多举办的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促进了各地农会组织的空前发展。同时，1927年4月还成立了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由全国、省、县、区及乡级层层连接的的直属组织系统。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了支援北伐战争、开展反帝斗争和农村大革命等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开展的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该时期农会活动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存在着一些“左”的偏差和错误，且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亦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的较大差异。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已根本区别于清末民初的农会，尽管它也进行了一些农业改良的活动，但不再是为政府服务的农业咨询机构，而是由中共创立和直接领导、并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以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斗争色彩和政权性质的农民自治性组织。四、国民党控制下作为基层政权补充形式的农会。国民党所领导的农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对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农协组织加以摧残的基础上，在农村经济日趋衰落、乡村建设运动广泛兴起的情势下，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乡村自治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予以重建、整顿和发展起来的。国统区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以1928年《农民协会组织条例》以及1930年《农会法》颁布为标志的重建阶段；以1938年《各级农会调整办法》制定为标志的整顿阶段。国民党控制下的农会，其法定任务可谓面广繁多，但大多未曾付诸实施，各地农会所开展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活动主要表现为进行该区域农村概况调查并填写报表呈送主管官署等。同时，该农会呈现出了法规条例的完备性及其多变性、组织制度的民主性、政府控制的严密性、主要活动及其影响的有限性等时代特点。国民党领导建立的农会，名义上是一种旨在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以图农业之发达的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实际上则是一种以农村有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组织，是整治社会秩序的保甲附属，农村基层政权的补充形式。五、革命根据地作为政权执行机关的农会。在1927年7月国民革命失败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建立农会组织以整治社会秩序的同时，共产党在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也相继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会组织，即苏维埃区域的“贫农团”、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解放区的“农民协会”等，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了较为广泛的活动。革命根据地的农会组织呈现出组织名称的多元性、组建方式的策略性、组织系统的不完整性以及气势影响的有限性等时代特点。从其性质和功能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广大贫苦农民为主体的、作为革命政权合法执行机关的社会组织，它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的兴起与乡村政权的组织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结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为：1、农会组织呈现出了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多种类型；2、农会组织成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建构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参与力量，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维护者”、“破坏者”与“整治者”等不同角色的活剧；3、农会组织在发展农业生产、缓解农民生活贫困、改变农村文化教育落后状况、推动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4、近代中国农会组织最终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是一种政府或政党的政治工具。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农会组织须应坚持“自愿性”、“自主性”、“民间性”和“法制性”；5、总结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如何思考目前理论界在研究“三农”问题中存在的是否重新建立农会组织的讨论，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照。

蒋慕东^[10]（2006）在《二十世纪中国大豆改良、生产与利用研究》文中提出大豆是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原产于中国的作物，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蛋白质、植物油脂来源之一，孙中山先生说：“以大豆代肉类是中国人所发明。”大豆对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豆是用地养地相结合的最佳农作物，大豆根瘤菌的固氮作用，是中国传统农业中氮肥最重要的来源。我们祖先发明了豆腐、豆芽、酱、酱油、豆豉、豆腐乳等很多大豆制品，还发现大豆的药用和饲用价值。民国时期人们又发现大豆为三百五十余种工业品之原料；近年来，科学家不断发现大豆新的用途，大豆油替代柴油，既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大豆蛋白纤维服装穿着舒适又保健还可降解；大豆肽、大豆异黄胴、大豆皂甙等新型生物制品在医药保健领域应用前景广泛。随着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会发现大豆越来越多新用途。 二十世纪的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一百年，特别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大豆单产增长了两倍，远超过传统农业自春秋战国到清末两千多年单产增长总体水平，这是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的一段跨跃式发展时期。 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变化，科研体制化、制度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有一个本质区别就是支撑体系的不同。传统农业是以经验为支撑的，农业技术研究都是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的，选择的效率低、周期长，精确度和可靠性都不高。尽管有部分知识分子研究农业技术并撰写农书以传播先进技术，总体而言，其技术研究是个体化的，受研究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研究水平的高低影响很大，局限性非常明显。农业技术传播口传身授，速度慢、范围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发挥作用更慢。而现代农业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体制化、制度化的科研为支撑，有专门的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人员，并有相应的经费支持，研发、教育、推广三位一体，迅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史无前例地提高了大豆生产与利用水平，与以往传统农业时期的大豆技术进步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科技是二十世纪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取得长足进步的最重要推动力量。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中国大豆生产与利用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现在位居世界第四，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

二、《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主要栏目及代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主要栏目及代号（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视觉传达、染织服装、陶瓷艺术、工业设计、工艺美术、综合设计类）（论文提纲范文）

（4）2003-2010中国数字付费电视频道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八十年代”史学谱（论文提纲范文）

（6）东台市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化肥供需区域特征及调控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坝上高原区节水灌溉措施节水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二十世纪中国大豆改良、生产与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主要栏目及代号（论文参考文献）

• [1]青少年体质研究的动态演进及前沿热点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1999-2018）的可视化分析[D]. 樊典雅. 湖北大学, 2020
• [2]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广州市创业投资产业政策研究[D]. 周延.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3]全国中文艺术设计类期刊等级鉴定研究（视觉传达、染织服装、陶瓷艺术、工业设计、工艺美术、综合设计类）[D]. 徐薇薇. 中国美术学院, 2004(01)
• [4]2003-2010中国数字付费电视频道发展研究[D]. 赵斐. 山东大学, 2011(12)
• [5]“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09)
• [6]东台市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范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9(S2)
• [7]中国化肥供需区域特征及调控策略研究[D]. 张四代. 河北农业大学, 2008(08)
• [8]坝上高原区节水灌溉措施节水量研究[D]. 刘淑慧. 河北农业大学, 2008(08)
• [9]清末民国时期农会组织研究[D]. 李永芳. 四川大学, 2007(05)
• [10]二十世纪中国大豆改良、生产与利用研究[D]. 蒋慕东. 南京农业大学, 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