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秀[1]（2021）在《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面对经济新常态的挑战,中央提出了供给侧、需求侧双向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制定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落实好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积极提升发展质量,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三农”问题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区域复杂性和差异性,黑龙江垦区作为中国最大的垦区,现代化大农业示范效应显着,农业占比高,城镇化过程具有特殊性。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到粮食安全,供、需双向改革,区域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实现。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思路,综合农业系统工程、协同论、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对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1）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模型。在界定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按时序分析了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影响因素及存在的问题。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系统论等,结合黑龙江垦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梳理了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机理,建立了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两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系统耦合度模型。（2）综合评价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于DPSIR概念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五个维度,分别建立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平均法计算的线性模型得出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2增长到2018年的6.21,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值从2004年的0.19增长到2018年的1,两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不断提升趋势,经济收入、农机动力、劳动生产率、人的文化素养等主要因素对各系统影响明显。在评价过程中,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主观权重,粒子群算法优化的投影寻踪模型计算客观权重,进而求得综合权重进行综合评价,使评价更高效、准确。（3）实证研究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动态发展关系。运用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VAR模型和生产函数模型,采用时间序列统计分析方法测算了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动态影响关系和贡献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达到优秀协调水平,两者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互相影响关系,但耦合协调度显示,2004-2015年期间,农业机械化长期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6-2018年,农业机械化出现加速发展,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18年时,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近乎实现同步协调发展,但此时新型城镇化滞后于农机化发展。VAR模型实证得出:2004-2018年间,农机化对城镇化的平均贡献率为38.76%,城镇化对农机化的平均贡献率为53.77%。基于CD生产函数测算的2004年-2018年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平均值为28.78%。通过农机贡献率值和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出,近些年来黑龙江垦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与劳动力资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械总动力,环保投入,基础设施投入要素有关,其中农业机械化的贡献最为明显。因此,为促进两系统优化协调发展,应在不断提升农机化发展层次的同时,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4）根据区情提出促进农机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对策。为使农机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至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应在政策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科技人才三方面制定有效策略。政策制度层面,建立健全产业支撑和社会服务管理制度,建立起与黑龙江垦区改革相适应的农业现代化产业支撑金融、服务、管理政策体系,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管理职能的优势,提高城镇治理水平和社会保障服务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继续坚持发展现代化农业,发挥现代企业经管优势,促进农机智慧化升级发展,延展产业链推动农机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发挥特色城镇化集聚效应,加强城镇吸引力,促进城镇经济繁荣,发挥市场作用,促进资源的进一步优化配置。科技创新和人才育成方面,鼓励研发和创新,提升农机化高科技水平;培养具备现代农机技术的职业农民和引进高质素农机智慧化专业人才,形成人力资源、资金运用和产业发展进一步优化协调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徐杰[2]（2021）在《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是现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步入新常态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再次放缓,明显低于首轮振兴期间增长水平,此次下滑暴露出东北经济发展存在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亟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目前,东北地区依赖粗放式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尚未完全扭转,要素配置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要素产业间流动仍存在制度性约束。缺乏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是导致要素在产业部门间配置低效的原因之一,进而了引发供需结构不匹配、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结构红利假说”观点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引致要素配置效率变化,这种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引发的生产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作用。对此,研究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对于解决当前东北地区经济衰退问题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供给侧改革作为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关键,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东北地区结构调整应从供给端入手,重视生产环节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解决阻碍结构调整的“卡脖子”问题。为此,本文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进行研究,以经济再次下滑为问题切入点,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内容,通过对优化目标、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基于“问题提出-理论研究-实证分析-政策研究”的思路设计,本文结合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制度背景和现实阻碍,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与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产业结构演进可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具有明显制度性特征,且存在偏离一般规律现象。现阶段,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倒逼经济发展对一、三产业依赖程度加深,三大产业占全国份额均呈下降态势,亟待加速产业结构优化。（2）构建了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分析框架。要素在产业部门间有效流动与重置,即配置效率改进能够提升经济产出效率。面对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合理化有助于提升要素分布聚合质量,而高度化则能通过促进要素向高层次产业部门转移,实现配置效率改进目的。进一步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从生产环节入手,对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因素进行研究。（3）实证检验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影响效应。采用随机前沿分析对东北要素配置效率变化FAEC进行估算,结果表明FAEC大致经历了两次“先升后降”,其对TFP增长具有明显贡献,但程度在逐渐减弱。采用长面板数据模型,运用LSDV法、“OLS+PCSE”法、IV-GMM法等估计策略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对FAEC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合理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而高度化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呈显着负相关,反映出东北工业增长乏力下的被动“去工业化”导致了产业结构“虚高度化”,不利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4）进一步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运用GPCA构建各项供给因素的综合评价指数。同样设定长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整体来看,高质量供给因素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度化方向演进。综合以上研究,提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1）本文拓宽了东北经济衰退问题研究视角。结合当前东北经济形势与振兴发展要求,提出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方案,对调整方向及重点予以明确。通过全面剖析东北产业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与障碍,本文提出应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进一步研究中,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探讨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结构调整新思路。（2）对以要素配置效率改进为目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往文献不乏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但从合理化和高度化双重维度定性和定量分析产业结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影响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因此,本文将相关研究进行扩展,不仅对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同时,采用实证方法对影响效应进行检验,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成果。另外,在测度要素配置效率时,对传统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进行有益改进,充分结合并比较已公布数据,提出永续盘存法估算标准步骤,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数据。（3）运用GPCA构造了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结合供给侧改革内容考察供给因素给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构建以劳动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为主的供给因素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PCA得到各项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及总指数,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续伊特[3]（2021）在《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我国人口集聚现象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模式,大规模人口为追求更好的自身发展向大型城市迁移,为当地带来丰厚的人力资本,从而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劳动力基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迁移人口达到2.6亿,其中1.7亿人口选择将城市作为迁移目的地,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现象尤为显着。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指出,对人居环境临界适宜的地区,基本稳定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重点市镇收缩集聚。对人居环境适宜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超载的地区,重视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培育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引导产业集聚,增强人口吸纳能力[1]。基于此,本文从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发展现状入手,着眼于中国超大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时将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纳入到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各变量对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内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再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对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进一步分析,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未来我国超大城市三种集聚效应影响的对策建议等。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梳理总结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和创新集聚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大多数文献分析的是人口集聚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或产业集聚对创新集聚的影响,而对于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之间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将三者统一纳入研究框架内的研究成果更是微乎其微。其次,在部分研究三种集聚效应的研究成果中,缺乏考虑某一要素的中介传导效应或门限效应,导致影响机制研究无法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论系统。最后,目前大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均选择省级层面样本或地市级样本,缺乏同级别城市进行纵向比较的研究,而对于中国超大城市的比较性研究更处于有待完善补充的环节。因此基于现有文献存在的三个不足之处,本文遵循“研究基础-阅读经典理论文献-分析问题现状-构建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概括结论-提出对策建议”的思路,进一步展开深层次研究,主要提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构建以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发展对比框架后发现,北京市具有常住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上海市具有外来人口比重较多的特点,同时根据人口集聚指数测算得知,北京市人口集聚指数同比其他两个城市增幅最快。在通过Arcgis技术测算了2000-2015年北京、天津、上海人口集聚空间关联格局后显示,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中心-外围”及“点轴状”分布结构,辖区等级变化幅度较小,保持长期稳定的一致性,而Moran’s I指数和LISA图结果表明,中国超大城市出现空间强相依特征,且总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分城市方面,北京市人口集聚现象开始由东城区、西城区向周围城区转移,已开始形成稳定的发展极。天津市人口集聚现象呈现出长期稳定的一致性。上海市人口集聚现象变化幅度较小,但浦东新区受到政策调整影响,呈现不显着的空间结构。第二、通过将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的中国三大超级城市进行对比后发现,三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迁入人口普遍以男性为主,且具有从事行业相似和受教育水平快速上升的特点。在实证研究方面,影响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出现显着地区差异现象,北京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婚姻状况和本周工作时长双重影响,天津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受教育年限和流动时间双重正影响,上海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受其性别和收支水平双重正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年龄状况对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差,各年龄段分布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影响较低,同时性别和住房支出等因素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显着性较低。第三、根据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二产业集聚与轻工业产业集聚受到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均会显着影响人口集聚的发展,且呈现出负向影响机制,从中短期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累积效应为负,对人口集聚具有微弱的阻碍作用,但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负向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拐点,逐渐形成促进人口集聚效应的影响机制,并随着高耗能产业向周边城市扩散,产业集聚的推力作用增强,带来人口集聚现象的持续发展。第四、在探究创新集聚与人口集聚影响机制下,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具有显着的推动性作用,从中短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正向作用会随时间推移而被持续放大,但从长期角度来看,高校课题密度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拐点,整体脉冲函数模型呈现“倒U型”曲线,正向作用会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而专利授权密度的正向作用同样存在拐点效应,这种正向效应会随着人口集聚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缩小。第五、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中介传导效应研究中,利用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方法解释三种集聚效应的传导理论机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会作为中介变量产生传导作用,且呈现负向影响机制,但从整体来看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仍然为正,产业集聚作为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解释度较低,即在创新集聚促进人口集聚的过程中,有10.2%是通过产业集聚实现的,从而发现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非完全中介效应,而是为部分中介效应。第六、在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研究中,利用Hansen的门限效应模型解释在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创新集聚是否会存在门限作用的理论机制,发现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产业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估计值为-0.0637,当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低于-0.0637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为0.0437,当产业集聚系数大于-0.0637时,回归系数上升至0.0716,意味着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有所上升。同时通过门限效应,得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单一门限效应,门限值估计值为-0.1657,当产业集聚指数大于-0.1657时,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2073下降至-0.664,表示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阻碍作用有所上升。而通过门限效应对创新集聚和人口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发现,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存在双重门限效应,门限值分别为-4.2649和-1.8766,当创新集聚指数位于-4.2649和-1.8766区间时,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回归系数由0.0077上升至0.0414,当创新集聚指数大于-1.8766时,创新集聚的回归系数上升为0.0838,表示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促进作用会随着创新指数的上升而逐渐扩大。
张文宇[4]（2020）在《基于就业导向的第一师阿拉尔市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就业是人以劳动换取报酬的社会活动,保证群众充分就业关系经济社会大局。新时代,国家推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新一轮技术创新、产业革命将在农村全面推开。农村要发展,必须依靠人,保证有业就,才能留住人。因此,在推动农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对就业的影响,才能更好发挥农村人力资源优势,实现乡村振兴。首先,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当前关于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就业的关系研究内容较少,从而为本研究指明了方向。通过理论回顾,概括了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内涵和融合机制等内容,做好理论铺垫。再者,从直接溢出效应、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导致的技术进步和推动产业升级三个方面,深度分析了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导致的产业溢出效应、技术进步、产业升级都会对就业产生就业促进、就业抑制的双重效应。农业与服务业融合短期内会产生技术性和结构性失业,但在长期来看,会优化和重塑就业结构。再次,本文在对比现有的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选择了较为简单易行的复合协同理论构建评价模型。在科学性、综合性等原则的指导下,选取一定的综合评价指标,运用复合协同有序度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得到二者融合的有序度,据此测度融合水平。最后,应用C-D生产函数对“两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表明,当前阿拉尔市农业与服务业存在负的影响弹性系数,符合论文“两业融合”对就业产生结构性、技术性影响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阿拉尔市“两业融合”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借鉴内地成熟经验,提出了加快推进“两业融合”的意见建议。
杨均华[5]（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王宏宇[6]（2020）在《考虑资源配置的综合成本上升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成本处于调整的重要时期,要素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经济开放和共享程度的不断增加,要素资源具有从低价值区域到高价值区域转移的倾向。区域经济差异和资源日益紧缺,粮食主产区的各要素资源成本的上升趋势更加明显。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总体上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生产利润低以及经济效益低的弱质状态尚未彻底改变的问题,产业升级面临着巨大挑战。要素成本的上升将会影响粮食主产区的产业升级,然而对于这种影响国内外学者尚未有统一定论。因此,如何在综合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推动产业升级是粮食主产区发展的重要挑战。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优化区域资源配置,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识别综合成本上升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战略制定和政府引导对策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识别粮食主产区资源配置现状,判断综合成本上升趋势。在界定综合成本、资源配置与产业升级的概念的基础上,理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对粮食主产区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和效益、效率测度,识别综合成本上升的趋势,判断粮食主产区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识别综合成本上升背景下粮食主产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其次,在识别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我国粮食主产区三次产业的合理性。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能够综合反映地区资源禀赋特点及其约束下的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有效性的综合分析模型,进一步测度我国三次产业的技术效率、效益和粮食主产区三次产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合理性,对综合成本上升的趋势下,粮食主产区产业发展现状做出判断。第三,通过产业边界模型,探索综合成本上升背景下的产业升级目标。根据厂商理论,将资源配置和产业升级联系在一起,探索综合成本对产业边界、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产业配置比例的影响机制,能够识别综合成本上升背景下的最优资源配置和产业升级目标。在此基础上,根据粮食主产区的数据,分析得出综合成本上升与产业升级目标之间的变动关系,识别综合成本变动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目标及相应最优资源配置结构的影响。第四,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识别综合成本对产业升级的两种主要的影响路径,为政府制定调整对策提供依据。首先,识别“要素资源流动-产业升级路径”,通过构建综合成本驱动的资源流动与产业结构演化模型,识别综合成本上升对资源流动的驱动下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影响;其次,识别“创新拉动-产业升级路径”,构建综合成本驱动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演化模型,识别综合成本、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探索综合成本对创新的影响传导下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影响的路径。最后,根据综合成本上升对产业升级目标的影响及影响路径,分析总结我国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问题和升级偏差,从路径优化的角度对粮食主产区的产业升级提出具体政府引导对策,提高粮食主产区产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应。研究以综合成本上升为切入点,从粮食主产区的资源约束和成本推动的角度确立我国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目标和定位,充分考虑了粮食主产区产业转移和升级中的资源约束和系统约束,从综合成本上升和资源配置的视角研究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目标,不仅可以维持粮食主产区的资源优势,保障国家长期粮食安全,同时可以促进第一产业为主要规模产业的粮食主产区三次产业协同优化,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又能提高粮食主产区经济战略地位,提高相关政策制定的合理性。
姚婷婷[7]（2020）在《资源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理论与中国经验》文中研究说明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进,中国区域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空间增长动能乏力;二是区域经济分化态势明显;三是要素区域性流动受阻,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习近平,2019;刘秉镰,2019）。解决上述新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扭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其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纠正供需错位。“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则明确了自足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支撑。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将是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而且,根据研发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资源配置决定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组合和技术选择,在技术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以上现实与理论动机,本文探究资源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试图解决下述几个现实问题:中国是否存在资源空间错配,如果存在有多严重,其表现为什么样的地域特征,演化趋势如何?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其中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又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资源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有何影响?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如果消除资源空间错配,潜在的区域技术创新将会达到怎样的水平?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缓解资源区域性流动障碍,优化资源的空间再配置,通过技术创新的提升推动区域经济更高质量发展。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本文拓展了Hsieh和Klenow（2009）的生产率错配模型,在理论模型中同时引入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并假设最终产品市场不存在错配,构建了资源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别解析出劳动力和资本的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主要传导路径。其次,在考虑资本和劳动力不完全替代性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和资本空间错配指数,从错配程度和方向（过剩抑或不足）两方面揭示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的时空特征。同时,从政府干预和市场摩擦两方面进行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因素分析。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结合中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实证检验资源（劳动力、资本、资本—劳动力相对）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异质性特征及其传导机制,并进行多种形式的稳健性分析,处理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再次,利用反事实分析法估算出资源空间错配造成的区域技术创新损失。最后,根据主要结论较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发现如下:第一,本文借鉴Hsieh和Klenow（2009）的生产率错配模型思路,对此模型进行两方面扩展:一是同时引入资本和劳动力空间错配;二是假设最终产品市场不存在错配,构建了资源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这两处扩展不仅可以分别解析出劳动力和资本的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方向,而且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更加具有一般性。理论分析表明:不论是资本空间错配,还是劳动力空间错配,均会抑制区域技术创新。随着资源空间错配程度的加剧,创新成本会增加,创新收益生产率会降低,进而抑制区域技术创新。而且,创新投入结构会受到两种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相对错配程度以及创新效率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劳动力和资本的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发现劳动力空间错配主要通过“扭曲收益效应”、“需求抑制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三条路径阻碍区域技术创新;资本空间错配主要通过“创新制度环境”、“政府创新偏好”和“低端技术锁定”三条路径抑制区域技术创新。第二,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的特征事实分析显示:在错配程度方面,1994-2017年,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总体上呈下降态势,而且表现出“西部最严重,中部居中,东部最低”的区域特征,西部地区改善速度最快;中国资本空间错配程度逐步攀升,呈现出“西部最严重,东部居中,中部最低”的区域特征。但劳动力空间错配程度依然高于资本空间错配程度。在错配方向方面,相对于最优配置状态,东部地区劳动力配置不足但资本配置过度,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配置过剩但资本配置不足,区域间资本流动存在“卢卡斯悖论”现象。第三,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政府干预未必会加剧资源空间错配,户籍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及开发区政策对于资源配置不足或过剩地区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金融发展、市场化进程、城镇化、高等教育水平、医疗资源有助于改善劳动力空间错配,而对外开放和房价则产生加剧作用。金融发展、经济集聚、经济发展有助于缓解资本空间错配,而政府财政干预、城镇化、房价、地区竞争会加剧资本空间错配。第四,资源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发现:（1）劳动力空间错配、资本空间错配、资本与劳动力相对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均有显着的抑制效应,并且结果十分稳健。（2）劳动力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在劳动力配置过度、中西部、非创新试点、行政级别越低、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小的地区更突出。但随着区域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劳动力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边际抑制作用逐渐减弱。“扭曲收益效应”、“需求抑制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是劳动力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其中,“需求抑制效应”起主导作用。（3）资本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在资本配置过度、中西部、非创新试点、行政级别越低、金融发展水平越低、国有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更突出,2008年金融危机后期也更明显。“创新制度环境”、“政府创新偏好”、“低端技术锁定”是资本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其中,“政府创新偏好”起主导作用。（4）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在资本相对劳动力不足、西部地区、非创新试点城市更突出,技术进步偏向性是资源相对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第五,反事实分析表明,若消除劳动力空间错配,2001-2016年中国平均的技术创新水平将提高10.95%。潜在区域技术创新提升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分别为17.54%、9.5%和6.65%。若消除资本空间错配,2001-2016年中国平均的技术创新水平将提高32.35%,潜在区域技术创新提升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35.39%、31.48%和30.04%。因此,资本空间错配造成的区域技术创新损失大于劳动力空间错配造成的损失。综合上述主要发现,本文得出重要结论如下:（1）中国的确存在十分严峻的资源空间错配问题,资本空间错配在持续恶化,劳动力空间错配虽然在不断缓解,但其错配程度依然高于资本空间错配程度。（2）资源空间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产生了显着的抑制效应,给中国区域技术创新造成了一定损失,在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若消除资本和劳动空间错配,2001-2016年中国整体技术创新水平将有较大幅度提升。（3）中国资源空间错配对于区域技术创新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而且作用机制较为多元化。（4）缓解资源空间错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激发区域技术创新潜力,扭转仅仅围绕GDP“锦标赛竞争”区域发展格局,进而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目标。引导资源在地区间合理畅通有序流动,通过资源空间再配置激发区域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因地制宜地调整政府在要素市场的干预政策,尤其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造地区间流动畅通的劳动力市场;第二,多管齐下地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根据要素特性、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发展需要分类施策:放松劳动力配置不足地区的户籍制度限制,而适度提高劳动力配置过度地区的户籍准入门槛。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时,要兼顾当地与其他地区的劳动力配置情况,提高地区间最低工资标准的平衡性与协调性。实施区位导向性政策要从全局出发,考虑政策的整体与长远效应,通过专项拨款、银行贷款、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方式,引导资金流入资本配置不足的中西部地区,释放其经济增长活力;第三,重视资源优化配置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需求和政府创新偏好等机制的积极作用。在努力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扩大需求规模,提升需求结构的同时,还应转变政府考核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第四,要营造良好的创新制度环境,比如降低企业寻租的动机,激发企业自身能力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
武玉环[8]（2020）在《要素投入视角下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蛋鸡养殖历史悠久,是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散户养殖模式充分调动了农村闲散资金及劳动力,极大提高了鸡蛋产量,有效满足了国内鸡蛋需求。随着蛋鸡养殖成本不断攀升、突发性疫情疫病时有发生、环保规制日趋严格等问题的出现,散户养殖模式的弊端逐渐凸显,已不再适应产业发展需求。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农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素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仍然突出,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发展规模高效养殖业”。为此,如何优化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充分发挥效能,是蛋鸡适度规模养殖的首要目标和必经之路。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以蛋鸡养殖规模在2000只以上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全国八省实地调研数据,为农户蛋鸡养殖要素投入及适度规模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建立经济模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详细分析蛋鸡养殖过程中生产要素变化及其对规模的影响,并从利润最大化、要素生产率、成本效率、要素禀赋等多个层面测算不同规模及不同区域农户养殖的适度规模,揭示蛋鸡产业发展路径,厘清要素禀赋变迁对蛋鸡产业适度规模发展的影响,为蛋鸡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聚集、效率提升、区域合理布局以及农户增收等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证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和重要结论如下:第一,要素结构、要素替代及其与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之间的关系。利用调研所得第一手农户数据,根据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及成本函数估计结果,构造最优生产模型,利润最大化模型测算农户蛋鸡养殖的适度规模。研究结果表明:（1）在利润最大化前提下,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约为实际养殖规模的4倍,农户蛋鸡养殖规模还存在较大扩展空间;（2）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将成为农户蛋鸡适度规模养殖的实现路径。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价格上涨推动农户使用机械实现对劳动力的替代,规模化蛋鸡养殖户对机械化的需求越来越广泛,蛋鸡产业规模养殖与机械化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机械化养殖将成为我国农户规模化蛋鸡养殖的发展方向;（3）机械与劳动力的替代程度对不同规模分布下的农户蛋鸡养殖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可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但对养殖规模在1万只以上农户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养殖规模在1万只以下农户的促进作用,从侧面反映出机械化养殖是产业适度规模发展的必经之路,1万只以上存栏量的规模化蛋鸡养殖户是未来蛋鸡产业发展的主体。第二,要素生产率、前沿成本、效率损失及其与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的关系。同样使用调研所得第一手农户数据,将农户按不同规模区间及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对农户蛋鸡养殖的劳动生产率,资金生产率及成本利润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农户前沿成本及成本效率。研究结果表明:（1）从要素生产率角度看,农户蛋鸡养殖规模将朝着1万只以上发展;蛋鸡产业区域布局相对稳定,东部地区仍然是蛋鸡养殖的优势区域,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由于机械化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户蛋鸡养殖在劳动生产率及成本利润率存在优势,西部地区成本效率损失较小,产业发展将呈现以东部地区为主,但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2）从前沿成本角度看,农户蛋鸡养殖的成本效率与养殖规模呈现倒U型分布,即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成本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但当养殖规模超过17405只时,成本效率开始下降,养殖规模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成本效率的提升,蛋鸡适度规模养殖是产业成本效率提升的关键。第三,要素禀赋对蛋鸡产业及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的影响。该部分结合蛋鸡产业发展面临的要素禀赋变迁历程,实证分析农户要素禀赋对蛋鸡养殖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蛋鸡养殖呈现明显的诱致性偏向,产业增长路径朝着“资金密集型”发展。机械作为典型的“劳动节约型”生产要素,农户蛋鸡养殖的机械投入逐年增加,蛋鸡产业发展正在突破“过密化”困境,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变化,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化规模养殖发展,产业增长动力也从传统的依靠劳动动力转变为依靠资金、技术等要素上来,产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2）资金禀赋是影响农户蛋鸡养殖规模最重要的因素,农户蛋鸡养殖规模扩大的关键在于突破资金约束,实现蛋鸡养殖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蛋鸡适度规模养殖。基于以上研究内容及研究结果,提出了要素投入视角下实现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的政策建议:提高蛋鸡养殖机械化水平;完善发展农业信贷政策,为农户规模化养殖提供资金支持;完善和发展蛋鸡产业要素市场供应机制,稳定要素价格,降低养殖成本;规范简化养殖用地审批程序,合理布局蛋鸡养殖区域;培育新型生产经营服务组织;积极稳妥有序推进蛋鸡产业适度规模发展。
苏盼[9]（2020）在《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农村经济在得到发展的同时遇到了困境,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质量效益不高,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由此导致农业发展遇到阻碍、农民增收较为困难。党中央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应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是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所在,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劳动力流动背景下,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数量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教育水平相对偏低,劳动力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农村人口变动改变了农业资源要素配置结构。人口经济学表明,人口变动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近年来农村人口变化特征比较明显,因此,本文尝试从人口变动角度研究农业高质量发展问题,寻找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打好基础。本文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人口变动和农业产业发展理论为基础,进行以下研究:首先,对甘肃农村人口变动现状以及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教育水平相对偏低、性别比失衡严重。甘肃农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农业产值不断增加、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农业生产结构亟待优化,农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程度有待提高。其次,运用CD生产函数,实证分析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值、农业生产效率、农业技术进步、农业产出结构以及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发现,农业劳动力数量对农业产值、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为负;教育水平的改善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出结构优化以及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有利于农业产值增加;农业发展水平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有利于农业技术进步提升;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农业产出结构优化;女性化率、农业财政支出增加有利于农业产出结构优化;加工业从业人员增加、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对甘肃农村人口变动以及农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并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互联网+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加强耕地保护意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
彭睿[10]（2020）在《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旨在通过试定义经济林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过程中的动力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从产业层面系统研究,提炼区域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与驱动机制中的内在规律及其理论建立模型,寻找到适宜的发展路径,结合研究特色与数据可得性等现实条件,重点对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驱动力进行实证分析,最终为新疆经济林果业转型升级基本路径的实现提供决策依据与措施。本研究为新疆经济林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对促进农民增收、打赢新疆地区脱贫攻坚战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研究选择新疆全域,特别是新疆南疆四地州作为研究区域,以新疆种植的经济林果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近30年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的数据,遵循经济林培育和利用学、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贸易经济学等原理,建立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运用LMDI分解法,分析新疆主栽的6种经济林果增产格局主要变化特征、贡献和驱动因素。通过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建立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探索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明确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借鉴“钻石模型”,采用归纳演绎法,探寻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以阿克苏地区为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包括以下几方面:（1）新疆经济林果比较优势和增产格局特征:（1）红枣、葡萄、香梨、苹果比较优势测算结果显示,规模比较优势指数2.34、3.04、1.09、0.58,效率比较优势指数3.32、1.11、1.22、1.05,综合比较优势指数2.79、1.84、1.15、0.79,新疆苹果生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新疆主栽经济林果增产格局与贡献因素:现阶段新疆苹果、红枣和核桃产业呈现规模效率增长模式,葡萄和梨产业向技术效率转变,杏产业在技术层面存在较多问题。主栽经济林果主产区在南疆,其中,主要由规模驱动的是巴州地区的梨（0.59）、喀什地区的枣（0.91）、阿克苏地区的枣（0.68）;主要由效率驱动的是阿克苏地区的苹果（0.53）和核桃（0.90）、吐鲁番地区的葡萄（0.52）。（3）新疆主栽经济林果面积变化特征:发展整体向好,在全国主产省中面积占比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苹果和梨种植业竞争力主要在于地域优势;葡萄和杏作为新疆本土种植产业,面积萎缩,市场竞争力下降;红枣和核桃种植面积迅速扩张,特征呈现板块化、生产区域化。（2）构建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主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贡献5个方面选取了17个指标,通过熵值法得出结果:2000-2017年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水平指数从0.45提升到0.75。（1）创新发展方面,从0.085增长到0.20,目前新疆林果业创新发展经营上呈现规模化优势;（2）协调发展方面,从0.11呈倒“U”增长到0.16;（3）绿色发展方面,从0.08呈倒“U”增长到0.09,绿色增长效果不明显;（4）开放发展方面,从0.09波动式下降到0.08,开放水平不高;（5）共享发展方面,由0.071增长到0.21,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的惠民程度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提升。（3）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实证分析结果:（1）相关分析得出,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与林果播种面积、灌溉面积、劳动力、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林果销售规模、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现代服务业产值、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的相关水平较高,除了灌溉面积（0.524）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0.746）,其他变量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说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与各变量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理论假说。（2）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劳动要素投入、灌溉面积和现代服务业产值对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科技投入、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对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的负向作用,打破了理论预期假说,也从侧面反映出相关驱动力的正向效果发挥不足。（4）通过引入彼特“钻石模型”,进一步表明科技引领、主体增强、特色发展、产业融合、绿色循环、品牌营造等是通往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本研究梳理了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比较优势、增产格局,探索经济林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明晰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主要驱动力,探索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新疆林果业由量的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林果业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应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推动新疆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和外部共同支持。过去30年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依靠面积扩大、劳动要素投入等增长,科技投入、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对于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作用不明显。故需尽快连通新疆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途径,科技引领、主体增强、特色发展、产业融合、绿色循环、品牌营造等是通往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存在的问题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技术路线 |
| 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1 黑龙江垦区概况及特点 |
| 2.1.1 黑龙江垦区概况 |
| 2.1.2 黑龙江垦区特点 |
| 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2.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历程 |
| 2.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影响因素 |
| 2.2.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
| 2.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分析 |
| 2.3.1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历程 |
| 2.3.2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 |
| 2.3.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
| 2.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机理 |
| 2.4.1 发达国家农业机械化与城镇化互动经验借鉴 |
| 2.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过程 |
| 2.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系统模型 |
| 2.5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 |
| 3.1 评价模型 |
| 3.1.1 DPSIR概念模型 |
| 3.1.2 DPSIR模型逻辑关系分析 |
| 3.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3.2.2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3.2.3 评价指标体系 |
| 3.3 权重的计算方法 |
| 3.3.1 主观权重的确定 |
| 3.3.2 客观权重的确定 |
| 3.3.3 综合权重计算 |
| 3.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综合评价 |
| 3.4.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 3.4.2 计算权重 |
| 3.4.3 黑龙江垦区农机化发展状态评价 |
| 3.5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评价 |
| 3.5.1 评价指标有效性分析 |
| 3.5.2 计算权重 |
| 3.5.3 黑龙江垦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状态评价 |
| 3.6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及影响关系分析 |
| 4.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测评 |
| 4.1.1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测算 |
| 4.1.2 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实证 |
| 4.2.1 计量模型说明 |
| 4.2.2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实证 |
| 4.3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测评 |
| 4.3.1 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理论基础 |
| 4.3.2 黑龙江省垦区农业机械化对新型城镇化增量贡献实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垦区农业机械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策略 |
| 5.1 制度机制改革策略 |
| 5.1.1 完善城乡一体化各项管理制度 |
| 5.1.2 改革优化相关主体职能 |
| 5.1.3 深化农垦改革落实产业发展政策 |
| 5.2 社会经济发展策略 |
| 5.2.1 发展垦区特色新型城镇化策略 |
| 5.2.2 差异化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化 |
| 5.2.3 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
| 5.3 科技人才策略 |
| 5.3.1 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 |
| 5.3.2 加快农机化技术创新应用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创新点 |
| 6.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要素、要素配置及效率内涵 |
| 2.1.2 产业及产业结构优化内涵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配置相关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要素配置及其效率研究 |
| 2.3.2 产业结构演进及优化方向研究 |
| 2.3.3 产业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效率的关联性研究 |
| 2.3.4 供给侧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因素研究 |
| 2.3.5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 |
| 2.3.6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现状 |
| 3.1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3.1.1 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过渡时期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 |
| 3.1.3 东北振兴“黄金十年” |
| 3.1.4 经济新常态时期 |
| 3.2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现状 |
| 3.2.1 地区生产总值变动趋势 |
| 3.2.2 第一产业 |
| 3.2.3 第二产业 |
| 3.2.4 第三产业 |
| 3.3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低效与产业结构调整动因 |
| 3.3.1 结构性产能过剩与短缺并存 |
| 3.3.2 资源型城市转型负担沉重 |
| 3.3.3 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缺乏动力 |
| 3.3.4 被动“去工业化”引发结构失序 |
| 3.3.5 沉没成本效应阻碍衰退行业退出 |
| 3.4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障碍 |
| 3.4.1 要素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 |
| 3.4.2 劳动力转移存在制度约束 |
| 3.4.3 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缓慢 |
| 3.4.4 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框架 |
| 4.1 总体思路 |
| 4.2 要素流动与产业间再配置的效率改进机理 |
| 4.2.1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理论基础 |
| 4.2.2 要素产业间流动的前提条件 |
| 4.2.3 要素配置效率改进机理分析 |
| 4.3 产业结构优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理论机制 |
| 4.3.1 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指标构建 |
| 4.3.2 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3.3 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机制 |
| 4.4 供给侧改革下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4.4.1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背景与理论逻辑 |
| 4.4.2 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类别 |
| 4.4.3 供给因素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证分析 |
| 5.1 东北地区要素分布结构 |
| 5.1.1 劳动力要素分布 |
| 5.1.2 资本存量估计与资本要素分布 |
| 5.2 东北地区要素配置效率测度 |
| 5.2.1 随机前沿分析与模型设定 |
| 5.2.2 初始回归结果与模型修正 |
| 5.2.3 估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
| 5.3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衡量 |
| 5.3.1 产业结构合理化 |
| 5.3.2 产业结构高度化 |
| 5.4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5.4.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4.2 数据检验 |
| 5.4.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5.4.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5.4.5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供给侧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6.1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主要评价指标分析与说明 |
| 6.1.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
| 6.2 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构造与分析 |
| 6.2.1 全局主成分分析 |
| 6.2.2 数据有效性检验 |
| 6.2.3 提取主成分及确定指标权重 |
| 6.2.4 东北地区供给因素综合评价指数分析 |
| 6.3 研究设计与实证检验 |
| 6.3.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数据检验 |
| 6.3.3 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要素配置效率改进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建议 |
| 7.1 加强人力资本培育与积累 |
| 7.1.1 着力提升教育体系水平 |
| 7.1.2 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
| 7.1.3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 |
| 7.2 优化投资结构与存量资本布局 |
| 7.2.1 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 |
| 7.2.2 稳固推进存量资本调整 |
| 7.2.3 积极探索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
| 7.3 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与科技成果转化 |
| 7.3.1 促进产业发展与科技深入融合 |
| 7.3.2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与科研协作能力 |
| 7.3.3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
| 7.4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与政策引领作用 |
| 7.4.1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
| 7.4.2 精准制定减税降费措施 |
| 7.4.3 释放产业政策引领作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未来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1.2.3 评述与启示 |
|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人口集聚 |
| 2.1.2 产业集聚 |
| 2.1.3 创新集聚 |
| 2.1.4 超大城市 |
| 2.2 人口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2.1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 |
| 2.2.2 规模效应理论 |
| 2.2.3 人口迁移成因与劳动力市场理论 |
| 2.3 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3.1 新古典学派 |
| 2.3.2 空间经济学理论 |
| 2.4 创新集聚的相关理论 |
| 2.4.1 创新系统理论 |
| 2.4.2 经济增长理论 |
| 2.4.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第3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时空演变及空间分布特征 |
| 3.1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历史 |
| 3.1.1 北京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2 天津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3 上海市人口集聚的发展演进 |
| 3.1.4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发展与国外超大城市比较 |
| 3.2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空间分布特征 |
| 3.2.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分布特征 |
| 3.2.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相关度量 |
| 3.2.3 北京、天津、上海的局部Moran’s I指数分布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的人口增长机制分析 |
| 4.1 人口集聚现状分析 |
| 4.1.1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
| 4.1.2 北京、天津、上海人口机械增长情况 |
| 4.2 北京、上海、天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实证分析 |
| 4.2.1 人口居留意愿重点文献回顾 |
| 4.2.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4.2.3 样本描述性统计 |
| 4.2.4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特点 |
| 4.2.5 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影响机制分析 |
| 4.3 小结 |
| 第5章 中国超大城市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1 产业集聚现状分析 |
| 5.1.1 产业分布现状 |
| 5.1.2 产业结构高度化现状 |
| 5.1.3 产业集聚现状 |
| 5.2 产业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 5.3 产业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5.3.1 PVAR模型表达式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5.3.4 单位根检验 |
| 5.3.5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5.3.6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 5.3.7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5.3.8 脉冲响应分析 |
| 5.3.9 方差分解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与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1 创新集聚现状分析 |
| 6.1.1 创新主体发展现状 |
| 6.1.2 创新投入产出现状 |
| 6.1.3 创新集聚现状 |
| 6.2 创新集聚影响人口集聚的理论依据 |
| 6.3 创新集聚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分析 |
| 6.3.3 单位根检验 |
| 6.3.4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6.3.5 偏度矫正LSDV估计 |
| 6.3.6 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7 脉冲响应分析 |
| 6.3.8 方差分解 |
| 6.4 小结 |
| 第7章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分析 |
| 7.1 理论分析 |
| 7.1.1 创新集聚影响产业集聚的理论依据 |
| 7.1.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影响理论依据 |
| 7.1.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实证研究基础 |
| 7.2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理论模型 |
| 7.2.1 固定效应模型 |
| 7.2.2 随机效应模型 |
| 7.2.3 Hausman检验 |
| 7.2.4 中介效应模型 |
| 7.2.5 门限效应模型 |
| 7.3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 7.3.1 变量指标选取 |
| 7.3.2 模型构建 |
| 7.3.3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分析 |
| 7.3.4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7.3.5 单位根检验 |
| 7.3.6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3.7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
| 7.4 人口集聚、产业集聚与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 |
| 7.4.1 Hausman检验 |
| 7.4.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3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创新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4.4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5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4.6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4.7 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的门限效应分析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两业融合”与就业文献综述 |
| 2.1.1 国内文献综述 |
| 2.1.2 国外文献综述 |
| 2.1.3 文献评述 |
| 2.2 “两业融合”与就业的理论基础 |
| 2.2.1 农业 |
| 2.2.2 服务业 |
| 2.2.3 “两业融合”内涵 |
| 2.3 相关理论回顾 |
| 2.3.1 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
| 2.3.3 产业分工理论 |
| 2.3.4 产业集群理论 |
| 第3章 “两业融合”与就业的理论分析 |
| 3.1 产业融合的溢出效应 |
| 3.1.1 劳动力需求创造效应 |
| 3.1.2 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效应 |
| 3.2 技术进步的间接影响 |
| 3.2.1 促进技术进步机理 |
| 3.2.2 “两业融合”的技术进步就业效应 |
| 3.3 产业机构升级的间接影响 |
| 3.3.1 推动产业升级机理 |
| 3.3.2 “两业融合”的产业升级就业效应 |
| 3.4 小节 |
| 第4章 两业融合”与就业现状分析 |
| 4.1 “两业融合”现状 |
| 4.1.1 农业现状 |
| 4.1.2 服务业发展现状 |
| 4.1.3 “两业融合”现状 |
| 4.1.4 “两业融合”具例体案 |
| 4.1.4.1 农业物流:新疆华蒙通物流公司 |
| 4.1.4.2 观光农业:十团苗木基地基本情况 |
| 4.1.4.3 食品农业:新疆食用菌公司 |
| 4.2 就业现状 |
| 4.2.1 就业形势分析 |
| 4.2.2 促进就业举措 |
| 第5章 “两业融合”与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两业融合”水平评价模型 |
| 5.1.1 “两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方法比较 |
| 5.1.2 “两业融合”发展水平的理论模型 |
| 5.1.3 指标体系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测算 |
| 5.3 计算结果与分析 |
| 5.4 “两业融合”与就业增长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
| 5.4.2 变量解释和数据来源 |
| 5.4.3 模型估计 |
| 5.4.4 协整关系检验 |
| 5.4.5 影响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两业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 6.1 “两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
| 6.1.1 内生力不够 |
| 6.1.2 带动力不足 |
| 6.1.3 创新力不强 |
| 6.1.4 引导力不准 |
| 6.2 “两业融合”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论文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研究的总体思路 |
| 1.3.2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粮食主产区资源配置和综合成本上升趋势分析 |
| 2.1 综合成本、资源配置与产业升级 |
| 2.1.1 概念界定 |
| 2.1.2 资源配置在综合成本对产业升级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
| 2.2 粮食主产区资源配置现状分析 |
| 2.2.1 基本模型与变量设计 |
| 2.2.2 资源配置的效率、效益测度 |
| 2.2.3 结果分析 |
| 2.3 综合成本识别与上升趋势分析 |
| 2.3.1 综合成本构成 |
| 2.3.2 综合成本的影响因素识别 |
| 2.3.3 综合成本趋势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粮食主产区三次产业与资源配置协同性分析 |
| 3.1 基本模型 |
| 3.2 粮食主产区第一产业与资源配置的协同性分析 |
| 3.2.1 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 |
| 3.2.2 随机前沿的第一产业技术效率测度 |
| 3.2.3 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分析结果 |
| 3.2.4 结果分析 |
| 3.3 粮食主产区第二产业与资源配置的协同性分析 |
| 3.3.1 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 |
| 3.3.2 随机前沿的工业技术效率测度 |
| 3.3.3 工业区域资源利用效率测度 |
| 3.3.4 工业对区域资源使用效益测度 |
| 3.3.5 结果分析 |
| 3.4 粮食主产区第三产业与资源配置的协同性分析 |
| 3.4.1 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 |
| 3.4.2 相对前沿的服务业技术效率测度 |
| 3.4.3 各地服务业发展形态分析 |
| 3.4.4 粮食主产区服务业发展与区域资源的协同性分析 |
| 3.4.5 结果分析 |
| 3.5 三次产业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综合成本上升的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目标识别 |
| 4.1 基本模型 |
| 4.1.1 产业升级目标与产业边界 |
| 4.1.2 产业边界模型 |
| 4.1.3 模型分析 |
| 4.2 综合成本上升对产业升级目标及最优资源配置结构的影响机理 |
| 4.2.1 综合成本对产业升级目标的驱动机理分析 |
| 4.2.2 综合成本对资源配置最优结构的驱动机理分析 |
| 4.2.3 综合成本对产业资源配置最优比例的驱动机理分析 |
| 4.3 综合成本上升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目标的影响 |
| 4.3.1 数据获取及主要指标计算 |
| 4.3.2 基于当前综合成本现状的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目标 |
| 4.3.3 综合成本上升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目标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综合成本上升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资源流动路径 |
| 5.1 相关理论分析 |
| 5.2 基本模型 |
| 5.3 综合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 |
| 5.3.1 资源成本对产业产出的驱动作用 |
| 5.3.2 资源成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 |
| 5.4 粮食主产区仿真分析 |
| 5.5 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综合成本上升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的作用——基于技术创新路径 |
| 6.1 相关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1.1 概念界定 |
| 6.1.2 研究假设 |
| 6.2 基于技术创新路径的研究设计 |
| 6.3 技术创新路径的数据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3.1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6.3.2 结构方程模型 |
| 6.3.3 路径系数分析 |
| 6.3.4 各变量之间的效应 |
| 6.3.5 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考虑综合成本上升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影响的引导策略分析 |
| 7.1 考虑综合成本上升对粮食主产区产业升级影响的对策设计 |
| 7.2 考虑资源流动影响路径的引导对策 |
| 7.2.1 提升劳动力素质 |
| 7.2.2 加强金融创新力度 |
| 7.2.3 引导资源有序流动 |
| 7.2.4 推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创新转型 |
| 7.3 考虑创新影响路径的引导对策 |
| 7.3.1 发挥成本上升对创新的正面作用 |
| 7.3.2 鼓励技术创新 |
| 7.3.3 规范产品创新制度和新产品发展保障对策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图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R&D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二、资源基础理论 |
| 三、空间一般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 |
| 一、资源空间错配的相关文献 |
| 二、区域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 |
| 三、资源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资源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一、模型的基本设定 |
| 二、模型构建与求解 |
| 三、模型结论 |
| 第二节 传导路径 |
| 一、劳动力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主要传导路径 |
| 二、资本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主要传导路径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的特征事实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的测算 |
| 第二节 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的特征事实 |
| 一、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的特征事实 |
| 二、中国资本空间错配的特征事实 |
| 第三节 政府干预视角下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的典型制度识别 |
| 一、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空间错配的影响 |
| 二、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空间错配的影响 |
| 三、开发区政策对资本空间错配的影响 |
| 第四节 中国资源空间错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影响资源空间错配的市场因素 |
| 二、中国劳动力空间错配的影响因素检验 |
| 三、中国资本空间错配的影响因素检验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劳动力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识别方法 |
| 一、计量模型设定及识别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三、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劳动力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二、异质性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劳动力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机制识别 |
| 一、扭曲收益效应的检验 |
| 二、需求抑制效应的检验 |
| 三、人力资本效应的检验 |
| 四、作用机制的贡献比较 |
| 第四节 劳动力空间错配造成的区域技术创新损失:反事实分析 |
| 一、估计方法 |
| 二、估计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本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与识别方法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三、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资本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 |
|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二、异质性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资本空间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机制识别 |
| 一、创新制度环境的检验 |
| 二、政府创新偏好的检验 |
| 三、低端技术锁定的检验 |
| 四、作用机制的贡献比较 |
| 第四节 资本空间错配造成的区域技术创新损失:反事实分析 |
| 一、估计方法 |
| 二、估计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资源相对错配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
| 第一节 资源相对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 |
| 一、资源相对错配通过禀赋结构错示抑制创新投入 |
| 二、资源相对错配通过技术选择适宜性抑制技术创新 |
| 第二节 资源相对错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
| 一、研究设计与识别方法 |
| 二、基本实证结果 |
| 三、稳健性分析结果 |
| 四、异质性分析结果 |
| 五、作用机制检验 |
| 第三节 资源相对错配造成的区域技术创新损失:反事实分析 |
| 一、估计方法 |
| 二、估计结果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因地制宜地调整政府在要素市场的干预政策 |
| 二、多管齐下地完善要素市场体系,优化资源空间配置 |
| 三、充分重视资源配置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农业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 |
| 1.2.2 农户要素投入与生产规模的研究 |
| 1.2.3 我国蛋鸡养殖要素投入与适度规模养殖的研究 |
| 1.2.4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2.1.2 农业生产要素 |
| 2.1.3 蛋鸡规模养殖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最优化农户理论 |
| 2.2.3 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 |
| 2.3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投入与适度规模的分析框架 |
| 2.4 总结 |
| 第三章 我国蛋鸡规模化养殖发展现状分析 |
| 3.1 蛋鸡规模化养殖的共性与特性 |
| 3.1.1 畜禽规模化养殖的一般特征 |
| 3.1.2 蛋鸡规模化养殖的特性 |
| 3.1.3 农户蛋鸡养殖的经济学属性 |
| 3.2 我国蛋鸡产业规模化发展趋势 |
| 3.2.1 蛋鸡养殖规模的变化 |
| 3.2.2 蛋鸡养殖区域布局 |
| 3.2.3 规模化蛋鸡养殖现状 |
| 3.2.4 蛋鸡养殖要素投入结构变动趋势 |
| 3.3 我国农户蛋鸡规模化养殖特征 |
| 3.3.1 调研户区域分布 |
| 3.3.2 调研户养殖规模分布 |
| 3.3.3 调研户养殖基本情况 |
| 3.3.4 调研户投入及产出基本情况 |
| 3.4 简要结论 |
| 第四章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结构与适度规模分析 |
| 4.1 分析框架 |
| 4.2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产出弹性 |
| 4.2.1 理论模型 |
| 4.2.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 4.2.3 基于要素产出弹性的农户蛋鸡养殖适度规模 |
| 4.3 农户蛋鸡养殖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 |
| 4.4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结构调整 |
| 4.5 简要结论 |
| 第五章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替代对规模的影响分析 |
| 5.1 农户蛋鸡养殖要素替代对养殖规模影响的理论分析 |
| 5.2 农户蛋鸡养殖的要素替代弹性 |
| 5.2.1 农户蛋鸡养殖的直接替代弹性 |
| 5.2.2 要素价格与农户蛋鸡养殖的要素替代弹性 |
| 5.3 要素替代弹性对农户蛋鸡养殖规模的影响 |
| 5.4 简要结论 |
| 第六章 农户蛋鸡养殖的要素生产率、成本效率与适度规模 |
| 6.1 生产效率对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作用机理 |
| 6.2 农户蛋鸡养殖的要素生产率与适度规模 |
| 6.3 农户蛋鸡养殖成本效率与适度规模 |
| 6.4 简要结论 |
| 第七章 要素禀赋变迁与蛋鸡养殖适度规模发展 |
| 7.1 分析框架 |
| 7.2 蛋鸡产业发展路径选择 |
| 7.2.1 非农就业发展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
| 7.2.2 饲料产业发展 |
| 7.2.3 机械化养殖 |
| 7.2.4 蛋鸡产业发展路径选择 |
| 7.3 农户要素禀赋对蛋鸡养殖规模的影响 |
| 7.3.1 劳动力禀赋 |
| 7.3.2 资金禀赋 |
| 7.3.3 社会资源禀赋 |
| 7.3.4 实证分析 |
| 7.4 简要结论 |
| 第八章 农户蛋鸡养殖规模调整意愿与行为分析 |
| 8.1 分析框架 |
| 8.2 农户蛋鸡养殖规模决策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2.1 农户蛋鸡养殖规模决策及影响因素 |
| 8.2.2 农户规模化蛋鸡养殖风险认知 |
| 8.3 农户养殖规模调整意愿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变量选取 |
| 8.3.3 结果分析 |
| 8.4 简要结论 |
| 第九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农村人口变动综述 |
| 二、农业产业发展综述 |
| 三、农村人口变动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综述 |
| 四、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口变动理论 |
| 一、人口转变理论 |
| 二、桑德巴模式 |
| 第二节 农业发展理论 |
| 一、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
|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
| 三、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
| 四、梅勒农业发展阶段论 |
| 第三节 人口变动影响农业产业发展机理 |
| 一、人口变动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影响 |
| 二、人口变动对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影响 |
| 三、人口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
| 四、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 |
| 五、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出效率的影响 |
| 第三章 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及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人口变动 |
| 二、农业高质量发展 |
| 第二节 农村人口变动现状 |
| 一、农村人口数量变动 |
| 二、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
| 三、农村人口教育水平变动 |
| 四、农村人口性别结构变动 |
| 五、小结 |
| 第三节 农业产业发展现状 |
| 一、农业发展状况 |
| 二、农业产出结构变化 |
| 三、农业技术发展状况 |
| 四、农业规模化发展状况 |
| 五、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化 |
| 六、小结 |
| 第四章 甘肃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值的影响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
| 一 模型构建 |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第四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产出结构的影响 |
| 一 模型构建 |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第五节 农村人口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一 模型构建 |
| 二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三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 |
| 二、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 |
| 三、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力度,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
| 四、促进土地有效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
| 五、发展“互联网+农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 |
| 六、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加强耕地保护意识 |
| 七、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疆林果业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 |
| 1.1.2 新疆发展林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和潜力 |
| 1.1.3 林果业已成为新疆四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 |
| 1.1.4 新疆政府高度重视特色林果业发展 |
| 1.1.5 为内陆欠发达区域经济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新疆经济林果比较优势和增产格局贡献因素分析 |
| 1.4.2 新疆经济林果发展水平评估 |
| 1.4.3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实证分析 |
| 1.4.4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综述法 |
| 1.5.2 比较优势衡量方法 |
| 1.5.3 LMDI分解法 |
| 1.5.4 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 |
| 1.5.5 探索性分析 |
| 1.5.6 多元回归分析 |
| 1.5.7 归纳演绎法 |
| 1.6 基本概念 |
| 1.6.1 产业 |
| 1.6.2 经济林与经济林果 |
| 1.6.3 林果业相关概念 |
| 1.6.4 林果业高质量发展 |
| 1.6.5 驱动力 |
| 1.6.6 路径 |
| 1.7 数据来源与研究范围 |
| 1.7.1 数据来源 |
| 1.7.2 研究范围 |
| 1.8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8.1 国外研究综述 |
| 1.8.2 国内研究综述 |
| 1.8.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经济林栽培与加工利用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理论 |
| 2.1.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1.4 规模经济理论 |
| 2.1.5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1.6 产业竞争力理论 |
| 2.2 技术路线 |
| 2.3 区域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概念模型 |
| 3 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阶段分析(1988-2017) |
| 3.1.1 传统发展阶段(1988-1997) |
| 3.1.2 成长发展阶段(1998-2011) |
| 3.1.3 成熟发展阶段(2012-2017) |
| 3.2 新疆经济林果经营规模及结构分析 |
| 3.2.1 种植面积 |
| 3.2.2 产量规模 |
| 3.2.3 品种结构 |
| 3.2.4 空间分布 |
| 3.3 新疆经济林果贮藏加工现状分析 |
| 3.3.1 企业贮藏、加工能力发展情况 |
| 3.3.2 企业贮藏、加工业绩效情况 |
| 3.4 新疆经济林果销售现状分析 |
| 3.4.1 国内销售现状 |
| 3.4.2 对外贸易状况 |
| 3.5 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问题分析 |
| 3.5.1 林果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失衡 |
| 3.5.2 林果产品贮藏与加工实力薄弱 |
| 3.5.3 林果产品国内外市场开拓不足 |
| 3.6 本章小结 |
| 4 新疆经济林果比较优势和增产格局贡献因素分析 |
| 4.1 新疆经济林果业比较优势分析 |
| 4.1.1 比较优势的内涵 |
| 4.1.2 比较优势分析 |
| 4.2 新疆主栽经济林果增产格局与贡献因素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新疆苹果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4 新疆梨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5 新疆葡萄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6 新疆杏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7 新疆红枣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2.8 新疆核桃增产格局和贡献因素分析 |
| 4.3 新疆经济林主栽品种种植面积变化的特征 |
| 4.3.1 新疆苹果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2 新疆梨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3 新疆葡萄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4 新疆杏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5 新疆红枣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3.6 新疆核桃种植面积的变动和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5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 |
| 5.1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
| 5.1.1 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
| 5.1.2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主要特征 |
| 5.2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5.2.2 评价指标选取及衡量说明 |
| 5.3 发展水平的评价 |
| 5.3.1 规模经营指数 |
| 5.3.2 全要素生产率 |
| 5.3.3 地均林果产值 |
| 5.3.4 林果产量增长变动 |
| 5.3.5 林果价格变动比率 |
| 5.3.6 单位林果产值耗水 |
| 5.3.7 单位林果产值耗能 |
| 5.3.8 化肥用量缩减比例 |
| 5.3.9 农药用量缩减比例 |
| 5.3.10 林果业投资利润率 |
| 5.4 评价方法 |
| 5.5 评价结果及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实证分析 |
| 6.1 驱动力分析及基本假设 |
| 6.1.1 内部驱动力 |
| 6.1.2 外部驱动力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模型选择 |
| 6.2.2 变量选取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探索性分析 |
| 6.3.2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
| 7.1 分析框架 |
| 7.2 以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2.1 问题分析 |
| 7.2.2 主要措施 |
| 7.3 以主体增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3.1 问题分析 |
| 7.3.2 主要措施 |
| 7.4 以特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4.1 问题分析 |
| 7.4.2 主要措施 |
| 7.5 以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5.1 问题分析 |
| 7.5.2 主要措施 |
| 7.6 以品牌营造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6.1 问题分析 |
| 7.6.2 主要措施 |
| 7.7 以绿色循环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7.1 问题分析 |
| 7.7.2 主要措施 |
| 7.8 新疆典型地区(阿克苏)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执行情况案例 |
| 7.8.1 以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2 以主体增强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3 以特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4 以绿色循环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5 以产业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8.6 以品牌营造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9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构建区域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概念模型 |
| 8.1.2 新疆经济林果种植、生产特征分析 |
| 8.1.3 评估新疆经济林果业发展水平 |
| 8.1.4 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力实证分析 |
| 8.1.5 驱动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构建区域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概念模型 |
| 8.2.2 提出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完善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模型 |
| 8.3.2 完善新疆经济林果业高质量发展的测评依据和评价体系 |
| 8.3.3 驱动路径进一步深入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