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与热情之间——希腊神话思想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一、冷静与热情之间——希腊神话思维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文文献综述）

蔡青辰^[1]（2021）在《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文中认为乌托邦是西方文学、美学、哲学的重要母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的真正提出者是16世纪英国着名学者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不仅仅是一种对终极完美社会的设想,更是对完美人性及人生幸福的理想追求,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理解东西方文学文化的发展、反思乌托邦冲动本身所具有的集权虚无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本课题从乌托邦理论的基本问题出发,以经典的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着作为对象,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深度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和分析的代表性作品包括前乌托邦时期的着作,文艺复兴背景下现代乌托邦肇始初期的着作,工业革命背景下深受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品,20世纪以来反思乌托邦主义弊端的作品,具有鲜明后现代思想的乌托邦作品。本课题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讨论:本研究的意义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及创新之处,研究思路和方法。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着作,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爱弥儿》、詹姆逊的《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等,阐明乌托邦文学的范畴及其内涵,厘清乌托邦文学及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乌托邦文学及理论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为乌托邦文学建构与经典化进程,主要讨论:乌托邦文学对象的流变,从古希腊作品关注完美的国家转向近代作品关注完美的人;分析乌托邦思想的萌芽,在《乌托邦》《基督城》《太阳城》《新大西岛》等近代乌托邦文学作品中展开比较研究,说明乌托邦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并阐述乌托邦文学美学体系政治维度的建构。第二章为乌托邦文学传统的意象建构及其文学意义的生成,主要讨论:生态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新文学主题,阐释工业革命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审美意象与意义;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乌托邦小说对劳动异化、工业化、商业化、自然主义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与态度。第三章为反乌托邦文学批评的主题及其文化意义,主要讨论:作为现代主义乌托邦文学体裁之一的反乌托邦文学,回顾其关注的新文学主题;阐释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女性主义、空间问题等新文学批评主题与乌托邦文学的渊源;阐述反乌托邦文学的历史语境、意象隐喻、叙事空间、文化逻辑等理论问题。第四章为共同体理论视域下后现代乌托邦文学的瓦解与重建,主要讨论:传统乌托邦模式在后现代社会状态中的转迁;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原因;概述新美学共同体的形成,及科幻小说“逆托邦”模型的建构;分析新型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共同体差异,总结新乌托邦模型的特色。第五章为余论:关于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的再思考,主要讨论:反乌托邦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关联性,阐明反乌托邦对乌托邦思想的承继及其乌托邦冲动;探究乌托邦共同体在后现代理论中遭遇的危机,指出新时代中乌托邦文学的出路等。

郭佳音^[2]（2021）在《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文中研究说明李锐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思想性较强的作家,以独特的写作姿态,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样貌。然而,在重视李锐价值的同时,学界对他的研究是较为不足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没有新作问世,李锐的评论研究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态势。过往对李锐作品的探讨,多数集中在叙事、语用、主题等方面,对单一作品的类型化研究较为充分,而相对地缺乏整体性的归纳。事实上,李锐是一位很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家;以作品的语言和题材等表征对其进行观照,未免将李锐研究或片面化、或复杂化了。当然,这并非是说李锐的艺术表达受制于创作观念,而是他在创作早期即树立了完整的思想框架,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小说的价值立场。他对于当代文学中的种种“流行病”持批判和警惕的态度,时刻关注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现象与思潮,并将这种反思纳入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他的创作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方块字”作为深刻表达的载体,通过现实、历史、神话多维度的深入探索,跳出具象的“伤痕”写作,抵达更为广泛的人类的普遍精神困境。本文以“先锋性”作为概括和认知李锐创作观的关键词,通过对他创作观的梳理,旨在理清李锐小说创作的内部逻辑与发展过程,以达到整体性的把握。李锐的小说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现实观、历史观、神话观的书写方面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文学样本,并且在对观念的实践当中,形成了一条明晰的艺术路径。本文的第一章在回顾先锋思潮的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李锐的小说文本、创作谈、思辨式随笔的阅读和分析,发现李锐的思想内涵具有鲜明的先锋性,而文学表达也吸纳了先锋文学在形式上的成功探索;他的小说创作整体晚于先锋文学主潮,呈现出对先锋文学的反思。故而,以“晚到”的先锋对其被遮蔽的先锋性进行概括。对李锐的先锋性的探讨,不但是挖掘李锐创作观的深层精神资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新时期以来先锋文学的流向的一重展现,在此基础上,对“永远的先锋”的可能性提出追问。第二章则聚焦李锐的“吕梁山”书写,探讨他的小说创作的现实维度。李锐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作品当属《厚土》,而《厚土》也的确奠定了李锐其后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的基调。他在《厚土》中,利用吕梁山封闭、逼仄的乡土“空间”与恒久、循环的自然“时间”,搭建起了一个富有“异托邦”意味的“精神乡土”空间。这不但成为他文学想象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他艺术情感的稳定载体;虽然作为知青在吕梁山度过的时间只有六年,但是在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片“精神乡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片“厚土”视作自己的文学终点,而是将“异托邦”的空间、时间维度逐一打开,眼睁睁地看着它在现代语境中破碎和消亡。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里,李锐以城市对乡土的无情收割与吞没,呈现了乡村伦理、乃至人本价值在当下的失语。第三章进入李锐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对历史的独到思索。在《厚土》经验基础上的“吕梁山”书写,被《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两部作品推至顶峰,在民间声音的铺陈当中实现对宏大叙事和精英话语的消解,体现其对人本价值的思索和追寻。《旧址》与《银城故事》这对呼应性很强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作新历史小说或家族小说,其背后亦透出他对历史话题的把控和野心。李锐通过对家族史的叩问与想象,重拾了被启蒙话语所踏破的民间视野,以历史的“边角料”构筑起对宏大话题的重温与解读。第四章探讨李锐小说中的神话书写。在梳理自鲁迅“故事新编”始的文脉基础上重新认识当代文学中的神话重述,探究在李锐的创作转向神话之后的变化。他过去所触及的现实、历史维度在神话书写中交叉收束,形成了现实、历史、神话的三者同构,共同书写人最真实的生存困境,和最温暖的生命底色,以及在现代性不可阻挡的车轮面前,人的情感与信仰如何走入一片荒芜与悲凉之中。第五章对李锐整个创作中显现出的艺术观念和路径进行回顾与归纳。在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自觉的同时,相较于先锋文学主潮突出的形式实验而言,李锐小说的艺术手法显得较为传统和隐蔽。然而其“众声喧哗”的叙事结构和“一跃而下”的口语狂欢,以及其背后流露出的对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同样构成了李锐小说的艺术价值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对李锐小说进行更丰满的呈现的基础上,肯定其在中国作家主体性重建方面,所做出的独特而坚定的回答。

田诗洋^[3]（2020）在《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文中认为在漫长的文学创作与研究历程中,战争始终是文学书写、文化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虽然文化理念的迥异影响着文学创作的差异化发展,但战争叙事都是其文学创造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近些年来,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我们发现,在欧美华文文学书写中,战争叙事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既有对发生于中国本土的战事的记述,也有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地区战场的刻画,欧美华文作家群关注发生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不同性质的战争,也往往在书写中流露出不同的情感态度与认知方式。概略的看欧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的“战争”书写涵盖了三个层面:一是作为叙事对象的战争,即在作品中正面表现战争的经过、战场的惨烈,将战火中的人的斗争与挣扎作为文本叙事的对象,将战争置于凝聚文本叙事线索的中心位置,从而明确“战争”即为小说的主题与叙事主体;二是作为叙事背景的战争,将战争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战争在故事中时隐时现,为作品营造特定的时代条件与地域条件,促使典型事件的发生,这里所谓的“背景”并不是游离于叙事主旨的,而恰恰是存在于特定时期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外部环境;三是作为通向叙事主题通道的战争,选择战争作为叙事通道从而表达人与历史的冲突、战争中个体生存与群体选择的冲突等主题。梳理近些年来学界关于海外华文文学中战争书写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虽然相关讨论已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但大多数研究仍是侧重整体作家作品的解读,仍缺少以“战争”为基点、观察欧美华文小说整体创作,并总结欧美华文文学对“战争”的思考成果的系统性研究。因此,本论文以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为研究重点,在剖析相关作品创作特点的基础上,尝试深入挖掘隐含在文字背后更丰富、复杂的内涵。多层次的“战争”定位并不是将战争书写进行泛化,而是在相关叙事文本中以“战争”这一线索,串联出欧美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条主题流向,聚焦于紧密围绕同一主题而衍生的话语场域,以此观照欧美华文作家同中有异、与时俱进的战争观念、审美取向与小说文本的批判性。论文第一章与第二章重点探讨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历史叙事,分别聚焦发生于中国境内和海外战场的战争书写。海外华文作家的战争叙事中既有源于中国文化的政治取向和民族认同作为创作底色,也以丰厚的文学传统为积淀,在关注人类整体命运的大格局中形成生命意识和历史反思。具体的看欧美华文作家群对中国境内战事的关注较多集中于抗日战争,历史上欧美华侨在海外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对祖国抗战进行声援和经济支持,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体现了华人的民族国家情怀,并呈现在延续至今的文学创作中,同时海外作家的抗战题材作品也反映着对国内抗战文学传统的继承和革新。当代欧美华文作家往往选择站在历史之外对经历着战争的人和事进行回忆和想象,在多元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对话中向人性、生命、族群、种族、身份等方向进行书写,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视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貌。论文第三章剖析欧美华文文学战争叙事中的离散境遇与身份认同,在战争故事中重新审视欧美华文文学研究的经典母题“离散”与“身份”问题。战争造成的极端离散境遇让书写者对身份的思考走向多元,与族裔意识、在地化、性别书写等主题相继迸发出新的火花,突出显现为身份的认同与偏移。战争中人的“错位”使得身份辨析更加扑朔迷离,既包括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在异国进行身份追寻,也包括其他族裔由于侵略、避难等原因寄居在中国领土,甚至是主动与被动选择下的个体身份调换现象。战争同时又是一次对“民族同一性”的强化,在欧美华文作家创作中,“中国”不仅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客观存在,更是文化意义上的诗性家园和身份象征符号的总和。作家们借助于现代性、后现代性视野下身体的叙事功能,和战争语境下混血儿身份的原罪化书写,将置身跨文化背景中的生命体验进行了艺术化的呈现和思考。第四章侧重探讨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中的战争伦理问题。对于战争伦理的思考可以溯源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兵家思想、儒道学说,又与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宗教思想和历史意识等相关。此外由战争过渡到和平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战时文化规范与启蒙文化规范相碰撞而引发的问题等,也均成为海外华文作家探讨战争伦理问题时的文化立足点。本文尝试从上述问题出发,进一步探讨海外作家创作中,在群体解放与个体解放的叙事冲突中观察个体命运,兼容暴力审美与反战思想等内涵中表达的观念。第五章考查欧美华文文学战争书写的叙事策略,提炼共性化、典型化、特色化的叙事方式。欧美华文作家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调和,平衡着真实与的虚构关系;用主动暴露作者意识的写作手法,借战争叙事传递和平年代的省思;在多重视角叙事与视角更迭中,使不同视角的持有者在故事中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对立式的补充;以悬疑元素发酵戏剧张力,完成氛围渲染和结构设计;用幽默介入苦难从而把控叙事的悲剧感,让叙事节奏更有节制、张弛有度地循序渐进。这些因素增强了作家创作的可读性和技巧的实验性,分析其叙事特点,由呼吁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作品的内涵。整体来看,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在题材选择思想意识和国际视野等方面,补充并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写作格局,在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展现出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张惟喻^[4]（2020）在《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文中指出尤金·奥尼尔的悲剧开创美国严肃戏剧之先河,他全方位地接受了古希腊悲剧和尼采“酒神精神”学说的影响,为这个推崇科学理性的乐观国家重新注入了悲剧精神。综观中国近二十年从“酒神精神”角度开展的奥尼尔研究,整体上侧重影响研究,欠缺文本细读;论点相对分散,总体把握不足。这就为本选题立足“情感第一性”和“原始趣味”两个原则,针对酒神精神、奥尼尔、悲剧三者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入探讨提供了学术空间。西方社会过分迷信“苏格拉底主义”,用理性压抑自我;“日神精神”导致现实中“个体化原则”横行,人人以经济利益为重,拒绝正视内在冲动,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因此变得孱弱。后果是物质异化人性,摧毁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导致人际关系恶化,社会道德滑坡。奥尼尔继承希腊悲剧传统,借日神形式阐释“酒神精神”;同时结合时代需要,用普通人的经历模仿酒神受难、复活的过程,以现代心理悲剧驱逐盛行于美国社会的“肤浅乐观主义”。最终为现代人树立起审美层面的“新上帝”,实现了创作初衷,即酒神艺术对人生处境的关怀,生命意志对现实苦难的超越,神话思维对精神世界的救赎。包括绪论和结语,论文共由六部分构成。主要内容有四章,分别从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探源、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方法选取、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角度,结合文学人类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舞台叙事学理论和悲剧诗学,探讨奥尼尔别具一格的悲剧艺术。第一章阐述尼采的酒神精神学说与奥尼尔悲剧精神的深层契合。西方悲剧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仪式。尼采用希腊神话中的“日神”和“酒神”代指艺术冲动中两种不同的心理经验,围绕二者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艺术类型。早期希腊人从作为“酒神艺术”的悲剧中汲取“形而上的慰藉”,抵御现实中的痛苦体验。奥尼尔具有很强的悲剧意识,他从古希腊悲剧中传承了“酒神精神”,倡导内在冲动的自由宣泄,用艺术观照人的生命体验。奥尼尔的悲剧排斥理性戒律,向往“醉”的境界,肯定生命本体,呈现出显着的“非理性”价值取向,是“酒神状态的客观化”。第二章分析奥尼尔笔下具有酒神气质的悲剧人物。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形象普遍带有自传性质,他让社会底层人士和女性群体登上了曾经由神和英雄支配的舞台。这些反传统的悲剧人物天性敏感、情感充沛,行动随心所欲、放浪不羁,具有原始悲剧主人公的特质。在现代社会,由于“苏格拉底主义”大行其道,他们被迫与自然和自我疏离,陷入“异化”的境地;为重返“乐园”,他们不惜以身犯禁,鱼死网破。很多时候,人们无力独自与异己力量对抗,只能依靠“迷狂”向总体生命寻求解脱。奥尼尔一般不直接批判社会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把思考结果寄托在悲剧人物身上,让他们代自己去言说、去行动。第三章论证酒神精神与奥尼尔悲剧艺术方法的深度关联。奥尼尔被认为是表现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表现主义反映“内在（心理）真实”的要求与酒神精神“非理性”的审美原则高度契合,奠定了奥尼尔悲剧的整体风格。他选择人的精神世界作为表现对象,“内观”指向对戏剧的表现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奥尼尔在“酒神精神”引领下博采众长,创造出多种具有“内倾”倾向的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成功刻画了人的生命意志受“理性”挤压所致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变,其作品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人的精神悲剧”。第四章论述酒神精神赋予奥尼尔悲剧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尼采的美学体系以“生命意志”为根本前提,“酒神精神”是其最高表现形态。尼采认为悲剧的基本功能是引导个体生命意志充分宣泄,从而突破表象回归本体,肯定生命的价值。奥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他有意引入“酒神狂欢”概念,描写悲剧人物为追求崇高的目标陷入迷狂、走向毁灭,借此粉碎“个体化原则”,在审美层面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化;或是将冲突转移到内部世界,唤醒“人”的感情,实现对“物”的超越。奥尼尔的一切努力都指向通过艺术找寻“灵魂得救”的途径,为现代人重建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信仰模式。尼采以“酒神哲学家”自居,奥尼尔则堪称“酒神戏剧家”,其一生创作的近五十部戏剧,既是为后上帝时代的西方人寻找出路的探索,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他让现代人得以跳出思维惯性,从生命本身探求实现精神自由和人生幸福的路径。其悲剧艺术极富启发性和指向性。

赵跃^[5]（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邱丹^[6]（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曹晋彰^[7]（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贾延飞^[8]（2019）在《现代性与大众狂欢》文中研究说明大众狂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当代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古今对比的现代性视野中,古代狂欢是理解大众狂欢的必要参照系。以古代的“狂欢节”为本源的狂欢诗学理论旅行至世界各地并引发各个学科研究热潮的同时,狂欢诗学理论也成为阐释大众文化以及互联网文化的重大引证资源。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深入探讨大众狂欢的生成本源这一根本问题。而现代性论域的时间专题研究从现代性时间与审美的关系角度探讨了新世纪以来的审美迷狂文化的本质。由此,上述问题可以从现代性及其时间观念来探讨。首先需要从狂欢史的角度分析大众狂欢区别于古代狂欢的现代性性质,进而分析现代性时间的性质及其主导现代历史—社会的地位并由此造成的主流现代时间与狂欢时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进一步导致现代人在公共的劳动时间里积蓄的身心能量急需在属己的狂欢时间里释放甚至畸变为发泄而进入狂欢。大众狂欢的现代性本源问题由此得到了回答。所以,这就构成一个由现代性和大众狂欢两个具体论域相关联的新的问题域。论文各章节则是对这一问题的逻辑性的展开过程的具体论述,主要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中问题域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方法、思路、创新点、研究意义和章节安排。第一章主要内容为“狂欢史的大众狂欢”。主要勾勒出狂欢史即狂欢的术语史和狂欢活动史。区分出古代的巫术狂欢和民俗狂欢,现代的大众狂欢及其最新形态网民狂欢。分析各种狂欢表现形式,给出相应的定义。并指出古代狂欢和现代大众狂欢在时（空）间观念、思维特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第二章主要论述现代性时间与狂欢时间的内在关系。现代性的基础一环是其现代时间。现代时间受惠于“犹太—基督教”文化中的线性时间观念,结合救赎史而成为世界历史的主导观念;而且,这种线性矢量时间的生存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本质上来说,主流的现代时间一种遗忘“过去”、否弃“现在”、奔向“未来”的线性矢量时间模式。现代性时间因此是永远加速奔向“未来”的线性矢量时间。在这一时间的驱动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本我属己的生命时间产生对立,因而出现现代社会中特有的公共劳动时间与私人闲暇时间的区分与对立。这种分裂使得私人闲暇时间等时间作为重大的时刻出现。现代人释放因现代性紧张而产生的身心能量进入狂欢状态。因此,作为对线性矢量的现代时间的抗衡和扭转,包括私人闲暇时间、节日时间、游戏时间和艺术审美时间等时间在内的狂欢时间都有现代性批判的意义。从现代性时间与狂欢时间的内在关联可解释现代的大众狂欢和网民狂欢的现代性特质。第三章主要论述现代性与大众狂欢的关系。狂欢的大众是现代性的产物。更深刻的社会学和文学史考察表明,大众这一群体只有经历现代化过程并拥有现代性心性体验才成为大众。进一步解析这大众的心性结构会发现其现代性特性,如支配大众狂欢的观念是现代的诸多时间的对立经验,大众快适的感觉来自于本能,而且可能升华至审美境界,审美共通感成为大众狂欢团体生成的中介,但是这一切都贯穿着异化的消费逻辑。因此,大众狂欢一方面作为对现代性时间的亢奋追随,呈现出肯定审美现代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作为对现代性时间的拒绝,呈现出否定审美现代性的一面。第四章主要论述现代性与网民狂欢的关系。网民狂欢的时间实质上是一种可逆的多元的虚拟时间。它一方面与现代性的面向“未来”的方向一致,因而加速地奔向“未来”,塑造着网民永远激进地追求最快最新的现代性心性结构;另一方面又可逆转现代性的线性时间方向,成为蕴含“未来”意义的感性刺激的“当下”时间,或返回到“过去”。狂欢网民的心性结构因此呈现出更为激进的现代性特性,如无休止地求快气质、急速奔向“未来”精神、匆忙浏览的阅读心性和冷漠与怨恨并存的围观心理等等,这一切都表征为求新、求快和审丑等狂欢文化现象。余论部分主要探讨大众狂欢的未来走向。大众狂欢的引导仍然需要基于现代化—现代性的变革。扭转主流现代时间的方向和“自反性”现代化只有整合起来,才能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从而破除公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多样的生命时间的对立关系,实现主体的认知、意志和审美的完美统一。但是,这一切引导与变革方法必然要基于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才能真正实现。

刘墨文^[9]（2019）在《论神话本事的迁移机制与向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这个以科学、理论为信仰的时代,含有非理性成分的神话却成为当下的一大热门话题。自本事的概念为人们所重视以及本事迁移理论提出之后,神话本事作为本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纳入研究的重点,而当下人们对含有神话色彩的艺术的追捧更加激发学者们对神话的本源故事进行探索。神话本事的迁移机制与向度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有关本事及神话本事的概念尚没有明确的界定,神话本事的迁移过程会因各种因素而充满“不确定性”,因此神话本事的迁移具有一个较为复杂的运作机制。本文从界定神话、本事及神话本事入手,采用文献分析法、理论观念法、案例分析法以及归纳总结法等多种方法来分析神话本事的迁移机制,从中总结出神话本事迁移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原则,并结合文艺学、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多种学科观念从不同的向度深入探讨神话本事迁移过程所具有的现象与特点。通过对该过程的认识来把握阐释神话本事的迁移对当下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分析预测神话本事迁移的未来发展。神话本事就是神话题材的作品创作所依据的具体事件、传说以及最原始的神话故事版本。神话本事的迁移就是其原初形态由于一些客观或主观的因素在原神话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创造、加工与改写而形成各种神话故事的异文本的过程。神话本事迁移的过程存在于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之内,该系统分为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神话本事迁移的内在机制是基于神话自身质素的特征与作用,其中世界观是神话本事迁移的动力,事件为神话本事的迁移提供原材料和模板,人物则是联系各要素的中心枢纽。神话本事迁移的外在机制包括神话载体的变化、话语形式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等。神话本事的压缩和提取、神话本事的续写、对神话本事的增加和删除以及神话本事的组合和创新是神话本事迁移最普遍的四种方式。神话本事的迁移主要遵循三个原则: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选择和个体选择的统一以及一定文化价值和信息的承载。当下对于神话的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领域,神话本事迁移也不仅仅沿着一条脉络发生。因此,本文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分析神话本事迁移所带来的一些现象上的变化。从艺术形态的向度上看,其具有本事内容由简到繁、本事中形象定位的固化及特征化以及创作主体由精英到大众的变化三种倾向;从传播向度上看,在传播途径、传播结果、传播内容上又分别呈现出媒介多样化、本事内容可视化以及从注重精神内涵到重叙事技巧的变化;而在接受向度上,神话本事的迁移又造成接受者阅读期待视野的缩小、阅读感受的淡化以及审美由雅及俗的变化。神话本事的迁移给当下带来了新的艺术存在方式和消费方式,最重要的是它为艺术的再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原料;为人类的精神文明重建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同时也为学科之间的融合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我们应该要正视神话本事的迁移,尽力规避和解决其带来的问题,将其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

刘赛雄^[10]（2018）在《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文中认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是英国爱德华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产量高,而且内容涵盖广,涉及科学、文学、政治、历史、生物、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威尔斯依靠亦幻亦实的科学幻想作品,让他获得“科幻界的莎士比亚”的美誉,凭借对社会现实予以讽刺表达的社会小说,让他赢得“狄更斯继承人”的美称,加上晚期对世界范围内的前瞻性创作,更是被郭沫若评为“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威尔斯的社会小说继承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优秀传统,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从1900年前后起创作了一系列社会讽刺小说,描绘了英国转型期的社会状况,记述了许多小人物既令人心酸又令人发笑的坎坷历程。本文以社会学理论中的“失范”为切入口,采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从生态失范、经济失范、教育失范和道德失范等四个方面入手,深入探讨威尔斯《爱情与路维宪先生》、《吉普斯》、《托诺-邦盖》和《波里先生传》等四部社会小说,展示了作家对工业文明转型时期英国社会失范状况的书写,并从时代影响、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三个方面分析失范主题的书写缘由,进一步考察作家对良序社会的探索途径。威尔斯出身于“经济困顿”的中下层资产阶级家庭,在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下接受了一段有限的初等教育。十四岁的时候,迫于生活的压力离开学校,走上了药店学徒和布店学徒的谋生之路。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开始学习科学知识。毕业留校任教后,开始尝试写作,从此走上了专职作家的道路。这一艰难的成长历程不仅锤炼了他的品格,磨砺了他的意志,还为他今后各类作品,尤其是社会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原始素材。在威尔斯笔下,几乎所有社会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缺少教育机会的受害者”,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中下层资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作为在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世界强国,英国从君主立宪制确立的时候开始,不断推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充分发展了国内的自由资本主义,但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的贫困问题,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威尔斯继承现实主义小说的优良传统,深刻地思考着英国转型时期社会失范的问题,具有令人深思的哲理性和批判性。威尔斯的四部社会小说对转型社会中失范主题的书写,主要体现在生态、经济、教育和道德等四个方面。在生态方面,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正处于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期,自然环境的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威尔斯从失谐的乡村、失衡的城镇和失序的都市等三方面描绘了生态失范的景象。在经济方面,工业文明给英国带来了繁荣昌盛,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在此社会背景下,经济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和功利化,威尔斯从欺诈式的生产、悖论性的流通和炫富性的消费等三个方面揭露了经济失范的状况。在教育方面,1870年英国《初等教育法》颁布后,政府开始广设公立学校,逐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然而在威尔斯的笔下折射出不成熟的自我教育、氛围缺失的家庭教育和职能缺位的国民教育等失范状况。在道德方面,受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出现滑坡,情感关系出现异化。威尔斯通过小说人物冷漠的亲情、功利的爱情和虚伪的友情等三个方面,展示当时社会背景下道德失范的现状。可以说,威尔斯社会小说对社会失范问题的书写,既反映了英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状况,又预示着英国旧的社会结构面临着解体的风险。威尔斯社会小说创作于爱德华时代,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整个社会的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社会结构呈现失范的状态。如何实现良序社会的转型发展,这是威尔斯毕生不断探索和努力追求的问题。威尔斯个人成长经历、小说人物思想无不体现了其探索良序社会的愿望和过程,具体表现在对科学教育的反思、费边社会主义的探索及道德认同与社会规范整合愿景等三个方面。在科学教育的反思上,威尔斯是努力走出宗教束缚的“离经叛道者”,成为一名接受科学教育的底层“幸运儿”,并最终成为反思科学进步的“科幻小说家”。在费边社会主义的探索上,威尔斯曾加入费边社,作家从路维宪的幻想、马斯特曼的挣扎到尤尔特的妥协等情节,向读者展示出当时费边社会主义者只希望在政治上妥协,没有在经济、社会变革、未来筹划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决心与努力,呈现出一种政治上的空想,他的政治构序之路也只能就此作罢。在道德认同与社会规范整合愿景上,威尔斯通过路维宪的抉择、吉普斯的回归、乔治的省悟及波里的救赎等小说人物的不同结局,最终转向了对道德规范的探寻之路,从而实现自我的认识,最终回归德性的精神发展。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小说中,威尔斯以充满调侃的口吻介绍了英国世纪之交的社会失范状况,也婉转地表达了他自己历经时代裂变后的忧思隐衷。他创造性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揭露出时代的黑暗面,批判社会各领域中的失范现实,与同时代作家一道书写那个时代的“焦虑”。威尔斯并不追求“詹姆斯式”的语言表达上的精致美感,而是忠实于社会现实,“指出个体遭遇的变幻莫测与随机性”,传达出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写实旨趣。他的最大贡献并非为社会失范的英国开出救世良方,而是为“爱德华盛世”号准了脉搏。威尔斯煞费苦心所精心构筑的失范结构,对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和中国转型时代的文化建设而言,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冷静与热情之间——希腊神话思维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冷静与热情之间——希腊神话思维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1）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3）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4）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6）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现代性与大众狂欢（论文提纲范文）

（9）论神话本事的迁移机制与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10）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冷静与热情之间——希腊神话思维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应然的人生：西方乌托邦文学及其理论研究[D]. 蔡青辰. 浙江大学, 2021(02)
• [2]论李锐小说的先锋性写作[D]. 郭佳音. 浙江大学, 2021(02)
• [3]欧美华文文学中的战争书写[D]. 田诗洋. 吉林大学, 2020(01)
• [4]尤金·奥尼尔悲剧的酒神精神研究[D]. 张惟喻. 陕西理工大学, 2020(11)
• [5]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6]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7]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8]现代性与大众狂欢[D]. 贾延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论神话本事的迁移机制与向度[D]. 刘墨文. 聊城大学, 2019(01)
• [10]H.G.威尔斯社会小说的失范主题研究[D]. 刘赛雄. 湘潭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