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书庄》幕后花絮

一、《槐树庄》的幕后新闻（论文文献综述）

林琳^[1]（2020）在《中国独幕话剧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独幕话剧为研究对象,通过观照其短小精悍的戏剧结构、灵活多变的创作方式,并对其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数次创作高峰进行整体把握和具体分析,试图归纳总结其形成创作高潮的原因以及在特定时代与政治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在结构上,本文根据中国独幕话剧半个世纪以来在剧本创作、剧作家群体、观演方式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梳理,纵轴上以“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后“十七年”这三次独幕剧的创作高潮为时间背景;横轴上,以作家作品、艺术特征为考察对象,避免将独幕剧依附于中国话剧史的年代划分做单纯的“史”的阐述,而是遵循其独有的创作规律,佐证其探索创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气质。具体如下:“五四”时期的独幕剧扮演着“引领”和“开创”的角色。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戏剧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从创作角度来说,独幕剧人物关系简单、情节单一,创作门槛相对较低、易于把握,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窥探现代话剧创作门径的现实选择。因此,独幕剧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涉足现代戏剧创作首选的文体。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田汉、丁西林、欧阳予倩、洪深等人都是由独幕剧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的。这个时期诞生了《获虎之夜》、《压迫》、《回家以后》、《好儿子》等经典独幕剧作品。由此,独幕剧发挥其开创引领作用,成为五四戏剧文学的主导形态,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出现喷涌之势。抗战阶段的独幕剧与时代同频共振,并呈现出强烈的“探索”和“实验”精神。这一阶段独幕剧的兴盛有其客观现实的演出适用性原因。就地取材、集体编写和移动演出是抗战独幕剧特有的创演方式。抗战演剧队时时巡回于农村、战地、街头进行宣传教育,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形式,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等等。抗战初期,演出次数最多的街头独幕剧莫过于“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它们随着演剧队进入街头巷尾,在广场上、田野里甚至牲口棚边上演,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创造出新型的观演关系,开拓了中国话剧前所未有的全新演剧形式。建国后“十七年”掀起了又一个独幕剧创演的高潮,这个时期属于独幕剧的关键词是“创新”和“突破”。由于应时的需要、生活积淀的有限以及文艺领导部门的支持,一大批年轻的业余作家加入到独幕剧创作的队伍中,改变了创作主体以职业作家为主的状况;建国初期诞生的一批以妇女自由解放为题材的独幕剧和“第四种剧本”中以《新局长到来之前》、《葡萄烂了》为代表的独幕讽刺喜剧则突破了当时戏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内容雷同、角色形象只有“英雄人物”和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局限。这种探索与突破为中国戏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社会问题剧日渐衰弱而引发的戏剧危机,中国实验戏剧揭开新的历史篇章,这是剧作家们为戏剧探寻出路而大胆创新的结果。但早在1979年谢民创作的独幕剧《我为什么死了》和1980年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合作的独幕剧《屋外有热流》中,打破传统形式的实验就已拉开了帷幕。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最后一批带有实验性质的独幕剧是它在走向衰败之前的最后一次绝唱。综上所述,独幕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了三次创作上的高峰,而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话剧艺术的整体衰弱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仅在高校的戏剧教学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其短小精悍、轻便灵活的特质和艺术创作理念,以及对政治形态、社会生活的宣传功能似乎也已被小品等其他小型戏剧样式所继承甚至取代。然而,回顾其曾经有过的辉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独幕话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始终拥有先锋者的姿态,站立在话剧艺术创新开拓的前端,它以自身特有的探索实验精神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意识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引人深思的一笔。在当今剧坛每况愈下的创作景况下,回顾中国独幕话剧曾经的荣耀,呼唤独幕剧创新探索的精神和“重场戏意识”,恐怕对当今中国的戏剧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辛恺钰^[2]（2020）在《“十七年”时期中日电影交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电影作品和电影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是构成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文化的交流一方面能推动本国家电影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促进本民族电影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电影交流也是增进不同国家间、民族间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在中日电影交流发展史中,“十七年”这一时期在过往的研究中一直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其特殊敏感的背后却呈现出大量生动的历史图景,对当今中日电影交流有着借鉴和参考的意义。本研究是一次对“十七年”中日电影交往史料的梳理和总结,全文共分为三章,研究重心放在中日影片的交流和电影人的互访之上。第一章首先综述了从电影引进中国到“十七年”时期中外电影交流的历史,其次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前中日电影的交往,分析出日本电影在技术和思想层面上都对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过影响,但中日电影文化的互动交流直到“十七年”时期才算真正的开展起来。第二章主要分析“十七年”时期中日电影在双方国家的放映与传播,以日本左翼电影为主的一系列优秀故事片在中国公开上映,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共鸣;同时以《白毛女》为代表的具有“革命精神”的一批中国影片也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多种放映的形式和日本民众见面。两国的优秀影片也使得双方电影在技法和理念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切磋和融合。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时期中日电影人之间互访与合作,日本影人先后四次对华进行友好访问,伴随着每一次的访问,中日两国电影人的友谊和情感得以进一步加深;中国电影代表团也在1962年赴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在电影多元化、表演技法、创作理念上向日本电影界取经颇多。在“十七年”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中日电影文化的交流始终脱离不了国家强大的政治意志。以史为鉴,当下的中日电影交流应力求不再仅仅凭外交政治的变幻而中断或全盘否定,守护和珍惜现阶段电影文化交流的成果。

谢佩汝^[3]（2020）在《华语女明星导演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百年长河中,女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力量。从民国时期十里洋场风情万种的女明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代表人民的女演员,从国家体制内的女导演,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百花齐放的女明星导演,女性一直以昂扬独立的姿态拼搏奋斗在电影产业中。随着经济改革、制度优化,以及多元文化涌入、电影行业重构,女明星的独特身份、女导演的女性意识,在中国电影不断发展中呈现出每一时代特有的意义。2000年之后,女明星导演个人风格表达越发清晰,将两者身份合二为一,通过自我演绎将个人意识融入作品中,达成主体客体的一致。本文以劳拉·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为基础,采用对比分析法、文本分析法以及实证研究法对女明星导演的风格特征进行梳理,对其女性形象的建构以及所呈现出的叙事特征进行研究,针对当下影响女明星导演成功的因素进行讨论。本文结论是:不同时期的女明星导演创作风格受到时代的影响,大部分作品有非常明显的作者论倾向;标签化的形象建构与个性化的角色演绎,形成了女明星导演作品的特征;女明星导演凭借尚佳的市场号召力得以占有资源优势,但仍然有作品同质化的现状,票房也逐渐走低,成为女明星导演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女性电影人从明星身份向导演身份转化,实质是女明星在电影创作中地位的转变。当下,中国电影实践与理论结合愈加紧密,电影人的身份壁垒也被不断打破甚至逐渐消解,在这种社会文化艺术环境中,研究女明星导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张也奇^[4]（2019）在《“十七年”戏剧与电影的互动研究 ——以戏剧对电影的影响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新兴的话剧及转型中的本土戏曲一起,吸取着同样的美学资源,经历过一次次战火的洗礼和政权更迭的考验,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互相竞争、共济、互仿、互渗,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且影响深远的互动关系。互动,对剧影双方的生产体制、创作观念、思想传达、艺术呈现、传播接受诸多方面,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时期,剧影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新的态势。在经历了此前数十年的发展、变异,并已各自走向成熟之后,“十七年”的戏剧和电影再度紧紧交织在一起,从创作主体、艺术理念到具体的表现手法,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互仿与交融。本文尝试将“十七年”戏剧和电影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关注、检视和探索二者之间的亲密互动关系;进而以此为切入点,探究二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独特风貌和美学品格,揭示其发展的某些特殊规律。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来对“十七年”剧影互动进行深入论析。绪论揭示了“十七年”剧影互动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剧影创作主体的跨界或重叠,作品改编的同源与交互,艺术理念的通约与互渗,艺术形式的嫁接与拼贴等构成了“十七年”剧影互动的外在表现。这些互动现象蕴含着深刻的艺术和社会机理,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究。第一章从产业重建的角度入手,探究剧影互动的必然性。产业重建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戏剧和电影业由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由国家主导、资源归国家调配、创作受制于政治需求的“人民”体制。但这一重建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困难重重,充满了各种博弈、对抗、让步、妥协和权宜之计。尤其是自身积累薄弱的“人民电影”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供需失衡的燃眉之急。不仅如此,“人民电影”的海外传播还需要调适政治合法性与普世价值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剧影间的互动,尤其是电影向戏剧借取资源,就成了解决这些难题既便捷又有效的办法。第二章探讨剧影互动的常态化机制以及呈现样态。在戏剧与电影互动的各个历史阶段的背后,始终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在场。通过相关政府机构的创立与管控,新政权将戏剧与电影的创作权、经营发行权收归国有,并进行严苛的审查;建立代理式创作模式,取消戏剧与电影的商业性;以“剧本中心制”取代了“导演中心制”。通过打造、甄选、推广“正典”,新政权既致力于理想艺术类型的诞生,也借此将意识形态推而广之。十七年“一体化”的文艺生产体制和强大的政治权力的介入使剧影产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几乎丧失,在国家的统一操控下,戏剧和电影被迫走在一起,形成了特殊的互动机制。第三章分析剧影的互通与互融造成的电影类型及人物谱系的变异和新生。“十七年”戏剧与电影的互动,给双方的艺术语言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电影艺术的影响与渗透,丰富了戏剧舞台呈现的艺术语汇;而更重要的一个维度则在于,当电影既有的类型无法满足国家意志的需要之时,舞台艺术则为其打破既有类型的局限、实现类型更新,提供了有效的方式。剧影的交融与互渗,造成了电影类型的杂糅。剧影互动还对人物形象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电影将舞台上已经光彩夺目的“新英雄人物”的优秀品格进一步强化和纯化,使之成为抽象的理想化的符号。第四章专论剧影艺术化合的产物戏曲电影。“十七年”时期的制片环境、思想导向与大众审美趣味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对电影在本土和海外提出的不同创作要求,使得一些经典剧目电影化的过程中,在主题、情节、结构、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改写”与重塑。戏曲电影一方面在叙事方式的显性层面延续着戏曲中“幕”和“场”的情节单元,另一方面则需要隐性的内在层面进行着电影化的时空建构与美学整合。电影镜头语言需要与戏曲表演的运动形态和技艺风格相协调,以凸显演员的专业功底和身体语言的个性美感;在银幕时空重构中也需充分保留戏曲艺术的程式特色与诗化意境,用电影手段强化戏曲的美学效果。“十七年”时期戏曲与电影的密切互动在戏曲电影本体方面达成了全面融合,使“十七年”戏曲电影成为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艺术形式。结语总结剧影互动为剧影艺术的发展造成的后果。戏剧与电影的互动,对二者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以及审美建构等,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剧影互动造成了艺术的高度同质化。其次,剧影互动有时并未能拓展、反而压缩了电影语言的探索空间,甚至使电影的艺术本体迷失。再次,剧影互动对技法的借用,有时难免本末倒置,“扬短避长”,其效果也就可能南辕北辙。“十七年”时期的剧影互动,其中既有值得珍视的艺术遗产,也有值得深刻反思的教训。

郭焱^[5]（2018）在《中国女性电影身体政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电影首先是身体语言的艺术。看电影要从研究“身体”开始。学界对中国电影身体文化的理论研究虽然已经小有成效,但对中国女性电影的身体政治研究仍然空缺。本论文在重新梳理与意图建立中国女性电影史的前提下,站在对消费文化语境中第四代女性电影身体政治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代女性导演及其电影作品上,主要选取了中国女性电影导演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人及其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她们的电影作品为经、以她们电影创作的时代更迭为纬,引入“作者/导演身体”,以案例研究的方式结构全篇,寄望于在从性别、身体角度讨论个体女性导演及其电影作品时能够对中国女性电影身体政治研究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本论文从性别视角切入,立足于“被动的身体”和特定环境下具有“主动潜能”的身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围绕以下核心命题展开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女性电影如何建构和表征身体?中国女性电影的身体政治呈现又是如何与时代变迁相适应?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重新界定“女性电影”,将它与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历史的文化概念,并介绍了“身体政治”与中国电影身体政治研究的研究现状。正文六个章节分别以第一代女性电影导演中的王苹、董克娜、第二代女性电影导演中的史蜀君、王君正、黄蜀芹、第三代女性电影导演中的胡玫等人的电影作品为研究对象,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代际划分的女性电影所呈现的主题、人物和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新的社会主体与性别建构以及她们在新的时代里新的欲望和理想,同时也思考历史女性在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中所采取的相关策略以及做出的具体的挑战与反抗。

丁悦^[6]（2018）在《话剧改编电影的传播策略研究 ——以开心麻花系列改编剧为例》文中指出随着媒介的发展与更新换代,曾经的现实世界转化为网络的虚拟世界,话剧艺术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从原本的炙手可热沦落到现在的无人问津。即使这样,一些优秀的话剧依然保持着独有的创新精神与品味。由于国产电影受市场化的揠苗助长,内部并未达到发展如此迅速所需的条件,必然导致头重脚轻、趔趔趄趄。这也促使电影在话剧中寻求经验,话剧在电影中寻找出路。随着电影娱乐消费观念的普及和电影制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影市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让电影取材的方式日益多元化,而不仅仅局限于电影剧本或者文学剧本上,例如前几年大热的网络大IP剧到近两年的由大热的舞台话剧改编而成的电影。话剧寻求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电影也寻求另一种可变途径,二者在互动中找寻各自的生存之道。话剧改编成电影的历史早已有之,无论是建国初期的《雷雨》还是近期重新将话剧改编电影引入大众视野的《夏洛特烦恼》;还是国内的《分手大师》还是国外的《十二怒汉》,话剧改编电影的脚步从未停歇。近年来,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系列话剧改编电影在国内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与受众喜爱。截至2018年初,其三部有影响力的话剧改编电影《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共收获38.15亿的票房佳绩,社会反响巨大。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话剧改编电影已经成为受众关注的重点,如何增加话剧改编电影的受众,扩大话剧改编电影的影响力,让更多优秀的话剧被熟知,发扬优秀话剧中的思想与内涵,延续话剧改编电影的研究体系,丰富话剧改编电影的研究角度,这些是本文想要研究和探索的内容。本文通过研究开心麻花系列电影的传播策略,来研究和分析话剧改编电影的传播策略,通过阐述和比较话剧与电影的传播策略来探索如何对话剧改编电影进行有效传播并控制,使话剧改编电影能更有效的被受众接受。本文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对选题的背景和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对话剧改编电影的发展进行历史综述,对开心麻花系列电影进行综述和特征分析;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客体和传播效果入手,对话剧改编电影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第四章将开心麻花系列话剧改编电影的传播策略通过形象的传播策略图予以展现,通过传播策略图分析得出话剧改编电影传播策略的启示与反思,主要从利用话剧资源、摆脱话剧形式和注重传播价值三个角度去论述;最后是本文结语,对全文的研究得失进行总结与展望。

张翠玲^[7]（2017）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与接受研究（1949-2015）》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学的外译研究也成了翻译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小说和诗歌,研究成果最多,而现当代戏剧的外译研究却是被忽视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甚少,不仅缺少宏观式的研究,更缺少微观的文本研究。本研究旨在对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活动进行描写性研究。考察发现,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机构主要来自大陆、香港和海外三地,大陆和香港分别以期刊《中国文学》和《译丛》为主,海外以英译选集为主。本研究重点考察这三者的选译标准和翻译规范,并挖掘其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等方面的原因,同时考察这些英译剧本在海外的传播以及中国现当代戏剧在海外的形象构建。本文借鉴描写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和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相关理论,通过文本对比、个案分析、文本和副文本细读等方法,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译介过程中,哪些机构和个体参与了译本的产出?它们的选译标准和翻译规范是什么?2)影响这些选译标准和翻译规范的因素有哪些?（3）这些译作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如何?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戏剧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对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概况和戏剧译介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从而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第三、四、五章分别对大陆的《中国文学》、香港的《译丛》、海外的翻译选集进行了研究,考察三地的译介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选译标准、翻译策略、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同时考察了这些译作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通过对三个地区的翻译对比研究和宏观对照,本文指出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对外译介过程中,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官方译出机构,将翻译看作是对外宣传意识形态的主要手段和目的,选译标准和翻译方法也皆以此为依据,从而对外建构了中国戏剧的初步形象。《译丛》虽然也是译出机构,但因香港的特殊地位,.其翻译选择和目的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海外的翻译选集,在时代背景、编者的教育背景和诗学理论的共同作用下,也构建了中国现当代戏剧不同的形象和经典。通过译本对比,本文指出,戏剧翻译涉及到文本翻译之外的很多因素,只有按照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和戏剧规范进行翻译,才能让中国戏剧更好地走向世界。

杨志敏^[8]（2017）在《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文中指出道情戏作为戏曲的一个类别,清初已有剧种形成,是由曲艺道情或皮影道情受当地戏曲、民歌等艺术形式影响,以代言体方式搬上舞台的剧种统称。据统计有八仙戏、蓝关戏、渔鼓戏、太康道情戏、晋北道情戏等20种,分布于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甘肃等省（自治区）。道情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宗教文化与戏曲艺术结合的典型范式,至今仍活跃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本文在借鉴、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系统搜集资料,结合重点剧种的田野调查,深入考察道情戏现状。打破以往以单一剧种或剧团为主的研究局面,将道情戏系统置于全国戏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对其发展阶段、班社剧目、音乐舞美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及分析。并从文化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以及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出发,综合概括黄河流域道情戏的文化品格和审美特征。同时结合当下的“非遗”保护热潮,寻求黄河流域道情戏的生存之道,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途径。

崔明^[9]（2016）在《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文中认为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我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民族”又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统一体”,“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民族,即现在组成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第三层是组成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各个民族内部还有各具自身特点的部分,现在称作各种‘人’”。1我国的西北民族走廊汇聚了藏族、回族、东乡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处于走廊腹地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是回族、东乡族、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重要聚居地。本文的研究对象“唐汪人”正是生活在其中的多民族地域性群体。从元代开始唐姓、汪姓、张姓、马姓、赵姓等移民逐渐进入当地。之后,唐汪人的族群身份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与建构。第一次是元代到民国时期,一部分唐汪人从汉族移民转变为穆斯林群体,唐汪人中开始出现族群文化差异。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识别政策使唐汪人内部各群体的民族身份加速分化。唐汪人成为一个由汉族、回族、东乡族组成的多民族群体。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唐汪人开始了地域性超民族群体建构和地方事务的多民族共建。伴随着族群身份的变异,唐汪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家族,多个民族”的群体形态。从汉族家族结构角度看,唐汪人处于“分而未离”的状态。唐汪的穆斯林“宗亲”是在历史变故、政策落实、宗教传播、族际通婚过程中逐渐远离了自己的“家伍”。从回族、东乡族族属角度看,唐汪穆斯林是“融而未合”的特殊群体,处于从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过渡阶段”。在唐汪以外的东乡族眼中,唐汪东乡族是本民族内部具有自身特点的那种“人”。他们不会东乡语,有着“与众不同”的祖源记忆,资源环境和文化传统也与自己大相近庭。这些状态造成了唐汪人在族群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方面的两难选择。唐汪人内部各族群间不得不频繁地“越界交融”,出现“重家族,轻民族”现象,并逐渐形成了“复合型”族群认同及文化传统。这种情况使唐汪人在生活实践与身份定性上面临更加严峻的双重困境。其实,唐汪人处于西北民族走廊和族群边界地带,其族群分化现象体现了多元文化空间中群体归属的多样化选择。但以往的族群研究更多地关注内部认同构建与外部边界划定,较少关注类似唐汪人这样的族群身份“越界”现象,这就形成了传统理论研究的中间地带。面对唐汪人内部模糊的族群边界与频繁的越界行为,我们如何清晰界定各个民族?其民族身份何以成立?民族学人类学应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族群?这些都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掌握唐汪人如何解释其群体状况的正当性及解释话语的创制逻辑,我们需要回到其族群建构的的“历史”原点。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人类学研究范式,尝试使用历史民族志形式,在不同时间的“历史现场”观察唐汪人的生存空间、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民俗生活等内容。在唐汪人的身份重构进程中,历史记忆具有情感联系、身份识别、认同建构、关系调节等诸多功能,其本身也成为了族群重构作用下不断被改写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有时成为促进族群融合的“黏合剂”,有时又成为阻碍族群融合的“分离剂”。唐汪人通过操作祖源记忆与交往记忆等多种集体记忆来应对各种身份问题。祖源记忆成为了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成为了族群区分的基础依据,交往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时的公共文化资源,创伤记忆成为了族群建构的解释依据。历史记忆的“特殊性”也被转化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推动着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唐汪人通过家谱、仪式、建筑、传说等记忆表征体现着族群分化与文化冲突的社会本相。他们通过模仿、改造、神圣化、结构化忘记等书写技术探索着对族群变迁的合理解释模式,采用“英雄祖先”、“兄弟祖先”的文本结构隐喻各个族群间竞争与共享社会资源的关系,从自身历史出发的“移民心性”也成为历史再造的逻辑。他们对于自己历史记忆的处理方式饱含了解释复杂认同和骑墙身份的民间智慧。这种民族历史地方写本启示我们反思西北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史的书写模式,反思文化与地理的时空边界视角对中心史观的转换意义。通过分析唐汪人元明两代的移民记忆,清季民国的变迁记忆,建国后家族、宗教、教育的发展事件和记忆资本化的实践,我们看到,唐汪人的身份变迁反映着以东乡族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身份转变的宏大叙事。从发展史角度看,东乡族就是由唐汪人这样的不同群体不断融入和重构后产生的民族。在新中国民族识别之后,它同回族、保安族等其他族群一样经历了更具政治意义的重构过程。他们都面对着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此时,历史记忆成为了民族认同建构的解释性工具,成为了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参考。记忆的历史心性也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在多元认同条件下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思路。

苏月奂^[10]（2016）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叙事伦理是艺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衡量作品价值的基本尺度。中国当代电影（1949年至今）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叙事伦理病症。学者们大都把目光聚焦在影片的伦理内涵阐述上,这些研究显然无法切中其叙事伦理的病理。本文首次将研究目标对准这一学术空白领域,目的在于全面认识和阐明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揭示其问题的本质,为中国电影伦理效果的提升提供借鉴。本文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启迪思想”为良好伦理效果的标准,以中国建国以来六十多年的叙事性电影为主要研究材料,以系统观为研究的主要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实证研究、思辨研究、比较研究三种研究方法,对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进行探究。论文从叙事概念、伦理概念等的梳理中推导出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的范畴。基于叙事概念,论文确定了“电影表达了什么样的伦理观（即叙事的内容要素）、怎样表达（即叙事的形式要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伦理表达（即成因,也是交流层次）”的研究逻辑。在此基础上,论文结合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特点,分叙事伦理内涵、人物、形式、局限、成因及个案六章展开具体分析。中国当代电影根据伦理关系主要有集体伦理、个体伦理和生态伦理三个叙事重点。电影在这三个维度上体现出了着重点不同的伦理理念。电影中的集体伦理尤其强调国家、道德、正义的崇高地位;其个体伦理则展现出对生命、情感、理想和苦闷的关怀;其生态伦理一方面是消耗物质的生产主义、节俭主义、消费主义,另一方面是在物质面前退让的环保主义。中国当代电影在不同的时代对这三种叙事伦理有不同的侧重,且各种叙事伦理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精神内核。相比集体伦理和个体伦理,中国当代电影中的生态伦理并不独立,它常常依附于集体伦理来获得伦理定位,因此其叙事伦理人物类型划分以集体伦理和个体伦理为标准。集体伦理标准下有伦理升华的人物和伦理悬置的人物两大类。前者中有伦理完善的人物、伦理蜕变的人物、不合时宜的奉献者,这些人物都为其集体伦理信仰做出了利他选择。后者中有反伦理的人物、伦理堕落的人物、伦理游移的人物,这些人物则不同程度地游离于集体伦理的规范效力外。个体伦理标准下是伦理自由的人物,其中又有个体伦理的求索者、个体伦理的碰壁者、个体伦理的突围者、个体伦理的享有者几类,他们的个体伦理行动和境遇彰显了一定的时代特征。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不仅承载于叙事的内容要素上,还潜藏在叙事的形式要素中。电影中的特殊时空意象、情节结构、画面色彩都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信息。这些伦理信息的形成有两个来源,一是叙事形式本身的伦理倾向,二是特定文化赋予叙事形式的伦理意义。中国当代电影特殊时空意象中的古代宫廷、民国时期大宅院、当下奢华场所分别指示着传统伦理的展现、封建旧伦理的批判、消费主义的宣示。情节结构中的“单行式”、“并行式”、“轮回式”、“迂回式”分别对应着前进、强化、恒定、突破的伦理进程。画面色彩中的红色、绿色、黑色、白色分别代表着伦理的冲突、自由、固守和更新。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意蕴宏大,表现丰富多彩,却有着严重的局限。其三大局限分别是电影伦理表达的主题先行、个人视角和泛自由化。中国当代电影起始于政治伦理遮天蔽日的时代,主题先行的叙事伦理局限由此扎根并挥之不去。政治的时代结束后,中国电影主题先行的叙事伦理诱因由政治扩展到名、利。伦理表达的个人视角滥觞于80年代,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在其职业生涯的初期都陷入其中,为世人留下了偏激的集体伦理批判和夸大的个体伦理愁苦。伦理表达的泛自由化泛滥于新世纪,电影中伦理事件的杂乱离奇和伦理内涵的含混不明是其主要征象。这三大局限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又有着交叉重叠,它们都阻碍了电影良好伦理效果的实现。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的以上表现和局限主要受文化、政治、经济的影响。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等文化因素,宽松性政治、左倾性政治和开放性政治等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电影市场经济等经济因素,通过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创作者而作用于电影的叙事伦理。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的得失也是创作者的成败,电影的叙事伦理局限最终可追溯到创作者的人性问题。因此,加强电影创作者的职业伦理建设是提升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的必由之路。提升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势在必行,又任重道远。

二、《槐树庄》的幕后新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槐树庄》的幕后新闻（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独幕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十七年”时期中日电影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华语女明星导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十七年”戏剧与电影的互动研究 ——以戏剧对电影的影响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女性电影身体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话剧改编电影的传播策略研究 ——以开心麻花系列改编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与接受研究（1949-2015）（论文提纲范文）

（8）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槐树庄》的幕后新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独幕话剧研究[D]. 林琳.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
• [2]“十七年”时期中日电影交流研究[D]. 辛恺钰. 南京大学, 2020(05)
• [3]华语女明星导演研究[D]. 谢佩汝.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十七年”戏剧与电影的互动研究 ——以戏剧对电影的影响为中心[D]. 张也奇. 南京大学, 2019(12)
• [5]中国女性电影身体政治研究[D]. 郭焱. 厦门大学, 2018(12)
• [6]话剧改编电影的传播策略研究 ——以开心麻花系列改编剧为例[D]. 丁悦. 曲阜师范大学, 2018(01)
• [7]中国现当代戏剧的英译与接受研究（1949-2015）[D]. 张翠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2)
• [8]黄河流域道情戏研究[D]. 杨志敏.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9]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 ——以“唐汪人”为例[D]. 崔明. 兰州大学, 2016(06)
• [10]中国当代电影的叙事伦理研究[D]. 苏月奂. 山东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