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专家的摇篮

一、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经专家的摇篮（论文文献综述）

苏微^[1]（2021）在《“含金量”高的院校——财经类院校实力榜》文中研究说明拥有"赚钱机器"之称的金融行业,以一个又一个"高薪神话"傲然睥睨其他行业,使得财经类大学的热度在高考志愿填报中经久不衰,一些实力强劲的财经类大学的录取分数线也水涨船高。在国内的财经类院校中,有5所院校入选"211工程"/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可以说它们代表着国内财经类院校的最高水平（注意,财经类院校中没有"985工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尤其是赫赫有名的"两财一贸"——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更是高考志愿填报中的"高分收割机",其录取分数线堪比国内一些"985工程"建设高校。

杏花^[2]（2020）在《北京高校图鉴》文中指出到北京读大学,是很多学子梦寐以求的选择:60余所本科高校在此聚集,8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6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众多高级别科研机构林立……这里教育资源之丰富国内绝无仅有。除了可选择就读的高校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在北京上学于学生个人而言,也意味着给自己更多的机会——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是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更是国内最前沿的国际化大都市,它给在这里读书的莘莘学子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设施、难得的深造和就业良机……

徐刚^[3]（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王佳^[4]（2020）在《基于通用设计理念的红色旅游城市导向标识系统设计管理研究 ——以红都瑞金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红色旅游寓教于游,是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是弘扬中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发展红色旅游,是对国民素质的提升、民族精神的培育、社会现实的精神需求转化为社会财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红色旅游城市强大的内生动力及区域综合发展协调能力,决定了其在我国革命老区建设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面对拥有丰富资源的红色故都瑞金,推广“红色文化”旅游意义深远。标识导向在旅游过程中担任着引导、指示、说明等功能,是整个红色文化景区内环境布局、氛围营造、文化提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导向标识系统设计作为设计学服务城市建设的分支体系,是城市基础公共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旅游资源丰富的红色故都瑞金,游客呈多样化趋势,因此要充分考虑不同国籍、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文化教育程度及背景、不同年龄阶段的多元化导向信息需求,需要以通用设计理念为指导思想,以便全面为游客寻路指引信息,满足更多游客对于红色旅游城市导向标识信息的需求。论文基于1种思想理念（通用设计）、1个设计领域（导向标识系统设计）、跨越2个学科体系（设计学与管理学）,基于通用设计“为所有人设计”的理念下将管理学的三大基本职能（计划、组织、控制）引入城市导向标识系统设计领域。通过对基于通用设计理念的红色旅游城市空间导向系统现地调研—以红都瑞金为例,分析其导向设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缺少维护,导向标识的牌面文字信息细节处有误等）提出须在系统的管理管控中加以解决,从计划、组织、控制的管理三职能展开构建了基于通用设计理念下红色旅游城市导向标识系统设计管理构建框架,进而从三个方面展开了通用设计理念的红色故都瑞金旅游景区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管理实践:（1）建立基于通用设计理念的红都瑞金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管理构建框架（从计划、组织、控制的管理三职能展开）;（2）提出满足通用设计的红都瑞金标识导向系统设计管理部分建议;（3）对共和国摇篮景区标识导向系统进行了更新设计,以期为我国红色旅游城市导向标识系统设计的改善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以通用设计理念作为指导配合红色旅游城市导向系统设计的各个环节有计划、有组织、有控制的精细管理,是红色旅游城市导向设计取得成功的核心。希望在我国旅游城市的导向标识系统设计中能汲取通用设计之精华,把握系统的管理职能。

陈鸽^[5]（2020）在《M大学MBA项目营销策略优化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其中MBA等中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成为重中之重。由于MBA院校日益增多、国外联合办学机构蜂拥进入,竞争越来越激烈。M大学MBA项目这些年虽然还保持增长态势,但是面对省内外兄弟院校的强力竞争,已明显感觉优势不够,发展处于瓶颈,亟需对现有营销策略进行优化提升。本文依托营销策略的相关理论,以M大学MBA项目为对象,研究其市场营销策略的优化。首先,本文分析了M大学MBA项目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接着利用PEST分析、波特五力模型和SWOT分析等方法,研究M大学MBA项目面临的营销环境,包括宏观环境、竞争环境和内部环境。在此基础上,确定了营销策略优化的思路,“对症下药”制定M大学MBA项目的市场营销策略优化,同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实施保障措施。本文研究得出:M大学MBA项目营销应以杭州、湖州、金华和绍兴等地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年收入在20-50万,年龄在30-39周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为主要目标群体。通过系统的学习MBA课程不仅可以获得专业管理知识的学习,人际关系网络的搭建,更重要的是让思维模式、价值观、视野都得到提升。通过特色课程的学习,为社会培养具备较强专业素养,身心健康,创造力强的智能制造与数字经济的领军人物。在4P营销方面通过增加课程方向,加强师资引进和提高服务质量进行产品优化;通过提高收费标准和引进奖学金政策进行价格优化;通过拓展实体渠道,扩大虚拟渠道和推动虚实渠道结合进行渠道优化;通过丰富人员推广模式,完善公共关系体系和加强移动社交为主的媒体推广等进行促销优化。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为M大学MBA项目营销活动的提升提供参考,对全国高校MBA教育营销策略的制定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王圳^[6]（2020）在《X市简政放权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成效显着,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稳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创造良好的营商条件,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在2014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审计机关应在重大政策落实方面充分发挥审计的保障功能,特别是对放、管、服政策的落实和推进情况进行跟踪审计,简政放权政策也包括在内。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动简政放权政策,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对绩效实施全面管控,建成公开、透明、有效的预算管理制度,建设法治、廉洁、效能的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更是新时代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现实目标。自2015年起,审计署开始发布多种《重大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结果》报告,对简政放权工作展开跟踪审计,并及时指出多地区在贯彻落实简政放权政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此外,在具体的简政放权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工作实践中,理论依据匮乏,缺乏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以X市“十三五”期间简政放权政策落实情况为例,以相关文献资料研究为基础,通过对X市简政放权政策落实情况以及跟踪审计评价现状的分析,找出X市简政放权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方面出现的问题,并围绕跟踪审计的4个阶段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进行检验,最后对X市简政放权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综合审计评价并提出加强跟踪审计评价质量控制、建立简政放权信息库等改进建议。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对当前的简政放权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工作提供一些支持,保障国家重大政策措施顺利有效的落实。

孙瑞倩^[7]（2020）在《央视《财经人物周刊》节目话语分析（2018.1.8-2019.10.14）》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尤其在经济建设领域和科技领域等,为记录这些人物的先进事迹和时代精神风貌,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制播了一部大型财经人物报道专题片即《财经人物周刊》,推出后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本文便是以该节目为话语分析案例,选取了自2018年1月8日节目开播到2019年10月14日播放结束,共87期节目作为语料,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大幕下分析财经人物媒体呈现的镜像特征、意义及其影响。本文研究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个例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依据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框架,即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三个向度,再结合梵·迪克的新闻图示结构理论以及学者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理论对节目展开具体的话语分析。在对央视《财经人物周刊》节目中关于财经人物报道的主题选择、领域分布、话语时长进行宏观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再对话语的新闻图示结构、修辞策略、词汇选择和使用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鉴于是电视财经人物报道节目,本文还从视听视角和叙事视角对话语建构模式进行了探讨。基于以上分析,《财经人物周刊》在报道中呈现两大特色:一是节目于话语中强化精神引领作用,通过呈现财经故事,塑造精神偶像;通过建构“大国重器”形象,传递主流价值观;通过挖掘历史矛盾,记录时代精神;二是在报道中记者“隐退”,达到了以人为本,丰满展现采访对象、以退为进,增强节目纪实性、以虚为实,牢牢掌控话语权的效果。结合传播语境和话语语境发现节目在话语建构中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主流媒体需要彰显舆论引导功能,二是弘扬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使命担当,三是满足高知受众群信息接收偏好。最后,论文就《财经人物周刊》节目话语呈现的不足加以总结,并提出论者的反思,认为提高财经人物报道的传播价值和力度要从“一汲取”、“两转化”、“三贴近”策略入手,即要积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弘扬传统文化中的财经智慧;注重专业术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平台的转化;牢牢坚守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以期为其他媒体的同类报道提供有益借鉴,提高财经人物报道的表达力和传播力,引起社会各界对财经人物群体更多关注和重视,帮助受众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王天丹^[8]（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张学娟^[9]（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提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肖楠^[10]（2019）在《政论专题片的文本与受众研究 ——以十九大献礼片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新媒体已经对社会大众形成了难以避免的包围性力量,它以交互、即时、延展和融合的特性使信息的整合成为了可能,改变了以往单向的传播模式。公众参与互联网讨论的积极性不断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让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覆盖面和影响力大大提升。在此背景下,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联合中宣部,自2017年7月起推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法治中国》《大国外交》等七部十九大献礼政论专题片,讲述了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战略部署的决策过程,一改政论专题片“传者热受者冷”的尴尬局面,引发了收视热潮。本研究以政论专题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结合案例分析法、文本分析法和扎根理论,对近期央视播出的十九大献礼政论专题片展开深入研究。首先,笔者对电视专题片、政论专题片、献礼片、受众和受众行为、大学生群体进行了关键词界定,对叙事学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进行了详细阐释,这能够帮助笔者建立起对于政论专题片的基础性、科学性认知。通过文献综述和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笔者发现对于政论专题片这一类型影片的研究仍然处于描述性研究的阶段,带有浓厚的“成功学”研究色彩,也缺少针对性的受众研究,存在较大的研究发展和创新空间。其次,笔者采用文本分析法,从主题与叙事、影像与声音两大角度对十九大献礼片的开篇之作《将改革进行到底》展开分析,探究影片的特色之处。作为典型的思辨性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一改以往政论专题片的叙事模式,以多维度的叙事视角,内外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将宏观主题与微观主题相结合,讲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13亿中国人民攻坚克难进行改革的伟大实践进程。而在影像与声音层面,《将改革进行到底》灵活地运用了镜头、构图、光效和色彩等多种影像语言,借助解说词、同期声和音乐等声音元素,将影片中的观点与见解生动、形象地呈现在观众眼前,为影片增添了感染力,打破了传统政论专题片说教性强、刻板保守的固有模式,从视觉和听觉两个维度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改革画卷。再次,笔者也采用了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选取了年龄在20-29岁的收看十九大献礼片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深度访谈,通过三轮资料编码和持续不断的备忘录撰写,笔者发现社会经验因素、符合习惯的期望、满足需求的期望、感知可靠性、感知易用性、期望满足程度、感知价值性、忠诚度和可替代性九个影响因素会对受众的收看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于收看前、收看中和收看后的全过程,并且各影响因素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笔者最终建构了收看十九大献礼片行为的动因模型,并进行了可靠性和推广度检验,这一模型阐明了受众在收看十九大献礼片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及其背后的动因,具有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特点,过去收看政论专题片的经历会影响我们的下一次收看行为,之前的思维也会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在后续的行为中,该模型对于以十九大献礼片为代表的政论专题片的创作与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最后,笔者将文本分析与受众分析的结论综合对比,在内容层面为我国政论专题片的创作提出了平衡叙述、符号化叙事等建议,政论专题片如果想要获取青年群体的更广泛关注,应该在呈现重大社会事件和现实问题的同时,更多地采用故事传播的手法,赋予传播符号特定的内涵,将故事、情感和价值融于一体,扩大与受众的认同空间,从而引发强烈共鸣。在传播层面,笔者则给出了仪式化传播、节庆化传播的策略建议,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已逐渐演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主要平台,政论专题片应当主动接纳信息技术的变迁,秉持着内容为王的原则,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播手段相融合,以创新思维打造媒体矩阵,发挥传播的叠加效应,激发受众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刻认同,让政论专题片走向世界,成为塑造国家形象、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经专家的摇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经专家的摇篮（论文提纲范文）

（1）“含金量”高的院校——财经类院校实力榜（论文提纲范文）

（2）北京高校图鉴（论文提纲范文）

（3）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通用设计理念的红色旅游城市导向标识系统设计管理研究 ——以红都瑞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M大学MBA项目营销策略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X市简政放权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央视《财经人物周刊》节目话语分析（2018.1.8-2019.10.14）（论文提纲范文）

（8）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政论专题片的文本与受众研究 ——以十九大献礼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经专家的摇篮（论文参考文献）

• [1]“含金量”高的院校——财经类院校实力榜[J]. 苏微. 求学, 2021(34)
• [2]北京高校图鉴[J]. 杏花. 求学, 2020(46)
• [3]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4]基于通用设计理念的红色旅游城市导向标识系统设计管理研究 ——以红都瑞金为例[D]. 王佳.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M大学MBA项目营销策略优化研究[D]. 陈鸽.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6]X市简政放权政策落实跟踪审计评价研究[D]. 王圳.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7]央视《财经人物周刊》节目话语分析（2018.1.8-2019.10.14）[D]. 孙瑞倩. 郑州大学, 2020(02)
• [8]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9]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10]政论专题片的文本与受众研究 ——以十九大献礼片为例[D]. 肖楠. 厦门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