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周怡君[1](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全球反水坝运动、社会嵌入与中资企业的应对策略》文中研究表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水电开发是中国资本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是近年来的国际反水坝运动对中国投资活动造成了不利影响。结合嵌入性理论,对中国项目方在"一带一路"沿线面临的多个反水坝运动案例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反水坝运动中多元主体在资源分配、治理权力、身份认同、生态保护4个方面的主要利益诉求,以及中资项目方在当地形成关系、认知、文化、政治脱嵌困境的具体原因及作用机制,以回答"反水坝运动为何形成"这一问题,并提出中国项目方应提高项目透明度、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关注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并用好海外志愿者队伍等政策建议。中方企业应积极嵌入到当地社会的治理格局中,建立起风险利益共同体,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
刘菁元[2](2021)在《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研究 ——以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私人规制一般是指由各类私人实体所创设的一系列规则与实践。私人规制的出现既是对全球问题复杂化趋势的适应,也是对目前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治理体系的补充。本文结合全球治理的语境,将私人规制具体定义为一种由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劳工、人权和环境等领域进行标准编撰、标准执行情况监督和认证的治理机制。其中,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是其最为重要的方面。私人规制主要作用于社会、环境等领域,是缓解当前传统治理模式下“治理赤字”的重要出路,也是私人权威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力的重要路径。有学者提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棘轮效应”使之成为近50年最具有创新性的制度设计。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规制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即其行为逻辑为何。此问题不仅涉及了私人规制的作用机制,更与其行为策略相关。行为逻辑是研究治理机制作用模式的重要工具。为了对私人规制的作用模式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行为逻辑研究框架。本文认为,私人规制因其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和自身性质的独特性,在一系列治理实践中形成了高度复合性的行为逻辑:即控制逻辑、赋权逻辑、市场逻辑。具体来讲,控制性逻辑通过对行为体的生产、管理行为进行规范,实现治理的环境价值;赋权逻辑通过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赋权的方式实现治理机制的社会性目标;市场性逻辑以市场供求为利益杠杆,对行为体的经营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从而实现治理的经济价值。正是这样的复合性逻辑使得私人规制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兼顾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价值,实现更为全面的治理效果。本文绪论部分对私人规制的研究背景、现状、方法、意义进行了介绍。正文开篇由全球治理的“失灵”现象引入,进而论述了私人规制产生、兴起和发展的历程和成果。接着,作者构建了文章的理论框架部分,先后对私人规制行为逻辑的本质驱动、理论基底和具体形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为验证提出的分析框架,文章选取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作为案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FSC正是借助“控制”、“赋权”和“市场”三种行为逻辑来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的治理价值。首先,FSC通过制定森林管理和林产品生产等方面的标准和规则、设立执行保证机制的方式对相关行为体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约束,以实现治理的环境价值;其次,FSC通过制度设计、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赋权,实现治理的社会性价值。其中,制度设计主要包含了“三分席位”模式、公众咨询机制、纠纷解决系统、开放性平台等方面。知识生产的内容主要包含了价值理念、概念创新和实践信息三个层次。最后,FSC运用市场逻辑,通过市场激励和市场宣传两种方式实现了治理的经济价值。其中,市场激励措施包括商标提供、市场运动等方面;市场宣传则主要包括构建宣传网络、拓展传播主体、大众媒体宣传和修辞策略运用等内容。文章的结论部分对国际森林问题及FSC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论述,并同时提出了私人规制研究的潜在方向和重点领域。
王理慧[3](2021)在《跨国河流治理中的公民社会参与 ——莱茵河流域与湄公河流域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跨国河流治理综合了水资源刚性需求大、利用领域广的特点,亦受到国家间战略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区域态势影响,对地区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跨国河流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之多、涵盖领域的复杂性之强,又极大地加重了治理的难度。传统上,跨国河流管理模式具有以国家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特点,存在高成本和局限性,在这一背景下,公民社会积极参与跨国河流治理进程,凭借信息技术优势和组织的灵活性,与政府管理形成互补,成为跨国河流治理机制中的重要成员。多层治理理论及其新发展为公民社会在跨国河流治理中的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能够用于解释其产生原因和作用机制。公民社会囊括了非政府组织(NGO)、社区团体、行业协会、学术机构、媒体等多元行为体,将公民个体组织起来,形成合作网络,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层级进行活动,协调各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分歧,根据能力和需求分配任务,参与各级政府和政府间组织(IGO)的决策过程,开展宣传教育以提升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影响国际舆论的导向,监督政策方案的落实。莱茵河与湄公河的跨国治理两大案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前者是公民社会参与水资源治理的成功案例,后者仍在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理模式。莱茵河流域将水污染治理作为核心议题,社会各界在治理目标上达成共识,民主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公民社会提供了正式且便利的参与渠道,其活动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相比之下,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治理受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种不同诉求的双重制约,各行为体之间利益分歧较大,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对抗多于合作,公民社会倾向于事后抗议,参与层次较低。对两大流域水资源治理的比较研究,能够为跨国河流治理的机制建设提供参考。公民社会与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协作是对既有治理机制的有效补充,引导公民社会有效参与,转“对抗模式”为“合作共推”,是未来跨国河流治理的大方向。跨国河流沿岸各国应当从共同关切着手,找到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发力点,畅通交流渠道,发挥公民社会在政策宣传、公民教育、信息收集、资源整合等方面的治理优势,探索建立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李之文[4](2020)在《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美国当代电影所进行的生态批评研究,旨在从生态批评的视野展开电影批评,在历史文化语境和现实语境中考察电影的生态表达,解析电影意识形态腹语术下的生态意识,剖析电影结构性的生态表达缺失。绪论部分概括了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研究文献综述、研究目的、方法、意义及创新;第一章对当代电影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分析现阶段电影生态批评的成果;第二、三、四、五章分别对美国当代电影中所关注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动物关怀、环境公正四个选题(主题)展开具体的电影个案批评,试图将理论与个案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对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结语部分总结美国当代电影生态批评的成果及其对我国电影生态批评的启示。具体研究内容概括如下:绪论概述全文。首先指出本文生态批评的对象主要以1939年以后的美国当代电影为主,研究背景是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理论基础是生态意识的不断提高,人类生存范式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以及生态批评由文学向电影的渗透。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作品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对美国当代电影进行生态批评分析研究,在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中去寻找影像文本中规律性的东西,以生态表达的主题为标准将美国当代电影分为环境危机电影、资源危机电影、动物电影、环境公正电影四个生态主题展开论述,梳理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框架。本文从整体上把握美国当代电影的生态批评,对构建我国电影的生态批评有着借鉴意义;同时,有助于推动中西电影的生态批评交流,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在电影批评中运用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理念,有利于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普及生态意识、构建生态文明,有利于强化电影生态批评的自然使命和社会使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研究的跨学科性,尝试系统梳理和研究美国电影生态批评的前沿观点,通过阐述电影艺术的生态内涵,让电影在重构人类生态文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章对现阶段电影生态批评的三种理论分别进行阐述。伊瓦克伊夫的电影三元模型尝试将生态哲学的理论用于对电影的生态批评中,认为电影用一系列移动的图像记录着各种事物的出现、发展、互动并影响周围世界的活动与交会;电影世界通过地理形态、生物形态和拟人形态三种形态,承载、影响着电影外的世界;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产生一级存在、二级存在和三级存在三种电影体验,电影体验连接着电影构建的世界和电影外的世界。伊瓦克伊夫认为,认识电影世界与电影外世界之间的关系,要遵循“生态系统”分析模式,研究电影的形式与意义是如何在电影的三重生态(物质生态、社会生态、以及精神/感知生态)中循环的。伊瓦克伊夫认为电影是与真实世界互动的结果,电影对建构和改变世界生态环境有重要的作用。英格拉姆的多元化电影生态批评旨在分析不同的生态审美成分是如何在电影的生态表达中分工协作的。英格拉姆认为,从审美多元化角度来看,艺术和大众、现实和通俗、道德和不道德,各种认知和情感策略都可以激发环保意识和生态辩论,任何一部电影都可以激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哈格曼辩证意识形态批评下的电影生态批评,旨在从电影中解读出反映文化、社会及人类自身内部矛盾的信息。哈格曼认为所有电影都具有意识形态,分为内容层面的被建构意识形态和形式层面的建构意识形态。哈格曼通过对同一主题、但表达方式不同的三部电影展开辩证意识形态批评,指出影片中的意识建构和被建构是矛盾的,它们完全采用了自己理应反对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就会破坏生态。电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不能摆脱意识形态,但电影生态批评可以通过辩证的意识形态批判来辨别我们复杂的欲望,并从生态和意识形态角度重新思考存在。综上所述,现有的电影生态批评理论分别从生态哲学、生态审美、辩证的意识形态等角度肯定了电影对生态表达、生态认知和生态意识的重要作用。伊瓦克伊夫的电影三元模型,将生态哲学的理论用于对电影的生态批评中,指出电影是与真实世界的互动,那么在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展开电影的生态批评可以正确解读电影的生态表达;英格拉姆的多元化电影生态批评,认为所有的电影都能促进对生态的关注,那么各种类型的电影通过生态批评就可以剖析出电影意识形态腹语术下的生态意识;哈格曼辩证意识形态批评下的电影生态批评,对电影中辩证意识形态的分析,提醒我们在做电影的生态批评时,要剖析电影结构性空白中的生态表达缺失。现阶段的电影生态批评理论对本文以下章节所研究的美国当代电影中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动物关怀、环境公正等四个主题,提供了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阐释视野。第二章对美国当代电影中的环境危机电影展开生态批评。本章中的环境危机电影主要以纪实或预言式的视听语言,展示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所导致的各种类型的环境退化。环境危机电影镜头中的水土流失、沙尘暴、海洋污染、世界末日,让人们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生态崩溃,进而有效激发人类的生态意识,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考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重建生态和谐的社会。但将环境危机电影中放入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语境中解读,可以看出影片的生态表达是有限的,虽然电影承认自然环境的破坏是人类造成的,但认为这一切是可以修复的,而且环境的修护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该类型影片最大的结构性空白是没有指出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高速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疯狂掠夺,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影片只是将责任归结到某个人、某类人的行为之上,所以其生态表达是有限的。第三章对美国当代电影中的资源危机电影展开生态批评。本章中资源危机电影主要以情节剧为主,影片通过震撼的镜头语言、善恶二元论、复线叙事结构,展示铁路建设、石油开采、黄金采矿、核能开发所造成的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电影的生态表达是客观的,镜头中土地的掠夺、石油的大火、采金后的水土流失、核能泄漏对人与自然的污染,虽然只是暗线表述,但仍给人类以生态警示。同时,情节剧的设置易于让人们感受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电影指出人类的进步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揭示了生态危机中人类生存的窘态,有效地激发人们的生态意识。但将资源危机电影放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语境中解读,可以发现其生态表达的空白。电影对资源开采的表达是肯定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歌颂;生态危机的责任被模糊化、简单化、片面化,将生态危机的责任归咎到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上,至于对生态问题的解决依旧是经典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电影没有对资源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行讨论,试图掩盖资源危机的原因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是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生态必须让位于资源开发,所以电影不可能提供解决环境危机的真正途径。第四章对美国当代电影中的动物电影展开生态批评。本章中的动物电影分别从人类视角、动物视角探索动物形象的转变、狩猎态度的更正、人类对动物的消费以及人类虐待动物的真相四个主题,阐述动物与人类、动物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动物电影的生态表达在于电影中对动物主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动物中心主义再到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意识转变。电影中反狩猎、反消费生态意识的表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焦虑的客观对应物,也是生态意识提高的见证和促进,同时也促进了人类对动物保护主题的关注以及解决动物危机途径的探讨。美国动物电影生态表达的缺失性在于其生态乌托邦的设想和商业性,即是动物视角的叙事也是对人类社会焦虑的映射,旨在从自然中探寻涉及性别、家庭等意识形态信仰的证据,同时认为原住民的生态智慧是可以解救美国白人堕落的灵魂、拯救生态危机的。动物电影的生态表达应该对引发生态焦虑的社会生态进行深入、全面的再现与剖析,应该从“为何为动物说话”转向“如何为动物说话”,并走向真正的生态中心主义。第五章对美国当代电影中的环境公正电影展开生态批评。本章中的环境公正电影主要对城市发展、资源垄断所造成的阶级压迫,美国西进过程中对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所造成的种族迫害,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在电影中的失语状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殖民进行了生态剖析。相对于前三章对于人之外的自然、资源和动物的生态表达,本章的电影主题转向人类本身,认为根除生态危机必须要先解决环境剥削与环境压迫。环境公正电影的生态表达强调对人性、阶级、种族、生物殖民议题的建构,旨在揭示导致环境公正缺失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现实根源;同时发掘、阐发弱势民族文化、弱势阶级生存方式中所蕴含的深层生态智慧,为探寻生态可持续的生存方式提供启示。环境公正电影的结构性空白在于对阶级压迫、种族剥削等社会不公正问题的非政治化和非历史化处理,规避环境公正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现实根源。电影没有去讨论其原因在于资本的私有化,是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而试图用电影中的和平共处替代真正的平等。阶级压迫、种族剥削需要群体的自我反抗来结束新形式的殖民主义,阶级、种族只有自己夺回话语权,才是探寻生态可持续生存方式的关键。结语,总结对美国当代电影所进行生态批评研究的成果,指出对我国电影生态表达和生态批评研究的启示及意义。研究美国电影生态批评,为中国电影生态批评提供了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的理论借鉴。美国当代电影在电影类型、结构运用、视听表达、情节设置上对生态理念的表达对于我国生态类型电影的创作有着一定的示范作用。同时,中国电影在生态表达上要避免美国当代电影中存在的问题,如人类中心主义的叙述视角、商业化对生态意识的淡化、对生态危机的责任模糊化、对生态问题解决的理想化等。中国电影的生态表达应汲取中西方的生态智慧,阐释电影与中国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国电影生态批评应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背景下去分析,构建中国特色的电影生态批评理论。
黄冰[5](2020)在《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关系研究一般认为,大国竞争会导致合作困难、体系动荡,甚至国际冲突。但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验观察发现:虽然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但是该区域却出现了整体上合作与发展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良好局面。为什么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大国竞争能够促进地区合作呢?大国竞争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促进体系层面的合作?又是如何促进合作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认为国家间利益是冲突的,大国竞争会带来负面效应。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大国竞争带来的各种制度现象持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但未能具体解释大国竞争何时促进合作、何时阻碍合作以及二者之间如何转化。自由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等认为大国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合作,却没有具体回答合作是如何得以推进的。总之,既有文献各有灼见,但关于大国竞争与国际合作的学理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继承与发展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提出大国竞争促进区域合作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大国无战争以及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与时代背景。该模型涉及的核心概念是“制度竞争”。制度竞争是当前大国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上述前提下,大国通过发起、主导和维持国际制度,来追求获得更大相对收益、提升制度权力和增加自身影响力的一项国家战略。本文认为,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性,其既是一种大国为实现自身私利而推行的战略工具,又是一种服务于区域公共利益、满足小国公共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且可以在实践过程中重新塑造和界定所有参与国的身份、偏好和利益。正是因为国际制度的这种多重性,大国之间才可以国际制度为载体展开对区域合作主导权与区域影响力的争夺,制度竞争也有了持续发挥促进区域合作效用的可能。该模型的具体作用机制包含两个过程。过程一:小国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随着自身发展与现实情况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由于大国竞争的存在,相关大国得以敏锐感知到这种需求的变化,并结合自身相较于其他大国的比较优势积极迎合需求,从而推动了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过程二:制度竞争可以通过调动和激发小国能动性推动大国社会化与制度建设,进而促进区域合作;小国能动性是指小国平衡大国和借重大国的能力;大国被社会化意味着大国逐渐内化了地区合作规范,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尤其是将自身私利转变为区域公共利益,实现了私利与公利的认同;制度建设包括制度化、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务实合作。在制度竞争过程中,制度建设与大国社会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区域合作与发展得以不断前进。本文以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竞争为案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冷战结束以来,湄公河地区的跨境水资源开发、非传统安全以及经贸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公共需求随着时间更迭、区域发展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等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感知与迎合这种公共需求变化,中国参与并主导了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以及澜湄合作等国际机制,美国发起并主导了湄公河下游倡议与湄公河下游之友等国际机制,日本参与并主导了GMS合作机制与日湄峰会。中美日与湄公河国家的双向互动共同推动了湄公河地区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2010年湄公河流域爆发重大旱灾,将该地区跨境水资源管理需求推向前台。在这次突发自然灾害中,美国和日本以此为机,渲染“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则反应迅速,采取多项措施尽力缓解负面影响。而湄公河国家既借美日之手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没有因此疏远中国,同时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明确传达了自己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共同推动跨境水资源管理进展的需求。该事件使中国、美国和日本充分认识到了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调整了各自的政策和利益认知。中国、美国和日本相继发起并建立了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湄公河水数据倡议以及绿色湄公河论坛等专门的水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并积极与湄公河国家开展多项务实合作。最终,大国制度竞争推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水资源管理议题的发展,使该领域区域合作得到加强。未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大国竞争仍将持续存在,仍然不乏产生分歧和冲突的可能,但是被社会化后的中美日已不再仅是各自为政,而是已经开始开展大国彼此间的协调和沟通。制度竞争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仍然有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戴天晨[6](2019)在《空间叙事 ——城市空间非物质性要素设计转译研究》文中认为空间叙事的研究自1960年代起,成为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其核心关注点是空间之于人的意义,包括意义如何建构在空间中以及如何传达给体验者。空间叙事研究能够帮助建筑从业者理解空间之于人产生意义的机制,并总结出空间叙事视角下空间营造的设计策略。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对地域性文化信息的忽视导致了城市文脉断裂、城市物质空间与文化意义脱离等问题。针对这些现象,本文旨在结合现有的空间叙事和城市设计理论研究成果,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范围内探索城市的非物质性要素如何通过建成环境的物质性转译向人们传递空间意义、建构城市意象。本文强调了非物质性要素在传递空间意义、建构城市意象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提出了空间叙事运行机制的理论框架,从城市空间体验者的角度解析了空间叙事物质基础,非物质性要素的空间感知,以及城市意象的营造、传播过程。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基于空间叙事理论框架分别选取了三个城市空间叙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探索出一系列城市空间叙事与非物质性要素转译策略。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视野方面:从非物质要素的视角研究了城市空间的形成、结构与意义,拓展了以空间叙事赋予城市空间场所精神与文脉联结的研究视野,阐述了非物质性要素在城市空间形态结构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具有的意义。2)理论架构方面:空间叙事是体验者在建成环境中通过参与一系列事件,获得与建成环境相关联的体验、感知和情绪,建立关于此空间意义的认知,建立场所独特性的过程。本文从城市空间体验者的角度提出了空间叙事运行机制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公共空间中的事件和行为,以及大众传媒在城市文化内涵感知中的重要性。3)方法探索方面:非物质性要素通过转译,能够成为物质空间的构成部分,为体验者所感知。本文将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拼贴”、“再现”、“图符”、“隐喻”等经典叙事结构和方法延伸到了建筑领域,提出了空间叙事视角下非物质性要素的设计转译策略,并根据当今的数字技术和信息传播特性,提出了城市意象的营造和传播策略。论文正文约17.1万字,365幅插图。
李林[7](2019)在《国际发展理念视域下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新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贫困落后问题,引起了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冷战的背景下,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等发展理念,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就东南亚来看,20世纪50年代后,湄公河在美国与苏联的竞争中的地缘重要性逐渐上升,作为冷战竞争的一种武器和手段,现代化理论被美国运用到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决策中,美国利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开发经验和自身的经济和技术优势,逐步地介入了湄公河的开发,并在地缘政治动力的作用下,不断地调整和强化对湄公河开发计划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湄公河地区局势变化,湄公河对美国的战略优势下降,美国在湄公河地区的现代化实践遭到了批判,其发展理念开始发生转变,美国对湄公河开发的热情逐渐消退,湄公河开发因对美国的支持形成了一定的依赖而曾一度陷入低谷。90年代美国“重返”湄公河,在环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美国将重心转向了湄公河地区的生态领域,尤其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湄公河下游倡议”,高调参与了湄公河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但实际投入有限。从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的阶段性可以看出,发展理念和地缘政治始终是影响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的主要因素,美国的参与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其外交目标,尤其是遏制目标的一种隐蔽手段。
程子龙,于宏源[8](2018)在《湄公河环境安全纽带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文中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大背景下,环境安全让国家间成为一个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多个地区在水、能源和粮食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影响、制约并极具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安全纽带,而这一安全特征在湄公河区域尤为突出。有别于传统环境安全研究仅强调环境资源和国际冲突间的因果关系,安全纽带研究则关注水、能源、粮食安全议题间的多重因果联系,其中水资源安全在纽带中扮演了中心角色。气候变化导致湄公河区域水资源面临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加上近些年来的水电项目建设,加剧了水、能源,以及以大米、鱼类为主的粮食之间的安全传导性。安全纽带视角为湄公河区域的安全治理提出了一个更为全方位的治理框架,不仅强调安全议题间的连带性,而且注重政治、经济与社会手段的结合。作为湄公河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中国可以凭借资金和发展优势,以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为支点,以澜湄合作机制为主要平台,全面深化湄公河区域安全纽带治理。
宁威[9](2018)在《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在民盟主导缅甸政治转型大背景下展开论述的,主要采用民族政治学相关理论对民盟执政以来的民族整合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对本轮缅甸民族整合的现状、挑战、影响因素、趋势和对中缅关系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全面探讨。本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由来及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阐述民盟执政前缅甸民族整合历史进程与当前缅甸民族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界定了民族整合的定义与方式,为探讨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问题打下理论基础。随后回顾了吴努、奈温、新军人政府时期和吴登盛政府推行的民族整合政策。吴努政府和奈温政府主要采取“同质化”治理方式,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政治一体化,不断剥夺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遭到了少数民族的坚决反对,导致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武装对抗中央政府,使缅甸民族国家建设陷入困境。新军人政府时期和吴登盛政府时期,整合方式趋于平和,为民盟时期的民族整合打下了一定基础。在缅甸历届政府与少数民族的相互斗争与妥协之下,缅甸民族问题不断反复,导致当前民族整合主要面临着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不强、少数民族武装长期存在、罗兴伽人问题突显等。第二章主要论述民盟执政下民族整合措施及特点。在前几届政府民族整合的基础上,民盟政府的民族整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继续推动民族整合向前发展,是民盟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昂山素季对其父亲昂山将军“彬龙精神”的继承、民盟对民族和解全面包容的态度、民盟将民族和解作为首要工作任务的决心、“民地武”对民盟政府民族和解政策的积极回应等都为缅甸实现民族和解创造了新机遇。民盟政府执政两年多以来,在推动民族整合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各方对民族整合期待也很高,但实际效果有限。从总体上看,缅甸民盟政府的民族整合呈现着整合主体二元化、整合取向多元化、整合路径双向化等新特点。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盟执政下推动民族整合所面临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从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影响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找出影响民族整合的关键变量。从政治方面来说,民主改革对民族整合具有双重影响,民主有利于消除缅甸各民族间矛盾与隔阂,但民主改革过快易引发民族矛盾爆发。长远来看,民主化是促进民族整合的利器,可以推动各民族权利平等,但在民主化过程中却会削弱权力核心引发动荡。缅甸是一个多中心的松散权力结构体系,其政治系统内存在着政府、军方、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党派和宗教团体等相对自治的组织。在各类组织相互竞争的背景下,政治权力博弈是民族关系的核心,也影响和阻碍着缅甸的民族整合。当前,民盟政府领导软弱,军方、“民地武”利用其地位无限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漠视国家公共利益,导致民族整合步履维艰,甚至削弱或破坏民主本身。从经济方面来说,民盟上台后,努力打造自由、公平的经济发展环境,进行了经济调整。但目前仍未能打破缅甸盘根错节的经济藩篱,抢夺资源控制权成为军方、政府、“民地武”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文化方面来看,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因素造成了缅甸民族间长期分裂,对国家内部分裂的担忧深深地烙进了缅甸文化之中。缅甸历史文化中各民族对彼此信任的缺失给民族整合带来极大的阻碍。从大国影响方面来说,美国、日本、欧盟等域外势力对该地区的拉拢、渗透日渐频繁,以输出“民主”为手段,以缅甸民族和解事务为跳板,进而插手缅甸事务。中国与东盟对缅甸的民族整合进程也格外关注。然而,西方插手缅甸民族和解问题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自身在缅甸的影响力,试图将缅甸民族问题国际化、复杂化,扰乱中国周边环境。东盟和中国希望缅甸能够顺利推进民族整合,以一个和平稳定的多民族国家身份积极融入地区安全秩序。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趋势及对缅甸民主国家建设影响。在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缅甸民族整合呈现出以下趋势:当前形势下解决缅甸民族问题的各方面条件仍不成熟,近年缅甸内外形势深刻变化使得该问题与缅内政外交、地缘政治等因素交织缠绕愈加复杂。和解氛围正艰难形成,对话机制正在建立;政府军与“民地武”之间的冲突绵延数十年至今,少数民族武装处境日益艰难,两极化发展趋向明显,一部分艰难融入主流社会,一部分在打压下由明转暗,有向恐怖主义发展的趋势;“罗兴伽人”问题使得缅甸民族对立情绪高涨,也使缅甸的国际环境遭受新的压力。民盟推行的民族整合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但核心矛盾难以解决,民盟缺乏足够的实力来调停整合各方矛盾,导致民族整合推进缓慢,国家建设受到影响。第五章主要分析此轮民族整合对中缅关系的影响。民盟执政下,缅甸继续推动民族整合给缅甸局势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也使中缅关系出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短期内,民盟执政下缅甸的民族整合措施暂未收到良好的效果,客观上还造成了缅北地区动荡、罗兴伽人问题突显等。但从长远来看,民盟全面包容的民族整合理念若实施得当,将有利于彻底实现缅甸的和平统一,促进中缅两国合作。因此,结合我“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国际观,积极推进缅甸和平进程,共同构建地区安全环境是着眼宏观战略发展,谋求长远利益之举。在对策方面,首先要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认清发展稳定的缅甸更有利于中缅关系长足发展。以推动缅甸民族整合为契机,与缅甸新政府一起寻找中缅利益共同点,通过民族整合各项政策,将“民地武”吸收到合法国家体系,使其成为“负责任”的一员,避免其“恐怖主义化”成为新的“麻烦制造者”,并以此掀起中缅发展高潮,把中缅关系真正塑造为不同规模国家关系的典范。结论部分则是对全文结论和总体理论框架做出总结。
胡娟[10](2018)在《后常规科学及其社会治理》文中认为多少年来,科学一直以清晰的“常规”面貌为世人所知。然而,“科学”始终在演化,在经历了胜利和乐观主义的时代之后,科学进入了“后常规时代”。在此,科学活动(尤其是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实践)及其后果呈现若干新的特征,如事实的不确定性、价值的争议性、利益的攸关性和决策的紧迫性。要言之,“后常规”标志着那种可以无视争端的“解谜”过程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议题上的各种争论。重要的是,这些争论已经超出了“认知争论”(关于知识的争论)的范畴,而呈现出“社会争议”(关于非科学问题的争论)复杂的问题情境:谁为科学专家的“解谜”作业支付费用?谁对此感兴趣?相关风险又是被谁所知晓并接受?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跨越了传统科学既有的“自治”边界,而涉及到科学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应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化解“棘手”的政策争端,正是后常规时代科学实践所面临的一项新挑战。实践业已表明,库恩“常规科学”意义上的实践过程与同行评议的机制无力应对;那种企图利用专家“统治”终结争议的做法也只会强化社会风险。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机制。作为一种应对风险和政策争端的策略,“后常规科学”提出了“扩大的同行共同体”和“扩大的事实”的方法论进路。由此,我们可以设想科学的民主化问题。在我们看来,“后常规科学”的概念还意味着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科学并非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在共同体“内部”的自说自话;知识的有效性、科学决策的合法性理应考虑诸多“外部”的甚至是异质性的要素,且以他人的认可和接受为前提。这就促使我们进入 科学与治理”的论题。通过对“气候科学”、“生物样本库”这类“后常规”典型科学议题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相关治理进程中,治理主体从“内部”扩大至“外部”,而包括诸多利益攸关者;治理的手段和要素也从专家知识权威转向了对“地方性知识”的考量和接纳,且更多地考虑了道德、利益和价值等因素。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后常规时代的科学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践逻辑和一致性。科学的社会治理将是解决科学(技术)的社会争议的一种可能机制。最后,我们以专家的信任危机、科学规范的重塑等论题为线索,对“知识与权力”、“专家与公众”和“自由与责任”等问题予以重新审视,进而重构了我们对于科学及其实践过程的认识和理解。一言以蔽之,在“后常规时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紧密,科学业已成为一项政府、产业乃至市民都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本文基于科学的演化,竭力丰富、充实和增进“后常规科学”概念的内涵和价值,并藉以相关问题的讨论为科学的社会治理进路做出阐释和辩护。不过,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后常规”的科学观并非意味着是一种“好科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就是科学正在发生的变化。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一、问题来源 |
| 二、嵌入性理论基础 |
| 三、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反水坝运动案例 |
| 四、反水坝运动中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 |
| (一)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
| (二)治理权力的合理性 |
| (三)文化和身份认同 |
| (四)生态保护诉求 |
| 五、社会脱嵌:中国企业海外水电投资项目的反水坝运动困境 |
| (一)NGO框定战略下的关系脱嵌 |
| (二)信息失衡下的认知脱嵌 |
| (三)高冲突地区的政治脱嵌 |
| (四)对外投资的文化脱嵌 |
| 六、社会嵌入:中资企业应对国际反水坝运动的策略 |
| (一)提高中资企业透明度,完善对外水电建设规范机制 |
| (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塑造企业良好形象 |
| (三)重视民间社会组织的影响,关注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 |
| (四)加强舆论宣传,构建积极的营商环境 |
| (五)用好海外志愿者队伍,构建良好的联系通道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
| (一)何为“私人规制”? |
| (二)关于私人规制的现有研究 |
| (三)对FSC的现有研究 |
|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框架及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球治理的“失灵”与私人规制的兴起 |
| 第一节 全球治理的“失灵” |
| 一、全球化的加速与治理概念的兴起 |
| 二、全球治理失灵的背景及表现 |
| 第二节 私人规制的兴起与发展 |
| 一、私人规制的概念与分类 |
| 二、私人规制的兴起和演变 |
| 第三节 全球治理中的私人规制 |
| 一、全球治理中私人规制的发展现状 |
| 二、全球治理领域私人规制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私人规制的行为逻辑 |
| 第一节 行为逻辑的驱动:合法性问题 |
| 一、关于合法性的研究 |
| 二、关于组织合法性的研究 |
| 三、组织合法性研究路径 |
| 四、合法化与合法化策略的研究 |
| 第二节 复合式行为逻辑:“控制”、“赋权”与“市场” |
| 一、逻辑一:“控制”逻辑 |
| 二、逻辑二:“赋权”逻辑(Empowerment) |
| 三、逻辑三:“市场”逻辑(Marketing) |
| 第三节 治理逻辑与治理价值 |
| 一、“控制”逻辑与环境价值 |
| 二、“赋权”逻辑与社会价值 |
| 三、“市场”逻辑与经济价值 |
| 四、复合式行为逻辑与可持续发展 |
| 第三章 私人规制视角下的森林管理委员会 |
| 第一节 国际森林治理的背景与进展 |
| 一、国际森林治理的历史与背景 |
| 二、国际森林治理进展与现状 |
| 三、国际森林治理的特点和趋势 |
| 第二节 国际森林治理的困境与挑战 |
| 第三节 国际森林治理中的私人规制——FSC |
| 一、国际森林治理中的“私人”转向 |
| 二、国际森林治理中的森林规制 |
| 第四章 国际森林管理委员会(FSC)的行为逻辑 |
| 第一节 逻辑一:基于环境价值的“控制”逻辑 |
| 一、“控制”逻辑下的标准与原则 |
| 二、“控制”逻辑下的执行保证机制(Assurance System) |
| 第二节 逻辑二:基于社会价值的“赋权”逻辑 |
| 一、制度赋权 |
| 二、知识赋权 |
| 第三节 逻辑三:基于经济价值的“市场”逻辑 |
| 一、市场激励策略 |
| 二、市场宣传 |
| 结论 |
| 一、国际森林问题发展态势 |
| 二、可持续发展与森林治理 |
| 三、研究不足及未来方向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公民社会与跨国河流治理 |
| (二) 跨国河流治理的案例研究 |
| 三、研究结构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跨国河流治理中公民社会参与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公民社会参与的产生 |
| 二、公民社会参与跨国河流治理的理论基础 |
| (一) 多元行为体的分层活动:多层治理理论 |
| (二) 公民社会的内部互动:三层策略理论 |
| (三) 公民社会的内外联动:乐团理论 |
| 三、公民社会参与的成效评估 |
| 第二章 莱茵河跨国治理中的公民社会参与 |
| 一、莱茵河流域概况 |
| 二、莱茵河水资源治理的特征 |
| (一) 治理机制成熟且稳定 |
| (二) 行为体多元且包容性强 |
| (三) 参与流程正式且渠道便利 |
| 三、公民社会参与莱茵河治理的作用机制 |
| (一) 公民社会在不同层级上的活动 |
| (二) 公民社会的内部互动 |
| (三) 公民社会的内外联动 |
| 四、公民社会参与莱茵河治理的成效评估 |
| 第三章 湄公河跨国治理中的公民社会参与 |
| 一、湄公河流域概况 |
| 二、湄公河水资源治理的特征 |
| (一) 治理机制拥堵 |
| (二) 公民社会参与度因国家而异 |
| (三) 行为体参与渠道受限 |
| (四) 公民社会内部存在利益分歧 |
| 三、公民社会参与湄公河治理的作用机制 |
| (一) 公民社会在不同层级上的活动 |
| (二) 公民社会的内部互动 |
| (三) 公民社会的内外联动 |
| 四、公民社会参与湄公河治理的成效评估 |
| 第四章 莱湄跨国治理公民社会参与之比较 |
| 一、两大流域公民社会参与的相同点 |
| (一) 发展趋势相同 |
| (二) 活动层级相同 |
| (三) 善于利用信息优势 |
| 二、两大流域公民社会参与的不同点 |
| (一) 核心议题的设定不同 |
| (二) 政治背景有差异 |
| (三) 参与渠道有差异 |
| (四) 社会共识的程度不同 |
| 结论: 从莱茵河治理经验到湄公河机制建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方法、意义及创新 |
| 第一章 当代电影生态批评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伊瓦克伊夫的电影三元模型 |
| 一、电影世界的三种形态:电影对世界的构建 |
| 二、电影体验的三级存在:电影对世界的作用 |
| 三、电影的三重生态:电影与世界的关系 |
| 第二节 英格拉姆的多元化电影生态批评 |
| 一、艺术电影的生态批评 |
| 二、大众电影的生态批评 |
| 三、道德中立电影的生态批评 |
| 第三节 哈格曼辩证意识形态批评下的电影生态批评 |
| 一、资本与生态的不可调和 |
|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 |
| 三、社会生态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环境危机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 |
| 第一节 生态视域下的沙尘暴 |
| 一、沙尘暴的首次揭露 |
| 二、沙尘暴元凶的生态讨论 |
| 三、沙尘暴的生态原罪 |
| 第二节 洪水危机与环境治理 |
| 一、洪水的记录者:《大河》 |
| 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与洪水治理 |
| 三、《大河》与生态 |
| 第三节 海洋殖民与生态危机 |
| 一、海洋环境初探 |
| 二、海洋空间殖民 |
| 三、海洋资源开采与生态危机 |
| 第四节 电影中的气候变化 |
| 一、《后天》的预言式生态解读 |
| 二、《难以忽视的真相》的生态表达 |
| 三、气候变化与生态关注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资源危机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 |
| 第一节 铁路建设与环境退化 |
| 一、铁路对美国生态环境的改变 |
| 二、《和平联盟》:水牛因铁路而消失 |
| 三、《荡寇志》:对土地资源的掠夺 |
| 第二节 石油工业的壮观与生态 |
| 一、《塔尔萨》:石油大火与环境 |
| 二、镜头下的生态 |
| 三、石油开采与生态的让步 |
| 第三节 黄金采矿业与水土流失 |
| 一、《苍白骑士》中的水力采矿 |
| 二、《苍白骑士》中的二元论:生态的维护与破坏 |
| 三、对生态可持续的探讨 |
| 第四节 核能:隐形的污染 |
| 一、核传记电影:《丝克伍事件》 |
| 二、核类恐怖片:《危机》 |
| 三、核污染引发的讨论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动物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 |
| 第一节 海洋动物与生态 |
| 一、电影中的恶魔:大白鲨 |
| 二、人类的朋友:海豚 |
| 三、逆戟鲸:回归自然 |
| 第二节 反狩猎电影的生态陈述 |
| 一、水牛狩猎:《水牛比尔》 |
| 二、《最后的狩猎》:对水牛的疯狂屠杀 |
| 三、反羽毛运动:《穿过沼泽》 |
| 第三节 动画电影中的生态意识 |
| 一、《小鹿斑比》:森林生态的破坏 |
| 二、《海底总动员》:海洋生态的破坏 |
| 三、生态与消费主义 |
| 第四节 地球人的人性维度 |
| 一、《地球公民》 |
| 二、惨绝人寰的虐杀 |
| 三、人性维度与地球生态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环境公正电影的生态批评研究 |
| 第一节 城市的发展与人性的消失 |
| 一、农民的抗争与消失 |
| 二、城市化与人性的腐败:《唐人街》 |
| 三、人性的泯灭:《超世纪谍杀案》 |
| 第二节 印第安人与环境公正 |
| 一、印第安人的眼泪之路 |
| 二、印第安人银幕形象的转变 |
| 三、《烟火讯号》中的印第安保留地 |
| 第三节 银幕中的墨西哥裔美国人 |
| 一、无能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形象 |
| 二、墨西哥裔与土地的持续分离 |
| 三、墨西哥裔银幕形象的改观 |
| 第四节 生物殖民——可以随意处置的身体 |
| 一、生物殖民 |
| 二、药物试验体:《不朽的园丁》 |
| 三、跨国器官交易:《美丽坏东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东亚区域主义与区域合作 |
| 二、研究问题:大国竞争可否促进区域合作 |
| 三、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大国竞争的体系后果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冲突分歧与合作困难 |
| 第二节 制度主义:关于阻碍或促进合作的综合分析 |
| 第三节 规范、过程与网络:合作进化与小国能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模型:制度竞争与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大国无战争、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 |
| 第二节 制度竞争的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三节 制度竞争促进区域合作的作用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缘、进程与需求概况:GMS公共需求分析 |
| 第一节 GMS的地缘意义与概况 |
| 第二节 GMS开发合作的历史进程与公共需求发展变化 |
| 第三节 GMS公共需求概览及域内合作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日博弈:GMS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 |
| 第一节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澜湄合作 |
| 第二节 亚太再平衡与美湄合作 |
| 第三节 美日同盟、政治大国梦想与日湄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跨境水资源管理:GMS制度竞争与区域合作 |
| 第一节 GMS跨境水资源管理议题分析 |
| 第二节 2010 年重大旱灾、中美日竞争与GMS国家能动性 |
| 第三节 中美日制度竞争与GMS水资源管理发展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区域发展与大国协调 |
| 一、中美日竞争背景下的GMS区域发展 |
| 二、大国协调与未来议程 |
| 三、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背景及研究对象 |
| 0.1.1 问题背景 |
| 0.1.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0.2 研究现状及评述 |
| 0.2.1 空间叙事理论研究 |
| 0.2.2 以场所营造为目标的城市设计理论研究 |
| 0.2.3 空间叙事的设计转译 |
| 0.2.4 该领域中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
| 0.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0.3.1 研究目的 |
| 0.3.2 研究意义 |
| 0.4 研究方法 |
| 0.4.1 文献研究 |
| 0.4.2 多学科交叉研究 |
| 0.4.3 实证调研 |
| 0.5 研究框架 |
| 上篇:城市空间叙事的理论框架 |
| 1.城市空间叙事的非物质性要素 |
| 1.1 非物质性要素构成 |
| 1.1.1 传统地域性社会的非物质性要素 |
| 1.1.2 当代全球化社会的非物质性要素 |
| 1.1.3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性社会的非物质性要素 |
| 1.2 非物质性要素的物质性呈现形式 |
| 1.2.1 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的关联性辨析 |
| 1.2.2 非物质性要素的“神像”式呈现 |
| 1.2.3 非物质性要素的“图符”式呈现 |
| 1.2.4 非物质性要素的“神像”+“图符”式综合呈现 |
| 1.3 本章小结 |
| 2.城市空间叙事中的事件 |
| 2.1 城市空间叙事中的事件类型 |
| 2.1.1 日常性事件 |
| 2.1.2 周期性事件 |
| 2.1.3 偶发性事件 |
| 2.2 城市空间叙事中的事件参与动因 |
| 2.2.1 参与事件的内部动因 |
| 2.2.2 参与事件的外部动因 |
| 2.2.3 内部动因与外部动因之关联 |
| 2.3 城市空间叙事中的事件参与形式 |
| 2.4 城市空间叙事中的事件之于空间建构的意义 |
| 2.4.1 事件的社交意义 |
| 2.4.2 事件的美学意义 |
| 2.4.3 事件的规训意义 |
| 2.4.4 事件的传承意义 |
| 2.5 本章小结 |
| 3.城市空间叙事的运行机制 |
| 3.1 城市空间叙事物质基础 |
| 3.2 非物质性要素的空间感知 |
| 3.2.1 传统地域性社会的非物质性要素空间感知 |
| 3.2.2 全球化社会的非物质性要素空间感知 |
| 3.2.3 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性社会的非物质性要素空间感知 |
| 3.3 城市意象的营造和传播 |
| 3.3.1 城市意象的营造 |
| 3.3.2 城市意象的传播 |
| 3.4 本章小结 |
| 下篇:城市空间叙事的案例研究与设计策略 |
| 4.威尼斯本岛的空间叙事 |
| 4.1 案例调研对象 |
| 4.2 威尼斯本岛空间叙事的非物质性要素 |
| 4.2.1 对海洋的敬畏和利用 |
| 4.2.2 对形式和表象的重视 |
| 4.2.3 对节庆的热爱 |
| 4.2.4 宗教与世俗的融合 |
| 4.2.5 展示的传统 |
| 4.2.6 分隔与融合 |
| 4.2.7 商人的城市 |
| 4.3 威尼斯本岛空间叙事中的事件 |
| 4.3.1 日常性事件 |
| 4.3.2 周期性事件 |
| 4.3.3 偶发性事件 |
| 4.4 威尼斯本岛的空间叙事运行机制 |
| 4.4.1 空间叙事物质基础 |
| 4.4.2 非物质性要素的空间感知 |
| 4.4.3 威尼斯本岛意象的营造和传播 |
| 4.5 本章小结 |
| 5.阿姆斯特丹运河带的空间叙事 |
| 5.1 案例调研对象 |
| 5.2 阿姆斯特丹运河带空间叙事的非物质性要素 |
| 5.2.1 水上的生活方式 |
| 5.2.2 黄金时代的商业辉煌 |
| 5.2.3 地位群体的非正式界定 |
| 5.2.4 对科学知识的渴求 |
| 5.2.5 古典和现代艺术的繁荣 |
| 5.2.6 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 |
| 5.3 阿姆斯特丹运河带空间叙事中的事件 |
| 5.3.1 日常性事件 |
| 5.3.2 周期性事件 |
| 5.3.3 偶发性事件 |
| 5.4 阿姆斯特丹运河带的空间叙事运行机制 |
| 5.4.1 空间叙事物质基础 |
| 5.4.2 非物质性要素的空间感知 |
| 5.4.3 阿姆斯特丹运河带意象的营造和传播 |
| 5.5 本章小结 |
| 6.上海外滩的空间叙事 |
| 6.1 案例调研对象 |
| 6.2 上海外滩空间叙事的非物质性要素 |
| 6.2.1 中国早期的对外贸易窗口 |
| 6.2.2 多功能经济中心 |
| 6.2.3 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 |
| 6.2.4 多元复合的身份认同 |
| 6.2.5 自下而上的商业发展模式 |
| 6.3 上海外滩空间叙事中的事件 |
| 6.3.1 日常性事件 |
| 6.3.2 周期性事件 |
| 6.3.3 偶发性事件 |
| 6.4 上海外滩的空间叙事运行机制 |
| 6.4.1 空间叙事物质基础 |
| 6.4.2 非物质性要素的空间感知 |
| 6.4.3 上海外滩意象的营造和传播 |
| 6.5 本章小结 |
| 7.城市空间叙事与非物质性要素转译策略 |
| 7.1 非物质性要素的提取 |
| 7.2 非物质性要素设计转译策略 |
| 7.2.1 异质拼贴 |
| 7.2.2 系统层叠 |
| 7.2.3 图符再现 |
| 7.2.4 意象隐喻 |
| 7.2.5 虚拟呈现 |
| 7.3 城市意象的营造和传播策略 |
| 7.3.1 城市意象的营造策略 |
| 1 )日常性功能与标志性建筑设计 |
| 2 )针对性场景设计 |
| 3 )事件再现 |
| 7.3.2 城市意象的传播策略 |
| 1 )大众传媒介入下的城市意象“预设” |
| 2 )标志性图符的选取 |
| 3 )交互式的城市意象传播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研究结论 |
| 主要创新点 |
|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专着 |
| 期刊文章 |
| 学位论文 |
| 学术成果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战后国际发展理念的形成与美国介入湄公河的缘起 |
| 第一节 战后国际发展理念的形成与演变 |
| 第二节 美国TVA发展模式及其在东南亚的推广 |
| 第三节 美国介入湄公河地区的发端 |
| 第二章 现代化计划框架下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 |
| 第一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步介入湄公河开发 |
| 第二节 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对湄公河开发援助的加强 |
| 第三节 美国对湄公河开发重心的转移 |
| 第三章 环境政治影响下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的转变 |
| 第一节 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的热情减退 |
| 第二节 美国发展理念的转变与“重返”湄公河 |
| 第三节 环境治理理念与“湄公河下游倡议” |
| 第四章 地缘政治、发展理念与美国湄公河开发政策的变迁 |
| 第一节 发展理念变迁与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的阶段变化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对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的影响 |
| 第三节 美国参与湄公河开发成效评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一、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 |
| 二、湄公河区域的水—能源—粮食安全纽带 |
| (一) 气候变化对水、粮食安全的影响 |
| (二) 水资源和能源安全的相互转化和影响 |
| (三) 能源生产和粮食安全的相互转化和影响 |
| 三、湄公河安全纽带治理与中国的参与 |
| (一) 在对接发展倡议的同时注重环境议题的重要性 |
| (二) 在完善现有机制的基础上协调好各方利益 |
| (三) 在避免环境问题过度安全化的前提下维护好自身利益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民盟执政前缅甸民族整合历史进程与主要问题 |
| 1.1 民族整合定义与基本方式 |
| 1.1.1 民族整合的定义 |
| 1.1.2 民族整合方式 |
| 1.2 独立后缅甸民族整合历史进程 |
| 1.2.1 吴努执政时期的民族整合(1948—1962) |
| 1.2.2 奈温执政时期的民族整合(1962—1988) |
| 1.2.3 新军人政权时期的民族整合(1988—2011) |
| 1.2.4 吴登盛政府时期的民族整合(2011—2015) |
| 1.3 缅甸民族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 |
| 1.3.1 缅甸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不强 |
| 1.3.2 少数民族武装长期存在 |
| 1.3.3 罗兴伽人问题突显 |
| 第二章 民盟执政下民族整合措施及特点 |
| 2.1 民盟政府面临的民族问题新形势 |
| 2.1.1 民盟执政为缅甸民族整合带来的机遇 |
| 2.1.2 民盟解决民族整合问题面临的挑战 |
| 2.2 民盟在民族整合中的新政实践 |
| 2.2.1 改组机构及人员 |
| 2.2.2 继续推进《全国停火协议》 |
| 2.2.3 召开“21世纪彬龙会议”及其困境 |
| 2.2.4 引入外部力量解决罗兴伽问题 |
| 2.3 民盟民族整合的特点 |
| 2.3.1 整合主体二元化 |
| 2.3.2 整合取向多样化 |
| 2.3.3 整合路径双向化 |
| 第三章 民盟时期影响民族整合的主要因素分析 |
| 3.1 政治整合方面的影响因素 |
| 3.1.1 缅甸民主改革对民族整合的双重影响 |
| 3.1.2 缅甸“普力夺社会”阻碍民族和解 |
| 3.2 经济整合方面的影响因素 |
| 3.2.1 民盟重和解轻经济政策的缺陷 |
| 3.2.2 经济藩篱问题依然严重 |
| 3.3 文化整合方面的影响因素 |
| 3.3.1 缅甸分离猜忌的文化传统 |
| 3.3.2 宗教矛盾迟滞民族整合脚步 |
| 3.4 外部力量对缅甸民族整合影响 |
| 3.4.1 美国对缅甸民族整合的影响 |
| 3.4.2 日本对缅甸民族整合的影响 |
| 3.4.3 印度对缅甸民族整合的影响 |
| 3.4.4 东盟对缅甸民族整合的推动与局限 |
| 第四章 民盟执政下缅甸民族整合发展趋势分析 |
| 4.1 和解氛围艰难形成 |
| 4.1.1 全面包容原则的确立 |
| 4.1.2 对话机制的形成 |
| 4.1.3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内在张力稍有缓解 |
| 4.2 民地武呈现两极化发展之势 |
| 4.2.1 少数民族武装处境日益艰难 |
| 4.2.2 部分“民地武”艰难融入 |
| 4.2.3 部分“民地武”呈由明转暗趋势 |
| 4.3 罗兴伽人问题症结难除 |
| 4.3.1 民盟多管齐下治乱象 |
| 4.3.2 罗兴伽人问题症结难除 |
| 4.3.3 民族整合正义问题突显 |
| 4.4 整合进程缓慢导致国家建设凝滞 |
| 4.4.1 核心矛盾难以解决 |
| 4.4.2 和解进程缓慢影响国家建设 |
| 4.4.3 民族冲突频发导致民主岌岌可危 |
| 第五章 缅甸民族整合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
| 5.1 民盟执政下的中缅关系 |
| 5.1.1 中缅关系整体趋好但基础有待进一步夯实 |
| 5.1.2 中缅关系面临的挑战 |
| 5.2 缅甸民族整合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
| 5.2.1 缅甸民族问题外溢对中缅战略合作的消极影响 |
| 5.2.2 缅甸民族整合对中缅关系未来发展的积极影响 |
| 5.3 应对缅甸民族整合新局势的对策思考 |
| 5.3.1 中国在缅国家利益分析 |
| 5.3.2 应对挑战的基本对策思考 |
| 第六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科学、争议与治理 |
| 1.1 科学的社会争议及其问题 |
| 1.2 “后常规科学”的两种理解进路 |
| 1.2.1 应对争端的方法论工具 |
| 1.2.2 一种“批判性的科学” |
| 1.3 “后常规”的科学治理 |
| 1.3.1 治理要素的扩展 |
| 1.3.2 建构为公众负责任的治理模式 |
| 1.4 论文结构 |
| 2 科学进入“后常规时代” |
| 2.1 充满争议的科学事业 |
| 2.1.1 查尔斯王子之问 |
| 2.1.2 默克尔的“U”形转折 |
| 2.2 重塑问题:从认知争论到社会争议 |
| 2.2.1 科学的“不确定性” |
| 2.2.2 风险认知:实在与建构 |
| 2.3 社会对科学的回应 |
| 2.3.1 从“问题”到“议题” |
| 2.3.2 自反性:专家系统的信任困境 |
| 3 “常规科学”及其实践活动 |
| 3.1 常规科学与范式 |
| 3.2 “常规科学”的认知结构 |
| 3.2.1 解谜与范例 |
| 3.2.2 认知基础:观察抑或理论? |
| 3.3 “常规科学”的社会结构 |
| 3.3.1 共同体与规训 |
| 3.3.2 “小生境”中的隐性规范 |
| 3.4 “常规科学”的内在紧张 |
| 3.4.1 实用的专业自治 |
| 3.4.2 专家与公众间的鸿沟 |
| 3.5 通往“后常规科学”之路 |
| 3.5.1 自然主义的态度 |
| 3.5.2 实践的优位 |
| 4 再论“后常规科学”的兴起 |
| 4.1 “科学-政策界面”上的棘手情境 |
| 4.1.1 “软”事实与“硬”决策 |
| 4.1.2 管制科学 |
| 4.1.3 科学顾问的政治角色 |
| 4.1.4 质量问题 |
| 4.2 方法论:应对争端的一种新策略 |
| 4.2.1 第三类问题的解决策略 |
| 4.2.2 扩大的同行共同体 |
| 4.3 认识论:一种科学观的转变 |
| 4.3.1 多元认知参与的决策 |
| 4.3.2 作为“后常规”的科学 |
| 5 后常规时代的科学与社会治理 |
| 5.1 气候科学的后常规实践 |
| 5.1.1 纽约热岛效应政策:同行评议的扩大 |
| 5.1.2 地区气候服务:地方性知识之实践 |
| 5.2 生物样本库的伦理治理 |
| 5.2.1 知情同意:由冰岛HSD谈起 |
| 5.2.2 与社会的相互作用:EGP的沉浮 |
| 5.2.3 UK Biobank的“伦理+”进路 |
| 5.3 走向科学的社会治理 |
| 5.3.1 统治与治理 |
| 5.3.2 社会争议的解决:对话与协商 |
| 5.3.3 反思性治理 |
| 6 反思科学:作为一项公共的事业 |
| 6.1 科学进入“广场” |
| 6.1.1 “生活世界”中的科学 |
| 6.1.2 当专家遭遇“信任危机” |
| 6.2 科学规范的重塑 |
| 6.2.1 科研“失范”及其复杂性 |
| 6.2.2 多元规范论 |
| 6.2.3 责任式创新 |
| 7 结语与余论 |
| 7.1 “坏科学”抑或“好科学”? |
| 7.2 家园政治:一种新的科学政治学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