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英译的新颖性——以魏立译《关雎》为例

一、论《诗经》英译本中的新颖之处——以韦利的《关雎》译文为例（论文文献综述）

李伟荣,郭紫云^[1]（2018）在《西方《关雎》阐释三百年》文中研究表明综合考察西方《关雎》翻译和阐释近三百年的实践,可以发现西方译者或阐释者一直尊重中国古典诗歌本身的诗性,既有散体翻译,也有韵体翻译,但是都在追求呈现《关雎》的诗性,一代代译者的努力,最终让西方读者越来越接近包括《关雎》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原意。

丁大刚^[2]（2017）在《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以巴赫金和福柯的话语概念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译者话语系统,把理雅各的话语分为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以“忠实”、“对等”、“释译”和“重译”等翻译话语为主线,贯穿考察理雅各的翻译,目的是揭示理雅各如何以话语为策略,从事翻译的话语实践。具体而言就是,理雅各在其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以及他的一般话语、翻译话语和翻译即话语三者如何“共谋”,促进中西文化的互释与会通,进而阐释理雅各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变化及其自身思想的转变。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依据理雅各的一般话语考察其翻译人生。在19世纪英国在华传教史、英国汉学史和翻译史的观照下,主要从“人”和“书”两个方面建构影响理雅各典籍翻译的社会文化网络。第二,综合考察理雅各的翻译和翻译话语。基本上以时间为线索,把理雅各的翻译分为中文译述、《中国经典》、《中国圣书》和纯文学翻译。他的中文译述主要是为传教服务,但同时也体现了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反映了理雅各的“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和“比较护教论”。《中国经典》至今仍可视作中国典籍翻译的标杆,从其翻译过程、翻译特点和影响可资佐证,但也存在一些诸如经书的排序和版本的问题,其中渗透着理雅各的主体意识。《中国圣书》的翻译使中国古代经典在比较宗教的视域下得以神圣化,也使儒教和道教的观念借着“圣书”的名誉在西方得以传播。翻译纯文学作品是理雅各与中国古代经书的一种互文式阅读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晚年生活的心境和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在此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总结理雅各的翻译思想。第三,在梳理忠实、对等、确当翻译、释译等译论的基础上,把理雅各的翻译话语放在整个翻译史的框架内,视其翻译论述为一种话语策略,并以他对“性善”、“上帝”、“道”等概念的翻译为例,探讨他在翻译中施加了哪些意识形态。理雅各以“人性趋向善”来译注孟子的“性善”,一方面表现出调和儒耶人性论的意图,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借助孟子的性善论阐发自己非国教信仰的宗教立场和后千禧年主义的神学思想与世界观。这一翻译实践反映了其“忠实”翻译话语背后的不忠、不信。“God”与“上帝”看似对等的翻译,实则是一种话语实践,是理雅各人为建构的结果。借助这一建构,理雅各不仅在学术的领域解决了译名之争,也在客观上促使儒教在西方得以发明。理雅各翻译儒家之“道”的多样化选词和翻译道家之“道”采取音译转写的方式,一方面想表达儒家之“道”丰富的道德、政治和形而上的内涵,另一方面意欲传递道家之“道”语义的模糊性和思想的神秘性。这一翻译实践是对其所理解和论述的确当翻译的违背,恰恰是一种释译。第四,在“重译”话语的观照下,重点论述理雅各对《论语》的修订和《中庸》的重译,尤其是修订《论语》译本时对孔子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重译《中庸》时对“中庸”和“诚”两个概念的重新解读和翻译,其中反映出理雅各思想的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理雅各浸润中国文化已久以及与中国人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同化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上论述说明理雅各的中国典籍翻译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意味着意义的再生产和文化的再现。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阅读理雅各的翻译,我们要看到它的思想史价值,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从而寻找中国思想进入西方的更有效途径。

刘文娜^[3]（2012）在《《论语》英译本比较研究 ——以理雅各、威利、刘殿爵三种英译本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届世界尼山文化论坛以及在海外蓬勃开展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都是很有力的证明。其最终目的也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从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从中攫取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精华又是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主要从记载孔子的言论---《论语》一书中得以体现。因此,《论语》的译介工作,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两千多年来,《论语》不断地向周边传播,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随着传教士来华,东西方两大文明进行激烈地碰撞和对话,儒学开始传到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并伴随着对《论语》的翻译,出现了许多汉学家,这些汉学家的译着对欧美国家认识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十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打开国门,《论语》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中外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等都从事《论语》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本论文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第一章,首先从选题缘起谈起。在中国所有的思想家中,孔子是国内外研究和评论最多的一位。《论语》作为儒家最具代表性的着作,阐释并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论语》也成为被翻译和诠释最多的典籍之一,研究《论语》的英译本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已翻译的《论语》书籍已达到几十个版本,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理雅各、威利、刘殿爵的译本,他们的译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层次。以三者作为比较对象,既可以进行横向的比较,又可以进行纵向的比较,从而比较出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不足之处。本文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为底本,以理雅各、刘殿爵、威利的英译本为比较对象进行研究,探讨三位学者的研究特色及得失。其次,介绍《论语》在国内外的传播。《论语》作为儒家的最高经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的翻译及传播,尤其是面向海外的传播,早在16世纪末开始就被传教士译为外文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然而英语作为近代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对《论语》的传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章,对译者和译本的介绍。对作者的生平及教育背景的研究,对于了解译本的特色至关重要。首先是了解作者的生平背景和教育背景。其次了解作者译本的情况。这些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一部着作的特点及其得失。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以理雅各、刘殿爵和威利的《论语》英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三位译者对《论语》的篇章句子的翻译对比,体会不同的译者,在时代不同,身份背景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等情况下的译者对于《论语》的认识,从而体现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轨迹。在研究对比三位译者的着作时,笔者比较注重译者对于《论语》的思想内容的认识,以及对《论语》中的关键字的翻译及其认识。对于关键字,笔者采取借鉴古代人对于关键字的认识和分析,来帮助理解原文,同时借鉴《论语集注》中随着时代变化不同的人对于关键字的认识,来分析和比较三位译者对于《论语》具体含义的理解。第五章,总结译本的特色,并分析其得失的原因。理雅各在《论语》的翻译上具有显着的特色：第一,大量借鉴古注对于《论语》的翻译,对《论语》的理解透彻精辟。第二,理雅各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不改变原文的意思,并试图在格式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这一点上做得很好。第三,理雅各在注释上做足功夫,显示一位学者的严谨学风,让读者对于重点词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在于理雅各是传教士,译文中处处体现其传教的思想。其次,其注释之多,适合的人群相对有限,所以对于《论语》的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威利的译本史接近于大众化,译文通俗易懂,但是偏离了学术的水准,意译的成分过多,同时对于《论语》原文理解上的错误也很多。刘殿爵也有其显着的特色：刘殿爵的译本属于现代译本,完美结合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英语的语言文字,将学术性和通俗性融于一体,使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更广泛地奠定了《论语》传播的基础。译文存在这样的得失,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三位译者的生活时代不同,势必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第二,作者的人生经历及教育背景不同,对于译着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最后,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的不同也会影响译注的内容和水平。通过对三位译者的译文比较,译文的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还会出现更多的译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本可以随意发挥,任意曲解。译文还是要本着忠于原文的思想进行翻译,力求再现原文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创新之处在于将历史思想史的知识和英文翻译结合起来,同时运用比较法、翻译法、直译法等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突破以往的单学科研究方法,借鉴外语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足之处在于：全篇研究比较繁琐,而且收集的资料比较有限,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不够完整。

王丽耘^[4]（2012）在《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三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透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三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着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了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透视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王厚平^[5]（2010）在《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 ——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曾在中国译界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逾越了中国传统译论以“信”为本,以原文为唯一归依的翻译本体论范畴。本文总的观点是: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扬弃和发展,是一种较为“激进”但却是在整体上符合美学原理的创新译论,因为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活动,再现乃至能动地表现原艺术品的美学内涵是这一审美活动的根本属性,所以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其创造性构成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正像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许氏的译论也有其不足和局限性,还有尚待完善的方面,特别是其中的“竞赛论”。但总体观之,许氏的译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创新的特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译论。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因来自其实践,因而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较强的可操作性。本论文采用了美学视角研究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因为美学与艺术有着天然的“联姻”关系,而且一般而言,艺术是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还因为许渊冲先生一贯坚持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他的翻译理论蕴涵了诸多的美学内容。用美学视角去考察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可以探明他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归依性。因此,本文以美学视角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的透视和观照,通过对其理论与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在吸纳了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文艺美学,适度借鉴了国外美学合理要素的基础上与经由他扬弃和发展的中国传统译论和创造性翻译思维相结合的产物;本文作者认为,从美学视角考察其翻译实践,许渊冲作为审美主体在其文学翻译中充分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对审美客体（原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再现了文学文本内在的美感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转化,从而能较好地服务于他传播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以美学视角为主,其他视角为辅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对于许渊冲繁富的译论体系,单凭一种视角似乎难以探明其合理性。为此,本研究还借助了西方阐释学、文化翻译、译者主体性等理论来论证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为论证上述结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探讨。首先,为了能客观地将人们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展现给读者,本文对中国译界对许氏译论持赞赏和反对态度的代表性意见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作者认为,两派意见尽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的来看,因这些意见的大部分论者没有将许氏的翻译理论结合其翻译实践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而发,忽视了许氏译论所包含的美学内容,所以对许氏译论的批评或赞誉都带有主观偏好,易失之偏颇。通过对许渊冲的中华文化本土意识和中西文化相互融合观点的探讨以及对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分析对比,作者认为许渊冲在文学翻译中追求美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中华文化及文学翻译事业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他为把中国文学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美推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接下来,本文着重围绕许渊冲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展开叙述和评论。在翻译理论方面,作者就许氏的诗歌翻译理论的“三美”标准,“优化论”及语言文化“竞赛论”这三大许氏翻译新论及其翻译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梳理,在美学视角下对其译论加以观照,同时对许氏的文学翻译“再创论”,“克隆”论和“超导”论加以论证和分析。本文在指出“三美”在美学意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同时,也指出了要在译诗时做到“三美”齐备只是个翻译的理想而已;在翻译时扬长避短的“优化论”作为许氏翻译哲学的方法论之一有其合理的逻辑内核,而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对于语言文化“竞赛论”,作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在语言层面译者展开竞赛,要发挥译语优势以最大限度再现原文的美学内涵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要在文化层面与原文竞赛或译者之间展开竞赛以达到文化间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就需对文化竞赛的内容和范围加以界定,否则“竞赛论”在总体上会失之模糊,也使人难以判断谁是这场竞赛的胜出者。作者肯定许氏的“竞赛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但需持论者对该论作进一步的阐发和界定,使之不仅具有形而上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形而下的实践意义。“再创论”是许渊冲从前人翻译家如茅盾、郭沫若和朱光潜等吸收文艺美学营养并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得出的翻译理论,在实践该译论时只要译者能确保忠于原文思想内容及精神的前提下,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来考察,都是行之有效的。“克隆”论和“超导”论是许渊冲借鉴现代科学成果及概念试用于论述翻译艺术的理论产物,客观上使他的译论具有了一定的科学内涵形态,在实践上可将它们视为“竞赛论”的某种补充。在论证许氏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上的效度和可操作性方面,本文选取了许氏两个在中国译界备受争议的译论“三美”论和“竞赛论”以及一个得到较广泛认可的“再创论”来实证许氏理论是否与其实践保持某种一致性。“再创论”采用的译例主要是许渊冲英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如《诗经》、《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和《元曲三百首》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也是许先生翻译实践的主要领域。通过分析,作者发现“再创论”的运用使这些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在许氏的译文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再现。从美学的角度观察,许译的古典诗歌保留了原诗的意象美和意境美,可见“再创论”是有实践上的土壤和充分的理据的。本文将许氏“三美”译诗标准在许译的不同体裁的毛泽东格律诗中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许译毛诗“意美”和“音美”传达得较好,“形美”次之,“三美”齐备的译诗只是少数。这说明了“三美”理论的局限性和许氏“三美”理论与其实践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在“竞赛论”的实践检验中,作者选用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Waley）和许渊冲两家英译的两部中国文化典籍《论语》和《道德经》中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让中外翻译家主要在发挥译语优势方面展开竞赛。竞赛结果显示,因中国译者许渊冲既发挥了母语优势又发挥了译语优势,在传达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方面胜出一筹,虽然外国译者韦利的译作也有自身的价值和优点。本文同时指出了“竞赛论”在实践上的局限性和不足,尤其是表现在文化层面竞赛在翻译实践上的局限性。其次,本文还以美学视角为切入点,从一般美学、文艺美学及文学美学三个维度对许渊冲的整个文学翻译理论体系加以观照,对其翻译理论进行了美学溯源以论证其翻译理论在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作者选取了中西美学史上代表性人物的美学观点进行了历时的纵向梳理,同时对中西美学在审美方式和审美取向上的异同作了横向对比,目的是为了厘清美学上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及中西方各自的美学传统以便更好地探讨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通过对西方美学特别是文艺美学和文学美学的考证,作者发现许渊冲在美学思想上受济慈和叔本华的影响最深,这一点已经体现在他的翻译美学观上。但比较而言,中国本土的美学思想,包括文艺美学和文学美学构成了许氏翻译美学观的基石。其中古代的孔子、近代的王国维和现当代的鲁迅、朱光潜美学思想对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例如,他的翻译美学观——求美是高标准、尽善尽美（“三美”）和翻译境界说——是直接吸收上述先贤人物美学思想的产物。作者认为由于许渊冲对中国传统译论遵循了从继承、扬弃、发展到创新这样一个渐次演进的过程,从而把传统译论推向了一个不能再综合的高度而使其走向终结。本文还从翻译思维和中西思维及审美的角度简要地考察了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发现他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追求“尽善尽美”的翻译境界和翻译美学观基础上的。因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中国美学思想一脉相承并吸收了西方美学的精华,反映了文学翻译再现美和表现美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在美学上是成立的。再次,本文在探讨了许渊冲先生文学翻译理论美学源流的基础上,结合许先生的中华文化本土意识,推导出许渊冲先生在文学翻译上求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是他翻译美学观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许先生中西合璧的求学经历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眼光是他形成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之翻译文化观的基础。为了有效地将中华文化的美再现出来和实践他的翻译文化观,许先生在他翻译实践中发挥了译者主体的作用。本文借助文化翻译的核心概念,即主体能动性和文化阐释,分析了许先生翻译方向（中译外）和翻译文本选择的动因和成因以及他外译中国典籍时所采用的文化阐释行为。在许先生看来,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为了成为翻译文学。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要求译者放弃文字翻译,发挥主体能动性,对文本进行文化阐释和再创使之成为有独立价值的艺术品。究其动机,可以发现这是与许先生传播中华文化的用心和跨文化交流意识息息相关的。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可以使两种文化取长补短、相互吸纳对方的优质基因从而形成更有生命力的世界新文化。许渊冲先生中西融合的翻译文化观体现在其翻译实践上就是翻译时最大限度地契合目的语表达习惯,使译品能符合以英语或法语为母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再现中华文化美是以与世界文化的话语系统对接为前提的。通过与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其他异质文化的充分融合,经过译者文化阐释的中华文化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许渊冲的文化本位观和文化融入观（中西融合观）,即他的翻译文化观,促使其采用了中国人的文化视角能动地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文化本位观使他能充分发挥母语文化优势对《论语》和《道德经》的文化信息进行能动的阐释,多半采用释译,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本的文化内涵;文化融入观使他在目标语形式上保持最大的“归化”,即选用英美读者喜闻乐见的现代英语,最终他在其译品里实现了文化内容和语言形式的中西融合。最后,本文在结论部分探讨了许渊冲文学翻译艺术美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并对本课题的后续研究作了展望。作者认为,本研究可以为人们从美学视角解读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活动提供某些新的思路。同时指出本研究在研究的语种范围、研究材料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因许渊冲的文学翻译作品数量庞大,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颇丰,能够为后续从美学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素材,所以许渊冲文学翻译艺术美学研究的空间相当广阔。而本研究属于美学与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阶段性研究,目前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尚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取得最终成果。总之,本文以美学视角从不同侧面（译者主体性,阐释学,文化翻译）,即采用翻译研究综合法,对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分析后得出了如上结论。

洪涛^[6]（2008）在《英国汉学家与《楚辞·九歌》的歧解和流传》文中认为楚辞学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显学",但国外楚辞研究状况国内学者知之甚少。韦利和霍克思两位英国汉学家（东方学家）长期浸淫于楚辞,颇有独到见地,但也有一些歧解。二十世纪中期至今有数个语种的楚辞译本在海外流传。

洪涛^[7]（2007）在《《楚辞·九歌》在英语世界的诠释和传播——以英国汉学巨擘的两部着作为论析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引言"在当代楚辞学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最为薄弱的当数‘海外楚辞学’。"这是我国《楚辞》学专家周建忠在1992年《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中的判断。15年后,情况依旧。实际上,英语世界的楚辞学,绝非乏善足陈的。相反,有些英译本很受重视,成为另一种语文

洪涛^[8]（2002）在《论《诗经》英译本中的新颖之处——以韦利的《关雎》译文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诗经》是一部备受国外汉学界重视的经典,《诗经》的翻译也一直有人在做。至今《诗经》的英译已超过十种,新的译文有超越前人之处,大概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模仿原诗格律方面）,但旧译的优点,新译却未必具备,因此,不能说"旧不如新"。在众多旧译中,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诗经》英译

洪涛^[9]（2002）在《论《诗经》英译本中的新颖之处——以韦利的《关雎》译文为例》文中提出《诗经》是一部备受国外汉学界重视的经典,《诗经》的翻译也一直有人在做。至今《诗经》的英译已超过十种,新的译文有超越前人之处,大概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模仿原诗格律方面）,但旧译的优点,新译却未必具备,因此,不能说"旧不如新"。在众多旧译中,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诗经》英译

二、论《诗经》英译本中的新颖之处——以韦利的《关雎》译文为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诗经》英译本中的新颖之处——以韦利的《关雎》译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关雎》阐释三百年（论文提纲范文）

（2）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语》英译本比较研究 ——以理雅各、威利、刘殿爵三种英译本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 ——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诗经》英译本中的新颖之处——以韦利的《关雎》译文为例（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关雎》阐释三百年[J]. 李伟荣,郭紫云.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6)
• [2]理雅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D]. 丁大刚.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3]《论语》英译本比较研究 ——以理雅各、威利、刘殿爵三种英译本为例[D]. 刘文娜. 山东大学, 2012(02)
• [4]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D]. 王丽耘. 福建师范大学, 2012(01)
• [5]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 ——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D]. 王厚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05)
• [6]英国汉学家与《楚辞·九歌》的歧解和流传[J]. 洪涛.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1)
• [7]《楚辞·九歌》在英语世界的诠释和传播——以英国汉学巨擘的两部着作为论析中心[A]. 洪涛. 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7
• [8]论《诗经》英译本中的新颖之处——以韦利的《关雎》译文为例[J]. 洪涛. 诗经研究丛刊, 2002(01)
• [9]论《诗经》英译本中的新颖之处——以韦利的《关雎》译文为例[A]. 洪涛. 诗经研究丛刊（第二辑）,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