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人道”理想中的普惠精神

一、孟子“仁道”理想中的普遍利益精神（论文文献综述）

傅茂旭^[1]（2021）在《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文中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礼仪风范和文化意识,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民族性格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学界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也渐有积壤成山之势,尤其围绕孔子教育思想的多角度探析,更是学者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取径。但管见所及,从“孔子之叹”的角度系统研究孔子思想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以“孔子之叹”为切入点,对其所蕴含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当代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些许借鉴。“孔子之叹”是孔子一生中所作的叹辞,这些叹辞散见于《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诸多经典,按照情绪表达的不同,有感叹、赞叹和嗟叹之分。“孔子之叹”的产生与春秋时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在经济方面,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粟黍为主、多种农作物并存的农业生产格局,“铁犁牛耕”的技术得到了推广,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井田制”原有的公私界限,旧的生产关系逐渐瓦解。在政治方面,周朝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力量逐渐减弱,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由周初比较可靠的父子兄弟关系转变为邦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大小宗之间的等级秩序名存实亡,各国纷纷通过战争兼并他国的土地。在礼乐文化方面,礼乐文化对诸侯与贵族阶层的约束日趋衰微,社会伦理失序,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在鲁国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方面,鲁国此时已沦为军事上的二流国家,折冲在齐、晋、吴等大国之间,暂时维持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而国内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家大夫手中。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战乱纷杂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注定了他的王道政治很难得以推展,因此,他的一生颇多叹辞。根据主题不同,本文将“孔子之叹”分为:为学之叹、为政之叹、为教之叹和为道之叹,并分别对其内涵及教育意蕴进行了探究。“为学”是儒家进德修业的第一要事。就孔子的“为学之叹”来看,他推崇“志于道”和“志于仁”的为学志向。其中,“道”指人道,它源出于天,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其核心内容则是提升道德修养、和谐人际关系的“仁”。“仁”的内涵可以概括为“爱人”,是各种德性的总和,以礼乐为其外在表现。“道”与“仁”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情境下所展现出的不同面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志于道”就是“志于仁”。在为学典范方面,孔子主张以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周朝的文、武、周公以及当代的子产、晏婴、蘧伯玉等为榜样,以“好学不倦”、“乐以忘忧”的积极态度学习儒家之道,并有意识地避免消极态度的影响。这些对当代学者确定为学的地位、典范和态度具有一定的价值。“学而优则仕”。先秦儒家认为,学者学有所成后,便应该入仕为官,通过办政治来利益天下。但彼时正值战乱纷杂、伦理失序的春秋时期,孔子周流列国十余年,仍然没有得到入仕行道的机缘,因此颇有“礼崩乐坏”与“时无君子”之叹。但在周流四方的过程中,通过对各国政治状况和执政者素养的观察与反思,他建立了一套以“德”为主体的治国之道。他认为,为政者应该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通过“正人先正己”的为政原则,采用礼乐仪式规范百姓的行为,对百姓的道德养成形成巨大感召,进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风美俗的形成。在为政次第方面,应该以“正名”为前提,以“信”为侧重点,按照“庶、富、教”的顺序,最终达到“无讼”的为政目标。这些内容对学者“仁以为己任”的责任感的养成,“勉强而为之”的淑世精神的培养,道德教育的垂范与“无讼”的社会理想的树立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认为,如果为政的道路走不通,就可以通过为教的方式来教化生徒,实现人生价值。从孔子“为教之叹”来看,他的为教方法包括“叩则鸣”的问答法、“侍坐言志”的讨论法、“从游论道”的参观法、“历事而教”的实践法等;他的为教内容以《诗》、《书》、《礼》、《乐》为基础科目,以《易》、《春秋》为高阶科目。他对弟子的“贤能”之处进行了赞叹,对弟子的“不肖”行为进行了慨叹,对弟子的“早夭”进行了惜叹。这些内容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教育内容的确定、师生关系的相处等,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学、为政、为教的过程,归根到底都是为道的过程。孔子的“为道之叹”意味着君子应该意识到“为道”的必要性,以“谋道不谋食”为原则,通过“一以贯之”的路径,实现明道的目标。“为道”可以分为“内圣”与“外王”两个向度,以成就理想人格为目标的“内圣”相较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外王”具有更为优先的意义。因此,君子即使在贫困潦倒之时,也能“安贫乐道”;即使在颠沛流离之时,也能“笃信守道”。孔子经历了从“积极入仕”到“勉强行道”,再到“大道难行”,最后到“大道未行而己身将殒”的心路历程,显示出他行道与救世的执着。这些内容对教育形上体系的建构、学生理想信念的形成、仁者爱人精神的培养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张馨予^[2]（2021）在《先秦儒家心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先秦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心范畴在诞生之初,旋即作为价值的根源而与天、道相通。价值的根源不在外,在于人的生命本身,儒家哲学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主张将主体自身转化和境界提升都通过内心的修养而完成。正是因为心学说的重要地位,随着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心性价值论的理论构建也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宏大体系,并成为传统文化的神髓所在。先秦儒家对心之概念阐述颇丰,既有如孟荀一样对心形成系统的理论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类似《论语》《大学》《中庸》一般,对心只有着一鳞半爪的论述。而与心范畴的论述相关、密不可分的还有天、性、情、知等概念。由于上述范畴不论是作为个体的内涵、外延,还是相互间的关系界定都很模糊,内容又极为丰富。以至于要深入理解心的范畴,需要在先秦儒家整体思想境域下,通过原典去勘察心及相关范畴的萌生、发展和形成的理论根据和演变过程。第一章首先考察先秦儒家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先秦子学时期礼坏乐崩、不义攻伐以及世风败坏而引起民心陷溺,诸子各有重塑人民内心的精神信念,为人们的精神生命寻求安顿之所的志向,遂产生了心论的时代课题与哲学关怀。《易经》《尚书》《诗经》等典籍,作为诸子百家的学说之源,其中对心的论说衍生出了不同于甲骨文、金文时期原始意义地新的涵义,显示了心范畴演变的未来发展路向。心既含摄知性思考,又充溢道德意志,并为情感欲望所涵润,是人思虑、反省、抉择和意志等各方面的总和。同时此心上承天命而有性知,下涵形体而有情欲,良莠并存、善恶混杂,勾画出心和与之关联的天、性、知、情、欲等几种核心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子学时期道、墨、法、管诸家各有许多关于心的思考和认知。而儒家的独特之处在于肯定心作为道德主体的价值属性和主观能动力,赋予心以超越性,并重视发挥心的认知能力。先秦儒家诸子论心的主要差异在于子思、孟子和荀子,思、孟走出了一条尽心知性知天之向内反省的道德源流本心论;荀子则走出了一条向外求索、学思礼义的认知知性之心论。其中各自有其学理脉络的共通之处及独特之处,可算是先秦儒家心论两条二而一,一而二地既具互补性又有统一性的学脉。第二章重在揭示作为人类取则、效仿和最终根据的天或天命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自商至周,华夏文化大体上经历了由外及内,由天上到人间的信仰范式的转换,这以殷人之帝到周人之天的信仰范畴的鼎革为标志。周继商帝、天观念,在损益鼎革基础上完成了由人格神的帝、天向着义理之天的转换。在此基础之上,孔子厘定经学之际,周文原本内蕴的天人合一的义涵得以充分的揭示、发皇。以《易》为代表的经典视人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之一,人因此具有弥纶天地的品格。先秦儒家所论之心首先是以天地为准,认为天道赋人以德,而其德在心,而因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同样人德又以弥纶天地之方式影响及于天。遵循这个逻辑,人心之知亦是天赋而由人的主体性发挥而完成。同时,通过德的纽带,外在天命之先天神圣性与主体内在道德尊严的自觉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共鸣。人心与天道相互吻合的义涵呼之欲出。第三章围绕先秦儒家诸子根据心与性的密切关系而建构的心性学说之异同,讨论了儒家心性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了维护儒家之正统,回应百家之异说。儒家诸子在心说主线上,辅以性论而与时偕行,回应着时代提出的问题,展现出儒家特有的人文关切。性之原义具有无为、天然的属性,应指人生而即有,甚至未生先有之质,须通过心而始见,从而性与心就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儒家诸子对性的定义有不同之处,由之对心与性的关系也有不同观点。在孔子学说中,心与性还没有被清晰地分开、分别论之,心性质说都统一在一个更高的哲学范畴—一“仁”中。藉着郭店楚简等近年考古新史料之重大发现,心性学说得到重要补充和丰富,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用“心取性出”论心性关系,心居于性、物之间而最为关键,与物相接和与性相通都在于心。孟子通过以心言性,通过对心的言说来揭示性所具有的内涵。通过“四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进而认识孟子的心与性所具有双重内涵:一是道心对应的性之本善层面,这是从义理之性的层面而言;一是评价心对应的性之向善层面,这是有待扩充存养的为善的能力的层面而言。荀子认为性有天生的官能之性,又有生具的官能接触于外物所产生的情感欲望之性,人性中的情感欲望如果不加克制,将会产生恶的后果。而心有能辨恶向善的知能,能够知仁义法正,因此荀子主张运用心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起“以心制性”心性关系。孟子与荀子之说貌似龃龉,实则更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联系其所处的特定时代与历史文化语境,才能清楚认识其异同之辨与互补特性。第四章结合情与欲范畴的辨析,深探儒家心论内在肌理。心包含有性情两端,性是纯善的本性,是理;性一旦发动就是情;情失控而不加限制就成为欲。在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天人合一、内外一贯、形上形下一统的品格是显而易见的。儒家所论情的意涵亦然,儒家情意涵经历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从自然情感到道德情感的转移与升华。人欲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从孔子始,才有了人人皆具欲望的思想。孔子对欲的划分包括生理感性的欲和实现仁之内在欲求的道德情感之欲。孟子认为欲望具体表现为人的感官欲望和物质欲望,不具有道德内容,本身有趋恶的倾向。荀子认为性、情、欲只是人性发生进程中不同阶段上的差异,耳目鼻口等官能属于性,此性发动则生情,情与外物相接就会产生欲望,此欲望倘若随其自然发展而不加限制则会导致恶的结果。儒家肯定情感和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加限制的情感和私欲会令人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主张以心治情欲,即发挥心的作用对情欲进行规范和约束,其中既有对欲望的限制,也有对情感的中和。第五章以先秦儒家心论体用一贯为中心,诠释从内圣之维的心本体论的建立到外王维度的仁政的探索落实。天人一体是儒家话语体系的基本品格。天道是孔子及其以后儒家学者解决道德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从理论上夯实的道德形上根据。道德本心的建构才是儒家探讨心性学说的真实目的所在。先秦儒家借助天道而为道德力量找到内蕴的本体性根基,并将此根基内置于人的心中,集道德内涵与道德实践于一心,凭借其学说体系中心本体的内蕴而落实其内圣之学,也即基于心的哲学根基根据而构建其宏大的道德本心。孔孟荀所持论点其本质在于正心,在于修身,其终极目的是基于心本论的内蕴而涵养其内在的圣贤之德。先秦儒家以存于人心的良心善性为道德本体,先建立人心的秩序,自身的仁心得以完善后,经过仁德之实践发扬成为平天下的外王之大用。在哲学学术史的角度上看,先秦儒家心论的学术构建对中华文化后续发展起到了薪火相传之功,尤其是启发了宋明理学近千年的学术辉煌,在当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重新审视先秦儒家心论的时代价值,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启发性意义。

孙意远^[3]（2020）在《下学上达 立己达人 ——孔子作为师者典范的教育哲学阐释》文中研究说明孔子被尊称为“万世师表”,这意味着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孔子集中显现了理想范型之师的内在精神,彰显了中国古典教育的成人意蕴。本研究围绕孔子“学以成人”与“教以达人”两方面主题,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以“回到事情本身”的方式解读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家经典,力求回到孔子的生活世界,让其作为师者典范的意义显露出来。籍此,激活当下教育实践中师者之为师者的深度自觉,唤起人们凭借孔子不断思考超越于当下教育的内在可能性。首先,本文从历史-语源学的角度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师”的缘起,由此追溯了孔子为师的前缘以及为师的经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探讨孔子何以为师,为阐释孔子作为师者典范建构起解释框架。起初,人类社会中作为教育承担者的“师”从原始“巫师”中独立出来。随着文明演进,人类认识能力及主体意识不断上升,由“巫”到“师”的进程,意味着神圣事物教化者转变为世俗文明教化者。据现存文献,最晚在西周初年,由“巫”到“师”的转变已基本完成。西周社会生活各领域,各类“师”的分工已较为完备,并建立起主管教化的专门官僚系统。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纲失坠。人们生活在痛苦中不见希望。孔子尽其毕生努力开展教化人心,复兴周礼,编撰六艺,托古改制的壮举。其次,本文以《论语》中孔子晚年自述其一生发展经历的名言,即“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内在线索,从文献出发,围绕“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两大主题,讨论了不同年龄阶段孔子所展现的人格状态及其展开的基本路径。少年时代,心志初开,诗歌唤起心灵朝向周遭世界美善事物,通过广泛学习日常生活技能,以基于身体感受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不断扩充自我生命内涵。孔子所谓“下学上达”,意指下学人事,上达天命。“上”与“下”的沟通是共时性与历时性共同发生而内在统一的结果,既意味着个体总是从生活周遭切近事物发端,渐次领悟更高事物,开启更丰富宽广的人生。同时也意味着,个体发展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总是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充盈与丰富对世界万物与宇宙人生一步步深入领悟。最后,本文阐释了孔子的教化之道,即“立己达人”之道,深入探讨了孔子教育的目标、原则与方法。夫子之道一以贯之,即孔子始终在人我关系的视野中施教。孔子之“仁”,其中一个基本意项即“二人为仁”,这意味着“仁”展开于人与人之复杂性、差异性、多元性、开放性的关系结构中。就教育主体意向性而言,包括积极与消极,促成与守护两个方面。即仁的两个核心内涵:“忠”与“恕”。忠是在尽己的生命投入中促成他者;恕是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守护他者,由此开显的具体教化原则主要包括主体性原则、平等原则和因材施教原则。从教育目的论,孔子提出“君子不器”,即鼓励个体超越仅作为懂得礼乐技艺的工具性存在而将自我德性的树立,及人类整体命运之担当视为人生的目的。孔子强调通过礼乐精神发扬人的内在德性,最终通达君子人格的理想境界:至善。从教育方法言,着重分析了孔子的“启发”。首先,启发依赖于师生间的亲熟关系。其次,启发只有在“愤悱”的情状下才能发生。再次,启发有待“举一反三”的检验。孔子的启发还包含一个关键要领,即在教育对话中对语言的审慎与节制,表现为对言说时机的恰当把握。

张文祥^[4]（2020）在《从“为仁由己”到“天下归仁” ——孔子仁学思想的实践维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前,孔子仁学思想研究依旧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内的重点和热点,学者们愈发注重从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出发去阐述和发扬孔子的仁学思想,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传统哲学里被遮蔽的、独具特色的思想资源,成为当今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不同于追求真理认知的西方哲学传统,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是基于生活实践的观点来看待一切的,故中国哲学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特性正是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它的产生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孔子仁学思想的出现是为了重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挽救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因此孔子的仁学不能仅是一种思想观念层面上的学说,还必须是实践层面上的方法论原则。孔子根据不同的实践主体和实践领域给予“仁”以不同的内涵,如爱人、孝悌、忠恕、克己复礼、先难后获等等,仁的根本特性是本诸体验和实践的,就每一个道德主体的体验和实践言,仁是具体的,每一个道德主体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差异,所以“仁”的内涵因人而异。同时,孔子的仁学思想还是一个以克己复礼、能近取譬、执两用中为根本方法顺延着己一亲一众一物的路径不断实现和推扩其范围的实践过程,就其实践的路径和次序而言,孔子强调仁的实践应以个人自身为原点,从家庭之孝亲开始,而逐渐由近及远地不断扩充践行仁道的范围,推己及人直至最终达到万物一体的天下归仁之境界。从实践维度剖析孔子仁学思想可以真正推进和深化孔子仁学思想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当下,孔子的仁学思想和仁道理念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道德理想,作为指引人们进行个人修养、社群生活和国家治理的行为准则,在修、齐、治、平的具体生活实践中不断开展和呈现,譬如可以开展克己慎独的自我实践,孝老爱亲的家庭实践,立人达人的社会实践,协和万邦的国际实践和万物一体的生态实践。

金天彪^[5]（2020）在《孟子王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孟子的王道不仅是一种理想信念,也是一种对现实社会具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治国理政模式。孟子处于乱世之秋,各国诸侯犹如赌徒,汲汲于巩固权力,扩张领土,至于人民的苦痛则不系于心。由于霸道政治的挑战和崇尚功利风气的影响,要实现“王天下”理想社会秩序就必须实行王道。这样,王道成为儒家努力追求的价值标准和理想状态下的治国理念、治国方针。孟子对王道与霸道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价值理念进行了梳理和评判。经孟子的阐发,王道就蕴含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和伦理意蕴,成为先秦儒家理想政治和道德诉求的集中表达。孟子的王道思想以“民”为根本立足点,以“王天下”为终极旨归,故而民心向善的结果就是王道的实现。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建立在民众认可、拥护的基础之上,孟子对政权合法性和王权来源的思考也是相当深刻的。孟子的王道由“天命”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来源;由“先王之道”为其提供历史依据和论证手段;由“性善论”为担保,为王道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孟子一生之中信仰王道,而王道以仁义为基础,为人之道在此,为政之道亦在此。“仁义”是孟子王道政治的核心,仁爱原则和道义原则成为孟子王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仁与义并立而二德,表明它们有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功能。王道之仁的内涵不仅体现了社会伦理要求的最高道德,而且包含着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律和精神价值指向;王道之义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和实践准则,对自我完善和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的实现有着导向作用。孟子的王道思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展开,提出了实践路径。其一,“物质担保”为其经济之策。经济之策是孟子王道思想的重点,孟子强调实行道德教化的前提是解决人民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其二,“以民为本”为其政治之措。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民贵君轻”思想的主导下,孟子对“君”和“臣”的行为准则进行了规范和约束,而君与臣的行为都应当以造福于民为宗旨。德才兼备之明君贤相,是孟子王道政治贯彻的必要保证和有效措施。其三,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孟子把“修身”当做治国平天下之开端,由个人而家、国、天下,由身修到家齐、国治、天下平,这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过程。

丁继惠^[6]（2020）在《孔子忠恕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孔子出生在周礼制作者周公的封地——鲁国。他提出的“忠恕之道”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被传承至今,已不仅仅是孔子“仁”学中的重要思想,更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忠恕思想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是一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境界,是人们自我修养提升的方法和依据。本文以《论语》为核心,结合其他典籍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对孔子忠恕思想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孔子忠恕思想之源起。孔子忠恕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混乱、礼崩乐坏、行为失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度恶化,甚至出现了子弑父、臣弑君的不良现象。诸侯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而到处征伐,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当中;与此同时,由于周王室丧失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权力,王室衰微,周礼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这就为孔子忠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孔子思想中的“忠”与“恕”。尽己为“忠”,强调的是尽心尽力,不存私心,是一种竭力地尽己。主要从君臣关系之“忠”和朋友关系之“忠”展开分析;以己度人为“恕”,“恕”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时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自己所不“欲”的事情,也不要强加于人,行为主体须站在他人的立场看问题。在“忠恕”这对范畴的理解上历代学者并没有形成定论,本文认为“忠恕”一体不二。第三部分探讨“忠恕”与“为仁”。从“仁”的基本释义出发,阐述孔子思想体系中“仁”的范畴,并探讨“忠恕”与“为仁”的关系。“仁”的核心思想是爱人,“仁”的外化是克己复礼,忠恕之道是实现“仁”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做到推己及人的道德境界,才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仁道。第四部分展开论述忠恕思想的具体践行。主要从三个方面讲述,一是将心比心,即是说要有推己及人的宽容心态和以己度人的平等态度,二是成人与成己,要有视人犹己的自律观念和成人成己的学习心,三是独善与兼济,要有尽己之心的责任意识和独善与兼济的责任意识。时至今日,孔子忠恕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论是在个人修身还是在治国平天下等方面,都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鲍铭烨^[7]（2020）在《中华民族价值共识对高校德育价值观培植的现代启示》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民族价值共识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丰闳博大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伦理价值观最基础性的存在。大学德育作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最重要途径,其理应包含对传统文化遗产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相关内容。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德育价值观的培植一度出现偏离甚至否定传统伦理价值观而陷入过度西方化的误区。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开掘,以及对相关概念进行探本溯源或理论澄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究民族价值共识与高校德育价值观二者的耦合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将传统文化的价值共识转化为青年学生的道德自觉。此外,让民族价值共识为德育价值观的有效灌输提供现代启示,不仅有助于高校德育回归和强化人本德育的主体地位,其本身还是拓展高校德育内容的有效途径,它可以为新时代高校德育工作坚定文化自信注入来自传统的理论底气和精神气质。作为这一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对西方的相关价值思潮的负面影响做必要的学理厘清。这些思潮的负面影响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表现为对自然无节制索取,以诸如“我消费我存在”的消费主义心态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在人与他者关系上表现为自我为中心、视他者为异己的存在,以利己主义的行为方式破坏了人与他者、与社会、与国家的和合关系;在人与自身关系上表现为注重对物质财富等身外之物的占有,精神却变得空虚,甚至出现以对纵欲主义、享乐主义的追逐而破坏了身心和谐。如果我们回望传统,就可以发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价值共识中,这一西方式的价值偏颇并不存在。它推崇天人之辩中的天人合一、人我之辩中的人我合一、身心之辩中的欲理合一之道,这从根本上消解了西方式的价值偏颇,从而为新时代高校德育价值观培植带来了批判性的现代启示。

王俊华^[8]（2020）在《康有为“仁”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康有为“仁”学思想,是在以“本仁于天,本仁于父母”为前提下展开论述的。他在继承孔孟亲亲、爱人、爱物、仁政等思想的基础上,又受荀子的“天地者,生之本;祖宗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的礼三本思想以及董仲舒的天道观中“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人于天而仁也。”等思想的启发,得出:“人有三族谱,天人民,天地者生之本,祖宗者类之本。”的结论。从而他把“仁”学思想架构成“本仁于天”,“本仁于父母”的新思想体系。同时他又借助西方“几何公理”之真理的普遍性,来给“仁”增加了“公理”的性质,即:“仁,公理也。”,使其“仁”学思想更具现代意义。康有为的“天”有“元气”、“仁”、“阴阳”、“一”、“元德”、“公理”等多重涵义。他把“仁”的属性赋予“元”的观念,构成“元气-仁”本体论,成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他的“仁”学思想,既包含亲亲、爱人、爱物等传统元素,又具有博爱、平等、民主、自由等现代内涵;既含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又兼具形下道德原则基础;同时又是不可反驳的真理。首先,在“本仁于天”前提下,康有为提出:一、人性本天性。人性本天的自然之性,以康有为“元气-仁”本体论为依据下的“自然人性论”的提出,是一次对封建制度下受束缚、遭奴役人性的解放。二、人德本元德。元德是天至善至美的德性。人的道德品质是基于天的元德至善性而形成的。三、人道本天道。天道是指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所遵循的普遍规律,人道是指人伦之道,即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遵循的社会活动准则。人道本天道,指人道运行以天道为规律。其次,在“本仁于父母”前提下,他得出“亲亲、爱人、爱物、博爱”等结论。康有为基于他对西学的认识和了解,给“仁”增加的“公理”的涵义。最后,康有为还论述了“仁”与“义”、“礼”、“智”的关系,来从不同角度诠释他“仁”学内涵。“义”是“仁”的合宜,“礼”是“仁”的节文,“仁”与“智”成终始。他“仁”学思想涵义丰富、体系架构完备、富有现代文化元素,最终以儒家理想“世界大同”为归宿,这也是儒家思想的终极关怀。康有为“仁”学思想的是在新旧制度转换、东西思想碰撞过程中产生的,融入了佛学中的博爱、极乐,西学中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突破了封建传统儒学对人性的束缚,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他的“仁”学思想不尽完美,但研究它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康有为的学术贡献,儒学在近现代社会地位变化、作用和价值,以及如何保留、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精华。

谢紫冰^[9]（2020）在《孔子“实用理性”思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实用理性”是李泽厚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用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概念具有注重现实、清醒理智、冷静乐观、强调行动、重人事轻鬼神等特征,而这些特征同样也是孔子思想的内在价值趋向,是孔子思想深处的思维方式呈现。这一思维方式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息息相关,它孕育于农业社会,形成于巫史传统,完善于周公制礼和孔子的“释礼归仁”,并在鲜明的体现在孔子的众多思想当中。孔子在仁学思想中主张“为仁由己”;在中庸思想中主张“执两用中”;在经权思想中主张“守经行权”;在天命鬼神思想中主张“存天远鬼”;在义利思想中主张“见利思义”,这其中都深深蕴含着一种看待万物的理性精神,以及注重现实实践的实用态度,深刻呈现出一种“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这一思维方式又在孔子思想实践中得以广泛传播,使儒家思想得以呈现出一种深刻的主体性特征,其注重反求诸己,强调躬行践履,并为后世儒家学者所发展和实践,使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即世超越”路径。

张娟^[10]（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二、孟子“仁道”理想中的普遍利益精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孟子“仁道”理想中的普遍利益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1）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下学上达 立己达人 ——孔子作为师者典范的教育哲学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4）从“为仁由己”到“天下归仁” ——孔子仁学思想的实践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5）孟子王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孔子忠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华民族价值共识对高校德育价值观培植的现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康有为“仁”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孔子“实用理性”思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孟子“仁道”理想中的普遍利益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 [1]孔子之叹及其教育意蕴[D]. 傅茂旭.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先秦儒家心论研究[D]. 张馨予. 山东大学, 2021(10)
• [3]下学上达 立己达人 ——孔子作为师者典范的教育哲学阐释[D]. 孙意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从“为仁由己”到“天下归仁” ——孔子仁学思想的实践维度[D]. 张文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12)
• [5]孟子王道思想研究[D]. 金天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12)
• [6]孔子忠恕思想研究[D]. 丁继惠.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7]中华民族价值共识对高校德育价值观培植的现代启示[D]. 鲍铭烨. 浙江大学, 2020(08)
• [8]康有为“仁”学思想研究[D]. 王俊华. 河北大学, 2020(08)
• [9]孔子“实用理性”思维研究[D]. 谢紫冰.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10]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