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季刊）第27卷第1-4期总目录

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季刊)第27卷第1～4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徐刚^[1]（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邢琪^[2]（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民国时期典型的现代都市,青岛的现代转型一向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论题。自1898年德占胶澳始,青岛从僻处海隅的蕞尔渔村逐渐发展成现代大都市。经济、交通、文化、教育与公共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现代化推进,使青岛成为山东省内甚至国内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一跃成为远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与青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中国文学亦处于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呈现出相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岛文学生态。以逊清遗民群体和大学教授作家群为代表的外来文人,与青岛本地文艺界,共同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青岛的文学生态。学界往往专注于外来的新文学作家的活动与影响,反而忽视了本地文学生态的价值与意义。在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本地文人作家与儿童创作者亦充当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成长与蜕变创造了独具青岛特色的文学与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证明上述结论,本文分为以下四章分别阐述:第二章聚焦于逊清遗民在青岛的各项活动,试图阐述逊清遗民对青岛文学生态的构建的重要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建立,青岛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与德人庇护等有利条件,吸引逊清遗老前往寓居,如劳乃宣、刘廷琛、周馥和王垿等。在西方文化与古典文化的碰撞下,前清遗臣在去向的抉择上出现分歧。部分遗民致力于恢复清室,使青岛成为政治复辟活动的中心;置身于深受西方思想与文化影响的现代化都市,部分遗老选择从事中西交流的文化活动,在促进儒学经典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亦开启了思想的开化;部分寓公或将青岛作为“中转站”,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或隐居海滨,不问世事。第三章综合分析由教授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文艺创作活动,和学生文艺活动两部分共同构成的青岛大学文学生态。1930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杨振声任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继任校长。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吴伯箫、老舍和洪深等文人作家,先后前往青岛任教。两任作家校长的现代教育理念,与“新月派”教授作家群的新文学创作与教育活动,推动了校园内学生文艺活动的蓬勃发展。学生们的文艺社团活动,与教授作家一并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文学生态,活跃了青岛本地的文艺气氛,为青岛文学生态的建构贡献了力量。第四章试图呈现以报纸文艺副刊与刊物为载体的青岛本地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学界研究一向关注于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群的文艺创作,却忽视了本地文人对青岛文艺发展的意义与作用。在大学校园之外,青岛本地文人是如何通过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编辑文艺副刊等来建构青岛本土文艺界,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论题。作为本地市民文学的载体,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见证了本地文人的成长,是青岛城市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专注于考察集中为儿童发声的青岛本地儿童文学副刊与独具青岛特色的儿童文学的萌孽。20世纪30年代,《小朋友》和《儿童乐园》,是青岛各文艺副刊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刊物,专以刊登儿童的文学作品为主,辅以成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外国着名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两个副刊尤其重视儿童话语的表达,成为儿童充分表达自我的重要场域。儿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民国时期青岛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创作的繁荣与儿童话语受到社会成人重视,离不开青岛市政府对儿童的重视,对初等教育推动,与社会慈幼事业的进步。

王海凤^[3]（2020）在《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日甲午一役后,国人开始转向日本学习,“训育”这一教育名词随之传入中国。嗣后,中华教育界人士对“训育”一词进行了多方阐释,并将其应用于新式学堂,进行了有关训育制度的早期实践。民国成立后,“训育”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然而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背景下,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致使其时各高等院校在实践层面有关训育的探索,大多各行其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随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建立训育体制,但仅局限于中小学,未涉及高等院校。是故,其时各高校有关训育制度的实践,仍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模式。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等院校学生的思想言行,国民政府开始在专科以上学校正式构建训育制度。其后,无论国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抑或教会高校,根据教育部制定的一系列训育规章法令,从以下三方面推行训育制度:实施“导师制”;成立“训导处”;筹设“三青团分团部”。然而,由于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具体实情不一,在“训育制度”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各校的实施情形有所不同。本选题以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档案、报刊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以“训育”由一个概念发展到一种教育制度的演变进程为线索,从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三方面出发,即按照“训育制度”的理论探讨、实践探索,上升至训育制度的正式建构,来谋篇布局、划分章节。在思想层面,自“训育”一词传入中国后,对其内涵、外延,国人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在介绍西方训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国情,国人形成了自己的训育理论体系。在对训育制度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国人亦在实践层面进行有关训育制度的实际探索。清末“监学官”的设立、“寄宿舍制度”的出现及以经学为主体训育课程的开设,皆是有关训育制度的初步实践。民国前期,在训育实践方面,各高等院校仍沿袭了清末的训育范式,直至“五四”之后才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因无可资遵循的训育方针,各高等院校的训育组织较为混乱,部分高校开始试行“导师制”: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各高校开设了“党义课程”。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控制战时高校学生的政治思想,防止学生受到非三民主义因素的影响,在训育制度的理论指导与实际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国民党政权开始在高等院校构建训育制度,不仅在学制系统中订定了统一的训育方针、训育标准,而且在管理系统中设立了专门的训育组织机构。训育制度建立后,国民政府为在各高等院校全面推行训育制度,将“导师制”纳入教育教学体制;将“训导处”加入行政管理体制;将“三青团”植入高校组织机制。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此三大举措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各自的“本职”功能,为抗战救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三大举措的“本职”功能发生变质,“党化”与“政治化”现象日益严重。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一党专政”下的任何管理举措,最后的发展路径,只能是用来维护国民党根本利益的工具。

魏小蓉^[4]（2020）在《西康建省时期教育制度的发展与移植问题研究（1939-1955）》文中指出早在清末时期,赵尔丰经营川边大力兴学,西康教育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是随着赵尔丰被杀身亡,川边兴学戛然而止。后来西康省成立,刘文辉着手在康区复兴教育。他积极借鉴内地教育制度发展模式,西康地区教育事业渐有起色。刘文辉借鉴内地教育制度之后,并没有一味照搬,而是在参考西康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调整与改变,以此适应康区社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西康教育制度在内地教育制度的基础上,既有保留也有改变。本文所述的教育制度是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发展为核心展开论述。在宏观上,具体体现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学校教育制度层面和社会教育制度层面。在微观上,可以分为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方式和修业年限以及不同教学形式等。但总的来说,西康教育制度是为适应康区实际社会发展而进行的一个移植与调适的过程。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近代以来西康教育制度的移植背景,主要从清末川边康区教育概况和西康省成立以后成立的教育机构,以及颁布和完善的教育法令等内容进行陈述,由此引出西康建省时期的教育制度发展与移植问题。第二章主要研究西康建省时期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与移植,通过对学制的发展与移植,西康各级学校课程设置及教材变化等内容进行论述,为人们呈现出西康建省以后学校教育是如何适应西康社会发展,并作出调试与改变的。第三章主要研究西康建省时期社会教育制度的发展与移植,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教育方式论述,说明社会教育在西康地区的移植与发展演变。近代西康省成立以后,发展教育是作为当时西康省政府的重要事业。因此,西康省存续时期教育发展硕果累累,促进了近代康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为近代西康地区通过对内地教育制度的移植与改变,既适应了当时内地社会潮流的发展,也适应了西康地区社会实际情况,为西康培养了大量人才。并且,通过本文研究论述,也可以为现代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邹淋^[5]（2020）在《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铨文学思想和戏剧创作多为学术界关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对陈铨的研究尽管已有近80年的历史,但仍然还是比较零散的,各自为阵,条块分割,缺乏整体性。针对这种现象,本文拟从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兼以文化哲学的维度,以他的“力”的文学思想为聚焦点来展开整体研究,探讨他的文学思想的本质特点,特别是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质和主要表现形态。论文分共为八个部分。在绪论中,也即第1部分,论文将从界定“力”的概念出发,梳理其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并结合陈铨的思想发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学思想特点,同时对有关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综述,阐释论文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和创新之处。第2部分将着重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力”的文学思潮产生的原因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创构情况、类型形态等,进行学理性和学术史的梳理。第3部分将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意识结构进行论述,重点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独立”、“心灵的自由”三个方面,目的在于探讨陈铨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学思想是如何以“力”为内核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又是如何通过“力”的文学思想来观照现实与人生的。第4部分将侧重探析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所呈现的美学特征和表现形态,揭示他是如何将“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态呈现出来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学存在形态与美学价值形态两部分,前者主要表现出“摒弃中和”、推崇“对立”和“崇高”两个特征,后者则体现着求真、寓理、主情三种独有的特质。第5部分将认真厘清陈铨“力”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在创作实践中体现的,也是要探析陈铨通过文学方式来展示人生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问”、“灵魂的拷问”、“本体的透视”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6部分将认真总结、归纳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三个艺术特点,即“冲力性”、“浪漫性”与“超越性”,由此探讨他是如何在文学实践中运用独特的艺术方式来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第7部分将认真探讨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理论局限性及其内在原由,并对此进行客观的评价。结语部分,也即第8个部分,将从文学史的维度论述陈铨“力”的文学思想的文学价值,对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意义进行客观评价。本文的创作新点主要有:以“力”为论述的基点和主导线索,将陈铨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进行整体的人生哲学（生命哲学）审视,厘清“力”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中所产生与发挥的内在机制及其功能作用。从人生哲学（生命哲学）维度审视陈铨“力”的文学思想,在本质上,可以说,“力”是他用以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发展,能够真正地摆脱封建专制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让生命（人生）能够真正地获得一种超验的证明。因此,对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进行认真探讨,从中也就能够从中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在建构新的文学形态中,其间是如何关注和思考现代中国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价值意义的确立和完善的,而这也是现代文学确立现代性价值的一个重要原由,是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精神品格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东东^[6]（2020）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轻轻翻开厚重的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的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不断从他的身上汲取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他,就是萧友梅先生,可谓是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1920年,他从德国负笈而归,奔波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27年,得到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垂青,南赴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办学的现代高等音乐学府,后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萧友梅先生将蔡元培先生所奉行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积极应用于音乐实践活动中,无论是实施专业的音乐作曲、音乐鉴赏活动,还是推行近代化的中国新型专业音乐教育,萧友梅都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以行利国利民利族的拳拳之心行音乐事业的开创性壮举,成为“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这位音乐“保姆”的专业学术背景,也是尤为令人钦佩的。萧友梅是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的首位中国人,也是在中国推介欧洲音乐学体系的第一人。国立音专在他的学术引导下,着力实践在新音乐创作中采用西乐技术,在记谱法、曲式结构、和声等种种方面进行国乐的现代化探索与创作,成为独立而专业的音乐教学与研究院校,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人才的成长沃土。萧友梅先生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从中国国情和音乐发展现状出发,批判地吸收了西方音乐教育的体制与模式,从学生的音乐基础出发制作符合年龄段特点的音乐教材,并身体力行地投身于繁忙的教学活动与教育会议,发现与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积蓄了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他的那种认准一个目标,埋头苦干、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我们当前最为需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许多学生将所学的音乐知识用于实际行动,在近代中国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更有很多优秀的音专毕业生成为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巨擘和新音乐创作的巨匠。萧友梅先生也是一位深刻探索中国新音乐形态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民族荣誉的大爱、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也有着对黑暗社会形势的猛烈抨击和对国家动荡沉沦的痛心呐喊。带着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萧友梅在音乐创作过程中大刀阔斧地吸纳西方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力求实效地进行中国旧乐的改良与国乐的复兴。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内容,就是研究萧友梅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其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等方面的具体呈现,以期梳理出萧友梅音乐美学的理论体系。本论文采用横纵结合、探本溯源、对比分析、多维交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跌宕碰撞与音乐事业禁锢萧条的时局形势,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探寻萧友梅个人的美学音乐思想在其音乐办学与教学活动中酝酿、实践与调整的三个阶段,力求从一个更为全面而立体的站位去梳理研判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并思考与发现其音乐思想与办学精神的闪光点,挖掘并重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对当今中国音乐发展的思想价值,探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重构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遵循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过程中的生成与实践脉络,以其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的具体表现为研究的重点,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深入探究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渊源及文化背景。本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西音乐文化融通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详细分析中国古代音乐传统思想、维新派、五四新文化美育思想、德国音乐美学思想对其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传统与现代的转型与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确立之间的联系,分析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西方音乐的冲突与融汇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以及在“全盘西化”“国粹主义”“兼收并蓄”三种观点争鸣的时代背景下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得以确位的过程。第二章,分析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探索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萧友梅在北平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实验与准备,第二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前的上海时期对音乐美学思想的实践与使命,第三阶段是萧友梅在沦陷后的上海时期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调整与重启。每一部分又从不同方面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第三章,阐述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特质,这是本文的重点章节。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审美、音乐批评四个角度对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梳理理论体系。其中从“改良旧乐与创造新乐”、“新学制歌唱教材的编定”两个方面分析音乐创作思想,从“用才观”“育才观”“美育观”分析音乐教育思想,从校内音乐会、国民音乐会的开展与实际影响分析音乐审美思想,从对旧乐、现实社会音乐成就、音乐会的启蒙作用三个方面的批评来探讨音乐批评思想。本章探索更为全面地透视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在音乐活动各领域的具体表现,并结合中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对其思想的时代性与独特性进行逻辑梳理与理性探讨。第四章,探讨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的启示。本章着重对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兼收并蓄”带给当代音乐发展的启示进行了集中论述与评析,即音乐创作与教育中的“拿来主义”、继承与革新的动态融合维度“复兴国乐”和“发扬词章”。

龚吉雯^[7]（2019）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观音是佛教神只中一位负责现世救赎的神只,在大乘佛教传播的区域中基本都存在着观音信仰,南诏大理有“妙香佛国”的美誉,特别崇拜观音,拥有众多观音造像,产生了独特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和信仰。以阿嵯耶观音为核心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引起了对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研究热潮持久不衰。本文通过对现存于世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进行梳理,对盛行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深入探讨。明清之际南诏大理文献毁损严重,相关历史信息相对匮乏,使其复杂的观音信仰成为一个谜。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的整理研究,考察观音造像所体现和蕴涵的信息,结合相关文献典籍记录和考古发现,试图还原南诏大理国时期存在的观音信仰的样貌,对观音造像体系做出客观评价、还原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在佛教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重新考察佛教传播道路上南传道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观音信仰对白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重新考证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通过历史文献及观音图像在云南的分布现状和艺术风格对观音造像进行分期、分布区域、类型的划分;对几尊典型的观音像进行详细分析,围绕着构成观音造像元素的几个重点:背光、法器、莲座等探讨南诏大理观音成像的源头与社会成因;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分别探讨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图像与周边区域的观音造像之间的关系,力图通过仔细深入的比对研究和思考,掌握观音造像中蕴涵的白族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阿嵯耶观音作为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的代表未免显得以偏概全,割裂了阿嵯耶观音与其他观音的关系,学术界对阿嵯耶观音的重点研究使南诏大理国时期存在的其他观音造像研究较为薄弱,所以研究密教、显教观音在南诏大理的观音造像中各自所居位置和呈现的宗教意义,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结合汉地、吐蕃、中南半岛、印度的观音图像,通过从表征到内涵的深层分析,解读南诏大理观音造像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佛教南传道路提出新的证据,重新审视佛教南传和北传道路的关系。因此,本文分成六个部分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探讨。首先针对观音分布和图像情况合理划分时期、类型,进行分类;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出土和现存的观音造像进行整理,分别从画卷、石窟造像、石刻造像、金铜造像中寻找观音造像,从传说、文献等抽离出观音形象,以得窥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全貌。南诏大理观音数量多、种类复杂,在发展中有较大演变,其中存在着一条较为明晰的脉络,以梵僧观音和阿嵯耶观音为发展主线,密教观音和柳枝观音在这条主线左右相辅,构建了庞大的观音体系,所以有必要对梵僧观音、阿嵯耶观音、柳枝观音等做深入研究,还原各尊观音在南诏大理国观音体系中的位置、探讨其图像意义。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呈现的复杂性使得研究必须关注周边环境的观音造像,位于南诏大理周边的汉地、吐蕃、中南半岛等地都存在着观音信仰,以汉地和吐蕃较为明显,所以对这几个地区的观音造像探讨很有必要。六个部分的划分研究使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基本兼顾到整体呈现和细节分析,关注了观音造像与密教造像仪轨、所处环境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重新审视梵僧观音的地位和身份转换;对《南诏图传》重点表现的梵僧观音和阿嵯耶观音造像中出现的汉地与印度、中南半岛观音文化的融合进行详细的探讨。通过对观音造像的研究,认为云南是观音造像进入汉地的先行地,是佛教南传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佛教观音造像南传路先到云南后再进入汉地,巴蜀是连接佛教北传道路和南传道路的纽带,汉地观音通过巴蜀回流至云南,对南诏大理的观音造像造成深刻影响。《南诏图传》反映了南诏时期复杂的观音造像运动,显示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合。大理时期顺承了南诏时期的佛教传统,尤其强调了梵僧观音的重要性,《张胜温梵画卷》中既有明显的密教特征,也有较为隐晦、隐藏在其中的本土元素。

钱弯弯^[8]（2019）在《苏州振华女校研究（1906-1949）》文中研究指明私立苏州振华女子中学是苏州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1906年,王谢长达“愤国势之凌夷,悯女界之沉沦”,创办“振华女子两等小学堂”,奠定了振华女校的基础。1917年,王谢长达的三女王季玉自美留学归来,顺应历史潮流,利用自己所学的现代知识理念,对振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振华女校成为近代苏州乃至全国着名的女学之一。振华女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师毕业于中外着名大学,学识渊博,教学技能精湛,富有教育经验。学生成绩优秀,毕业后或升入国内着名大学,或于海外留学,或服务于社会。振华女校拥有新式课程体系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教学活动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同时注重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独特个性。在学校管理方面,上设校董会、校长,与各科教师一起管理学校事务,下设自治会,让学生进行自我管理,学校规章制度严明。总体来说,振华女校虽然在在教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李强^[9]（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认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张格^[10]（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认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西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季刊)第27卷第1～4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季刊)第27卷第1～4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西康建省时期教育制度的发展与移植问题研究（1939-1955）（论文提纲范文）

（5）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论文提纲范文）

（6）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苏州振华女校研究（1906-1949）（论文提纲范文）

（9）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10）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西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季刊)第27卷第1～4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
• [2]晚清民国时期文学生态研究 ——以青岛为中心（1898～1937）[D]. 邢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3]近代中国高校训育制度研究[D]. 王海凤.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4]西康建省时期教育制度的发展与移植问题研究（1939-1955）[D]. 魏小蓉.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追求自由与主体构建 ——陈铨“力”的文学思想论[D]. 邹淋. 浙江大学, 2020(01)
• [6]萧友梅音乐美学思想研究[D]. 张东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D]. 龚吉雯. 云南大学, 2019(09)
• [8]苏州振华女校研究（1906-1949）[D]. 钱弯弯. 苏州大学, 2019(04)
• [9]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10]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