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自己突破极限

一、挑战自我 跨越无限（论文文献综述）

史鹏飞^[1]（2021）在《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研究》文中指出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说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山”早已超越了地理环境的范畴,在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过程中蕴含着独特的象征意义。近年来,山地旅游以迅猛之势席卷全球,这也必将对山地资源丰厚的中国尤其是“九分山和原,一分坝和田”的山地大省——云南,在大众旅游深化发展、全域旅游战略示范、品质旅游创意设计的旅游发展新阶段产生巨大的带动效应,山地旅游发展亦受到了足够的实践及学术关照。然而,除少量资源禀赋极高的山地外,山地旅游的发展往往陷入重效益、轻内涵和有理念、缺衔接的窘境,其中原因纷繁,却难以回避供需脱节的现实问题。倘若旅游者只是为了享受精致的服务、千篇一律的产品,那何以选择山地?于旅游者而言,山地的比较优势究竟为何?山地旅游的内在价值何以彰显?本研究的讨论将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希冀为山地旅游研究及实践提供些许参考。本研究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地旅游目的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变化及其机制研究”（编号:41961021）、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价值认同测度研究”（编号:2020YUFEYC034）为依托。研究将山地情感性、精神性、象征性特质与旅游者个性化、情感化、多元化消费需求相统一,聚焦山地旅游体验,以情境理论、情感认知评价理论、顾客感知价值理论为支撑,在溯源山地非功用性内涵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这一研究主题,试图从新的视角探究山地旅游比较优势、山地旅游价值彰显等现实问题。在对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的剖析中,搭建了“逻辑框架梳理-价值内涵解构-体验价值测度—优化路径探析”的分析框架,重点回答了3个研究问题:“什么是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其中包含哪些潜在的具体维度?”“如何测度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不同案例地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维度是如何表现的?”“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各维度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基于这种关系提升优化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水平以促进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针对问题1这一探索性问题,研究以大数据爬取技术获取马蜂窝、知乎网的山地旅游网络游记为原始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逐级编码,抽象出55个初始范畴、13个主范畴,逐步“浮现”出“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的核心范畴,辨识了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具体维度,并对其内在机理及实质进行了阐释;针对研究问题2这一描述性问题,研究以扎根理论分析成果为依托、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参考,遵循一系列量表开发程序开发出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测度量表,并以云南省典型山地旅游目的地玉龙雪山景区、苍山景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Mann-Whitney U test的连续过程检验、修正了测度量表,对比分析了玉龙雪山景区和苍山景区的测度水平;针对研究问题3这一涉及因果性的问题,研究摒弃了传统的线性和对称思维,引入csQCA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所构建的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投入-收益”复杂因果模型进行了检验,分析了影响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收益的多个条件组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收益优化提升路径及策略建议。对3个研究问题的探析主要形成如下结论:1)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的核心范畴是“人-山对话下的成己之路”,包括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投入和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收益两个向度共计13个维度。其中,“我”的身体是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生成的中介;“山”的情境是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彰显的载体;“成己”是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的终极指向。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在中国的实践彰显了个人主义价值,其体验价值的意义中心是自我意识的回归和成就自我的终极指向。2)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测度量表包含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投入（编制21个测量项）和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收益（编制32个测量项）两个部分,所编制的测量项简约地表征了所测维度,具有较好的信、效度;经测度,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在不同山地旅游目的地表现出了显着差异,可作为山地旅游目的地特色化定位、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依托。除情感价值外,玉龙雪山景区在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的整体水平表现上均好于苍山景区,两地在多个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维度和具体属性方面存在统计上的显着性差异。3)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投入和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收益之间存在复杂因果关系,证实了所构建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投入-收益”因果模型的合理性,并提出从定位重构→精神性的“召唤结构”、业态创新→具身化的“沉浸场所”、产品设计→挑战性的“成己镜像”、意境生成→差异化的“第三空间”、文化表征→神圣感的“体验世界”、情感联结→互动性的“对话之域”等方面提升优化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收益水平。本研究着眼于“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这一研究主题所进行的探究,是对旅游者与山地“人-山”关系新的诠释,在对3个具体研究问题做出回答后,本研究认为,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是山地旅游发展的内核,是山地旅游的比较优势所在,也是山地旅游内在价值彰显的重要途径,将对深化山地旅游研究并指导山地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牛子悦^[2]（2021）在《休闲制约理论视域下影响消费者参与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制约因素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作为北京市体育产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伴随着2022年冬奥会北京时间的进行时,在加快脚步紧抓硬件设备建设的基础上,不能忽视一系列潜在阻碍因素的存在对消费者参与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的制约。在休闲元年的到来以及冬奥会即将举办的双重背景下,探求影响消费者参与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的休闲制约因素的研究,对我国休闲产业的发展与旅游展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实地考察法等对北京市各大雪场进行实地走访,基于休闲制约理论为基础,结合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类型,分别为技术竞赛型,休闲健身型,冒险刺激型三种类型,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对消费者参与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的现状进行了解。在调查中发现,消费者对滑雪体育旅游具有一定的认识,但一些制约因素的涌现也直接影响到了消费者参与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研究结论如下:1.通过对技术竞赛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现状分析得出:（1）技术竞赛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受该类型滑雪体育旅游特点影响,消费者性别参与呈现一定的差异性,男性参与者高于女性参与者。（2）技术竞赛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受人际间制约最小。（3）技术竞赛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在参与该类型滑雪体育旅游时受个人内在制约因素、结构性制约因素较大。2.通过对休闲健身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现状分析得出:（1）休闲健身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性别参与较为均衡,年龄分布层次较为丰富,该类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群体具有较强的广泛性及复合性,充分体现了休闲健身型滑雪体育旅游的大众性,休闲性特点。（2）休闲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大到最小的排序为“结构性制约>个人内在制约>人际间制约”。3.通过对冒险刺激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现状分析得出:（1）冒险刺激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参与者性别差异及其明显,男女比例呈7:1,年龄上再次表现出极端化现象,年龄越小,选中频率越小,年龄越大,选中频率越小,呈现纺锤状特点。（2）冒险刺激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受人际间制约最小。（3）冒险刺激型滑雪体育旅游消费者受个人内在制约,结构性制约明显。笔者根据以上结论,对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发展基于技术竞赛型、休闲健身型、冒险刺激型滑雪体育旅游各自存在的特点,结合消费者受制约因素影响程度,有区分,有侧重的提出相应发展建议以供参考。

盛红梅^[3]（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赛场。想在国际竞争中制胜,就必须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竞争,人才已经成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亟需大批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人才。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国教育大会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命题作出了深刻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1）以创造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既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和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当前大学生创新精神、创业意识、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仍有待增强,突出的表现在将“创富”作为创新创业价值目标的首选,更注重创新创业个体层面的价值,表现出一定的功利性、自我性。尽管创业内在地具有“创富”的功利目的,但是“创富”并不是创新创业的唯一目的。我们不反对大学生在创新创业中“创富”,毕竟只有奠定了物质基础,大学生才能实现更全面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赞成大学生将“创富”作为个体创新创业的唯一目标、终极目标,而忽略了创新创业精神、创业意识的培养和自身全面发展;反对在创新创业中只注重个人价值,而忽略个体在创新创业中的社会责任。如何帮助大学生树立与国家倡导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目标相匹配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形成科学的创新创业价值观,引导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完成自我价值实现的“小我”与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大我”的统一,成为新时代的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本文以“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为研究对象,力图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本质内涵如何解读?立足现状特点和生成机制,如何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培育的实效性?基于此,确立了“内涵本质厘定——主要内容凝练——现状特点考察——生成机制探究——培育策略建构”的研究思路。进而得出三条结论:第一,从本质上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创新创业上的体现,是大学生主体基于自身需求和国家、社会需要,在创新创业实践基础上,对创新创业目标的认识以及在创新创业时采取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标准。以“创造价值,讲求效率”为出发点,以大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理想,以是否推动社会发展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评价标准。第二,从现状上来看,大学生对创新创业价值观认识模糊,创新创业价值目标呈现多元化、功利化、自我性特点;创新创业价值评价上,偏重于物质利益和自我发展、呈现出享乐主义;创新创业价值选择上,义利认知与选择存在矛盾性。第三,从培育策略上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培育是大学生主体的自觉建构和外部因素作用的系统性工程。在该研究思路下,本论文主要包括五章。第一章: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主要是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论述相关理论基础。重点廓清价值、价值观、创新创业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内涵,对新时代、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进行一般理论分析,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寻找创新创业理论源泉,为后续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内容凝练。本部分尝试凝练出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在明确凝练的基本原则基础上,结合凝练的根本依据、现实依据、实践依据,凝练出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为家国情怀、敢闯会创、勇于奋斗、崇尚劳动、创造大美。第三章: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现状考察。本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文献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揭示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现状,剖析了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特点,并对产生这些特点的时代原因、经济原因、创新创业教育及大学生自身原因做了深入剖析。第四章: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生成机制。本部分主要是揭示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生成的因素,从“知情意信行”五个方面揭示了生成的关键环节,分析了主体动力机制、文化引领机制、教育融合机制、实践养成机制、激励引导机制从内外两个方面如何共同作用于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生成,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由“知”到“行”的转变。第五章: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的培育策略。本部分主要集中探究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培育的具体方式方法。分别从构建培育场域、建设培育课程、搭建培育平台和完善培育制度四个方面着手,保障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实施。

教育部^[4]（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研究指明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熊艳^[5]（2020）在《杨丽萍舞蹈创作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困境背后是人们对科学理性主义至上的深重怀疑,其显露出的来自意识深处的躁动不安,促使中国当代艺术家们趋向于对传统哲学、民族文化、生命意义等精神价值的探寻,通过追根溯源破解纷繁芜杂的现当代文化迷雾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身份归属感。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然需要创作主体完全且深刻地介入生活本身,之后用独有的艺术表达撑起主体观念,从而获得有效的审美客体群体性认同。应该说整个过程透射出来的艺术家“艺以载道”的使命与自觉,也促生出艺术家自信、独立的品格。其中杨丽萍作为当代中国舞蹈表演艺术家的典范代表,其极具标签化的“去学院派”与“民族性”“主体性”特征,以50年不间断的艺术道路实践铸就着杨氏舞蹈美学风范——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文化土壤为根脉,以带有强大主体认知的美学原则为坐标,以新的技术变革、市场需求为调节标尺,持续追求着融合跨越、渐进演变的艺术创新征程。除去震撼人心的情感志趣、独具一格的艺术审美外,杨丽萍的品牌效应引发的大规模传播,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维度都是无人比肩的,传播上的极大成功助推着艺术创新,“顺应大众审美需求,创新丰富艺术形式”两者间形成良性互动。从演员、编导、艺术总监到团队管理者,不同阶段的杨丽萍担任的角色也是从理性化“祛魅”转变为无意识化“复魅”的过程。杨丽萍独一无二的成功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当代中国舞蹈艺术发展的至高点,也引发人们在价值讨论中反思创作之路的去与留。本文通过对杨丽萍舞蹈创作典型性特点的系统分析,从个案研究引发对舞蹈创作、舞蹈运营以及舞蹈文化的思考,将当代中国舞蹈创作放到更加宏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甄别,并以全球化的视角去审视当代中国舞蹈创作的文化生态环境。第一章以梳理杨丽萍早期艺术积累为主,首先从杨丽萍自身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出发,其次从杨丽萍舞蹈演员的经历追溯,详细阐述其在西双版纳歌舞团的表演经历,再由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为转折点,从训练体系和思想影响两方面说明杨丽萍个人的艺术选择和走向独立编创的契机。最后,关注到杨丽萍“表创合一”的小作品,从作品的形象、动作和意境分析概括杨丽萍小作品的风格特征。同时笔者以对“原生态”概念的非议引发思考,解读杨丽萍舞蹈现象背后的舞蹈艺术观念。第二章以杨丽萍不断自我挑战的艺术创作过程为前提,聚焦杨丽萍舞蹈艺术创作手法的显要特性。从舞蹈的形式结构、舞蹈形象、舞蹈语汇选择、不同主体跨界合作的发展关系等进行分析。第一节雀之情——舞剧《孔雀》为例,阐述传统傣族孔雀舞语汇的创新和传统傣族孔雀舞的意象转变。第二节雀之变——以舞剧《十面埋伏》为例,以爱与永恒的艺术化身、“动”与“情”中的艺术传递分别展开对舞剧的细节研究和探讨。第三节雀之悟——以舞剧《春之祭》为例,系统分析舞美装置隐喻性设计的涵义,也从跨界合作的产物体现不同创作主体碰撞的结果。第四节雀之幻——以舞剧《平潭映像》为例,从超现实与魔幻的交织、文化遗产的多线挖掘两个方面形成对“映象派”的些许推论。第三章,笔者将重点阐述杨丽萍舞蹈创作的艺术本质和追求。纵观杨丽萍整体的创作生涯,作为舞蹈界的常青树,“杨氏”风范的独特性不仅是对艺术本体的关照,也是将东方舞蹈艺术形态国际化的实践者,更是传播中国舞蹈艺术的推动者。因此,本章第一节关于艺术本体的形式选择中,以“艺术与情感的关系”和“艺术与生命的体验”两个主题表现对生命情调的艺术态度。从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人文精神的探索总结价值与意义的讨论。第二节从美学的角度出发,以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观、西方现当代审美逻辑两个方面积极探讨东方文化形象的革新之路。第三节探讨杨丽萍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效益。最后,在结语部分,笔者关照当代舞剧创作发展的视域下,阐释杨丽萍艺术创作背后的当代艺术观。

时涛^[6]（2020）在《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与提升策略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农村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背景下造就的特殊弱势群体,庞大的民工潮造就了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其中绝大部分是隔代监护,因此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由于家庭养育功能的缺乏导致他们比其他儿童需要面对更多的风险压力甚至逆境,随之而来留守儿童问题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随着积极心理学的问世,学者将研究视角从问题视角转向从个体优势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即优势视角来理解生活,通过挖掘自身潜力,以积极心态面对逆境。学者把儿童战胜不良生活事件等逆境的力量称之为抗逆力,强调对弱势群体中积极因素的作用。正视逆境,唤醒内心深处沉睡的抗逆力,激活生命之潜能,并调动内外资源来积极应对,就有可能得到良好适应结果。总之,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背景下造就的特殊弱势群体,他们处于不利的生活环境之中,抗逆力理论提供了帮助他们藉以克服困境、健康成长的介入视角。这也正是本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研究目的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借助优势视角的抗逆力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指导,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抗逆力水平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终极目标是提出抗逆力的提升方案,服务于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1.以隔代抚养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主观能动的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了解他们在留守条件下的生活建构,借助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分析他们的个体特质与外部环境生态系统中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如何进行交互作用,进而揭示其抗逆力的生成和发展;2.通过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研究建构抗逆力的理论假设,通过对问卷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抗逆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提出抗逆力的提升策略方案,以期对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与抗逆力培育提供借鉴。资料与方法本文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1.资料来源首先,选择在宁阳县蒋集镇开展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全程录音,并转录成文本资料。访谈对象包括留守儿童及其监护人、老师和邻居,被访留守儿童合计37人,达到理论饱和。然后,采取问卷调查方式收集留守儿童抗逆力水平的一手资料进行定量研究。本次调查采用4阶段的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方法,在全省抽取了 7个县市区作为样本调查现场,每个县市区抽取1所初中和1所小学,按照学校规模、年级、班级数量抽取行政班,然后按照留守和非留守儿童1:1的比例抽样。本次调查样本儿童共计4191人,其中农村儿童3447人,城市儿童744人;男生2085人,女生2106人;留守儿童有2191人,非留守儿童2000人。在样本留守儿童中,单独妈妈监护的1324人,占60.43%;单独爸爸监护的145人,占6.62%;隔代监护的722人,占32.95%。2.研究方法设计半结构访谈提纲,通过定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分析访谈文本资料,可视化文本云分析热词,通过三级编码建构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的理论模型,然后提出研究假设。编制抗逆力评测量表和调查问卷,信度检验的克隆巴赫α系数和Guttman折半系数均超过0.7,表面效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通过了检验,说明量表设计较好。通过纸质问卷和问卷星等工具进行问卷调查获得第一手数据资料;清洗完数据后,借助Prism 7,ArcGIS 10.0,GeoDa 1.4.6进行绘图;借助Nvivo 1.2、ywordle2.0分析软件进行定性分析和可视化文本云分析;借助SPSS 22.0进行描述统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构建有序回归模型,借助Amos 22.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抗逆力生成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果1.留守儿童总体规模呈下降趋势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就读人数从2010年的2271.51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1550.56万人,山东省的从2012年的111.07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8.99万人,教育口和民政口的数据存在出入。总规模的下降,一部分是由于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另一原因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爱留守儿童政策,鼓励母亲在家照顾子女,这部分留守儿童将不计算在内。2.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比例呈下降趋势2018年,全国摸底排查出的697万留守儿童中的96%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2016年,山东省摸底排查的14.2万留守儿童中的94.72%由祖父母、外祖父母监护;2019年,本次调查的样本留守儿童2191人,其中隔代监护的留守儿童有722人,占留守儿童总样本量的32.95%。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比重的变化,也反映出国家关爱体系的落实情况,鼓励母亲在家照顾子女成果显着,这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3.“留守”是抗逆力生成的风险因素4191个样本儿童的抗逆力总水平均值为4.055分,高于留守儿童的3.974分,低于非留守儿童的4.143分。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总水平及其5个因子的水平均值较总样本儿童及非留守儿童的为最低,非留守儿童的水平均值为最高,从而说明“留守”是影响抗逆力水平的一个风险因素。4.个体人口学特征对抗逆力水平的影响显着（1）城乡差异: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的城乡差异不显着;（2）性别差异:农村留守女童的抗逆力水平比男童要高;城市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的性别差异不显着;（3）年龄差异: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总水平”均值在义务教育阶段呈现“M”型发展变化趋势,小学低年级的低,四年级达到一个高点后五年级有下降,初中到高年级后也下降;一年级、五年级和九年级出现在低点,且九年级为最低。（4）独生子女差异:分城乡和性别时,留守儿童抗逆力水平的独生子女差异不显着。（5）个人期望:农村留守儿童较城市的有更高的教育期望,更明确的学习目标和理想,抗逆力水平更高;职业期望最高的是“教师、医生、律师”;绝大多数希望待在大城市,向往很优越、更便捷、更发达的大城市生活,他们拥有更高的抗逆力水平。（6）兴趣爱好:根据自身性格,留守女生积极培养“声乐/唱歌/舞蹈/表演”和“绘画/动漫”的兴趣爱好,留守男生积极培养“绘画/动漫”和“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通过这些兴趣爱好可以增加跟同伴交流的机会,增强友谊,同时提升自信。但也未必是爱好越多越好,重点培养2-3种为最佳。5.留守状况对抗逆力水平的影响显着（1）留守时长:分离1-2年是留守儿童与父母关系依恋的一个关键时期,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影响最为显着,2年后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依恋将下降。（2）团聚频率:随着与父母团聚时间间隔缩短、团聚频率增加,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总水平随之上升,但与父母“一年相聚一次”是个拐点。（3）打工距离: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影响显着,但也并非打工距离越远抗逆力水平就越低,父母在外县打工的比在外省的抗逆力水平更低,对留守男童的影响大于留守女童。6.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并非最低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均值与其他监护类型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行为、健康等的发展并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么差。但是受祖辈监督和辅导能力的限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学业等级均值较其他监护类型的为最低。7.抗逆力生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网络支持:家庭经济状况引起的留守儿童抗逆力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留守女生比留守男生要反应敏感;家庭关系与抗逆力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家庭关系越好,抗逆力水平越高;“民主型”养育方式下的留守儿童,抗逆力水平高;家庭期望与个人期望呈显着正相关关系;父母的人力资本属性影响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尤其是学业适应能力,父母在“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上的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并非最高的,“高中”水平反而更高一些;父母的职业类别是“机关事业企业领导管理层”的,其抗逆力总水平普遍偏低。学校网络支持:学校网络支持与抗逆力总水平及其5个因子各指标之间均存在显着正相关。学校作为学习、生活和成长的重要场所,规范的学校管理、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伴的鼓励和赞许能够提升留守儿童的学校认同感,从而激发参与的积极性,找到学校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对抗逆力形成有促进作用。社区网络支持:社区网络支持与抗逆力水平的Spearman等级相关显示存在正相关关系。社区完善的社区配套和公共服务水平、社区组织的关心支持、邻里之间关系和睦,民风淳朴,留守儿童能找到社区安全感和归属感,对抗逆力形成有促进作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社会生态系统中起主要影响作用的因素是家庭支持系统（标准化路径系数0.87）,其次是个体特质系统（标准化路径系数0.34）,再次是学校支持系统（标准化路径系数0.20）,最后是社区支持系统（标准化路径系数0.15）。主要结论1.基于优势视角的抗逆力理论研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生活建构更有积极意义。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可以挖掘抗逆力生成的逻辑理论建构。2.“留守”是抗逆力生成的风险因素,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较非留守儿童的为低。分离1-2年是留守儿童与父母关系依恋的一个关键时期,对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影响最为显着。女生较男生更容易克服与父母分离的影响,较快得到适应。3.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均值与其他监护类型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受祖辈监督和辅导能力的限制,隔代抚养留守儿童的学业等级均值较其他监护类型的为最低。4.微观系统（个体特质）是抗逆力生成的核心要素,中观系统（家庭）、外部系统（学校）、宏观系统（社区）等环境生态系统都是抗逆力生成的外部保护因素。其中,家庭支持在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最大;其次是个体特质,是抗逆力生成的核心基础;再次是学校支持、同伴支持和社区支持,是抗逆力生成的重要的保护因素,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抗逆力提升策略要实现留守儿童服务的整合传递机制,需要各系统服务围绕隔代抚养留守儿童展开,家庭、学校、社区以及社会之间互相沟通与合作,形成有利于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抗逆力发展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氛围,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支持服务体系,从而帮助其提升抗逆力水平。整合形成“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抗逆力提升服务整合传递系统”,并在其指导下提出抗逆力提升策略方案:1.个体抗逆力提升策略:培育积极人格,提高留守儿童的乐观感;积极融入环境,培养留守儿童的归属感;注重情绪调节,提升留守儿童的效能感;将拓展训练引入到抗逆力提升策略中,发挥体验式培训的独特优势,促进留守儿童挑战自我,塑造自信,团结协作的精神力和意志力,提升其抗逆力水平。2.家庭环境抗逆力提升策略:改善家庭教养方式;加强亲子情感沟通;营造和睦家庭关系;优化外出务工策略。3.学校环境抗逆力提升策略:提升教育理念;培养教育生态;加强师生沟通;加强家校沟通;补齐师资队伍;增设抗逆课程;构建抗逆文化。4.社区环境抗逆力提升策略:营造安全友善社区环境;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构建管护关爱联动机制;开展社区文化娱乐活动;完善社区社会工作服务。5.社会宏观环境抗逆力提升策略:落实政策指导,关爱落到实处;发展地方经济,倡导就近就业;开展就业培训,搭建服务平台;规范传播媒介,净化舆论氛围。创新与不足1.创新点（1）研究视角的突破。以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这一主观能动的特殊群体为研究对象,以优势视角的抗逆力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具有积极意义。（2）评测量表的突破。在扎根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整理、总结并规范了基于我国文化传统的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抗逆力评测量表,并通过信效度检验。（3）研究方法的突破。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应用,尤其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可视化词云分析在访谈资料中的应用;首次将拓展训练引入到抗逆力提升策略中。2.不足由于自身理论水平、知识储备、研究视野、方法运用等的制约,研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研究数据属于截面数据,无法从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视角开展队列研究。深度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不足。（2）研究结论均是借助一手调查数据资料得出的,可能会与实际情况存在出入。（3）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理论建构模型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姜鑫^[7]（2019）在《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路径研究》文中提出中国马拉松赛事从2010年的13场发展到2018年的1581场,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使得参赛风险随之增加,伤亡事故也频繁出现,配套的风险控制体系已经落后于赛事的增长速度。这些现象都源于赛事松绑后马拉松赛事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人民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另外,1995年国家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已经对增强全民体质、提高全民健康生活水平引起了极大重视,并且从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为健康中国夯实体育之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全民健身工作纪实》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要通过全民健身应用全民健康,进而应用全面小康;要把全民健身计划做成全民幸福计划……”以及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都对新时期全民健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以跑步为代表的马拉松项目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因为其参与的实效性强,经济廉价,所以深受广大健身爱好者青睐,各大城市也开始争相举办马拉松赛事。但是,随着马拉松参与人群的不断增多,现有的管理水平已经落后于赛事和人员的增长速度,导致各大城市的马拉松参赛者损伤及伤害性事故不断发生,因此,对赛事参赛者的风险控制是确保赛事成功举办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文从参赛者的风险识别作为切入点,主要对我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的风险因素进行总结,并致力于完善我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及控制路径。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该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归纳与总结,通过专家访谈的方法确认了调查问卷的合理性以及参赛者参赛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后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并对全国7大区内的3459名城市马拉松参赛者进行了调查,调查后的数据经过Spss Statistics软件和AMOS软件数理统计及系统的逻辑分析,在此基础上确认参赛者风险的真正影响因素并将其进行排序和等级划分,从而为接下来的论述奠定基础。在论述中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总结归纳成功的经验,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后找出以往的不足。运用系统论、风险管理理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梳理和探索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控制问题,为中国马拉松赛事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认为:第一,中国马拉松井喷式发展与滞后管理的矛盾所带来的参赛者参赛的伤害性风险已经开始给城市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阻碍赛事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将影响到“体育强国建设”的推进步伐,因此,对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评估与控制的研究是非常的有必要。第二,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因素分为高危风险因素、中度风险因素和一般风险因素,其中高危风险因素包括高血压、心脏病、观众的肢体暴力等7项;中度风险因素包括糖尿病、体脂高及肥胖等9项风险因素;一般风险因素包括安保、医疗、志愿者等16项风险因素。对中国马拉松参赛者的风险常识和跑步常识的普及是降低参赛风险的重要环节,而参赛者出现伤害性事故或者损伤主要集中在参赛者对自身的情况不了解、缺乏跑步常识等人群中。第三,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指标包括:主观因素中的身体因素、心理、经验、自我管理等4个维度19项指标;客观因素中的环境、社会、后勤等13项指标,经过评估后生成的《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检查表》可以作为现场风险筛查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使用。第四,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的控制路径分为网络控制路径和现场控制路径。具体的应用途径有赛前报名时的网络教育与风险筛查,赛中的自查,赛后的参赛恢复数据信息与主办方的自查信息回收,其中网络控制路径可以很好的实现赛前报名的风险筛查。第五,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控制的应用主要依据的载体是网络系统,网络系统资源的整合可以分为赛前的报名信息存储,赛后参赛者以及主办方信息的回收,这些将会极大的丰富中国马拉松赛事参赛者信息数据库。针对研究结论,建议政府部门提高办赛门槛以确保赛事的质量,同时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赛事的筹备工作,对体检心率不齐、有家族心脏病史等参赛者或者无锻炼经历者应该取消其参与马拉松的资格,推荐参与其它项目,这样将能更有效的降低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

单凤霞^[8]（2019）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城市休闲体育发展研究 ——以杭州、武汉、成都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建设背后的逻辑是先生产后生活,在经历了疾驰的城市化进程后陷入了“城市病”危机,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生态、休闲、健康”是关键“要素”。《雅典宪章》中提出休闲是城市的四大功能之一,《世界人权宣言》中提到人人有休闲的权利。休闲体育是休闲和体育的结合,休闲是一种生活态度,体育是一种生存手段。城市休闲体育是城市居民应对“城市病”的本能需求,迎合了当下城市以优化居民生活为核心的价值诉求,顺应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发展趋势。研究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由个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的认识原理,选取三个案例城市进行研究,旨在探寻城市休闲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运行路径。其理论意义在于拓宽城市休闲体育的研究广度,实践意义在于促进城市居民的生活优度。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系统分析、田野工作、问卷调查及个案研究等方法,探讨了以下内容:第一,城市休闲体育研究的理论部分,包括重要核心概念厘定、城市休闲变迁与城市传统休闲文化透视、城市生态文明下的休闲体育实践;第二,城市休闲体育的实践调查,包括城市居民的需求表达与行为限制、城市休闲体育的供给反馈,并对其存在问题及困因进行了分析;第三,城市休闲体育供递系统的构建,包括构建原则、构建依循、构成要素和联动动力;第四,城市休闲体育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通过比较演绎与实证调研,得出结论如下:（1）文化是是城市休闲延续的“遗传密码”,不同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城市休闲传统,如吴越文化下的杭州休闲、荆楚文化下的江城休闲和巴蜀文化下的蓉城休闲。各具特色的地域休闲文化为城市休闲体育发展提供了“动力因”和“滋养源”。（2）生态文明与城市休闲体育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生态文明是城市休闲体育蓬勃开展的外在推力,休闲体育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手段。杭州、武汉和成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并利用地域生态环境形成了休闲体育发展特色。（3）当前城市休闲体育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有“三生”空间协调不畅、结构制约突出、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供给机制不畅、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究其缘由在于发展规律不够重视、发展体制存在障碍、治理体系尚不健全、运行机制缺乏联动等。（4）城市休闲体育是城市系统下面的一个子系统工程,由三个要素子系统（供给、需求、环境）和一个动力子系统（运行）组成。供给子系统是引领与保障,需求子系统是内源与动力,环境子系统是支持与依托,运行子系统是协调与驱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协调配合,共同促进城市休闲体育供递系统的良性循环发展。（5）根据城市圈层结构,科学布局城市休闲体育空间范围并合理开展城市休闲体育活动,依此构建出城市休闲体育活动圈层结构:内圈层—社区休闲体育空间—核心性休闲体育活动;中圈层—城市休闲体育空间—发展性休闲体育活动;外圈层—城市圈休闲体育空间—平衡性休闲体育活动。（6）城市休闲体育发展没有通用模式、统一标准,类似城市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在发展中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理念引领,强化生态文明,以改善城市休闲体育发展环境;重视城市规划,以优化城市休闲体育空间结构;探究发展规律,以因地制宜的发展城市休闲体育;推进公共服务,以破解城市休闲体育发展矛盾;坚持市场主导,以增强城市休闲体育发展活力;鼓励社会参与,以建立有效的需求表达机制。

刘秀芳^[9]（2019）在《新媒体艺术的多感官体验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从多感官体验的角度解析新媒体艺术。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确定新媒体艺术的定义,总结出新媒体艺术的特点和功能,并归纳出新媒体艺术相对于传统媒体艺术的优势。其次,通过文献研究法确定多感官体验的概念,以及多感官体验获取信息的特点等。先从心理学和生物学角度对人体多感官体验机制进行生理分析,再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多感官体验获取信息的特征。全文以此作为探究多感官体验在新媒体艺术中的现实应用与功能的理论研究基础。然后,通过案例分析法深入研究多感官体验在新媒体艺术中的现实应用与功能。重点搜集了多感官体验的新媒体艺术作品,从视听转换、凝视力量、触摸信息、嗅出空间、抓住时间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多感官体验在新媒体艺术中的功能。最后,以前文的研究为理论依据,对多感官体验在新媒体艺术中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希望多感官体验能促进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心理治疗的途径服务于人类和社会,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审美体验或者娱乐轻松的感官享受,让感官体验上升到情感体验,更好的实现“艺术—科技—人”三者的完美结合。

陆欣^[10]（2018）在《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后半期在人文社科领域“空间转向”思潮背景下,文学叙事空间的硏究越来越备受重视。面对纷繁复杂的空间话语和研究角度,笔者结合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特征与载体新变,从空间存在的基本意义,即小说叙事的物理空间与虚构空间两个认知层面进行阐释。具体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媒介空间。文学叙事依靠语言来进行,必然会受到语言本身物理媒介的影响,所以应注重小说语言物理媒介空间（口语-印刷-屏幕）的研究;二是新世纪小说叙事的隐喻性空间。隐喻性空间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提出,针对读者阅读接受的一种心里感知,小说叙事情节结构中的一种“结构隐喻”;三是小说叙事文本中所呈现的虚拟非现实存在但又与叙事主体密切相关的虚幻空间;四是小说叙事文本中呈现的现实可感知的实体空间。学界对叙事空间问题的关注源于1945年美国学者弗兰克提出小说“空间形式”的概念,20世纪末“空间形式”理论由学者秦林芳介绍到中国,此后在更新不断的理论热潮中一直持续发展。但是在文学批评中“空间形式”、“叙事空间”以及“空间叙事”等概念一直含糊不清,笔者在对概念进行区分的同时也对其在新世纪小说研究中的得失进行阐释。首先,笔者以文学叙事研究中媒介意识的觉醒为切入点,探讨在叙事中媒介空间变革带来的小说叙事的变革。新世纪网络的普及,屏幕空间与超文本小说—无论是网络纯文本型超文本小说还是多媒体超文本小说都为文学叙事开辟了另类途径;其次,分析新世纪小说叙事“隐喻性空间”呈现的方式。新世纪小说通过并置、碎片化、蒙太奇和多重情节取消和掩盖时间性或者简单地省略时间指示。“隐喻性空间”有两个突出特征,即时间空间化与并置结构。以“辞典体”小说为例,新世纪“辞典体”小说与实用文体互文,消解文本虚构,“零距离”叙事,突破线性时间叙事的常规,呈现叙事空间;再次,探讨虚拟空间与“乌托邦”叙事。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乌托邦空间理想的实践与乡土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叙事;最后,实体空间与“异托邦”叙事。新世纪小说中的“异托邦”空间主要表现在底层叙事中,城市“异托邦”主要指城市底层的生存空间,比如矿区、建筑工地、垃圾堆等。

二、挑战自我 跨越无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挑战自我 跨越无限（论文提纲范文）

（1）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休闲制约理论视域下影响消费者参与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制约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杨丽萍舞蹈创作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与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城市休闲体育发展研究 ——以杭州、武汉、成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新媒体艺术的多感官体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挑战自我 跨越无限（论文参考文献）

• [1]山地旅游非功用性体验价值研究[D]. 史鹏飞. 云南财经大学, 2021
• [2]休闲制约理论视域下影响消费者参与北京市滑雪体育旅游制约因素的研究[D]. 牛子悦. 首都体育学院, 2021(09)
• [3]新时代大学生创新创业价值观研究[D]. 盛红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5]杨丽萍舞蹈创作特征研究[D]. 熊艳.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6]农村隔代抚养留守儿童抗逆力生成与提升策略研究[D]. 时涛. 山东大学, 2020(09)
• [7]中国马拉松参赛者参赛风险评估与控制路径研究[D]. 姜鑫.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8]生态文明视域下我国城市休闲体育发展研究 ——以杭州、武汉、成都为例[D]. 单凤霞. 上海体育学院, 2019(01)
• [9]新媒体艺术的多感官体验研究[D]. 刘秀芳. 大连工业大学, 2019(08)
• [10]新世纪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D]. 陆欣. 兰州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