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王思怡^[1]（2021）在《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应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储新元^[2]（2021）在《农企合作粮食仓储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粮食产量日益提高,粮食安全标准愈加严格,粮食仓储问题逐步凸显。产量增加的同时,政府对粮食的收购也愈加呈现出规模大、质量低、品种少的特点,但新的粮食安全标准则要求粮食仓储向多品种、高品质方向发展。因此政府开始提高粮食代储标准,却导致大批粮食企业仓库因不达标准而荒废,与此同时,农户粮食仓储规模也在大幅度下降。在此背景下,基于契约农业的启发与现有农户-政府-企业的储粮模式,提出在政府引导下的农户企业合作进行的粮食仓储新模式。并运用混合策略博弈分析政府-农户-企业合作储粮模式运行的基础条件,再从政府与农户的角度展开动态重复博弈,得出“储粮收益与成本是农户储粮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结论;然后从农户与企业的角度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加工型企业与代储型企业在农企合作中起到的决策性影响,并以实际案例紧跟其后进行分析,最后基于此提出促进农企合作进行粮食仓储的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现有粮食仓储模式中存在诸多问题。粮食仓储模式以农户自储、政府收储、企业代储为主,其中企业代储服务主体主要为中储粮总公司和地方政府。在政府粮食仓储中存在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政策性粮食仓储过多,仓容不足,政府去库存压力大,二是大豆、杂粮等储量不足,不满足消费需求;在农户粮食仓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因仓储成本高、收益低而导致的粮食仓储规模大幅度减少;在企业粮食仓储中则分为代储型企业和加工型企业,对于代储型企业而言,问题是不满足承储资格,无承储任务,因此企业无资金投入维护,仓储设施老化,而加工型企业的困境则是应对原粮价格波动的能力不足。（2）在农企合作进行的粮食仓储模式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必须对农户和企业同时进行补贴,才能双向激发合作达成意愿;企业是发展的主体,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是企业是否代储的最大动力因素,补贴力度大,企业代储概率高,企业的效用就会增大;农户的参与度是合作关键,政府对农户的仓储补贴决定着农户效用。（3）农户对未来市场的价格预期是农户是否合作储粮的关键因素。农户对未来的市场价格预期得到满足时,农户储粮成本和政府不采取补贴时农户所取得的收益决定了农户是否储粮,政府要想增加农户粮食仓储必须补贴数额大于储粮成本与收益。当农户对未来的市场价格预期得不到满足时,此时农户的预期会对农户储粮数量有跨期决策影响,若预期价格升高,农户则会增加此阶段粮食仓储量,以便于下一阶段将粮食售出获得更多收益,若预期价格下跌,农户为了防止利益受损会选择当期出售粮食。（4）企业储粮效率决定了企业是否参与代储,决定了农户是否会与其合作。储粮效率差的企业可以通过粉饰自身效率吸引农户,但粉饰成本不能覆盖企业不代储时所得效益。基于以上研究内容与结论,本文对促进农企合作进行粮食仓储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1）政府应建立农户与企业的双向补贴机制,双向激发合作意愿;（2）应当发展与完善粮食交易信息平台,让农户对未来粮食市场价格产生合理预期（3）创建完善的企业代储制度,为农企合作奠定基础;（4）加强农企合作进行粮食仓储的宣传与引导,促进合作储粮模式的较快普及;（5）降低企业参与农户储粮的运营成本,提高企业收益与参与度;（6）建立储粮政策的反馈调节机制,不断优化合作储粮模式。

周杨^[3]（2021）在《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文中提出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和粮食供给不足,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粮食生产逐渐由总量供给不足转向结构性供给冗余。突出表现在2003—2015年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种植结构扭曲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即玉米面积的快速增加、大豆面积的快速减少。为了缓解种植结构扭曲问题,我国2016年开始施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次年探索大豆收储制度改革,即2017年将大豆目标价格制度改为实施与玉米相同的生产者补贴政策。统筹大豆、玉米的补贴机制,兼顾大豆、玉米的比价关系,通过远高于玉米补贴标准的方式实现“增大豆、减玉米”的目的。然而,我国大豆没有比较优势,基于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的长期考虑,大豆生产面积不能过度增加,应将更多的土地份额提供给口粮作物。所以从长期来看,我国大豆的振兴还是应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产出效率。那么,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能否改善大豆、玉米的种植结构（短期目标）和提高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长期目标）?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有哪些?如何促使当下及未来的大豆政策发挥积极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现行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以及推进大豆振兴计划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农户行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等理论,构建了“政策激励—行为响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背景下,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和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并从农户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户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回应性。具体而言,首先,对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调整的思路与效果进行了梳理,对大豆目标价格制度到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变迁逻辑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两个政策进行了比较,为后文的研究做了基础性工作;其次,基于政策原理的均衡分析,使用2013—2018年446个县域宏观面板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具体沿着“政策激励——比较收益变化——种植结构调整”的分析思路,考察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并讨论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局限性;第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使用2013—2018年446个县域宏观面板数据,构建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SE-DEA）和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具体沿着“政策激励——要素配置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分析路径,考察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检验了直接和间接两条影响路径;第四,基于2018—2020年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SE-DEA）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影响农户生产行为进行了再检验,并对不同种植结构水平、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了异质性考察;最后,以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和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标价格制度的弊端。从政策构想与设计上而言,其政策初衷更多地表现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调整大豆、玉米种植结构,且在市场机制之外可以提高农户的种植收益,降低市场价格造成扭曲,符合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转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大豆振兴等诸多时代发展要求。（2）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显着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但持续性不强。由于种豆预期相对收益的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促进农户调整种植结构,但受限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原因,调整效果持续性不强。（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了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但存在显着的时间异质性。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显着改善2017年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但对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效果不佳。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在于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未带来有效的收益激励,财富水平和市场扭曲不利于提高豆农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状况的积极性。（4）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种植结构和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农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农户家庭种植大豆的比重越低或越高,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越不利于激发该家庭增种大豆的积极性;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低位和生产率处于高位的农户作用更大;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仅能促进普通农户和家庭农场Ⅰ型调整种植结构,而对家庭农场Ⅱ型的效果不佳,并且随着土地规模的扩大,政策调整种植结构的作用程度在减小;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仅能够改善新型经营主体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对家庭农场Ⅰ型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程度显着强于家庭农场Ⅱ型。此外,研究中还发现,引起家庭农场Ⅰ型种植结构调整的原因不是大豆种植比重的增加,而是总经营规模的减少,现行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能不利于大豆规模化发展。（5）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认知程度较高,但对政策目标认知程度较低。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补贴标准的认知程度越高,则其对政策的满意度越高;豆农对优化种植结构意愿越强,则其对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倾向于提高大豆生产要素配置水平的农户几乎与政策的满意度无关,这就意味着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农户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作用不足;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了解较多,但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具体内容了解较少,黑龙江省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明显好于吉林省;当大豆/玉米的补贴标准提高时,相较扩大大豆面积,豆农更愿意将资金用于提高大豆产出水平。黑龙江省农户扩大大豆面积的意愿明显强于吉林省,而农户提高大豆产出水平的意愿,除四平市外,其它地区均相差无几;样本农户种植大豆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是:轮作倒茬、种植习惯和政策支持;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补贴标准、补贴发放时间、申报方式和发放方式相对较为满意,而对政策宣传相对不够满意;除生产者补贴政策外,豆农最主要的三个政策需求为:金融信贷支持、农业信息和技术推广以及土地流转服务。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政策目标应以粮食安全目标为前提,尤其要保障口粮绝对安全。虽然短期内恢复大豆生产、促进粮食品种的种植结构调整仍然是政策的必然选择,但长期来看,大豆种植面积不应过度增长,应将大豆“扩面”目标逐步转为“增效”;其次,对大豆的支持方式应以新型经营主体为重,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种豆的示范作用,促进大豆的规模化生产;第三,单纯的依靠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和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有限,未来对大豆的支持方式,应由单一化的补贴激励转向多元化的政策支持;最后,较长期的结构失衡固化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模式,加大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调控难度,因此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对老龄化的农户而言,应使其充分理解政策精神。

史晓玲^[4]（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钱天陈^[5]（2020）在《张家港市水稻生产时空分布与驱动机制》文中指出粮食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安全生产关系到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粮食生产问题也逐渐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我国人民对于粮食质量和数量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确保粮食供应成为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农业的首要目标[1]。水稻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总种植面积、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长期以来位于全国粮食作物的首位,其生产情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家粮食安全和我国农民的基本收入[2]。而张家港市作为以“鱼米之乡”为称号的江苏省县级市,水稻的产量变化更是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现状。因此以张家港市的水稻生产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其时空分布和驱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以近十年张家港市的水稻生产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基础,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基本分析方法,利用相关的统计软件进行模型分析,研究了近五年张家港市水稻生产的时空分布情况和驱动机制,并针对性的提出了张家港市水稻生产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建议。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1）结合2013-2018年的水稻生产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之后发现,张家港市的水稻生产重心整体呈现出向西南方向移动的演变趋势,同时张家港市近五年来的水稻生产重心在整个过程中偏移方向改变了一次,但整体朝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较多,移动速度比较缓慢。（2）针对2013-2018年张家港市的水稻生产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张家港市水稻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份额变化趋势表现为从最高点降到最低点后,逐渐回升至平均水平上下,张家港市的总产量和江苏省的相关度较高,而在种植面积上的变化情况则是相关度较低,同时产量在未来会继续上升。而针对张家港市内部各个区镇的种植面积、单产以及总产量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各个区镇的水稻种植面积整体上呈现着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趋势,而单产水平维持在600kg左右。同时在水稻生产产量进行变化的过程中,种植面积、单产的贡献率也有着不同的作用。之后针对种植面积、单产、产量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3）主要针对张家港市水稻生产的规模和生产结构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数据选取以及模型的建立分析,表明通过提升水稻的种植面积以及单产水平,同时注重政策的辅助和引导以及当地农户的普及,可以进一步驱动张家港市水稻快速生产发展。

张念^[6]（2020）在《我国稻谷收储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稻谷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品种之一。当前,我国稻谷供给格局已经从紧平衡转化为部分品种阶段性过剩,稻谷库存数量多,且稻谷下游产业链条短、消费弹性小,是现阶段消化库存的重点以及难点。由于供需结构等问题,我国每年还要进口数百万吨的进口大米,这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稻谷库存量高的状况。要解决这些问题,亟需对稻谷收储制度进行完善。因此,对稻谷收储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系统探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内外相关学者对目前现行的稻谷收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国内理论界对稻谷收储制度实施状况进行系统性研究不够,研究方法上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为此,本研究拟从政策分析视角,沿着“稻谷收储制度的演变过程”→“现有稻谷收储制度实施的成效”→“稻谷收储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如何提升稻谷收储制度的实施成效”这一思路展开研究,结合统计数据,对稻谷收储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稻谷收储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研究视角新颖。从政策分析视角,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稻谷价格支持政策和收储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政策的发展历程、实施和效果的分析,提出我国现行的稻谷收储制度存在的问题,根据目前所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稻谷收储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二是研究的方法较为得当。本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国内稻谷收储制度实施的过程进行比较分析,包括:近年来稻谷的收购价格、种植面积、产量等,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在政策改革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马晓宇^[7]（2020）在《基于风险分担的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管控研究》文中指出粮食生产是国民经济的命脉。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发（2020）1号再次强调,确保粮食安全自始至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1994-2019年间,农发行累计发放粮食收购贷款64539亿元,支持收购粮食72765亿斤,为支持粮食产业经济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然而,随着粮食市场化和农发行贷款业务向粮食加工企业、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延伸,信贷风险控制的难度加大。如何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加大对粮食产业链的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防范贷款风险,成为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已颇为成熟,但对政策性银行信贷风险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对粮食贷款业务中风险成因和管控的研究仍显不足。另外,现有研究将重心放在了企业治理与内部控制上,对贷款风险分担策略的研究匮乏,而这才是银行在贷款过程中降低风险的关键,对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至关重要。本文以H农发行为研究对象,探索H农发行在粮食贷款业务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基于风险分担理论提出改进建议。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了与政策性银行、粮食贷款、信贷风险与风险管理相关的文献,分析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其次,对H农发行粮食贷款业务运行现状、风险管理情况进行分析。然后,以H农发行对X公司贷款为例,深入识别粮食贷款业务中面临的来自贷款对象、宏观环境、银行自身三个层面的风险因素,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风险评估。再结合现状,指出H农发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不足之处。最后,基于风险分担理论,针对前文识别出的风险敞口和问题,提出改进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粮食贷款业务的特点和H农发行现状决定了强化风险管理的迫切性。第二,H农发行粮食贷款业务面临的风险来自贷款对象、宏观环境、银行自身三个层面。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风险进行评估,得出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中来自贷款对象和宏观环境的风险较高,银行自身层面风险较低的结论。第三,H农发行在粮食贷款风险管控中存在风险信息的识别手段落后、风险监测和预警能力欠缺、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三点不足之处。第四,基于风险分担理论,针对前文识别出的风险敞口和问题,设计风险分担机制进行防范。具体提出了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融资、建立粮食贷款保证基金、推动贷款保证保险、激励贷款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四点风险分担策略。同时,还提出了优化风险识别的方式举措、提高风险监测与预警能力两点建议。期望能帮助H农发行实现粮食贷款风险的有效管控,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也为其他政策性银行的风险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汪慧娟^[8]（2020）在《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研究》文中认为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粮食是一种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特殊商品。粮食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安全稳定、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重点。粮食流通把种粮农民、粮食收储企业、粮食市场监管部门连接在一起,与生产消费、国内外需求密切相关。粮食流通政策如何执行和执行效果对维护粮食流通市场秩序、管控粮食价格、调整收储结构、保证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加强对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的研究,不断完善粮食流通政策,增强对政策执行的支持,进而提高执行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连云港市地处江苏最北部,是省内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流通方面,与国内山东、河南、广州、黑龙江等多地发生购销关系;具有粮食集散地,通过专班专列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有贸易往来。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的好坏,对本地外地国内国际之间的粮食贸易都有影响。本文对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现状进行阐述,在认识取得现有成果时,也分析了当前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粮食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粮食流通政策自身、政策执行部门与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资源、以及机构改革之后粮食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增强政府和部门对粮食工作的重视,结合实际对政策进行完善细化,提高粮食流通政策执行力、增强政策执行支持等建议,从而推动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效果实现提高。在新形势下,解决好粮食流通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关注粮食工作本身,还要重视外部环境和条件,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企之间的联系,不断完善政策,坚决执行好政策,弥补市场作用的不足,由政府适当干预,引导粮食市场健康运行。论文有图3幅,表4个,参考文献70篇。

张泽群^[9]（2020）在《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关键农产品有效供给”战略要求,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关系着国计民生,而粮食收储政策是国家对其实施宏观调控,确保粮食安全最有效的政策手段。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收储政策,并陆续出台了多方支持粮食收储的配套政策,2018年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趋向的粮食收储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以去库存和市场化改革为重要内容的粮食收储制度得到长足发展,在取得了良好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中粮食收储价格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粮食产量,充盈了粮库,但也带来了收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财政补贴政策针对主要大型粮食产区的作用效果十分显着,但对于局部、个体农户的小型生产者来说仍体现不出政策的普惠性;针对粮食科技政策在科技储粮方面虽有所推进,但整体水平发展缓慢,部分地区仍处于旧生产模式,粮储损耗率高;随着粮食去库存工作的不断推进,“转圈粮”等问题不断凸显,国家在粮食收储监管政策上还存在一定不足。黑龙江省作为粮食生产主产区在推进粮食收储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提高对粮食收储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必要时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从而推动辖区粮食收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从粮食收储政策的概念入手,综合运用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农业弱质理论,分析了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现状,揭示了黑龙江省粮食收储存在着价格政策调整不科学、财政补贴政策结构不完善、科技政策体系不完备、监管政策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并剖析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比较分析法,借鉴美国、日本、韩国在粮食管理政策方面的经验,以及国内山东、福建、浙江省的先进政策经验,并结合目前省内粮食收储政策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推进价格市场化政策改革、完善粮食收储政策结构体系、充分平衡政策相关利益关系;建立粮食补贴标准市场化机制、加强财政结构性政策调整、建立粮食财政补贴双挂钩制度;加强粮食收储提质增效政策导向作用、建设高技术粮食服务体系、建立新型粮食科技推广机制;完善粮食收储法治监管体系、加强粮食安全监管责任机制、建设监管检测风险管控制度等加强黑龙江省粮食收储的政策建议。

唐杰^[10]（2020）在《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小麦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农业支持政策,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其中,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便是一项重要的价格支持政策。2004年,中国首先对部分水稻主产区实施水稻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随后2006年对小麦实施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目的在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供给,换言之,“保供给”是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首要目标。该政策实施已经十余年,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均已发生一系列新变化,那么其主要的政策目标是否依然能够实现?本文将以小麦为例,聚焦于“保供给”,研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并试图进一步分析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机制。为分析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并探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机制,本文选择14个小麦主产省1994-2017年数据,以小麦播种面积作为政策影响的评价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然后借助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政策影响的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将小麦种植收入作为中介变量,探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是否通过影响小麦种植收入影响小麦播种面积,发挥政策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概况大体如下:首先,从我国粮食市场概况出发,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然后,总结我国历年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并对我国小麦市场现状展开分析,比较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小麦市场变化特征,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基础,最后,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定量测度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小麦播种面积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实施显着提高了政策实施地区的小麦产量和播种面积,改变了我国小麦生产格局,使得小麦生产重心逐渐偏向政策实施地区,政策的实施能够提高小麦播种面积184.496千公顷;深入研究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影响机制发现,小麦种植收入具有中介传导效应,政策通过提高小麦种植收入影响小麦播种面积,其中,通过小麦种植收入影响的中介效应为44.76%。小麦既是我国重要的口粮,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为了保障我国小麦的有效供给,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首先应继续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障小麦供给;同时完善农户收入补贴机制,通过提高小麦种植收入,规避小麦市场形势的变化对小麦种植收入的影响;应该充分引导农户种植小麦优势品种,提高地区小麦生产效率。

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2）农企合作粮食仓储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5）张家港市水稻生产时空分布与驱动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稻谷收储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风险分担的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小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应及优化研究[D]. 王思怡. 四川大学, 2021
• [2]农企合作粮食仓储模式研究[D]. 储新元. 江南大学, 2021(01)
• [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D]. 周杨. 吉林农业大学, 2021
• [4]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5]张家港市水稻生产时空分布与驱动机制[D]. 钱天陈. 扬州大学, 2020(05)
• [6]我国稻谷收储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念. 湖北工业大学, 2020(05)
• [7]基于风险分担的H农发行粮食贷款风险管控研究[D]. 马晓宇.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8]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研究[D]. 汪慧娟.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4)
• [9]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泽群.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20(12)
• [10]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以小麦为例[D]. 唐杰.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