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伯川先生如何治晋救国

一、阎伯川先生如何治晋及救国（论文文献综述）

李岚^[1]（2020）在《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文中指出近代以来,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东部沿海城市发生了深刻变革,而且对内陆城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西方规划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内陆城市的太原,随着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格局和风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太原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规划建设亦呈现出许多独特性。本文以近代太原城市的规划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新史学、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在研究近代太原复杂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以城市发展的时间脉络为经,以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要素（机构、规划、建设、思想、人物等）为纬,系统挖掘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梳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太原自主建设与创新的发展过程,进而形成对近代太原城市规划思想、建设特点、实施动因的理论认识。本文分析了太原山水人文环境及其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近代太原城市发展的地理、人文及规划建设基础;通过对近代发展历程的基础研究,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清末太原城市近代化的初步探索（1881--191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的活跃发展（1912--1937）、日本占领下的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37-1945）、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前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1945-1949）,并从城市规划建设的关键事件、要素、人物方面阐述其发展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近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呈现出的近现代化、本土化的特征及多元化的规划思想。本文通过对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建设史料的整理,系统梳理了太原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脉络,提出了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分期,揭示了太原社会、政治、经济与城市规划建设演变的历史特征;发掘了珍贵的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历史文献,对中国近代内陆城市规划建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科技史料价值;进一步提出了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革化因循、人心化育、文化传承与复兴、遗产保护”的现代启示,对当代太原城市规划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樊潇^[2]（2020）在《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小学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山西档案馆藏太行根据地相关资料为切入点,对抗战前及抗战期间的太行根据地小学教育相关问题进行研究。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对学制等重点问题加以整顿,确立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并颁行了训育制度。与此同时,山西在阎锡山新政体系的推动下同样进行了义务教育的建设,对失学儿童问题和乡村教育予以关注。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山西地区的教育在整体上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城乡教育失衡的问题仍十分突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进行教育制度改革试点。晋冀豫根据地建立后,借鉴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实践经验,对根据地内的小学教育进行了恢复与重建。1939年7月日军占领白晋铁路后,晋冀豫根据地被割裂,太行根据地建立,这一时期小学教育建设在新民主主义论及黎城会议的指导下,开始进行正规化建设,着手解决如校址、教材、教具和教育经费等相关问题。在根据地小学教育工作中,关于教员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重视,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的吸纳还是教员的集训、检定和鉴定,随着这些工作的积极开展,使得教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水准都有了极大的提高。除学校教育外,还担负起了根据地的日常工作及抗战宣传工作。同时为了保障教员的基本生活,根据地对小学教员的待遇予以了充分保障。太行根据地内相关小学生的工作,首先是儿童动员工作,针对区内失学情况严重的问题,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教育宣传工作,以此提高区内适龄儿童入学率;对已入学儿童予以一定的优待政策,以保障学生的基本生活;同时为防止日伪对儿童的蛊惑,对已入学学生也进行严格的组织管理。此外对于学生毕业问题,在保证一定升学率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优秀毕业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根据地建设做贡献。对抗战期间太行根据地小学教育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进行总结,由此可见,太行根据地小学教育工作的全面展开,一方面对于中国乡村教育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小学教育的恢复与重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及抗日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抗战期间太行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民众的政治觉悟尚未普遍提高,失学情况仍未全面解决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根据地教育的发展。

牛鸣昊^[3]（2020）在《民国太原县晋祠镇乡村建设试点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民初,山西农村面临着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凋敝、乡村基层组织混乱、社会秩序动荡等一系列问题。阎锡山政府为解决乡村问题,于1917年开始施行村政建设,在1920年代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太原县作为当时施行村政建设的第一批试点县,太原县知事欧阳英在晋祠镇成立古唐自治模范村,并将其打造成全国知名的自治模范村。1930年代,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和太原植社在晋祠地区设立了农村建设实验区,此外由严慎修主持的山西乡村建设会亦在晋祠镇搞起了乡村建设实验。基于此,选取民国时期山西太原县下的晋祠镇为时空场域,以晋祠镇的乡村建设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此地社会各界的乡村建设过程,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历史赓续景象,打破学界对山西乡村建设研究的固定化认识,更客观地认识山西乡村建设过程,从而作出公允的评价。通过对民国太原县晋祠镇乡村建设的过程路径研究发现,山西的乡村建设有两条线索并行:一是政府主导的村政建设,一是社会团体主导的乡村社会改造活动,两者是一个动态且连续的互动过程。民国山西乡村建设在不同的阶段其侧重点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根据其主导力量、建设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官办村政型、社会事业型和教育引导型。山西乡村建设的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以点带面,参与主体广泛;政府主导为主,社会团体参与为辅;以官治促民治;乡建活动赓续不断;注重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从制度设计上来看,政府主导的村政建设是一场乡村自治实践,社会团体在乡建过程中提出的多种乡村建设方案为挽救乡村破产提供了可能。从实践层面上来说,山西省是真正实践过地方自治的,且政府、团体动员乡村资源和培养人才的深入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省份。从乡村现代化角度看,其将现代化民主政治、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医疗卫生、现代化生产方式等因素注入农村,使传统封闭的乡村民众体验到了具有现代化因素的社会环境,从无到有,这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张文俊^[4]（2019）在《五四运动期间阎锡山应对山西学运的策略变化》文中研究表明五四运动发生,政治相对自成一体的山西,响应新潮出现学运,阎锡山密切关注学运动态,与晋籍驻京代表函电频繁往来,了解北京政府对中日外交和学运的态度,并与中央步调一致,允许山西省学运在政府可控范围内进行。随着学运大规模扩展,学政关系日益紧张,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亦趋激烈。学运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运动夹杂着政治斗争。阎锡山劝导学生放弃罢课,回到学习常态。学生不为所动,仍不断表达爱国诉求。面对学运延续和各种新思想在山西的传播,阎锡山以保守心态坚决抵制,反对新潮对其固有治晋理念和稳定秩序的干扰,不愿迎合社会转型中的革新潮流,亦未认识到学运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竟而扼杀学运发展。

王倩男^[5]（2019）在《民初山西儒学发展研究 ——以宗圣会、洗心社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肇建,伴随着国家政治上的巨大变动,作为传统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亦随之丧失了独尊地位。为拯救国民信仰危机,重塑儒学权威,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致力于复兴儒学,成立了诸多尊孔团体,他们都在儒学的复兴之路上探索着,努力地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为儒学争得一席之地。目前学界对于民初尊孔团体及儒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京中央孔教会组织及孔教会的儒学践行活动研究,而对于地方尊孔组织的研究也仅限于各地方机构组织发展,总体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考察。当然,其中不乏因多数地方尊孔团体规模较小,存在时间短且多附属于孔教会等因素。而山西在民初的两大尊孔组织与此不同,宗圣会自产生即带有“独立性”,期间虽一度附属于孔教会,为国教运动摇旗呐喊。但在1917年全国孔教组织陷入低潮后,在其基础上很快衍生出洗心社这一组织,并且在山西地方继续践行着儒学复兴的任务,并且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基层路径。本文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部分主要是溯源历史时期山西儒学的发展概况,继而论述近代的儒学危机及山西部分人士为应对此危机的反应,即成立尊孔团体宗圣会及洗心社,以及对两组织的相关介绍。第二部分是考察宗圣会的系列活动,总结其儒学“重构”活动,分两条路线:一条是上行路线,即在与北京中央孔教会的互动中,在为国教运动辩护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儒学宗教化、儒学政治化的“重塑”过程;另一条是下行路线,即与山西地方的互动,主要是从事一些儒学推广活动,其内容虽不系统,却值得关注。第三部分是在宗圣会陷入低潮后,洗心社对于儒学的“再构”过程。主要是阎锡山为服务于“用民政治”而进行的一系列儒学改造。此期主要是围绕儒学的爱国化和儒学的社会化改造,使儒学真正的在社会基层中发挥效力。最后,在余论部分,首先略论儒学在山西的发展路径,即洗心社走出了一条能够为基层社会服务的儒学社会化、世俗化路径。其次是简要的谈论儒学的“去政治化”问题,其中心是探讨如何能够实现儒学向普通大众靠拢,如何发掘儒学的最大效力服务于人类社会发展。

彭晨佳^[6]（2019）在《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文中提出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黎元洪接任总统,由于其无兵在手,对握有枪杆子的军阀们难以构成威胁,北京政权实际掌握于总理段祺瑞手中。与此同时,北洋集团因再无有能力与资望者统一全局而趋于分裂,由此形成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加上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出现了三大派接连执掌中央政权,其他地方军阀划地自理、力求自保的局面。晋系军阀阎锡山在袁世凯当政时期,被纳入了北洋体系范畴,在袁离世之后,其独裁统治结束,中央对山西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减弱。阎锡山虽然掌控山西,但作为一名地方军阀来说,自身实力终究薄弱,不仅难以与中央势力抗衡,更需要寻求靠山来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面对复杂纷乱的政治局面,阎锡山凭借其左右逢源、长袖善舞的政治应变能力和自身精明谨慎的性格特点,周旋于政坛中互相争权夺利的强势派别,依据中央权势的变化转移来选择自己的依附对象,审时度势,因势而变,因利而变。在皖系当政期间,阎锡山同皖系交好,积极响应听从段祺瑞等人的部署。当皖系落败,直系掌权之际,阎锡山又向曹锟等人靠拢。阎锡山虽骑墙于各大派系,但坚持不与之决裂,灵活应对。阎锡山在皖直两派之间游走不定,虽然与两派关系有亲有疏,有远有近,但根据其行为等方面来看还是更倾向于皖段。无论如何选择,其政治取向与选择都是以时势和自身利益为导向的,这既是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自身性格及他人影响分不开。阎锡山的这种态度与行为虽然受人诟病,评价其为墙头草、投机取巧的典型,但从生存角度来说,如此做法使得阎锡山保存了政治实力与生存资本,使得山西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战火,相对安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事,维系了和平。通过考察阎锡山与两大嫡系北洋军阀的关系,亦可以折射出在传统价值体系趋于破产的情况下武人置现代国家理念于不顾的自我利益之表达和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那个混沌的民国何以未能走出强人势力控政的历史逻辑。

刘榕^[7]（2019）在《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抗战胜利后,为尽快恢复山西经济实力,重建工业体系,阎锡山在“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政策”,继续绘制“造产救国、建设西北”的工业蓝图,山西官办企业再次成为建造之重点。为有效配合官办企业复工发展,加快企业近代化进程,阎锡山决定重新制定企业福利制度,在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工会和职工联合福利社的推动下,福利制度得以顺利实施。从工人群体最迫切的需求入手,重点进行“医”、“粮”保护。一方面,福利制度以各厂附属医院为中心,囊括各小型医疗所、诊疗室,为员工提供全面医疗保障,并配有全套公伤抚恤制度。另一方面,公司员工可通过预借、公司垫付、有限支领的方式优先用粮,并对员工家属实行不等份配粮。除此之外,福利制度还辐射到员工的假期安排、员工及子女的教育、工作之余员工的休闲活动以及技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在政策的大力扶助下,官办企业福利制度体系迅速成型,从其制定及数次修改的过程看,体系具有明显的阶梯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阎锡山的个人政治目的与军事野心,在公司内部,军工产业技术工人是福利金字塔的顶端受众,而普通劳力工人只能勉强温饱,生活拮据。从福利实施的方式看,企业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司所辖各厂的基建设施完备程度处于全国前列。抗战胜利后的企业福利制度是山西地方政府为迅速恢复省内经济、吸引人才、保留劳动力所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战后加速经济回温、促进企业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更为山西储存了精干的工业技术人员,壮大了工人群体,成为建国后山西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但福利制度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因其政治导向性,福利制度在工人群体中普适性较低,加之过于重视技术工人,并未完全解决普通劳工的生活困难,造成工人群体的分化,加重劳资双方摩擦。其次,阎锡山将政治目标套嵌于企业,限制了企业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影响了企业与市场的互动,抹杀了企业的灵魂。最后,因阎锡山“以轻养重”的工业模式,导致了山西经济数十年畸形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长期被动的劣势。

张文杰^[8]（2018）在《晋绥军兵源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晋绥军是一支军阀部队,最高长官是阎锡山,存在时间为1912年至1949年,与民国相始终。晋绥军源于清末山西新军。清末的山西仍然实行募兵制,而不是如阎锡山所说的征兵制,但是由于在招募和训练方面严格认真,裁汰“老兵混子”,招募本地有籍可查的“良家子弟”,使得兵源结构得到优化,山西籍的“子弟兵”从20%上升到80%,与旧军相比有了一番新气象。辛亥革命打乱了清末军事改革的步伐,在短期内造成了“冗兵”问题。阎锡山借着革命的东风迅速掌握了山西军权,在革命之后随即做了一些整军的工作,结束无政府状态,裁汰冗兵,努力使山西的军事建设回复到良好的发展轨道上去。1917年,阎锡山兼任山西省长,大权独揽,成为名副其实的“土皇帝”,这为他贯彻自己的建军理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袁世凯去世到中原大战前夕,晋绥军经过四次扩军,逐渐成为华北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扩大军队规模的同时,山西实行了征兵制,这是晋绥军和近代山西发展上的一件大事。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晋绥军因此得以避免“兵源匪化”。由于这一制度的实施,晋绥军中山西籍士兵才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分析会发现,省内的士兵并不是来自全省各地,而是主要来自地形平坦、交通便利、经济富庶的地区,而且募兵制并没有消失,由此判断,山西的征兵制仍然处于试行阶段,尚不成熟;晋绥军士兵以20-40岁的年轻人为主,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士兵更换频繁,老兵少;士兵的出身以农民为主,家庭大多贫困;士兵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不识字的很多。20年代是晋绥军发展的黄金时代,1930年中原大战是其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征兵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士兵的素质也有所下降。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退守晋西一隅,辖区缩小、人口减少,开始出现兵源匮乏甚至军队无法维持的极端恶劣的情况。兵源匮乏,必然导致兵源结构恶化,士兵的“老龄化”即为一例。为了应对危局、渡过难关,阎锡山于1943年下令在晋西七县推行“兵农合一”制度,这一制度是具有晋西特色、适应战时状态的普遍征兵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打仗的人少”的问题。在此制度的保障下,晋绥军苦熬苦撑,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在抗战期间,阎锡山还借中共的力量组建了一支“山西新军”,这是一支不同于晋绥旧军的新式军队,借鉴中共的建军经验,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来招募军队,实行政委制度,充满活力。但是这支部队中中共的势力越来越强大,阎锡山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1939年12月发动了“晋西事变”,导致新军分裂,一部归入中共麾下,一部并入晋绥旧军序列。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回到太原,此时的山西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被中共占领,“山西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阎、共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阎统区不断缩小。阎锡山下令将“晋西经验”向辖区内所有县份推广,以应对当下的战争。在整个内战期间,尽管战事不利、辖区缩小,但晋绥军都没有到兵源枯竭的地步,“兵农合一”功不可没。在太原被围、孤城无援（无人力支援）的情况下,阎锡山下令对全城所有人民进行编组,保证了兵源的供给。同时,为了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阎锡山向山西投降日军提出“武力寄存”的方案,将其编入晋绥军序列,直接参加内战。这支残留日军是晋绥军系统中一支“特殊的存在”,值得深入研究。他们对延缓晋绥军的消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对大局没有什么影响。1949年,随着太原和大同的解放,存在了 38年之久的晋绥军归于覆灭。

苗军梅^[9]（2018）在《阎锡山与民国时期的山西对外经济交流》文中研究表明阎锡山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地方实力派及军阀,统治山西38年之久,在山西对外经济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对民国时期山西经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阎锡山的生平经历与对外国社会经济的认识。早年阎锡山留学日本,把日本经济社会的繁荣归功于军国主义和君主立宪。回国途历朝鲜时,认为“失去国家主权的朝鲜人民,社会地位低下”。“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切手段皆为卖货,卖货是今日立国的塔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关税与特权向山西方面倾销外货,使得山西经济发展受到了冲击。第二部分从四个阶段论述了阎锡山在山西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主要过程与活动。在每个阶段,阎锡山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着重点并不相同,然而军火工业的发展始终被摆在突出位置。1912-1930年扩军备战时期,阎锡山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扩充军事实力,建设军事重工业,积极引进别国先进技术,购买了不少器材和设备。同时,与美国教会展开经济交往。1932-1937年“省政十年建设”时期,阎锡山在“造产救国”的口号下,大力发展实业,山西对外经济交流活跃,这一时期修筑同蒲铁路和创设西北实业公司,购买外国器材、设备、原料与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空前。1937-1945年抗战时期,日寇的侵略严重阻碍了山西对外经济交流,阎锡山处境艰难。1939年后,阎锡山为了生存,与日本方面开展了经济贸易,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6-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反共,试图通过各方努力争取美国军事、经济援助,并与陈纳德、杨宁史合伙成立公司,展开经济交流。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阎锡山在山西开展对外经济交流的特点。阎锡山利用在晋洋行的中介作用,与外国进行各种经济交流。同时,他通过扩大宣传教育、建立外贸机构、鼓励民族生产输出以及运用手中权力推动山西外贸发展,以保护民族工业、挽回利权、扩大输出。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阎锡山在山西开展对外经济交往的成效。民国时期阎锡山主导的山西对外经济交流取得了丰厚的成绩,使山西出现了近代工业,为山西经济建设培养了一批人才,也使山西土特产品输出不同程度有提高。同时,为山西抗日奠定了物质基础,提高了山西在全国的地位,促进了山西工农业的近代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购买机器设备与聘用技术人员方面。

王潇洋^[10]（2017）在《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研究（1912-1945）》文中研究表明阎锡山早年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奠定了他较为扎实的国学功底,同时也奠定了阎锡山此后一生思想体系的基础。留学日本,阎锡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接触并受到"三民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在日本的亲身经历使阎锡山认为日本的强大在于推行"军国主义",从而使得军国主义开始影响阎锡山的思想及各项政策;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也促使阎锡山开始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问题;在长期研究与学习过程中,其他思想在国内的传播也对阎锡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早年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对他后来的政治选择与对事物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每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努力探索与奋斗的目标,而民族复兴的实质便是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富强。纵观阎锡山的一生,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就是"军国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思潮。一战期间,"军国主义"曾一度被阎锡山认作是实现中国走向强大的最佳选择。阎锡山最为推崇的是"军国主义"之军国民教育在社会中形成的高度爱国、统一的精神氛围,他认为这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力方式,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军国主义被证明不适合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来实现中国的复兴,而阎锡山对于共产主义学说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反对的,因此他不遗余力的批判共产主义;早年参加革命,深受"三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国民大革命之后宣布奉行"三民主义",阎锡山对于"三民主义"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对"三民主义"也有着自己的解释。阎锡山在选择道路上,他更想另辟蹊径,创立并发展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与主义。阎锡山深受传统文化教育影响,所以阎锡山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其思想主张有独创性,但也存在着局限。阎锡山在论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也会对中共的"共产主义"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与批判,以此宣扬自己的主义,阎锡山的民族复兴思想是以"公道主义"作为指导,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它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相比存在者许多缺陷,他的理论也与他的自身活动产生矛盾之处。

二、阎伯川先生如何治晋及救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阎伯川先生如何治晋及救国（论文提纲范文）

（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小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太原县晋祠镇乡村建设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五四运动期间阎锡山应对山西学运的策略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5）民初山西儒学发展研究 ——以宗圣会、洗心社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论文提纲范文）

（7）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晋绥军兵源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阎锡山与民国时期的山西对外经济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10）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研究（1912-1945）（论文提纲范文）

四、阎伯川先生如何治晋及救国（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代太原城市规划与建设历史研究（1881-1949）[D]. 李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2]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小学教育研究[D]. 樊潇.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8)
• [3]民国太原县晋祠镇乡村建设试点研究[D]. 牛鸣昊. 山西大学, 2020(01)
• [4]五四运动期间阎锡山应对山西学运的策略变化[J]. 张文俊. 珠海潮, 2019(02)
• [5]民初山西儒学发展研究 ——以宗圣会、洗心社为中心的考察[D]. 王倩男. 山西大学, 2019(02)
• [6]阎锡山与皖直两系关系研究（1916-1924）[D]. 彭晨佳. 山西大学, 2019(02)
• [7]山西官办企业福利制度研究（1945-1949） ——以西北实业公司为中心[D]. 刘榕. 吉林师范大学, 2019(06)
• [8]晋绥军兵源问题研究[D]. 张文杰. 山东大学, 2018(12)
• [9]阎锡山与民国时期的山西对外经济交流[D]. 苗军梅. 安徽大学, 2018(10)
• [10]阎锡山民族复兴思想研究（1912-1945）[D]. 王潇洋. 安徽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