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洁[1]（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张倩[2]（2021）在《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与保护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城市更新速度的加快,积极转型升级的工业企业因为城市土地更新的需求而搬离城市中心地区,不能够适应经济新形势的传统工业企业面临着衰退、破产的困境,基于以上两种原因,城市中心地区大量的工业厂房、仓库等工业设施因此被闲置。城市中大型工业企业除了进行工业生产的生产区域外,还会有完备的住宅、医疗和教育等生活配套设施,它们基本上已经与城市基础设施融为一体,能够履行基本的社会功能。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当中不可多得的重要财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课题。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拥有一定规模的工业建筑群且有独特工业历史风情的区域,所有与工业生产有关的建筑、设备都是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构成要素,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工业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者,理应受到合理地保护。但是在房地产业巨额利润的吸引下,许多位于城市黄金地段的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被夷为平地,就算有幸逃过了被拆除的命运,却因内部建筑体量大、占地面积广,而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造成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成为“烫手的山芋”,因缺乏合理的保护与规划而被荒废,如何保护利用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城市历史风貌与历史文脉的延续,成为许多工业城市面临的难题。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是山东省首批历史文化街区中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典型代表。潍柴集团2012年完成了主要生产区的搬迁工作,见证了潍柴几十年发展历史的老厂区被整体闲置,直到2014年被山东省政府选入省内首批历史文化街区名单当中,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潍坊市稀有的工业遗产,具有极其珍贵的研究价值。本文运用实地调研、比较研究等方法,通过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调查研究,分析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发展历史与遗产构成,并对其做出价值评价,为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合理化建议。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将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特征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相关研究理论。本章主要是以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如何保护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逻辑结构串联,具体包括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理论、保护利用的驱动力、利益相关者三个方面。在新时期城市更新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受外在的客观条件还是自身特征的影响,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稀有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都需要得到妥善合理的保护与再利用。我们在讨论城市文化遗产的再利用问题时,根本目的是探寻保护文化遗产的合理路径,所以一切改造利用活动都是以保护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可以作为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协作,按照一定的原则对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利用。第二章集中对潍柴发展历史进行研究。本章以潍坊市地方志与潍坊柴油机厂厂志为基础资料,结合实地调研,梳理了潍坊柴油机厂的历史发展脉络,包括潍坊柴油机厂的建厂背景和建厂历程。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历史进行研究,为保护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提供了历史依据,为更好地认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存现状与价值意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探讨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规划,介绍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内生产区域与配套设施的基本概况。笔者通过查找资料和实地调研,基本了解了整个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与遗产保存状况,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此类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排查时,除了工业建筑物、构筑物等有形的物质遗产外,也不应忽略以工业生产技术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城市工业发展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也是延续城市工业文明的主要承载者,拥有同样重要的保护价值。科学分析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构成是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前提与基础。第四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的内容与意义进行总结。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评价内容包括街区内的工业建筑、工业生产流程以及工业配套设施,并从历史价值、科学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经济价值等方面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全面分析,说明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与再利用的现实意义。第五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背景进行了调查分析,探讨了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现状以及潍坊市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概况,这是探寻历史文化街区再利用途径的前提。第六章对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再利用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之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调整自身结构功能以适应城市发展要求,成为整个社会都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除了用于居住、教育等配套设施之外,大部分用于工业生产的厂房、仓库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始功能,成为城市闲置空间,通过工业遗产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商业的植入来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与现代生活更好地融合,也是完善城市产业功能组团中的业态配比的重要途径。最后一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与思考。
李姣[3]（2021）在《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文中认为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藏品利用在博物馆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藏品保护与研究成果的体现,是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和核心功能的途径。藏品资源丰富、文化需求高与藏品利用效率低,形成强烈反差,成为目前博物馆发挥效能的瓶颈,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是我国时代需求和历史必然。藏品利用的核心是实现藏品价值,实现的途径是具体利用方式。以国内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论述为基础,从博物馆的功能出发,藏品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这是价值的本源和基础,以及情感价值和发展价值,这二者是附延伸价值,并且笔者对具体利用方式进行逐一阐述。展出率是博物馆藏品利用最直观的体现,笔者通过随机搜集的670展览数据和数学建模手段,估算了2009-2018年各级别博物馆、各类型博物馆的展出率,显示全国平均展出率10.27%左右,且近十年展出率呈下降趋势。通过采用Lasso回归、Logistics回归、Spearman和Pearson的统计学方法,笔者结合《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公布的博物馆相关数据,得出面积、人员、经费是影响博物馆展览数量最相关的因素。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加清晰地审视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基本情况,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表现在广度、深度、频率和真实性问题四个方面,其原因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立即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消除造成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因素,本文以国际视野、科学视角和技术层面探讨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策略。笔者从藏品本体、场地方面、延伸利用方面及藏品利用保障措施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场地等情况下,为化解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在信息时代,我们应加强博物馆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本文以“智慧”理念为指导,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探讨目前智慧博物馆和AI博物馆在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并以个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图像采集、藏品修复中的设计,实现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拓展藏品利用手段、深化藏品利用领域,并不断提升“人—藏品—数据—机”互动性。新时代,博物馆应构建智慧型藏品利用模式,为大众提供智能化的藏品研究、展示、传播。但是博物馆藏品利用工作的核心是对藏品蕴含价值的挖掘与传承,这一点并不会、也不能因“智慧”而改变,我们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最终以价值传承为目的,去推动我国的藏品利用改革之路,让藏品活起来。
毛和荣[4]（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于晨[5]（2021）在《文物保护理念发展中的争议与共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物作为人类发展史中智慧的结晶,不仅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变迁、历史演变的见证,更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文化财富。文物因其独一无二且不可再生而格外珍贵,因而保护和传承文物是每一代人肩上不容推卸的责任。为此,人们逐渐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并在保护实践的长期探索中总结形成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物保护理念。伴随着现代史学思想和哲学意识的发展,20世纪中后叶以来形成了较为完整和成熟的文物保护理论体系,其中真实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等文物保护基本原则俨然成为现代保护工作中的践行标准。然而,文物保护理念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以来人们在与过往的对话中不断完善对文物价值认知的过程。由于文物价值认知与历史观念、哲学思想、审美取向等意识形态因素息息相关,这些价值评判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对称性和局限性,致使文物保护理念发展中出现了诸多争议,可以说,文物保护理念的发展既是人们在批判性道路上不断推翻、重建理论的过程,更是一部在重重争议中探求理念共识的发展史。本研究首次以“争议与共识”为视角分析文物保护理念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对文物保护理念争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并从文物价值认知层面剖析保护理念争议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文物保护理念共识的形成机制以及推动共识形成的具体路径;另一方面,对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共识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讨论,提出现阶段推动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共识形成的路径。本研究目标在于通过对保护理念发展中的争议与共识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对文物保护理念的演变过程形成清晰客观的认识,为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共识如何有效形成提供具体建议,以期能够对保护实践工作提供指导。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是对西方文物保护理念发展过程中的争议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不同时代背景对其进行分析;第三章是对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发展争议进行归纳总结,探讨西方文物保护理念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第四章是基于文物价值对争议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价值认知偏差层面探讨不同时期以及中西方不同文化体系中文物保护理念争议产生的原因;第五章是从共同价值立场和话语主体层面阐释文物保护理念共识的形成机制,并提出推动共识形成的路径;第六章是对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共识的演变、表现形式以及形成路径进行分析;第七章为本研究结论和展望。
宋江宁[6]（2020）在《无角度、不（非）学术——对考古学学科性质和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思考》文中认为一、缘起:事件、趋势与问题1.三个事件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势第一个小事件。1996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笔者正是文博学院考古专业的大三学生。严文明先生在讲座伊始便向学生们发问:考古学是什么?当年无力回答,24年以来,这个问题也始终如同一座大山压在心头,直至本文的出现才略得纾缓。第二个大事件。2018年以来,随着《鼏宅禹迹》的出版,中国考古界和知识界尤其史学界关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夏政权、夏代信史等各种问题掀起热议。既有新观点发表出来,更有大量此前的论着被重新提及;既有理论、方法、范式的思考,也有学科局限、边界的探索,更有激烈的交锋（1）。综观各家论述,最终还是会引出同一个问题:考古学是什么?
张清[7]（2020）在《遗产保护视野下的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规划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世界范围内大众对于遗产保护的认知与参与日益深入,现代遗产保护事业得以快速发展,中国也完成了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转变,遗址公园逐渐成为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但目前中国也面临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产生的资源与空间上的冲突,也存在着遗址形态较为雷同、遗址本体观赏性不足、遗址文化内涵展示难等问题,导致遗址的科教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桐乡乌镇谭家湾遗址是环太湖流域众多史前遗址之一,是马家浜文化的重要载体。论文以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为研究对象,借鉴了国内外遗址公园相关理论研究与典型案例,归纳出遗址公园规划的原则、遗址保护与展示方式,确定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的属性,并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根据对谭家湾遗址详细的调查与分析,遵循遗产保护与展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原则,论文从时间与空间角度提出留白、补白与转译的规划理念,“留白”即对遗址公园规划不做过多干预以最大程度保护遗址本体及环境的原真性,“补白”即对遗址地的生态环境进行适当修补以保护遗址的完整性,“转译”即在前两者基础之上转变遗址公园为遗址保护的主动形态以保障遗址的延续性。（2）论文从如何保护遗址本体及环境、保护遗址文化内涵两方面展开思考,从农业文化角度解读谭家湾遗址,提出文态塑造、生态恢复、形态转译三个规划策略。文态塑造即提取遗址文化内涵作为遗址公园遗址展示的主题以形成场地记忆;生态恢复即对遗址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是遗址公园的生态本底;形态转译即遗址公园的空间布局与游览体系的构建,是遗址公园的规划呈现。（3）论文从谭家湾遗址中的马家浜文化众多文化特质中突出稻作文化作为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规划的切入点,提出在谭家湾遗址地构建以保护为前提的活态化稻作文化展示序列,其中核心保护区对应谭家湾史前稻作文化展示区、控制建设地带则对应传统稻作文化展示区与现代稻作文化展示区,以丰富的遗址展示方式拓展公众认知并提升公众对遗产保护的认知、发挥遗址的最大价值,最终形成具有乌镇地域文化特色及谭家湾场所精神的农业遗址公园,也为今后此类遗址公园建设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参考意义。
陈斯亮[8]（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提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冯书静[9]（2020）在《技术史视野中的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文中提出温州矾矿指浙江省苍南县矾山镇及周边乡镇的明矾石矿区。本文通过学习借鉴国外工业考古理论与方法,考察温州矾矿大岗山、水尾山和鸡笼山三个矿段的采矿遗址和炼矾遗址,结合历史文献记载、田野调查材料和口述史资料,展开技术史视角中的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本论文不仅弥补了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方面的空白;而且对全面认识和揭示温州矾矿工业遗址、工业考古与技术史的关系,以及工业考古个案研究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文献资料,考察温州矾矿历史沿革,以及特定时期内矾矿的历史影响;结合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探讨各遗址的历史年代问题及遗址布局存在的科学内涵,考察温州矾矿“水浸法”炼矾工艺及设施改进;依据历史文献和口述史资料,复原并绘制焙烧炉炉型结构示意图,展示温州矾矿焙烧及炉型演进情况;比较古今中外炼矾工艺,探讨温州矾矿炼矾工艺技术的独特性;基于本文对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的研究,总结关于工业考古理论与方法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观点如下:保存和复原包含在温州矾矿工业遗址中的信息和数据。系统考察温州矾矿历史沿革,初步确定其历史年代,即温州矾矿明矾业最晚始于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三月庚辰日;清早期为民营生产模式,清中期开始官营,清末出现民营股份制经营模式;民国（1912-1949）期间的经营模式为官督商办;新中国成立后,温州矾矿于1.956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从私营、公私合营逐渐走向国有企业模式。系统梳理中国历代明矾产地分布情况,结合温州矾矿历史阶段的明矾外销,探讨温州矾矿明矾业的历史重要性;发现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温州矾矿明矾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贸易交流中心。对温州矾矿的采矿遗址和炼矾遗址进行全面而详细的阐释。田野调查研究认为,温州矾矿开采最开始采用露天法,清朝时期采用无留柱窿道法,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采用“不规则留柱回采法”。其中,溪光采矿遗址和雪花窟遗址均为无留柱窿道法;溪光采矿遗址约为清代中期或更早,雪花窟采矿遗址大约为晚清时期;水尾山深洋矿洞群和鸡笼山南洋矿洞群均采用“不规则留柱回采法”。对于采矿业来讲,矿产资源本身的储量、质量及开采技术可行性是其工业布局的前提条件,但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需要却是采矿工业布局的决定因素。新中国成立后,矾矿炼矾车间选址和布局,按照工业地理学理论建设,反映出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与环境、科学技术之间的互补与联系。对温州矾矿技术发展特征及内涵进行新解释。综合分析发现,温州矾矿600多年来一直沿用“水浸法”炼矾工艺,其核心为煅烧-风化-溶解-结晶;虽然该工艺比较保守,但其各生产工序的设施在不断演进。其中,借助CAD复原焙烧炉,考察炉型演变序列,阐释业已消逝的传统焙烧技术,为明矾生产工艺过程的特殊见证;结合矾矿明矾产量,对焙烧炉生产技术与明矾产量关进行了新解释。同时,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前,温州矾矿的加温溶解主要采用逆流循环洗涤法;矾矿炼矾场址的各工序按地势由高到低布置,遵照物料运输最省力原则,其对机械化生产前的工厂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学习借鉴西方工业考古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将其扩展于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研究;比较分析西方工业考古与温州矾矿工业考古案例研究,本文认为工业考古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通过历史文献考察和田野考古调查,借助多种理论、方法和技术,阐释工业遗址的历史价值、科技内涵等内容。同时,工业考古为技术史研究提供详实的物质证据和数据信息,技术史反过来又有助于工业考古阐释其背后的技术特征及内涵和工业社会等深层次内容。
单超[10]（2020）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下通州城市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2年,在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聚焦通州战略,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的施政目标,这是北京第一次明确将通州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下简称“副中心”）。通州,历史再次选择了它承担“示范带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责任。自金代北京（中都）上升为国之京师以来,通州始终在京师畿辅之地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名副其实的“左辅雄藩”:它是守卫京师的军事重镇,堪称北京东门户;是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大运河的北端点,承担漕粮“起载转运储贮”职能;是今天北京城市规划中长安街的延长线东端。这样的“三点交汇”,放眼全球,有且仅有一个通州有这样独一无二、非比寻常的战略地位。基于此,不同的学者从历史、城市规划、市政工程、道路交通、海绵城市、地下管廊、旅游等各个角度对通州进行研究和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州的城市遗产保护利用研究,也必须占有一席之地。近800年的通州京畿史,积淀了厚重的城市遗产,单纯使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理念是远远不够的。2011年11月1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了《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提出了 以“历史性城市景观（HUL）”这一概念为基础的城市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双赢新模式。这一模式为通州城市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新思路:这将是一场通州城市遗产与历史景观沿着遗产保护理论的现代化叙事。因此,本论文从HUL保护理论出发,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下的通州城市遗产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通州城市的历史演变、城市格局和脉络的研究,阐述通州城市遗产的价值,总结通州城市遗产的特征、特色,从而提出通州城市遗产的保护策略和利用方法。论文在对通州的历史战略地位研究基础上,梳理了自定都北京后,通州作为京师辅城,在“运河北端”和“京师门户”两方面愈发凸显的战略地位:是抵御外侵的军事重镇,且是大运河北端,漕粮物资由此处码头驳船、装卸、转运、储贮,城市格局也因此而设。通过界定通州城市遗产的范围、内容,结合明清通州志的记载（历史）和调研现状（遗产）,对通州城市遗产在城市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点研究。分别从反映“京师门户”的“沿革与形胜、街道（交通）、城池（防御）、公署/衙署（管治）、学校/学宫（教育）、坛庙（祭祀）、楼台亭阁（地标）”,反映“运河北端”的“漕渠河道（运输）、桥闸坝（水工）、仓厂（储贮）、漕运相关衙署（管理）”,和其他遗产（如宗教遗产）类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采取遗产和文物两种不同评价标准下的遗产价值评估。以上是构成HUL理论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要素,在满足HUL理论框架的要求下,对通州城市遗产的城市作用和地位、特色表现和特色要素两个方面进行剖析,提出了“城市地标、城市轮廓景观、城市格局、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特征”等通州城市遗产特色的表现方面。结合当下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副中心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对通州城市遗产的“地标、轴线、街道格局、轮廓、景致、城市环境、布局”等,论述在通州城市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应用HUL理论进行城市更新和旧城复兴的可行性。依据HUL理论所倡导的分级、分区保护,构建“点—线—面—体”的立体化保护体系,从而更有效推进通州历史城市景观的继承和延续。本文通过研究,主要对通州城市遗产在城市中的作用和地位,即它的社会价值进行了更深的发掘,并尝试在两种价值评估体系下,分别进行价值评估,从而为特色分析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根据HUL理论要求,对通州城市遗产进行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深入分析,更有利于理解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除了在政治上、城市规划上的副中心定位,也在遗产维度,体现了制度的延续和等级的分明。一个城市中交织两种管理体系的情况在国内普遍存在,这是中国遗产保护与世界接轨的体现,本文对通州城市遗产的价值分析可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模式。论文还对古文献、图纸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有利于促进通州城市遗产的整体保护和城市文化的全面复兴,有利于构建基于HUL保护策略下的通州城市遗产的保护利用思路与方法,也为相关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基本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 |
| 二、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特征 |
| 第二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驱动力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发展要求 |
| 二、城市更新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需求 |
| 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
| 四、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契机 |
| 五、工业文化传承的历史要求 |
| 六、保护工业设计遗产的内部需求 |
| 第三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利益相关者 |
| 一、公共利益的代表--地方政府 |
| 二、精英阶层的代表--专家学者 |
| 三、群众利益的代表--社会公众 |
| 四、市场主体的代表--企业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探寻 |
| 第一节 潍坊柴油机厂的建厂背景 |
| 一、国内机械工业的发展概况 |
| 二、山东省机械工业的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潍坊柴油机厂的发展历史 |
| 一、前身: 聚焦军工生产 |
| 二、迁址: 探寻发展之路 |
| 三、变更厂名: 发展步入正轨 |
| 四、改制: 迈入国际舞台 |
| 五、搬迁: 奋斗奔腾不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况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地理范围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建筑风格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区域与配套设施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生产区域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配套设施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遗产构成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文化遗产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价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评价的理论基础 |
| 一、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价值认知的重要性 |
| 二、工业遗产型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评价内容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特征 |
| 一、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价值 |
| 二、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价值 |
| 三、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价值 |
| 四、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精神价值 |
| 五、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美学价值 |
| 六、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技术价值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的意义 |
| 一、延续潍坊市的工业历史 |
| 二、带动潍坊市的经济振兴 |
| 三、促进潍坊市的可持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的现有基础 |
| 第一节 潍坊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
| 一、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文化繁荣奠定基础 |
| 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文化繁荣提供可能 |
| 第二节 政府对历史遗产保护工作高度重视 |
| 一、政策先行 |
| 二、资金保证 |
| 三、智力支撑 |
| 第三节 地方文旅产业市场逐渐成熟 |
| 一、潍坊市文旅产业发展成绩斐然 |
| 二、文创产业代表--潍坊1532文化产业园 |
| 三、旅游产业代表--坊茨小镇 |
| 第四节 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开发所面临的问题 |
| 一、过度依赖公共资金的投入 |
| 二、政府与企业的职责划分不明 |
| 三、社会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探索 |
| 第一节 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成功范例—德国鲁尔区的转型 |
| 一、德国鲁尔区转型的背景 |
| 一、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历程 |
| 三、德国鲁尔区的转型经验及教训 |
| 第二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原则 |
| 一、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保存 |
|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三、关注社区居民的利益需求 |
| 四、协调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实践 |
| 一、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历史风貌 |
| 二、展示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 |
| 三、发展文化产业传承工业文化 |
| 四、打造以商业为主的空间利用模式 |
| 第四节 潍柴老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 一、保护工作应放在首位 |
| 二、利益相关者需共同参与 |
| 三、健全行政制度与法律法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A: 潍柴大事记(1946年-2013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1.1.1 藏品、展品、文物概念界定 |
| 1.1.2 研究范围 |
| 1.2 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必要性与机遇 |
| 1.2.1 国家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 |
| 1.2.2 博物馆的自身发展需求 |
| 1.2.3 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
| 1.2.4 信息技术的发展 |
| 1.2.5 “智慧”理念的普及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概况 |
| 1.3.2 国外研究概述 |
| 1.3.3 小结 |
| 第二章 藏品利用——藏品价值的实现 |
| 2.1 藏品价值体系 |
| 2.1.1 国内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 2.1.2 国外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 2.1.3 博物馆功能与藏品利用的价值 |
| 2.2 本体价值利用 |
| 2.2.1 陈列展览 |
| 2.2.2 科学研究 |
| 2.2.3 文物复制、仿制 |
| 2.2.4 藏品着书出版 |
| 2.2.5 藏品外借——以广东省博物馆2017 年展览为例 |
| 2.3 情感价值利用 |
| 2.3.1 社会教育活动 |
| 2.3.2 文博类电视节目 |
| 2.3.3 新媒体传播 |
| 2.4 发展价值利用 |
| 2.4.1 数字化利用 |
| 2.4.2 文创产品开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基本情况研究——以陈列展览为例 |
| 3.1 数据采集的基本情况 |
| 3.1.1 随机收集展览的基本情况 |
| 3.1.2 随机收集展览的主办博物馆基本情况 |
| 3.2 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 3.2.1 建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的数学模型 |
| 3.2.2 收集展览的展品数量的正态性检验 |
| 3.2.3 根据数学模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 3.3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相关因素的筛选建模和校正 |
| 3.4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的相关因素分析 |
| 3.4.1 相关性分析的统计学方法 |
| 3.4.2 博物馆级别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4.3 博物馆类型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 3.4.4 展览数量与客观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分析 |
| 4.1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表现 |
| 4.1.1 广度问题 |
| 4.1.2 深度问题 |
| 4.1.3 频率问题 |
| 4.1.4 真实性问题——以《国家宝藏》节目为例 |
| 4.2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内部原因 |
| 4.2.1 藏品研究不足 |
| 4.2.2 展览场地限制 |
| 4.2.3 利用方式单一 |
| 4.2.4 利用观念狭隘 |
| 4.2.5 藏品的同质化 |
| 4.2.6 专业人才缺乏 |
| 4.3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外部原因 |
| 4.3.1 法规尚待完善 |
| 4.3.2 利用资金不足 |
| 4.3.3 缺少馆际交流 |
| 4.3.4 外界参与性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外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探索与实践 |
| 5.1 从藏品本体着手 |
| 5.1.1 Curator(策展人)制度 |
| 5.1.2 文物登录制度 |
| 5.1.3 重视科学研究 |
| 5.2 从场地方面着手 |
| 5.2.1 开放内部空间——库房 |
| 5.2.2 拓展展厅空间——高密度陈列方式 |
| 5.2.3 “藏品+”模式开发外部空间 |
| 5.3 从延伸利用着手 |
| 5.3.1 注重教育服务工作 |
| 5.3.2 藏品数字化工作 |
| 5.3.3 文创产品开发 |
| 5.4 藏品利用的保障措施 |
| 5.4.1 多渠道经费来源 |
| 5.4.2 建设志愿者队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智慧理念下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方式分析 |
| 6.1 智慧理念下的博物馆 |
| 6.1.1 智慧博物馆起源 |
| 6.1.2 技术系统 |
| 6.1.3 智慧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 |
| 6.2 人工智能时代的AI博物馆 |
| 6.2.1 人工智能概述 |
| 6.2.2 人工智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 |
| 6.2.3 目前AI在博物馆藏品利用中的应用 |
| 6.3 人工智能对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影响 |
| 6.3.1 提高藏品利用效率 |
| 6.3.2 拓展藏品利用手段 |
| 6.3.3 深化藏品利用领域 |
| 6.3.4 提升智能化互动性 |
| 6.4 人工智能给博物馆藏品利用带来的机遇分析 |
| 6.4.1 国际趋势、国家战略是关键动力 |
| 6.4.2 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是核心支撑 |
| 6.4.3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是外在推动因素 |
| 6.4.4 理论研究、学科融合是有利保证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人工智能技术在藏品利用方面的个案探索 |
| 7.1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导览装置在藏品利用中的设计 |
| 7.1.1 导览对于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性 |
| 7.1.2 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中应用的必要性 |
| 7.1.3 自动导览装置的模块设计 |
| 7.1.4 自动导览装置的工作方法 |
| 7.2 一种基于VR技术的图像采集处理装置及其方法 |
| 7.2.1 技术背景 |
| 7.2.2 模块设计 |
| 7.2.3 图像存储模块的图像处理方法 |
| 7.2.4 具体工作流程 |
| 7.3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结构性破损壁画修复方法 |
| 7.3.1 研究背景 |
| 7.3.2 生成对抗网络算法的介绍 |
| 7.3.3 损失函数 |
| 7.3.4 修复壁画的结果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文物保护理念研究的动态与成果 |
| 1.2.2 国内文物保护理念研究的动态与成果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西方文物保护理念发展中的争议研究 |
| 2.1 修复对象:从“纪念物”到“文化遗产” |
| 2.2 修复方式:“恢复原状”与“维持现状” |
| 2.2.1 文艺复兴时期对待文物修复的不同态度 |
| 2.2.2 19世纪“风格式修复”与“反修复” |
| 2.3 修复程度:“最大干涉”与“最小干预” |
| 2.3.1 16-18世纪“最大程度关心”与“尊重作者意图” |
| 2.3.2 19世纪“完形理念”与“极少主义” |
| 2.4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发展中的争议研究 |
| 3.1 修复溯源:“仿制”与“修复” |
| 3.2 我国传统修复理念与西方现代保护理念的冲突 |
| 3.2.1 修复概念:何为“原状” |
| 3.2.2 修复程度:“全面重建”与“最小干预” |
| 3.2.3 修复效果:“修旧如旧”与“新旧有别” |
| 3.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文物保护理念争议产生的原因分析 |
| 4.1 文物价值的评判因素 |
| 4.1.1 文物信息对于文物价值认识的影响 |
| 4.1.2 历史观念的发展对文物价值认识的影响 |
| 4.1.3 哲理思想的进步对文物价值认识的影响 |
| 4.1.4 审美取向的变化对文物价值认识的影响 |
| 4.2 文物保护理念争议在价值层面的表现 |
| 4.2.1 美学价值与历史价值的冲突 |
| 4.2.2 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 |
| 4.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文物保护理念共识的形成机制与路径研究 |
| 5.1 文物保护理念共识的形成机制 |
| 5.1.1 文物价值层面的共同立场 |
| 5.1.2 话语主体层面的共同推动 |
| 5.2 推动文物保护理念共识形成的路径 |
| 5.2.1 以多元视角构建主体平等参与机制 |
| 5.2.2 在政府主导框架下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
| 5.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共识形成与路径研究 |
| 6.1 从争议到共识:对我国文物保护理念演变的认识 |
| 6.1.1 从“原状”内涵争议中厘清文物修复状态 |
| 6.1.2 从“全面重建”与“最小干预”争议中厘清文物修复程度 |
| 6.1.3 从“修旧如旧”与“新旧有别”争议中厘清文物修复效果 |
| 6.1.4 我国文物保护理念从争议到共识的变化特点 |
| 6.2 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共识形成的表现形式 |
| 6.2.1 我国参与国际文物保护组织 |
| 6.2.2 我国共识性保护文件的形成 |
| 6.3 推动我国文物保护理念共识形成的路径 |
| 6.3.1 在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中构建中国话语权 |
| 6.3.2 在社会范围内加强文物保护理念的推广 |
| 6.4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与不足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 一、缘起：事件、趋势与问题 |
| 1. 三个事件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趋势 |
| 2. 问题 |
| 二、学科之间的区分标准：独一无二的角度 |
| 三、考古学的学科性质：隐藏在学科体系中的部类/综合学科 |
| 四、各分支学科的性质：田野考古学+具体学科=交叉学科考古学家的性质：精通田野考古学的交叉学者 |
| 五、对当代考古学课程体系的分析 |
| 六、传统中国考古学研究无角度的困境 |
| 七、理论与实践：中国考古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或调整 |
| 八、总结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遗产保护发展带动遗址公园建设热潮 |
| 1.1.2 农业遗址保护是城市化进程的迫切需求 |
| 1.1.3 文化遗产是城市发展与建设的重要文脉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相关国际宪章、公约与文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2 农业遗址公园概述 |
| 2.1 相关概念解析 |
| 2.1.1 文化遗产 |
| 2.1.2 遗址 |
| 2.1.3 农业遗址公园 |
| 2.2 遗址保护与展示的原则与方式 |
| 2.2.1 遗址保护的原则 |
| 2.2.2 遗址展示的原则 |
| 2.2.3 遗址保护与展示方式 |
| 2.3 遗址公园的功能和意义 |
| 2.3.1 为快速城市化下的遗址保护提供解决方案 |
| 2.3.2 为遗址的可持续保护提供最佳环境 |
| 2.3.3 为公众参与、提升城市活力提供场所 |
| 2.3.4 为地域文化传承、提升文化自信提供载体 |
| 2.3.5 为城市生态修复和城市永续发展提供新视点 |
| 2.4 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的属性界定 |
| 3 农业遗址公园相关规划理论与案例分析 |
| 3.1 农业遗址公园相关理论 |
| 3.1.1 遗产保护理论 |
| 3.1.2 动态规划理论 |
| 3.1.3 景观生态学原理 |
| 3.1.4 共生理论 |
| 3.2 相关案例分析 |
| 3.2.1 日本吉野里历史公园 |
| 3.2.2 浙江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
| 3.2.3 湖南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
| 3.2.4 上海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 |
| 3.2.5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公园 |
| 3.3 本章小结 |
| 4 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现状调查与分析 |
| 4.1 区域背景 |
| 4.1.1 城镇发展 |
| 4.1.2 文化遗址分布情况 |
| 4.2 谭家湾遗址概况 |
| 4.2.1 谭家湾遗址的遗产构成 |
| 4.2.2 出土文物情况 |
| 4.2.3 遗址本体保存现状 |
| 4.3 相关规划概述 |
| 4.3.1 文物保护规划 |
| 4.3.2 城镇总体规划 |
| 4.3.3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 |
| 4.4 实地调研分析 |
| 4.4.1 现状用地 |
| 4.4.2 现状交通组织 |
| 4.4.3 现状水系塘渠 |
| 4.4.4 现状地形及视线 |
| 4.4.5 小结 |
| 5 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规划策略探究 |
| 5.1 问题思考 |
| 5.2 规划原则 |
| 5.2.1 保护优先原则 |
| 5.2.2 公众参与原则 |
| 5.2.3 最小干预原则 |
| 5.3 规划理念 |
| 5.3.1 留白——保护遗址的原真性 |
| 5.3.2 补白——尊重遗址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
| 5.3.3 转译——保障遗址的延续性 |
| 5.4 规划策略 |
| 5.4.1 文态塑造 |
| 5.4.2 生态恢复 |
| 5.4.3 形式转译 |
| 5.5 总体定位与规划目标 |
| 5.5.1 总体定位 |
| 5.5.2 规划目标 |
| 6 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的空间布局与节点设计 |
| 6.1 总体布局 |
| 6.1.1 布局构思与平面图 |
| 6.1.2 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的遗址展示方式 |
| 6.2 分区规划 |
| 6.2.1 空间结构 |
| 6.2.2 功能分区 |
| 6.3 道路系统规划 |
| 6.3.1 优化后的道路体系 |
| 6.3.2 游览路线规划 |
| 6.4 标识系统规划 |
| 6.4.1 解说系统规划 |
| 6.4.2 引导系统规划 |
| 6.4.3 核心区界桩分布 |
| 6.5 活动组织策划 |
| 6.5.1 谭家湾农业遗址公园亮点活动策划 |
| 6.5.2 谭家湾主题游赏活动策划 |
| 6.6 生态保护规划 |
| 6.6.1 水生态重塑 |
| 6.6.2 水陆交界带生态恢复 |
| 6.6.3 鱼稻共生系统构建 |
| 6.6.4 动植物生态系统营建 |
| 6.7 服务设施规划 |
| 6.8 植物种植规划 |
| 6.9 节点设计 |
| 6.9.1 公园主入口 |
| 6.9.2 遗址现场展示区 |
| 6.9.3 鱼稻共生 |
| 6.9.4 桑蚕农话 |
| 6.9.5 耕读园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工业考古研究 |
| 1.1.1 工业考古的起源与发展 |
| 1.1.2 国外工业考古研究 |
| 1.1.3 国内工业考古研究 |
| 1.2 明矾史研究 |
| 1.2.1 国外明矾史研究 |
| 1.2.2 国内明矾史研究 |
| 1.3 温州矾矿相关研究 |
| 1.4 小结 |
| 2 论文选题 |
| 2.1 研究内容及意义 |
| 2.2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2.3 研究方法 |
| 2.4 史料来源 |
| 2.5 创新点 |
| 3 温州矾矿历史文献考察 |
| 3.1 地理、地质概况 |
| 3.2 历史沿革 |
| 3.2.1 明清时期 |
| 3.2.2 民国时期(1912-1949) |
| 3.2.3 新中国成立后 |
| 3.3 生产状况 |
| 3.4 运输销售 |
| 3.5 采矿炼矾工艺技术 |
| 3.5.1 采矿工艺技术 |
| 3.5.2 主要炼矾工艺技术 |
| 3.5.3 其他炼矾工艺技术 |
| 3.6 资源综合利用与环境治理 |
| 3.6.1 资源综合利用 |
| 3.6.2 矿区整改及环境治理 |
| 3.7 工人教育及企业办社会 |
| 3.8 小结 |
| 4 温州矾矿田野考古调查 |
| 4.1 采矿遗址 |
| 4.1.1 溪光采矿遗址 |
| 4.1.2 水尾山采矿遗址 |
| 4.1.3 雪花窟采矿遗址 |
| 4.1.4 南洋400平硐 |
| 4.1.5 南洋312平硐 |
| 4.2 炼矾遗址 |
| 4.2.1 鸡角岭炼矾遗址 |
| 4.2.2 溪光炼矾遗址 |
| 4.2.3 福德湾炼矾遗址 |
| 4.2.4 主厂区炼矾遗址 |
| 4.2.5 其他炼矾遗址 |
| 4.3 小结 |
| 5 温州矾矿炼矾工艺及设施演进 |
| 5.1 “水浸法”炼矾工艺化学原理 |
| 5.2 焙烧及其设施 |
| 5.2.1 第一代焙烧炉 |
| 5.2.2 第二代焙烧炉 |
| 5.2.3 第三代焙烧炉 |
| 5.2.4 第四代焙烧炉 |
| 5.3 风化及其设施 |
| 5.3.1 无底木桶浸取设施 |
| 5.3.2 石-竹-草结构风化车间 |
| 5.3.3 砖-瓦-木结构风化车间 |
| 5.4 溶解及其设施 |
| 5.4.1 逆流循环洗涤溶解 |
| 5.4.2 滚筒洗砂-蒸汽加温溶解 |
| 5.5 结晶及其设施 |
| 5.5.1 简易结晶设施 |
| 5.5.2 矿硐内结晶设施 |
| 5.5.3 半机械化结晶设施 |
| 5.6 小结 |
| 6 讨论 |
| 6.1 温州矾矿历史价值 |
| 6.1.1 遗址年代问题 |
| 6.1.2 温州矾矿在中国明矾石矿中的历史情况 |
| 6.1.3 历史时期内的明矾外销 |
| 6.2 温州矾矿技术价值 |
| 6.2.1 炼矾工艺技术特征及内涵 |
| 6.2.2 焙烧炉演变序列 |
| 6.2.3 中外非金属矿工业遗存比较 |
| 6.3 工业考古的几点思考 |
| 6.3.1 基于温州矾矿工业考古的理论与方法探讨 |
| 6.3.2 中国工业考古与工业遗产之关系 |
| 7 结语 |
| 7.1 基本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7-2019年间对温州矾矿相关人员的采访情况 |
| 附录B 温州矾矿老窑(即二代焙烧炉)二十四工种岗位资料 |
| 附录C 解放前温州矾矿使用的部分生产工具草图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术语与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对通州的研究现状 |
| 1.3.2 对运河(通州段)的相关研究 |
| 1.3.3 对建成遗产的相关研究 |
| 1.3.4 对历史性城市景观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思路及论文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论文框架 |
| 第2章 北京与通州的古今关系 |
| 2.1 京畿制度 |
| 2.1.1 京畿制度的肇始 |
| 2.1.2 京畿制度的推行 |
| 2.1.3 历朝京畿区位的变迁 |
| 2.1.4 京畿制度的作用 |
| 2.2 北京与通州的京畿关系 |
| 2.2.1 元 |
| 2.2.2 明 |
| 2.2.3 清 |
| 2.2.4 近代重要历史事件 |
| 2.3 明清时期通州的城市特点 |
| 2.3.1 运河北端 |
| 2.3.2 京师门户 |
| 2.4 解放后北京与通州的关系 |
| 2.4.1 解放后至21世纪初的北京与通州 |
| 2.4.2 本世纪初至今的北京与通州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通州城市遗产在城市中的作用与地位 |
| 3.1 通州城市遗产概述 |
| 3.1.1 基于HUL视角下的城市遗产概念 |
| 3.1.2 通州城市遗产的构成要素 |
| 3.2 京师门户 |
| 3.2.1 沿革与形胜 |
| 3.2.2 街道:坊里和关厢井巷 |
| 3.2.3 城池 |
| 3.2.4 公署/衙署 |
| 3.2.5 学校/学宫、书院 |
| 3.2.6 坛庙 |
| 3.2.7 楼台亭阁 |
| 3.3 运河北端 |
| 3.3.1 漕渠河道(遗存) |
| 3.3.2 桥闸坝 |
| 3.3.3 仓厂 |
| 3.3.4 与漕运有关的衙署 |
| 3.4 其他遗产 |
| 3.5 本章小结 |
| 3.6 本章附表 |
| 第4章 通州城市遗产价值分析 |
| 4.1 概述 |
| 4.1.1 遗产角度 |
| 4.1.2 文物角度 |
| 4.2 基于遗产OUV层面的价值特征分析 |
| 4.2.1 大运河的OUV价值特征 |
| 4.2.2 真实性 |
| 4.2.3 完整性 |
| 4.2.4 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OUV的表现 |
| 4.3 基于文物层面的价值评估 |
| 4.3.1 历史价值 |
| 4.3.2 艺术价值 |
| 4.3.3 科学价值 |
| 4.3.4 社会价值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通州历史性城市景观的特色分析 |
| 5.1 历史性城市景观(HUL)的概念 |
| 5.1.1 HUL概念的提出 |
| 5.1.2 应用HUL理论的可行性 |
| 5.2 HUL理论下的城市遗产特色要素分析 |
| 5.2.1 HUL特色含义 |
| 5.2.2 构成要素分析 |
| 5.2.3 要素结构 |
| 5.3 通州城市遗产的时空特征 |
| 5.3.1 城市遗产在时间维度上的内容 |
| 5.3.2 城市遗产在空间维度上的内容 |
| 5.3.3 通州HUL的时空特色 |
| 5.4 通州城市遗产特色的表现方面 |
| 5.4.1 城市地标 |
| 5.4.2 城市轮廓景观 |
| 5.4.3 城市格局 |
| 5.4.4 城市功能 |
| 5.4.5 城市文化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通州城市遗产保护思路 |
| 6.1 城市副中心规划解读 |
| 6.1.1 城市规划政策解读 |
| 6.1.2 当代通州的城市意义 |
| 6.1.3 基于副中心规划要求和HUL理论下的城市遗产保护 |
| 6.2 城市地标的保护 |
| 6.2.1 古建筑 |
| 6.2.2 古文化遗址、遗迹 |
| 6.2.3 城市文化特征 |
| 6.3 城市功能和城市格局的保护 |
| 6.3.1 街区建筑保护 |
| 6.3.2 街道格局保护 |
| 6.3.3 建筑高度与尺度控制 |
| 6.3.4 基础设施的改造 |
| 6.3.5 居住人口及居住方式的调整 |
| 6.3.6 街区功能、性质的调整 |
| 6.4 城市整体轮廓的保护 |
| 6.4.1 城市布局调整 |
| 6.4.2 城市格局保护 |
| 6.4.3 城市环境保护 |
| 6.5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表 |
| 第7章 通州城市遗产的保护性利用方式 |
| 7.1 城市遗产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原则、方式 |
| 7.1.1 利用与保护的关系 |
| 7.1.2 利用原则 |
| 7.1.3 利用方式 |
| 7.2 构建通州城市遗产的保护利用框架 |
| 7.3 城市地标的保护利用 |
| 7.3.1 燃灯古塔 |
| 7.3.2 钟鼓楼 |
| 7.3.3 八里长桥 |
| 7.3.4 万舟骈集 |
| 7.4 城市功能的保护利用 |
| 7.4.1 商业街:南北大街一线 |
| 7.4.2 北运河-通惠河一线 |
| 7.4.3 漕运一线 |
| 7.5 城市轮廓和城市格局的保护利用 |
| 7.5.1 通州旧城区——胡同区 |
| 7.5.2 张家湾古镇区 |
| 7.5.3 路县遗址考古区 |
| 7.6 历史城市景观传承与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及在读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