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应对“入世”挑战（二）

一、政府如何应对“入世”的挑战(二)（论文文献综述）

蒋捷媛^[1]（2020）在《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受益者,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投资金额不断增加、投资方式持续创新,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水平提高做出重要贡献。随着影响力的多方面上升,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正当方式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生活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实现政策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可能扭曲和阻挠我国市场化进程,影响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发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这损害了我国的政策效应。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外资企业是否同时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制度的变迁?对我国开放政策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外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研究转型时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根据利益集团定义“具有共同利益、组织化结构、形成政治压力”的三大组成要素,在华外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利益集团。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制度——政策——利益集团”的三维分析范式出发,梳理政府的决策过程、利益集团行为逻辑和行动结果,总结并构建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引入外资企业因素,建立了外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般性模型。鉴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和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的内生特性,需要进一步探讨用利益集团经典理论分析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的适用性,确定利益集团在我国对外经济决策体系和宏观政治架构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代议制国家,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结构较为复杂,外资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并不稳定,发挥影响的路径和方式较为隐蔽,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和面对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其在对外经济政策过程博弈能力的强弱。本文回顾了外资企业的在华发展历程,根据在华外资企业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行为策略建立了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总体机制和分析框架。外资企业的影响路径分为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集体行动有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路径。直接干预路径通过干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过程。由于我国不允许公开游说且政府的防御性较强,外资企业直接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多是利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渠道来传递诉求,通过《企业所得税法》制定过程的案例可窥一二。间接干预路径是外资企业游说母国政府在谈判和磋商中对中国政府施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华美国企业主要通过（1）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2）院外游说、（3）非正式会晤等政策工具使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在华企业的经营困境;第二阶段,美国政府通过多边对话、双边对话和单边行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这种方式对外资企业改善在华营商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政府采购与自主创新脱钩的案例正是外资企业努力的成果之一。两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机制。个体行动是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个体进行的游说活动。外资企业个体行动几乎无法改变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国家战略方针,但由于央地分权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等原因,外资企业可能对我国地方外资政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与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结论:外企的寻租活动投入越高,则当地政府提供的补贴越高。之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外资企业数据,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下的混合回归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外资企业的寻租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影响十分显着,进一步验证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地方外资补贴政策存在影响。针对外资企业影响我国政策的行为逻辑和策略方法,本研究从对外经济政策酝酿过程、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提供规范外资企业影响行为的思路,从而保障我国政策制定过程健康有序的开展,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重点聚焦于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路径的分析,从在华外资企业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两个角度,研究其政治干预方式和游说机制,并通过“两税合一”、政府采购等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外资企业影响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方式和结果,外资企业的进入使我国的开放程度提高。

李其成^[2]（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杨四海^[3]（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指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郎帅^[4]（2017）在《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在全球化浪潮的推涌下,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不断加快,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国家的利益结构中,中国海外利益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地位不断彰显,逐渐成为关乎中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一个关键变量。中国海外利益战略性能的提升,突出了对之进行战略维护的意义。进入新世纪,面对持续变化且愈发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日益加强的国内利益国际化和国际利益国内化趋势,中国亟需针对海外利益议题进行顶层设计,施以战略谋划,强化自身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能力;中国有必要改变在海外利益维护上的“刺激-反应”型策略方式,代之以稳定自信的系统战略,找准方向、合理分配资源,兼顾海外利益的安全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本文遵循“战略对象-战略演进-战略困境-战略参鉴-战略设计”的步骤,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战略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基本知识,借助古今对比、中外对比,系统探讨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构建问题。第一章,优先明确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指涉对象,讨论了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内涵与战略价值。本章遵循“理论-实际”、“概念-价值”相互结合的思路。首先,按照“国家利益-中国国家利益-中国海外利益”的逻辑界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中国国家利益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涵养母体,是其生成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海外利益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通过参与国际交流而产生的、一种存在于国家领土范围以外的、新型的、合法的利益的集合体”。其次,结合“内容-主体-重要性”三重标准,将中国海外利益分为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四种类型和国家、企业、公民三个层次。最后,系统论述了中国海外利益对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形象与地位的战略价值。第二章,纵向梳理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演进过程,提出了“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战略与拓展战略二者并未同步,前者明显滞后于后者”这一问题。本章以维护战略的发展为主线,遵循“历史-现实-未来”、“拓展战略-维护战略”相互对照的逻辑展开分析。1949-2000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空档期。以改革开放的实行为节点,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是中国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战略同时缺失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拓展战略初步形成而维护战略继续缺位的阶段,“引进来”战略填补了中国海外利益拓展战略的空白。2001-2012年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摸索期。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为节点,该时期分为两个阶段:2001-2007年是拓展战略持续完善与维护战略意识萌芽的阶段,“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海外利益的快速增长,国家领导层也正式提出了“海外利益维护”这一命题;2008-2012年是拓展战略总结反思与维护战略初步探索的阶段,在国际形势恶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战略的方向有所调整,与此同时海外利益维护中融入了军力元素。2013年至今是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塑造期。“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预示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将迎来一个新阶段,总体安全观、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理念的问世则昭示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进入了整体设计的轨道。第三章,综合考察了中国海外利益战略维护面临的挑战,指出了其必须要克服的内部问题、外部风险与国际竞争。本章以“问题-风险-竞争”为基本点,以“关系思考”为落脚点。首先,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受到“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弊端”、“安全维护上的力量性失衡”和“对外交往中的原则性限制”三个不利条件的制约;其次,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需要应对“全球层面的形势变化”、“地区层面的形势紧张”、“国家层面的情势变换”和“社会层面的文化差异”四种不利情形;再次,从国家间互动来看,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面对着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的竞争。也即是说,中国海外利益的战略维护需要同时处理好与自身、与他国、与地区、与世界的关系。第四章,横向归纳了主要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启示,总结了全球性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经验和教训。本章按照“中国自身-外部世界”、“新兴大国-传统大国”相互对照的逻辑延展思路。首先,考察了英国的案例。大英帝国时期,英国的海外利益遍布全球,是当时拥有海外利益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英国的海外利益主要面临着殖民地的反抗、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英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注重内外兼顾、软硬兼施;这启示中国要持续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建设强大海权。其次,考察了美国的案例。美国是当今世界地位最显赫、海外利益最丰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的海外利益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美国的海外利益维护核心在于确保其全球领导权,结合了权力、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这启示中国要全方位提升自身实力并将之转化为能力,并借助国际机制和观念的力量进行维权。最后,考察了日本的案例。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国,是东亚地区最发达的经济体;日本的海外利益同样面临着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日本的海外利益维护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经济的作用,同时依附美国;这启示中国要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避免自身劣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第五章,尝试构建了中国在21世纪的海外利益维护战略,探索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海外利益维护之道。本章遵循从“目标-手段-影响”、“观念-权力-制度”、“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的逻辑。首先,设定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目标。直接目标是保障利益安全,拓展目标是增益国家发展,延伸目标是推动国际治理。其次,论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构成。观念、权力和制度是一项海外利益维护战略必不可缺的三大内核。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以“利益共享的观念”为指导原则,以“大国权力的和平运用”为基本依托,以“国际制度能力的建设”为合法途径。再次,评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的影响。它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个领导型的大国”。

熊群荣^[5]（2015）在《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文中认为冯国璋作为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具有丰富的地方从政及中央执政经历。目前,学界对冯国璋研究主要集中在冯国璋参与民初政争部分,而对冯国璋督直、督苏鲜有全面细致地研究,以至于在对冯国璋作出历史评价时往往得出否定性的结论。对于民初复杂历史人物的研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客观历史活动为依据,以其所处的时代为历史背景,对其历史行为开展全面研究,才能够得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以冯国璋督直、督苏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对冯国璋在直隶、江苏的军政及民政治理实践进行全面梳理,探讨其成效,从而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冯国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进一步深化北洋人物研究。冯国璋能从一名普通军人经过多番垂练而成为清末军政大员,与冯国璋所具有的才能和素质,以及他为北洋集团崛起所作出的贡献密切相关。冯国璋是从社会底层通过不懈奋斗,在清末军事变革中大显身手,不仅帮助袁世凯编练新军,还致力于军事教育现代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北洋集团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力量。正是因为冯国璋在清末军事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表现,他不断地得到袁世凯的提拔重用,从而跻身于清末军政要员之列,这既提高了冯国璋的历史地位,亦为其民初出任地方都督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辛亥政局演变中,冯国璋的思想及行为有较大变化,由忠君转向事主,表明了他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赞成共和。在辛亥和谈中,冯国璋最终支持袁世凯,并帮助袁氏鼎定北方局势。正因为如此,在民初北洋派与国民党激烈争夺直隶都督的过程中,袁世凯才能够放心和大胆起用冯国璋,将其任命为直隶都督。直隶向来为畿辅重地,又是北洋集团发迹之地,北洋派自然不能容忍其他政治势力染指。民元,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国民党与北洋派的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了南北政治对立的态势。袁世凯为了把持直隶都督不为国民党控制,任命冯国璋督直。冯国璋到任后,在一定的程度上与顺直临时议会合作,推行了改善直隶军政和民政治理的许多措施。冯国璋在民初直隶的治理,维护了北洋派的核心利益,巩固了北洋派在直隶地区的统治,而他所采取的多项社会治理措施也有利于直隶社会发展。当然,冯国璋作为一介军人主政直隶的军政和民政,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军人风格,以至于行政与立法及司法之间多有冲突。冯国璋在督苏期间实行强力的军人政治,既谨慎处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努力缓解北洋军人势力与江苏地方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苏省三年多时间的社会稳定局面。冯国璋督苏既有努力改善江苏军政关系的一面,也有依凭军事强权压制革命党人的一面。冯国璋成立宪兵司令部,设立陆军讲武堂,整饬军纪,节制水警盐捕营,成立江苏模范师,在“咨询民隐,保卫治安”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他也实施袁世凯打压和取缔国民党的政策,在江苏严防党人,加强内地防务,维护了北洋派在江苏的统治。此外,冯国璋在督苏期间,加强了社会治理方面的工作,如厉行剿匪、禁绝鸦片、恤商助商、关注旗人生计以及推进南京市政建设等方面都有一定作为。冯国璋在江苏的统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从而为其当选为副总统并进而代理大总统奠定了基础。冯国璋能够在直隶、江苏两省先后出任军政长官,应该从民初政局演变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才能更好地察觉到袁世凯以冯国璋督直、督苏所具有的政治蕴涵。总体而言,冯国璋在直隶和江苏近五年的地方治理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冯国璋督直、督苏不但增强了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地方支持力量,而且提升了冯国璋在民初的历史地位。冯国璋在直隶及江苏的军政和民政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两省民众的一些认可,而冯国璋又在直隶特别是在江苏不断地增强了自身的势力,成为民初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而为他后来广泛地参与政争,进而成为直系军阀首领奠定了基础。

许衍琛^[6]（2014）在《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大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进行探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法、历史法、个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将近代大学社会服务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复杂背景下进行深入探讨,解析其产生的思想渊源、学术基础以及发展的历程、特点、成效与问题。基于近代中国大学校长这一群体,具体考察了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思想。在充分利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再现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丰富内容与形式。通过对近代大学社会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和移风易俗实践活动的考察,阐明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运行机理。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活动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指出其对当今我国大学社会服务的借鉴意义。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经世致用思想、实用主义思想以及实业救国思想为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料；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专业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我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为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提供了学术基础。在研究时段内,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肇始阶段（1895-1912）、兴起阶段（1912-1921）和发展阶段（1921-1949）。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近代中国大学校长对于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产生功不可没,这一群体展现了丰富的社会服务办学思想。在校长们眼中,近代中国社会问题重重,表现在主权沦丧、科学不昌以及腐败成风等方面。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畅严重影响和制约大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校长们对于此种不畅的关系进行揭露与批评。从现实国情出发,近代中国大学校长致力于造就领袖人才以转移国运、改良风气；激发学生爱国意识,担当救国责任；开展社会调查,提倡“知中国、服务中国”并且注重培养学生社会服务的能力。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实践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近代中国大学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承担者,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暑期学校是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近代中国大学是农业科技推广的主力军。通过采取多种方式,近代中国大学为农村输入了科技血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近代农村危机。举办农业实验基地是近代中国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重要形式；近代中国大学是移风易俗的先驱,为近代中国女性解放、新式文体休闲生活方式的提倡和公共卫生的改良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代中国大学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的社会服务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社会服务,学生的能力得到历练；大学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大学社会服务所彰显的服务和奉献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精神支持；大学社会服务也有助于一些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成效有限而且存在许多问题。然而,重温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历史,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为克服当今中国大学社会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

张宇燕,卢锋,张礼卿,佟家栋,盛斌,胡鞍钢,赵忠秀,曹天予,余永定,姚枝仲,张斌,路风,宋泓,张维迎,崔之元,徐以升,丁一凡,雷达,王鲁军,钟伟,沈丹阳^[7]（2011）在《中国入世十周年:总结与展望》文中提出一晃十年过去了,在这之前我们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入世"）的讨论好像还历历在目。十年来,围绕着入世的讨论一直都还在,反对的声音也存在,但到了今天,这种声音慢慢小了。我自己觉得入世这个事情总体来讲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当然,如果要比较详细和有说服力地评估入世得失的细节,需要开展严肃规范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芝加哥大学的福格尔（Robert Forgel）教授提出的"反事实

王火灿^[8]（2010）在《WTO:2010年面临五大挑战》文中研究指明2010年是WTO自1995年正式成立以来的第16个年头。在这一新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规范和推动下,这十几年里,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其出口贸易总量已从1995年的约61183亿美

艾凌宇^[9]（2010）在《投资生态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山西省案例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截止2009年底,中国吸收外商投资已连续18年高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投资在弥补中国建设资会不足的同时,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就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各地区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与各地区对外资利用的情况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正因如此,我国许多地区都把吸引外来投资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当各地区把引进外资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时却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引进外资?由于对引资问题缺乏深刻的系统思考,不少地方尤其是内陆欠发达省份脱离自身经济发展实际,盲目引资,已经开始给地区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山西省,多年来连续实施大开放战略,下大力气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但吸收外商投资却始终在低水平徘徊,并连续六年居中部六省末位。山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区位优势独特,作为国家唯一的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省份,恰逢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战略发展期”,山西省政府和民众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但为什么山西的引资乃至经济发展难有大的起色和突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为此,在博士研究的方向上选择了吸收外商投资问题的研究,希望能够破解当前中国尤其是山西等内陆欠发达省份在吸收外商投资上的困惑与难题。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还是引进外资理论,都是基于投资者在投资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来研究的。从传统的引资理论来看,一个区域要吸引外商投资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很多地区为了引进外资不断地改善本地的投资环境,这种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更多地体现在出台各种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和优惠措施。这种对外商的优惠政策目的是为了引进外资,改善本地的发展能力。但是,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忽视了外资企业对区域投资环境的反作用。从生物学或生态学的知识我们受到启发：生命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构成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协同演化的系统。本文试图从投资生态系统（Investment Ecosystem）的视角来研究引资问题。在对国际投资理论和观点学习、研究、分析、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从生态学和生态系统一般规律出发,提出了投资生态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在投资生态系统中,投资者之间,投资者与投资项目、投资环境等多种投资生态因子之间的作用和影响是相互的、错综复杂的,因而投资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同时投资生态系统在各种因子的相互作用下,又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投资生态会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育过程。投资者和引资者（地区）都是投资生态系统中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都与投资生态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投资者和引资者虽然都会对投资环境造成影响,但是投资者对投资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多是客观的后果,而并非投资者的主观目的。引资者（地区）对投资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多是出于主观愿望和主动的行动。引资者希望通过对投资生态系统的影响来达到促进其不断向好的方向演化发展的目的。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主动地对投资生态系统进行调控,这种调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优化投资生态位,吸引优质投资者；（二）扩展投资生态承载力,吸引更多投资者；（三）保持投资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投资生态平衡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对投资者而言,要研究如何选择投资生态环境以及如何适应投资生态环境；对投资生态环境的拥有方—引资者而言,要研究如何改善投资生态环境和如何选择投资者。也就是说,投资的成败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生态环境的选择和适应,引资的成败取决于投资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对投资者的选择。只有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投资生态达到平衡（动态）时,投资、引资双方才能达到“相互满足,互利共赢”。因此,作为引资者,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引资需求,即“为什么引资,引进什么样的投资者”,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潜在投资者的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改善投资环境,满足投资者需求,进而实现自身需求的满足,达到引资收益最大化。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首先对中国和山西的投资生态演化做了动态分析。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的全面转型时期,今后必将更加注重吸收外商投资的科学性问题。随着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市场进一步开放、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满足投资者需求的能力将进一步提高；随着外资管理的进一步规范,中国更加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率,自身发展需求必将得到更大的满足。因此,从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看,中国投资生态系统将会进一步改善并趋于平衡,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会进一步增强。接着分析了山西投资生态的演化历程。改革开放至今山西外资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不尽人意,山西外商投资存在规模小、层次低、贡献度不足、外商投资企业发育不良、效益不佳、引资后劲乏力等诸多问题,同时引资中的环境污染、土地浪费、税收流失、虚假外资、中方利益损失等问题不容忽视。尽管山西的引资问题有国家宏观政策因素影响的原因,但根源在于自身投资生态系统失衡,在于投资环境不佳、缺乏对自身需求的研究和定位,缺乏对投资者的研究和正确选择。而观念保守落后、政府缺位和错位、体制僵化和改革滞后又是造成投资生态系统失衡的症结所在。本文从投资生态演化入手,对当前山西省投资生态因子现状及演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山西拥有丰厚的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拥有其他省份不具有的人缘地缘优势,但是均存在开发利用不足的问题,以致这些优势在引资中未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土地、水资源、生态和环境容量、人力和科技资源的总量、结构和档次等投资生态因子制约着山西引资和经济社会发展。本文同时对山西所面临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全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省、循环经济试点省、生态建设试点省,山西正面临着吸收外商投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2008年三季度以来金融危机及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给山西引资、优化投资生态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化危为机,加大对投资生态系统的调控,努力实现投资生态平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对山西投资生态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引资理念、引资者需求、投资者选择和投资环境优化等方面提出山西省引资的对策和建议。山西应首先明确吸收外商投资的意义不仅在于弥补资金缺口,更在于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和理念,促进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在于推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在于推动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因而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应成为山西省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助力器。在引资中,要处理好“引资”与“为我所用”的关系、“引资”与“引智”的关系；要“引进来”,更要“留得住”；要树立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互利共赢”的理念；要发挥山西引资的“后发优势”,绕开“低水平引资陷阱”和“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陷阱。山西要强化外商投资的产业和地区导向,引导外资投资优势产业、潜力产业和“软肋”产业,引导外资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区域。要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优化投资环境,实施观念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法律政策再造和环境再造。为吸引投资者,山西应加大投资促进力度,拓宽引资渠道和方式,提高投资促进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充分利用开放平台,加强国际交流,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和区域合作。本文综合运用投资生态理论与方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均衡分析、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复杂性分析、趋势分析等多种方法对中国和山西省的引资问题和对策建议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本文在理论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之处。（1）本文提出了投资生态理论及其方法,并用来分析并尝试解决中国尤其是山西等内陆省份的吸收外商投资活动。本理论突破了投资者主导投资活动的理论范式,强调投资者与引资者的相互作用、协同演化。尝试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招商选资以及通过引资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明确提出了投资生态理论要研究两个基本问题,即,对投资者而言,要研究如何选择投资生态环境以及如何适应投资生态环境；对引资方而言,要研究如何改善投资生态环境和如何选择投资者。提出解决以上两个问题、达到投资生态平衡是实现投资者与引资方“互利共赢”的根本途径。（2）初步建立了投资生态系统作用模型。（3）运用投资生态理论对中国投资生态演化进行了动态分析,并对山西省投资生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4）在投资生态理论指导下,站在引资方角度,从引资理念、引资者需求、投资者选择、投资生态环境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山西省引进外资工作的对策和建议；文中应用部分不仅对山西而且对中国其它内陆省份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5）本文提出的投资生态理论对于投资活动和引资活动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于引资地区,不仅适用于其引进外资的研究,同样适用于吸收国内投资、吸收民间投资的研究；而从投资者角度,对引资地区投资生态环境的选择和适应这一命题的提出,对于投资者,尤其是当前中国企业积极稳妥地开展境外投资也具有现实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余敏友,廖丽,刘筱萌^[10]（2009）在《“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的新挑战”》文中研究指明目次一、全球化推动的WTO与中国改革开放（一）WTO新领域与新课题（二）中国入世六年成就与挑战二、多哈回合与WTO体制基本理论问题三、WTO与中国经济法律新问题四、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五、贸易摩擦与贸易救济问题（一）贸易争端中的反倾销问题（二）贸易争端中的反补贴问题六、TRIPS与SPS问题（一）TRIPS与中国（二）SPS与公共健康问题

二、政府如何应对“入世”的挑战(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如何应对“入世”的挑战(二)（论文提纲范文）

（1）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WTO:2010年面临五大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9）投资生态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山西省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政府如何应对“入世”的挑战(二)（论文参考文献）

• [1]外资企业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蒋捷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2]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3]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4]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战略研究[D]. 郎帅. 吉林大学, 2017(09)
• [5]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D]. 熊群荣.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6]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研究[D]. 许衍琛. 南开大学, 2014(04)
• [7]中国入世十周年:总结与展望[J]. 张宇燕,卢锋,张礼卿,佟家栋,盛斌,胡鞍钢,赵忠秀,曹天予,余永定,姚枝仲,张斌,路风,宋泓,张维迎,崔之元,徐以升,丁一凡,雷达,王鲁军,钟伟,沈丹阳. 国际经济评论, 2011(05)
• [8]WTO:2010年面临五大挑战[J]. 王火灿.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0(04)
• [9]投资生态理论及其实践研究 ——山西省案例分析[D]. 艾凌宇. 山西大学, 2010(11)
• [10]“WTO多哈回合与中国贸易政策和法律的新挑战”[J]. 余敏友,廖丽,刘筱萌.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