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渔船管控进入“总量减少”新阶段

一、我国海洋捕捞渔船控制步入“总量压减”新阶段（论文文献综述）

黄艺^[1]（2014）在《我国海洋渔民社会分层研究（1988-2011）》文中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沿海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海洋渔民群体总体的生产生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别于一般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具有海洋渔民所独有的特点。这些巨变在海洋渔民群体内阶层分化、各阶层特点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从社会分层的变化可以更全面地看出海洋渔民在职业分化、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方面的变迁。本文利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CHIP、CHNS），筛选有效的海洋渔民群体样本，选取城市化进程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四个阶段（1988、1995、2002、2011）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首先，了解各个阶段海洋渔民群体的总体特征。其次，对各个时期的样本进行阶层划分，分析各阶段的阶层划分模式、各个阶层的特点以及阶层之间的联系。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海洋渔民的职业分化程度，经历了“集中—分散—集中”的变化过程，职业分化类型经历了以渔民为主，到渔民渔工并存，再到以渔工为主，又到渔民渔工并存的过程；经济资源占有状况经历了“大家都富裕”到“有的穷有的富”再到“都不富裕”的变化，同时，他们也经历从高收入人群到低收入人群的落差，而那些贫困的渔民更是遭遇了群体内的贫富落差；文化资源占有量很少，教育程度一直不高；组织资源也极为匮乏。海洋渔民群体特征变化的同时，其阶层分化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变化，其阶层分化模式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从整合化到碎片化、从独立式到交叉式的变迁。根据海洋渔民群体特征的变迁和阶层分化变迁的阐述，可以看出今后海洋渔民变化的一般趋势。群体特征方面，老龄化程度会逐步加深；职业类型会进一步分化，并更加专业化；经济收入会更加缓慢的上升，并逐渐落后于城镇居民；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不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阶层分化方面，海洋渔民群体的阶层分化会更加多元化，传统的渔民阶层会逐渐消失，渔业工人阶层、渔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渔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阶层会逐渐增加。从总体趋势来看，海洋渔民群体的发展还是会跟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前进，但是这种前进是一种“时代前进的惯性”，是迫于环境和生存压力而发展，所以是一种被动的发展。所以，从前进的速度和质量来看，海洋渔民群体很有可能会被整体城市化进程所摒弃，远远落在社会发展大队伍的后面。

刘洁^[2]（2014）在《海岛渔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 ——对山东省长岛县渔村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大规模流动，引发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而同样流动频繁的渔民群体，却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海岛渔村近年来出现了同时作为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现象，这是不同于许多内陆农村的社会流动新趋势，也为预流动人口展现了一种新的路径和趋向。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在国内外社会流动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指导下，对长岛县进行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查法、文献法和访谈法获取海岛渔村人口关于社会流动客观现状和主观意识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定性的描述分析和定量的SPSS统计软件数据分析来研究海岛渔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现状，具体包括以职业变化和地域转变为切入点的社会流动客观现状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的主观感受，并探究影响海岛渔村人口流动的各种因素。以期完成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海岛渔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论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并总结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和研究,阐明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二部分是海岛渔村人口的社会流动客观状况。这一部分从基本情况、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三方面来体现社会流动的客观现状。第三部分是海岛渔村人口对于社会流动的主观感受。这一部分从社会流动意愿、社会流动预期、个人的主观满意度三个方面来体现人们对于社会流动的主观感受，以期通过与客观现状的比较，了解主观感受与客观现状之间的差异。第四部分对影响海岛渔村人口社会流动的各因素进行了探究。第五部分是结论。通过分析发现，海岛渔村人口的社会流动总体上处于活跃状态，向上流动趋势明显。在职业变化方面，职业流动速率提升，流动途径多样化。在地域流动方面，海岛渔村人口的地域流动呈现多种流向。海岛渔村人口的这种职业变化和地域变化展现了海岛渔民的转型以及“现代化”过程。另外，社会流动所形成的客观现状，反映并作用于人们的主观态度，反过来，主观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流动策略，影响职业地位的获得和地域的转变。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人们会通过自主的选择和判断来决定最终流向，而这种自主选择，是在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关系因素、政策因素和环境资源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最终决定。

程亚峰^[3]（2013）在《我国渔船“双控”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古至今，海洋渔业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开发的重点，渔业资源在解决人们温饱问题的同时，对人们饮食结构的调整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前大规模的开发渔业资源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经济的持续发展，毫无节制的捕捞活动使得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海洋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我国于1987年开始对全国国内的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实行总量控制（简称“双控”）制度。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渔船数量和功率没有减少，反而越控越多，“双控”演变成“失控”。鉴于我国渔业发展的困境和“双控”制度失灵的的情况，开展我国渔业“双控”制度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拟通过研究“双控”制度的实施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双控”制度，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为达到上述目的，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论证实施“双控”制度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当前“双控”制度存在指标的价值化、科学化、精细化问题，“双控”主体的明确化问题，“双控”目标的清晰化问题和“双控”实施后的渔船管理问题，再结合博弈理论，“公地悲剧”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剖析了“双控”制度失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说明了“双控”制度的实质是资源配置制度，指标的稀缺性以及分配的公平性才是“双控”变成“失控”的症结所在。在第五章，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双控”制度的完善办法和相关的配套措施，进而形成了较为完整详细的建议。完善政策方面的对策：（1）抓紧建立我国的渔业权制度；（2）科学确定“双控”指标基数和分类；（3）对“双控”主体进行分类和明确；（4）完善“双控”实施和管理的组织体系；（5）引入配额制度实施二权分离。在此基础上，相关的配套措施包括：（1）推进渔船标准化管理；（2）推进渔具标准化管理；（3）完善渔业许可制度；（4）建立“双控”指标流转机制；（5）加强渔场和资源研究；（6）改革试点工作。

同春芬,黄艺^[4]（2013）在《我国海洋渔业转产转业政策导致的双重困境探析——从“过度捕捞”到“过度养殖”》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不断提高,海洋捕捞强度日渐超出海洋渔业资源的生态资源承载能力;中日、中韩和中越三个渔业协定的签署生效及海洋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实行,导致海洋作业渔场逐渐减少,海洋渔民面临失业的凤险。在上述内部矛盾与外部规则的双重压力下,我国政府开始在沿海地区普遍实施海洋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旨在减小海洋捕捞强度,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对于改变海洋渔业资源无偿、无序、无度的开发利用现状以及保护和增殖渔业生态资源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减船转产效果明显。然而,渔民弃船后大多转向了海水养殖业,致使海洋渔业陷入高密度、超容量的"过度养殖"困境,海水养殖资源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鉴于此,从改善渔业管理制度入手,逐步舍弃传统的"投入控制"管理模式,引入"产出控制"管理模式,将成为有效控制捕捞和养殖的产量,进而"双管齐下"走出双重困境的合理、有效选择。

陈涛^[5]（2012）在《海洋渔业转型路径的社会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海洋渔业转型是国家和民众基于海洋资源环境压力而做出的一项理性选择。海洋渔业转型主要有四种路径:一是由捕捞向养殖转型,二是由粗放型养殖向生态型养殖转型,三是由传统渔业向休闲渔业转型,四是海洋渔民转产转业。在海洋渔业转型中,社会文化发挥着或潜在或显性的功能,就其效果而言,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从优化海洋渔业转型的政策思路而言,需要扭转单一的"国家视角"和"工程—技术"思路,建立民间社会的参与机制,注重地方性知识的挖掘,进而更好地促进海洋渔业转型。

袁佳慧^[6]（2011）在《沿海过度捕捞问题政府规制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渔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渔业资源是渔业发展的基础。渔业可以为我们提供广泛的经济来源：在全球范围内,数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从捕捞或水产养殖中获得收入。除直接从事捕捞或水产养殖,与捕捞业相关的例如渔船建造业、渔具制造业、渔机设备生产、水产养殖用饲料、水产品加工、运输等行业,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岗位。另外,渔业资源还为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营养源。鱼类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其中蛋白质的含量15～20%,属优质蛋白质；碘含量高,每公斤海水鱼类含碘达500～1000微克,淡水鱼含碘为50～400微克；鱼类特别是鱼肝含有极丰富的维生素A和维生素D；脂肪含量低,通常在1～10%。所以鱼是高蛋白、低热量的食物,是比家禽、家畜都要优越的动物性食物,可有效补充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经济来源和营养源对解决社会经济和饥饿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渔业资源正面临着严重的被过度开发的问题。研究目前各种规制政策对过度捕捞产生的抑制效果及可能引起的负面作用,有利于改进现有政策、提出新制度建议,并更好地实施政策,从而更好的达到规制过度捕捞的目的。本文首先从理论基础出发,从公地悲剧、外部性和搭便车三个方面,对在缺少管制政策时,渔业资源容易出现被过度捕捞现象进行了解释。因此,政府应该对海洋捕捞业进行规制。其次,本文以山东省近年来的相关数据为例,建立相关方程,分析了目前我国为限制捕捞量实行的一些规制政策如“双控”制度、“零增长”制度、伏季休渔制度对山东省捕捞作业的影响。通过所得结果,说明了各个政策对控制捕捞量、促进渔业资源恢复的作用效果,并从统计数据准确性、政策实施力度、政策制定合理性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制度效果明显或不明显的原因。最后,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要解决过度捕捞问题,首先应设计、建立完善的海洋捕捞业指标体系,使得政策的制定有合理的评判依据。其次要提高数据的准确性,确保能够正确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再次,对现存行之有效的政策要加大执法力度,对效果不甚令人满意的要分别改进,鼓励渔民开发休闲渔业。最后,要建立合理激励制度,激励出捕捞者对渔业资源的自觉养护,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

张艳^[7]（2011）在《天津市水产集团渔业发展战略及执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渔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调整农业结构,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渔业既可以为城乡居民提供丰富的优质水产品,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还能促进渔民增收。天津市水产集团作为国家和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从事远洋渔业、加工渔业,开展对天津市水产集团渔业发展战略及执行研究,对配合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海洋渔业经济、改善渔业开发环境、加强行业自身管理、配合调整农业结构、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企业发展战略要从总体上决定企业整体沿着社会价值观方向在各个领域采取积极适应性行为而进步的全面、长远的指导原则与谋划,其核心是企业整体的进步和企业的全面发展。企业发展战略离不开执行战略,执行战略是企业战略得以执行的保障。本文采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在广泛调查和研究国内外和天津市水产及渔业发展情况和水产集团公司实际情况的工作基础上,理论与实际结合,应用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深入研究天津市水产集团渔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和探讨目前水产集团渔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采用PEST分析方法和SWOT分析方法,提出公司发展战略及执行战略。

李雍容^[8]（2009）在《基于博弈论的海洋捕捞业政府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海洋捕捞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陆地资源日益稀缺,人们对海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加,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面临耗竭的危险,这将影响到海产品的供给和捕捞业的长期发展。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政府对海洋捕捞业的规制,从而探索出能够有效保护和利用海洋渔业资源,实现捕捞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海洋渔业资源的特性出发,从共有资源属性、捕捞的外部性和捕捞者之间的博弈三个方面,对海洋渔业资源容易被过度捕捞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缺乏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海洋渔业资源是极易被过度开发的,因此,政府应该对海洋捕捞业进行规制。其次,本文分析了我国海洋捕捞业的资源和产业现状,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海洋捕捞业的主要规制措施,发现虽然我国的捕捞业规制措施基本涵盖了各个方面,但仍然没有到达预计的效果,捕捞强度持续增加,资源状况未得到明显好转。然后,重点分析了休渔制、“零增长”制度和“双控”制三个具体的政策执行情况和效果,并从中找出了我国海洋捕捞业规制存在的三个问题:中央规制部门和地方规制部门之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违规现象严重,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最后,针对这三个问题,利用动念博弈理论建立模型,分析捕捞者、中央规制部门和地方规制部门的三方博弈行为决策,提出改进现阶段规制措施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缺乏激励相容的规制措施是我国海洋捕捞业规制的最主要问题。在现阶段不改变我国渔业产权制度的情况下,应该努力改变捕捞者违规捕捞,地方规制部门消极执行规制措施的激励驱动。通过模型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地方规制部门,中央应该加强监管,提高消极执行的成本,同时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中;对于捕捞者,规制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和宣传力度,尽力减少违规现象的发生,同时应完善捕捞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合理的捕捞业退出机制,促进渔民转产转业,努力降低捕捞强度,实现捕捞业的可持续发展。

宋立清^[9]（2007）在《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捕捞能力的不断膨胀,近海渔业资源迅速减少。特别是《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的签署和相继生效,中国沿海渔场大幅度收缩,大批渔船因此不得不撤出传统作业渔场,海洋渔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解决沿海渔民日益严峻的生计问题,农业部于2002年作出决定,对沿海渔民实行转产转业政策,目标是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减船3万艘,使约30万渔民实现转产转业。几年来,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中国的减船转产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捕捞渔船总量得到降低,部分渔民实现转产。但总的看,该项工作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大批渔民仍然滞留在海洋捕捞业,渔业生产维持在一个低效水平上,减船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度捕捞的压力不降反增,这就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对于转产转业问题产生的原因,笔者研究后认为,沿海渔民的转产转业是产业结构演化和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海洋生态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过度利用和国际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体制演变下的必然选择。从表面上看,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问题是由三个双边渔业协定的相继签订实施引起的,客观上也表现为船多鱼少、人多鱼少的矛盾,但该问题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渔业资源的特性,即共有财产特性或曰公共池塘资源特性。尽管由这一财产性质所引发的公地悲剧具有普遍的意义,但悲剧并非是公地的宿命,渔业问题的根源是捕捞业事实上存在着的自由准入机制。渔民转产转业工作的本质是解决捕捞能力与渔业资源再生能力相适应的问题,最终目的是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不能把渔民转产转业作为一个简单问题加以对待,要看到纷繁复杂的渔业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笔者认为,自由准入机制内含非理性激励,激励渔民过度利用资源,无效率地利用资源,最后必然导致渔业劳动力和捕捞能力双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单靠政府鼓励渔民减船转产,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力求消除过度捕捞产生的根源。如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转产转业问题或可见效于一时,却终难避免该问题的再次复发。对于当前普遍存在的转产转业难的问题,笔者运用推拉理论,结合中国海洋渔业实际,初步建立起形象直观的渔民转产转业宏观受力模型,对渔民转产转业行为中的受力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当前中国面临非常强的渔业资源约束,转产转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收益拉力,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渔民转产转业,但受国家财力所限,政府的推动力表现不足,加之转产转业受到较强的成本、惯性和制度三重阻力,渔民转产转业的动力总体上没有明显超出阻力,这是造成渔民转产转业难的一个根本原因。为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笔者继而从“经济人”假定出发,在合理借鉴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改进并建立了劳动力就业转换的一般模型,并运用该模型来分析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行为,进一步得出结论: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目的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其转产转业行为是在成本与收益比较下理性决策的结果。在考虑到转产转业的成本因素后,如果从事其他行业比捕捞业盈利更多,渔民就会选择从捕捞业退出,转入高盈利行业。反之,如果转产转业的收益不抵成本,渔民的转产转业行为就很难发生。当前,沿海渔民转产存在渔船沉淀成本高、再就业机会少、转产所需资金大等不利因素,这使得渔民转产转业无利可图,从根本上制约了转产转业工作的进程。如果捕捞渔业在当下仍然有利可图,要想让渔民主动放弃主要经济来源,冒着失去生活依靠的风险去寻找净收益不确定性的新工作,这的确有违经济学常规。关于转产转业的路径,作者在分析国内外经验后认为,将海水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和休闲渔业作为渔民转产转业的目标产业加以选择,这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化和劳动力迁移的一般规律。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大量的渔业过剩人口,单凭渔业行业自身,其对劳动力容纳能力有限,渔业产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很难解决如此众多的过剩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就迫使部分渔民最终不得不跳出渔业,离开渔村,实现异地迁移就业,也就是要走城镇化之路。在论文最后一章,笔者借鉴渔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指出解决渔民转产转业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渔业制度创新。不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各国实践层面,ITQ制度都堪称为渔业问题的一个根本解。运用ITQ制度,可以有效解决遍布于全球范围内的过度捕捞问题,切断造成渔民转产转业问题的根源,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现在开始,着手做好制度实施前的一系列相关准备工作。着眼于我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问题根本解,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渔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渔业制度变革的理想模式——基于产权的共同管理,并相应提出了从减船、产权、自主管理三方面共同推进的多维政策路径,为最终解决我国渔民转产转业问题提供了现实对策。

郑卫东,娄小波,李欣^[10]（2006）在《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进展综述》文中指出本文对中国近年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与归纳,对7省的渔民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以便吸取经验教训,为我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帮助。

二、我国海洋捕捞渔船控制步入“总量压减”新阶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海洋捕捞渔船控制步入“总量压减”新阶段（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海洋渔民社会分层研究（1988-2011）（论文提纲范文）

（2）海岛渔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 ——对山东省长岛县渔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渔船“双控”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海洋渔业转型路径的社会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6）沿海过度捕捞问题政府规制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天津市水产集团渔业发展战略及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博弈论的海洋捕捞业政府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进展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海洋捕捞渔船控制步入“总量压减”新阶段（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海洋渔民社会分层研究（1988-2011）[D]. 黄艺.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2)
• [2]海岛渔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 ——对山东省长岛县渔村的调查[D]. 刘洁. 中国海洋大学, 2014(01)
• [3]我国渔船“双控”制度研究[D]. 程亚峰. 浙江海洋学院, 2013(10)
• [4]我国海洋渔业转产转业政策导致的双重困境探析——从“过度捕捞”到“过度养殖”[J]. 同春芬,黄艺.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02)
• [5]海洋渔业转型路径的社会学分析[J]. 陈涛.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4)
• [6]沿海过度捕捞问题政府规制研究 ——以山东省为例[D]. 袁佳慧.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7]天津市水产集团渔业发展战略及执行研究[D]. 张艳.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1(07)
• [8]基于博弈论的海洋捕捞业政府规制研究[D]. 李雍容. 厦门大学, 2009(12)
• [9]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问题研究[D]. 宋立清. 中国海洋大学, 2007(03)
• [10]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进展综述[J]. 郑卫东,娄小波,李欣. 中国渔业经济, 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