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通[1]（2020）在《大连市旅顺口区猪弓形虫病流行病学调查》文中指出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T.gondii）是一种食源性机会性致病原虫,可感染包括人在内的大部分哺乳动物、脊椎动物、鸟类等。由其感染而引起的疾病称弓形虫病,是一种全球性分布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给人类造成严重的食品安全性问题,对养殖业和社会经济影响巨大。为了分析大连市旅顺口区不同猪场的弓形虫感染情况,本研究采用改良凝集试验（MAT）的方法对从大连市旅顺口不同猪场采集的476份血清样本进行弓形虫抗体检测,样本总体弓形虫感染阳性率为18.3%（87/476）,其中育肥猪阳性率为13.3%（47/353）,繁殖母猪阳性率为32.5%（40/123）,成年猪阳性率为21.2%（80/378）,仔猪阳性率为7.1%（7/98）。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地域、日龄、饲养方式及检测手段等因素都对本研究猪弓形虫感染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研究对大连市旅顺口区不同猪场弓形虫感染的流行情况进行整体调查,并综合分析了相关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为指导生产实践及对疫病防治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价值和理论依据。
杨娜,丁莹莹,李佳祺,李承桓,武安和,邢蒙恩,王大为,郭晓改,吴元华[2]（2019）在《辽宁地区猪弓形虫感染现况调查及感染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弓形虫是一种专性细胞内寄生原虫,宿主类型众多,寄生于人、畜、野生动物及禽类等几乎所有的有核细胞中,引发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对人类和畜牧业都具有潜在威胁。猫科动物是弓形虫唯一的终末宿主;弓形虫的中间宿主极其广泛,包括各种哺乳类动物、禽类和人等,其中感染最为严重的动物是猪。猪弓形虫病在不同地区均有流行发生,感染率也较高,平均感染率达22.3%。而猪肉是人类主要的肉食消费品之一,人在摄入未煮熟的含有弓形虫包囊的猪肉或内脏时可获得弓形虫感染,危害人类健康。故本试验对辽宁省不同地区的猪弓形虫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分析其感染因素。目前,检测弓形虫的金标准是改良凝集实验（MAT）,其特点是操作简单、检测快速、结果准确,避免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胶体金试验、间接血凝试验等造成的假阳性和假阴性。从辽宁省不同地区采集猪的血清样品,采用MAT方法对血清样品进行猪弓形虫血清抗体检测并对其感染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个地区弓形虫感染率有所不同,抚顺感染率最高（27.9%）,本溪感染率最低（6.28%）;不同发育阶段的猪均有感染,繁殖母猪感染率（25.14%）>育肥猪感染率（12.23%）>仔猪感染率（6.04%）,且繁殖母猪经产次数越多其感染率越高,经产5胎的繁殖母猪的感染率约是经产1胎繁殖母猪的13倍;大白猪较长白猪更易感弓形虫。另外,弓形虫可以通过母猪的胎盘传播方式（即垂直传播）传染给仔猪,使其获得先天性感染;仔猪也可以通过水平传播方式获得感染,即通过接触环境中的卵囊感染弓形虫。研究结果可为预防和控制猪弓形虫的感染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李坤[3]（2019）在《牦牛和藏猪常见原虫调查及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牦牛是地理分布非常有限的偶蹄动物之一,也是高寒地区特有牛种,更是高原地区支柱产业,当地牧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高寒藏香猪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带比较少见的小型猪种,亦是我国珍贵的、独有的猪种。然而,寄生虫病严重威胁着牦牛、藏猪的健康,也制约着牦牛、藏猪产业的发展,某些人畜共患寄生虫,更潜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近年来,牦牛频发腹泻病,至今尚不清楚导致牦牛腹泻的具体病原。而寄生虫所致的动物腹泻病,占所有腹泻疾病的40%。故为摸清我国珍贵动物（牦牛、藏猪）的常见原虫流行状态;初步挖掘牦牛腹泻的寄生虫病原体;揭示牦牛、藏猪寄生虫的分子特征、挖掘潜在的药物靶基因。本研究开展了牦牛、藏猪常见原虫的血清学调查;基于高通量测序的腹泻牦牛寄生虫病原调查;牦牛、藏猪寄生虫的分子特征研究;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测序和分析,研究结果如下:1.我国高原牦牛、藏猪常见原虫血清学调查通过IHA或ELISA的检测方法对在采自我国高海拔地区的四个省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3582份牦牛血清（2011-2017）,开展了牦牛七种寄生虫（弓形虫、犬新孢子虫、泰勒虫、巴贝斯虫、棘球蚴、贝诺孢子虫、住肉孢子虫）的血清学检测。应用ELISA法对2016年采自西藏地区的454份藏猪血清进行了棘球蚴血清学检测。结果表明牦牛这七种寄生虫的总体阳性率分别为25.0%、6.3%、15.1%、21.5%、6.5%、1.1%、0.9%;藏猪棘球蚴阳性率为7.3%。2.我国牦牛、藏猪五种寄生虫线粒体基因扩增及序列分析本研究以在我国西藏地区某屠宰场收集的藏猪肺线虫、结节线虫、蛔虫、包虫的包囊及在四川红原地区采集的牦牛蛔虫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寄生虫虫体的线粒体分子标记进行基因克隆、序列纯化、基因测序。应用生物信息学软件DNAMAN、Mega等,分别对这五种寄生虫的9种线粒体基因进行了多序列比对和进化分析。结果发现感染我国藏猪的肺线虫为复阴后圆线虫,其中米林县、林芝县及工布江达县藏猪源复阴后圆线虫与澳大利亚野猪源复阴后圆线虫（NC013813.1）同源性为97.5%-97.7%。感染藏猪的结节线虫为三种混合感染（齿食道口线虫、长尾肠结节虫、猩猩管口线虫）。其中猩猩管口线虫为首次在猪上发现。将从藏香猪胃和结肠分离的猩猩管口线虫与NCBI数据库比对发现,其与猩猩管口线虫（AJ619979.1）同源性分别为89%和90%。基于nad1、cox3和ITS三种分子标记基因,发现藏猪胃、盲肠、结肠的线虫阳性率分别为81.13%、66.04%和77.36%。藏猪蛔虫与猪蛔虫（日本、我国湛江）分离株的同源性为98.4%-99.9%,与人蛔虫（日本、巴西、我国临沭）分离株的同源性为99.4%-99.7%。藏猪包虫线粒体cox1基因与包虫G4型（AF346403.11）高度同源,说明感染藏猪的包虫为G4型。藏猪包虫线粒体atp6基因与包虫G6型（AY056613.1）同源性较高,说明感染藏猪的包虫为包虫G6型。感染牦牛的蛔虫为牛弓首蛔虫,且与牛弓首蛔虫（AJ937266.1）同源性为99.7%。3.腹泻牦牛寄生虫病原调查本研究从我国甘南地区,采集了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的粪便样品,通过提取粪便微生物基因组DNA（g DNA）和进行18S SSU r DNA序列扩增,应用高通量测序法,全面分析了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寄生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结果表明,在门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线虫门和顶复亚门。其中三组牦牛在线虫门上,无显着差异性（p>0.05）;而在顶复亚门上,腹泻犊牦牛显着高于腹泻成年牦牛（p<0.05）。在纲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侧口纲、色矛纲和Gregarinasina（顶复亚门的一个纲）,而仅有腹泻犊牦牛检测到旋毛纲和纤毛虫纲,但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在这5种纲水平上均未发现明显的差异（p>0.05）。在目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和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前庭目、三毛滴虫目、杆线虫目和Eugregarinorida（顶复亚门的一个目）,而Neogregarinorida（顶复亚门的一个目）、毛滴目和Hypotrichomonadida（鞭毛虫刚的一类寄生虫）,仅在腹泻成年牦牛的粪便检测到。腹泻成年牦牛在毛滴目上,显着高于健康成年牦牛（p<0.05）和腹泻犊牦牛（p<0.05）,而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腹泻犊牦牛,在这其它目水平上均未发现显着的差异（p>0.05）。在科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和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Simplicimonadidae（毛滴目下的一个科）和Haemonchidae（类毛样线虫上科）。而毛圆线虫科仅在健康成年牦牛和腹泻成年牦牛粪便检测到。毛滴虫科和网尾线虫科仅在腹泻成年牦牛粪便检测到。Plectidae（色矛纲下的一个科）、圆线虫科、Echinamoebidae（变形虫门下的一个科）、衣孢虫科、伪角毛虫科和Panagrolaimidae（线虫目下的一个科）,仅在腹泻成年牦牛粪便检测到,且在毛滴虫科上,腹泻成年牦牛显着高于健康成年牦牛（p<0.05）和腹泻犊牦牛（p<0.05）。在属水平上,健康成年牦牛、腹泻成年牦牛和腹泻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内变形虫属、布克斯顿纤毛虫属和血矛线虫属。而绕线属和Echinamoeba（变形虫门下的一个属）,仅在腹泻成年牦牛的粪便中检测到。毛圆线虫属和锥滴虫属,在健康成年牦牛和腹泻成年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但腹泻犊牦牛的粪便未发现该虫属。簇虫属仅在腹泻犊牦牛的粪便检测出,健康成年牦牛和腹泻成年牦牛的粪便均未发现该虫属。在四毛滴虫属上,腹泻成年牦牛显着高于健康成年牦牛（p<0.05）和腹泻犊牦牛（p<0.05）。4.急性腹泻犊牦牛的寄生虫病原调查本研究从我国四川某牦牛牧区,采集了健康犊牦牛、急性腹泻犊牦牛的新鲜粪便样品。以粪便寄生虫为研究对象、以18S SSU r DNA为切入点、以高通量测序为载体,全面分析了健康犊牦牛、急性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寄生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以发掘潜在的寄生虫病原体。结果表明,在门水平上,健康犊牦牛、急性腹泻便血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顶复亚门、槽虫门、苔藓虫门,且健康犊牦牛在槽虫门上显着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p<0.0001）,而在顶复亚门上,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明显高于健康犊牦牛（p<0.0001）。副基体门仅在健康犊牦牛发现,而Blastocysta、变形虫门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检出。在纲水平上,健康犊牦牛、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均检出Trichomonadea、Conoidasida、Phylactolaemata,而健康犊牦牛的Trichomonadea（p<0.001）和Conoidasida（p<0.0001）均显着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Archamoebae、Aconoidasida、Blastocystidea这三纲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粪便检出,而Hypotrichomonadea仅在健康犊牦牛检出。在目水平上,健康犊牦牛、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Tritrichomonadida、Eugregarinorida和Plumatellida,且Tritrichomonadida、Eugregarinorida在统计学上,健康犊牦牛明显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p<0.0001）。Pelobiontida、Piroplasmida、Blastocystida、Adeleorina这四目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粪便均检测到,而Hypotrichomonadida仅在健康犊牦牛检出。在科水平上,健康犊牦牛、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Simplicimonadidae、Gregarinidae和Plumatellidae这3科,且在统计学上,健康犊牦牛的Simplicimonadidae（p<0.0001）和Gregarinidae（p<0.01）均显着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Entamoebidae、Theileriidae、Trichomonadidae、Blastocystidae、Cryptosporidae这5科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检测到,而Hypotrichomonadidae仅在健康犊牦牛检出。在属水平上,健康犊牦牛、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均检测到Simplicimonas、Gregarina,且健康犊牦牛在这两属上均明显高于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p值分<0.0001和<0.01。Entamoeba、Theileria、Tetratrichomonas、Blastocystis、Cryptosporidium这五种属仅在腹泻血便死亡犊牦牛的粪便检出,而Hypotrichomonas仅在健康组犊牦牛的粪便检测到。5.高原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本研究通过测序,将感染藏猪的肺线虫鉴定为萨氏肺线虫（Metastrongylus salmi）,并首次揭示了藏猪M.salmi线粒体基因组信息。藏香猪M.salmi的线粒体基因组大小为13722 bp,碱基AT总含量为73.54%,核酸组成为A（23.52%）、C（6.14%）、G（19.60%）、T（50.02%）、N（UCAG）（0.73%）。包含12种蛋白编码基因（cox1、cox2、cox3、nad1、nad2、nad3、nad4、nad5、nad6、nad4L、atp6、cytb）,22个t RNA和2个r RNA（rrn L、rrn S）,而缺少编码atp8蛋白的基因。藏香猪M.salmi线粒体基因组中的nad4L、atp6、nad2、cob、cox3、cox1、cox2、nad5基因的3‘端会紧挨着一个trn碱基序。藏香猪M.salmi线粒体基因组可翻译氨基酸4237个,其中以ATA为起始密码子的最多41.7%（5/12）;以TAA或TAG为终止密码子的有11个（91.7%）。藏猪M.salmi线粒体基因使用的密码子有63种,苯丙氨酸的密码子UUU的使用频率最高,而除密码子CGC外,脯氨酸的密码子CCC的使用次数最低。综上所述本研究阐明了我国珍贵动物（牦牛、藏猪）的七种寄生虫血清流行病学特点;初步探明了牦牛腹泻的潜在寄生虫病原;确定了5种寄生虫的线粒体基因的分子特征;揭示了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信息、提供了分子标记和潜在的药物靶点信息。知己（不断提高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水平等）和知彼（全面掌握寄生虫的流行状态、分子特征等）,方能有效的解决我国高原牦牛、藏猪的寄生虫疾病,为促进我国畜牧业的蓬勃发展助力,为减少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对牧民的危害提供理论支持。
赵志刚,贺清林,杨继元,李国平,顾冬花,张才旦卓玛,杜梅卓[4]（2018）在《大通县部分乡镇牛羊弓形虫病的血清学调查》文中研究表明为了解大通县牛羊弓形虫病流行情况,2018年在大通县的部分乡镇采集牛、羊血清300份和290份,采用间接血凝试验（IHA）方法进行了血清学检测分析。结果显示:牛弓形虫病阳性2份,阳性率0. 67%;羊弓形虫病阳性5份,阳性率1. 72%。表明大通县存在羊弓形虫感染,感染率较低,建议散养户应做好弓形虫病的防控工作。
王启菊,程汝佳,赵延梅,刘东升,周贤军,孟克达拉,晁生玉,丁家波[5]（2018）在《三种牛羊流产相关疫病在海西州的流行现状及分析》文中认为近年来,随着海西地区畜牧业的发展,牛羊流产现象也伴随多发,给牧民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为调查布鲁氏菌病、衣原体病、弓形虫病在青海省海西州畜群中的整体流行状况,了解海西州牛羊流产多发的主要病因,对海西州31个乡镇97个牧业村的空怀牛羊群随机抽样,集中采血,分离血清,共分离牛羊血清共14114份,其中羊血清12620份,牛血清1494份。分别采用凝集试验、间接血凝试验和弓形虫快速检测卡对布鲁氏菌、衣原体和弓形虫进行抗体检测与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羊布鲁氏菌、衣原体和弓形虫的抗体阳性率分别为0.056%、8.7%、0.11%;牛布鲁氏菌、衣原体和弓形虫的抗体阳性率分别为4.6%（69/1494）、5.8%（74/1494）、9.9%（87/1494）,其中有15头牛同时检测到上述3种病原的抗体。海西州空怀羊群中衣原体阳性率最高,可能是导致羊流产的主要病因;空怀牛群中3种病原抗体阳性率普遍较高,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感染,流产病因较为复杂。
杨思聪[6]（2018）在《延边黄牛衣原体、弓形虫和新孢子虫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文中研究指明延边黄牛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役肉兼用黄牛品种,作为国家资源保护品种、中国五大地方良种牛之一。延边黄牛的牛肉是延边地区农牧民的重要经济收入来源,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牛衣原体病、弓形虫病以及新孢子虫病是牛羊中重要的寄生虫疾病,对家畜的健康构成威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衣原体（Chlamydia spp.）是一种寄生于细胞内、大小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革兰氏染色呈阴性,衣原体的种类繁多,较为重要的衣原体有牛羊亲衣原体、沙眼衣原体、肺炎亲衣原体和鹦鹉热亲衣原体,衣原体感染畜禽会导致脑炎、结膜炎、关节炎等疾病。弓形虫（Toxoplasmosis gondii）属于弓形虫科、弓形虫属,主要侵害包括人在内的多种哺乳动物以及鸟类等,常引起人和妊娠母畜弱胎、死胎、流产、智力障碍、胎儿畸形等症状,严重威胁着人和家畜的健康。新孢子虫（Neosporosis）属于真球虫目、新孢子虫属,可以感染犬、牛、羊、马、鹿等多种家畜的一种原虫病,能够引起母牛流产、死胎以及新生胎儿运动神经系统障碍等症状,牛新孢子虫病已经成为严重危害我国养殖业的传染病之一,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本研究的第一部分采用间接血凝试验（IHA）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三个不同市区黄牛的衣原体和弓形虫进行了血清学调查,并进行了风险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黄牛血清中衣原体抗体的阳性率为12.1%（65/535）,经过风险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地区、性别、年龄、农场以及胎次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黄牛血清中弓形虫抗体的阳性率为6.2%（33/535）,经过风险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地区、性别、年龄、农场以及胎次之间差异均不显着（P>0.05）。本研究的第二部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三个不同市区的新孢子虫进行了血清学调查,并进行了风险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黄牛血清中新孢子虫抗体的阳性率为5.0%（27/535）,经过风险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地区、性别、年龄、农场以及胎次之间差异均不显着（P>0.05）。本项研究对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三个不同市区黄牛的衣原体病、弓形虫病以及新孢子虫病进行了血清学调查。实验结果不仅为该省延边地区的这些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提供了基础数据,而且有利于建立一套符合当地实际情况有效综合防制体系,为当地畜禽养殖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朱正,孙莹莹,李楷,周作勇,王芝英[7]（2017）在《我国牛羊弓形虫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表明弓形虫几乎可以感染所有的温血动物,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人兽共患原虫病病原。牛羊弓形虫感染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发育和繁殖,对畜牧业发展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感染弓形虫的牛羊肉和奶可成为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潜在威胁。牛羊弓形虫感染受多种因素（年龄、品种、养殖场管理及犬、猫和鼠的存在等）的影响,不同地区牛羊弓形虫感染的风险因素不尽相同。基于此,论文对弓形虫感染的检测方法、我国不同地区牛羊弓形虫的感染情况及影响弓形虫感染的因素进行综述,旨在为相应地区牛和羊的饲养管理及保障其奶和肉产品的安全供给提供参考。
胡广卫,沈艳丽,赵全邦,晁宜林,阚威,周继章,马睿麟,蔡金山[8]（2016）在《青海省部分地区牦牛流产原因初步调查》文中认为为查明青海省部分地区牦牛流产的病因,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4个县（市）7个乡的104个牧户进行了牦牛流产情况调查,流产率平均为21.39%;用虎红平板试验和间接血凝试验对采自4个县（市）的616份牦牛血清分别进行了布鲁菌病、衣原体病和弓形虫病抗体检侧,阳性率分别为45.62%、68.34%和13.96%。结果表明,这些地区牦牛的流产与衣原体病和布鲁菌病密切相关。
胡长红[9]（2016）在《广西部分地区水牛新孢子虫、弓形虫和衣原体血清学的初步调查》文中指出新孢子虫（Neospora caninum）是一种寄生于多种动物细胞内的寄生性原虫。牛新孢子虫病是由犬新孢子虫寄生于牛体内而感染的一种寄生虫病。该病对牛的危害最为严重,给养牛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市场上还没有治疗该病的特效药物和有效的疫苗。最有效的防治方法是剔除阳性牛,建立没有新孢子虫感染的牛群。早期诊断是控制该病发生、传播的有效措施,所以对新孢子虫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显得极为重要。刚地弓形虫（Toxoplasma gondii）是一种严格细胞内寄生性原虫。该寄生虫宿主谱广,能感染约300多种哺乳动物以及约30多种鸟类。全世界约有1/3的人口感染弓形虫。弓形虫病是一种很重要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人和动物感染弓形虫后多呈隐性感染,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在畜牧业,弓形虫能引起多种畜禽的弓形虫病,给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衣原体（Chlamydia）是一类专性细胞内寄生性微生物。该病原体宿主广泛,能感染几乎所有的鸟类、动物和人类并给宿主造成一系列疾病。衣原体病是一种重要的人兽共患病。衣原体不仅给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也给养殖业造成重大的损失。本研究第一部分采用竞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cELISA）对广西水牛新孢子虫病进行血清学调查。结果显示：新孢子虫阳性率为29.37%（222/756）；不同年龄、饲养方式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不同地区、季节、年份之间差异极显着（P<0.01）；母牛阳性率（52.94%）显着高于公牛（25%,P<0.05）。本研究第二部分采用间接血凝抑制试验（IHA）对广西水牛弓形虫病进行血清学调查。结果显示：弓形虫阳性率为2.05%（19/929）。不同季节、性别、年龄、饲养方式之间弓形虫血清学抗体阳性率都不在超过10%。桂林、百色、钦州、柳州、玉林和南宁的水牛弓形虫感染率分别为3.03%（3/99）、4.92%（3/61）、1.95%（3/154）、0（0/18）、0（0/105）和2.03%（10/492）。水牛在2010年、2012年到2016年的弓形虫感染率为0（0/34）、1.20%（3/249）、5.26%（3/57）、2.44%（1/41）、2.67%（10/375）、1.16%（2/173）。本研究第三部分采用间接血凝抑制试验（IHA）对广西水牛衣原体病进行血清学调查。结果显示：衣原体抗体阳性率为8.37%（75/896）。不同性别、饲养方式之间差异不显着（P>0.05）；不同地区、季节、年份之间差异极显着（P<0.01）；不同年龄之间差异显着（P<0.05）。本研究首次对广西水牛的新孢子虫、弓形虫和衣原体感染情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动物疾病奠定了基础。
李坤,韩照清,高建峰,刘梦媛,张鼎,李家奎[10]（2014）在《西藏部分地区黄牛弓形虫血清检测报告》文中研究表明应用间接血凝试验（Indirect hemagglutination test,IHA）对在2013年间采自西藏的116份黄牛血清进行弓形虫血清学检测。结果检出阳性血清14份,阳性率为12.07%。统计数据表明西藏黄牛群中存在弓形虫的感染。本研究旨在摸清西藏黄牛群中弓形虫感染情况,为该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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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弓形虫生活史 |
| 1.1.1 终末宿主体内发育 |
| 1.1.2 中间宿主体内发育 |
| 1.1.3 传播源及传播途径 |
| 1.1.4 弓形虫遗传特性 |
| 1.2 弓形虫病的流行病学及影响因素 |
| 1.2.1 流行病学 |
| 1.2.2 猪弓形虫病 |
| 1.2.3 其他动物感染状况 |
| 1.2.4 影响因素 |
| 1.3 弓形虫病与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 |
| 1.3.1 弓形虫病 |
| 1.3.2 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 |
| 1.4 弓形虫病的检测 |
| 1.4.1 临床表现及病理变化 |
| 1.4.2 病原学检测 |
| 1.4.3 血清学检测 |
| 1.4.4 分子生物学检测 |
| 1.5 弓形虫病的防治 |
| 1.5.1 弓形虫病的防控 |
| 1.5.2 弓形虫病的疫苗 |
| 1.5.3 弓形虫病的治疗 |
| 1.6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猪血清样本 |
| 2.1.2 主要试剂及配制 |
| 2.1.3 实验仪器 |
| 2.2 实验方法 |
| 2.2.1 间接凝集试验(IHA) |
| 2.2.2 改良凝集实验(MAT) |
| 2.2.3 PCR检测 |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不同检测方法比较结果 |
| 3.2 猪弓形虫感染总体情况 |
| 3.3 不同猪场弓形虫感染情况 |
| 3.4 不同日龄弓形虫感染情况 |
| 3.5 不同饲养方式弓形虫感染情况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地域对弓形虫感染的影响 |
| 4.2 日龄对弓形虫感染的影响 |
| 4.3 饲养方式对弓形虫感染的影响 |
| 4.4 检测手段对弓形虫感染率的影响 |
| 4.5 其他影响因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材料 |
| 1.2 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不同发育阶段猪弓形虫的感染率 |
| 2.2 不同胎次繁殖母猪的弓形虫感染率 |
| 2.3 不同品系繁殖母猪的弓形虫感染率 |
| 2.4 不同地区猪弓形虫的感染率 |
| 2.5 母猪-仔猪配对血清学分析 |
| 3 讨论与结论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abbreviation)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
| 1 牦牛和藏猪概况 |
| 1.1 牦牛和藏猪的简介 |
| 1.2 牦牛和藏猪的分布 |
| 1.3 牦牛和藏猪的价值 |
| 1.4 牦牛和藏猪的养殖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
| 2 牦牛的主要寄生虫病 |
| 2.1 牦牛球虫病 |
| 2.2 牦牛巴贝斯虫病和泰勒虫病 |
| 2.3 牦牛皮蝇蛆病 |
| 2.4 牦牛包虫病 |
| 2.5 牦牛弓形虫病 |
| 2.6 牦牛犬新孢子虫病 |
| 2.7 牦牛隐孢子虫病 |
| 2.8 牦牛贾第鞭毛虫病 |
| 2.9 牦牛微孢子虫病 |
| 2.10 牦牛弓首蛔虫病 |
| 2.11 牦牛肝片吸虫病 |
| 2.12 牦牛住肉孢子虫病 |
| 2.13 绵羊夏伯特线虫病 |
| 3 藏猪的主要寄生虫病 |
| 3.1 藏猪弓形虫病 |
| 3.2 藏猪肺线虫病 |
| 3.3 藏猪包虫病 |
| 3.4 藏猪蛔虫病 |
| 3.5 藏猪旋毛虫病 |
| 3.6 藏猪结节线虫病 |
| 3.7 藏猪疥螨病 |
| 3.8 藏猪鞭虫病 |
| 3.9 藏猪球虫病 |
| 3.10 藏猪棘头虫病 |
| 4 寄生虫病的危害 |
| 4.1 寄生虫病对家畜的危害 |
| 4.2 寄生虫病对人的危害 |
| 4.3 寄生虫病对畜牧产业的影响 |
| 5 寄生虫的主要检测方法 |
| 5.1 流行病学 |
| 5.1.1 剖检 |
| 5.1.2 虫卵检测 |
| 5.1.3 血清学检测 |
| 5.2 寄生虫分离鉴定 |
| 5.2.1 形态学鉴定 |
| 5.2.2 分子鉴定 |
| 5.3 线粒体基因组研究 |
| 5.4 高通量测序 |
| 5.5 组学研究 |
| 6 本研究的意义 |
| 第二部分 试验部分 |
| 第一章 牦牛、藏猪七种寄生虫疾病的血清学调查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待检血清 |
| 2.1.2 ELISA和 IHA检测试剂盒 |
| 2.1.3 主要仪器设备 |
| 2.2 方法及结果判定 |
| 3 检测结果 |
| 3.1 牦牛弓形虫的检测结果 |
| 3.2 牦牛犬新孢子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3.3 牦牛和藏猪棘球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3.4 牦牛巴贝斯虫、泰勒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3.5 牦牛贝诺孢子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3.6 牦牛住肉孢子虫血清学检测结果 |
| 4 分析与讨论 |
| 4.1 弓形虫在青藏高寒地区牦牛的流行情况 |
| 4.2 犬新孢子虫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4.3 棘球蚴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4.4 巴贝斯虫和泰勒虫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4.5 贝诺孢子虫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4.6 住肉孢子虫在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流行情况 |
| 5 总结 |
| 第二章 腹泻牦牛寄生虫病原调查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实验动物 |
| 2.1.2 样品采集 |
| 2.1.3 实验仪器 |
| 2.1.4 试验试剂 |
| 2.2 方法 |
| 2.2.1 牦牛粪便微生物基因组DNA的提取 |
| 2.2.2 18S SSU rDNA V4片段扩增 |
| 2.2.3 PCR扩增产物电泳、回收纯化 |
| 2.2.4 PCR产物荧光定量、混样 |
| 2.2.5 高通量测序文库的构建 |
| 2.2.6 文库质检与测序 |
| 2.2.7 测序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基因组DNA提取结果 |
| 3.2 微生物18S SSU rDNA V4 区的PCR扩增结果 |
| 3.3 测序量与序列长度统计 |
| 3.4 牦牛样本Alpha多样性分析 |
| 3.5 Alpha多样性指数计算与差异性分析 |
| 3.6 不同分类水平上腹泻牦牛与健康牦牛寄生虫差异性分析 |
| 3.6.1 门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2 纲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3 目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4 科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多样性 |
| 3.6.5 属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多样性 |
| 4 分析讨论 |
| 第三章 急性腹泻牦牛的寄生虫病原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和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1.1 实验动物 |
| 2.1.2 样品采集 |
| 2.1.3 实验仪器 |
| 2.1.4 试验试剂 |
| 2.2 方法 |
| 2.2.1 牦牛粪便微生物基因组DNA的提取 |
| 2.2.2 18 S SSU rDNA V4片段扩增 |
| 2.2.3 PCR扩增产物电泳、回收纯化 |
| 2.2.4 PCR产物荧光定量、混样 |
| 2.2.5 高通量测序文库的构建 |
| 2.2.6 文库质检与测序 |
| 2.2.7 测序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基因组DNA(g DNA)提取结果 |
| 3.2 微生物18S SSU rDNA V4 区的PCR扩增结果 |
| 3.3 测序量与序列长度统计 |
| 3.4 Alpha多样性分析 |
| 3.5 Alpha多样性指数计算与差异性分析 |
| 3.6 不同分类水平上腹泻犊牦牛与健康犊牦牛寄生虫差异性分析 |
| 3.6.1 门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2 纲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3 目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4 科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3.6.5 属水平上比较不同组牦牛寄生虫差异性 |
| 4 分析讨论 |
| 第四章 牦牛、藏猪五种寄生虫线粒体基因扩增及序列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主要试剂 |
| 2.1.2 主要仪器设备 |
| 2.2 方法 |
| 2.2.1 虫株的收集与保存 |
| 2.2.2 虫株的形态学鉴定 |
| 2.2.3 虫体基因组DNA(g DNA)的提取 |
| 2.2.4 目的基因片段的扩增、电泳和切胶回收 |
| 2.2.5 DNA定量、基因克隆、质粒提取及测序 |
| 2.2.6 序列比对及进化分析 |
| 3 结果 |
| 3.1 PCR扩增结果 |
| 3.2 DNA定量、基因克隆、质粒提取结果 |
| 3.3 序列比对与进化分析 |
| 4 讨论 |
| 5 总结 |
| 第五章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 |
| 2.2 主要试剂和仪器 |
| 2.2.1 主要试剂 |
| 2.2.2 主要仪器 |
| 2.3 试验方法 |
| 2.3.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DNA的提取 |
| 2.3.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DNA检测 |
| 2.3.3 肺线虫线粒体文库构建 |
| 2.3.4 藏猪肺线虫测序文库质量检测 |
| 2.4 测序 |
| 2.5 测序结果处理与分析 |
| 2.5.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组装 |
| 2.5.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注释 |
| 2.5.3 进化分析 |
| 3 试验结果 |
| 3.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DNA提取结果 |
| 3.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测序数据结果 |
| 3.3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概况 |
| 3.3.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大小估计 |
| 3.3.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组装结果及评价 |
| 3.4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组分分析 |
| 3.4.1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编码/非编码基因分析 |
| 3.4.2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GC含量分析 |
| 3.4.3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密码子与氨基酸分布分析 |
| 3.5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功能分析 |
| 3.6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可视化分析 |
| 3.7 藏猪肺线虫线粒体基因组进化分析 |
| 4 分析与讨论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致谢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试验材料 |
| 1.1.1 被检血清 |
| 1.1.2 诊断液 |
| 1.1.3 器械 |
| 1.2 方法 |
| 1.2.1 血清检测 |
| 1.2.2 加稀释液 |
| 1.2.3 加样 |
| 1.2.4 稀释 |
| 1.2.5 加抗原 |
| 1.2.6 结果判定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血清 |
| 1.2 诊断试剂 |
| 1.3 方法 |
| 1.3.1 布病检测 |
| 1.3.2衣原体检测 |
| 1.3.3 弓形虫检测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布病检测结果 |
| 2.2 衣原体病检测结果 |
| 2.3 弓形虫病检测结果 |
| 2.4 布鲁氏菌病, 衣原体病, 弓形虫病三病共感染结果 |
| 3 讨论与结论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篇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延边黄牛衣原体病、弓形虫病和新孢子虫病综述 |
| 1.1 病原 |
| 1.2 国内外流行情况 |
| 1.3 诊断 |
| 1.4 预治 |
| 第二篇 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延边黄牛衣原体病的血清学调查 |
| 1.1 材料和方法 |
| 1.2 结果与分析 |
| 1.3 讨论 |
| 1.4 小结 |
| 第二章 延边黄牛弓形虫病的血清学调查 |
| 2.1 材料和方法 |
| 2.2 结果 |
| 2.3 讨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延边黄牛新孢子虫病的血清学调查 |
| 3.1 材料和方法 |
| 3.2 结果 |
| 3.3 讨论 |
| 3.4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1 弓形虫感染的检测方法 |
| 2 我国羊弓形虫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 |
| 2.1 华东地区 |
| 2.2 西北地区 |
| 2.3 西南地区 |
| 2.4 东北地区 |
| 3 我国牛弓形虫感染及影响因素 |
| 3.1 华东地区 |
| 3.2 西南地区 |
| 3.3 华中地区 |
| 3.4 华北地区 |
| 3.5 华南地区 |
| 3.6 西北地区 |
| 3.7 东北地区 |
| 4 展望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引言 |
| 1.1 新孢子虫病 |
| 1.1.1 病原学 |
| 1.1.2 流行病学 |
| 1.1.3 检测方法 |
| 1.2 弓形虫病 |
| 1.2.1 病原学 |
| 1.2.2 流行病学 |
| 1.2.3 检测方法 |
| 1.3 衣原体病 |
| 1.3.1 病原学 |
| 1.3.2 流行病学 |
| 1.3.3 检测方法 |
| 1.4 本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第二章 新孢子虫血清学检测 |
| 2.1 材料 |
| 2.1.1 实验样本 |
| 2.1.2 主要实验仪器 |
| 2.1.3 主要试验试剂 |
| 2.2 方法 |
| 2.2.1 血清样本采集 |
| 2.2.2 样本血清学检测 |
| 2.2.3 数据分析 |
| 2.3 结果与分析 |
| 2.3.1 不同地区与新孢子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2.3.2 季节与新孢子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2.3.3 年份与新孢子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2.3.4 性别与新孢子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2.3.5 年龄与新孢子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2.3.6 饲养方式与新孢子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2.4 讨论 |
| 第三章 弓形虫血清学检测 |
| 3.1 材料 |
| 3.1.1 实验样本 |
| 3.1.2 主要实验仪器 |
| 3.1.3 主要试验试剂 |
| 3.1.4 试验所需主要溶液 |
| 3.2 方法 |
| 3.2.1 血清样本采集 |
| 3.2.2 样本血清学检测 |
| 3.3 结果与分析 |
| 3.3.1 不同地区与弓形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3.3.2 季节与弓形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3.3.3 年份与弓形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3.3.4 性别与弓形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3.3.5 年龄与弓形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3.3.6 饲养方式与弓形虫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3.4 讨论 |
| 第四章 衣原体血清学检测 |
| 4.1 材料 |
| 4.1.1 实验样本 |
| 4.1.2 主要实验仪器 |
| 4.1.3 主要试验试剂 |
| 4.1.4 试验所需主要溶液 |
| 4.2 方法 |
| 4.2.1 血清样本采集 |
| 4.2.2 样本血清学检测 |
| 4.2.3 数据分析 |
| 4.3 结果与分析 |
| 4.3.1 不同地区与衣原体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4.3.2 季节与衣原体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4.3.3 年份与衣原体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4.3.4 性别与衣原体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4.3.5 年龄与衣原体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4.3.6 饲养方式与衣原体抗体阳性率的关系 |
| 4.4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血清制备 |
| 1.2 试剂 |
| 1.3 试验方法 |
| 1.3.1. 加稀释液: |
| 1.3.2. 加样品、阳性及阴性对照血清: |
| 1.3.3. 稀释: |
| 1.3.4. 加诊断液 (抗原) : |
| 1.4 判断标准 |
| 2 检测结果 |
| 3 讨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