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恭俭[1]（2020）在《吴志达先生访谈录:程门问学,四代也,人格精神传承,源远流长》文中提出时间:2019年10月15日地点:武汉大学东湖新村志达先生寓所吴恭俭:1958年咱们在天门小庙劳动,志达兄比我年长几岁,为什么总称我"恭俭哥"?吴志达:"恭俭小哥",你心地善良,个头又显得小吴恭俭:那时我很想听你谈谈程千帆先生。吴志达:那时哪能。咱们虽然住在一户社员家里,同睡在一张床上（可谓抵足而眠）,但你一上床就打呼噜。吴恭俭:上面交代过我,说你是内定右派,有什么异常,要汇报上去。但是我不在意。历史可以等待,现在可以请谈谈千帆先生和你了。
薛浩[2]（2020）在《自由与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 ——基于沛县武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文中指出民间武术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缩影,是地方社会的文化标识,是窥视地方社会运行的微观窗口。它源于生产、扎根民间、相伴生活,并穿梭于中国历史长河中。但民间武术在时空维度的结构性变动中,也必然巧妙地编织成一个关系网络和意义结构。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民间武术长期嵌套于地方社会管理和运行中,在推进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净化社会道德秩序、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武术界对民间武术关注颇多,但主要基于本体论视角下考察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或在体育学框架下说武议武,或对其叙事性研究,都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却未曾充分把握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前提下进行研究,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拟从“民间习武所为何来?”为支点对民间武术结构与功能意义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运用“四因说”解构不同历史时期的沛县武术,以窥探民间武术是如何将个人、社会及国家勾连起来,由此进行结构生产和功能转换。这或许是对武术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新的尝试,并以此学术自觉为基础,有可能对武术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可对民间武术历史勾画出一幅新的图景。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与体育学等学科理论指导下,以四因说、自然秩序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和国家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考察、历史分析、案例研究、口述史等方法,遵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理路,全面考察沛县武术的历史演进、结构与功能变迁,来呈现不同时空坐标下沛县武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并以此来探讨民间武术在自由与秩序框架下是如何参与身体秩序和社会秩序建构的,进而对民间武术进行现代文化图景的意义建构。其得出主要结论:（1）在传统时期,民间武术扮演着村落自治与管理的非官方组织。不仅具有传承武术拳种、发扬武术精神的作用,还兼具促进社会认同、参与社会治理、调试社会秩序等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其功能选择由国家、社会与个人需求来判定,并在一个整体框架内适时调整。（2）民间习武作为世人追求自由的惯常手段,既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其自身主动选择性。习武是一种价值指向性的积极自由行为,并以此来满足自身价值预设。但价值达成之余,因人之欲的驱使而不断扩张,以掠获更大的资源与权力空间等,但必然受到武林制衡、社会控制与国家治理,从而使之走向秩序。（3）民间武术既是社会控制的目标,又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起着一种精神性的情感纽带作用,其能够很好地实现一种彼此接近的互通或一种高度自觉的共同,从而产生自我与他人的无形制约。从社会控制的价值取向上来看,民间武术相较于行政干预或强权政治,则能更加根本地、更加有效地触及人们的精神、情感世界,从而实现基于价值达成概念下的社会控制。（4）民间武术在不同时期被国家征用是一个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过程。其根据国家主题的转换、政府性质的变迁与人民生活的需求来采择其结构功能,而使之为国所用、为社会服务以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与此同时,民间武术自身依照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需适时调整自身角色和定位。（5）民间武术的演进与变迁是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变动过程的缩影,也是国家意志行为向地方性社会延伸、管辖、治理的具体应现,具有鲜明的国家在场、社会治理与精英行动互为共治的特点,并由此体现出民间武术从自由到秩序的意义建构过程。（6）民间武术意义的现代建构是其依据自身的调适与更新机制,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变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一种由文化主体依靠自身能动性所进行的文化创新和发展,是文化变迁的一种积极形式。
王传领[3]（2017）在《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的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是当今全球电影界最引人关注的好莱坞导演之一。这位出生在英国的年轻导演自上世纪末正式进入好莱坞并开始执导电影创作,在迄今为止不足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其先后创作的九部正式影片不仅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还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电影的叙事结构、哲理内涵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将"作者电影"和好莱坞工业体制二者的优势完美结合的同时,还通过对作品叙事奇观的呈现和后现代文化特质的思索,恰如其分地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融合在自己的电影之中,并由此创造了具有诺兰特色且被学界、业界和观众普遍认可的数部经典。这不仅让诺兰赢得了影迷所谓的"卡梅隆（James Cameron）负责革新电影技术,诺兰负责革新电影结构"的极高赞誉,也使得年轻的诺兰和他的九部作品能够在当今电影界占据极其重要的艺术地位。因此,我们在系统探讨诺兰电影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将其看作是一个以叙事奇观为外在载体、以后现代文化特质为主要内涵、以文化传播的"异托邦"为主要呈现方式的非典型性好莱坞作品。也正是由于对这一逻辑的践行,本文以伟大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所给予诺兰的"好莱坞最后一位电影作者"这一评价语为切入点,在系统梳理诺兰电影导演职业生涯历程及其所创作的九部作品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通过叙事母题、道德和身份以及叙事方式、悬念设置等关键点来解读诺兰作品中所呈现的叙事文化。不仅如此,本文还对诺兰电影的文化特质,如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其作品中的体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博弈等进行剖析,以期能够获得对于诺兰电影更为深刻的全面认知。除此之外,本文还将诺兰电影放置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通过好莱坞电影所潜藏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意识形态暴力等文化基因来审视诺兰的电影作品。当然,本文也没有忘记从中国电影发展的视角来审视诺兰作品,并希望能够从其作品中发掘出能够助力中国电影迅速成长的文化特质,以期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贡献些许理论力量。全文共分为以下五部分:绪论部分着重讨论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与方法。我们将克里斯托弗·诺兰看作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研究对象,其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早己使其跻身国际顶级电影导演行列,但是囿于其迄今为止的较短的导演职业生涯,对其电影作品的系统研究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既没有较为全面的专着,也没有深入解读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其他导演相比,对诺兰电影作品研究的期刊文献和硕士学位论文也相当有限,且基本限于对其电影作品叙事方面的探讨。因此,对于诺兰的电影文化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本文以文本分析和专题讨论等为主要途径,通过叙事学、电影史、后现代文化和跨文化传播等理论手段,深入诺兰电影作品的内部来解读其极具个人特色的电影文化构建方式。第一章由"电影作者"说起,详细论述"电影作者"一词的由来和发展,并围绕"电影作者"来阐述为什么斯皮尔伯格会给予诺兰这样的评价以及其和传统意义上"电影作者"之间的异同。对于诺兰来说,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对其日后走上电影导演之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本章通过梳理诺兰的成长经历和职业生涯来为其作品的文化研究奠定基调。当然,本章还将着重论述诺兰九部电影的创作历程和故事脉络,毕竟电影叙事方式的创新是其电影文化的主要支撑点。除此之外,诺兰还堪称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做到极佳平衡的电影工匠,他既获得了包括评论家、业界同行和普通观众的广泛认可,又取得了电影史上极好的票房成绩,这在整个电影界都是极为罕见的双重成就。因此,诺兰本人及其电影文化是极具艺术价值的研究对象。第二章主要阐述诺兰电影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叙事奇观。尽管克里斯托弗·诺兰的横空出世为当代电影带来了诸多变化,但电影结构尤其是叙事方式的创新仍然是其作品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存在。在其公映的九部作品中,诺兰将流浪与回家的叙事母题一再重复,并将这一母题放置在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场景中予以呈现,这不仅为他的电影故事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极大地扩展了叙事母体的表现空间。诺兰的电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类型片,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对于故事人物的精巧设计上。通常来说,诺兰所创造的电影人物既没有明确的现实道德逻辑,也不会获得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尤其是在后一点上,尽管诺兰的电影人物普遍具备多重身份,但这些身份往往呈现出情理之中的错位感,令人难以捉摸。当然,诺兰电影叙事奇观的呈现还主要依赖于其对于叙事本身的极致追求,这既包括有机结合的多重叙事方式和交错设计的繁复悬念,也包含复杂想象与简洁剪辑的完美融合,还涉及到了时间的延异与空间的建构。可以说,诺兰电影的叙事奇观是对电影本身全方位的突破。在涉及电影叙事方面诸多创新的共同作用下,诺兰的电影不仅实现了作品文化内涵的隐喻、变换和触发,还成为了文化工业时代非机械复制的艺术作品,并最终为其电影文化的呈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了诺兰电影的内在文化特质。在本文看来,这些文化特质主要表征为后现代的文化批判,其既可以看作是诺兰电影的主要创作意图,也可被视为诺兰电影的生长基础。本文主要选取了诺兰最具代表性的九部作品（其中将"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看作一个研究对象）来进行深入解读。本文认为,《盗梦空间》体现了二元对立系统的不确定性;"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呈现出难以维续的准则与权威;《记忆碎片》表现出诺兰对于理性至上主义的批判;而《星际穿越》则表达了诺兰对于传统思维模式中同一性的质疑。虽然诺兰电影中充溢着导演对于后现代文化哲理的认同与反思,但却并未使他的电影远离受众,这主要归功于诺兰在电影创作中所展现出的处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的巧妙手法,这两种文化形态在诺兰的电影中既相互妥协、又相互成就,最终为影片在艺术与商业上取得双重成就奠定了基础。在文化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将诺兰电影视为美式文化传播的"异托邦"——既是对美式文化的充分展现,又是对美式文化的创作和表现,并最终为观众呈现出一个包含美式文化特点的另类空间。第四章主要是将诺兰的电影置于跨文化的传播语境中来进行审视。在新媒介与全球化的助力下,电影已经不仅仅是属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产品,只有将其放入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才能折射出更多的文化价值与意义。由于好莱坞电影与生俱来的与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关系,其往往被看作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同义词。因此,包括欧洲在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不仅认为好莱坞电影的侵袭会对本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其所包含的美式文化特质还裹挟着意识形态暴力,这一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从诺兰电影这一角度来看,以其作品为代表的好莱坞电影之所以深受世界观众的青睐,就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了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共通点和以文化主体性为内涵的文化差异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使它们达到了真正地"和而不同",并在具体的电影作品中最大化地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此外,本章将视线集中在现阶段的中国电影上,通过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之间的对比,着重分析中国电影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本文认为,中国电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依靠文化民族主义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较多关注,也创作了数部名留史册的经典电影。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绑架中国电影的主要障碍,其不仅制约了中国电影的国际化道路,也对中国电影本身荼毒过重。因此,如果从文化软实力的大格局中来看,中国电影必须要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找到与世界各国文化接轨的平衡点,只有从这个平衡点出发,中国电影才能真正进入世界文化的传播秩序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还要在叙事艺术与技术上重新审视自己,通过对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的锱铢必较来实现电影作品观赏体验的提升。只有这样,中国电影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文化折扣",并最终成为能够匹敌好莱坞的文化高峰。在结语部分,本文回溯整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再次对克里斯托弗·诺兰及其电影作品的存在价值进行了总结与升华,突出说明其对于电影史和电影世界的巨大贡献,肯定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重要研究价值。
周伟东[4]（2016）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都未能有效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1939-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功解决此问题。1939-1949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由提出到基本实现的过程。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有助于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由、探寻中国未来的去向,有资于国家改革发展之道。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影响。纵向看,毛泽东这十年的建国思想可分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1939-1944）、联合政府主张（1944-194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1947-1949）三个阶段。横向观,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什么国、谁来建和怎样建三个基本问题。文章以发展阶段为经、以基本问题为纬,主要分析各阶段国家构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内容研究侧重分析国体和政体、经济文化政策、领导者和依靠力量、建国方式方法等。文章的基本观点如下:1939年之前,毛泽东对建国问题的长期探索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早年的爱国思想是其建国思想的原点。1911-1920年,其基本思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20-1935年,总体上主张工农民主专政。1935-1938年,为团结抗战,毛泽东转变了建国思路,先后提出“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口号。1939年底1940年初,在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之际,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它是一个包含建国目标、建国主体和建国方法的完整的建国构想,对全国性政权而言是一个远景规划和一般纲领,对地方抗日民主政权而言则是具体纲领。该构想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对于指导中共革命建国实践有重要意义。1944年中,为解决新形势下的抗战建国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这一具体纲领,并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但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内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趋对立的国际环境下,要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联合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历史条件。1947年后,毛泽东又与时俱进提出了第二个具体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它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联合政府主张,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建国目标,以四个阶级为建国主体,以反蒋建国为主要建国方式,并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新制度,引领和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它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国思想、重塑了国家精神、指导了革命建国实践、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对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善国家治理、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等方面有多重启示。当然,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认识有所偏颇,过于依赖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法治意识薄弱等。总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建国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它包含一个一般纲领和两个具体纲领。其主题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引领和促进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成功建立。
任晓斐[5]（2016）在《哈佛大学章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章程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学宪法”,一方面在于它对大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于它比较详细的包括了大学的办学目标,大学中各个机构的责任与义务和大学的内外部管理体制等具体内容。美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历史悠久,各高等院校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各高校的章程文本建设也相对完备。哈佛大学作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典范,其大学章程几经完善,章程文本内容既与时代接轨,又注重结合本校实际,已逐渐适应哈佛大学的内外部治理模式。因此,我国诸多学者也曾致力于对哈佛大学的研究,并且结合我国各高校的发展现状和特点,借鉴哈佛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希望对推动现代大学建设,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所帮助。综合我国学者对哈佛大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对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通识教育改革以及课程改革等几个方面的研究。针对我国的高校章程建设,《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教育部也敦促各高校积极建立大学章程文本。到2015年6月30日,教育部对全国112所“211”高校的章程都予以核准,并且陆续公布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大学章程建设的成效。建设大学章程,丰富其文本内容,对于加快学术自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大学,进而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主要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是绪论部分,这部分主要涉及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相关概念辨析等,同时还从国内国外两个层面就大学章程、美国大学章程和哈佛大学章程几个方面进行相关文献综述：第二章简要概括了哈佛大学章程的发展背景和发展历程；第三章主要从哈佛大学章程的结构、内容和体现出的办学理念三个方面对哈佛大学章程进行了文本分析,并总结了其特点；第四章内容主要是对哈佛大学章程价值的探讨：包括何谓大学章程的价值；如何选择大学章程的价值目标；哈佛大学章程对学校本身、对高等教育以及对社会所发挥的价值与作用；第五章中,通过前面几章对哈佛大学章程特点的分析和对其作用的总结,充分考虑我国各高校章程发展的实际情况,为我国的大学章程建设提出了几点启示。此外,通过分析我国大学章程的现状以及当前大学章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论述了我国大学章程的未来走向。
唐超学[6]（2016）在《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2000年-2015年）》文中研究指明三湘大地自古文人辈出,文脉源远流长,自古迄今留下了大量的不朽篇章。进入21世纪以来,湖南作家同样用自己的生命、才情与心力,以丰富多彩的创作实绩,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对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探讨与把握,了解其发展态势、精神向度、审美特征、创作类型等,对于进一步推进湖南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文学湘军的重振与文学事业的繁荣也有其重要的文化实践意义。整篇论文除绪论和余论外,主体部分由七章构成。绪论部分主要对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和述评,阐述论文的选题依据、行文思路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论述21世纪湖南小说的创作语境。认为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有着先辈打下的坚实基础,有着老中青齐头并进的良好代际态势,也有着政府积极的主流引导。但是,市场化、欲望化语境,影视媒体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的强势覆盖等,都给小说创作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与冲击。但湖南作家能坚守人文精神,执着于创作的个性追求,为21世纪小说创作做出了自我的贡献。其中官场小说、乡土小说、知识分子小说、历史小说与网络小说成绩斐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第二章重点探讨了21世纪湖南小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内蕴。认为深沉的忧患意识、朴素的生存意志和强烈的现世精神是21世纪湖南小说的主要精神维度。同时,三者有机统一,对底层民众的深入关注,对世俗生活的执着表现,让忧患意识有了质性内容,让现世精神充满生命主体意志。第三章着重论析21世纪湖南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具体来看,21世纪湖南小说依然有着较为鲜明的地域色彩,更有着丰富多样的民俗画卷。而在民俗画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巫觋人文与土匪影像。同时,湖南21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对官场腐败吏治弊端的揭露,对农村与农民命运的关切,对知识分子立身处境的感慨,都表明湖南作家敢于直面生活的矛盾与冲突,敢于开掘生活的复杂矛盾,无不是现实主义立场的体现。与此同时,湖南小说创作中还有着一种绵长不竭的浪漫精神,这在小说中的环境叙写、情节安排与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有着精彩的体现。第四章主要考察21世纪湖南官场小说。无论是从创作队伍、作品数量与创作质量上,湖南21世纪的官场叙事都是蔚为大观。这些作品不仅对权力场中的腐朽与堕落进行了发露和批判,而且从民间视角,对官场中的人性进行了深层次多方位的立体呈现。但在他们对官场进行表现、对官员进行塑造的时候,其缺点与不足也随之敞开。从创作主体的叙事语态来看,可见到创作者们多对官场怀着一种宽容的理解,这种理解是认同与批判的交融含混,是既然如此也就如此的暧昧。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民主意识的暧昧与悲剧精神的缺乏,导致批判力度的减弱与审美价值的局限。第五章主要阐述21世纪湖南乡土小说。乡土小说是21世纪湖南小说的主体。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仅对湖湘土地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种种变化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更将注视的目光投向了既往的历史。在对乡土叙述之时,既见到了湖湘沃土所涌动的如大地一般的生命元气,也见到了乡村中的苦难与不幸,愚昧与迷障。生命元气与大地血脉相通,是人类生生不息浑厚博大绵延不竭的生命源泉,精神迷障与人性顽疾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可能与生命的自由空间。第六章着重讨论21世纪湖南知识分子书写。21世纪湖南知识分子书写虽依然对知识分子的茫然彷徨,犹豫无奈有着深深的眷注,但因时代变化与代际差异等多种原因,湖南作家更多的是将知识分子投入到价值观念多元纷杂、商品大潮泛滥汹涌的生活之中,让他们直接进入到生活的炼狱去挣扎与探求。官场,商场,世俗生活是他们的追求场域,但他们同样也坚守着自己的人文立场与精神空间。但很有意味的是,他们在追求精神独立的同时,又陷入了世俗的泥淖,在追求人文立场的同时,又将自我的身份进行了暧昧化处理。如何寻找生命的依托,一切仍在探索之中。第七章重点阐释21世纪湖南历史小说。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湖湘历史叙事试图挣脱先前严肃崇高、宏大神圣的取向,不仅聚焦于底层人物的人生与命运,更是逐渐向着个体史、欲望史、偶然史等向度变化。同时,21世纪湖南历史小说更注重从底层人物身上叩问湖湘人民所特有的人格与精神。因湖南是多民族聚居地,湖南作家还对土家族、苗族历史进行了应有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主流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少数民族历史演进的忽略。余论部分重在思考与探寻湖南小说的局限和突破的向度。湖南小说虽在21世纪收获颇丰,但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与障碍。最为关键的是因文化素养与生命视域的受限、乡土文化精神的依赖以及因循传统而形成的困境,一些作家学识素养与人生阅历的不足,文学创作视野狭窄局促,心态缺乏淡定从容。新世纪的湖南小说家要寻求突围,应进一步提升自我、开放视域,摆脱对政治、市场、传统的束缚,强化文学性追求,以更具前瞻的原创性,构建出湖湘特质与世界视野自然融合的亮丽小说景观。
刘大伟[7]（2013）在《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一直以来都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诸多学者的推动下,陶行知研究一度成为当时的显学,各类成果不断涌现。但陶研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研究内容重复化、研究成果碎片化、研究队伍分散化等等,这些问题成为了陶行知研究在新世纪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的桎梏。为了能够帮助后人迅速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研究分析前辈学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学人群体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对整个陶行知研究学术史分源别派、考镜源流就不仅是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了。在陶行知研究学术发展史上,形成了一批具有相似的学术起源,类似的话语结构与知识体系,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构成的学人共同体。这一学术群体有着明确的研究纲领、旗帜性的引领人物,已经形成了特有的学术谱系。这一学术谱系不仅有着传承核心学术理念的功能,而且还会不断地对核心理念加以阐释嬗变,以助于谱系的开枝散叶、开疆拓域。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学案体”,并加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对陶行知研究中形成的学术谱系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达到分源别派、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功效,还可以充分了解学术谱系内部学人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历程,特别是在这其中社会结构对学人学术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通过借鉴谱系学、知识社会学等理论分析陶行知研究中出现的学人群体可以发现,由于受到社会环境、学术素养、知识传承流派以及个人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影响,主要的研究学人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学术群体。可以说,对陶研学术谱系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史的功用范围以内,而是深层次的考察了社会对学术、对知识的重要影响。除了绪论与余论以外,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学术谱系的先行理解”,阐释了谱系与学术谱系、学术史与学术谱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纷繁杂乱的陶行知研究学术史中抽丝剥茧,勾勒出陶行知研究中已经形成的谱系群体。第二章“吾爱吾师：‘亲缘’陶研学人群体”,归纳出一批与陶行知有着师徒“亲缘”或历史渊源上有着“亲缘”关系的学人群体,即形成的紧密型“亲缘”学人和松散型“亲缘”学人两个不同群体。通过对“亲缘”学人群体的陶研分析可以发现,紧密型“亲缘”学人虽然有着护师心切的研究心态,但对陶行知研究的推动以及松散型“亲缘”学人的研究都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松散型学人则在此基础上糅合了新的跨学科理论知识,将陶行知研究回归至学术本身。第三章“行是知之始：华东陶研学人共同体”,是一群强调“行”的研究学人群体。他们突出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现实观照,强调以陶行知教育思想来解决现实教育问题,体现出极强的实践取向。华东区域的学人因为文化和地域的原因,注重以综述性研究入手,走向实践性操作,在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游走,体现了陶行知研究的时代需求与内在张力。第四章“不要金银只要心：陶研华中学派”,重点研究了陶行知研究中出现的极有影响的师承性学派——华中师范大学陶研学派。通过对这一学派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代学人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一学派中的学人完全是因为被陶行知的个人魅力所感染,强调为研究而研究。此外,由于师承的缘故,三代学人的研究相互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学术血脉联系,突出强调学术的逻辑性,在研究结论上层层递进。在研究方法方面,他们打破了陶行知研究中较为陈旧的研究范式,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等多个维度重新阐释了陶行知的历史世界。第五章“丈夫志在探新地：海外陶研学人的个案分析”,具体探讨了海外较有影响力的陶研学人。通过对日本、欧美、港台地区六位学人的个案分析可以发现,海外的陶行知研究由于各国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成长路径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研究的缘起和结论也不尽相同。日本强调主体性,欧美强调民主性,港台则强调教育思想与宗教思想,这一研究走向体现出了海外陶研的多元化趋势。余论部分,在总结陶研学人谱系的基础上,借助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进一步分析后指出,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研究群体、学派,除了谱系学所谓的知识起源这一重要影响因素之外,学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变迁历程,学术场域的内部斗争都成为左右每一位研究者思想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影响因子。借助考察陶行知研究学术谱系这一个案,不仅对陶行知研究史起到了分源别派、考镜源流的作用,也揭示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内在联系。
赖继年[8]（2012）在《留英生与当代中国 ——以回国人员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877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派出了海军留学生，中国近代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民国时期，留英人数增多，规模也不断地扩大，“海军留英”及“庚款留英”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吸引留学生回国的政策，许多留英生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回国。建国初期，因为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始终与美国一致，所以中国没有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之间也没有教育交流活动。1954年6月，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6年，中国向英国派出了3名留学生，新中国的留英教育正式起步。“文革”爆发后，留英教育工作中止。1972年3月，中英两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留英教育得以恢复。这一年年底，中国向英国派出了16名留学生。此后，中国每年向英国派出少量留学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1979年4月17日，31名留学生赴英学习，这标志着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工作正式启动。此后，留英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80年代初，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向英国派遣留学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也应时而生。“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运行十年，不但为中国培养了人才，而且也改善了中英关系。1986年，国家调整了留学政策，留英生的层次愈加高了，质量得到了保证。1990年代，国家继续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并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一时期，留英教育事业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自费留英生越来越多，成为留英生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赴英国学习相对应的是留英生回国。留英生回国后参与了社会建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留英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他们对传统的专业进行改造，并引进了新的专业，建立了新型实验室和研究所。在高校教学方面，他们编写了新教材，开设了新课程，并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在学术研究方面，他们不断地开拓进取，取得了优异的学术成绩。一些留英生还担任了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他们在各自的学校进行了改革。留英生还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教育、文化等正处在恢复发展阶段，科研条件较差，留英生开始了艰苦的科技创业。他们从组建实验室开始，将西方的先进知识引入中国，并发展之。中国的科技水平也逐渐恢复并有所提高。1990年代后，中国的科研条件有所改善，极大地方便了留英生的科技创业。留英生进一步引进新知识、新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推出了“百人计划”，入选“百人计划”的留英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留英生还在“863”计划、“973”计划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技精英群体——留英院士群体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一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也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他们在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推动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1980年代，一些留英生转变了观念，开始自主创业。1990年代，回国创业的留英生逐渐增多，他们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进入21世纪后，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不断完善，自主创业的留英生也越来越多。在政府的引导下，留英生创办了许多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集中在留学生创业园。社会各界与政府部门对留英生的创业行为进行了评价。留英生在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人际关系问题、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学术环境问题、创业园融资问题，创业园建设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留英生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龚举善[9]（2011）在《报告文学的现代转进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中研究说明报告文学是伴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近代报刊业的兴起而诞生的一种新兴非虚构文学样式,是一种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的交叉性边缘文体。本文选取新时期到新世纪头十年（1978-2010年）即所谓“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作为研究的整体对象,旨在通过对转进路线的宏观梳理,初步确认此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揭示其文本蕴涵,考辨其文体格调,探究其转进指向,以便补足报告文学研究的转型视域,强化报告文学理论建构的学理色彩,改善当下不均衡的文学研究格局,进而为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经验参照和必要的理论支撑。作为非虚构文学谱系中的报告文学,既具有现实内容的客观性、主体思想的批判性和文本彰显的透明性等文体趋同性,又具有反映对象的丰富性、作家主体的差异性和表现方式的多样性等书写中的异质性。二者合构,生成该文体的一般特征。进入转型期后,受改革时代语境的影响和现代传播方式的推动,报告文学特别强化了拥有鲜明现代特质的问题性、显要性、广角性和网媒性。这说明,作为新兴文体,报告文学的某些特性是可以而且应该与时俱进的。正因为如此,研究转型期的报告文学才显示出现实必要性和理论紧迫性。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大体沿着三条依次贯通的线段转进：一是1970年代末期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开禁路线；二是1980-1990年代的突进与调适路线；三是新世纪头十年的掘进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哥德巴赫猜想》的面世,宣告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和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艺春天的来临。承此,1980年代的报告文学狂飙突进,充分显示了高扬的理想、充沛的激情和批判的光芒,以至于很多人习惯于把“80年代”视为转型期报告文学蓬勃展开的象征或代名词。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受意识形态情境的规定,报告文学作家的整体锐气遇挫,除部分作家依旧坚守报告文学的既定文体职能外,相当一部分作家的理想、激情和批判冲动有所收敛,广告文学、表扬文学、明星文学、史志文学开始膨胀。当然,19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看似蜕变的背后实际上仍然隐含着一种调适的企图,有人称之为“走向沉静”。这再次表明,报告文学确实是时代的文学,它较其他文体更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脉动。进入新世纪,人们以更为理性的眼光来打量报告文学,既不否认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职能,也不再把过多过重的额外负担强加给报告文学,因为报告文学毕竟只是一种具有显着社会功能的“文学”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报告文学开始了“转身”与“正本”的努力,试图通过对文化转向和文学性的检讨来重建文体规范,力求使报告文学回到自身应有的位置。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转型期报告文学虽然一度低迷,但总体上处于转进态势。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至为显要。这实际上包含了文化生成和身份位移两个方面。以社会生活为参照,报告文学无疑发轫于真实的现实场景；以意识形态为参照,报告文学生成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第三种真实”,是一种具有突出社会性的审美意识形态；以文学背景为参照,报告文学是一种开放式复合型边缘文体。转型期报告文学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作家中心”和1990年代的“读者崇拜”之后,继而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相对而言,在文学被总体边缘化的今天,报告文学反而呈现出从文学边缘向中心位移的可能性。究其原因,既有经济杠杆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作家意志和现代传媒的挤兑与推动。现在要做的,一是正确看待“边缘”思维的价值,二是认真培育走向“中心”的意愿,三是努力谋求报告文学应有的文学性。深入到此期报告文学内部,不难发现,改革始终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核心表达意愿,救赎一直是报告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目标。在这一总体基调的规定之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头十年的报告文学形成了历史反思、新闻快递、科技引领、道法审视、生态忧患等多种主题模式。适应上述主题表现的需要,逐渐汇聚了三农话语、生态诉求、教育关怀、反腐意志等具有代表性的题材范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文化身份和文本蕴涵决定了它的文体格调,这可以从现代品格和艺术维度两个方面得到印证。先锋性生活警示、平民化写作心态、史诗性文本时空、超越性价值取向和崇高式文体风格是此期报告文学现代文学品格的宏观体征。就微观艺术表现来看,转型期报告文学的优秀文本在以下六个层面保障了该文体的文学性：形神兼备的报告形象、本真深切的思想感情、鲜活明快的语言特色、灵动自便的叙述手法、创新自洽的结构方式、情与景会的多彩意境。由此可见,虽然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屡遭诟病,但就其总体而言,报告文学的审美品质正由粗放型向精细化方向演进。那么,转型期报告文学实现现代转进的指向性理路何在呢?与报告文学的现代文体特质相适应,转型期报告文学在长时间的发展调适过程中逐步养成了四种现代意识：人文审视意识、主体在场意识、广角叙事意识和信息交换意识。由此而来,转型期报告文学创造性地达成了四种必要而显着的发展理路：由“审父”到自审的批判理路,由“边缘”到中心的参与理路,由聚焦到散点的叙事理路,由一元到多维的传播理路。正是这四种理路的铺设,转型期报告文学完成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现代转进。但这并不意味着转型期报告文学没有问题。事实上,任何文体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摇摆和波动,有时甚至可能越出轨道之外。转型期的报告文学也不例外,也发生过并且可能继续出现诸如文体界限模糊、轻视调查采访、批判精神弱化、形式创新不足等弊端。但我们同样相信,新世纪将来时态的报告文学有理由发展得更好。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为报告文学的持续推进提供社会基础,接受主体为报告文学的阅读需求提供期待动力,信息通畅为报告文学的快速传播提供运行通道,市场机制为报告文学的开放式写作提供激励程序,文体自觉为报告文学的良性生长提供自律能量。
蔡浩明[10]（2011）在《清末湖南咨议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以湖南咨议局为例,关于清末咨议局的一项实证研究。咨议局的成立是清朝预备立宪的产物。其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摇摇欲坠,立宪既是清王朝的救命稻草,也是西学东渐之下民众的诉求,湖南咨议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成立和运作既离不开时代的大背景,也极具地方特色。湖南咨议局的成立是官、绅、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选民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极低,但毕竟是湖南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湖南咨议局是一个独立的官方机构,其议员通过复式选举民选产生,且在形式上地位平等。议员通过参与提案、质问、辩论、表决等方式行使职权。湖南咨议局采用多数决的方式集体决定问题,其议决案对巡抚具有一定的拘束力。从结构上看,湖南咨议局具备现代地方议会的特征。湖南咨议局的职权依《咨议局章程》而定,它为湖南咨议局议员的参政议政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湖南咨议局行使职权有很完整的制度保障,其通过制定《议事细则》和《办事细则》,建立起完备的工作程序和会议制度。湖南咨议局主要通过会议的方式行使职权,其会议具有民主、公开的特征。议员们积极履行职责,参与咨议局的参政议政活动,他们和地方官吏之间存在诸多纷争,其实质是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两者虽然可以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但关系到重大利益问题的时候斗争就往往比较尖锐、复杂。在实际运作当中,双方往往能通过利益权衡后的审慎选择,达成相互妥协的结果。议员们对可决案的坚持,既体现了他们对官场监督的注重,也表现了他们迫切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通过对湖南咨议局的议决案和湖南咨议局在湖南保路运动、长沙抢米风潮、国会请愿运动和辛亥革命中的作为和影响来看,其具有有限的代议、政治论坛、控制和监督政府、利益整合和合法化的功能。通过对湖南咨议局结构、功能和运作情况的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南咨议局是一种兼具有地方议会结构特征和政治协商机构功能特征的政治实体,是代议（选举）政治与协商政治的有机结合,参与此机构活动的主要是绅商阶层。湖南咨议局是湖南第一个官方性的民意机构,在湖南的民主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其真正意义在于对民主制度的传播。湖南咨议局的历史是清末宪政改革失败的一个缩影,其对于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2.2.1 理论意义 |
| 1.2.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武术研究述评 |
| 1.3.1.1 武术的起源和概念研究 |
| 1.3.1.2 武术的价值和定位研究 |
| 1.3.1.3 武术的保护和发展研究 |
| 1.3.2 地域武术研究述评 |
| 1.3.3 武术人类学研究述评 |
| 1.3.4 民间武术研究述评 |
|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4.1 概念界定 |
| 1.4.1.1 民间武术 |
| 1.4.1.2 自由 |
| 1.4.1.3 秩序 |
| 1.4.1.4 自由与秩序的辩证 |
| 1.4.2 理论基础 |
| 1.4.2.1 四因说 |
| 1.4.2.2 自然秩序理论 |
| 1.4.2.3 社会控制理论 |
| 1.4.2.4 国家治理理论 |
| 1.5 研究问题与创新 |
| 1.5.1 研究问题 |
| 1.5.2 研究创新 |
| 1.5.2.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2.2 研究思路的创新 |
| 1.5.2.3 学术观点的创新 |
| 1.6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6.1 研究对象 |
| 1.6.2 研究方法 |
| 1.6.2.1 文献研究法 |
| 1.6.2.2 田野调查法 |
| 1.6.2.3 历史分析法 |
| 1.6.2.4 案例研究法 |
| 1.6.2.5 口述史方法 |
| 1.7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7.1 研究思路 |
| 1.7.2 研究内容 |
| 1.8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8.1 研究重点 |
| 1.8.2 研究难点 |
| 2 历史与田野:江苏沛县的历史文化与区域图景 |
| 2.1 历史情景中的田野 |
| 2.2 地理场景中的田野 |
| 2.3 现实图景中的田野 |
| 2.4 沛县域景中的武术 |
| 3 演进与变迁:江苏沛县武术的历史考察 |
| 3.1 古代沛县武术(秦汉—1840年) |
| 3.1.1 古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1.2 古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1.2.1 兵操演练 |
| 3.1.2.2 隐匿民间 |
| 3.1.2.3 寓于舞中 |
| 3.1.3 古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1.3.1 战事之需 |
| 3.1.3.2 武举制度 |
| 3.1.3.3 任侠尚武 |
| 3.1.4 古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1.4.1 统一天下 |
| 3.1.4.2 治国理政 |
| 3.1.4.3 竞逐自由 |
| 3.2 近代沛县武术(1840年—1949年) |
| 3.2.1 近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2.2 近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2.2.1 流转授拳 |
| 3.2.2.2 民间结社 |
| 3.2.2.3 湖团组织 |
| 3.2.3 近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2.3.1 自然环境 |
| 3.2.3.2 政权迭变 |
| 3.2.3.3 社会变迁 |
| 3.2.4 近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2.4.1 驱除鞑虏 |
| 3.2.4.2 强国强种 |
| 3.2.4.3 自由放任 |
| 3.3 现代沛县武术(1949年—2000年) |
| 3.3.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 |
| 3.3.1.1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1.2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1.3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1.4 改革开放前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3.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 |
| 3.3.2.1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3.2.2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3.2.3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3.2.4 改革开放后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 当代沛县武术(21世纪—至今) |
| 3.4.1 当代沛县武术的社会基础 |
| 3.4.2 当代沛县武术的组织形式 |
| 3.4.2.1 竞技武术 |
| 3.4.2.2 群众武术 |
| 3.4.2.3 学校武术 |
| 3.4.3 当代沛县武术的支撑体系 |
| 3.4.3.1 国家战略 |
| 3.4.3.2 政策利好 |
| 3.4.3.3 续写传统 |
| 3.4.4 当代沛县武术的目标体系 |
| 3.4.4.1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 3.4.4.2 搞活沛县武术产业 |
| 3.4.4.3 提升全民健身健康 |
| 3.4.4.4 助力地域品牌建设 |
| 3.4.4.5 参与现代社会治理 |
| 4 记忆与表达:江苏沛县武术的门派纷呈 |
| 4.1 沛县武术门派的历史形成 |
| 4.2 沛县武术门派的纷呈图景 |
| 4.2.1 纷呈图景 |
| 4.2.2 地理分布 |
| 4.2.3 传承谱系 |
| 4.3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械套路 |
| 4.3.1 沛县武术内容存量丰厚 |
| 4.3.2 沛县武术器械五花八门 |
| 4.4 沛县武术门派的拳种特点 |
| 4.5 民间武术门派的纷呈根源 |
| 4.5.1 家国同构的政治思维是武术门派纷呈的重要因素 |
| 4.5.2 血缘宗法的传承脉络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制度根源 |
| 4.5.3 宋明理学的文化内核是武术门派纷呈的思想源泉 |
| 4.5.4 门户空间的社会建构是武术门派纷呈的动力机制 |
| 4.5.5 偏于一偶的武学追求是武术门派纷呈的直接动因 |
| 5 追问与悬搁:民间习武所为何来? |
| 5.1 始末缘起:自由的嵌入 |
| 5.2 反本溯源:自由的追问 |
| 5.3 实证考察:自由的达成 |
| 6 扩张与制约:民间武术的社会控制 |
| 6.1 民间武术中的自由扩张 |
| 6.1.1 自利则生 |
| 6.1.2 以正求反 |
| 6.1.3 自由扩张 |
| 6.2 社会控制中的民间武术 |
| 6.2.1 利他方能利己 |
| 6.2.2 制衡利益格局 |
| 6.2.3 正义穿插其中 |
| 7 平衡与秩序:民间武术的国家征用 |
| 7.1 国家强权与军事征用 |
| 7.2 国家形象与政治征用 |
| 7.3 立德树人与育人征用 |
| 7.4 全民健康与身体征用 |
| 8 从自由到秩序:民间武术意义的建构机制 |
| 8.1 精英行动 |
| 8.1.1 武术精英在社会秩序构建中的行动策略 |
| 8.1.1.1 日常生活交往积累了良好的乡性 |
| 8.1.1.2 原发性人力资本增加了社会威望 |
| 8.1.1.3 介入村落公私事务树立公共威望 |
| 8.1.2 武术精英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行动策略 |
| 8.1.3 武术精英在村落纠纷调解中的行动策略 |
| 8.2 地方社会 |
| 8.2.1 湖田之争与地方社会 |
| 8.2.1.1 建国前湖田之争 |
| 8.2.1.2 建国后湖田之争 |
| 8.2.1.3 事件之何以形成 |
| 8.2.2 门派林立与地方社会 |
| 8.2.2.1 门派林立彰显社会伦理规训 |
| 8.2.2.2 武术门派参与村落社会治理 |
| 8.2.2.3 武术门派协同调试社会秩序 |
| 8.3 国家在场 |
| 8.3.1 国家权力机构与民间武术 |
| 8.3.2 国家权力代理人与民间武术 |
| 8.3.3 国家权力符号与民间武术 |
| 8.4 相互在场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访谈提纲Ⅰ |
| 附录2 :访谈提纲Ⅱ |
| 附录3 :访谈提纲Ⅲ |
| 附录4 :碑文选录Ⅰ |
| 附录5 :碑文选录Ⅱ |
| 附录6 :碑文选录Ⅲ |
| 附录7 :碑文选录Ⅳ |
| 附录8 :文件Ⅰ |
| 附录9 :文件Ⅱ |
| 附录10 :民事纠纷案例Ⅰ |
| 附录11 :民事纠纷案例Ⅱ |
| 附录12 :口述访谈选录 |
| 学习简历与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电影作者"诺兰导演综述 |
| 第一节 诺兰导演及其作品概论 |
| 一、诺兰的导演历程 |
| 二、诺兰的电影作品 |
| 第二节 诺兰电影的整体评价 |
| 一、诺兰电影的口碑与评分 |
| 二、诺兰电影的票房成就 |
| 第三节 诺兰的"电影作者"属性 |
| 一、好莱坞最后一位"电影作者" |
| 二、迥异于传统的"电影作者" |
| 第二章 诺兰电影叙事奇观的呈现 |
| 第一节 诺兰电影中的叙事母题 |
| 一、流浪与回家的双向徘徊 |
| 二、现实且虚幻的叙事场景 |
| 第二节 诺兰电影中的身份与道德 |
| 一、身份的认同与错位 |
| 二、道德逻辑的模糊 |
| 第三节 诺兰特色的电影叙事奇观 |
| 一、多种叙事方式的有机结合 |
| 二、繁复故事悬念的交错设计 |
| 三、复杂的想象与简洁的剪辑 |
| 四、时间的异延与空间的构建 |
| 第四节 诺兰电影叙事奇观的意义呈现 |
| 一、文化工业时代非机械复制的作品 |
| 二、电影文化内涵的隐喻、转换和触发 |
| 第三章 诺兰电影的内在文化特质 |
| 第一节 诺兰电影中的文化批判 |
| 一、《盗梦空间》:二元对立系统的不确定性 |
| 二、"蝙蝠侠三部曲":难以维续的准则与权威 |
| 三、《记忆碎片》:对理性至上主义的批判 |
| 四、《星际穿越》:对传统思想同一性的质疑 |
| 第二节 诺兰电影中的文化博弈 |
| 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相互成就 |
| 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与妥协 |
| 第三节 诺兰电影中的美式文化传播 |
| 一、作为美式文化传播载体的诺兰电影 |
| 二、作为文化传播"异托邦"的诺兰电影 |
| 第四章 诺兰电影文化特质的跨文化表达 |
| 第一节 诺兰电影中的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 |
| 一、象征文化帝国主义的诺兰电影 |
| 二、裹挟意识形态暴力的诺兰电影 |
| 第二节 诺兰电影中的文化普遍性与差异化 |
| 一、普遍性: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共通点 |
| 二、差异化:以文化主体性为内涵的独特呈现 |
| 第三节 诺兰电影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启示 |
| 一、突破文化民族主义框架的束缚 |
| 二、强化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地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研究概况 |
| （二）观点述要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三、研究对象与史料范围 |
| （一）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含义 |
| （二）主要概念辨析 |
| （三）时间界定 |
| （四）主要史料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与重难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39年之前的毛泽东建国思想 |
| 第一节 毛泽东早年的建国思考（1911-1920） |
| 一、朦胧的国家理想 |
| 二、民众大联合思想 |
| 三、“湖南共和国”主张 |
| 第二节 工农民主专政思想（1920-1935） |
| 一、转向马列主义建国思想 |
| 二、联合统治主张 |
| 三、地方苏维埃建政思想 |
| 四、“苏维埃共和国”建政经验 |
| 第三节 抗战建国的思路转变（1935-1938） |
| 一、“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 |
| 二、“民主共和国”主张 |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1939-1944）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形成与局部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提出 |
| 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发展 |
| 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局部实践—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建国目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
| 二、建国主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
| 三、建国方法：抗战建国、统一战线、两步走战略 |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基本特征 |
| 一、具有新国体与新政体 |
| 二、规定社会主义前途 |
| 三、与政权建设实践相结合 |
| 第三章 联合政府主张（1944-1947） |
| 第一节 联合政府主张的形成与中断 |
| 一、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
| 二、联合政府主张的系统化 |
| 三、联合政府主张的曲折发展 |
| 四、联合政府主张的中断 |
| 第二节 联合政府主张的主要内容 |
| 一、联合政府的两种类型及性质 |
| 二、三种党派与五个阶级的联合 |
| 三、以打促谈和两步走方针 |
| 第三节 联合政府主张的基本特征 |
| 一、联合政府主张的战略性 |
| 二、联合政府主张的策略性 |
| 三、联合政府主张的复杂性 |
|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1947-1949） |
|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形成与基本实现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发展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定型与基本实现 |
|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政治经济制度 |
| 二、两种党派与四个阶级的联合 |
| 三、反蒋、民主与协商的建国方式 |
|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的基本特征 |
| 一、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体 |
| 二、继承与发展了联合政府主张 |
| 三、以《共同纲领》为制度保障并基本实现 |
| 第五章 对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认识 |
| 第一节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意义 |
| 一、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国思想 |
| 二、重塑了国家精神 |
| 三、指导了革命和建国实践 |
| 四、初步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对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认识失之偏颇 |
| 二、对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形成路径依赖 |
| 三、法治意识薄弱 |
| 第三节 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现实启示 |
| 一、在经济制度上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二、在国家治理中发扬民主合作共治精神 |
| 三、在国家改革发展中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 |
| (二) 国外研究 |
| 四、概念界定及概念辨析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相关概念辨析 |
| 五、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法 |
| (二) 历史法 |
| (三) 个案法 |
| (四) 比较法 |
| 六、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的重难点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哈佛大学章程的产生及发展 |
| 一、哈佛大学章程产生的背景 |
| (一) 政治背景 |
| (二) 经济背景 |
| (三) 文化背景 |
| 二、哈佛大学章程的发展历程 |
| 第三章 哈佛大学章程的内容 |
| 一、哈佛大学章程的文本内容 |
| (一) 哈佛大学章程的内容与结构 |
| (二) 哈佛大学章程蕴含的办学理念 |
| 二、哈佛大学章程的特点 |
| (一) 本土和时代特色鲜明 |
| (二) 坚持真理,崇尚学术自由 |
| (三) 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发展 |
| (四) 法律特征明显,法律地位较高 |
| 第四章 哈佛大学章程的价值评价 |
| 一、价值目标的选择及确定 |
| (一) 大学章程价值的内涵 |
| (二) 大学章程的价值目标 |
| 二、哈佛大学章程的价值与作用 |
| (一) 对学校的价值与作用 |
| (二) 对高等教育的价值与作用 |
| (三) 对社会的价值与作用 |
| 第五章 哈佛大学章程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大学章程的发展现状 |
| (一) 发展成效 |
| (二) 存在的问题 |
| 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 集思广益,创新大学章程内容,突出学校优势和特色 |
| (二) 秉承学术自由,加强大学自治 |
| (三) 建立健全外部监督机制 |
| 三、中国大学章程的未来走向 |
| (一) 进一步增强大学章程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
| (二) 从立法角度审视和讨论现代大学章程,彰显其法律属性 |
| (三) 通过制定大学章程丰富大学职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二、选题依据、基本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文学语境与创作概况 |
| 第一节 小说创作的多元语境 |
| 第二节 创作群体的涌现与个性化探求 |
| 第三节 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 |
| 第二章 时代蜕变中的精神向度 |
| 第一节 深沉的忧患意识 |
| 第二节 朴素的生存意志 |
| 第三节 强烈的现世精神 |
| 第三章 立足现实的审美追求 |
| 第一节 民俗画卷与巫觋人文 |
| 第二节 匪事叙述与另类英雄 |
| 第三节 现实精神与浪漫风韵 |
| 第四章 蔚为大观的官场叙事 |
| 第一节 庞大创作力量与骄人业绩 |
| 第二节 权力阶层中的多样生态 |
| 第三节 现代民主与传统人文的错杂 |
| 第五章 浊重浑朴的乡土画卷 |
| 第一节 湖湘乡土叙事的传统与转向 |
| 第二节 乡村历史蜕变的再度审视 |
| 第三节 土地的眷恋与远离的艰涩 |
| 第六章 直面困窘的知识分子书写 |
| 第一节 湖湘知识分子书写的流变 |
| 第二节 价值认同的寻求及可能 |
| 第三节 人文精神的持守与尴尬 |
| 第七章 突破主流藩篱的历史言说 |
| 第一节 湖湘历史小说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还原历史与瞩目民国 |
| 第三节 家族、个体与时代的激荡 |
| 余论 |
| 一、素养、视野和心态的局限 |
| 二、原创精神与超越的可能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一) 将人置于历史的中心 |
| (二) 梳理出陶研主流思想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学术史研究现状 |
| (二) 陶行知研究学术史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学术谱系的先行理解 |
| 一、概念与方法 |
| (一) 谱系与学术谱系 |
| (二) 口述与叙事 |
| 二、视域与体系 |
| (一) 当代学术何以成史 |
| (二) 学术史·学术谱系·学人 |
| 三、脉络与谱系 |
| (一) 陶研历史脉络 |
| (二) 陶研谱系鸟瞰 |
| 第二章 吾爱吾师：“亲缘”陶研学人群体 |
| 一、紧密型“亲缘”陶研学人 |
| (一) 刘季平 |
| (二) 方与严 |
| (三) 张劲夫与张健 |
| (四) 戴伯韬 |
| (五) 方明 |
| (六) 戴自俺 |
| (七) 王琳 |
| (八) 胡晓风 |
| 二、松散型“亲缘”陶研学人 |
| (一) 郭笙与储朝晖 |
| (二) 朱小蔓、杨东平、梅汝莉与姚文忠 |
| (三) 晓庄学人的研究贡献 |
| 三、“亲缘”学人的思想传承 |
| 第三章 行是知之始：华东陶研学人共同体 |
| 一、开拓期华东学人 |
| (一) 张文郁与张癸 |
| (二) 胡国枢 |
| (三) 童富勇 |
| 二、探索期华东学人 |
| (一) 金林祥 |
| (二) 金门弟子的贡献 |
| 三、华东学人共同体的思想流变 |
| 第四章 不要金银只要心：陶研华中学派 |
| 一、革故与鼎新：第一代华中陶研学人 |
| (一) 董宝良 |
| (二) 章开沅与唐文权 |
| (三) 夏德清 |
| 二、形塑与再造：第二代华中陶研学人 |
| (一) 周洪宇 |
| (二) 余子侠 |
| (三) 喻本伐 |
| (四) 熊贤君 |
| 三、启新与拓域：第三代华中陶研学人 |
| (一) 胡志坚 |
| (二) 蔡幸福 |
| (三) 陈竞蓉等人的贡献 |
| 四、华中学派的学术传承 |
| 第五章 丈夫志在探新地：海外陶研学人的个案分析 |
| 一、日本：斋藤秋男与牧野笃 |
| (一) 斋藤秋男 |
| (二) 牧野笃 |
| 二、港台：何荣汉与曹常仁 |
| (一) 何荣汉 |
| (二) 曹常仁 |
| 三、欧美：黄冬与姚渝生 |
| (一) 黄冬 |
| (二) 姚渝生 |
| 四、海外群体的特点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概念辨析与界定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海军留英教育 |
| 二、 其他留英教育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留英教育 |
| 第三节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留英教育 |
| 一、 建国初期留英生回国 |
| 二、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三、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的留英教育 |
| 第一节 留英教育工作的启动 |
| 一、 邓小平的指示及新时期留学工作的启动 |
| 二、 首批留英生的派遣 |
| 第二节 留学政策的演变 |
| 一、 中国公派留学政策的演变及中英教育交流与合作政策的演变 |
| 二、 英国的外国留学生政策及吸引留学生的措施 |
| 第三节 留英教育的基本情况 |
| 一、 留英教育的演变 |
| 二、 留英学生统计 |
| 三、 留英生的学习与生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执行——兼述典型的留英生群体 |
| 第一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背景 |
| 二、 包玉刚与“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启动 |
| 第二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实施 |
| 一、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留英生的选派 |
| 二、 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三、 留英生的留学生涯 |
| 第三节 “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的影响 |
| 一、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正是这些人才提高了中国的科研水平，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及社会经济的发展） |
| 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留学教育模式（为以后留英教育提供了经验，加强了华人华侨的联系，发展了中英关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留英生与中国的高等教育 |
| 第一节 高等院校留英生群体分析 |
| 一、 高等院校留英生回国原因分析 |
| 二、 高等院校留英生情况介绍及其专业分析 |
| 三、 高等院校留英生的群体特征 |
| 第二节 留英生群体与高校发展 |
| 一、 留英生与学科建设 |
| 二、 留英生与高校教学 |
| 三、 留英生与学术研究 |
| 第三节 留英生与大学管理 |
| 一、 留英回国的大学领导 |
| 二、 留英校长与高校改革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留英生与中国科技 |
| 第一节 留英生群体的科技创业 |
| 一、 1980 年代的科技创业 |
| 二、 1990 年代以后的科技创业 |
| 第二节 留英生的重要科技角色 |
| 一、 留英生与“863”计划 |
| 二、 留英生与“973”计划 |
| 三、 留英生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
| 第三节 两院院士中的留英生 |
| 一、 具有留英背景的院士群体统计 |
| 二、 留英院士的科技贡献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留英生与人文社会科学 |
| 第一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留英生 |
| 一、 留英生学科统计分析——以学科排名靠前的大学为中心 |
| 二、 部份优秀留英生分析 |
|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留英生的成就 |
| 一、 经济学与法学 |
| 二、 历史学与社会学 |
| 三、 哲学、文学及其它学科 |
| 四、 留英生与当代艺术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八章 留英生创业 |
| 第一节 留英生的创业轨迹 |
| 一、 留英生的早期创业 |
| 二、 留英生创业的新时期 |
| 第二节 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一、 深圳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二、 中关村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三、 其它留学生创业园中的留英生 |
| 第三节 三个典型的留英创业者 |
| 一、 张欣：优秀的留英创业人员 |
| 二、 沈锟：回国卖鸡的留英双硕士 |
| 三、 隋涛：一般的留英创业者 |
| 第四节 留英生创业的评价 |
| 一、 社会评价 |
| 二、 政府评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九章 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一节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人际关系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自主创新环境问题及其对策 |
| 三、 高校与科研机构留英生面临的学术腐败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二节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融资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自主创业留英生面临的创业园建设问题及其对策 |
| 第三节 留英生面临的其它重要问题及其对策 |
| 一、 留英生子女就学问题及其对策 |
| 二、 留英生待业问题及其对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本文的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报告文学:文体必要与现代资质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报告文学的趋同性和异质性 |
| 三、转型期报告文学的现代特质 |
| 第一章 转进路线: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
| 第一节 《哥德巴赫猜想》的开启意义 |
|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 |
| 二、《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 |
| 第二节 1980-1990年代的突进与调适 |
| 第三节 新世纪十年的开掘姿态 |
| 第二章 文化身份:文化生成与身份位移 |
| 第一节 文化生成:三重参照 |
| 一、报告文学发轫于现实生活场景 |
| 二、报告文学是介于"两种真实"之间的第三形式 |
| 三、报告文学日益成为开放式复合型文学样式 |
| 第二节 身份位移:原因与启示 |
| 一、位移的几个层面 |
| 二、位移的基本原因 |
| 三、位移的主要启示 |
| 第三章 文本蕴涵:主题样态与题材范型 |
| 第一节 以改革为基调的主题样态 |
| 一、改革是转型期报告文学的总体基调 |
| 二、救赎是转型期报告文学创作的主体愿景 |
| 三、几种代表性主题模式 |
| 第二节 以民本为元素的题材范型 |
| 一、不倦的话题——三农题材 |
| 二、沉重的应对——生态诉求 |
| 三、渴望的目光——教育关怀 |
| 四、艰辛的抵抗——反腐意志 |
| 第四章 文体格调:现代品格与艺术维度 |
| 第一节 现代文学品格 |
| 一、生活预警的先锋性 |
| 二、书写心态的平民性 |
| 三、文本时空的史诗性 |
| 四、价值取向的超越性 |
| 五、文体风格的崇高性 |
| 第二节 多元艺术维度 |
| 一、报告形象:形神兼备 |
| 二、思想感情:本真深切 |
| 三、语言运用:鲜活明快 |
| 四、叙述手法:灵活自便 |
| 五、结构方式:创新自洽 |
| 六、意境营造:情景交融 |
| 第五章 转进指向:日趋深化的发展理路 |
| 第一节 批判理路:由审父到自审 |
| 第二节 参与理路:由边缘到中心 |
| 第三节 叙事理路:由聚焦到散点 |
| 第四节 传播理路:由一元到多维 |
| 余论回顾与前瞻:挑战中的希望 |
| 一、挑战:不应忽视的问题 |
| 二、希望:新世纪可能的机遇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学术史的回顾 |
| 一、关于清末咨议局的研究 |
| 二、关于清末湖南咨议局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资料、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湖南咨议局的历史时空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宪政思潮 |
| 第二节 内忧外患中的清末新政 |
| 第三节 清末湖南的省情 |
| 一、地理状况 |
| 二、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形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湖南咨议局的筹备与成立 |
| 第一节 湖南咨议局筹备处 |
| 一、湖南咨议局筹备处的成立 |
| 二、筹备处成立后的工作 |
| 第二节 湖南咨议局议员的选举 |
| 一、咨议局议员选举制度的规范分析 |
| 二、湖南咨议局议员的选举过程 |
| 三、对选举过程的考察 |
| 第三节 湖南咨议局的开局 |
| 一、开局准备 |
| 二、开局仪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湖南咨议局的结构 |
| 第一节 内部组织 |
| 一、议员 |
| 二、议长、副议长 |
| 三、常驻议员 |
| 四、全局大会 |
| 五、审查委员会 |
| 六、助理机构 |
| 第二节 外部关系 |
| 一、湖南咨议局与行政官厅 |
| 二、湖南咨议局与资政院 |
| 三、湖南咨议局与湖南各党派团体 |
| 四、湖南咨议局与其他省咨议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湖南咨议局的职权与运行 |
| 第一节 湖南咨议局的职权 |
| 一、湖南咨议局职权的规范分析 |
| 二、清末关于咨议局职权的一次论争 |
| 第二节 湖南咨议局的工作程序与会议制度 |
| 一、工作程序 |
| 二、会议制度 |
| 第三节 湖南咨议局实际运行情况的考察 |
| 一、议员的出勤情况 |
| 二、议员的提案情况 |
| 三、议员的发言情况 |
| 四、议员担任议案审查长和审查员的情况 |
| 五、行政官厅对咨议局活动的支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湖南咨议局的功能（上）——以议案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一节 湖南咨议局议案的总体分析 |
| 一、第一届常年会议案情况及分析 |
| 二、第二届常年会议案情况及分析 |
| 第二节 议政功能的个案分析——以“整顿田房契税案”为例 |
| 一、案件介绍 |
| 二、案件分析 |
| 第七章 湖南咨议局的功能（下）——湖南咨议局与重大时局 |
| 第一节 湖南咨议局与湖南保路运动 |
| 第二节 湖南咨议局与长沙抢米风潮 |
| 第三节 湖南咨议局与国会请愿运动 |
| 第四节 湖南咨议局与辛亥革命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湖南咨议局的性质、意义与启示 |
| 第一节 湖南咨议局的性质 |
| 第二节 湖南咨议局的历史意义 |
| 一、湖南咨议局是清末湖南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起点 |
| 二、湖南咨议局为新兴的绅商阶层提供了合法的参政议政平台 |
| 三、湖南咨议局是清末湖南民主政治家的培育摇篮 |
| 第三节 湖南咨议局的得失对今天的启示 |
| 一、改革败北只因“祸起萧墙” |
| 二、“政权”与“治权”改革并举 |
| 三、配套改革的并进 |
| 四、国民意识的养成 |
| 五、代表的广泛性 |
| 六、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
| 七、改革既要关注权力的改良，更要关注权利的保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举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