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会见索尼娅·甘地

一、李鹏会见索尼娅·甘地（论文文献综述）

于立环^[1]（2021）在《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指出2014年5月,纳伦德拉·莫迪及其代表的印度人民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印度大选,成立了以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素以强人着称的莫迪,自组阁之日起其内外政策就引起了外界的普遍关注。而其上台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更是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截止到2021年,莫迪政府已经执政了近7个年头。在这7年间,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由执政初期的对华接触政策逐渐滑向执政中期的对华“问题外交”,由“问题外交”再过渡到了对华强硬外交政策。莫迪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继承以往印度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上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其变化具体表现为:对外政策的保守性显着增强;印度传统的“不结盟”外交传统日趋淡化;“平衡外交”的特点日益明显;对华政策的投机性和冒险性增强。莫迪政府颇具投机性的对华政策和中印两国边界地区对华军事冒险行为,不仅破坏了中印之间脆弱的信任机制,加剧了中印之间地区战略竞争,而且也大大增强了中印发生军事对抗甚至武装冲突的风险,给中印正常双边关系地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莫迪政府上述对华政策,多少增加了中国在西南边陲的战略压力,妨碍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落实。对此,中国政府应客观认识印度对华政策新变化,在继续发展对印关系的同时,准确定位印度在我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防范印度可能进行的政治、军事冒险行为。

马加力^[2]（2019）在《中印外交关系70年》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与印度是山水相连的邻国。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今已近70年。70年来,中印关系经历了风雨波折,但是总体来看,中印关系保持着较好的状态。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剧变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印两国需要妥善处理边界争端,密切互利互惠的经济关系,积极推动人文交流和民间往来,努力减少战略互信赤字,强化在国际舞台上的有效合作,保证双边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健康稳定地发展。

曾序勇^[3]（2019）在《中国总理时隔31年再次访问印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印度,是继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印后,时隔31年中国总理再次访印,对中印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印度处处长,全程参与了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并作为工作人员随同总理出访,见证了在中印关系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访问。

周霜^[4]（2019）在《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文中认为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举行,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既重视与非洲多边关系的发展,也注重同非洲国家双边关系的推进。目前,急需系统梳理和审视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现状、特点、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中国与东非的一个小国——乌干达的政治交往情况,探讨两国政治交往的特点、成效、不足,并就如何保持中国和乌干达政治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提出笔者的看法。本文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在吸收现有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从中国和乌干达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发展历程,以期对两国的政治交往有整体和宏观的把握;其次,分别从中国和乌干达首脑外交、行政机构交往、立法机构交往和政党交往的角度,对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特点、成效、不足及应对作深入地分析;最后,期望通过前文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经验与不足,并对两国未来的政治关系进行展望。回顾中国和乌干达政治关系发展历程,可以得出:首脑外交更加密切;行政机构的政治交往规格更高;立法机构的政治交往逐渐兴起;政党交往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当然,中国和乌干达的政治交往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两国在经济体量、国土面积、国际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中国和乌干达首脑外交而言,中国方面有失信的行为,在以后的首脑交往中,中方要做到“真、实、亲、诚”;就中国和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而言,西方认为中国宣传“中国模式”,两国在政治往来的过程中要避免受其影响;就中国和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而言,交流不频繁、实质性合作少,今后可以多往来多合作多交流;就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而言,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的形式单一,在今后可以朝着机制化方向发展。

张言芳^[5]（2019）在《拉吉夫·甘地从政时期的功过评价》文中研究说明关于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印度本国的一些人物传记和研究,主要是从积极方面来研究拉吉夫·甘地。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利用收集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1984年—1989年）的政策和取得的成绩,对拉吉夫·甘地进行总体的评价。论文通过分析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的政策来展开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文化方面。印度的政党政治在印度研究领域是一大热点,尼赫鲁家族对印度的管理也有大批学者进行研究,有关贾·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而关于拉吉夫·甘地的研究相对较少。此为选题主要原因。拉吉夫·甘地是贾·尼赫鲁的外孙,英·甘地夫人的儿子,是尼赫鲁家族的第3位总理,印度独立后的第8届政府总理。拉吉夫·甘地生于1944年8月,1980年10月2日公开宣布积极从事政治。他执政时间较短,只有5年,即1984年10月30日至1989年11月。1991年5月21日遇害。执政初期稳定了国内由于英·甘地遇害而爆发的危险局势,任内期间改善中央与地方邦之间的关系,减缓地方宗教冲突,积极发展经济,尤其重视计算机软件的发展,为其后任者拉奥总理大刀阔斧地经济改革奠定基础,对今日印度获得软件大国的称号功不可没。

王娟娟^[6]（2017）在《冷战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政党外交的特点、问题及建议》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的政党外交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中也存在缺憾。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在战略思想上,提升对印政党外交整体战略的认知,并树立短、中、长期的政策目标;二是在政党双边交流机制建设上,以加强与印人民党的交往力度为突破口,推动中印政党高层次双边交流机制的建立;三是在推动与邦级政党的交流方面,通过已有的中印友好省邦与城市网络,以打造西部地区省份与印度重要邦级政党的对接为重点,在"一带一路"倡议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引领下推动西部地区与印邦级政党所在邦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合作;四是利用地区多边政党组织和国际政党组织的平台,推动中印政党在地区与全球治理层面上的交流与合作,进而带动中印总体外交的发展。

李晓龙^[7]（2016）在《“民主化”进程中缅甸对华政策辨析》文中研究说明缅甸地理位置特殊,连结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处“三亚”中心和中国、印度及东盟的交汇处,西临安达曼海（印度洋）,东望南海（太平洋）,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对于中国而言,缅甸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维护和发展中缅关系,对于我国能源安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都有重要意义。在缅甸推进“民主化”改革的背景下,分析缅甸对华政策和中缅关系面临的变与不变的考验,维护好中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是对中缅建交至缅甸“民主化”改革前的缅甸对华政策沿革和中缅关系发展的历史回顾。通过对吴努时期、奈温时期和新军政府时期的缅甸对华政策和中缅关系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缅甸对华政策虽有各自特征,但总体都对华积极友好,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好中缅关系。第二、三章围绕缅甸“民主化”进程,梳理、分析缅甸“民主化”给缅甸内政外交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尤其是缅甸对华政策和中缅关系的变化。通过对“民主化”进程中缅甸对华政策的内容、特点、影响因素和对中缅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细致梳理分析,可以看出缅甸对华政策在对华友好,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层面上不会改变,但在战术层面上,缅甸对华有所疏离,导致这一时期中缅关系出现一定波折。第四章是在系统分析“民主化”进程中缅甸对华政策的基础上,对缅甸未来的发展和中缅关系的发展前景做出预判。可以判断今后中缅关系不会持续低走,中缅友好的大局不会改变。但受对华认知、大国博弈及对华决策主体变化等因素影响,中缅关系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总之,随着缅甸“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缅甸对华政策及中缅关系将日益“正常化”,即缅甸会如同其他中小国家一样,采取大国平衡的外交战略,不会再有“一边倒”的亲华政策。

曾序勇^[8]（2016）在《中印两国总理时隔30余年重启互访》文中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半期。我先后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8年,并在外交部亚洲司担任主管印度事务的处长多年,在此期间经历了两国关系由冷变暖到明显改善的过程。高层领导人重启互访,无疑是两国关系恢复和改善的重要标志。拉吉夫·甘地总理和李鹏总理实现互访,就是中印关系恢复友好和取得明显改善的历史性事件。拉·甘地总理的历史性访华1985年初我来到印度时,正值拉吉夫·甘地继任总理不久。长期以

柳溪^[9]（2015）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印是亚洲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瞩目的两大新兴经济体。中印关系的发展对亚洲的稳定以及世界格局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两国在务实合作以及国际事务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从历史、现实、地缘以及国家利益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因素有:边界问题、西藏问题、美国因素以及中印巴三角关系等。尽管中印关系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但通过两国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合作可以为解决这些制约因素提供有利基础。双方应顺应历史潮流和各自战略需要,构建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战略关系之一,中印战略伙伴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正如,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谈到,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促进亚洲繁荣和振兴、世界稳定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因此,研究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旨在探讨中、印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面临之挑战,进而评估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有利因素与未来趋势。本文主体框架结构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当代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印友好时期双方合作密切,印度积极协助中国踏上世界舞台。中印冲突对峙时期,两国爆发边界战争。中印关系解冻升温时期,高层互访逐步恢复。冷战结束以后,中印两国开始调整相互经贸关系及外交政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合作取得新成果。当前,中印双方致力于在相互照顾彼此关切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双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第二部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合作领域。主要包括政治上,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经贸上,推进务实合作,深化利益交融;安全上,加强防务合作,增进安全互信。文化上,扩大人文交流,增进相互了解。这些内容相辅相成,构成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第三部分:中印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其中边界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当前两国致力于协商改善双边关系。同时,印度利用西藏问题来牵制中国,充分暴露出印度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不仅如此,中印双方地缘战略的分歧和冲突潜在成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重大威胁。此外,美国因素以及巴基斯坦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第四部分: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有利条件及趋势。关于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有利条件,包括中印都有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而且,共同的历史命运把两国和两国人民紧紧地连在一起。发展与合作是未来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主流。但是,在地缘战略、历史问题等因素影响下,中印战略合作关系会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态势。

师学伟^[10]（2013）在《21世纪初印度亚太战略研究》文中提出21世纪初的十年，亚太地区成为了世界舞台最具活力和最具影响力的地区，世界各国对亚太地区的局势与格局变革尤为关注。作为新兴大国，印度也对亚太地区也给予了更多关注，将其未来的战略志向同亚太地区紧密相连。在大国理念的指引下，印度不断推进与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和多边组织的全面关系，努力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试图成为该地区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大国。本文试图对21世纪初印度的亚太战略进行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本文认为，印度亚太战略的根源在于其长期恪守的大国理念，而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亚太地区始终未完全脱离印度的战略视野。21世纪初，印度的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力、军事威慑力和政治影响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再加上深厚的软实力资源，印度具有了向外部世界拓展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这是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前提条件。亚太地区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权力结构的调整，成为了印度亚太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外部因素。印度的亚太战略是一个具有针对性、全面性的战略部署，其蕴含印度在亚太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通过对印度亚太战略目标、手段、影响和挑战的分析,可以判定未来印度在亚太地区的姿态。其中，印度在亚太的战略目标具有多重性，包括实现经济崛起、战略自治、权力平衡以及海权等等。印度实施亚太战略的手段包括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双边外交以亚太大国为主导，同时兼顾较小国家，多边外交以亚太主要多边组织为主线，同时关注较为边缘的多边组织诸如太平洋岛国论坛，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相互结合使得印度在地区事务中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和自主性。印度亚太战略实施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是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和构成；其二是提升了本国实力，扩大了在亚太的影响力；其三是为印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其四是促使中国的周边局势更加复杂。本文还认为，印度亚太战略实施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印度国家内部以及印度周边地区。印度动荡的国内局势、各个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以及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不确定性，都会迫使印度调整战略目标和转移战略资源。对于未来印度在亚太的姿态，本文认为一个倡导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印度能更多受到亚太国家的欢迎和认可。最后，本文认为，印度的亚太战略是其世界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亚太战略的基本原则是平衡外交。这项原则将贯穿印度亚太战略的始终，直到印度成为真正的亚太大国和全球大国。

二、李鹏会见索尼娅·甘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鹏会见索尼娅·甘地（论文提纲范文）

（1）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印外交关系70年（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总理时隔31年再次访问印度（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5）拉吉夫·甘地从政时期的功过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6）冷战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政党外交的特点、问题及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7）“民主化”进程中缅甸对华政策辨析（论文提纲范文）

（9）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1世纪初印度亚太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李鹏会见索尼娅·甘地（论文参考文献）

• [1]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研究[D]. 于立环. 黑龙江大学, 2021(10)
• [2]中印外交关系70年[J]. 马加力.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9(02)
• [3]中国总理时隔31年再次访问印度[J]. 曾序勇. 党史博览, 2019(11)
• [4]中国与乌干达的政治交往（1962年至今）[D]. 周霜. 云南大学, 2019(03)
• [5]拉吉夫·甘地从政时期的功过评价[D]. 张言芳. 云南大学, 2019(03)
• [6]冷战后中国共产党对印度政党外交的特点、问题及建议[J]. 王娟娟. 南亚研究季刊, 2017(01)
• [7]“民主化”进程中缅甸对华政策辨析[D]. 李晓龙. 国际关系学院, 2016(02)
• [8]中印两国总理时隔30余年重启互访[J]. 曾序勇. 湘潮(上半月), 2016(01)
• [9]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研究[D]. 柳溪. 河北师范大学, 2015(07)
• [10]21世纪初印度亚太战略研究[D]. 师学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