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走势分析：一个博弈模型

一、人民币汇率趋势的中长期分析:博弈模型（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平,樊铮,纽雅懿^[1]（2021）在《外部冲击对我国外汇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扩展全球,演化为一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当疫情深刻而广泛地对全球经济产生渗透影响时,自身高度市场化的外汇市场,却以其特有的关联性和敏感性做出了独特的表现反应。因此,本文通过对疫情防控期间外汇市场的波动变化进行研究分析,在描述行情走势的基础上,抽取价格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基本面研究和技术研究方法,得出疫情对外汇市场的影响,进而总结经验与启示。

尢佳^[2]（2021）在《交易成本视角下的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国际货币体系长期维持美元作为单一结算货币的格局,强大的美元本位制网络效应诚然提高了多边贸易中的金融效率,然而美元在国际货币兑换上的非对称性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美国借助美元的国际地位来降低本国货币错配风险、增加国际融资能力,甚至向海外转嫁国内金融危机的危害。因此,各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发展的需求日益强烈。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启动以来,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在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证券市场投资等领域的使用渠道不断拓展,并于2016年10月加入SDR货币篮子。即便如此,人民币在全部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支付份额占比依然较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中心-外围”体系短时期内不会被打破,人民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作为外围货币,人民币亟待建立自身的支付网络效应。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不容忽视,全球孤立主义和保守思想抬头,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外部政治经济环境有所恶化;同时随着国内市场不断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汇率市场波动程度加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风险有所增加。货币替代是指一种货币对于另一种货币在价值尺度、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贮藏价值中一个或多个职能上发生替代,并使得一国货币需求受到国际货币输出国的经济变量影响的现象。货币替代是一种法定货币实现国际化、履行世界货币职能的基础和重要阶段。由于微观上搜寻、兑换、文化差异等原因和宏观上货币制度建设成本的存在,境外居民和企业选择使用外币进行交易时,国际货币对其国家本币不会是“无摩擦”的完美替代,必然存在宏观和微观上的交易成本。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促进人民币在经济贸易活动和金融交易中的国际使用,因此本文从交易这一最基础的分析单位切入,从交易成本角度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交易成本在货币替代中所产生的作用。参考和借鉴经典货币替代理论,论述了微观和宏观的交易成本特点及相互影响关系,构建了含有交易成本的货币替代理论模型,通过对香港离岸市场的实证分析总结出现阶段人民币货币替代的特点,从货币替代的交易成本角度分析了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1）货币替代的交易成本可以划分为由私人部门承担的微观交易成本和由国家和政府组织承担的宏观交易成本,微观和宏观交易成本都对货币替代进程产生作用;（2）微观交易成本主要通过经济主体对货币的选择对货币替代产生影响,微观主体会根据本币通货膨胀率和外币微观交易成本等因素决定使用哪种货币,外币的交易成本越低,则越有可能发生货币替代;（3）宏观交易成本由国际货币发行国承担,当存在强势国际货币国、新兴国际货币国和被货币替代国三个参与方时,作为输出国际货币的后发国家,宏观层面上依然可以采取给予被货币替代补偿的方式,承担宏观交易成本,推动货币替代进程;（4）货币替代在持续过程中具有棘轮效应,交易成本是棘轮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通过对香港地区2004年开展人民币活期存款业务以来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香港地区人民币货币替代已经显示出棘轮效应,而且主要是出于交易便利性目的而持有人民币;（5）交易成本视角下,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特点是“宏观层面承担交易成本,利用政策推动微观交易成本的降低,微观主体享受人民币交易成本降低的好处”。基于以上分析,为了有效推动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建议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技术直接降低人民币的微观交易成本,并且推行双赢的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赢得其他国家支持共同推动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另一方面应控制宏观交易成本,通过离岸市场发展尽快形成人民币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降低政策推行成本,并且提高风险识别能力,丰富风险管理手段,以降低货币替代进程中的宏观风险。

赵博宇^[3]（2021）在《机器学习在汇率预测中的组合研究 ——基于FA、GARCH和SVM的比较分析》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和波动趋势做出有效的预测对于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近年来,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新金融业态正重塑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方式和运行机制,成为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结合金融时间序列模型和机器学习相关模型,参考汇率决定利率理论中的汇率影响因素,来探索对人民币汇率尤其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有效预测方法。本文采用FA、GARCH、SVM三种模型的不同有机组合来预测汇率,寻找最优的汇率预测组合模型。因子分析（FA）主要用于对输入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在尽可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信息的同时,也消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模型）的加入使得模型可以将汇率的波动趋势纳入考虑;最后在支持向量机模型（SVM模型）的框架下进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预测和效果评价,在SVM的优化设定上,通过网格遍历法对SVM的参数进行优化,同时以模型的预测效果作为衡量基准来选取最优的核函数。在以组合模型的预测精度和预测误差作为衡量模型优劣的主要评价标准的体系下,本文通过对FA、GARCH和SVM三种模型不同组合间的性能进行比较分析,实证发现FAGARCH-SVM的组合模型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预测精度和误差方面均优于SVM、FA-SVM和GARCH-SVM等模型,表现出良好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可以为外汇市场参与者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同时也说明不同学科研究方法之间的交叉互鉴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未来以数字金融、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金融和新经济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蔡琬琳^[4]（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闫博^[5]（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认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宋清华,祝婧然^[6]（2021）在《国际油价波动对外汇市场的多时间尺度溢出效应——基于小波分析和溢出指数模型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于小波分析和溢出指数模型构建多时间尺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不同波动期下国际油价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溢出效应及其与其他金砖国家汇率的溢出差异。结果表明:（1）国际油价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波动主要受到国际油价时间尺度2下变化的影响,中期波动与国际油价时间尺度3和时间尺度4下的波动有关,长期波动与国际油价变化紧密关联。（2）国际油价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溢出效应具有差异性,中尺度区国际油价波动领先于人民币汇率变化,高尺度区人民币汇率变化引领国际油价波动。（3）随着时间尺度增加,国际油价波动对金砖国家汇率总溢出效应不断增大,其动态溢出效应具有波动集聚性和持续性;不同波动期下,国际油价倾向于净接受者,中国和印度也为净接受者,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为净输出者。鉴于此,文章从提高应对油价冲击能力、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加强与原油出口国经贸合作和增强原油定价话语权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辛容^[7]（2020）在《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及外汇衍生品运用 ——以J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的走向“清洁汇率”,打破了单向升贬值的预期,波动幅度加大,特别是2015年的“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继续加大,使得国内涉外企业经营风险与挑战加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美元仍是主要的结算货币,但因各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政策情况的不同汇率变化似乎也难以把握其变化规律,浮动频繁的汇率将成为企业经营中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部分。“汇率风险”中性提到日程上来,对于国内企业,做好汇率风险管理,运用好外汇衍生品工具,锁定财务成本,平滑现金流,对涉外企业的经营发展来讲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的梳理,对宏观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如经济基本面、国际收支顺逆差、外汇储备等,提出了汇率直接影响因素还有市场交易因素:如决定外汇市场交易量的即远期结售汇数据、人民币指数、美元指数等,由于人民币汇率双向宽幅波动将是长期影响企业经营的重要风险之一,从企业规避风险的角度,探讨企业套期保值的方法,特别是对金融性套期保值工具—外汇衍生品的运用,总结出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的效果与具体策略,如远期应关注掉期点的变化,期权类的衍生品的隐含波动率等,以及进出口方向不同的企业用的衍生品工具。为了进一步探讨对外汇衍生品运用效果,笔者选取了山东某大型民营J企业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分析,该企业外汇衍生品工具运用是从零起步,甚至汇率风险管理也是近四年才所无到有、逐步完善的,从2016年开始该企业因进口原油产生了较大的外汇风险敞口,初探运用外汇衍生品工具对规避汇率风险的效果,再到积累了一定的外汇衍生品运用经验,通过运用策略的调整与提升,分析了同样使用外汇衍生品工具,在不同套保比例、对人民币汇率后市变化有一定的预判下实现的良好效果,笔者对J企业在外汇衍生品运用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建议,如树立风险中性意识、把握衍生品交易的进场时间、套保比例的调整等。由于汇率风险管理是企业风险管理的系统性工作,笔者提出了企业如何科学建立外汇风险管理架构与汇率管理流程,在管理流程中应增加评估环节,科学设计评估模型等,同时建议J企业充分发挥海外子公司的作用,利用好境外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思路。当前“中美贸易战”以及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后世界经济局势变化下的人民币汇率走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加大,通过J企实际案例中分析,此类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在树立“风险中性”原则,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应有一定的预判能力,加上配套外汇衍生品的运用策略,才能起到有效规避企业汇率波动风险的作用。

刘俊东,刘兴华^[8]（2020）在《拓展型泰勒规则下的人民币汇率决定——基于“8·11汇改”前后汇率运行特征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8·11汇改"是央行推进汇率市场化向浮动汇率制过渡的一次尝试。通过运用拓展型泰勒规则,构建TVP-SV-BVAR模型,对人民币汇率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以人民币各阶段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节点,对比研究"8·11汇改"前后影响因素的变化,研究表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汇率预期、通胀差额、利率差额与产出缺口差额对人民币汇率均产生显着的时变冲击效应。央行在制定宏观政策时,应注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动,合理安排资本账户的开放路径,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确保经济平稳高效发展。

张宝胜^[9]（2020）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也是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2005年7月,中国开始启动对原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新的汇率制度以人民币汇率市场供求作为定价基础,并参考一篮子货币价格对其进行调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年8月,央行又进一步扩大我国汇率市场改革范围,正式开始对汇率的中间报价机制进行改革。做市商以上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盘价作为参考,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交人民币兑美元当天的中间报价。这一改革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变得较为明显。汇率制度的改革体现中国进一步深化开放的决心,努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同时也给人民币汇率和外部环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挑战,人民币汇率波动程度明显提高,受外部环境影响不断增强。经验数据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会明显影响国际资本流动,造成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大幅波动。从经济体量上来看,虽然我国已经赶超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吸引外资规模也排在世界第二,外汇储备总量较高,外汇市场的变动对我国经济体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在国际游资做空人民币、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未来预期降低、美联储政策调控吸引资本回流等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进一步深化金融和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具体方式,比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后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冲击有利于更稳步地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以应对潜在的外部风险。本文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合汇率理论和相关变量历史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对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构建VE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将美联储货币政策分为2008年7月到2015年10月的宽松时期和2015年11月到2019年8月的加息周期,比较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的变化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在“811”汇改前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和短期影响都有变化。同时,受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市场预期对人民币汇率影响也明显加强。

黄奕^[10]（2020）在《中国外汇市场直接干预的现状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探析》文中研究表明1973年,由于美元危机的爆发,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随之瓦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主动地介入外汇市场进行干预。2004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实行基本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换言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从有管理的浮动到独立浮动大约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其中,又以美国为首的G5、G7集团联合干预最为典型,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和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无不说明外汇市场干预的必要性。然而,我国外汇市场直接干预即外汇市场操作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干预。传统意义上的外汇市场直接干预是指,管理当局直接进入外汇市场买卖外汇,以改变汇率水平的行为。但是,我国存在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制度,对商业银行结售汇头寸实行区间管理,商业银行多余的外汇头寸,要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卖出;外汇头寸不足时,要向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入。而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制度造成外汇市场光靠自身难以自发地调节供需,因此,在实务中,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平盘时,交易的对手方通常是人民银行,致使外汇市场操作往往容易陷入被动的境地。所以,除了外汇市场操作之外,我国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管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手段——汇价直接调控,利用复杂的中间价形成机制,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直接地、人为地、主动地调控。当前人民币汇率单日波动幅度为中间价基础上的±2%,在极端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昨日2%的上涨幅度,可以通过今日中间价下调进行完全地抵消。因此,有必要对外汇市场直接干预重新下定义。将直接干预的定义拓展为货币当局直接改变汇率水平的行为,包含直接入市买卖,或直接对汇率价格进行调控。由此,我国直接干预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被动的数量措施——外汇市场操作和主动的价格措施——汇价直接调控。量价分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我国特有的外汇市场干预体系。但是,我国现有外汇市场干预体系存在诸多弊端。例如“811汇改”,是一次特殊的汇价直接调控,人民银行以改革中间价形成机制之名,行汇率贬值之实,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因此一次性贬值2%,由此产生人民币贬值预期,致使人民币在全球交易中的比重下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影响,并引发跨境资本流出,管理当局随后推出一系列资本管制措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受阻;其次,日常的汇价直接调控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我国于2019年8月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再次,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制度导致的被动型外汇市场操作以及相应的冲销操作过于频繁,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妨碍货币政策独立性,产生巨额显性财务成本,冲销效果边际递减,债权型货币错配问题严重等。另外,根据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冲销式干预存在利率效应,而这种利率效应加强了利率波动,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管理成本。为此,本文基于资产组合平衡理论,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冲销式外汇操作的利率做了较为全面地实证研究。综上所述,有必要对我国现有外汇市场干预体系进行改革。借鉴日本当局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我国在取消中间价和单日2%涨跌幅限制的同时,应该实行人民币汇率目标区,基于汇率目标区,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并且,汇率目标区的细则是不对外公开的。由此,我国将通过量价合一的直接干预,即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干预管理人民币汇率水平,化被动干预为主动干预,从而减少外汇市场干预的频率,仅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干预。汇率目标区的核心问题是中心汇率该如何确定。本文选取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中美劳动力生产率之比）、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贸易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和外汇资产（外汇储备/GDP）等变量,利用Johanson协整性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估计人民币中心汇率模型。其次,本文对传统汇率目标区的波动幅度进行改革,由单一阈值变为区间。根据平均汇率与中心汇率的偏离程度,本文确定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波动幅度为±3%～±5%。其中,±3%为预警线,当汇率波动触及时,管理当局先进行间接干预;±5%为边界线,必须介入外汇市场,借鉴日本当局的做法,采取低频、大额的外汇市场干预策略,干预要充分,执行要果断。并且,管理当局还可以采取窗口指导等非常规性手段。另外,从经济增长方式、外汇储备充足性和金融稳定性等方面来看,我国实行汇率目标区的条件基本具备。最后,实行人民币汇率目标区还需要三项配套措施。第一,人民银行应当进一步放松对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的管制,避免外汇被动式地回笼和投放。第二,借鉴日本当局的做法,过量的外汇储备,其中一部分用于成立外汇平准基金。第三,在成立外汇平准基金之后,剩余的过量外汇储备,人民银行应该将其转换成黄金储备。

二、人民币汇率趋势的中长期分析:博弈模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人民币汇率趋势的中长期分析:博弈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1）外部冲击对我国外汇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交易成本视角下的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机器学习在汇率预测中的组合研究 ——基于FA、GARCH和SVM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6）国际油价波动对外汇市场的多时间尺度溢出效应——基于小波分析和溢出指数模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及外汇衍生品运用 ——以J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拓展型泰勒规则下的人民币汇率决定——基于“8·11汇改”前后汇率运行特征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外汇市场直接干预的现状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人民币汇率趋势的中长期分析:博弈模型（论文参考文献）

• [1]外部冲击对我国外汇市场的影响研究[J]. 刘志平,樊铮,纽雅懿. 华北金融, 2021(06)
• [2]交易成本视角下的人民币货币替代进程分析[D]. 尢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机器学习在汇率预测中的组合研究 ——基于FA、GARCH和SVM的比较分析[D]. 赵博宇. 浙江大学, 2021(09)
• [4]“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
• [5]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6]国际油价波动对外汇市场的多时间尺度溢出效应——基于小波分析和溢出指数模型的研究[J]. 宋清华,祝婧然.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1(02)
• [7]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及外汇衍生品运用 ——以J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为例[D]. 辛容. 山东大学, 2020(04)
• [8]拓展型泰勒规则下的人民币汇率决定——基于“8·11汇改”前后汇率运行特征的研究[J]. 刘俊东,刘兴华. 当代财经, 2020(11)
• [9]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影响研究[D]. 张宝胜. 外交学院, 2020(07)
• [10]中国外汇市场直接干预的现状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探析[D]. 黄奕.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