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贬值以邻为壑——专家点评日元贬值

一、日元贬值是以邻为壑——专家评说日元贬值（论文文献综述）

黄雪宁^[1]（2020）在《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回溢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给我国带来了市场波动和金融不稳定,在金融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受到的负向冲击也会通过跨资产、跨市场的方式影响发达国家,产生回溢效应。发达经济体和一些国际组织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形成的区域性或全球性溢出效应的关注,并表示在制定政策时将不得不考虑它们的回溢效应。本文的研究能够补充货币政策跨国溢出效应理论体系,有利于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制定以及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开展。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回溢效应。首先,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框架,特别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明确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三种层次的目标,确定后文重点分析的变量。其次,构建了短期两国开放经济模型,从理论上推导我国对发达国家回溢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回溢效应的作用渠道。接着,分析了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回溢效应的现状。再接着,选取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发达经济体为研究对象,构建SVAR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中介目标的回溢效应;进一步地,考虑到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溢出,采用具有一定时变特征的贸易矩阵构建GVAR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对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回溢效应。最后,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及参与国际协调提供政策建议。通过构建短期两国开放理论模型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外汇储备的缩减、汇率贬值均可能导致发达国家利率水平上升,进而影响发达国家的复苏进程,延缓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进程。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回溢效应是存在的,外汇储备渠道是最重要的作用渠道。GVAR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降低美国和欧盟的产出,并对其产生通货紧缩压力,因而会对美国和欧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我国紧缩货币政策会降低日本的产出,并对其通货膨胀有微弱的抬升作用,但是对产出的降低作用大于对通胀的抬升作用,因此我国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样会延缓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以及世界各国经贸联系的日趋紧密,我国已经具备了主动制衡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能力,可通过灵活调整外汇储备规模与结构、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等方式降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带来的负向溢出效应。

王珏帅^[2]（2019）在《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诱发的金融风暴、全球经济衰退以及“救市”实践显示:尽管核心发达经济体、小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各不相同的实际经济周期,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表现出被称之为“全球金融周期”的高度相关性。而驱动全球金融周期根源即是流动性外溢（Monetary Spillover）。在过去10年里,由发达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和溢出效应所驱动的全球经济高度相关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么,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这些重大问题目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的经济形势、政策立场及政治走向高度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流动性外溢风险是中国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亟待解答一个的重大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为题,尝试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以及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就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系统研究。本文首先回顾了有关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影响效果,以及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影响的文献资料:而后考察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金融危机发展历程（互联网泡沫危机、美国次级贷款泡沫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危机前后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的历史;接着构建了一个包含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四大经济体的GPM-4模型,分析了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3种流动性管理手段对我国9个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随后利用FAVAR模型,研究了 G7经济体的流动性对我国工业、农业、房地产业、消费品零售业、对外贸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六种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影响,以及各行业中流动性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最后,基于由15个主要经济体构成的GVAR模型,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流动性变化是塑造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重要因素。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不仅存在协同性,而且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方向多次转向、手段丰富,且流动性管理规模庞大。第二,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是主导因素。不同类型的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存在差异,其中:货币冲击的瞬时效果最强,信贷条件和基准利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长期贡献度更大;G3经济体中美国的流动性管理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最大,欧元区次之,日本的影响最小;流动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20个季度之后影响基本被完全吸收。第三,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短期内以扩张效应为主,但部分行业表现出一定的滞后和反复;瞬时冲击对我国主要产业活动的影响大约在6个月左右达到稳定状态,长期来看流动性冲击对我国各产业活动变量预测方差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起主导作用;流动性冲击对大类产业部门影响的传导机制总体上遵循从初始生产资料价格和生产活动向最终产品价格和生产活动传递的过程,但对细分产业活动影响的传导机制具有较大差异。第四,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不同经济体、不同的流动性管理方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瞬时冲击和长期贡献有较大差异,其中,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金融波动的贡献度更高,中国长期债券利率对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冲击更敏感。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分别从宏观经济、产业活动、金融市场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弥补了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尝试拓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发的GPM分析框架,构建了中美欧日四大经济体构成的GPM-4模型,并首次将其用于分析主要经济体流动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第二,本文基于FAVAR模型探讨了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中国主要产业活动的溢出效应,首次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流动性管理的国际溢出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流动性溢出领域的研究内容。第四,本文对全球15个国家构建了 GVAR模型,系统讨论了美国、欧元区经济体、亚洲经济体、其他经济体的常规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股、债、汇三个市场的溢出效应,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样本覆盖等方面完善和补充了现有的文献资料。

李娜^[3]（2019）在《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偏离效应的辨析与实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汇率是目前国际矛盾升级的核心因素之一,实际汇率偏离测算方法不一,偏离在中长期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尚无定论。通过厘清以往研究中用"宾大效应"替代"巴萨效应"测算实际汇率偏离时存在的偏差,以1950—2017年期间全球182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检验发现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着影响,发现经"巴萨效应"调整后产生的影响更为显着,实际汇率每贬值10%,经济增长由0.17%（经"宾大效应"调整检验结果）提升至0.93%,说明以往研究中二者的简单替代将会减弱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两种效应均显示1990年之后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形关系,意味着近20年来实际汇率低估的促增长效应不复存在,印证了中国努力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正确性。

张海伟^[4]（2017）在《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自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被通货紧缩、消费低迷、增长乏力所笼罩,为了应对上述经济颓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推出“老三支箭”政策,即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多变的财政政策以及有力的结构改革。政策实施初期效果明显,但随着改革政策的进一步推行,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政策效果也大打折扣。为了促进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促进经济发展,支持儿童的发展培育,改善社会保障,2015年又推出“新三支箭”政策。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最后得出结论并且提出展望。本文首先对安倍经济学“新、老三支箭”政策做了简要的概述,阐述了它的内容和理论基础。“老三支箭”包括灵活积极的财政政策、长远的经济成长战略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新三支箭”政策包括改善社会保障、支持培育儿童和促进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财政观点,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滨田宏一的通货膨胀思想,长远经济增长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改革派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反政府干预的观点。其次对经济国际化困境做出了界定,并详尽分析了日本当前在经济国际化方面的困境,具体包括:日元的国际化困境,日本市场经济模式的困境,财政货币政策的困境,金融体系的再次国际化困境,产业国际化的困境,少子、老龄化的人口困境。再次运用VAR模型对安倍经济学“新、老三支箭”政策对解决日本面临的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日本面临的经济国际化困境复杂,安倍经济学的政策也涵盖多个方面,为了研究的深入性,本文选取安倍经济学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作为代表,运用VAR计量模型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解决经济国际化困境方面的有效性进行了着重的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安倍经济学在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方面有一定的有效性,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GDP、CPI、EXP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市场活力,为经济国际化困境的解决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动力。之后,运用理论分析来研究安倍经济学其他政策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分析表明,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有一定的有效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复兴,结构性改革提高了日本女性的就业率,“新三支箭”政策触及了日本少子、老龄化的根本问题,激发了社会活力。但是安倍经济学在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具体体现在:安倍经济政策催生的日元贬值难以持续,为了贬值不惜以邻为壑,日元在国际间流通受阻;过度干预经济,没有突破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推高了日本债务,使得债务风险增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日本金融体系国际化面临更大的资本约束,海外投资者盲目投资股市,加剧金融风险;以政府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极大地限制了日本产业的发展,产业发展模式总体方向正确但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经济增长乏力,竞争力不足,创新不够;少子、老龄化问题缺乏有效解决方案,“女性经济学”使更多女性远离家庭,加剧少子化困境。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展望,安倍经济学短期效果显着但中长期效果并不明显,从目前来看,仅仅依靠安倍经济学难以使日本走出经济国际化困境,而且给日本带来了很多次生的危害。但不可否认,安倍内阁所采取的刺激经济的方式是正确的,也是符合日本国情的,而且,安倍经济学还在不断的调整中,根据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安倍政府也在积极寻求方法解决,通过这样不断摸索的改革,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解决指日可待。

黄海洲^[5]（2016）在《全球货币体系第三次寻锚》文中研究指明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目前面临严重的、持续的低增长和低通胀。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八年多来,尽管许多国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尽了巨大努力,有些国家甚至把货币政策用到极限,但全球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些货币大幅度贬值,不少国家面临巨大通缩压力。在全球金融层面,这次通缩的根本原因是基于1985年《广场协议》和之前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强力去通胀所形成的全球货币之锚（或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难以为继。全球货币需要寻找新的锚。以史为鉴,研究1929年开始的全球货币体系第一次寻锚和1971年开始的第二次寻锚对于分析自2008年开始的全球货币调整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全球货币体系大约每四十年经历一次寻锚小周期,每八十年经历一次寻锚大周期。经过共同努力,全球货币可能迈向布雷顿森林体系3.0版,全球合作共赢。否则,市场担心全球经济或面临重回大萧条的巨大风险。全球货币体系的新锚必须要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参与领导。同时,要从单一的货币通胀目标制,过渡到包括稳定增长和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多目标管理体系。中国在此轮全球货币体系调整中可以有所作为。特别提款权（SDR）将人民币纳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开启全球货币第三次寻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陈默^[6]（2014）在《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以中日韩三国为例》文中指出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变量之一，汇率是一国经济活动的重要变量和政策工具，在一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汇率变动是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不仅影响一国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的收支平衡，而且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物价水平和就业状况等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动。在以往关于汇率变动影响国民经济的研究中，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仅把焦点主要集中在外部均衡层面，即国际收支平衡上，以及内部均衡层面上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而忽略了汇率变动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实际上，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人民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创造就业、化解失业，乃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巨大难题。各国就业不仅与国内政策有关，也与本国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等因素有关，更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汇率变动的过程中，对就业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在关于汇率变动与就业关系的既有研究中，大部分是针对诸如OECD等发达国家的研究，针对类似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较少，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则更少。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在世界市场中的占有率等方面所呈现的特征，与发达国家的有所不同。因此，尽管汇率变动一定会对处于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任何国家的就业产生影响，但与对发达国家就业产生的影响相比，对发展中国家就业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发达国家日本也好，发展中国家中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也罢，三个国家在汇率升值的过程中，本国就业都出现了下降的现象，那么本币汇率升值是不是本国就业下降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其传导机制又是什么？人民币和韩元会不会步入日元后尘？中、韩两国经济是否会因本币升值而受到消极影响？鉴于此，本文选取同属于东北亚经济圈中的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典型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不同国家中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着重解决三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汇率变动是否会对本国就业产生影响？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影响汇率变动与就业关系的中间传导渠道有哪些？各条中间传导渠道的作用是什么？其作用是如何发挥的？第三，不同国家中本币汇率变动对本国就业的影响是否相同？为解决这些问题，深入解释汇率变动对本国就业的影响，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论与展望”之外，主要通过三个部分，五章的讨论，从理论分析和分国别的实证检验两个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各章节主要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章“绪论”首先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并通过梳理汇率变动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寻找选题研究的切入点，勾勒选题研究的逻辑路径，分析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为全文研究进行理论铺垫。第二章“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本章对汇率变动与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模型分析。理论上讲，汇率变动会通过改变产品的国内外相对价格对一国经济生活中的其他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汇率变动首先会体现在本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上，进而影响本国进出口商品贸易流量的改变，自然也会对本国国际收支、外汇储备等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利润所得，最终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影响本国就业。汇率变动对就业的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中间传导渠道作用的发挥而产生的，短期内，主要受到对外贸易传导渠道的影响，中长期内，则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传导渠道和资源配置传导渠道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汇率与就业二者之间的关系，本章接下来运用蒙代尔——费莱明模型，即IS-LM-BP模型，简单明了地论证了汇率变动会对就业产生影响。然后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Klein andTriest（2000）模型和Campa and Goldberg（2001）模型对汇率变动影响就业过程中的中间传导渠道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以上为全文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全文的理论基础部分。文章的第二个部分为分国别实证分析部分，包括第三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日本就业的影响”、第四章“韩元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韩国就业的影响”和第五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这个部分在前文理论分析和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实证分析了发达国家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三个国家中的相关情况。这三章中，首先对各国的汇率制度演进和汇率变动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为研究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本国就业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和实际背景，然后分析了各国相应时期内本国就业的变化状况。接着从总量角度和行业角度研究了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本国就业的影响。从总体上采用年度数据进行了一般数量分析，结果发现，在三个国家中，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都会对本国就业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负向的，即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不利于本国就业，本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才有利于本国就业。之后从行业角度研究了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本国行业就业的影响，根据ISIC分类方法，将制造业分为16个行业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本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本国就业之间的这种负向关系不仅体现在总体就业层面，对于制造业行业就业同样适用。同时根据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在地域上的差别，在第五章中，除了考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总体就业和行业就业的影响之外，还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各个省市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中国地域辽阔，各个省市在经济发展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各个省市就业的影响依然是不利的。通过本文第三、四、五章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本国就业的不利影响具有普遍性，普遍适用于各个国家中，与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无关，但是与中间传导渠道的作用有关。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本国就业的反向冲击越明显。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本国行业或者省市就业的影响，则与行业或者省市的开放程度和生产率水平有关。因此我们说，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本国就业的影响其实是间接的，是通过不同中间传导渠道作用共同产生的，各条传导渠道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最后一个部分为全文的结论部分，即第六章“综合评价与政策建议”，归纳总结了本选题研究的主要实证证据和分析结论，阐述了实证研究结论的主要政策含义，并有针对性的针对中国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指出本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本国就业的不利影响是普遍存在且显而易见的，但在不同国家中，在不同中间传导渠道的作用下其影响程度却略有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因此，针对当前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且升值压力持续存在的现状，中国应当增强人民币实力，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便降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就业的不利影响。同时要通过保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并充分发挥中间传导渠道的积极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将汇率变动对本国就业的不利影响最小化。第七章“结论与展望”，对全文的总体研究内容和结果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概述，并针对全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要求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曲双石^[7]（2013）在《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文中指出一、美国货币政策走向美国上周首申失业救济人数34万好于预期3月7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下降7000人,经季调后的总人数为34万,为5年来第三低数字,并且好于接受Market Watch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的35.3万,标志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改善。过去一个月的首申失业救济四周均值下降7000人,至348,750

张颖^[8]（2013）在《安倍强力推行货币宽松政策 引发世界货币和贸易大战》文中提出安倍将日本带向通胀时代日本经济界长久以来都有两派:通缩派主张保持稳定,通胀派则希望刺激增长。过去十几年来,日本主流经济界都是通缩派占上风,这次安倍代表的则是通胀派的全面胜利。过去日本长达20年都处在零利率、零通缩的停滞性阶段,这就是着名的"日本病",即负增长的经济、

秦援晋^[9]（2010）在《文化金融学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文化眼光检讨人的金融行为和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力图探索一种当前全球金融界急需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并就金融法律与制度的重构提出思路。以往研究金融的视角,主要有三个,即从金融运行规律的视角、从金融技术的视角和从金融监管的视角。过去以上视角上的研究,甚有成绩；但对金融的观察,如果限于以上视角,却显得不够。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由全球金融自由化管道所传播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昭示了另一个视角的重要性。这就是文化伦理的视角。本文即从这个视角切入研究,初步建立了一个文化金融学体系。要真正弄清个人的金融行为与社会的金融伦理、法律、制度背后的文化问题,局限于金融学之内的知识是难成其功的。本文认为,对金融进行人性的、历史的、当前情势的三维焦点的考察,首先形成个性化的文化见识,才可能成就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学术领域：文化金融学。所以,文章从对“人”的探讨开始,构成全文的第一部分。在这个部分中,通过质疑“经济人”概念的简约性和虚构性,揭示了人作为伦理本位的本质特征。这与当前经济学的前沿性理念：活动于市场上的人绝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具有内在的相通。由此出发,作者采用现实与历史的照应、欧美与中国的对比这个比较文化学研究方法,对金融的事实秩序和金融的价值秩序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揭示文化对金融的价值秩序的塑型作用。那么,支撑金融价值秩序的文化因素有哪些呢?文章提出了正义、诚信、节制、责任这四个基本的文化元素,它们如水中之盐一样支持着金融的伦理、法律和制度。文章从金融历史与现实关联性视角,选取了富有意义的案例,指出：但凡文化元素缺失,则金融必定陷入病态,或按美欧学术界的习惯概念,称为“恶金融”,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当代的格林斯潘时期与十八世纪法国“约翰.罗”体系时期就有着惊人的相似,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都曾专门研究过这个着名的约翰.罗体系,当今一些美国学者特意又把约翰.罗体系重述出来,以便于与格林斯潘时期作对比。本文也在相关之处专门研究了约翰.罗的案例,以及其它历史案例,指出：金融中的关键文化元素,即正义性的缺失,是“恶金融”之源；也是当今我们身处其中的金融危机之源。是为文章的第二部分。紧接以上的哲学的与历史的视野相结合的分析,按照分析的结论,文章转入对二十世纪金融的文化批评。二十世纪金融中的着名事件和制度巨变,都没有即身而终,在全球化时代,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文章便自然而然地就这些问题进行伦理文化上的阐释。是为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以上的人性、历史、当代情势的三维聚焦的分析,作者对二十世纪危机型金融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文化批评,就金融文化重构初步提出了设想,而其核心是,重构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本文的研究方法,既不同于流行的实证分析,也不同于由现成的概念出发的规范分析；它更接近于马克思的方法：为了免受现实中繁茂芜杂的事实存在的干扰,依靠抽象思维能力把复杂的现实形态还原为最初的简单形态进行分析,这个简单形态既是逻辑的起点又是历史的起点,从这种简单形态出发又一步步回到现实形态,并对现实做出结论。文章在相关之处特意批评了当代英美分析哲学把事实与价值割裂为二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对多年来的金融研究是有不利影响的,表现在把金融研究局限于所谓的事实判断,而把价值判断开除了；可是离开了价值判断,事实判断也就走到形下学的纯技巧之路上去了。也正因如此,那些直接服务于工商业资金循环的信贷风险分析技术与那些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技术,便不分价值序列地排列在一起。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巨量的现金流从产业链上漏出,进入虚拟金融,狂热地参加货币自性繁殖的投机博利,对此却没有一个系统性价值理论可以进行有力的价值追问。本文初步探索得到的金融文化学原理,对于认识、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金融有其价值,至少它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关于重建素朴刚健的金融伦理的思考,也将有助于人们探索后危机时代的全球金融走向。

丁志杰,刘煜辉,覃东海,万晓西^[10]（2007）在《日元套利 不测之忧》文中提出近来,日元套利交易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日元套利交易又称"携带日元交易"（Yen carry Trade）,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在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当中开始流行的一种投资手法,即从日本借入低利率日元,兑换为其他币种,再投资到高利率的地方。作为当前最盛行的套利交易,日元套利交易的动向正日益受到国际市场、金融机构和有关当局的密切关注。那么,当前日元套利交易异常火爆是基于怎样的背景?对东亚地区汇率和贸易格局有何影响?与全球流动性有多大程度的联动性?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怎样的新风险?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本刊特约四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解读和剖析。

二、日元贬值是以邻为壑——专家评说日元贬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元贬值是以邻为壑——专家评说日元贬值（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回溢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偏离效应的辨析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4）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全球货币体系第三次寻锚（论文提纲范文）

（6）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以中日韩三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8）安倍强力推行货币宽松政策 引发世界货币和贸易大战（论文提纲范文）

（9）文化金融学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四、日元贬值是以邻为壑——专家评说日元贬值（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回溢效应研究[D]. 黄雪宁.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2)
• [2]主要经济体流动性管理对我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研究[D]. 王珏帅.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3]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偏离效应的辨析与实证[J]. 李娜.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9(08)
• [4]安倍经济学对解决日本经济国际化困境的有效性分析[D]. 张海伟. 山东师范大学, 2017(01)
• [5]全球货币体系第三次寻锚[J]. 黄海洲. 国际经济评论, 2016(04)
• [6]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 ——以中日韩三国为例[D]. 陈默. 吉林大学, 2014(09)
• [7]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A]. 曲双石. 2013年国际货币金融每日综述, 2013
• [8]安倍强力推行货币宽松政策 引发世界货币和贸易大战[J]. 张颖. 海峡科技与产业, 2013(03)
• [9]文化金融学初探[D]. 秦援晋. 辽宁大学, 2010(10)
• [10]日元套利 不测之忧[J]. 丁志杰,刘煜辉,覃东海,万晓西. 中国外汇, 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