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宋哲琦[3]（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提出《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汪琬琦[4]（2020）在《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基于临淮市的文学生态考察》文中提出地方作家以绝对的人数优势和庞大的创作数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真正的创作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但目前学界对地方作家的研究并不充分,从研究对象上看,对知名作家个案的研究多,对地方作家群体的研究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单一的地方作家作品研究多,地方作家的特征和困境研究少。即便是研究了地方作家存在的问题,也是描述现象多,揭示实质少。为此,笔者深入中部城市临淮,通过个案研究、实地研究、文本研究三种研究方法,筛选并建立了9个作家个案,从文学生态环境、文学生产链条、作家生存状态三个维度对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进行描述分析。最后发现,临淮作协的许多功能濒临瘫痪,本该扶持作家发展的作协体制却成了临淮作家结构性压力的来源,并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扩大经费来源、细化会员管理、开放资源系统、强化服务职能四个建议。
王天丹[5]（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乔傲龙[6]（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郑瑶[7]（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指明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范伟[8]（2019）在《抗战动员中的《新中华报》研究》文中指出作为第一份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办刊近4年半,历经了土地革命后期和全面抗战初期。《新中华报》前身是长征后复刊的《红色中华》陕北版,后囿于条件维艰而停刊并入《解放日报》,在中共党报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华报》充分发挥中共党报的宣传媒介和政治武器职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战动员工作。它不仅全面宣传了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组织、鼓舞、激励、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抗日资源,投入到中国抗日战争中,在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都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论文从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破题,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科学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其具体内容框架如下:首先,简要介绍《新中华报》基本情况,以了解该报进行抗战动员的背景和条件。《新中华报》的创办,有着其复杂的时代场域、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独特的现实基础。就其时代场域而言,该报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以粉碎日寇的文化侵略,有助于引领抗日的进步思想言论以冲破国民党文化专制。就其理论渊源而言,该报赓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报思想和经验。就其现实基础而言,该报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提供的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边区革命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新中华报》的发展经历了初创和改革两个时期。《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是指该报从1937年1月29日创刊,一直到1938年12月25日准备改版而暂时休刊为止。初创时期的《新中华报》一般是4开4版的5日刊,每逢重大纪念还有增版。第1版主要发表党的政策主张和国内的重要时事,第2版则专以介绍和分析国际形势为主,第3版报道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和建设现状,第4版为边区民众团体主办的各种副刊和一些会议、人物和节日纪念的特辑、特刊、专刊。《新中华报》的主编是向仲华和徐冰,不少中央、边区和民众团体负责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讲话。《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是指1939年2月7日起出版刷新第1号,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为止。《新中华报》刷新版改为3日刊,第1版专载党和政府的对于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和军队的抗日战绩,第2版报道国际新闻和评论,第3、4版宣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现况。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停办《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解放日报》。在管理机构上,《新中华报》曾归口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1937年重建的党报委员会,主管材料研究和出版发行事务,兼理中央印刷厂。1939年新成立的出版发行部,下设出版、发行、印刷、总务等4个部门,接替负责《新中华报》的出版、印刷和发行工作。在印刷和发行上,中央印刷厂为主的延安四大印刷厂为《新中华报》提供了坚强的印制后援。《新中华报》依赖于新华书店为主,光华书店和西北抗敌书店为补充的发行网络,通过门市销售、邮局寄购和流动贩卖等方式,发行到根据地、沦陷区、大后方和南洋等地。其次,全面梳理《新中华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进行的抗战动员工作,以具体呈现出该报抗战动员的内容。就军事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和博弈。日本的军事实力虽然远超于中国,但也存在着人力和物力的不足。有鉴于此,《新中华报》积极配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的军事动员,组织和训练民众武装以加强边区自卫力量,肃清土匪和汉奸以创造巩固的抗战后方,加紧防空防毒教育和建设以保全国防后备力量。就经济动员而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而经济动员亦是抗战动员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就无法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经济动员为抗战动员之第一要务。《新中华报》亦热烈响应这一中心任务,配合党和政府,开展救国公粮运动以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发展合作社经济以在经济上组织民众。就政治动员而言,战争实质上是政治的继续,是另一种暴力形式的政治。因此,政治动员是抗战动员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华报》积极配合边区的政治动员工作,通过民主普选以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治,加强肃贪反腐以厉行廉洁政治,发展民族统战以共同救亡图存,从而唤醒和调动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动员他们投身到抗战工作之中。就文化动员而言,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间军事力、经济力等硬实力的比拼,而且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因此,文化动员是抗战动员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动员,开展学习运动以推高政治文化水准,发展抗战体育以武装手足,推行卫生运动以预防疾病,以期健全边区民众的精神和体魄,应对艰苦的持久抗战。就社会动员而言,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和凝聚一切可资利用的抗战力量,《新中华报》在积极引导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商人等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紧密联系儿童、妇女、抗属和残废军人等特殊群体,发展儿童保育工作以培养抗日的后备军,开展妇女解放运动以提高妇女民族觉悟,抓紧优抚工作以巩固军民关系,从而进一步夯实了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石,保障持久抗战进行到底。再者,客观分析《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主要作用和显着特点。就主要作用而言,《新中华报》在进行抗战动员时,努力充当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阐发正确主张,纠正错误倾向,抨击反动行径,以期协调和整合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努力充当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揭露日军残暴兽行,公布中国抗战业绩,以期激发全民抗战的勇气和展现抗战胜利的图景;努力充当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介绍边区抗战动员成果,以期展示中共抗战的良好形象和提升中共的影响力:努力充当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谴责德意日罪恶,关注世界各国动向,以期促进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早日形成。就其显着特点而言,《新中华报》充分利用中央党报这一平台优势,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战动员工作,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呈现出对象广泛性、领域多维性和方式灵活性的鲜明特点。《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呈现出对象广泛性,努力团结和整合一切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的团体和个人;呈现出领域多维性,直接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方式灵活性,注重正反对比,图文并茂。最后,科学总结《新中华报》在抗战动员中的历史经验和时代局限。就历史经验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代表党的意志,传播党的声音;一直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敢于直面问题,针贬时弊;深入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贴近群众的生活,反映群众的疾苦;一向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永立潮头。就时代局限而言,《新中华报》的抗战动员工作,思想上有一定偏差,残存着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出现了“反革命托派”和“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词;实践中显现出一些问题,如照搬了苏联的办报经验,采用了不适当的题材和语言,从而造成了与边区实际脱节,影响了抗战动员效果。
周新年[9]（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黄平,姜萤,杨国华,张肖克[10]（2017）在《巨星陨落 酒界同悲——缅怀白酒巨匠沈怡方先生》文中指出酒业巨匠,一代宗师;桃李天下,华章满园。传承创新,继往开来;科技领先,实践检验。苦心耕耘,终成正果;引领后者,攀登高峰。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 1.2.1 期刊论文类 |
| 1.2.2 专着类 |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 2.2.1 封面文字 |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 4.1 走入“全球化” |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 5 总结 |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 作者简介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思路 |
|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困难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一、地方作家的写作困境 |
| 二、地方文学生态对作家的影响 |
| 第二章 环境:文学组织、文学期刊和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文学组织 |
| 一、不受重视的作协 |
| 二、由个体推动的作协改革 |
| 第二节 文学期刊:亟待改革的《淮河》 |
| 一、刊物形式混乱 |
| 二、稿件质量堪忧 |
| 三、改革之路 |
| 第三节 文学活动 |
| 一、会议例行公事 |
| 二、比赛意义重大 |
| 三、采风流于形式 |
| 四、培训资源匮乏 |
| 五、其他文学活动 |
| 第三章 链条:文学生产诸环节的游移与脱落 |
| 第一节 生产 |
| 一、读: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贫乏 |
| 二、写:体裁的转向与题材的坚守 |
| 第二节 流通 |
| 一、发布平台的变与不变 |
| 二、自费出版是绝对主流 |
| 第三节 评介 |
| 一、评论的困境 |
| 二、奖项的失衡 |
| 第四节 接受 |
| 一、读者的缺席 |
| 二、与市场博弈 |
| 第四章 作家:他们在那遥远的地方写作 |
| 第一节 社会轨迹与文学生涯 |
| 一、相似的社会轨迹 |
| 二、文学道路与线索人物 |
| 第二节 身份认同问题 |
| 一、体制迷梦 |
| 二、文学工人 |
| 三、外部认同 |
| 第三节 存在与意义 |
| 一、严肃的生存问题 |
| 二、寻找写作的意义 |
| 第五章 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发现的问题 |
| 一、作协体制探析 |
| 二、临淮作协的问题 |
| 三、严格的审查制度 |
| 第二节 可能的建议 |
| 一、扩大经费来源 |
| 二、细化会员管理 |
| 三、开放资源系统 |
| 四、强化服务职能 |
| 第三节 研究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陈念新初次访谈纪要 |
| 附录2:吕家禾初次访谈实录 |
| 附录3:杨廷芝访谈实录 |
| 附录4:邱元田访谈实录 |
| 附录5:庄羽访谈实录 |
| 附录6:陈念新二次访谈实录 |
| 附录7:吕家禾二次访谈实录 |
| 附录8:程惠荪访谈实录 |
| 附录9:周亚丁访谈实录 |
| 附录10:唐玉雯访谈实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军事体制与军事活动 |
| (二) 军事教育与部队整风 |
| (三) 军事经济与军工生产 |
| (四) 军事与民众动员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边区武装力量的建制和职能 |
| 一、边区创建前的军事系统 |
| 二、中共中央军事系统 |
| (一) 中央军委的组建与人事调整 |
| (二) 八路军系统的军事力量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的统编与职能的转变 |
| (四) 留守部队兵力的扩大和防卫任务的增加 |
| (五) 扩编成立警卫部队 |
| 三、边区的地方武装力量 |
| (一) 保安司令部及保安部队 |
| (二) 地方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
| 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
| (一) 联防军组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
| (二) 联防军的职能和建制 |
| (三) 联防军成立的意义 |
| 第二章 边区部队的军事教育 |
| 一、抗日军政大学与军政人才培养 |
| (一) 中共军事教育沿革与抗大建立 |
| (二) 抗大军事教育及其演变 |
| (三) 抗大招生工作 |
| (四) 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五) 抗大军事教育的特点 |
| 二、边区留守部队军事教育与训练 |
| (一) 边区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二) 联防军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三) 边区留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斐然 |
| 三、其他专门军事院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 |
| (一) 八路军军政学院 |
| (二) 八路军军事学院 |
| (三) 延安摩托学校 |
| (四) 八路军炮兵学校 |
| (五) 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学校 |
| 四、边区军事教育的成效 |
| (一) 吸收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抗战道路 |
| (二) 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增强了抗战力量 |
| (三) 大练兵运动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 |
| 第三章 边区部队的政治工作 |
| 一、政治机关建制演变与职能 |
| (一) 政治部(处) |
| (二) 政训处 |
| (三) 恢复政治工作制度及建制 |
| 二、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开展 |
| 三、边区部队政治工作主要内容 |
| (一) 坚持党的领导 |
| (二) 开展政治教育和宣传动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战斗力 |
| (三) 推行在职干部学习运动 |
| (四) 加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项方针政策、时事政治的学习,提高干部战士政治素养,增强团结意识 |
| (五)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第四章 边区军事系统的整风运动 |
| 一、抗战初期中共军队中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 |
| (一) 存在的问题和表现 |
| (二) 王明错误思想倾向的危害 |
| 二、边区部队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一) 中央军委开展普遍整风的部署 |
| (二) 边区部队的整风 |
| 三、整风运动使中共军队思想作风改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 |
| (一) 肃清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
| (二) 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 (三) 结出了累累硕果 |
| (四) 形成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
| (五)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 |
| 第五章 边区的军事斗争 |
| 一、抗击日军,保卫河防 |
| (一) 日军的进攻和目的 |
| (二) 河防兵力的部署和河防守卫 |
| (三) 河防战斗情况 |
| (四) 河防保卫战胜利的成效和意义 |
| 二、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
| (一) 边区匪患猖獗的原因和危害 |
| (二) 剿匪的政策和策略 |
| (三) 大规模清剿行动 |
| (四) 边区剿匪成效 |
| 三、反磨擦斗争,保卫边区 |
| (一) 边区发生磨擦的原因和表现 |
| (二) 中共处理磨擦的政策和应对策略 |
| (三) 反磨擦的主要军事斗争 |
| (四) 边区反磨擦斗争胜利的成效 |
| 第六章 边区的军事经济问题 |
| 一、军工机构建制与军工生产 |
| (一) 八路军建立军工的原因 |
| (二) 军工机构的设置与职能 |
| (三) 边区主要军工企业的分工和生产 |
| (四) 军工生产中的赵占魁运动和劳动竞赛 |
| (五) 边区军工发展的成效 |
| 二、经济问题与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一) 边区面临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 |
| (二) 边区财政经济发生困难的原因 |
| (三) 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 |
| (四) 部队大生产运动的成效 |
| (五) 边区军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 |
| 第七章 边区的军事与社会 |
| 一、边区的兵役制度 |
| (一) 边区兵役制度的缘起 |
| (二) 边区兵役制主要内容 |
| 二、边区农民参军 |
| (一) 农民参军的动机 |
| (二) 农民参军的优抚政策 |
| (三) 各种抗战民众组织的宣传动员 |
| 三、开展“归队运动” |
| (一) “归队运动”的背景和原因 |
| (二) 归队法令和“归队运动” |
| (三) “归队运动”的成效 |
| 四、边区“双拥”运动 |
| (一) 边区“双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二) “双拥”政策的制定及主要内容 |
| (三) “双拥”运动的开展及主要形式 |
| (四) 边区“双拥”运动的成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一)路数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成立背景 |
| 一、战时江西农业的现状与重要地位 |
| (一)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情况 |
| (二)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地位 |
| 二、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的缺失 |
| (一)晚清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三、时代交织背景下的人才流动 |
| (一)江西农业人才的回流 |
| (二)战时农学人才的内迁 |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态势 |
| 一、胡先骕掌校时期——茁壮发展 |
| (一)充实图书资料 |
| (二)添置仪器设备 |
| (三)扩充实验场所 |
| (四)壮大发展院系 |
| 二、萧蘧掌校期间——惨淡经营 |
| (一)迁校避战(1944年5 月—1945年8 月) |
| (二)战后复员(1945年8 月—1946年11 月) |
| (三)内战学潮(1946年11 月—1947年7 月) |
| 三、林一民掌校期间——艰苦奋斗 |
| (一)林一民与周拾禄 |
| (二)林一民与王志鹄 |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师资队伍 |
| 一、农学院的师资情况 |
| (一)师资人数、研究领域、留学学历 |
| (二)师资来源情况分析 |
| (三)教员“留守”原因之分析 |
| 二、农学院的师资对比 |
| (一)与校内其他院系对比 |
| (二)与国内其他农学院对比 |
| 三、农学院的知名师资 |
| (一)国内农学领域学科带头人 |
| (二)任职任教的四位学部委员 |
| (三)与农学院同甘共苦的教授 |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人才培养 |
| 一、农学院的学生情况 |
| (一)学生来源、招录人数、专业选择 |
| (二)学生成绩与培养质量 |
| 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法 |
| (一)结合实际设置科系专业与课程 |
|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 (三)以实习检验学理 |
| 三、学生毕业去向及院内知名校友 |
| (一)学生毕业去向及就业选择方向 |
| (二)农学院内各系知名校友 |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及社会服务 |
| 一、农学院的科研工作 |
| (一)科研准备 |
| (二)科研活动 |
| (三)科研成果 |
| 二、农学院的社会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和研究综述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概念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创新之处 |
| (三)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新中华报》概述 |
| 一. 《新中华报》的创办背景 |
| (一)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代场域 |
| (二) 《新中华报》创办的理论渊源 |
| (三) 《新中华报》创办的现实基础 |
| 二. 《新中华报》的发展变迁 |
| (一) 《新中华报》的初创时期 |
| (二) 《新中华报》的改革时期 |
| 三. 《新中华报》的管理与运行 |
| (一) 《新中华报》的管理机构 |
| (二) 《新中华报》的印刷发行 |
| 第二章 抗战军事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加强人民自卫力量”: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民众武装的意义 |
| (二) 见证边区民众武装的建设 |
| (三) 介绍边区民众武装的活动 |
| 二. “巩固抗战后方”:陕甘宁边区的剿匪锄奸工作 |
| (一) 宜讲边区剿匪锄奸政策 |
| (二) 阐明边区剿匪锄奸意义 |
| (三) 介绍边区剿匪锄奸方法 |
| (四) 宣传边区剿匪锄奸成绩 |
| 三. “保全国防力量”:陕甘宁边区的防空防毒工作 |
| (一) 进行边区防空防毒的报道 |
| (二) 开展边区防空防毒的教育 |
| (三) 报道边区防空机构的工作 |
| 第三章 抗战经济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充实抗战的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运动 |
| (一) 宣传边区公粮征收的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公粮征收的实际状况 |
| (三) 总结边区公粮征收的经验教训 |
| 二. “在经济上组织群众”: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运动 |
| (一) 宣讲边区合作社之政策 |
| (二) 追踪边区合作社之进步 |
| (三) 树立边区合作社之典型 |
| 第四章 抗战政治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证实现彻底的民主”: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普选运动 |
| (一) 阐释边区民主普选方针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民主普选工作情况 |
| (三) 推广边区民主普选经验方法 |
| 二. “厉行廉洁政治”:陕甘宁边区的肃贪反腐工作 |
| (一) 宣传边区反腐法规和政策 |
| (二) 介绍边区腐化事例和案件 |
| (三) 总结边区肃贪反腐之经验 |
| 三. “共同抗日图存”: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
| (一) 关注少数民族发展现状 |
| (二)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 (三) 维护少数民族团结统一 |
| 第五章 抗战文化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提高政治文化水准”:陕甘宁边区的学习运动 |
| (一) 阐明边区学习运动的方针政策 |
| (二) 聚焦边区学习运动的实际状况 |
| (三) 反思边区学习运动的经验教训 |
| 二. “武装我们的手足”:陕甘宁边区的抗战体育运动 |
| (一) 介绍边区体育组织的工作 |
| (二) 展现边区军事体育的特色 |
| (三) 反映边区群众体育的热潮 |
| 三. “讲究卫生,健全身体”:陕甘宁边区的卫生运动 |
| (一) 协助边区禁毒戒烟的工作 |
| (二) 介绍边区药物生产的扩大 |
| (三) 展现边区医护教育的进步 |
| (四) 配合边区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六章 抗战社会动员中的《新中华报》 |
| 一. “保育革命的后代”: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 |
| (一) 关注边区儿童保育工作 |
| (二) 宣传边区儿童保育政策 |
| (三) 展现边区保育机构现状 |
| 二. “提高妇女民族觉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
| (一) 树立边区妇女解放榜样 |
| (二) 维护边区妇女合法权益 |
| (三) 展现边区妇女解放英姿 |
| 三. “巩固和加强边区抗战力量”:陕甘宁边区的优抚工作 |
| (一) 阐释边区优抚工作意义 |
| (二) 介绍边区优待工作现状 |
| (三) 展现边区抚恤安置成绩 |
| 第七章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评析 |
| 一.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作用 |
| (一) 整合全国抗日力量的“万能胶” |
| (二) 凝聚民族抗战精神的“兴奋剂” |
| (三) 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扩音器” |
| (四) 发展反法西斯同盟的“集结号” |
| 二.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特点 |
| (一) 对象上的广泛性 |
| (二) 领域上的多维性 |
| (三) 方式上的灵活性 |
| 三.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经验 |
| (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二) 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
| (三) 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 (四) 服务于时代的现实需求 |
| 四. 《新中华报》抗战动员的局限 |
| (一) 思想上存在着一定偏差 |
| (二) 实践中显露出一些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新中华报》头条文章列表 |
| 附录二: 《新中华报》要人文章统计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 1 投身中国酒业, 组织和参与中国白酒行业活动 |
| 1.1 主持和参加中国白酒协会活动 |
| 1.2 积极参加中国酒业协会活动 |
| 1.3 主导苏鲁豫皖4省峰会 |
| 1.4 发起主导中国白酒东方论坛 |
| 1.5 参加行业科技成果鉴定 |
| 1.6 参加其他相关机构和地方协会等相关行业活动 |
| 2 足迹遍天下, 为企业产品质量和企业发展把脉 |
| 2.1 产品质量鉴评 |
| 2.2 参加企业各种活动 |
| 3 积极培养人才, 为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
| 4 引导香型风格走向 |
| 4.1 确立“豉香”“特型”“馥郁香” |
| 4.2 白酒风格 |
| 5 倡导创新 |
| 5.1 创新产品 |
| 5.2 推动新产品、新技术的普及应用 |
| 5.2.1 安琪活性干酵母应用 |
| 5.2.2 低度白酒除浊介质的应用 |
| 6 传播酒道文化, 提倡健康饮酒 |
| 6.1 酒文化 |
| 6.2 饮酒与健康 |
| 6.3 酒道文化 |
| 7 关爱行业媒体 |
| 7.1 为媒体撰稿 |
| 7.2 参加媒体活动 |
| 7.3 参加《酿酒科技》相关座谈会 |
| 7.4 为《酿酒科技》题词 |
| 8 祝愿沈老一路走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