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市科协组团开展广州城市生态考察活动

一、省、市科协组织考察团进行广州城市生态考察活动（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说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魏晓敏^[2]（2020）在《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文中提出中缅关系与缅甸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变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当中缅关系良好时,缅甸华侨华人社团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经济机会和政策环境就会比较宽松,其发展就会比较兴旺;反之则比较萧条。二战后,中缅关系对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战后初期,两国迅速建交,胞波友谊逐渐升温,缅甸采取了宽松的华人政策,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经济活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成效显着;奈温军政府时期,恰逢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缅两国关系跌至低谷,华侨华人群体成为被缅甸当局针对的对象,众多粤籍华侨华人在排华事件中丧失性命,社团的各项事业也在混乱的时局中被迫中断;中缅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化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重获生机,展现良好的势头。

史煜^[3]（2019）在《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鸦片战争遭遇西方武力冲击,中国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延续千年的传统建筑体系从沿海至内陆城市渐次发生近现代化演变。西安作为中国内陆传统城市典型代表与华夏文化生发繁荣之地,经历了20世纪来持续变革求新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在取得城市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因明城区大片历史街区建筑消失与城市记忆难以承续的现状。在当前中国城市建设从经济指标“量”的扩张转向历史文化与环境生态“质”的彰显之际,学界对西安都城时代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城市近现代发展变迁的研究。鉴于建筑是城市最基本的物质组成,本文选择以20世纪来西安明城区不同时段所生发新建筑作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具体产物,以西安从传统向近现代城市的发展历史为线索,利用影像文本“客观纪实性”功能再现建筑形态特征,呈现与解析明城区建筑演进历程,为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以及再塑古城历史文化风貌的探索实践提供借鉴。首先,立足影像与建筑文化研究方向,将建筑影像与历史文本相结合作为还原城市记忆的基本载体,在以人为主体、建筑为客体所形成的城市记忆框架中,以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历史为线索,搜集整合20世纪来（1900-2010）不同历史时期典型的建筑影像文本,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时空背景中进行分期、分类及演变研究。其次,以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与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在西安城市建筑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参照,将清末（1900-1911）、民国（1912-1949）与共和国（1949-2010）三个典型时期建筑影像文本进行分类对比,以“图文”互证方式还原西安明城区建筑发展演变历程,借助图像学与现象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解读,揭示演变特征、规律及综合动因。再次,利用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五要素”（道路、边缘、区域、节点、地标）作为体验与认知城市的一种方法,对应分析20世纪不同时段西安城市代表性建筑,尝试还原与建构近现代西安城市记忆。近现代西安传统建筑是顺应时代发展与社会现实需求,从“模仿搬用”到“选择吸收”西方先进建筑形式与技术的演进历程,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主体审美与价值观的转变,也是传统建筑体系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做出权衡与选择的实践过程。以城市记忆的“整体性、时代性、延续性与建构性”为原则,对20世纪以来西安明城区建筑状况进行分析、归纳与总结:（1）“体用”原则上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延续性在西安城市近现代化转型历程中,城市发展渐从传统社会的闭守走向近现代的开放,在继承传统建筑文化“体”对西方建筑形式、材料、结构等因素“用”的基础上,传统建筑主体地位逐步被削弱而日趋式微。是在政治与军事因素主导下,从清末“洋风”模仿建筑到民国以不同程度的中西“折衷”特征为主、兼有少量几何形式特征工业化建筑,经历共和国初期“苏化”因素影响,又从单一国家性建筑逐步走向现代化探索与多元化发展历程,建筑是“自上而下”非自然发展路径,以“局部-整体-简化-创新”不同程度中西“折衷”建筑特征的渐变为其发展规律。（2）传统建筑文化承续及创新的矛盾性与表面性作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西北区域重镇与传统内陆城市,近代“洋风”模仿、中西“折衷”建筑到建国10周年经典的“传统”复兴建筑,在改革开放后1990-201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以房地产商业开发与以旧城拆迁改造为手段的城市化建设,带来明城区商业化、功能化的大尺度的现代建筑在明城墙内外无序耸立,因其与西安历史文化缺乏关联而影响古城整体建筑风貌。近年来,西安明城区依旧以在建筑上附加传统元素与佩戴仿古头饰屋顶作为体现古都风貌的手法,令人深感传统建筑传承与创新层面缺乏文化关联呈现出的矛盾心态与形式的表面性。（3）城市建筑演变缺乏历史文化承续性与整体观伴随20世纪以来西安城市建筑特征近现代化演变历程,西安明城区多数历史街区风貌逐步被科技文明所打造的功能化、商业化与符号化的新建筑所替代与消解,建筑景观的汰换更新导致历史特色被抹除失去城市记忆载体,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在加速城市记忆的缺失,不利于获得古城西安作为精神家园应有的历史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基于城市记忆与建筑影像的互动同构关系再现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历程,省察急躁功利的赶超式与风貌式城市建设行为,汲取东西方城市近现代化发展正反经验,以期在健全城市建设评估与民众参与的监督管控机制,重拾城市文化自信、再塑城市历史风貌,将西安建成生态宜居的家园,肩负起“国家文化形象”的城市职能与使命。

李文冰^[4]（2016）在《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媒介形象研究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浙商,一般指浙江籍人士在浙江省内外从事创业活动的商人群体。本研究所界定的当代浙商,是指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特有的商人群体。当代浙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浙商在追求财富的路途上,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和推动下,逐渐孕育、形成和发展了自身的公共形象,这一形象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极具价值的组成部分。随着浙江经济和浙商影响力的提升,浙商报道成为中国媒体经济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浙商媒介形象通过媒介得以呈现,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又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时代特征,浙商媒介形象所内含的浙商精神、浙商文化又对浙江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浙商同时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媒介在成功呈现和传播浙商文化过程中塑造并发展了自身,形成了与浙商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探讨有“当代中国第一商帮”之称的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本文的主旨之一,是通过审视浙商形象进入公众视野的历史发展,探讨媒介是如何通过议程设置、框架建构以及话语策略将浙商纳入报道议题并加以呈现的?媒介呈现了怎样的浙商形象?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文化推动力量?报纸媒体在形塑、呈现浙商形象时,存在哪些问题?浙商发展的兴衰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对浙商的褒扬和批判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对浙商媒介形象呈现进行考察,既能丰富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本文的另一研究要旨在于通过梳理当代浙商媒介形象的呈现历程,透视媒介与社会、媒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抽样选取《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浙商报道文本,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报纸浙商报道进行了量化和质化分析及统计,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报纸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浙商通过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不断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日益走向中国经济社会舞台的中心。报纸媒体通过命名与身份书写、断言式言语行为和话语隐含意义的表达,遵循政治话语规范下的“创富——贡献”叙事模式、经济话语主导下的“创新——传奇”叙事模式、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合流的“转型——回归”叙事模式三种叙事模式,勾勒出浙商从“草根商人”向肯吃苦、善经营的“闯天下”创富群体形象、从“财富”浙商向“责任”浙商、从“功利”浙商向“公利”浙商、从传统创业形象向变革和创新形象转变的历程,从而呈现出浙商作为当今中国“第一儒商”的形象。本文认为,浙商媒介形象是多元力量共同建构和呈现的结果,标示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语境。浙商新闻报道始终是传统媒体在与经济场、政治场、文化场等各种权力场域关系中进行的,政治话语与经济话语的交互是贯穿浙商报道或明或暗的主线；浙商媒介形象呈现又离不开媒介推手,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大众传媒及其生态的变迁,既是不同阶段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的动因又是结果；浙商也在在自塑的努力中共同完成媒介形象的呈现。本文研究发现,处在多种场域关系中的报纸传媒,在呈现浙商形象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传播偏向,在呈现浙商形象时因陷入框架化、模式化、学科化的泥沼整体上存在群体形象丰富性的遮蔽、中小浙商群体再现的偏差、媒介形象呈现的理想化以及“人”的迷失,这在大众传媒充分发展、媒介生态深刻变迁、数字化媒体蓬勃兴起的当今时代不能说不是一种缺失和遗憾。相形之下,网络新媒体对浙商形象呈现的不遗余力和畅所欲言能给传统报纸媒体带来诸多启示,此外,新闻形态之外的各种浙商题材电视剧虽是浙商形象艺术化地再现,但其蓬勃发展的态势及其所呈现的浙商形象的丰富性和鲜活性也是值得传统媒体新闻报道借鉴和反思的。基于对浙商媒介形象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当下中国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的分析,本文最后提出对报纸媒体在多媒体图景和新媒体环境下浙商媒介形象再现的思考。

冯亮^[5]（2016）在《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这一点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基本共识并凝聚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而农村环境治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展开的。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由点到面的推进,农村环境治理从实践层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与深入,然而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本文针对这一现状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宏观上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阶段、政策脉络及其治理理念进行分析;微观上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并广泛搜集案例素材,对农村环境治理的丰富内涵以及治理成本与治理结构之间的联系予以阐释,并指出了治理结构的优化路径。本文研究表明,2005-2006年是中国环境治理的转折点,在此期间,中国的环保部门开始将农村环境从实质上纳入治理的范围,中国环境治理中“重城市、轻农村”的格局开始朝“城乡并重”的方向扭转。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农村环境治理呈现出阶段性推进的特征。2005-2008是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时期;2008-2010期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强化;2010-2013期间,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2013年以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成为政府部门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新的推进器。根据2005-2015中国农村环境治理实践,本文首次从理念层面上对“环境整治”和“环境治理”做了一个基础性的区分界定:环境整治侧重于间歇性的项目投入,单向运作即可实现,带有暂时性的特点;而环境治理则兼顾间歇性的项目投入和连续性的日常运行,需要双向互动才能持续,具有历时性的特点。本文依据调研素材建构了一个具有较强包容性的微观分析框架:即村内矛盾-产业结构-环境治理-外部力量四者之间的关联性互动。在农村社会开放性与流动性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考察对象与公共治理领域的大师奥斯特罗姆所研究对象的相对封闭性不同,因此必须将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的介入纳入分析范围,进而实现对既有公共治理理论的丰富。这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将有助于突破既有的关于公共产品的供求分析。良好的农村环境被认为是一项基本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一般认为是政府部门,消费主体是村民。与一般的供求分析有所不同的是,本文的分析并未停留在简单的供求模式以及效率探讨上,而是依据案例从两个角度予以了突破:一方面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阐明了“有效监督”是确保农村环境治理成效巩固的关键点,这样一来就通过监督成本将治理成本引入了供求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对政府和村庄内部结构的考察,阐明了同时激发多方参与者的积极性进而降低治理成本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亦即需要从政府供给切换到了多方联合供给。监督成本的高低往往因治理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通过对农村环境治理中不同治理内容的比较分析表明,“有效监督”的难题在日常运行相对较难的农村垃圾治理中体现得最为突出。简单依靠外部力量来解决垃圾治理中的监督难题,面对点多面广的农村其成本往往非常之高,而高成本的治理必然是难以持续的。随着消费观念与生活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以及资源约束趋紧,垃圾资源化可以说是不二选择,而垃圾分类则是垃圾资源化的关键环节。垃圾分类关系重大,但其成效则取决于分类过程中监督水平。为了降低监督成本,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因素加强农村社会的组织建设,发展农村社会的集体经济。本文案例研究表明,日常监督需要依靠本土性组织才能降低治理成本。组织资源和资金投入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在组织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即使资金投入相对较少也同样能达到较好的治理效果。而集体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提高基层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最根本的途径,它能大大增强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激励,并通过内部监督来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水平。对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表明,既有的那种认为政府部门是农村环境治理的供给主体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这种看法忽略了政府内部系统的协作程度对产品供给的重大影响;其次,从治理费用角度来看,单单依靠政府部门来作为供给方是不可能持续的。正如政府内部有着横向的层级和纵向的部门划分一样,农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公共事务,其内部的责任体系也必须进行切割分配。然而,责任体系的分配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府系统内部,而应该在包括政府机构、村民、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在内的整个社会体系下进行分配。因此,需要突破那种认为政府才是农村环境治理供给主体的既定认识,按照降低治理成本、优化治理结构的目标,形成合理的责任分配体系。这种合理的责任分配体系将有助于发挥不同主体的独特价值、激发多方参与者的动力,并增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提高治理项目的效益。对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环境冲突事件的分析表明:由于“邻避冲突”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将不得不承受越来越多的外源性污染,当前的法律带来的困境、基层社会变迁带来的困境以及政商一体化带来的困境,使得受害圈的农民在体制内难以找到申诉的渠道,因而最终可能走向体制外暴力抗争。需要通过社会环保组织的培育、环保法律法规的细化完善,使得农村环境抗争中的受害者能够形成一种自我保护力量,约束和引导政商一体化的发展冲动,使得经济发展更加环境友好。总的看来,对于农村环境问题的治理结构可以从包括治理理念、治理内容、城乡关系、参与主体在内的不同维度加以理解,每一个维度都为治理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而根据制度经济学大家威廉姆森的理论,治理结构的优化才是提高治理成效、降低治理成本根本之道。

徐莹^[6]（2013）在《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道德教育作为21世纪德育的新课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如何确立和选择正确有效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是生态道德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理性生态人”的培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的主体意识的提高及膨胀，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产生了无度化的倾向，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现实的生态危机不断加剧。于是，20世纪中期以来，很多西方的学者以及政府等开始尝试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伦理道德的调整范畴，从而带来了生态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这为生态道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另外，当今社会，人们对发展方式的认识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是我们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研究的时代要求。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拓展和丰富，一方面，为生态道德教育理论的发展和生态道德教育实践推进提供理论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等方面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人们对生态道德教育内容从知到行的转化。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已经形成了一些成果，这对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参考内容，但是总体来看，其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不能忽视。例如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结构，其可操作性的研究也显得不足，与时代发展的密切结合也需要进一步推动等。因此，本文力图在选择性的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进行更为深入细致和有针对性的研究，让自己的努力加入到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研究的这项任务中来。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综合运用系统研究方法、比较借鉴方法、分析归纳方法等各种方法，以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为中心，分别探讨了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概念特征、思想基础、时代要求、具体方法以及运用维护等问题，以期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思想来源、新时代的要求、其具体的方法结构、内容以及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运用和维护问题做出解答。具体来说，本文是从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时代要求和具体表现、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运用和维护三个层次逐渐展开阐述的。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概念、特征和作用以及对中国和西方已经形成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分析，这是本文分析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基础。对思想基础的分析，坚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全面地对古今中外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进行了阐述。一是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家思想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不足和对现代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启示。二是对西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并指出其优势和不足。三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有关生态的思想进行解读。逐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的形成的分析以及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四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结合我国基本国情采取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进行梳理和概括。这样的分析，是为了让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探索具有丰厚的理论素材的支持以及坚实的思想基础。现代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探索离不开吸收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现代西方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也为当今的探索提供了基础理论资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及其对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最基础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探索为我们当前研究提供了最有针对性的和现实性的理论基础。生态道德教育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确立和选择也应该注意时代的要求。全球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对生态道德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也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确立和选择应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注重方法的多元性、实效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和要求。在此基础上，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结构及具体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包括外显性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渗透性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以及协同性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三类内容在内的共十七种具体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并对每种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概念以及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阐述。这是运用系统方法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结构内容进行的建构，从而使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表现出系统化的特点，形成了层次分明、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交叉、相互补充并呈现综合发展趋势的方法体系。方法就是工具，就是手段，是过河的“船”和“桥”。研究方法不能忽视应用。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作为一般方法的具体化和特殊化，也是如此。因此，探讨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运用也就成为必然。本文从生态道德教育实施的不同领域入手，重点分析了企业、社区、农村及虚拟领域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这是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运用问题的具体阐述，同时也会对现实中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在其他方面的运用起到启示作用。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运用和维护是密切联系的，探讨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也不能忽视对其维护方面的探讨。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维护，应该坚持从观念引导、制度维护、组织维护和个体维护等不同方面展开，这是保证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科学运行以及在实际操作和运用中能充分发挥其功效、达到生态道德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本文力图打破那种把生态道德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研究的窠臼，避免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泛泛而谈却不能深入研究的缺陷产生，把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从其中择出单列，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并对其进行体系性、系统性的构建和阐释，形成一个新的架构，这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另外，本文结合时代发展的特征，择取了全球化、信息化和公民社会这三个最具代表性的方面，分析了其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新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具体地阐述了生态道德教育实现的十七个具体方法，同时分析了其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这使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探讨不再空泛，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对这个多层次、交叉互补、综合发展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体系的阐释，既是本文的中心和重点，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过去不少的学者只是在研究生态道德教育过程中涉及生态道德教育实践路径或者实施方法和策略，而没有对其单独、重点研究并形成体系性的不足在此得到克服。另外，本文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维护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弥补了过去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本身研究的多，而对其方法的维护和保障研究的少的缺陷。离开了方法的维护和保障内容的研究，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研究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也不利于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有效性在现实中的充分发挥。总之，对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的阐释和构建，需要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上，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针对现时代的特征和要求，形成有层次性、系统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生态道德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创造新的文明。

马成鸣^[7]（2012）在《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结束中国社会发生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巨变。列强入侵和社会动荡,使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图强御侮、挽救危亡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民族意识觉醒对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影响,将开启民智和救亡运动摆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企图通过创办白话报等方式来解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办报高潮的中国,白话文逐渐成为了交流的主要文字表达方式,作为载体的传播媒介,其影响力也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着作《想象的共同体》中讲道,“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印刷科技的诞生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改变,印刷语言“在一群特定组合的读者同胞中创造了一个这些船舶、新娘、主教和价格都共同归属的、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以其特别强调印刷技术的重要作用而备受质疑。抛开质疑,这一理论认为共同体是基于想象而存在,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与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技术的交互作用和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是其决定因素。这一切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文化的转型,也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而言,培育现代民族意识是开启民智的目的,也是实现救亡的手段。各种白话报的兴起,民族、民族国家等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概念被广泛传播,构建民族共同体成了共识。回族知识分子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也肩负了同样的历史使命,大量的回族报刊应运而生,开始为构建回族这一民族共同体而努力。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到明清时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形成了回族这一特殊的民族。其思想、语言、文化、生活等处处体现了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两种特点,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宗教观结合华夏文明的语言系统,成了回族不同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他少数民族的最明显特征。近代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回族社会的大变革,回族新文化运动也随着五四运动展开,包括伊斯兰世界的新思潮等各种新思想开始不断冲击回族形成过程中所保持的固有思想。经历了历朝历代被压迫的回族人逐渐形成了重商业轻政治、重宗教轻教育的整体民族性格。而面对近代巨变,觉醒的回族知识分子意识到宗教与国家、民族与国家的密切关系,发出了“爱国爱教”的强烈呼声,并积极参与到了唤起同胞觉醒的阵营中。回族报刊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成为回族知识分子传递新思想的平台。国家、伊斯兰教、民族、回族等概念成了回族报刊关注的议题核心,对其的探究目的就在于将回族这一松散的文化概念构建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共同体。其中《月华》最具代表性。本文将以《月华》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探讨其诞生背景、发展历程、内容分析等,来回答在其办刊过程中是如何展现其构建民族共同体企图的,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理论的决定性因素在《月华》中又是如何得以体现等问题。要解决以上问题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回族报刊?回族报刊是回族学人创办并主持下的,以回族大众作为核心预期受众,面向大众社会发行,并以刊载、传播回族及伊斯兰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近代回族报刊从1906年第一份回族报刊创刊到新中国成立,先后共出版发行了270多种,呈现地域广、数量大和内容丰富等特点。回族报刊研究作为回族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相较于其他报刊的研究盛况,少数民族类报刊目前尚属于被冷落的状态。作为回族报刊的代表,《月华》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回教社会的变迁,对其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回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特点。但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仅处于初级阶段。笔者将以传播学为视野,以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为主线对《月华》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传播媒介的民族共同体构建功能。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部分主要分析了本课题研究的缘起和意义,近代回族报刊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月华》的时代评价、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文本拟采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探讨的是回族报刊产生的时代语境和发展阶段、《月华》的创办和发展轨迹以及变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共同体因素三个部分。笔者认为,回族报刊的产生基于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等两方面的主要因素。社会因素方面,清末新政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统治,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起步和发展,这为报刊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动荡的时局迫使回族知识分子也开始思考回族社会乃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问题。思想因素包括了近代世界伊斯兰新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近代中国伊斯兰文化运动三个方面,构成了回族报刊发生的思想基础。其从产生到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及蹒跚学步时期、蓬勃发展时期和落败与转型时期。第二个问题主要探讨了《月华》的创办和发展以及回族知识分子对其产生和发展的意义,并且分析了《月华》在经历四次迁址的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包括办刊宗旨的调整、封面与栏目的设置、经营状况等。第三个问题探讨了《月华》在其历史变迁中表现出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研究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促使回族人逐渐放弃了其他语言系统,而选择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汉语言体系作为了民族语言。同时,《月华》横跨国家南北的变迁彰显出了独特的“地图功能”,为历经艰难的回族人塑造了一个可以想象的虚拟空间,以此寻求心理慰藉和民族归属感。第二章探讨了《月华》是如何在议题设置中构建民族共同体的问题。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功能,其实现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途径。民国时期的回族社会首先觉醒的回族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创办报章杂志等方式奔走呼吁,期翼唤醒民众以抵抗外侮。所以在这些报刊的议题设置方面,更多的是选择了第一种途径,即“自上而下”的途径。本章主要通过梳理《月华》历任主编和核心作者所关注的议题分析当时《月华》所设置的议题类型,并探讨议题设置中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认为国家、民族和个人是《月华》设置议题的出发点,是为回族大众设定的想象空间。第三至第五章是对《月华》关注的核心议题进行的内容分析。其核心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观念、社会调查和大国理想等三个方面。第三章探讨了《月华》同人的政治观念从浪漫到理性的演变过程,从四个部分展开分析。其中第一部分是对早期具有浪漫色彩的政治合作构想的整理分析；第二部分主要探析了其“以经释战”为核心思想的抗战理念。所谓“以儒释经”主要是指通过解读《古兰经》关于战争的“启示”和讲述穆罕默德的故事来宣传回教的国家观和世界观等,积极号召同胞积极参与抗战运动。第三部分探讨了《月华》同人为代表的回族知识分子基于民族平等争取回族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历程,深入解读回族人参政议政必要性,同时也提出了回族国大代表理性参政的主张。第四部分探讨了《月华》同人在其政治观念变迁中体现出的民族共同体构建因素,这种变化是一个想象的去抽象化过程。谋求合作、挽救危亡和争取政治权利是基于民族意识的觉醒,伊斯兰文化因素是回族想象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因素。第四章探讨了《月华》关于回族社会调查和教育倡导方面的问题。根据分析调查结果,认为教育落败是回族社会的困境之源,同样也是未来的解决之道。第一部分分析了《月华》开展回教社会调查的起源。第二部分总结整理了近十年中《月华》对回族社会以人口、教育、宗教、民生为主要内容的调查数据。第三部分根据调查数据总结了当时中国回族社会的发展困境,并对《月华》“教育才是解决回族社会问题的根本”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第四部分探析了社会调查中表现出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因素。概而言之,人口调查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虚拟界限,合理的教育体系是民族意识传承的必备条件。第五章探讨了回族学人的大国理想。其大国理想主要通过建言西北开发和开展国民外交两方面得以表现,是追求民族发展和国家振兴并行的追求。第一部分分析了《月华》关注西北开发特别是新疆建设的早期构想及其现实意义。第二部分首先梳理了《月华》同人多元化的国民外交实践及其关注的国际议题,其次探讨了《月华》同人参与国家观察的时代特征,并分析了他们开展国民外交的认知基础。最后分析了他们参与国际观察和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意义。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在追求大国理想过程中表现出民族共同体构建因素。大国追求是民族共同体去虚拟性的表现,目的在于将逐渐成形的具有想象特征和虚拟性的民族共同体现实化,通过谋求区域发展来促进民族的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紧密联系一是为正在遭受侵略的中华民族寻求国际援助和支持,二是通过与阿拉伯世界的“朝圣之旅”,基于宗教的共通性来寻求民族共同体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结语部分分析了《月华》成为近代中国回族新闻史上办刊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报刊的原因,包括其生动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为大众所接受,顺应潮流的办刊宗旨符合时代需求等。最重要的是《月华》为回族人想象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平台,且处处体现了其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努力。需要强调的是,回族知识分子所构建的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是并行不悖的。回族与中华民族的同质性和平行性,让回族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找到永久的居住地,并且也永久地保留着自己的特色。

徐迎春^[8]（2012）在《环境传播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环境传播是传播学中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涉及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环境传播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学校园增设了环境传播学科与课程。二十一世纪初,国际上有关“环境与传播”的年会定期举办,有关环境传播的学术期刊陆续发刊。至今,环境传播的研究领域已扩展至“环境话语与修辞”、“媒介与环境新闻”、“环境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社会营销与环境倡议运动”、“环境合作与矛盾解决”“环境风险传播”、“大众文化与绿色市场中的自然表征”等多个方面。目前,国内的环境传播已经起步,所涉及领域多限于大众传媒的环境新闻报道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政府努力不懈地始终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除1984年将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外,基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话语也先后出现在国家发展纲要以及各种高级别的国际会议、国家领导峰会和环境论坛中。环境传播课题在中国的发展与研究,不仅对于保护与改善环境本身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探讨国家的环境责任以及提升国家形象也意义重大。因而,将中国环境传播研究目前较单一的环境新闻研究领域扩展至其它多分支领域,这对国家发展及环境传播领域的理论完善都极具学术价值。本论文的形成主要通过以下三个层面：国内外资料搜集与实践总结、剖析；思考的路径；结论与研究价值的可靠性论证。文章在对国内外有关环境传播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综述与评析了环境传播的概念演变；环境传播的社会和文化建构立场、方法及框架；环境传播中的修辞策略；环境政治；新旧媒体的环境传播；以及环境风险传播等几大热点研究领域。之后,本论文将环境传播与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相结合,创新地提出二者影响与互动机制,并对环境传播运作机制中各要素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分别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在对环境传播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笔者将实证与实质性研究方法相融合,基于文化批判与社会建构的立场,剖析了大众传媒、网络新媒体、环境NGO及政府部门的环境传播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影响,其中包括从大众传媒的环境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来反思其绿色公共性；提出网络新媒体进行环境传播的门户、搜索及聚众式传播方式,以及从“绿色”新闻、“绿色”议题向“绿色”公众培育的传播态势；网络传播的“绿色”话语与主流大众传媒的话语同构；环境NGO的传播运作机制与媒体策略,以及环境NGO的话语形式与种类对公民“绿色”身份的建构、对绿色公共领域的影响；政府的环境传播机制、特点及“绿色”话语实践等。这些也都是本文与国内以往环境传播类研究相比的创新之处。笔者在研究中注重多元全面的分析方法,不仅运用了大量案例分析,比如从环境风险的建构视角考察了厦门、广东番禺的集体“散步”事件,网络绿色公共领域形成与发展中的三大事件—“怒江建坝之争”、“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事件”、“南京法桐保卫战”；还运用了话语分析方法,如对环境NGO主办的“地球熄灯一小时”行动的官方宣传文本与气候变化的话语实践进行详细解读；从政府的绿色语言与行动出发,考察分析了政府环境传播中“节能减排”话语的整个建构过程。同时,笔者为保证结论与研究价值的可靠性与有效性,分别针对普通公民、报纸环境新闻报道的条线记者、环境NGO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及深入访谈,搜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由于环境传播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较集中于国外的理论文献,因而笔者查阅的英文原版书籍及期刊较多,结合这些丰富的二手英文原版资料,本论文在国内外关于环境传播的资料搜集上比较多样与全面。此外,笔者曾经在浙江电视台从事三年的电视记者工作,对环境新闻报道有切身实践,之后又在国际环境NGO—世界自然基金会从事了两年的环境传播工作,此间不仅搜集了国内外大量环境NGO的相关资料,而且组建了长江中下游环境新闻条线记者的报道网络,与国内环境记者保持了较多联系与互动,这些都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与实践来源。本论文不仅将环境传播的概念与研究方法较详细地引入国内,既弥补了国内在环境传播研究领域的不足,又丰富了世界环境传播的中国内容,而且在环境传播与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研究方面提出了以上诸多创新点,这些都为学者今后在环境传播各分支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板。

陈克毅^[9]（2011）在《山西省农业经济学会介绍》文中认为一、学会基本情况:山西省农业经济学会,于1980年3月15日成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省性、学术性群众团体,由从事农业经济科学的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师生、行政领导、企业家和实际工作者及其相关单位组成,属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群众团体,由省科协审批、省民政厅登记注册,是省科协团体会员。

广东省生态学会秘书处^[10]（2011）在《广东省生态学会三十年大事记》文中认为（1981年6月28日～2011年6月28日）1、1981年6月28日,广东省生态学会成立大会在广州军区一所（今为华泰宾馆）召开。经选举,广东省科协主席蒲蛰龙院士为第一届理事长;刘田夫省长为名誉理事长。王伯荪为秘书长。2、1981年11月21日,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赴海南岛生态考察团主要成员。至12

二、省、市科协组织考察团进行广州城市生态考察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市科协组织考察团进行广州城市生态考察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2）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环境传播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山西省农业经济学会介绍（论文提纲范文）

四、省、市科协组织考察团进行广州城市生态考察活动（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二战后中缅关系与缅甸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D]. 魏晓敏. 暨南大学, 2020(07)
• [3]影像记忆中的20世纪西安明城区建筑特征演变研究[D]. 史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4]当代浙商媒介形象呈现研究 ——基于《方正apabi报纸资源数据库》（1992-2014）[D]. 李文冰. 武汉大学, 2016(01)
• [5]中国农村环境治理问题研究[D]. 冯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6]生态道德教育实现方法研究[D]. 徐莹. 山东师范大学, 2013(09)
• [7]传播学视野下的民族共同体建构 ——近代回族报刊《月华》研究[D]. 马成鸣.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1)
• [8]环境传播对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建构与影响研究[D]. 徐迎春. 浙江大学, 2012(07)
• [9]山西省农业经济学会介绍[J]. 陈克毅. 山西农经, 2011(05)
• [10]广东省生态学会三十年大事记[J]. 广东省生态学会秘书处. 生态科学, 2011(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