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群[1]（2020）在《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关键农产品有效供给”战略要求,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关系着国计民生,而粮食收储政策是国家对其实施宏观调控,确保粮食安全最有效的政策手段。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收储政策,并陆续出台了多方支持粮食收储的配套政策,2018年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趋向的粮食收储政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以去库存和市场化改革为重要内容的粮食收储制度得到长足发展,在取得了良好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中粮食收储价格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了粮食产量,充盈了粮库,但也带来了收储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财政补贴政策针对主要大型粮食产区的作用效果十分显着,但对于局部、个体农户的小型生产者来说仍体现不出政策的普惠性;针对粮食科技政策在科技储粮方面虽有所推进,但整体水平发展缓慢,部分地区仍处于旧生产模式,粮储损耗率高;随着粮食去库存工作的不断推进,“转圈粮”等问题不断凸显,国家在粮食收储监管政策上还存在一定不足。黑龙江省作为粮食生产主产区在推进粮食收储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提高对粮食收储中存在问题的认识,必要时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从而推动辖区粮食收储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从粮食收储政策的概念入手,综合运用公共政策评估理论、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农业弱质理论,分析了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现状,揭示了黑龙江省粮食收储存在着价格政策调整不科学、财政补贴政策结构不完善、科技政策体系不完备、监管政策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并剖析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比较分析法,借鉴美国、日本、韩国在粮食管理政策方面的经验,以及国内山东、福建、浙江省的先进政策经验,并结合目前省内粮食收储政策的客观实际情况,提出了推进价格市场化政策改革、完善粮食收储政策结构体系、充分平衡政策相关利益关系;建立粮食补贴标准市场化机制、加强财政结构性政策调整、建立粮食财政补贴双挂钩制度;加强粮食收储提质增效政策导向作用、建设高技术粮食服务体系、建立新型粮食科技推广机制;完善粮食收储法治监管体系、加强粮食安全监管责任机制、建设监管检测风险管控制度等加强黑龙江省粮食收储的政策建议。
汪慧娟[2]（2020）在《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粮食是一种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特殊商品。粮食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安全稳定、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方面,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重点。粮食流通把种粮农民、粮食收储企业、粮食市场监管部门连接在一起,与生产消费、国内外需求密切相关。粮食流通政策如何执行和执行效果对维护粮食流通市场秩序、管控粮食价格、调整收储结构、保证粮食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加强对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的研究,不断完善粮食流通政策,增强对政策执行的支持,进而提高执行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连云港市地处江苏最北部,是省内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流通方面,与国内山东、河南、广州、黑龙江等多地发生购销关系;具有粮食集散地,通过专班专列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有贸易往来。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的好坏,对本地外地国内国际之间的粮食贸易都有影响。本文对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现状进行阐述,在认识取得现有成果时,也分析了当前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粮食工作的地位与作用、粮食流通政策自身、政策执行部门与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资源、以及机构改革之后粮食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增强政府和部门对粮食工作的重视,结合实际对政策进行完善细化,提高粮食流通政策执行力、增强政策执行支持等建议,从而推动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效果实现提高。在新形势下,解决好粮食流通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关注粮食工作本身,还要重视外部环境和条件,调整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企之间的联系,不断完善政策,坚决执行好政策,弥补市场作用的不足,由政府适当干预,引导粮食市场健康运行。论文有图3幅,表4个,参考文献70篇。
邢策[3]（2020）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文中认为粮食问题是我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既要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保证有效供给,又要确保粮食的质量安全。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量逐年递增,2015年实现“十一连增”,粮食总量达到12428.7亿斤。但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出版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一书中的测算:到2020年,按总人口数量为14.3亿、粮食消费人均平均水平为409～414公斤计算,我国人口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59202万吨,基于我国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国内粮食的供给缺口将达到4000～5000万吨左右,可以看出,粮食缺口问题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背后面临着粮食供给的脆弱平衡、强制平衡和紧张平衡。因此,要解决“十三五”期间粮食缺口问题,不仅要通过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需结构,更要通过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并进一步提升粮食产出能力。黑龙江省作为国内商品粮食净调出的重要商品粮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农业发展环境下,黑龙江省如何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商品粮主产区为实施主体,依托各项措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商品粮净调出量,为解决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提供支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当前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探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尤为关键。首先,从农业圈带理论、农业区域专业化理论、空间规划理论入手,对粮食主产区、商品粮主产区概念的进行剖析,并比较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主产区的异同;从投入产出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入手,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全面分析,提出可以将自然产出能力、要素投入能力、科技支撑能力、政策保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风险抵御能力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将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粮食生产效率、商品粮净调出量、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要素。因此,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角度出发,归纳并总结了现行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发现,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现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在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并提升商品粮净调出量等的情况下,仍需要突破瓶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次,借助于演化博弈分析,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论证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借鉴了国内外重点粮食生产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理论分析、经验借鉴,选择出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发现,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在依据路径选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分为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及多重相关路径。利用系统动力学对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实施效果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可以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实现商品粮主产区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商品粮净出口量增加、农业可持续发展。再次,提出了保障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措施。从粮食主产区共有和商品粮主产区特有的特点出发,提出应从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反哺机制等方面给予保障。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初步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建立了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包括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和多重相关路径。其次,根据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理论及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特点,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效果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首次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运行效果进行了仿真模拟。
吴昊[4]（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孔杰[5]（2018）在《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市场化过程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文中提出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根本,事关国计民生,世界各国历来重视。当下,我国人口数量众多、高居世界第一,粮食安全问题倍受政府和全世界重视。在土地、水等资源条件日益有限的情况下,囿于粮食生长周期、生命周期和消费的刚性、需求的不可替代性,这就决定了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我国当前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作为连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桥梁与纽带,粮食流通对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粮食市场、引导粮食消费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粮食流通整个环节中,购销作为其中重要一环,一头连着农民,另一头连着市民,生产出的粮食正是通过它及其载体——粮食购销企业,实现了从田头到餐桌的有序流动。目前,在这中间起主渠道作用的当是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在市场化大势下,不仅粮食购销实行了全面市场化,而且市场主体也全面实现了多元化,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相关主体在市场中通过竞争继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缺陷等因素,市场化改革以来,国有粮食购销体系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政策负效应日益显现,最低收购价引发了国有粮食企业库存居高不下、政府财政负担增大,粮食补贴政策达效有限;国有粮食购销体系中企业产权结构单一、竞争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经营品种单一、适应市场能力不强;政企分开不彻底,“九龙治水”、多头管理,企业和职工激励机制不完善;国际大粮商利用优势加强渗透、挤压市场;等等。对此,有必要从界定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基本概念入手,综合运用国有资产管理、宏观调控、公共政策等理论,针对当前我国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现状和粮食流通面临的问题,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典型农业生产大国保护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粮农利益的一系列政策、经验和现行做法加以总结,在追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程、理性分析历次变革和政策调整的基础上,从推动粮改、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出发,努力寻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完善国有粮食购销体系三者的最佳结合点。同时,着重围绕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经济实体、市场主体、宏调载体的定位,进一步制定完善国有粮食购销体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政策措施,努力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好、部门落实推进好、企业谋划发展好,促使其最终在市场化改革中真正实现做大做强做优,并发挥应有的粮食流通主渠道作用,有效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赵和楠[6]（2018）在《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史,历次重大饥荒事件均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其教训异常惨烈。也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保障粮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有限,资源“红线”问题不容忽视,同时,受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经营方式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红灯”问题日益凸显,加之供给侧粮食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制约,粮食数量及质量安全中长期仍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就决定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讲,粮食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及粮食生产的弱质性、基础性决定了政府对其扶持的必要性。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天然构成。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系列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实践,既有政策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对贸易和生产有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规模已临近WTO规定的8.5%的微量允许“黄线”。此外,伴随财政支粮资金规模的不断增长,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正逐渐放缓,2011—2016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25%持续降至4.8%,为近25年来的最低值。因此,面对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及财政支粮的实际困境,未来如何优化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最终保障国家粮食数量、质量安全,则成为本文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在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进行了系统描述,进而回顾总结了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现行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了定性评价,随后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典型财政政策效果予以检验。结合定性及定量研究结论,比较借鉴国外保障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最后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除导论所做各项研究准备外,全文基本内容如下:一、深入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文章介绍了粮食、粮食安全及其财政保障政策的概念与衡量,并界定了具体研究范畴,即“粮食”限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这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及中国新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则主要涉及粮食生产环节的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问题,这是基于生产环节源头性、基础性及关键性的考量。在此基础上,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粮食产业的弱质性、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及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为财政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应的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则通过各具体政策的特定传导路径作用于粮食安全。二、系统描述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且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就异常严峻。具体讲,在粮食数量安全方面,一是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表现在资源承载能力减弱、自然生态环境失衡、比较利益低等;二是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三是口粮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及种子用粮需求引致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在粮食质量安全方面,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及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共同挑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三、回顾总结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定性评价现行财政保障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建国至今,中国财政支粮政策共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这与各时期城乡发展战略、财政体制等密切相关。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构成当前中国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促进了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持续增长,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然而,经过多角度、多地域的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发现现行财政保障政策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机制,加深粮食结构性矛盾,加重财政负担;二是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表现在补贴目录缺乏绿色生产农用机具、部分机具难以适应地区粮食生产实际、补贴方案公布迟缓降低政策效应、“全价购补”增加购机主体支出压力等;三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设计仍以粮食种植面积为补贴依据,忽略了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则采取现金直补方式,易造成补贴资金“漏损”,不利于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四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五是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六是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缺位、粮食绿色补贴不足、粮食科技研发推广应用滞后等问题;七是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补贴资金供给机制有待调整。四、实证检验财政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效果。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等研究方法对价格支持、挂钩直补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部分典型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政策实施区粮食市场价格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存在托市效应;二是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从构成上看,农机购置补贴对机耕水平的影响大于机播水平,对机收水平则影响不显着;三是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粮食平均生产成本具有显着负向影响,验证了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四是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威胁指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财政土地治理投入有助于改善粮食质量。五、比较借鉴美日印三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对美国、日本、印度财政支粮政策演进及现行政策进行梳理、比较后得到如下启示:一是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二是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三是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四是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五是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六、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根据前文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结合国际有益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但长期应逐步推进其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同时,还需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二是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包括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以及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三是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应加强财政对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财政直接投资等形式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通过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多举措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以释放财政保障政策效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将粮食质量安全纳入研究范畴,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及财政保障政策全貌进行系统描述、评析,克服以往仅从粮食供求视角或单一财政支粮政策视角进行的局部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不同类型财政支粮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数量安全层面,实证检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在质量安全层面,构建粮食质量安全的逆向衡量指标并对样本省份粮食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测算,继而实证检验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由此,以弥补既有成果中实证性成果相对不足的“短板”;三是在学科交叉上,文章实现农业基础学科、农业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学科交叉,尤其在粮食质量安全层面,以农业科学相关原理服务于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的构建与财政保障政策效果的检验。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数据可获性、新旧政策交替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章节仅选择三类财政保障政策中的四项具体政策进行代表性研究,且部分实证过程样本量略显偏少。未来将尝试采用问卷调研所得微观数据并结合新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未涉及的其他具体财政支粮政策效果展开深入研究。
李亚茹[7]（2018）在《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文中提出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政策连续实施多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价格调控机制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及种植结构失衡等困境。我国政府于2014年推出农产品价格形成与政府补贴相脱钩的价格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即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近5年,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着农产品面积核实成本较高、难以调整种植结构及政府财政资金压力较大等困境。随着农产品市场化定价的形成,价格风险已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农产品“保险+期货”主要包括“价格保险+期货”和“收入保险+期货”两种形式,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民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农产品价格保险目标价格厘定困难和缺乏系统性价格风险转移机制的两大内生缺陷,其自推出之日起便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模式。与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相比,农产品“保险+期货”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但国家财政资金压力相对较小,保险公司完善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可显着提高运行效率,且属于WTO绿箱政策,比较优势明显,故其在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值得探讨。尽管农产品“保险+期货”发展如火如荼,但现行试点方案采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单一的运作模式,存在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与期货公司对冲压力较大等问题。鉴于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现存问题,特别是基于方案设计与定价在“保险+期货”中的缺失及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基于价格调控机制视角研究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问题。本研究具体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接着初步界定了农产品价格保险、农产品收入保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包括“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及价格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而给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分别梳理和评述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价格调控政策、“保险+期货”及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然后阐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产品风险管理、价格调控、“保险+期货”及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既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又奠定了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首先以玉米和鸡蛋为例,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季节性、地区差异性、金融化、集聚性与非对称性等特征;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四大类因素为供给、需求、政策与国际市场因素。其次,采用基于历史模拟、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最后,通过梳理国内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历程引出农产品“保险+期货”。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户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价格保险的两大内生缺陷,比较优势明显,但仍面临基差风险、制度风险、违约风险与定价风险。尽管农产品价格风险是不可保风险,但保险人通过不断改进自身的技术条件能将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利用现有技术可将赔付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可行性强。第4章,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本章首先以育肥母牛风险保护保险（LRP）、生猪毛利润保险（LGM）为例,分析美国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具体实践方案,得出有益于我国“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经验启示,如完善的再保险体系是推行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前提、较短的理赔款计算周期可有效保障农户实际损失等;以玉米（排除收货价格）收入保障保险（RP（HPH））与大豆（排除收货价）区域收入保障保险（ARP（HP））为例,介绍“收入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得出多种保险补贴政策分别是经营“收入保险+期货”的基础和前提等经验启示;以奶牛利润保障项目（MPP-Dairy）为例,介绍运用保险运作机制代替传统牲畜价格支持政策的实践,得出基于保险机制的价格支持政策,可显着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启示。其次,详细分析了国内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大连”方案、“北票与法库”方案、“桦川”方案及“重庆”方案四个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尽管四个试点方案各具特色,但存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三个环节的操作流程、交易所与期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及完全基于期货市场价格设计产品的共同特点;面临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及期货公司对冲风险压力大等问题。最后,从基本运作模式、参与主体、产品内容与市场环境四个方面比较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得出我国需加大力度推进农产品期货与期权发展、加快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步伐、完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体系与重构“保险+期货”运行机制的启示。第5章,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发现其主要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农产品种植结构难以调整与种植面积核实成本高等困境。其次,阐述了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若农产品“保险+期货”是一种价格调控政策,其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接着,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最后,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与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方面,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从方案设计方面,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长期方案采用两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方面,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6章,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类似的三环节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与现有模式不同,此方案具有显着降低农户基差风险与保险公司是风险承保主体两大特色。设计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本章主要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故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首先,运用基于M-H算法的贝叶斯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MCMC）方法估计Bates模型的参数;其次,运用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方法模拟农产品价格波动路径,最后,基于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式亚式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得出保费。本文选取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四川六大鸡蛋主产区价格数据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实证结果发现:基于期货市场价格的鸡蛋价格保险不能满足养殖户价格下跌风险保障的需求;基于现货市场为农户提供价格保险,运用场外看跌期权为保险公司提供的再保险保障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需求,尤其是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极端风险的需要;设计的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中保险公司承担的场外期权对冲风险较之现行“价格保险+期货”试点,有助于降低养殖户的基差风险。为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本章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均略高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但都小于0.01,可见,本文运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是可行的。第7章,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首先设计保险公司向农户提供的收入保险,且采用区域收入保险的形式,价格指数与产量指数分别是农产品省级现货价格与亩均产量;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分散部分价格风险的场外看跌期权产品;期货公司通过复制场内期权分散场外看跌期权的价格风险三个环节的基本运作模式。选取国内玉米七大主产区即河北、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与河南,进行“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定价的实证研究。首先选择Weibull（3P）、Burr（4P）、Log-Logistic（3P）、Logistic、Lognormal（3P）、Normal与Gamma（3P）七类分布分别模拟玉米七大主产区的价格对数收益率与产量波动率数据,以K-S、A-D与卡方检验三类方法选取七大主产区价格与单产风险的合适分布。接着以欧式距离最小为选择标准,在五种Copula函数中选出最优相关函数。最后依据收入保险费率厘定公式计算保费。由费率厘定结果,我们发现同一保障水平下,不同地区的区域收入保险费率差异较大,全国玉米七大主产区费率高低的排序与各地区价格、产量风险的相关性并不直接相关;同一地区不同保障水平下,区域收入保险的费率差异较大。第8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出本文研究得出的七大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尝试探讨了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及政策定位。首次基于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困境,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价格调控政策的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及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初步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初步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第二,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来看,本文认为需由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就方案设计而言,本文认为应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可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较现行试点方案有所改进;长期方案则采用两个环节（即保险公司提供农产品价格或收入保险,再保险机构向保险人提供相应的再保险方案）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来看,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三,基于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地区差异的评估结果,尝试探讨分地区承保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本文分别采用基于历史模拟和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故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中价格保险与收入保险的农产品价格指数不再是现行试点方案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而是农产品的省级现货价格。省级现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小于农产品期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可见,本文探讨的分地区承保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可显着降低农户承担的基差风险。第四,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本文初步设计的“基于现货市场的价格保险+对冲部分风险的场外期权+场内期货”的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故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且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以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差异均较小,可见,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是可行的。
胡东胜[8]（2015）在《在全省粮食流通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文中指出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国家和省对粮食流通工作的重要部署,总结2014年全省粮食流通工作,分析研判面临的新形势,部署2015年工作任务。下面,我代表省局党组,就2014年粮食流通工作完成情况和2015年重点工作安排作以报告。一、2014年全省粮食流通工作取得新成绩2014年粮食市场需求增长持续缓慢、收储压力巨大、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全省粮食战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粮食流通工
谢旭人[9]（1999）在《粮棉油收购资金贷款封闭运行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本文是谢旭人同志在1998年6月农发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讲课的提纲,现予发表,供读者参阅。
王亚平[10]（1999）在《1998年国民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大事辑要》文中研究说明自1992年以来,我刊每年刊出一辑“国民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大事辑要”,它们分别登载在:1992年第94期及110/111期、1993年第102期、1994年56期、1995年第122/123期、1996年第70/71期、1997年第41/42期、1998年第56期。该专辑因其资料性强而受到读者的欢迎与好评,本期援例继续刊载。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简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创新点 |
| 2 粮食收储政策的基础理论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粮食收储的含义 |
| 2.1.2 粮食安全的含义 |
| 2.1.3 粮食收储政策的基本概念 |
| 2.2 粮食收储政策的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政策评估理论 |
| 2.2.2 公共政策过程理论 |
| 2.2.3 均衡价格理论 |
| 2.2.4 农业弱质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及问题分析 |
| 3.1 粮食收储的总体概况 |
| 3.1.1 粮食种植结构概况 |
| 3.1.2 粮食种植产量概况 |
| 3.1.3 粮食收储库存概况 |
| 3.2 粮食收储的政策内容 |
| 3.2.1 粮食收储的价格激励政策 |
| 3.2.2 粮食收储的财政补贴政策 |
| 3.2.3 粮食收储的科技支持政策 |
| 3.2.4 粮食收储的监督管理政策 |
| 3.3 粮食收储政策存在的问题 |
| 3.3.1 粮食收储价格政策调整不科学 |
| 3.3.2 粮食收储补贴政策结构不完善 |
| 3.3.3 粮食收储科技政策体系不完备 |
| 3.3.4 粮食收储监管政策制度不健全 |
| 3.4 粮食收储政策问题成因分析 |
| 3.4.1 价格政策调整缺乏时效性 |
| 3.4.2 财政补贴资金利用率不高 |
| 3.4.3 科技政策支持范围有限 |
| 3.4.4 收储监管政策存在滞后性 |
| 3.5 本章小结 |
| 4 国内外粮食收储政策的经验与借鉴 |
| 4.1 国外粮食收储政策的经验 |
| 4.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重粮食科技及价格政策 |
| 4.1.2 日本北海道强调多样化财政资金支持政策 |
| 4.1.3 韩国全罗道实行特定品种价格及补贴政策 |
| 4.2 国内粮食收储政策制定的经验 |
| 4.2.1 山东省建立全面粮食管理责任机制 |
| 4.2.2 福建省严格遵循农业补贴管理政策 |
| 4.2.3 浙江省强化科技政策推动粮食发展 |
| 4.3 国内外粮食收储政策对黑龙江省的启示 |
| 4.3.1 增强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力度 |
| 4.3.2 健全科学储粮技术体系 |
| 4.3.3 优化收储政策结构调整 |
| 4.3.4 健全粮食收储法律体系 |
| 4.4 本章小结 |
| 5 完善黑龙江省粮食收储政策的建议 |
| 5.1 加强粮食收储价格政策导向作用 |
| 5.1.1 积极推进价格市场化政策改革 |
| 5.1.2 完善粮食收储政策结构体系 |
| 5.1.3 充分平衡政策相关利益关系 |
| 5.2 提升粮食收储财政补贴政策效益 |
| 5.2.1 建立粮食补贴标准市场化机制 |
| 5.2.2 加强财政结构性政策调整 |
| 5.2.3 建立粮食财政补贴双挂钩制度 |
| 5.3 增强粮食收储科技政策倾斜力度 |
| 5.3.1 加强粮食收储提质增效政策导向作用 |
| 5.3.2 建设高技术粮食收储服务体系 |
| 5.3.3 建立新型粮食收储科技推广机制 |
| 5.4 加强粮食收储监督管理政策效应 |
| 5.4.1 完善粮食收储法治监管体系 |
| 5.4.2 加强粮食安全监管责任机制 |
| 5.4.3 建设监管检测风险管控制度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致谢 |
| 摘要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动态与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 2 粮食流通政策的基本概念和政策执行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的阐述 |
| 2.2 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的研究途径和理论基础 |
| 2.3 粮食流通政策执行问题特性 |
| 2.4 影响粮食流通政策执行因素的理论分析 |
| 3 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情况与存在问题 |
| 3.1 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情况 |
| 3.2 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 |
| 3.3 粮食流通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 发达国家粮食流通政策执行情况及启示 |
| 4.1 国外粮食流通政策及执行情况 |
| 4.2 发达国家粮食流通政策执行经验总结 |
| 4.3 发达国家粮食流通政策对我国流通政策执行的启示 |
| 5 提高连云港市粮食流通政策执行效果的对策 |
| 5.1 提高地方政府对粮食工作的重视程度 |
| 5.2 强化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职责 |
| 5.3 细化本地粮食流通政策实施细则 |
| 5.4 处理好机构改革后续问题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参照系: 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商品粮 |
| 2.1.2 粮食主产区 |
| 2.1.3 商品粮主产区 |
| 2.1.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 2.2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1 商品粮主产区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2 投入产出理论 |
| 2.2.3 公共物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 |
| 2.3.1 演化博弈的前提假设及指标设定 |
| 2.3.2 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演化策略分析 |
| 2.3.3 演化博弈分析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现实参照系: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分析与借鉴 |
| 3.1 国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 3.1.1 美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2 法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3 印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4 荷兰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5 以色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 国内产粮大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 3.2.1 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2 山东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3 江苏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4 内蒙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5 新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3 对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启示 |
| 3.3.1 积极推进耕地保护及土地规模化经营提升自然产出能力 |
| 3.3.2 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提升要素投入能力 |
| 3.3.3 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
| 3.3.4 积极出台支持政策提升政策保障能力 |
| 3.3.5 引导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
| 3.3.6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
| 3.4 本章小结 |
| 4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及评价 |
| 4.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 |
| 4.1.1 粮食生产自然产出现状 |
| 4.1.2 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现状 |
| 4.1.3 粮食生产科技支撑现状 |
| 4.1.4 粮食生产政策保障现状 |
| 4.1.5 粮食生产组织管理现状 |
| 4.1.6 粮食生产风险抵御现状 |
| 4.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及商品粮净调出现状 |
| 4.2.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情况 |
| 4.2.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结构分析 |
| 4.2.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商品粮净调出情况 |
| 4.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 4.3.1 DEA的基本原理 |
| 4.3.2 DEA的基本模型 |
| 4.3.3 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因素的评价指标选取 |
| 4.3.4 基于DEA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 4.3.5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瓶颈分析 |
| 5.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要素投入总量及效率仍需提升 |
| 5.1.1 粮食数量提升的水土资源承载力日益趋紧 |
| 5.1.2 实行耕地流转及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机制不完善 |
| 5.1.3 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依然偏低 |
| 5.1.4 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依然存在短板 |
| 5.1.5 农业科技衔接机制不畅 |
| 5.1.6 财政政策支农力度仍显不足 |
| 5.1.7 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发展滞后 |
| 5.1.8 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护与调动不足 |
| 5.1.9 农村金融服务发展不平衡 |
| 5.2 实现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存在差距 |
| 5.2.1 粮食结构调整过程中保产增收的压力不断加大 |
| 5.2.2 粮食产业链融合深度不够 |
| 5.2.3 粮食去库存缺少完善的利益补偿与发展互助机制 |
| 5.3 本章小结 |
| 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及仿真模拟 |
| 6.1 路径选择的目标 |
| 6.2 路径选择的原则 |
| 6.3 内生路径选择 |
| 6.3.1 坚守耕地当量红线 |
| 6.3.2 提高耕地质量等级 |
| 6.3.3 培育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
| 6.3.4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
| 6.4 外生路径选择 |
| 6.4.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提升财政支农政策效率 |
| 6.4.3 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
| 6.4.4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
| 6.4.5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 |
| 6.5 多重相关路径选择 |
| 6.5.1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2 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
| 6.5.3 实施粮食生产全球化战略 |
| 6.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 6.6.1 系统动力学简介 |
| 6.6.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6.6.3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6.6.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 6.6.5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 6.6.6 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保障措施 |
| 7.1 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机制 |
| 7.1.1 建立耕地质量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 |
| 7.1.2 建立耕地保护联动机制 |
| 7.2 强化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实效 |
| 7.2.1 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及粮食主销区互助资金 |
| 7.2.2 促进粮食三项补贴改革的落实 |
| 7.3 搭建现代化的粮食流通网络 |
| 7.3.1 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
| 7.3.2 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管理 |
| 7.3.3 积极打造立体化的粮食物流网络 |
| 7.4 充分调动粮食生产主体积极性 |
| 7.4.1 建立促进粮食生产主体增收的长效机制 |
| 7.4.2 优先发展商品粮主产区教育事业 |
| 7.5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7.5.1 扩大公益性服务体系的覆盖范围 |
| 7.5.2 促进经营性服务体系内粮食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
| 7.5.3 提升专项服务体系支撑作用 |
| 7.6 完善粮食生产的组织管理体系 |
| 7.6.1 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 |
| 7.6.2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
| 7.7 完善配套支持体系 |
| 7.7.1 积极推动商品粮主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7.7.2 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
| 7.8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粮食储备 |
| 2.1.2 粮食分级储备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粮食安全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3 简要评述 |
| 2.4 小结 |
| 3.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 |
| 3.1 自由购销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49-1952年) |
| 3.1.1 建立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1.2 建立粮食储备的措施 |
| 3.1.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2 统购统销及粮食流通体制转轨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53-1989年) |
| 3.2.1 建立备荒备战储备的背景 |
| 3.2.2 具体做法 |
| 3.2.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3 粮食流通市场化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90-1999年) |
| 3.3.1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3.2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具体做法 |
| 3.3.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4 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时期(2000年以后) |
| 3.4.1 构建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体系的背景 |
| 3.4.2 构建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具体做法 |
| 3.4.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5 小结 |
| 4.政府在粮食储备中的责任 |
| 4.1 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
| 4.1.1 人口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不断扩大对粮食的需求 |
| 4.1.2 耕地及水资源的短缺限制了我国粮食产能大幅提高的可能性 |
| 4.1.3 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生产 |
| 4.1.4 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为依靠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带来了不确定性 |
| 4.2 粮食储备的作用 |
| 4.2.1 应对自然灾害 |
| 4.2.2 稳定粮食价格 |
| 4.3 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 |
| 4.3.1 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 |
| 4.3.2 粮食储备的非盈利性 |
| 4.4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4.1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和政府储备现状 |
| 4.4.2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5 小结 |
| 5.中央直管粮食储备体系的问题分析 |
| 5.1 管理层级太多 |
| 5.1.1 中储粮的组织结构 |
| 5.1.2 多层级管理导致的后果 |
| 5.2 粮食库存分布不合理 |
| 5.2.1 中储粮的库存分布情况 |
| 5.2.2 库存分布不合理导致的后果 |
| 5.3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 |
| 5.3.1 中储粮的业务范围 |
| 5.3.2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后果 |
| 5.4 小结 |
| 6.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 |
| 6.1.1 地方粮食储备的变化情况 |
| 6.1.2 地方粮食储备支出在全国粮食储备支出中的比重 |
| 6.1.3 地方粮食储备的区域差异 |
| 6.2 地方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相关性 |
| 6.2.1 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方法 |
| 6.2.2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自相关性 |
| 6.3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横截面数据分析 |
| 6.3.3 面板数据分析 |
| 6.3.4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6.4 小结 |
| 7.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基本思路 |
| 7.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1 明确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及类型 |
| 7.1.3 合理确定地方粮食储备的层级划分 |
| 7.2 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开 |
| 7.3 为粮食储备提供资金保障 |
| 7.3.1 资金对提高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重要性 |
| 7.3.2 建立粮食储备专项基金 |
| 7.4 强化粮食储备的监督检验 |
| 7.4.1 成立监督检查机构 |
| 7.4.2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
| 7.4.3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督的效率 |
| 7.5 小结 |
| 8.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三、系统分析法 |
| 四、经验总结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粮食 |
| 二、粮食安全 |
| 三、粮食流通 |
| 四、粮食流通体系 |
| 五、国有粮食购销体系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 |
| 一、国有资产管理理论 |
| 二、宏观调控理论 |
| 三、公共政策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国有粮食购销体系发展演变和组织架构 |
| 一、发展演变 |
| 二、当前组织架构 |
| 第二节 现状 |
| 一、粮食流通主渠道 |
| 二、粮食储备载体 |
| 三、国家粮食政策执行主体 |
| 第三节 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政策的负效应羁绊了市场化 |
| 二、激发整个体系活力的难度较大 |
| 三、管理体系与形势要求不相适应 |
| 四、国际大粮商先发优势带来冲击 |
| 第三章 国内外粮食政策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粮食政策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世界粮食生产最发达国家 |
| 二、欧盟：世界粮食主要生产和消费区 |
| 三、日本：地少人多的发达国家 |
| 四、巴西：地广人稀的发展中大国 |
| 第二节 我国粮食政策历史沿革及主要成效 |
| 一、我国粮食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二、粮食生产直补政策及成效 |
| 三、最低收购价政策及成效 |
| 四、后最低收购价政策及成效 |
| 第四章 完善市场化下国有粮食购销体系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理顺粮食流通管理体系 |
| 一、粮食须有工作部门管理 |
| 二、以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为切入点 |
| 第二节 科学制定粮食政策 |
| 一、制定科学的粮食收购政策 |
| 二、合理调整粮食信贷政策 |
| 第三节 提升粮食储备管理水平 |
| 一、更新观念,强化运用新技术,着力推广生态储粮 |
| 二、运用现代物流理论,指导粮食储备管理,降低流通成本 |
|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化做好粮食储备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
| 第四节 深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
| 一、强化市场竞争意识 |
| 二、确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深入探索多种经营 |
| 四、优化选人用才机制 |
| 第五节 拓展国有粮食购销体系服务功能 |
| 一、在“强身健体”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二、在“融合发展”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三、在“多元服务”上下功夫拓展功能 |
| 第六节 加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现代化改造 |
| 一、确立现代管理理念 |
| 二、完善现代管理机制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
| 附件2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粮食的概念 |
| 二、粮食安全的内涵及衡量 |
| 三、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四、本文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依据 |
| 一、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 |
| 二、粮食产业的弱质性 |
| 三、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 |
| 四、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
| 五、粮食安全的正外部性 |
| 第三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 |
| 一、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的传导机理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的影响机理 |
| 第二章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系统描述 |
| 第一节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 |
| 一、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 |
| 二、粮食安全形势未来依就严峻 |
| 三、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中国粮食数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 |
| 二、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 |
| 三、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
| 第三节 中国粮食质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 一、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日益严重 |
| 二、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隐患凸显 |
| 三、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不容忽视 |
| 第三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进及评价 |
| 第一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 |
| 一、财政支粮政策的负向保护阶段(1950-1977) |
| 二、财政支粮政策的调整过渡阶段(1978-1993) |
| 三、财政支粮政策的推进完善阶段(1994-2003) |
| 四、财政支粮政策的全面转型阶段(2004至今) |
| 第二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行政策 |
| 一、价格支持政策 |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第三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的整体成效 |
| 一、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持续增长 |
|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着提升 |
| 三、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有效增强 |
| 第四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加重粮食结构性矛盾及财政负担 |
| 二、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 |
| 三、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政策效应弱化 |
| 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 |
| 五、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 |
| 六、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 |
| 七、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 |
| 第四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市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
|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测算 |
| 三、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检验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检验 |
| 三、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降本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粮食质量威胁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
| 三、财政土地治理对粮食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五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美国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日本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日本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印度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 一、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 二、印度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 三、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 第四节 美、日、印财政支粮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市场扭曲 |
| 二、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 |
| 三、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 |
| 四、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 |
| 五、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 |
| 第六章 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 |
| 一、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
| 二、长期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 |
| 三、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 |
| 第二节 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 一、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提升粮食综合机械化水平 |
| 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鼓励“藏粮于地”和适度规模经营 |
| 三、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减轻粮农风险性损失 |
| 四、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五、整合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 |
| 第三节 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 一、加强对农业气象、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等的财政扶持 |
| 二、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
| 三、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第四节 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 |
| 一、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 |
| 二、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 三、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保障政策运行规范性稳定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概念 |
| 1.2.2 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相关概念 |
| 1.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及其管理的相关概念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
| 1.4.2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4.3 随机模拟与仿真研究相结合 |
|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1.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文献 |
| 2.1.3 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 |
| 2.1.4 国内外研究简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蛛网理论 |
| 2.2.2 农产品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的相关理论 |
| 2.2.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理论 |
| 2.2.4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 |
| 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3.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 |
| 3.1.2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影响因素 |
| 3.2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的VaR度量:以玉米和鸡蛋为例 |
| 3.2.1 农产品价格风险评估模型:历史模拟法与极值理论POT模型 |
| 3.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
| 3.3 中国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 |
| 3.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货(1990) |
| 3.3.2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价格保险(2011) |
| 3.3.3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权(2013) |
| 3.3.4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保险+期货”(2015) |
| 3.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引出:比较优势及可行性 |
| 3.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优势:与期货、期权及价格保险的比较 |
| 3.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可行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 |
| 4.1 美国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1 牲畜“价格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2 农作物“收入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3 牲畜利润保障项目(MPP)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2 中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试点方案与问题 |
| 4.2.1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大连”方案 |
| 4.2.2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北票与法库”方案 |
| 4.2.3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桦川”方案 |
| 4.2.4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重庆”方案 |
| 4.2.5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共同点与问题 |
| 4.3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中美比较及借鉴 |
| 4.3.1 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比较分析 |
| 4.3.2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中美比较的启示借鉴 |
| 4.4 本章小结 |
| 5.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 |
| 5.1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及困境 |
| 5.1.1 中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概况 |
| 5.1.2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现状 |
| 5.1.3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
| 5.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分析 |
| 5.2.1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作用的理论逻辑 |
| 5.2.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 |
| 5.3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 |
| 5.3.1 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 |
| 5.3.2 作为大宗农产品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 |
| 5.3.3 作为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的重要工具 |
| 5.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 |
| 5.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运行机制 |
| 5.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短期与长期方案 |
| 5.4.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种植、养殖业适用规则及范围 |
| 5.5 本章小结 |
| 6.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6.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6.1.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运作模式 |
| 6.1.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6.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期权定价方法 |
| 6.2.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模型 |
| 6.2.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 |
| 6.2.3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MCMC法 |
| 6.2.4 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模拟定价 |
| 6.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实证研究:以鸡蛋为例 |
| 6.3.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6.3.3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核心内容 |
| 6.3.4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6.4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稳健性检验:基于参数法与非参数法 |
| 6.4.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参数法:基于GARCH类模型 |
| 6.4.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非参数法:核密度估计 |
| 6.4.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三类定价方法的比较 |
| 6.5 本章小结 |
| 7.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7.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7.1.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基本运作模式 |
| 7.1.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具体内容 |
| 7.1.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7.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模型 |
| 7.2.1 农产品价格与单产风险相关性测度的Copula函数 |
| 7.2.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费率测算过程 |
| 7.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定价的实证研究:以玉米为例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分布模型的选择 |
| 7.3.3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联合分布的选择 |
| 7.3.4 玉米“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一、2014年全省粮食流通工作取得新成绩 |
| (一) 坚持不懈抓收购, 保证了农民余粮销售顺畅、卖粮持续增收。 |
| (二) 加大促销腾库力度, 缓解了粮食收储压力。 |
| (三) 加强市场调控, 提升了保供稳价能力。 |
| (四) 深入推进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改革, 全面完成了布局调整和资源整合任务。 |
| (五) 实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集中攻坚, 粮食收储能力实现重大突破。 |
| (六) 推动粮食加工产业发展, 持续增强了产业整体实力。 |
| (七) 全面加强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经营管理, 经济效益再创新高。 |
| (八)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增强了依法治粮执行力。 |
| (九) 创新组织领导方式, 强化了重点工作落实保障。 |
| 二、准确把握新形势, 增强做好粮食流通工作的责任感和必胜信心 |
| 三、主动适应新形势, 全面推进2015年全省粮食流通工作 |
| (一) 持续强化粮食购销指导服务, 坚决守住农民余粮顺畅销售、卖粮增收的底线。 |
| (二) 持续强化地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经营管理, 坚决守住企业防控风险提高效益的底线。 |
| (三) 持续强化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推进, 加快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
| (四) 持续强化仓储设施项目建设, 加快提升粮食收储能力。 |
| (五) 持续强化粮食加工业发展服务, 加快提升粮食加工能力。 |
| (六) 持续强化市场调控措施, 加快提升保供给稳市场能力。 |
| (七) 持续强化依法治粮,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执行力。 |
| (八) 持续强化组织领导, 提升粮食流通事业健康发展保障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