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诗歌的时间与生命主题

一、试论中国诗歌的时间生命主题（论文文献综述）

邓珏^[1]（2020）在《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文中认为在自然界众多的音声当中,“风声”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风的不可视性这一客观事实,风之声往往是通过其所接触的媒介而发声的,即“随物附声”。因此,风声并不是一种同质化的声音,其内部种类、层次和结构都十分丰富。具体说来,风声意象可以依据声源（松声、竹声、铎声等）、时间（如春风声、秋风声等）、及空间（东风声、西风声、北风声等）进行分类。由于风声是自然普遍存在的客观物象之一,远古先民很早便认识到了风声的多样性,并对之进行了许多超越风声物理存在性的文化阐释。就风声的渊源和早期的文化形态而言,可以分为“经验之风声”“思辨之风声”和“抒情之风声”三类。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风声一直为各种不同文学形式和绘画作品所呈现。一方面,后世对于风声的摹写继承了早期先民所创造的风声意象以及与之相应的心智和情感,形成了诸如伤春、悲秋等心理和感知传统;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历代的具体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不尽相同,时人对于风声的抒写以及寄托于风声之上的情感表达,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有宋一代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在“诗画一律”“六根互用”与“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之下,宋代的文学与图像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之上,又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有的精神风貌。宋代文人在创作中对于风声意象的呈现,主要涉及时间、空间、听觉主体三个维度。通过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时间维度中,风声意象首先在不同艺术媒介当中,体现了时间存在的两个重要方式,即“绵延”和“顷刻”,它们分别强调的是风声所揭示的时间之流的持续性和片断性特征。这两个具有紧密关联性的特征,使得我们对风声意象的观照可以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听觉叙事背景之中,用以彰显在具体的作品中作为殊相的风声意象所体现的共相性特征。另外,风声意象对于时间观念的表达,是通过作品的物质结构（如手卷铺展连环的形制）、笔墨的节奏韵律（“动势”）以及相关的视觉符号（如云烟等）而得以实现的。在空间维度上,风声意象被纳入艺术作品的空间叙事中,并通过营造声景和远境,将风声意象作为有效的表现空间的载体进行观照。而在听觉主体的层面上,主体在作品中的存在形式（隐匿与在场）,及其具体的实践行为（凝视或倾听）,对于感知活动的态度（主动与被动）等,都通过对互动性的主客体经验的描绘,而被投射至对于风声意象的具体表现上。基于以上对风声意象呈现形式的考察,可以看到,风声并不是一种纯然客观的物质物像,而是深植于传统内部的文化存在,它反映了特定群体认识、看待、理解和阐释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中至为关键的,便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前者具有着不同的层次范畴（自然的和文化的）,而后者则包含着不同的认知属性（虚实、内外和远近）。无疑,风声意象勾连了主客观世界的间隙,磨合了身体、心灵和世界的差距,主体可以通过对风声意象的解读与领悟,体味和感知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考察,能够对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作一整体性的分析判断。从而以小观大,一方面探讨文学与图像艺术对“声音”等非视觉对象的表现方式,参量和比照文学与图像各自的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态,把握艺术门类间的异同;另一方面,使得“听觉”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期待视、听、触等不同的知觉体系,在艺术学理论的“舞台”之上,合奏出激动人心的交响。

陈龙^[2]（2020）在《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文中认为于右任（1879—1964）既是晚清民国重要诗家,也是此期诗坛风云人物,享有很高诗学声望。把于右任放在晚清民国诗坛中来考察,可以加强于右任诗人身份的体认,使之立体化、鲜活化。而通过于右任及其诗学活动问途晚清民国时期诗坛,也可以反映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诗坛的风云变化。于右任对其时诗坛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诗学观念上,体现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更可以体现在于右任活跃而丰富的诗歌活动上。本文绪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的风云际会:于右任早年以一部《半哭半笑楼诗草》进军晚清诗坛,成为诗界革命骁将;辛亥前后创办四份革命报刊为推动南社发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于右任因此跻身资深社员行列;1918—1922年又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带领军中诗人吟唱,形成陕西近现代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群落——陕西靖国军诗群;抗战时期于右任领衔发起民族诗坛,实际成为国民党文坛盟主,也是扭转抗战诗风的关键人物;晚年寓居台湾发起诗体解放运动,影响了台湾当代诗坛的走向,这可以视作其在民国诗坛活动之余波。第二部分为近百年于右任诗歌研究述评,将百年于诗研究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总结各期主要成就和不足。正文凡四章:第一章在辑录于右任早年诗话文献的基础上（见附录一、二、三）,考察《骚心丛谈》《独树斋诗话》这两部成体系的诗话。这些诗话既是研究于右任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晚清报刊诗话兴盛的个案呈现。其中,《骚心丛谈》是一部革命诗话,重点评介了晚近革命诗人,是20世纪初革命诗学兴起的体现。这部诗话提倡诗歌创作要出入古今、反映时代,这是于右任早年诗学观的主要内容。《独树斋诗话》具有传统诗话的特点,它主张“贵博崇实”,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考据特点的诗话,在民国诗话中别具一格。第二章是于右任的诗歌创作论,凡两节。在辑录于右任集外诗作基础上,第二章第一节结合于右任的人生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诗歌倡言革命、反清反帝,中期诗歌抒写山河沦落、民瘼之痛及革命的残酷漫长,后期诗歌写晚年的生活与心境,以闲情唱和、回顾革命人生为主,最具价值的是“望大陆”系列哀歌。第二节论于氏诗风演变,大体与其主题取向一致,前期诗歌慷慨悲愤,既而转向沉郁顿挫,至晚年寓居台湾后诗风又以悲凉感伤为主。第三章详论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的因缘际会,实质是对绪论第一部分的深入解读,也是论文的重点所在。第一节论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关系,考述了于氏四报为南社发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四报都是南社人聚首交流的园地,《神州日报》《民呼日报》记录了神交社诞生与南社筹备期的联谊吟唱活动,《民吁日报》记录了南社的诞生,而《民立报》更成为南社人的大本营之一,《南社丛刻》总发行所就设于该报馆中。第二节中,笔者提出“陕西靖国军诗群”的概念,并论诗群之崛起、诗人谱系之构建与诗群活动史。第三节考实民国文学史上一个语焉不详的诗社——民族诗坛,讨论它的“民国诗运动”。余论谈于右任走上台湾诗坛盟主之位的大致史程,和于氏晚年诗学观及台湾诗体解放运动。第四章共两节:首节论晚清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阶段特征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第二节论于右任对民国旧体诗现代化的贡献,及其旧新诗体共存发展的启示。因笔者学力不足,此章论证不充分,需待日后继续思考。

郭舒婕^[3]（2020）在《对外传播视域下的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观》文中指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语言为载体,语言教学在汉语国际推广初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汉语对外传播不断推进,语言、文字等表层文化已经不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汉语国际教育领域应考虑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体系的研究进程,以海外汉学学术研究作支撑,挖掘适合传播的深层文化,开辟合理、科学的传播路径。本文选取陈世骧“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陈世骧在中西比较语境中发掘了中国诗歌追求内在体验和情感自由的哲学价值,以“抒情”二字概括了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本质,降低了理解中国诗歌的难度,易于学生获得强烈的诗意感受。文章绪论部分从介绍性阐述和批评式阐述两个维度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了解陈世骧“抒情传统”论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背景。陈世骧在异质文化中寻找中国诗歌内蕴的情志,有其特殊的生成背景和参照视野,文章第一章前两部分对此进行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梳理了“中国抒情传统”学说的发展流变,诸多学者在批评和发扬中不断深化和扩充陈世骧的中国抒情传统观。在后世逐步形成的“抒情传统”学派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友工和陈国球。高友工的美典论打破了文学局限,推衍出中国美学史上各个艺术体类的抒情理想;陈国球通过重新建构陈氏文论,大力向内地推行“抒情传统观”。抒情传统学派的研究多基于对陈氏文论“具体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理论”的二维建构,难以涵盖诗歌抒情的所有特点。为了弥补这一诗学理论研究的漏洞,文章第二部分先从东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解释了“中国抒情传统”的文化内涵。“抒情传统”观念中的“诗”字里行间潜藏着先民的人生体验,蕴涵着丰富的情感力量,为对外汉语中的诗歌教学提供十分具有深度的范本。为深化对“抒情诗”的认识,本文从“诗”的构成要素出发,从诗的音乐性、个人话语调、诗的文辞、诗的主题四个维度对“中国抒情传统”学说再架构。文章第三部分,由“中国抒情传统”观的实质出发,发掘对在汉语国际教育视域中的意义,并给出教学实践的建议。在现代学术多元化的背景下,本文以陈世骧的学术思想为脉络,探讨一代寄居海外的汉学家寻求中国文学在世界安身的历程。感受其在西方文化中,怀着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和自豪感建构“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论的意义。同时,透过对这一文论整理,寻找汉语国际教育文化传播的新方向,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和文化对外传播实践自由对话提供新思路。

付思敏^[4]（2020）在《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文中指出《古诗十九首》因被梁昭明太子萧统收录在《文选》中而得名,虽仅仅是十九首没有主名的抒情短诗,但一直受到诗论家的赞赏,且一度与《诗经》相提并论。这一特殊现象,引起了历代学者的关注,根据相关资料可知:关于它的研究多集中在探究作者、创作时代、思想内涵、艺术成就这几个方面。笔者在深入学习《古诗十九首》后,对于为何这十九首诗歌能被《文选》收录且被诸多杰出的艺术家所称赞感到十分困惑,从现存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令自己信服的理由。机缘巧合,笔者了解了王澍的“文体自觉”论、任树民的“艺术特质视域”理念,再结合往昔所学习的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理论,大胆猜测:《古诗十九首》最伟大的成就应当是标志着中国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在探究、验证之前,笔者深入思考“‘诗歌自觉抒情’是否可论”以及“‘诗歌自觉抒情’是否具有共性特质”这两大问题,最终得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可论且具备共性特质”,这是本文研讨的基本前提。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论证“《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首先,以作家、作品、世界、读者作为研讨视域去呈现“《古诗十九首》中诗歌实现自觉抒情的内涵表现”。考虑到相关可信资料的不足,主要以作品的内容及较为直观的创作手法为依据,同时与早期或同期代表性作品进行对比,使这种表现更直观更具说服力。其次,从语言、结构、虚实相生的手法这三个方面探究“《古诗十九首》中诗歌实现自觉抒情的艺术手法”。这一部分内容是对这十九首诗歌自觉抒情直观且又精准的解读。再次,从共性与个性两个角度进行“《古诗十九首》中诗歌实现自觉抒情探因”。这一章节内容与前两章内容相互补充,在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地梳理《古诗十九首》创作条件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论点的合理性。最后,分别从抒情诗的发展、诗歌史的发展、文学史的发展三个层面挖掘“《古诗十九首》中诗歌实现自觉抒情的意义”。引导读者了解并认可这十九首诗歌对于这三个层面的意义,最终完成对整个论点的论证。

谭洁凡^[5]（2020）在《蒲风诗论研究》文中指出蒲风是中国现代大众化诗歌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他不仅致力于新诗的创作,还积极地探讨新诗理论,在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和诗歌史论等方面的理论阐述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蒲风开始研究大众化新诗理论时,文学大众化论争已经开始,虽然从目前所得的资料来看,他并未直接参与到大众化论争中,但他诗论中有关新诗形式的理论建构离不开文学大众化论争的影响。1934年,蒲风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在鲁迅和郭沫若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左联”组织的活动,并接触了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作品。在《新诗与旧诗》一文中,蒲风引用日本学者杉见荣的《社会科学十二讲》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阐释经济基础对诗体变革的影响。除此之外,蒲风诗论还受普希金的影响,在《普式庚在中国》《普式庚在歌唱着》等文章中,他多次赞扬普希金鼓励诗人使用民众语言写作的做法,并把普希金作品中传达出的“自由”“热与力”等观念运用到诗歌批评中。作为中国诗歌会的发起者,蒲风坚持用新诗理论指导新诗创作,结合《抗战诗歌讲话》中收录的文章,可以将其诗歌创作论分为如下三方面:一、诗歌新形式的建立,蒲风主要从“内容与形式的调和”、新旧形式的利用以及民众语言的使用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二、抒情诗的独特性,蒲风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方面,他认为叙事和抒情并不是对立的,两者虽各有侧重,但也常常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为增强诗歌中抗战建国的民族共通情感的表现力,蒲风主张在写作中要使用“自然”的“技巧”加以谐和的音调;三、对诗歌中典型人物的塑造,蒲风认为为避免新诗出现形式化、符号化等问题,诗人在创作时不仅要塑造典型人物,还要对典型人物进行个性化写作。除了对诗歌创作进行研究,蒲风还积极地探索诗歌批评理论,并将理论用于诗歌批评实践。在《关于文艺批评》和《漫谈诗歌批评》等文章中,蒲风提出批评能够弘扬“民主精神”和指导现实,他还认为“批评可以开导文艺创作”。在诗歌批评的原则上,蒲风说:“伟大的批评家见解应建筑在历史主义与辨证法的原则上来估计文学现象。”并把历史主义原则和辩证法原则运用于诗歌批评中。同时,他还主张用整体性原则进行诗歌批评,即从作家的整个写作过程和创作经验上点评作品。从蒲风的作品论和作家论中可以看出,在诗歌的批评方法上,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和社会学批评法。蒲风的诗歌史论主要收录在《现代中国诗坛》一书中,他以“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歌的起源、诗体的发展和“诗界革命”对新诗产生的影响,并以分期的方式总结了“五四”至1937年中国诗坛的发展。蒲风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到了唐朝“中国诗歌体裁都完成了”,词、曲是诗的衍生。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西学的传入,旧诗不再适应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新诗的萌芽。结合“诗界革命”发生的时间和诗坛发展的趋势,蒲风将“诗界革命”称为“新诗运动的急先锋”。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的鸟瞰》一文中,蒲风不但对中国诗歌大众化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还对不同的诗歌流派和诗人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对中国现代诗坛的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

王杨^[6]（2020）在《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罗末丽初是韩国历史上向中国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韩国汉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进入到真正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崔致远、崔承佑、崔匡裕、朴仁范为首的留唐新生代诗人为中心,开放性文化意识为主导,积极汲取中国文学的精华,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末丽初的诗人们饱受中国文化滋养和熏陶的同时,以异国留学的宝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们汉诗创作题材,拓宽了汉诗创作空间和视野,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取得了斐然的艺术成就。直到1170年武臣政变为止,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后裔来主宰诗坛。罗末丽初汉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诗体、格式、格律、形态、风格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呈现出新的社会趋向和审美追求。罗末丽初汉诗成了韩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梳理,可以发现与新罗末期以前的汉诗相比,罗末丽初汉诗整体上,无论是诗歌体裁、艺术水平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质的飞跃,韩国汉诗方能算得上进入了真正的发展轨道。曾经以贵族为中心零星的汉诗创作,也被以崔致远、崔承佑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汉诗作家层所代替。而且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具有共同的诗风,从新罗末期的汉诗鼻祖崔致远到高丽初期的郑知常都久沐唐风,诗风虽都以晚唐风为主,又不乏带有六朝锦色的初唐风、清丽豪逸的盛唐风,这种文风一直持续到了金富轼,他的汉诗逐渐背离美在情辞以韵取胜的唐诗风,而是走向美在气骨以意胜的宋诗风,这种唐宋融合的诗风也预示着韩国汉诗结束了一个“亲唐”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慕苏黄”时代。因此,笔者将罗末丽初汉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具体阐述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而阐明其价值和意义。基于整体观,本文将焦点锁定在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上,从具有代表性的崔致远、崔匡裕等十余位诗人的汉诗作品文本出发,综合运用社会文化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源泉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微观角度切入,在作品中寻求作家心知、理性与风格的发展趋势,去寻找思想的、感情的和艺术等种种不同的丝缕,进而阐明罗末丽初汉诗是如何接受并汲取中国文学精华,以自己的新感情和新经验,赋予新的汉诗文学形式和艺术生命,藉以发现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各时期的文学的各种关联,确定其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汉诗的思想意识与儒佛道的关系、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研究的意义和目的,通过梳理与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特点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写作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主要对罗末丽初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以及罗末丽初汉诗的发展概况与动因进行了分析。罗末丽初时期中韩关系在古代东北亚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经历了冷淡、缓和之后,又逐渐恢复了频繁的交流。随着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罗末丽初时期的统治者们不断地效仿唐朝,并实行科举制度和汉文教育等外在原因和罗末丽初社会出现的强化王权、骨品制等内在因素皆推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们崛起,为韩国汉诗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推动了汉诗的发展。第三章着重分析了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罗末丽初的诗人们既有儒家积极入仕的执着,又有道家退则独善其身的洒脱,更有佛家逃世的圆融。在儒家“忠孝”、“信”、“勇”的思想熏陶下,在开放性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赶下,诗人们汲取儒家积极入仕、济世安民的精神,汉诗作品中流露出忠君爱国的高尚品格和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愿与残酷的现实激烈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诗人们的人格独立意识,在汉诗作品中表现出高蹈遗世的人文情怀和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在渐悟佛道之后,诗人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朝着生命意识高度升华的方向发展,汉诗作品中又呈现出回归清净无染的禅心和空灵幽静的超然心境。第四章以罗末丽初汉诗中所出现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为切入点,从微观领域考察汉诗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具体考证汉诗中出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等中国历史人物,还有各种典故以及诗歌中引用的中国作家的诗句、辞藻等,甚至具体到从某一个作品的某一个句子、某个词汇的来源中来寻找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和中国文化因子,从而解读它在整体汉诗中的作用和意义,从多个侧面揭示罗末丽初汉诗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第五章聚焦在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的关联上,以审美意象、意境美学、艺术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罗末丽初汉诗对唐代诗学的接受与借鉴。探讨其汉诗与初唐诗风、盛唐之音、晚唐诗风间的相关因素;从意境之美、意象之美、辞藻之美出发,揭示罗末丽初汉诗脱胎于唐诗的关系;从统摄和综合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了解罗末丽初的诗人们受唐代诗学、社会氛围熏陶后的思想理念与创作风格,从而挖掘他们新的审美需求,使汉诗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本文作为罗末丽初汉诗的首次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在对罗末丽初时期整体性的研究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具有开拓性意义。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整体研究,为确定其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同时为今后更好的整理韩国汉文学发展史提供一定的帮助,也为中韩两国文学交流提供历史养料。

黄秋硕^[7]（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说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常靖林^[8]（2020）在《宗白华与朱光潜诗歌理论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对新诗问题的思考,二十世纪的诗学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面貌,这其中宗白华和朱光潜各自的诗学研究就极具代表性。总体而言,宗白华以跨文化的研究方式无意中建立起更具中国传统意味的诗学批评,而朱光潜则以超文化的学术视野有意地完成了自己对中国诗学的体系化梳理。论文对宗白华与朱光潜的诗学理论进行比较,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站在宏观的角度对宗、朱诗学的研究方法、基底主旨和理论特质进行集中的比较,以期对二人的诗学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宗白华主要使用了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对比的方法和传统的表达方式凸显出中国诗歌中的生命情怀,朱光潜则在超文化的语境中建立起体系性的诗学,实现了中西理论资源的结合,其诗学主题是将诗歌形式放在首位的同时注重形式与内容的联系。第二章论述宗、朱对于诗歌与不同艺术门类关系的看法,宗白华偏重外部研究,将诗歌作为中国艺术整体中一个有机部分去关注,通过寻求诗歌与其他艺术的相通来思考中国哲学如何展现于中国诗歌之中,诗歌通于绘画表现在空间意识和视角灵活,这使得中国诗歌的表现内容和意趣呈现着独特的面貌。诗歌通于音乐表现在节奏,宗白华在“气韵”范畴内来理解节奏,将诗歌节奏问题归化到其诗学的生命主题中;朱光潜则要抽离诗歌中的文化背景,从内部研究的角度分析诗歌与散文、音乐和绘画的不同,由此说明诗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歌节奏也是语义节奏与音律节奏的统一,并肯定诗歌的文体形式特征同样能够表现美。第三章论述宗、朱对于古典诗歌理论“意境”说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多用中国传统话语发掘“意境”深处的精神意蕴,主要论述了意境的含义、实现条件及其具有的道、舞、白的特征,处处都体现出中国生命情怀;朱光潜则运用直觉说、心理距离说、移情说等西方近代科学理论来分析诗境的生成,且将王国维对于意境的“隔”与“不隔”、“有我”与“无我”之分在自己的诗学语境内进行了考察与评价,提出“超物之境”与“同物之境”,并尝试运用诗境中情趣与意象的关系去把握中国诗歌分期,这些都很有创新性。第四章论述宗、朱二人的新诗理论。关于如何创作新诗的讨论,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形式与内容这两大方面。宗白华认为新诗形式问题在于简陋,他给出的迂回建议是通过增加诗歌在内容方面的哲思深度以避免形式上的直白。除了哲思,宗白华还提倡表现自然、表现社会,表现外部世界对生命的真实的触动,并在对哲理的思求中到达生命的超越。朱光潜则是一开始就把关注点放在了新诗形式上,提倡构造新诗的公认形式,为此有三条途径可供借鉴:西方诗、古典诗与民间诗,从它们的创作经验中寻找新诗形式。同时朱光潜对新诗情趣表现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前宜多做表现社会、表现民众的写实诗,而不宜再做泛滥的浪漫主义诗歌。

魏梦莹^[9]（2020）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中提出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源于俄罗斯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传播,既是俄罗斯传统中国形象的延续,同时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变化。本论文以佩列文、索罗金、克鲁萨诺夫等八位作家笔下涉及中国形象的文学文本为研究基础,利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将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三种类型: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分别具有哲理性、独立性、实验性等特点。寓意深刻的中国哲学经典形象,源于18世纪俄国人构建的“哲人之邦”形象。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以库切尔斯卡娅笔下的“墨家经典”,佩列文笔下的“梦境典故”和道家学说为代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理解更深刻,引用更准确,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库切尔斯卡娅塑造的“墨家经典”是主人公精神迷茫期的“避风港”,其目的在于借“异国情调”消解当代俄罗斯人文化身份迷失的焦虑。佩列文在借鉴中国“梦境典故”时,常掺杂着对道家学说的思考。他将中国哲学思想消融于主体意识之中,并提升到美学高度,使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诗意和神秘主义特性。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传统形象,是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尤为突出的一类中国形象。在当代俄罗斯作家眼中,中国不再是考量西方问题的参照物,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独立性的世界大国。中国的成功引起他们注意,于是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流行起“中俄联姻”的主题,其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欧亚主义者”对中国的畅想。克鲁萨诺夫笔下的“中俄混血沙皇”、扎伊奇克笔下的“欧亚帝国”就属这种类型。而这类形象的产生,与近年我国国家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影响力的扩大紧密相关,是俄罗斯作家对当代中国认知的一种呈现和理解。令人反思的负面中国形象,源于19世纪“黄祸论”对俄罗斯人的影响。在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它依然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且表现出鲜明的实验性,主要体现在克利莫夫斯卡娅笔下诡异的“中国蓝烟”,多连科笔下“滑稽可笑”的中国道士,索罗金笔下令人担忧的“CHINA XXI”（21世纪的中国）等形象中。克利莫夫斯卡娅的中国书写,在于借中国劳工形象审视苏联社会,影射肃反运动给人民留下的恐惧与创伤。多连科笔下的“滑稽”道士,在于借中国道教讽刺普京,与他个人的政治立场紧密相连。索罗金笔下的中国书写,则体现出当代俄罗斯人在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时,所产生的危机意识和“羡嫉心理”。

杨安文^[10]（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二、试论中国诗歌的时间生命主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中国诗歌的时间生命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1）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2）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3）对外传播视域下的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观（论文提纲范文）

（4）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5）蒲风诗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8）宗白华与朱光潜诗歌理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0）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中国诗歌的时间生命主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D]. 邓珏. 东南大学, 2020(02)
• [2]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D]. 陈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3]对外传播视域下的陈世骧中国抒情传统观[D]. 郭舒婕. 山西大学, 2020(01)
• [4]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D]. 付思敏.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5]蒲风诗论研究[D]. 谭洁凡. 济南大学, 2020(01)
• [6]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D]. 王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8]宗白华与朱光潜诗歌理论比较研究[D]. 常靖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新时期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D]. 魏梦莹. 黑龙江大学, 2020(01)
• [10]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