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亩晚稻收获的思考

一、六千亩晚稻绝收留下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武晓珊^[1]（2020）在《唐文治慈善公益事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文治是近代着名教育家,国学大师,积极从事教育活动。除此之外,唐文治还是慈善家,一度参与各种慈善活动,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在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唐氏家族行善传统、江南乐善好施风气、严峻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唐文治萌生救济帮助他人的慈善思想,并贯穿其一生。他曾多次组织或参与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包括救济灾荒、捐款捐物、成立救济组织等。赈济地区除太仓老家和无锡、崇明、常熟外,还涉及湖南、河南等地。唐文治主张“正人心,救民命”,即在从事扶贫济困活动的同时,亦注重教育方面的慈善公益活动。唐文治筹集钱款建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图书馆,面向广大民众开放。他还曾创办太仓艺徒学堂,帮助贫苦子弟接受教育,在主持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及无锡国学专修馆时,受其恩惠的贫困学生颇多。面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环境,唐文治重视改善社会风气,劝人为善,他写下若干文章,如《劝施衣施米施粥文》、《劝惜字文》、《劝善救民篇》等,大力倡行慈善,规劝人们行善事、得善果。唐文治的社会影响力,也对其慈善公益活动产生一定影响。他的慈善公益活动具备筹资手段灵活,慈善事业性质传统与现代并存等特点。其慈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所从事的各种慈善公益活动具有指导意义。

李小庆^[2]（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余浩然^[3]（2019）在《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基于对安徽寿县地区田野调查,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对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兴修工程如何生根并发挥持续效应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再现和阐释。立足于乡土社会,运用结构主义和共同体相关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通过不同时期的人群活动特点讨论水利兴修的社会意义,探讨了水利建设与地方实践的复杂关系,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兴修工作带来了地方社会要素和权力结构的重组,并最终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种“互嵌关系”。我国水利兴修历史悠久,水利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有着安农兴邦的作用,也承担了抗旱防洪,航运转输的多重使命。由于寿县地处江淮分水岭的南北要冲,其军事意义也十分突出。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当时的治理建设模式下,地方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水利共同体,涉及到生产、防卫、城镇布局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兴修从农村基本水利建设开始,比如当家塘,到大型水利工程上马,比如淠史杭、红旗渠等,其分布范围之广、耗费成本之大、技术革新之迅速,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结果改变了农村农田水利的空间布局,形成了新的管理机制,也提供了后续发展的物质、制度基础。如今随着“引江济淮”工程的实施,寿县地区与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连接一体,整个县域具备了更大的共同体的色彩。在水利共同体走向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农民和社会成为开发治理水利最重要的单位,而水利对三者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一、国家主导,农民,社会组织参与的互动结构是水利建设的最主要力量,在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是人民公社制度保证了水利兴修工作的完成,在改革开放后治理方式的转型又拓宽水利设施升级转型以及对水利的综合应用。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开发领域中,三者交替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共同目标实现中保持了行动一致性,而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也出现了价值偏差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冲突。三、就其发挥效果而言,在不同领域的开发实践中都取得了成就;同时也将生态、平衡等理念融入了地方发展观。同时也在多个社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步扩大和深化,这也是“互嵌关系”的最好表达,此时的水利已经从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向新时代具有多纬度发展潜力的公共资源转变,文章遵循一种历时的角度,以一位老水利人老烟枪的人生故事为叙述核心,对上述问题做一回顾和阐释。

聂选华^[4]（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程俊^[5]（2019）在《宋代湖北的气象灾害及应对研究》文中指出两宋320年间,湖北地区的气象灾害爆发相当频繁,其中共有111次水灾、110次旱灾、19次其他气象灾害以及49次衍生灾害,共计289次。从时间分布看:在王朝方面,湖北在孝宗朝27年间发生的气象灾害次数最多,共60次,光宗朝的灾害频率最高,年均3.2次;从十年分布特征来看,在1160-1209年的连续50年中,湖北共发生了 109次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占比高达37.7%,是宋代湖北灾害爆发的高峰期;在季节特征上,夏季发生的气象灾害最为频繁,冬季灾害次数最少,夏秋两季、尤其夏季是宋代湖北气象变化最为剧烈的季节。从空间分布看:兴国军和鄂东南的蕲州、黄州是受灾最为频繁的地区;其次是江陵府、鄂州与复州等府州所在的江汉平原一带;再次是鄂北的襄阳府和鄂西北的商州（金州）上津县等地,气象灾害次数相对较少的是鄂西南的施州一带。总体上呈现一个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减少的分布态势。频繁的气象灾害严重威胁着当地民众的生命安全。这些灾害影响着从农业生产到粮食消费的各个环节,对湖北地区的农业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灾害造成的人口流亡与民众骚乱,严重冲击了湖北地方的社会秩序;灾害令民众无以为生,同族相食、亲子可弃的凄惨景象频频出现,对社会人伦道德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面对湖北地区肆虐的气象灾害,宋朝和当地官府以及部分民间人士也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在灾害预防方面,当地官府在朝廷的指导下,不仅积极劝课农桑,鼓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开垦荒田,还抓紧对常平仓、义仓等仓储进行建造与维护,充分发挥其仓储备荒的功能;同时在湖北各地大力兴修包括长渠、木渠在内的水利设施,为当地的防灾工作打好基础。在灾后物资救济方面,宋朝不仅调动国库和地方各类物资救灾,而且还采用劝分和招商等方式,广泛动员民间富民和商人参与湖北的救灾,又通过调粟和禁遏籴来引导各地救灾资源互补。然后综合采用赈给、赈粜与赈贷等方式对湖北灾民进行物资救济,包括大米、麦、粟、粥、粮种等常见粮食品种以及药物、酒糟、钱、度牒等物品,及时地缓解了当地灾民的生存困境。在灾后的非物资救济方面,朝廷和官府一面对湖北民众的各类赋役及其向官府借贷的钱粮物资提供蠲免与倚阁的政策优惠,另一方面还着手在湖北地区宽决刑狱,对于因灾沦为贼盗的民众从宽处理。这对于当地百姓的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大有裨益。宋代官方和民间因为湖北地区的灾害而进行的各种主观祈祷与反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灾后湖北民众的心理修复。此外,宋朝在湖北地区灾后施行的以工代赈、以蝗易粮和灾时募民为兵等“官——民互动”的救济措施,有利于提高灾害应对的整体实效。综合来看,宋朝在湖北地区的救灾行为,虽然本质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但客观上却是一个“与民让利”的过程。从湖北地区灾害应对的效果来看,宋朝对地方民众的灾害救济基本是成功的。

钱伶俐^[6]（2019）在《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春花作物生产研究》文中指出太湖地区的春花作物主要包括大小麦、油菜、蚕豆、紫云英等,其生产历史悠久。太湖地区关于春花作物栽培和利用技术经验丰富,其作为养地和绿肥作物,在当地以水稻种植为核心的轮作复种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以前太湖地区春花作物生产栽培与利用已初步发展,但仍处于探索阶段。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春花作物地种植更为普遍,栽培技术也更为完善,并形成具有区域代表性的生产特色。在种植制度方面,明清时期春花作物与水稻的轮作复种成为太湖地区的一大种植特色,主要分为麦稻、油稻、肥稻三类种植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春花作物与棉花、桑树的种植方式。从明代发展至清代,麦稻复种的种植模式更为普遍。当地人口激增、市镇经济兴起等多重因素导致农作物的供需愈发不平衡,致使麦类与早稻复种发展到与晚稻复种,这种植制度的改进推动了粮食亩产量的增产。油菜虽作为太湖地区发展较迟的作物,但到清代时其种植面积已超过麦类且油稻复种制度的发展十分迅速。值得一提的是,油菜还是太湖地区重要的油料作物。肥稻轮作主要包括蚕豆——水稻、紫云英——水稻两种种植模式,其主要目的在于为水稻提供大量的肥料和补偿土壤肥力。商品经济的刺激导致太湖地区以棉、桑为主的经济作物快速发展,为配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春花作物与棉、桑的间作套种模式应运而生。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春花作物栽培种植技术也日趋完善。明清时期的农业仍旧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为主,农业不可避免的受到气候、土壤、水分等因素的影响。太湖地区农民在长期田间劳作中,根据春花的季节时令及生长特性,注重利用各种农作物之间的互利互补关系,合理安排种植时间,改进生产栽培技术。农民总结出春花作物整地播种、施肥管理、收获、贮藏、加工的生长栽培技术,致使太湖地区的农事活动安排地更加高效紧凑。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春花作物生产技艺的完善促进了亩产量和价格的大幅提高,春花作物的生产效益也日益凸显。这不仅对太湖地区农户的生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补给了粮食短缺、改善了当地饮食结构。太湖地区民众逐渐形成了与春花作物息息相关的食用传统,除小麦作面食、油菜作蔬菜食用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充分发挥其作用。其农副产品如油饼饲养牲畜、菜籽油燃灯照明、蚕豆和紫云英发酵壅肥等。春花作物在实现食用价值的同时,对农业生态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农区种养结合的关键在于人畜尿粪、作物秸秆等作为肥料还入田中,及农副产品饲养家畜。这些都遵循农业资源“来之于土,归之于土”的生态循环利用法则,使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呈现出新面貌。到清代中叶,农民注重蚕桑发展,而对水田作物的生产在无形中松懈下来,加之春花价格降低,由此导致了春花作物的产量急剧下降。农民对种植春花作物的热情大减,甚至对于栽种春花的技术也日渐生疏。目前虽大力提倡种植春花作物,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春花生产还未完全恢复到明清时期所记载时的状况,引发了我们对春花作物生产与利用的探讨与研究。

郑晓莹^[7]（2018）在《莆田兴化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特点的不同,使得各地的地域景观呈现出极大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是值得珍视与维护的宝贵财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和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升。然而,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发展过程中没有对独特的地域景观给予足够的重视、关注与保护,使得许多地区的地域景观特色开始逐渐消失,国土景观风貌逐渐呈现同质化,城乡自然系统逐渐趋于破碎化。因此,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保护和传承好一个地区的地域景观特色与风貌,保护区域自然系统的完整性是风景园林学科需要面对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浙闽滨海的平原地区依山面海、山峦起伏、河海交错、水网密布、人多地少,是能够体现人与自然长期互动融合关系的典型代表,也是进行地域景观研究的理想样本。莆田兴化平原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水利设施建设丰富、土地利用方式优秀等原因,是这其中值得研究的典型代表。然而,目前针对这一区域展开的研究缺乏从风景园林学科的视角下进行综合调研分析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选取浙闽滨海平原地区地域景观中的典型样本莆田兴化平原进行研究分析,作为从风景园林学科的视角下完善国土景观普查性研究的一个补充部分。本论文首先对莆田兴化平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基础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地形地貌、气候条件、水文条件、土壤条件等长期保持稳定特征的自然环境要素,得出了其自然环境基础具有地理单元相对封闭独立、气候温暖湿润、山水资源丰富、山洪海潮多发等地域特征,这些根本特征是进行地域景观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对地域景观风貌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基础性的影响。其次,基于风景园林学的宏观视角着眼于整个动态变化的历史时期,动态地梳理了莆田兴化平原地区地域景观风貌在各个时期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探讨了区域先民们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利用的智慧和方法。然后,将莆田兴化平原地区的地域景观拆分为自然山水、人工水系统建设、农业建设和城乡营建四大部分,分层次地挖掘和研究了各个层次要素的形成原因、组成内容及其特征,以期从一个宏观全面的视角下系统性地解读这些要素,形成对当地地域景观的完整认识,并为未来地域景观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可参考的基础论据和资料。最后,通过对莆田兴化平原地区快速城市化发展以后的景观风貌和成熟的传统地域景观风貌进行今昔对比,归纳总结了当今快速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城乡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通过借鉴当地传统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规律和方式,尝试从传统的滨海小平原营建方法中寻找历史智慧,探索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地域景观的保护、修复与发展策略。

赵瞳^[8]（2017）在《北宋农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宋时期,封建社会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人口数量急剧增加,这就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影响。文章重点考察北宋农田发展模式、土地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进步、影响农业因素和自然灾害等五个问题,以此揭示北宋农业的一般特点。北宋时期传统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开始发生转变,农业生产技术获得很大提高,在土地的开发利用和经营管理方面,乃至土地占有类型和契约租佃制、定租制和赋役制度等方面,都体现出这时期的农业发展模式。有关土地占有形式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由北宋统治者直接管理,主要用于国防开支、行政管理和救灾应急等方面,民田属于民间私有土地。这时期封建契约租佃制发展和定租制产生,对于北宋农业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北宋建国以后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地主大量占有土地,很多自耕农逐渐沦为佃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封建租佃契约制开始发展,并成为当时较为普遍的生产关系。北宋农业赋税很重,官府还以各种借口巧立名目,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一些民众难堪重负甚至逃离故乡。因此北宋的熙丰变法就直接涉及到农业赋税问题,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密切相关。北宋时期的土地利用是一次重大进步。由于北方长期与辽国和西夏发生战争,原本一些重要的粮食产区遭到破坏,这就导致北方一些百姓向南迁移,并开始逐渐经营南方的广大地域,并视之为重要的经济命脉。从而大量开垦荒地,并施行轮作复种的耕地措施。开垦土地较大地区主要包括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两湖平原以及四川盆地等,北宋时期已经变成阡陌纵横、村落相望的社会面貌。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农耕区域的逐步扩展,中原地区洪涝灾害也频繁发生。北宋时期对于农田水利建设非常重视,这时期北方的农田水利建设,主要体现在河北淀泊的开发利用、古渠旧堰的整治和引浊放淤等三个方面。这些淀泊发源于太行山及燕山的诸多河流,在东入大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北宋政府在淀泊地带修堤筑坝,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辽骑南侵。兴建这些水利设施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种植起到了积极作用。北宋南部农田水利建设有了空前发展,主要在丘陵平原的陂湖灌溉、圩田和东南沿海的扞海石塘方面。北宋农业技术已经比汉唐时期有很大进步,在农作物种植结构方面,调整了原本单一的产粮品种,大力推广水稻栽培技术,南方在原耕作面积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北方不仅增加很多水稻产区,还增加很多生产小麦产区,并逐渐向南方各地推广,因此原本以粟和麦为主的粮食结构,逐渐被稻和麦为主的粮食结构替代。这种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改变低产的粟增加高产的水稻和小麦,从而填补了人口大量增加产生的粮食不足问题。而且一些官员来到地方以后,帮助农民解决很多农业问题,特别是教会农民改变种植结构,增加高产的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北宋时期还出现了秧马和粪耧等新农具,翻车和筒车等传统水利灌溉工具得到普及,钢刃熟铁农具被广泛利用,这在《梦溪笔谈》中就详细记述了炼钢工艺及原理。以现代钢铁锻造技术原理来看,精铁的反复锻打不仅可以排除杂质,还可使其成分均匀组织致密,有时亦可使晶粒细化,从而锻造出优质的钢材。这些工匠制造出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为北宋粮食增产奠定重要基础。但是由于自然因素和连年对外战争,导致北宋时期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在北宋统治的167年里,正是中国处在地球气候波动较大的历史时期,再加上连年战争大量砍伐树木破坏森林,这就必然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而且这时期黄河多次决堤,严重影响到下游自然生态环境,对于农业耕作更是致命打击。特别是内湖洪涝灾害严重,海潮倒灌导致土地盐碱化,因此很多原本粮食高产区都呈现下滑趋势,为了减少粮荒确保政权延续,福建等地区修建很多梯田增加粮食产量。宋辽和宋夏多次大规模战争,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多年遭受战乱困扰的前提下,统治者不得不思考休养生息恢复和平。北宋时期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其中主要有风灾、雹灾、旱灾和蝗灾等,对于农业生产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不胜枚举。每当这些自然灾害发生时,北宋统治者能够积极应对,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经济损失,也对庶民百姓起到保护作用。鉴于北宋时期人口大量增加,开垦荒地促进粮食产量增加,成为确保庶民基本生活的唯一途径,然而这就导致很多山地丘陵的树木被砍伐,一旦森林原有的吸收水分等功能遭到人为破坏,原本自然环境处在良性循环的地区,也逐渐增加洪涝灾害的次数,面对如此之多的自然灾害问题,北宋统治者采取了非常开明的治理措施,尤其是在救灾方法上,对庶民发放粮食和救灾物质,乃至蠲免赋税和租借钱粮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北宋统治者理性仁德政治务实的治国理念,也促使灾后农业生产获得全面恢复。从而北宋时期在农业发展方面,不论是农作物种植结构还是水利设施建筑,不论是土地开发利用还是农业技术革新,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面对各种自然灾害,以及防灾治灾方面,都能够看到北宋统治者较为务实的政治态度。

李林青^[9]（2017）在《黄省曾及其涉农着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上的吴地是农业发达、文化繁荣的地方。吴地的文人有重视农业的传统,留下大量农书。黄省曾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江苏吴县人,生活在明朝中期,留下五部涉农着作,堪称“高产”。黄省曾一生高产,内容涉及经学、地理、出版、儒学、史学、农学等多方面。被《四库全书》收录的《申鉴注》,是黄省曾较为重要的史学方面的着作。其所着《西洋朝贡典录》（三卷）多有涉及西洋地理、交通等方面,《吴风录》（一卷）、其文学方面着作为《骚苑》、《拟诗外传》、《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他所着的农学着作主要有:《蚕经》（《养蚕经》）一卷、《稻品》（《理生玉镜稻品》）一卷、《艺菊书》（《艺菊谱》）一卷、《种鱼经》（《养鱼经》、《鱼经》）一卷。此四书合称为《农圃四书》。此外,有《兽经》一卷、《芋经》（又称《种芋法》）一卷。黄省曾撰写了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水稻品种志《稻品》,又称《理生玉镜稻品》。大概在同一时期撰写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最早的养鱼专着《养鱼经》。其所着的《兽经》既是一本娱艺奇书,也可以说是我国明代生物学方面的动物学着作。其《种芋法》既符合了吴地的多种经营的农业传统,又应了灾害频发之景,这还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唯一的关于芋头的专着。黄省曾《蚕经》专记中国蚕桑业最发达地区的蚕桑技术,反映了当时中国蚕桑技术的最高水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与宋代菊谱以记载花品为主的风格迥然不同,黄省曾的《艺菊书》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称《艺菊书》为“确为园艺学上更进一步的着作”。除了五部农学专着以外,黄省曾的诗文等篇章中也有涉农内容,也具有颇高的科学价值,是农学研究的重要历史资料。黄省曾的涉农着述对明代中后期吴地的水田农耕、渔业生产、家畜蓄养、果蔬园艺种植以及农俗现象等也多有记载,对于今人考察当时处于江南经济腹心地带的吴郡的农业生产状况、生产技术状态以及农业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除了长于农桑外,黄省曾亦不耽于交游。王守仁在越东讲学,省曾往见执弟子礼,先后求教李梦阳、谌若水,诗作尚华艳,超然以任达跅弛终其身。作为弘治、嘉靖年间一位大儒,时人誉其为“吴地八才子”之一。黄省曾的诗文多体现了其心学思想和哲学思考。但也不乏像《山僧以枸杞椒芽初笋为肴饭我一首》、《内人治蚕一首》等为代表的涉农诗,具体准确地描述了当时江南地区农业的生产状况和技术状态,生动呈现了当地的农俗景观,为考察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生产技术水平和农俗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本文从农业史视角分三个部分对黄省曾的着述、诗文作品分别进行探讨。第一部分研究和探讨了吴地的农业情况和黄省曾的家世与涉农情况。第二部分从园艺学视角系统、全面地分析探讨《农圃四书》、《兽经》、《芋经》中的生物学和农学知识,《农圃四书》中的种质资源和园艺技术,并对《养鱼经》中记载的鱼类作一全面的考证和分析,展现黄省曾在古代农学发展上所做的贡献。第三部分在借鉴前人研究黄省曾诗作中农业习俗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古籍中的相关记载,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探讨黄省曾诗作中记载的农业谚语、农田耕作、蚕桑生产以及农产交易,兼论乡民生活景观,重点探究农业生产事项和涉农习俗背后的科学依据。

刘琼^[10]（2017）在《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文中认为17世纪后期,自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土家族地区沿袭明朝土司旧制,被纳入清王朝的统治和管理之下,直至18世纪中后期,土家族地区全面改土归流,直接受制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中,自此清政府对其实施了大规模的立体式开发。本文把“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开发”三者置于清一代内陆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而又变动不居的生态系统和复杂而又处于变革的社会环境之中,从人、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诠释生态环境退化现象与社会经济开发实践本身。本研究运用环境史学、历史地理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变革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行动在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这两大系统中的适应和改造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正是人们行动的复杂性,使得土家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动力演化包含了很多人为因素,这在清中后期本区域所发生的灾荒中显现出来。然而,土家族地区社会系统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缓解了生态环境的退化程度。本研究以清代土家族地区的开发史为切入点,全面考察清代土家族地区的环境史,在梳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基本史实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了土家族社会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认识变化以及利用和改造,以探究土家族社会环境变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揭示区域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内在驱动力和演变规律。本文内容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入手,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实施大开发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简单的梳理,为研究清代开发史提供了长时段的环境背景。土家族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属我国中部偏西南地区,处在云贵高原东部的延伸地带。是东部平原和西部山区的交接地带,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南的军事要道,是湖湘入川黔的交通咽喉,也是“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两大移民潮的必经之道和迁移之地。土家族地区向来被视为蛮夷之地,植被丰富、林木葱郁,俗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说。自秦汉以降,帝制政府主要采取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治理管理模式。土家族地区横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其地域空间表现为一定的行政区划,在不同历史阶段,其行政归属略有变化。其行政建置沿革,是土家族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空间范围的演变。本地区呈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特点,文化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复合性,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清代以前土家地区的开发十分有限,在移民和驻军的推动下,卫所屯戍区的农业有所发展。这是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历史环境背景。第二章,通过史志、地方文献、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历史文献对清政府实施开发的缘由、过程、内容进行了归纳、分析,展开探讨了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形式、特点和规模。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呈现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影响土家族地区开发的因素主要在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演变。历史时期形成三个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域:经制区、卫所区、土司区,也导致三种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从而呈现开发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社会差异的文化影响至今犹存。康雍年间,国家通过“招抚土司,安定地方”的策略,进一步完善强化土司制度,采取恢复重建与适度开发并举的系列措施落实清朝体制,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在康熙中后期出现土司“中兴”阶段。乾隆至道光年间,在中央王朝直接有效的控制下,土家族地区掀起全方位的大开发热潮,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经济、文化获得空前发展,改土归流后,移民人口激增,改变了土家地区的人口结构,招垦移民成为开发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全力垦殖利用土地资源,呈现“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的开发盛况。改流后,土着和移民在拓展生存空间、争取生存资源中将人地矛盾进一步演化为社会矛盾,成为族群分化和融合的高峰期,产生“非我族类”之感叹。同治至辛亥革命前,土家地区也受到晚晴政治环境大背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发出现近代化的新特征,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在时间先后和程度深浅上呈现差序梯次。第三章,以生计方式变迁为切入点,从环境的视角探讨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演变的因素,同时从文化的视角考察土家族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和认知态度的变化,着重从生态思想、生态智慧、乡规民约、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以揭示族群、文化、宗教等人文社会因素在环境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清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大开发是土家族社会生计方式发生变迁的强大内在动力。通过对生计方式变迁的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系统互动关系的演变过程。从游耕生产方式发展为定居农耕经济,反映了土家社会从被动性环境适应到主动性环境选择和环境改造的过程,这也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生计方式最能体现各民族不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意识。土家族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特有的生态文化,用以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对环境变化作出积极的响应,以适应或影响未来的自然环境。第四章,主要是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碑刻、诗歌谚语、士人作品等文献资料,深入分析不同调查点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以回应学界对清代土家族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观点。土家族地区开发与区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不仅受到地形地貌、土壤特性、气候特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是清政府治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演变、文化变革、人口迁移等多种人文社会要素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产生了一定的环境效应,生态破坏十分明显,造成森林资源退化、次生灾害加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开发和土地垦殖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益,官民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并形成以次生林为主,人工林和原始林等为辅的新生态系统。政府和民众在环境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发挥着行政干预和引导监督的作用,而民间的图腾禁忌、生产生活禁忌、乡规民约等习惯法起到了社会约束力的作用。官民合作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有效机制和长效机制,缺一不可。土家族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带来了乡村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时代,为解决人地矛盾和文化冲突,农业开发和环境保护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部分为余论。从区域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生态过程。第一个层面分析了国家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策略与方式以及上层政治经济的发展思想;第二个层面分析了民间社会（民族内,民族间）在开发中的选择与调适,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博弈。第三个层面从生态环境资源的角度,分析国家和社会在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清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深度和强度,以揭示环境背后所隐藏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本文通过对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经济文化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政治、社会等的互动过程,以期进一步丰富开发史、社会史、环境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为民族区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和反思。

二、六千亩晚稻绝收留下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六千亩晚稻绝收留下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唐文治慈善公益事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宋代湖北的气象灾害及应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春花作物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莆田兴化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北宋农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黄省曾及其涉农着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六千亩晚稻绝收留下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唐文治慈善公益事业研究[D]. 武晓珊. 苏州大学, 2020(03)
• [2]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D]. 余浩然. 上海大学, 2019(02)
• [4]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5]宋代湖北的气象灾害及应对研究[D]. 程俊.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春花作物生产研究[D]. 钱伶俐.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7]莆田兴化平原地区地域景观研究[D]. 郑晓莹.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8]北宋农业研究[D]. 赵瞳. 郑州大学, 2017(05)
• [9]黄省曾及其涉农着述研究[D]. 李林青.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
• [10]清代土家族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D]. 刘琼.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