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画意，各擅香香——孟浩然与王维的田园风光对比

一、诗情画意 各擅芬芳——孟浩然、王维山水田园诗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王悦笛^[1]（2021）在《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文中研究指明唐宋时期,园林植物的栽培技艺更加成熟,植物种类更加丰富。唐宋文人对园林植物的栽培与观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独特的园林植物审美体验,在诗歌中有丰富的表现。唐宋诗歌的意象表现和艺术意境的营构,都与园林植物审美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内在联系。本文对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审美内涵,做多角度的观察与分析。论文主体分为上编与下编。上编主要考察唐宋时期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德裕、苏轼、晁补之、杨万里等若干位代表性诗人的园林植物书写特色。王维和杜甫园林植物书写有着迥异的艺术特色。王维的辋川别业诗倾向于在无人与无我之境中,摒除人工因素的介入,呈露园林植物自然本真的面目;杜甫的园林诗则大量描写园林植物的配置、栽种和修剪活动,着重表现主观情志与客观现实的错位,通常呈现出并不融怡和洽的园景。——两人几乎分别处于“物我交融”与“物我对峙”两端。白居易对园林植物的观照方式,有如王维、杜甫二人一正一反的合题,介于物我混融与物我对峙之间。白居易在长期的造园和园居的实践中,对植物材料之于园林审美的各方面意义有深刻领会,并在诗歌中予以前所未有的全面和深入的表现,形成了卧赏、移床等富有个性的审美方式,以及极具个人色彩的“窗竹”等园林植物意象,并表现出驯化、吸纳式的园林审美空间格局。就园林植物书写而言,白居易是一位承上启下、涵盖深广的“集大成者”。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诗中,值得关注的是园林植物的两种形象——作为隐逸符号的花木与作为博物和收藏对象的奇花异木。后世园林中模仿山林的富有野趣的空间,与相对世俗趣味的私人玩好空间的并立,在李德裕对平泉草木的吟咏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反映。苏轼诗中的园林植物审美具有浓厚的人文化特色,常将花木置于历史性文本或画境的联想及道德比附中进行审美,突出园林植物的德性美,并明确提出了“种木”即“种德”的思想。他相对忽略花木自然物态的书写及其与其他园林景素的配合,表现出了与白居易的园林植物书写有所不同的审美侧重。晁补之是汇聚诗、画、园于一身的最具代表性的枢纽人物,处于文人造园到画士造园的过渡阶段。其东皋归来园的园林植物的分区式空间布局和种植方式,表现出了较有法度、相对成熟的园林植物景观配置,他的东皋诗植物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和相关典故中的历史场景也反映出宋代园林文人化、文学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趋势。杨万里对园林植物的书写,既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又代表了宋人观物的典型状态。他对园林植物的物态、环境因素等特性的细致捕捉,以及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都是宋人对植物投以知识化、趣味化和审美性观照的典型体现,与宋代植物谱录和植物题材的绘画相通。下编是唐宋诗歌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的审美分析。论文选取了“窗竹”与“出墙花木”两个唐宋诗歌和绘画中的典型园林植物意象,结合图画与画论文献,挖掘其美学意蕴。窗竹意象以白居易对窗外之竹的吟赏最为典型,白居易对这一园林植物意象的艺术表现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开拓,其由内而外吸纳式的观物视角与宋人“窗景如画”的观念和绘画中“无窗之窗”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着艺术思维的联系。出墙花木在唐宋诗歌中有着丰富的艺术意蕴,其中“墙头花”、“出墙红杏”等意象,还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联想。这一意象在颜色的明艳与素净、线条的横斜与竖直之对比,以及半藏半露的状态等方面所具有“互妙”因素,蕴含着丰富的画趣,与折枝花卉、悬崖古木等题材的绘画存在相通的画理。总的来说,唐宋许多文人能够自觉地在造园活动中,运用花木配合其他园林景素来构建园景。新型园林植物的引入和新观赏风尚的形成、对花木品种日趋精细的观赏和鉴别、花卉品种的改良和创新、以主题分区的方式栽植园林植物等等,都是唐宋园林,尤其是唐宋文人园林植物审美发展的重要表现。唐宋诗人对园林植物的吟咏,有着复杂的历史联想、精神投射,艺术表现多姿多彩,极大地深化了园林植物审美的内涵,与绘画审美也形成丰富的联系。唐宋诗歌园林植物书写的丰富审美内涵,值得给予高度重视。

韦珊珊^[2]（2020）在《计成园林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计成（1582-1642）是明末造园家、画家、文人。早年从事绘画,游历燕楚,中年以后开始建造园林,前后筑有东弟园、寤园和影园等。年近五十综一生所学,撰写出我国最早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造园专着《园冶》,将造园之术上升至造园之道,终结了“园有异宜,无成法”的历史,为中国园林艺术的营造提供了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经典文本。《园冶》全书采用骈文体结合散文体的写作方法,确立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审美理想及实现这种理想的“因借体宜”方法论。计成工诗善画的素养与园林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得该书所体现的园林美学思想成为我国园林美学特别是文人写意园林美学的经典之作,散发着一种普遍存在、跨越时空的园林美学精神,其隽永的内涵历久弥新。本文围绕计成《园冶》深入研究,做出梳理与探讨,以阐明计成的园林美学思想。导论部分综合介绍了与计成《园冶》美学相关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意义,并说明了论文展开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总括介绍计成与《园冶》。通过计成的三个身份:画家、文人、造园家和《园冶》书名更替、被禁疑云、流通细节及与日本造园书籍《作庭记》之比较来描摹出计成其人与《园冶》奇书的全貌,并结合其所处时代背景探寻其工诗善画素养对园林审美旨趣形成的影响,从整体上对计成和《园冶》形成认知,为下文造园艺术研究作铺垫。第二章通过对计成园林审美理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爬梳,阐明文人写意园林的审美特点和自然观念,同时这种与自然亲和的审美理想还伴有三重审美功能。“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揭示了主观能动“人作”与自然“天开”的辩证关系,明显受到传统哲学—美学“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并且带有与自然亲和的倾向,这些都成为了计成园林美学自然观念的渊薮。而贯穿于《园冶》全书的生态警语,反应出计成妙法自然的造园理想和生态伦理智慧。作为在明代艺术发展至顶峰的文人写意园林,或多或少影响了域内皇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三者无论是意境的构造还是对自然的态度都趋向一致。与此同时,遥远的英国正经历着如晚明心学勃兴的时期,经验主义哲学成为其社会主流思潮,古典的束缚开始被感性经验逐渐替代,被几何布局占具的园林,半个世纪后被一种模仿中国文人园的“英华园林”所突围。而脱胎于中国园林的日本庭院艺术发展到江户早期（相当于我国明末清初）已形成了同江南文人写意园林迥异的园林审美观念。在与以上四种“他者”简略比较后,计成造园审美理想的独特性愈发显现。而《园冶》中所呈现的这种审美理想还伴有感官陶醉、抚慰心灵、畅神寄情等三重审美功能。第三章以计成“意在笔先,拟入画中”的意境追求为主题,首先从意象与意境、情景交融两个方面考察意境的产生。再以园、诗、画三者意境营造的形式层面与内容层面的趋同性揭示计成园林意境取法诗画的艺术理路。形式层面上,园林“布局”对标诗歌“对仗”,以求在视觉上形成错落有致的形式美感。假山“非常态”造型源自山水画论中的山势形态,以自然集萃之形达至行、望、居、游之林泉精义。内容层面上,园林建造要素以诗歌文字意象为准则,“园景”仿“诗情”,以求突破客观时空限制通往神思妙境。画家绘制山体力求“深远”之态,造园家理水渴求“不尽”之感,“山远水长”皆意使观照主体感知到时空的旷达性,于有限中见无限,谙熟于此的计成于园林实践中通过铺地、掇山等技法营造出外物观赏→主观情化→意境生发的园林意境品赏路径。第四章以“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造园借景法则为中心,考察计成的“贵因”观和借景理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营造园林的艺术目标,“巧于因借,精在体宜”即是实现艺术目标的具体实践方法。从历史上的“贵因”观念和《园冶》体现出的巧于用“因”展开,联系现有园林实例,详细解读计成所提出的六大借景模式。第五章以计成所造三座园林实践中体现出的美学规范为逻辑线索考察计成造园实践与其美学观念的结合。他善于“因借”原有客观环境在园林中展现出“以小见大”、“蜿蜒曲折”、“虚实相生”的审美意趣。东弟园、寤园建于《园冶》成书前,为计成提供理论储备的实践机遇,影园建造于《园冶》成书之后,可视作其园林美学理论指导造园实践的成功案例。计成不仅是园林美学的倡导者亦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本文尝试从美学、文化史角度切入晚明社会,通过同域内外其他园林和诗画艺术理论的比较研究,对《园冶》展现出的造园主旨、意境追求及其造园法则进行解读,梳理出其整体思路及各造园步骤间的内在美学逻辑,而这套园林美学逻辑迄今不失其先进性与成熟性,值得我们一再研究。

马亚捷^[3]（2020）在《《全唐诗》中诗意化景观环境研究 ——以洛阳八景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唐诗题材多样、数量众多,是浩瀚中国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国富民强的盛唐时期唐诗的创作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也涌现出许多描绘地方八景的优秀诗歌。“八景”是某一地区蕴含着地域性历史文化与人文风貌的景观。作为千古帝都的洛阳,历史上有着诸多歌颂洛阳八景的诗歌作品。本文旨在通过《全唐诗》中描绘洛阳八景的诗歌,以诗意化景观设计构建的视角深入研究唐代洛阳八景景观环境。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唐诗和八景的联系,探讨了唐诗的起源发展以及《全唐诗》的历史地位,论述了唐诗对于诗意化景观的价值与意义。唐诗既可以为溯源唐代时期洛阳八景景观提供依据,又可以为当今构建诗意化的洛阳八景景观提供方向。二是以《全唐诗》为基础,全面梳理其中涉及洛阳八景的作品,筛选反映唐代八景景观空间的诗文,从自然、人文的角度分析了洛阳八景的构成要素,并按照景观要素分类对八景的景观特点进行了逐一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借助大数据分析系统对相关唐诗中体现的八景景观意境进行逐一分析,梳理唐代洛阳八景景观各自的意境特点。三是基于以上研究总结唐代洛阳八景景观构建及意境营造的经验,结合洛阳八景景观现状挖掘对现代景观诗意化设计的启示及意义。最后结合两个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诗意化设计。八景景观肩负着传承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重任,是城市文化的景观名片,因此笔者提出该课题进行研究,通过《全唐诗》中的洛阳八景诗对洛阳八景的描绘,进一步研究其中的环境景观之奥秘。希望对现代景观环境的营造和深度欣赏提供启示和参考,对古都洛阳的现代景观环境营造和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陈氏贤（Tran Thi Hien）^[4]（2020）在《王维的佛教思想及其与玄光禅诗视野探究》文中研究说明王维生活于佛教各宗派高度发展的盛唐时期,由于他习性好静、学佛、修禅等,因而喜爱广泛与佛教各宗的高僧们和好友们一起研修佛法、论法参禅、诵经礼佛、持戒布施、设斋供僧等。因此,诗人不仅对各宗经典十分了解掌握,而且对其修法都有亲身修行而获得自我安乐境界,使他诗中蕴含了佛教思想、修法、悟道等,并使诗意与禅境完美融合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灵寂之境。最能体现王维佛教信仰的是,他对《华严经》《维摩诘经》《坛经》的研修。对《华严经》的信仰,诗人是跟着道光高僧与朋友们讨论学修过《华严经》的核心教义即法界缘起观之思想。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法界缘起之理,并在诗句中使用了不少华严经的词语。对《维摩诘经》的信仰,诗中涵盖了在家有出家之理、仕途生活与悟道无碍、解除世俗社会之烦恼。对《坛经》的信仰,诗中传达了坛经的核心思想“自心是佛”,人人自心便是佛;“无住无念”,对诸法实相清明了知无有执着;“明心见性”,认识我们本心即见到自己本性。因为研习佛教大乘经典,王诗所示,其了悟诸法实相本性为空而以它来修行观照人生、官场、社会、事情等等,然而对诸法没有产生任何贪恋烦恼。一切法都是从人心启发作用,如慧能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与维摩诘菩萨所倡导“自心清净就是净土”,由此,王维也就提倡了“境因心寂”即“心为净土”的思想,如诗所云“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因了知与实行诸法空性而有积极出世入世的精神,如其诗述:“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并使其诗艺术达到动静交融的禅境是王维对诗坛最大的贡献。诗人了悟佛法的核心教义之后,他在修行中注意实行禅净双修,经常自己并和僧人一起焚香诵经、研学经典、论法参禅等。实行僧俗双修,设斋供养僧众,把喜爱的蓝田别业诚心赠送僧众,所谓财布施;并欢乐地赞叹他人实行布施,此谓随喜布施。除了修福布施之外,诗人还在日常生活中修行身心功德,实行饮食净斋“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衣着朴素“宿雨乘轻履,春寒着敝袍”,住宿简陋“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实行斋欲“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从研学佛法到进入实行修道之后,王维身心就已融入到了佛境。诗中的佛境,含有下面的几种境界:一是空之境,表达了“色即是空”之境,意为“色”本身就是“空性”,其为因缘所产生的,也就是说“色即是空”亦为诸法空性,诗云“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为表现“空即是色”之境,诗人常以禅语来传达,如说“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并以自然景色来传达此境,诗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空山寂静（性空）,但有人语传来（色相）。二是真之境,所谓诸法实相就是其性空,因性空才能生起万有。诗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所示,万物人生均有其运行的规律,是诸法实相之真境“雨中”使“果落”,“灯下”有“虫鸣”。与含示诸法随缘,因诸法性空才能随缘,虽随缘但不变,诗述“不学御沟上,春风伤别离”。三是圆之境,是指诗人体悟到自己的佛性清净圆满,以清亮的明月、清洁的泉水来比喻它,所谓圆满了悟之境,诗云“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灵活运用了佛性妙有无碍,以清净常照的明月来阐述它的妙用,所谓圆通无碍之境,诗曰“家住水东西,浣纱明月下”。四是逸之境,表示诗人以优美闲静的外景来传达其身心悠闲自在,诗云:“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并以身心恬淡闲适衬托了外境素淡闲雅,诗述:“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的闲逸之境。还表现了诗人真正悟入到舒畅洒脱的身心之境,诗云:“酌酒会临泉水,抱琴好倚长松”的放逸之境。在研读王维诗歌时,发现他与越南的玄光禅师,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但两者的禅诗含有相同之处。因此,笔者研究王维诗歌的同时,对两位诗人的禅诗也进行了比较研究,探讨了王维与玄光禅诗的异同之处,如下:从禅诗内容层面来看,两者的禅迹、禅理、禅趣,有所相同。在叙述禅理时,两位诗人都以“我身虚妄”“自性为本”“不二法门”为宗旨学习和实行,如王诗云“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无有一法真,无有一法垢”;与玄光诗云“忘身忘世已都忘,生久萧然一榻凉”“明心见性谒真佛,不惧山水路迢迢”“参透是非平等相,魔宫佛国好生观”。在描述禅趣时,两位诗人深入禅修参观之后,都把自己体悟随缘闲逸之境以诗词来传达逍遥自在的自我生活乐趣,如王诗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与玄诗云“如何小隐林泉下,一榻松风茶一杯”。在阐述禅迹时,两位诗人都刻画寺院在于偏僻幽静之处,如王诗写“插天多峭崿”与玄诗曰“庵逼青霄冷”,但描述僧人的修行生活有所不同,王维以居士身份学佛来描述僧人过着慈悲和谐的修行生活,诗云“行随拾栗猿,归对巢松鹤”;玄光以出家人身份学佛来叙述其自身过着悠闲安乐的僧人生活,诗云“竹林多宿鸟,过半伴闲僧”。从禅诗意象层面来看,由于两位诗人都是精进地学修禅法观想,最终达到了飘逸自在的精神境界,因此在描述人生无常、人生苦海时,使用了相同的意象。王维一生过着亦隐亦官的生活,他常游山赏水,过着逍遥自由的人生,以隐逸生活为中年以后的人生目标,这些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通过描写山水景色,表达某种禅趣时使用的意象比较多,有的意象是玄光所没有的;而玄光出家以后,经常在寺院学修和给大家教修佛法,过着清净安乐的僧人生活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使其诗中的意象大部分集中于寺院日常生活,以及周围的自然景色。

张琳清^[5]（2019）在《关于唐代田园诗兴盛的原因探究》文中提出唐代是我国古代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古代诗歌在唐朝达到了顶峰。诗歌有很多种类型,田园诗是其中一种,唐代出现了一大批田园诗人,如:孟浩然、柳宗元、王维等人,他们不仅创作了许多文化价值极高的田园诗歌,还改变了前人的创作风格,对题材进行了创新,在内容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本文对田园诗在唐代盛行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崔婷婷^[6]（2019）在《江西古代士人园林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江西历史悠久,山川秀丽,人文荟萃,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深厚灿烂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众多优秀的士人园林。本文以江西地区的古代士人园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归纳、个例研究、实地调研、归纳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每个朝代的历史背景,梳理出江西古代士人园林的发展脉络,并从相地选址、园林要素、造园技法、空间布局、园林意境等方面总结其艺术特色。江西古代士人园林的发展大致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为两汉时期,隐逸思想促使士人们到偏僻的郊野建茅舍或筑土室隐居;兴起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有机交融,玄学兴起,寄情山水和崇尚隐逸成为社会风尚,士人们选择山水风景优美之处建舍而居;发展期为隋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发展,诗画艺术繁荣,士人园林增多,造园技法提升,文人开始参与造园,园林富有诗情画意;成熟期为两宋时期,经济文化大繁荣,造园活动兴盛、技艺成熟,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园林意境深远;全盛期为元明清时期,士人园林全面文人化,园林艺术达到顶峰,园林更加精致,空间多样而富有变化,加上受到市民文化的浸润,人工化、市民化意味越来越明显,“娱于园”风气盛行。江西古代士人园林在造园技巧、空间布局、园林意境等方面与江南园林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由于江西山川湖泊众多,园林借助于周围优美环境条件和园内引水凿池的现象更为普遍,且植物类型丰富,野生动物种类多,常被借入园中增加活力和野趣。

吕姝焱^[7]（2019）在《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诗歌创作,是笔者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诗歌活动和诗学理念的梳理与讨论。吴蔚光、孙原湘相继主持了乾嘉之际的虞山诗坛,此时性灵诗风最受推崇。道光九年（1829）孙原湘去世,这标志着虞山诗坛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虞邑诗人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民生苦难及自身不幸遭际的诗歌。同治、光绪与宣统三朝,同光体风靡诗坛,虞邑诗人仍然坚守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学传统。特别是在光绪末年,张鸿等人组织了吴下西昆派,他们以诗笔表现波澜壮阔的社会与时代。受“诗界革命”和“革命诗潮”的影响,此期的虞邑诗人也有从事新诗创作者,更有加入革命团体的革命诗人。民国时期,虞邑的宗唐派诗人开始向其他诗派寻求新路,但他们不忘汲取清初“虞山诗派”的诗史精神,以诗歌关注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虞邑文人十分重视乡邦文化,他们从中汲取营养助益地域诗学的发展。虞邑诗人对凝结着钱谦益精神的红豆特别关注,他们创作了大量红豆题材的诗歌。藏书、读书、文学创作更是相互促进,他们将藏书活动引入诗歌,充实了诗歌题材。糅合了诗、书、画艺术之长的题画诗,则丰富了本邑诗学图景。有清以来,虞邑地域文化繁盛,这为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保障。晚清虞山地区涌现出以席佩兰、归懋仪、屈秉筠为首的众多才媛,她们与才子夫婿联吟唱和,并承担起教育子嗣的重任,这为文学世家的延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熟的士绅贵族也多设有义庄、义田,这为家族教育提供了充裕的经济支持。母教与义庄的兴盛直接推动了虞山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由此造就了众多科举世家。举业兴盛的家族,其文学创作也往往可以取得丰硕成就。家集和乡镇诗歌选本是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交互与呈现的重要载体,文学世家以保存家族文脉、传承地域文化为己任。得益于对虞邑乡贤的感召、旧学知识的累积和发达报刊业,清末民初虞邑文人的结社酬唱活动特别频繁。它们勾连起家族内部、家族之间、虞邑与其它地区的诗歌交往活动,并为丰富和传播虞邑诗学做出贡献。晚清民国的虞山诗坛涌现出许多极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文学世家。孙原湘引领了虞邑的性灵诗风,他是虞山乾嘉诗坛向晚清诗坛过渡的关键。清末民初,孙原湘的裔孙孙雄在经学、诗文创作、选诗等领域均有建树,孙雄在承继家学的同时,也能够结合时代的变化,对家族诗学作出适时调整。杨氏家族的学诗过程有明显的宗宋倾向,杨沂孙在咸同时期创作了大量忧时悯乱的作品。杨圻诗学盛唐,这与其家族诗学异趣,也在清末民国的诗坛独树一帜。翁心存雅好苏轼而独崇唐诗,“结道光前宗唐之局”。翁同龢推崇苏轼、黄庭坚,诗歌重典实、尚真挚,显赫的政治地位更是助力他成为清末虞山诗坛的盟主。清初钱谦益、二冯、钱陆灿等人领衔的“虞山诗派”,其诗论主张在清末民初再次兴盛。汪氏、钱氏与单氏家族是追效钱氏诗学的代表。钱氏家族直承钱谦益兼采众长而去门户之见的诗学思想。汪氏家族与单氏家族则通过学习钱陆灿、钱良择、陈祖范、王应奎等人的诗学思想,上承钱谦益“学人之诗”的传统。庞氏、张氏家族是宗二冯诗学的典范,庞树典、庞树阶以及张鸿均学习李商隐,他们是清末吴下西昆派的主要力量。宗氏家族学诗兼采众长而自出机杼,诗歌反映时变,颇能代表虞山地域诗学的诗史精神。民国时期的宗威将诗歌融入大学课堂,影响了一批批青年学子的旧体诗词创作。

叶汝骏^[8]（2018）在《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袁枚《随园诗话》云:“唐人最重五律。”五律在唐诗体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唐诗近体中率先完成定型的一体,也是联结古、近两大体裁系统的枢纽性诗体。同时,五律还是唐人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体,而唐代则可谓五律艺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再者,唐代科举试诗主要采用五言六韵的近体诗,而五律正是其必备的基础,这便决定了五律在唐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故可以说,五律是唐代的第一诗体。本文通过对唐代五律历史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初步还原了唐代五律艺术发展的真实状况,归结出了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提出“唐诗文体学”的概念,并分析了该研究的重要意义、现状及不平衡性,指出今人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与其地位与成就严重不符的情况。绪论还介绍了唐代五律的数量、分期等基本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古今学者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现状及其动向。正文部分,第一至五章从纵向的史的角度对唐代五律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与以往学者多从时限角度进行机械划分不同,本文以诗歌艺术性的总和一一“体”一一为视角,将唐代五律划分为齐梁体、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杜甫体及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若干发展阶段。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唐体五律初步剙构的首个阶段,即从齐梁体到初唐体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初唐体五律存在“以律行律派”和“以古行律派”二元分野的格局。第二章论述形成唐体五律正宗、经典作品的主要阶段一一盛唐体,指出盛唐诗人的一些审美选择对后世五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章论述登峰造极、轨范千古的杜甫体五律,杜甫以一人之力,掀起了唐代五律的二次美学变革。第四章论述大历体五律的艺术特征与发展状况,在这一堪称五律首次独盛的阶段,五律的若干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转变。第五章论述贞元以后的五律,此际的五律受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多种美学范式的共同影响,尤以贾岛体的影响最为深刻。第六章进一步从横向对比的角度归结出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一是通过唐体五律与齐梁体五言新体诗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的艺术进步;二是通过初盛唐五律与中晚唐五律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美学追求的转变;三是通过梳理唐代五律“以古行律派”与“以律行律派”的消长演变,揭示出“以古行律”的五律成为唐代五律高格的原因;四是通过五律与七律在表现原理、主导风格等方面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唐人五、七言律的艺术分工问题。余论部分还就与唐代五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延伸探讨。

刘兆爱^[9]（2017）在《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王维诗歌意象研究》文中指出王维是唐代的着名诗人,其诗歌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对后世影响深远,目前学界对王维诗歌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对其代表性意象的生态审美意蕴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本文参照陈铁民的《王维诗注》,对王维的诗歌意象进行了大体统计,以出现次数较多的“山”、“水”、“门”、“云”、“鸟”、“花”六个意象为切入点,探究其生态审美意蕴。本论文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合理性和研究依据。第一章通过探究儒家、道家、佛教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探析王维生态思想意识的渊源。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融合对王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蕴含着尊重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审美智慧,这种生态审美智慧对王维思想的渗入,使其诗歌中有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意蕴。第二章分析王维诗歌中的“山”、“门”、“花”三个静态意象。“山”、“门”、“花”作为静态的意象,被王维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第一,在“山”意象中,“春山”意象呈现的秀丽清静和“秋山”意象呈现的明净苍寥,均指向自然生态的存在之美,蕴含着自然万物相谐相和的整体存在思想;王维又以“青山”、“东山”、“南山”和“空山”意象表现向往之情、惬意之感、安身之乐和澄明之境,寄寓着人与自然相协调的诗意栖居观念。其中,“青山”意象在王维和善用并多用“青山”来抒情写意的同时代诗人刘长卿那里有着明显不同,王维诗歌中表现的多是诗人的热爱和向往之情,是对诗意生活的追寻,刘长卿诗歌中虽也有的表现了诗人的向往之情,但更多的则是以“青山”来表现离别,寄寓着离别后的漫漫前路,而不是诗意栖居观的展现。第二,在“门”意象中,“衡门”、“荆扉”、“柴门”意象蕴含了诗人简单朴实的现实家园意识,“闲门”、“闭门”意象蕴含着王维向往闲静,远离世俗的精神家园情怀。其中,“衡门”、“荆扉”、“柴门”意象在王维和杜甫的诗歌中存有一定差异,王维诗歌中表现的是一种简单生活的自足之乐,杜甫诗歌中则表现了生活环境的艰辛,有着沉郁之感。第三,在“花”意象中,“花鸟”、“桃花”、“野花”等意象突出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与活力,蕴含着王维的生命美学思想,“荷花”和“落花”则体现了王维淡泊无染的人生观和圆融永恒的生命观,从而表现出王维无欲无染的生态审美本性。第三章分析王维诗歌中的“水”、“云”、“鸟”三个动态意象。“水”、“云”、“鸟”意象作为动态的意象,更突出了动中之静,动静一体,因此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第一,在“水”意象中,“江河”的辽阔和“瀑水”的浩大,呈现了大自然的生生之美以及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水”意象所表现的人与人、人与水之间的关系,蕴含着王维的平等意识和物我互通的境界,而且“水”意象还蕴含着王维自在的心境和生活的适意,这与孟浩然诗歌中“水”意象表现的孤单、失意之感有着明显不同。第二,“云”意象中,“浮云”的漂浮有着阻隔尘世的意味象征着王维的超脱尘世,“白云”的自由不拘唤起了诗人王维自由灵动的情怀,这易于让王维与自然融为一体;白云飘散,一切显得遥远渺茫,又寄寓着王维与友人的深厚情谊,蕴含着相依共生的生态审美意识。第三,在“鸟”意象中,鸟的活泼灵动建构了恬静宁谧的田园世界,王维与境相谐,与鸟相亲,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亲和的生态理想;另外,“啼鸟”意象和“归鸟”意象则寄寓了诗人心境的回归和自我的回归,蕴含着人归于自然的生态本源意识。值得关注的是,王维诗歌中的“归鸟”寄寓的是诗人的自我回归,不同于陶渊明诗歌所强调的倦鸟归林的疲倦之感。第四章由王维诗中出现最多的六个意象,概括出王维及其所代表的其他诗人的生态审美智慧,其中最突出的是王维对生活的生态审美自觉态度和诗意栖居的生态审美理想观。本章主要从整体的生态审美态度和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两个方面,分析王维诗歌中的这六个意象对当今社会的生态启示意义和审美价值。最后的结语部分对论文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总之,通过分析王维诗歌中的“山”、“水”、“门”、“云”、“鸟”、“花”六个意象,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审美意蕴,这对当今社会的人们学会以整体的审美态度对待自然万物,追求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生态启示意义,同时也能从生态美学的视野拓展王维诗歌研究的维面。

荣小措^[10]（2017）在《王维诗歌明代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共八章,对明代与王维诗歌有关的基本文献、诗话、唐诗选本、评点本、明代诗人创作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探讨,涉及的内容及具体章节安排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和方法。明代是唐以后王维诗歌接受的一个高峰期,在王维诗的刊刻、结集、传播、批评、鉴赏以及诗歌创作中的模拟效仿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具有研究价值。在当前学术界仍缺少对明代王维诗歌接受史的系统研究的前提下,本文吸收现有的零散研究成果,确立该选题。上编第一章梳理了明代前期与王维诗歌相关的唐诗选本的刊刻、流传情况以及本期诗话笔记类着作中对王维诗歌的品评;探讨了明代前期二十一位诗人在创作中对王维诗风的仿效及成就,总结了此期王维接受在继承中有创新的过渡期的特点。第二章梳理了明代中期与王维诗歌相关的唐诗选本的刊刻、流传情况以及本期诗话类笔记类着作中对王维诗歌艺术成就的细致品评;探讨了顾起经的《类笺唐王右丞诗集》这部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王维诗集注本,以及顾可久《唐王右丞诗集注说》二书的版本价值、利弊得失和影响;分析了明代中期近三十位诗人创作中的王维诗歌接受情况;总结了本期王维诗歌接受在基本文献、理论批评和诗歌创作等方面的收获。第三章梳理了明代后期与王维诗歌相关的基本文献资料,归纳总结了此期诗话笔记类着作中的王维诗歌批评成就;最后分析了后期十余位诗人在创作中所受王维诗歌的影响;总结了本期王维诗歌接受在理论批评等方面的成就。下编属于接受个案研究。第一、二章着重分析了前后“七子”在选录、评论王维诗歌方面的特点以及他们在创作中对王维诗风的学习,梳理了何景明、徐祯卿、李攀龙、王世贞、谢榛等领军人物对王维诗歌接受的不同贡献。第三章重点总结了胡应麟《诗薮》和许学夷《诗源辨体》两书对王维诗歌集大成式的总结及其新见:二人吸收了复古派百年来品评王维诗歌的理论精华,进行了全面且有突破的探索,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另外,也涉及到胡应麟创作中对王维诗的学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明代中后期出现的五部着名唐诗评点本中的王维诗歌接受情况,总结了明代在王维诗歌评点接受方面的突出成就和影响。结语部分对王维诗歌明代接受的特色、创获和影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总结。

二、诗情画意 各擅芬芳——孟浩然、王维山水田园诗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诗情画意 各擅芬芳——孟浩然、王维山水田园诗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论文提纲范文）

（2）计成园林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唐诗》中诗意化景观环境研究 ——以洛阳八景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王维的佛教思想及其与玄光禅诗视野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关于唐代田园诗兴盛的原因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江西古代士人园林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王维诗歌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王维诗歌明代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诗情画意 各擅芬芳——孟浩然、王维山水田园诗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唐宋诗歌与园林植物审美[D]. 王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2]计成园林美学思想研究[D]. 韦珊珊. 山东大学, 2020(04)
• [3]《全唐诗》中诗意化景观环境研究 ——以洛阳八景为例[D]. 马亚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2)
• [4]王维的佛教思想及其与玄光禅诗视野探究[D]. 陈氏贤（Tran Thi Hien）.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关于唐代田园诗兴盛的原因探究[A]. 张琳清. 新教育时代教育学术成果汇编, 2019
• [6]江西古代士人园林调查研究[D]. 崔婷婷. 江西农业大学, 2019
• [7]晚清民国虞山文学世家与地域诗学[D]. 吕姝焱.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8]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D]. 叶汝骏. 上海师范大学, 2018(12)
• [9]生态美学视野下的王维诗歌意象研究[D]. 刘兆爱. 济南大学, 2017(03)
• [10]王维诗歌明代接受研究[D]. 荣小措. 西北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