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龙头企业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一、重点龙头企业享受哪些优惠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张婷婷^[1]（2021）在《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中央一共发布了23个聚焦“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重心都集中到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上,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工作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性、紧迫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首次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写入党章,证明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抓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体现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2018年、2019年、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科学规划,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聚焦乡村振兴,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经济和民生的根本,而且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古语云“民以食为天”。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古至今一直重视农业生产,农耕文明根基深厚。农业是人民生活的源泉,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农业实力强,国家才能强大。农业起到安邦济民的作用,是治国的关键,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的决策部署,也是中央自新农村建设以后再次将“三农”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乡村振兴直接关乎现代化农村经济体系的建立,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城乡二元经济理论,乡村振兴首先需要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所以振兴乡村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首要内容。而乡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投入,尤其是持续大量的金融资本的投入,这就在客观上需要建立一个覆盖面广、专业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农村金融改革是农村金融能够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的使命与责任,乡村振兴也为农村金融改革带来重要的机遇,同时农村金融改革更需要现代农业这个大市场。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远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倍差长期高达2.5以上。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十分明显,东部受益于改革开放、要素流入以及较快的城镇化发展,农村经济实现了率先发展,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城乡差距也相对较小。金融发展方面,东部农村金融机构种类更加丰富、网点覆盖更广、渗透率更高、金融服务能力更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民收入渠道有限,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增长较慢,农村金融机构相对单一,渗透率低,金融服务能力偏弱,尤其是广大偏远的西部地区获取优质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为此,应着手解决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积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构建促进乡村振兴的金融推进机制。那么,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我国以“起点低、发展滞后、政府高度重视”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乡村振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发展在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影响农民收入和消费方面呈现出何种规律?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否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是否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问题均是我国农村经济、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现实存在且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研究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回答上述几个基本问题不仅有助于评价我国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且可以动态地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角度理解农村经济发展规律。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农业农村发展理论和金融资本理论、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全面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性、主要内容和任务,以及我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与现状,分析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并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别分析了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供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进行实证研究:以理论机制的分析为基础,运用滚动回归模型和TVP-SV-VAR模型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时变效应。同时,运用我国30个省市2002-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是最强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次之,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是最弱的。农村金融发展可以从供给、需求两个层面以及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两个途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并且具有明显时变特征。从时点差异看,新时代的影响强度最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期影响次之,农村改革初期最低,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在这三个时期呈现出台阶式上升的特征。从期限差异看,短期效应最弱,中期有所增强,长期影响强度最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以中长期效应为主。从区域差异看,东、中、西的阶梯性差序格局,东部区域的影响强度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从实证分析还可以得出,农村金融发展的乡村振兴效应存在着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长短期限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因此有实现再平衡的必要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应当以基础性制度建设和长期性战略为基本方向。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以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农村金融机构为例,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支持的相关经验,并提出了金融支持要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的思路,最终提出我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与策略,包括构建完善的金融机构支持体系、政策支持体系、金融生态环境、风险分担机制等。

谢雅鸿^[2]（2021）在《陕西省龙头企业家带动“三农”发展的意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快健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培育龙头企业标准“领跑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下简称“龙头企业”）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其从诞生之日,就担负促进“三农”发展的重任。自2004年起,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会对龙头企业的发展做出指导性的意见,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龙头企业是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带动力量。从历史发展中来看,龙头企业在带动“三农”发展中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伴随着2020年脱贫工作的结束和乡村振兴新阶段的开始,龙头企业必将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看到龙头企业在带动“三农”发展过程一直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侵害农民利益、农业项目“烂尾”、侵占农村资源等。此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做了很多丰富的讨论,但是学者们主要从宏观政策层面和组织行为层面进行研究,较少从企业家层面来对龙头企业在带动“三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析与探讨。然而在现实中,作为龙头企业中重要的人力资源,龙头企业家是引领龙头企业持续开展带动行为,发挥强大带动效应的中心人物,其带动的意愿亦与组织的带动决策紧密相关。鉴于此,本文在综述企业家理论、个体意愿理论等有关文献的基础上,以陕西省龙头企业家为研究对象,并经由实地访谈深入了解情况。最终,结合已有成果,确定采用计划行为理论为研究框架,并添以政策满意度变量,系统搭构出龙头企业家带动“三农”发展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以期对龙头企业家带动“三农”发展的意愿形成进行解释与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经由AMOS24.0及SPSS24.0软件对收集到的263份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得出结论:（1）对龙头企业家带动意愿而言,龙头企业家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政策满意度都对其带动意愿具有正向的显着强化作用。（2）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政策满意度都能够显着正向影响行为态度。（3）行为态度本身在龙头企业家带动意愿的作用路径中起中介变量的作用也相应获得验证。（4）龙头企业家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在各变量上存在显着差异的假设部分成立。最后,基于结论,有的放矢地为培育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龙头企业家人才队伍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形成完善的激励机制、有效筛选龙头企业家、积极强化带动意愿、优化龙头企业家队伍建设、助推扶持政策转型5个方面,希冀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新发展贡献力量。

赵宇^[3]（2021）在《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税收优惠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农业呈现出大国小农的现状。特别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背景下,许多原本是为农业服务的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当中,农村地区被抛荒的农田无人种的问题比较突出。为了保障粮食供给安全,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所以目前我国提出要加快对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建设,利用对农业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等一整套手段优化我国农业产业发展。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出了一系列的财税、金融、土地扶持政策,鼓励家庭农场、种养殖大户、农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要加快对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牢牢把握住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这两种类型的经营主体,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其创新发展。受农业“弱质性”和“低效益性”影响,加之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流失。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发展不是很平衡,实力不强等一些阻碍发展的难题,无法满足我国对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需求。税收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一种工具,农业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整农业生产方式、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行产供销一体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农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优惠力度不大、优惠环节单一、优惠范围窄、优惠透明度较低等问题,并未完全起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梳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行税收优惠制度,发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度的具体建议。本文除引言和总结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度制定的理论依据。本部分首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涵义进行阐释,然后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定的理论基础,最后介绍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现行税收优惠制度。第二部分为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税收优惠制度缺陷分析。本部分主要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度的优惠环节、优惠力度、优惠方式、优惠范围、优惠透明度等五个方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第三部分为国外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度的考察与启示。本部分首先考察了美国、法国、加拿大三个发达国家,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在内的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政策的现状,再结合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总结出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第四部分为优化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税收优惠制度的对策。本部分通过分析优化新型农业经营税收优惠的作用,税收优惠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律地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值税优惠、所得税优惠,以及优惠制定实施程序等方面优化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税收优惠制度。

李煌^[4]（2021）在《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税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农业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农业稳定迅速地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发展,国家稳定复兴。2020年2月5日“三农”领域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布,重点指出要发展富民乡村产业。但是我国农业企业天生具有“弱质性”,在发展层面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我国农业企业的发展不够成熟,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完善我国农业企业存在的税法问题,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将从如何促进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角度,结合我国农业企业税收制度存在的各种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税法制度的建议。首先,界定了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相关概念,分析了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不同模式;然后从法理学和经济学角度着手,提出完善我国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税收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法理学方面主要从税收法定理论、公平与效率理论一共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学理论方面的解析主要从交易成本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展开。其次,检视我国目前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税收制度的现状。这部分罗列了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不同环节中税法现状,发现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中的税法问题主要存在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种中。然后,通过对上述我国当前税法制度现状的梳理,提炼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中农业企业融资、现代企业产供销一体化中生产环节的税收制度、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中加工环节的税收制度和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中流通环节四个方面的税法问题。最后,对于我国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中所存在的税法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具体包括:完善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中农业企业融资、完善现代企业产供销一体化中生产环节的税收制度、完善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中加工环节的税收制度和完善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中流通环节的税收制度四个方面。

李泽丽^[5]（2021）在《云南省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5年习总书记来到云南进行了考察,针对云南农业区域资源优势等,提出了“打好高原特色农业这张牌”的开拓性发展思路,之后,云南省立即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措施以激发和深化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十三五”发展时期,云南省将高原特色农业产业作为了重点产业着力推进和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云南省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助力。为统筹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建设的总体推进和部署,省一级人民政府特编制《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总体规划》,政府目标的实现、决策方案的落实,在于行政执行。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元谋县作为云南省55个产业重点县之一,对其高原特色农业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完善,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同时通过执行促使政策发挥其效用,对促进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运用公共政策执行的相关理论,立足于元谋县县域实际,从五个方面对元谋县“十三五”期间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研究。一是对文章中所出现的公共政策及政策执行的内涵进行简要的介绍,并对本文所运用到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予以说明;二是对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概况进行介绍;三是基于史密斯模型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对“十三五”期间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现状进行调查;四是根据调查结果和访谈的结果,分析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五是对优化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提出相关对策。通过对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存在问题的研究和原因分析,提出了优化政策制定机制、提高政策执行主体执行能力、调动政策客体参与度、优化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环境四个方面的建议,以纠正政策执行的偏差,促进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的有效执行,同时为元谋县“十四五”规划农业政策执行提供经验支持。

李文倩^[6]（2021）在《税收优惠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业上市企业》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就极其重视农业的发展,运用各项财税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来拉动农业企业的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农业企业受政府各项政策变动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农业上市公司作为行业的领头羊,在享受政策扶持红利的同时,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突破农业生产瓶颈的责任。本文重点研究的是税收优惠对农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政府补贴可以让企业领导人直观地感受到收入的增加,但税收优惠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企业利润,所以强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发展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保证税收优惠政策能够起到促进农业企业发展的作用,政府制定了保证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实处的方针政策。我国学者根据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能通过两方面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一方面,税收优惠可以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加速资金的周转速度,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正面影响;另一方面,企业能够享受的税收优惠越多,越容易产生寻租现象,导致市场失灵,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除此之外,不同税种优惠影响企业盈利能力的程度不同,所以本文主要研究享受不同税种优惠后企业的盈利能力变化差异,对比不同税种优惠的作用大小,为完善农业企业税收制度提出建议。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农业的弱质性、外部性决定了该行业在市场中的劣势处境,所以国家必须给予各项政策补贴以保证行业的稳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会通过减少税费支出、降低生产投资成本的方式增加企业利润,从而提升盈利能力;同时,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能促进技术研发、减小企业风险,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营效果。其次,本文整理了当前的经济政策,我国农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提升行业产值,促进行业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政策适用对象不明确、税收优惠结构不合理以及法律体系不健全等,使得政策效果达不到预期。最后,为验证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是否存在上述问题,本文选取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农业公司为实证研究对象,搜集其近几年的经济数据做面板回归研究。本文分别建立了所得税税收负担、增值税税收负担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所得税优惠和增值税优惠都能促进农业行业的盈利能力的提升,但是影响程度不同。在本文的最后一章,根据结实证结果对当前实施的税收优惠体系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税制结构方面,提高农业行业税收收入中所得税等直接税的占比,增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空间;立法方面,加快增值税法律法规的立法进程;在实施过程中,提高机关税务部门和企业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建立政企双向沟通机制。

暴占杰^[7]（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赵锦川^[8]（2020）在《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民营经济步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从高速低质型的增长模式向稳健高质型的发展模式转变。在国际、国内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语境下,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将会遇到许多新的挑战。一方面,国家层面的重视、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更加健全完善的制度等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利好;另一方面,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复杂的国内环境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性,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因此,政府如何发挥好管理职能,把握好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从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加强管理和引导等各个方面完善政策规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从济南市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济南民营经济发展迎来历史机遇,总体呈现出积极良好势头,对济南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也越来越大。但不容忽视的是,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力晚、起步慢,目前仍然存在诸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2019年济南市委成立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队,笔者作为服务队一员,下沉到民营企业开展服务工作,结合工作经历,笔者最终选取了“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为研究课题。研究中,选取发展规模大型、中型、小型民营企业共10家进行问卷调查,选取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多家金融机构有关人员进行实地访谈,在此基础上分析总结出济南市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公共政策干预缺位、过度、失灵三个角度分析问题原因,之后提出可行性建议。研究发现,政府对金融机构难以协调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民营经济政策规定不完善、政府对提升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缺乏有效引导、政府培育龙头企业方面缺乏系统经验和制度等问题是制约当前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政府未能正确履行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公共管理职能,具体表现在对民营经济发展出现“缺位”“过度”和“失灵”现象。研究提出,政府应当积极营造良好融资环境、完善民营企业政策规定、培育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加强人才建设、加大对大型民营企业的培育力度来解决当前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遇到的问题。

王立晓^[9]（2020）在《福安市坦洋茶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优化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坦洋茶产业是福安市茶产业的核心品牌产业,是福安市重要的民生产业之一,本文以福安市坦洋茶产业作为研究基础,福安市茶产业的扶持政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掌握福安市坦洋茶产业政策实施的基本情况,运用规范分析法对福安市坦洋茶产业公共扶持政策的机理和政策要素进行框架式的理论分析。通过上述分析,提出财政支持、市场服务、工商服务、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以及其他措施共六个市场经济要素方面的政策改进建议。本文梳理近十年来福安市茶产业公共政策的发展情况,发现在不同时期政府针对茶产业存在的问题会转移政策重心,从用药监管到茶树品种结构调整,再到产业集聚化,茶产业延伸链发展等扶持措施的调整,说明福安市政府实施的扶持政策具有阶段性和针对性。同时对上级部门促进茶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福安市坦洋茶产业的调研报告等进行归纳,总结出现行福安市坦洋茶产业政策存在财政管理和支持体系不完善、市场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工商服务政策建议不足、茶产业风险性高而金融扶持政策较少、行内人员素质偏低和人才储备不足以及其他如品牌影响力下降、茶文化产业发展慢等问题,并将公共扶持政策分解为上述6个市场经济要素,从机理上剖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和重要性,最终提出规范健全坦洋茶产业市场体系建设、强化工商部门职能和监管力度、健全资金管理并建立专门的财政支持体系、创新金融保险模式和贷款多样化、拓宽茶技人才渠道和行内人员培训以及品牌、茶文化等协调发展,促进福安市坦洋茶产业发展的政策改进建议。

韩旭东,王若男,杨慧莲,阮荣平,郑风田^[10]（2020）在《龙头企业精准扶贫参与存在政策支持倒挂吗？——基于全国366个龙头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精准扶贫中一支相当重要的力量,通过多种途径对贫困群体予以有效帮扶。政府政策支持能够引导企业参与精准扶贫,但当前政策的激励效果有限,而政策支持倒挂可能就是限制政策激励作用有效发挥的原因之一。利用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龙头企业数据对此进行检验,数据分析显示中小规模企业在精准扶贫参与中更为积极,但其所得政策支持远不及大规模企业。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企业规模对精准扶贫参与及部分帮扶形式有显着负向影响,但对政府政策获取有显着正向影响,由此证明龙头企业精准扶贫参与中确实存在政策支持倒挂。而且,政府政策的规模偏好降低了中小规模企业发展预期,政策支持倒挂引致的资源浪费导致企业精准扶贫潜力发掘不足和政策资源配置效率偏低。针对此,政府应将政策支持力量下沉,完善企业帮扶机制,以进一步其提升带动水平。

二、重点龙头企业享受哪些优惠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点龙头企业享受哪些优惠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陕西省龙头企业家带动“三农”发展的意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税收优惠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税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云南省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税收优惠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业上市企业（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福安市坦洋茶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优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龙头企业精准扶贫参与存在政策支持倒挂吗？——基于全国366个龙头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重点龙头企业享受哪些优惠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D]. 张婷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2]陕西省龙头企业家带动“三农”发展的意愿研究[D]. 谢雅鸿. 西安石油大学, 2021(12)
• [3]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税收优惠制度研究[D]. 赵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4]现代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的税法问题研究[D]. 李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5]云南省元谋县高原特色农业政策执行研究[D]. 李泽丽.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6]税收优惠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业上市企业[D]. 李文倩.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8]济南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政府管理视角[D]. 赵锦川. 山东大学, 2020(05)
• [9]福安市坦洋茶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优化机制研究[D]. 王立晓. 福建农林大学, 2020(02)
• [10]龙头企业精准扶贫参与存在政策支持倒挂吗？——基于全国366个龙头企业样本的实证分析[J]. 韩旭东,王若男,杨慧莲,阮荣平,郑风田. 新疆农垦经济,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