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倩[1]（2021）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与美国区划编制体系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在借鉴美国区划技术基础上、结合中国原有城市规划体制而形成的一种规划类型,在我国三十多年的发展实践中逐渐成为指导城市土地开发利用的核心工具,也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然而,其编制体系仍存在着诸如适应性不足、控制范畴不明确、缺乏科学的技术手段、价值取向模糊等问题,使得控规难以适应经济体制不断深入下的城市化发展要求,对它的争议一直不断。伴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确立,我国控规在整个规划体系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亟需做出相应的改革与调整以应对挑战。美国纽约于1916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区划法（Zoning）,并逐步发展成为有效管控城市开发的重要手段,在全美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其中,1961纽约区划条例是美国区划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区划的基础,对研究美国区划的编制技术及编制逻辑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出了强大的适应力、有效性和稳定性,为当前控规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控规和美国区划的编制技术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研究,探究其编制体系背后的逻辑差异,希望能为完善我国控规的编制体系提供改革方向及建议。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以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美国区划的编制体系为研究对象,借助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综合判断法、逻辑分析法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对控规和区划的起源与控制目的、发展历程以及在各自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地位进行系统研究,建立对我国控规和美国区划的整体认识,在此基础上提炼控规与区划的本质差异,作为编制体系比较研究的基础。其次,论文将编制体系分解为土地用途分区体系、开发控制指标体系、编制成果构成体系三部分,对我国控规与美国区划编制体系的基本逻辑与核心技术工具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具体来说,在土地用途分区体系的比较研究中,重点从地块划分方式、土地用途类型、分类标准与逻辑、用途与强度关系四方面进行比较;在开发控制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中,重点从控制要素、指标关系、指标实效三方面进行比较;在编制体系构成体系的比较研究中,重点从体系构成、表达方式、成果内容、成果展示四方面进行比较。最后,结合目前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背景,基于前文对土地用途分区体系、开发控制指标体系、编制成果构成体系的比较研究,对我国控规编制体系未来的改革方向提出建议和思考。
周贺[2]（2021）在《中国产业集聚对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集聚作为既能够影响房地产市场需求又能够影响房地产市场供给的重要经济变量,与房地产价格上涨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关联。同时,产业集聚作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化特征之一,代表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因此,研究产业集聚对我国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包括为解释我国房地产价格上涨提供新视角与新证据,发现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分化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为不同城市结合实际开展房地产市场调控和制定产业政策提供有益参考。本文在界定人口集聚、房地产和房地产价格相关概念后,对国内外有关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重视现实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进行阶段性分析;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作用机制和门限效应表现;选取合适经济变量,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数据为样本,应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和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本文获得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我国产业集聚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房地产价格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在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差异明显,除北京和海南外,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区位熵指数明显大于1,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除了河南、安徽、内蒙古、陕西等省份表现较好外,包括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其他省份制造业集聚水平均较低。与制造业不同,以开发建设为主导的中西部地区,建筑业普遍具有较高的集聚水平。而金融业因其强大的中心集聚力,导致金融业集聚不仅存在明显的东中西差异,也存在着明显的地带内省际差异,来源于第三产业的房地产业集聚表现出与金融业相似的特点,且其与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冷热密切相关。根据各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数据,对比发现我国东部地区房地产价格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东部省份的房地产价格分化严重,35个大中城市的土地成本数据也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二是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显着的影响。理论上,产业集聚能够影响居民的房地产购买能力和数量,从而提升房地产的市场需求,同时产业集聚能够影响土地供给和房地产开发融资成本,从而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因此,产业集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影响房地产价格。以35个大中城市数据为样本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制造业和建筑业集聚对房地产集聚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集聚影响不显着,这反映了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更能够长期影响房地产的价格水平,我国房地产价格水平的上涨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实体经济支撑的。考虑到房地产价格对产业集聚的反向影响关系,对模型内生性进行讨论,并采用新的核心解释变量测量方法和变更样本时间跨度的方式再次进行估计,发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此外,工资收入、财富水平、建筑成本、土地成本均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显着正向影响,房屋竣工面积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与房地产价格的供需决定理论的预期结论相一致。三是人口集聚和土地成本是产业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机制变量。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是经济集聚理论成立的两大基础,经济因素是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原因,产业集聚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推动了人口集聚的发生,人口的居住需求又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扬。产业集聚推动政府平衡工业用地与住宅土地供给,由于新增土地出让收入具有政府财政平衡和补贴工业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这强化了政府提高土地价格的城市土地经营动机,进而推高了房地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和土地成本能够部分的传导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人口集聚和土地成本是产业集聚作用于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影响机制。四是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限效应特征,符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城市在自然条件、区位条件、产业结构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城市异质性能够影响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作用大小,即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存在着异质性影响。选取产业集聚水平、人口集聚水平和土地成本等反映城市异质性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条件的变量为门限变量,实证结果证实了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是异质的,研究还发现对于大多数正处于发展中的城市来说,城市总体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人口集聚水平较低和土地成本较低,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正向影响更大。分产业来看,制造业集聚在城市产业集聚水平不高时对房地产价格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而金融业集聚在城市产业集聚水平高于某一门槛后对房地产价格的正向促进作用则日益增强,这与产业升级理论下的城市经济发展现实相一致,对于北京上海等产业集聚度高的城市来说,金融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而对于大多数普通城市,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集聚发展能够显着的拉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与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促进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缩小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产业集聚差距和房地产价格差距。二是重视人口集聚对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尽可能采取多种形式保障好大中城市流入人口的住房问题。三是重视大中城市土地成本持续上升导致的房地产价格攀升问题,合理解决地方政府用住宅土地出让收入补贴工业用地开发成本,用住宅土地出让收入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彻底遏制地方政府提高土地价格、助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土地经营动机。加强顶层设计和对财税制度、官员晋升评价、中央地方事权划分、土地性质变更出让等多项重要经济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将房地产回归到居住属性的普通商品,实现“房住不炒”的房地产市场发展目标。
尕让卓玛[3]（2021）在《商务办公楼地价时空分异特征及演变机理研究 ——以杭州市主城区为例》文中指出城市,是具有多种功能的复杂综合系统,城市用地因此需要承载城市经济、文化、生活等各类功能。随着城市形态演化和经济结构更迭,对城市空间的精细化管理和配置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诉求,故城市地价的细分和精细化研究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的新趋势。商务办公活动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是城市空间承载的主要内容之一,而商务办公楼地价（简称为城市商办地价）作为城市商务空间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力直接影响着城市形态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因此,探究商务办公楼用地及其主要细分地类地价的时空分异特征及演变机理,对城市经济空间精细化管理具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城市商办地价与其他城市地价一样,其时空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无论是商办地价的时间波动还是空间分异,必然都是在某些特定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受某种机理的支配。本文在梳理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商办地价的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提炼和构建了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特征演变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以2006年-2015年杭州市主城区商务办公楼地价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城市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特征,并通过OLS、GTWR、GWR、TWR等模型比较分析,识别那些主导这一特征形成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从而探究城市商办地价的时空演变机理。主要结果如下:1、城市商办地价时空分异是城市经济和空间形态结构在时空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在时间维度不同阶段的特征遵循经典供需理论,而城市商办地价在区位、邻里和个别尺度的空间差异可以用地价竞租理论、亨利·乔治定理及特征价格理论分别解释,城市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依据其在不同时空维度的影响程度可以划分为区位因素、邻里因素和个别因素。2、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在时间上总体上呈现“大小年”交替出现的波动状态。其中,201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在空间上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在该时间段内有较强的分异特征,表现为由低值集聚逐步向高值集聚转变,且商办地价“热点”主要分布在武林-湖滨CBD区周围,说明现代城市的商务经济依旧对城市成熟CBD具有强空间依赖性。3、构建了由区位中心度、交通通达度、商务集聚度等7个影响因素共17个影响因子组成的商办地价时空特征影响因素因子体系。对该因子体系的OLS检验结果显示,与湖滨CBD的距离（CBD2）、与钱江CBD的距离（CBD3）商务集聚度（BUN）、区块产业结构水平（EL）、区块住宅地价水平（PL）、生活服务配套成熟度（EN）、宗地面积（AR）等因子统计检验显着,与住宅地价及商业地价的影响因子体系差别明显。4、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时间加权地理回归（TWR）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模型定量解释和分析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用AIC、R2和RSS来考察GWR系列模型的拟合优度,结果证明2006-2015年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影响因子的GTWR模型具有最好的拟合优度,各模型拟合优度GTWR>TWR>GWR>OLS。5、杭州商办细分地类中商业金融兼办公用地（商办地类1）和商业商务用地（商办地类2）地价在时空演变中表现出不同的分异特征,受区块住宅地价水平（PL）、生活服务配套成熟度（EN）、宗地容积率（FRO）等为共同的影响因子。而二者影响因子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区位中心度和产业结构的敏感度差异显着。6、商办地价时空演变具有区位选择机理、“点-轴”演进机理和功能推动机理,故建议杭州商办地价未来管理可以做以下4点尝试:1)建构商办用地的“阳光型”价格体系,提升区位选择机制;2)学习“香农经验”完善商办用地配套,提高“点-轴”辐射力;3)推进商办用地的“共享模式”创新,升级商办用地承载力;4)依据“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制定政策规则,优化商办用地时空配置
胡如梅[4]（2020）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探索建立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的制度规范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客观要求,是向城乡等值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一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能够让渡权利,改变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因此有必要关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表现、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地方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府征收入市、直接就地入市、指标交易入市三种基本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途径,但是正式的改革试点之前,只有个别一些地方主动突破城乡土地要素流转的规则限制,允许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参与一级市场供地,大多数地方仍然以政府征收入市模式为主。在中央层面直接领导开展入市改革试点后,地方间的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另外,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在早期允许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地方又呈现出上收土地开发权、由政府统筹入市的特征。基于这些实践观察,本文尝试探究在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为什么会呈现出空间差异和时间演化特征?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提高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水平是否优化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结果?既然征地制度为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提供了制度优势,为什么其中一些会主动放弃一级市场上供地的垄断地位?又如何解释这些地方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选择了不同的组织方式来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面对中央政府强化改革压力,地方间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回应差异,这又意味着什么?“制度环境”、“政策工具”和“资源利用”的分析框架,将地方的土地治理表现置于宏观激励结构和特定的制度环境,以及具体的地方情境中进行考察,帮助我们厘清体制因素和地方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影响。对不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路径的比较分析显示,相比较传统的政府征收入市模式,允许符合规划条件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在当前阶段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相对较小,但是农民集体分享到的收益比例相对较高,达到60%以上。土地指标交易模式提升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配置效率,同时缩小了因区位因素造成的农村内部的土地权益实现差距。此外,在不考虑产权差异的情况下,同一宗地块是通过政府征收入市还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实施入市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并没有明显不同,但是后者的收益分配格局更有利于农村和农民。对广东省南海区近30年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引资环境和农民集体的博弈能力等地方局限条件的s差异和变化,带来土地利用效率提升的诉求和利益主体间土地权益分配的矛盾,弱化了原有土地政策的优势,引致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差异和变化。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展开激烈竞争是导致具备资本涌现优势和征地成本相对较高的地方在早期主动下放土地开发权的主要原因。当土地利用强度达到城市规划的限制,“大量引资”逐渐转为“优质选资”,土地区位和规模的优化调整有赖于原产权主体间达成集体行动,为降低这一过程的交易成本,同时考虑到农民事实上的土地产权已经形成,基于市场协商的政府主导模式成为这一阶段政策工具的新选择。进一步地,基于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了面对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土地市场化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的差异性源于对“以地生财”的依赖差异。“政府性债务规模”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作为直接表征地方“以地生财”需求的代理变量,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比例呈现负向关系,且前者的影响更为显着,一定程度上说明地方政府垄断和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取直接的土地出让收益,更重要的是方便以地抵押融资,但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以地生财”的依赖。另外,文章选取能够表征地方其他税收收入成长状况的“预算内财政自给率”指标来间接反映地方对降低“以地生财”依赖的可能性,回归结果显示该指标对地方开展“农地入市”改革有显着促进作用,表现在财政自给率更高的地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和供应比例相对更大。该研究发现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国家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也并非完全服从上级,其施政行为还受地方发展偏好和具体情境的影响。研究总体上揭示了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国家治理框架下,横向间的地方竞争、纵向制约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包括引资环境、农民集体政策博弈能力在内的地方情境条件共同塑造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治理行为。面对来自高层级政府的行政压力和来自农民集体的征地压力,财政自给率更高、对土地财政依赖更低的地方更倾向于切实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因此,需要对地方政府提供适当的激励来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最后,根据笔者有限的知识,本文或有以下贡献。一是关注政府这一特殊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偏好对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不同于在传统土地资源经济学框架内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效应的研究,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这个关键主体入手,将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的组织方式视为特定激励结构和制度环境下的工具选择结果,并综合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探析这种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二是现有文献已经清楚地介绍了“市场化”改革可能引起的土地配置效率和权益分配变化等,但对地方政府主动向农民集体下放土地开发权,并在面对相同的“允许入市”的政策环境下采取了不同的组织方式来实现集体土地入市的这一问题的原因还没有太多研究。本文结合地方改革经验,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三是关注到本轮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地方政府的回应差异,并由此引发对“以地谋发展”理论的再思考。
郭莉[5]（2021）在《土地财政的制度成因、区域差异与以地谋发展路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的最重要的一项举措是进行了经济分权,以1994年分税制为分水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财政分权、政治集权为显着特征的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这种特别的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和官员形成了有效的激励,被认为是推动地方政府和官员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使得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为进行民生经济建设,选择了以地谋发展,即低成本征收农用地然后高价出让以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收入、并且通过建立土地储备中心利用土地抵押融资获取进行城市建设的资金;身处地方竞争中的地方政府理性选择了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招商引资的发展策略,由此形塑了地方以地谋发展的路径。本文主要聚焦地方政府产生土地财政依赖和存在区域差异的成因分析以及地方政府转变以地谋发展路径的改革尝试展开研究。基于已有文献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的主题研究中的共识性结论,分别阐释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压力和土地财政依赖的关系,以及晋升压力、地方竞争与地方政府回应策略的关系,从而对现有地方政府长期倚靠土地以谋发展的行为选择的成因进行再次的理论验证。主要使用了面板数据模型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对东部沿海地区的18个城市和内陆地区的44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结果发现:内陆地区相比东部沿海地区更加依赖土地财政,地方间土地财政行为存在差异的成因在于各地产业基础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然后,通过分析诸暨、德清两地的“标准地”改革案例发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出现转变传统的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积极性探索和尝试,表现为放弃“低价低标准竞争”转向“高标准竞争”,尽管“标准地”落地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完全达到政策设计的目标。最后,文章基本结论为:财政激励和地方竞争依然是地方政府持续性以地谋发展行为的最主要成因;内陆地区对土地财政表现出更高的依赖性,而惯性依赖以地生财的发展路径可能面临更高的风险和不可持续性;上级政府牵头进行制度设计与创新、下级政府进行回应和尝试以转变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的有益探索已经开始,但目前看来这种转变是较为困难的。综上所述,应继续深化在财税体制、转移支付制度、土地侧与金融侧供给和政府官员考核评价制度四个方面的改革。
邓紫微[6]（2020）在《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扩展模拟与优化 ——以湖南怀化市为例》文中提出武陵山片区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交接处,受各自省域发展核心区域的辐射较弱、分工协作度不高、利益兼顾不够。该区域曾是我国十四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具有省际交界区域面积广阔、多民族交融广泛的特点,大多数地区也是革命老区。开展省际边界区域中心城市城镇扩展的模拟与优化研究,对提升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能力,促进以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协同、跨越式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本论文立足武陵山片区以及怀化市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计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运用ENVI5.1软件进行遥感图像处理、Arc GIS10.5软件进行空间数据分析、MATLAB9.5软件进行经济数据分析,循序“理论基础研究——问题提出——联系特征、影响因素和机制分析——时空动态模拟验证——策略优化”的思路,对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进行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三个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一:怀化为什么是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核心问题二:怀化城镇扩展的联系特征、影响因素、扩展机制是什么?时空动态变化格局如何发展?核心问题三:怀化如何成为武陵山片区核心增长极引领区域联动发展?本文围绕三个核心问题,一共设置八章,除去第一章理论基础研究和最后一章结论与展望,通过五个部分对上述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具体实证研究探讨。第一部分: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分析。是本文的第二章,着重回答第一个核心问题。主要通过分析武陵山片区相关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选取21个社会经济指标（2008-2018年）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武陵山片区怀化、铜仁、黔江、张家界、恩施、吉首1等六个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结果显示2018年综合实力得分依次为怀化（2.15）、恩施（0.92）、铜仁（0.88）、湘西州（0.8）、张家界（0.62）、黔江（0.27）;运用断裂点模型和修正引力模型,分别以六个城市为中心计算其经济影响范围的断裂点和联系强度,结果显示怀化与其它五个城市之间的断裂点都超过了城市间的中心点,2008-2018年怀化与湘西州（351）、铜仁（266）经济联系强度均值最高,与张家界（37）、恩施（36）、黔江（10）经济联系强度较低。综合来看,怀化在城市体量、城市综合竞争力、经济辐射能力和经济联系强度上均处于武陵山片区的优势水平,具备发展成为该区域中心城市的条件,据此,选取怀化作为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第二部分:怀化的城镇扩展联系特征分析。是本文的第三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通过整理1949-2018年的怀化城市建成区数据,对怀化中心城区不同时期的城镇格局演变进行脉络梳理和特征分析,可知怀化中心城区城镇扩展经历了缓慢发育期（1949-1969年,0.54km2-1.79km2）、快速发展期（1970-1975年,达到7km2）、稳步扩展期（1976-1999年,达到18 km2）、迅猛扩张期（2000-2018年,达到64km2）,中心城区规模扩张表现出持续性和阶段性特征。最后,选取常住人口、GDP等8个指标建立怀化市内部城镇的综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层次分析法综合测评怀化13个县市区的发展质量,通过断裂点模型分析中心城区的辐射范围,通过修正引力模型分析中心城区（鹤城区）和市域其它12个县市区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研究结果表明怀化鹤城区与其它12个县市区联系相对较紧密,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做大城市规模。为探究怀化市城镇扩展影响因素、扩展机制以及未来城镇扩展方向打下实证基础。第三部分:怀化城镇扩展影响因素与机制分析。是本文的第四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从一般城镇扩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入手,以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怀化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与探讨,深入研究怀化市的城镇扩展模式与发展机理。怀化的城镇空间扩展遵从普适的城镇空间扩展规律,然而由于所处区位的特殊性、政策导向及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其自身的特点。怀化市城镇化扩展主要受地理环境、交通基础、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社会文化、行政边界效应因素的深刻影响,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和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是深刻影响怀化城镇空间扩展的机制,并呈现以下人地关系特征:（1）怀化市中心城区以及市辖县市区的城镇建成区布局明显受到河流流向以及山脉分布的影响,但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得怀化市城镇扩展不断突破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得以沿铁路和公路干线枝状延伸,并进一步增强与武陵山片区城镇之间的联系。（2）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集聚,尤其是工业园区的建设极大地促进城镇郊区土地的开发利用,国家战略与各级政策的支持、城市规划的合理引导都不断重塑和优化怀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一核两轴五级中心”的市域城镇空间体系。（3）民族融合打破了武陵山片区原有的多民族分散聚居的格局,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让人口在区域内迁移,城镇空间不断向城镇外缘延伸,城镇边界不断向周边区域扩展。怀化市以其领先的城市综合实力成为人口迁移聚集地,形成区域增长极,又通过扩散效应辐射带动周边更广大地区的空间发展。（4）地理环境、交通基础、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社会文化等因素,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和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最终都表现出常住人口变化和城镇用地变化之间的相关联系。第四部分:怀化城镇扩展时空动态模拟分析。是本文的第五章,着重回答第二个核心问题。首先,确定采用城镇用地规模和常住人口规模两个核心指标表征中心城市的城镇扩展。利用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模拟预测出怀化2020、2025、2030年市域常住人口规模分别达到503.28万、516.76万、530.6万;运用ESTARFM遥感数据时空融合模型融合Landsat与MODIS数据,得到时间序列的Landsat8融合数据,结合地形地貌、交通路网、河流水文、社会经济等驱动因子数据,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法提取怀化市2000、2005、2010、2015年的覆被类型信息。然后,构建顾及3种转换规则、5类元胞状态（城镇用地、林地、耕地、水体、未利用地）转换特征情况下的元胞自动机（Weight-CA）模型对怀化市域城镇空间扩展进行模拟,研究显示:（1）提取的覆被类型精度达分别到了91.55%、89.29%、84.73%、90.16%,该遥感数据解译方法提高了数据精度,为本文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2）2000-2015年期间怀化市域主要城镇用地集中在包括鹤城区（中心城区）、芷江县、中方县、洪江市、洪江区等五个县市区在内的市域中部地区。（3）模拟分析得出怀化市2010年和2015年城镇用地规模分别为15660 hm2、18595 hm2,与统计年鉴值相比精度达到了89.98%和89.60%。（4）对怀化市2020、2025、2030年城镇用地扩展进行了模拟,得出19618hm2、25332hm2和31105hm2的结果。最后通过图像分析出怀化市域的城镇用地扩展主要呈“十字形”分布和沿河分布的轨迹特征,怀化中心城区城镇扩展主要是呈现“据点型”-“散点组团型”-“团城型”-“枝状放射型”-“T字形”的发展过程。从实证研究角度论证了怀化的常住人口规模和城镇用地规模使其具备发展成为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的实力。第五部分: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优化策略分析。是本文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着重回答第三个核心问题。主要探讨怀化想要建设成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必须解决城镇空间格局仍需完善、产业空间结构仍需调整、开放型交通构建仍需加强、资源开发机制亟待健全、行政区划制约亟待协调等限制性因素,实施怀化主体增长极和非均衡化发展战略,提出在城镇空间、城乡融合、产业布局、交通通道功能、体制机制等方面的优化创新策略。怀化引领武陵山片区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对接成渝城市群、大西南和粤港澳大湾区,走开放型发展道路。武陵山片区内12个城市共同建立“武陵山片区合作示范区”协调管理机构,制定区域合作原则、目标、路径。怀化具备带动武陵山片区整体发展的实力,武陵山片区要以怀化为中心,不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怀化带动区域整体发展。怀化积极带动铜仁、湘西州、黔江、恩施、张家界联动发展,实现六个中心城市空间协同发展。怀化充分对接铜仁、湘西州组团式发展,形成武陵山片区“铁三角”核心发展区域;以怀化“米”字形铁路为骨架,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为脉络,充分对接重庆、贵阳、柳州、长沙、郴州、恩施等城市,形成武陵山片区“六边形”发展腹地区域,最终实现点线面网格化发展。
朱琴[7]（2020）在《土地价值捕获工具及其效应分析 ——以上海基础设施建设价值增值贡献与房产税为例》文中指出2000-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36.20%增加到60.60%。一方面,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和社会经济一直在快速发展,随着人们对生产和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一直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式“增长奇迹”主要依赖于“以地谋发展”模式。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直接拉动经济或者是间接带动制造业发展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快速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4年到2018年,中国人均道路面积从10.34 m2增加到16.70 m2,人均绿地面积从7.39m2增加达到14.11 m2,增长0.91倍。2006年至2018年,上海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从343 km增加到705 km,增长了1.05倍。尽管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仍然存在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标准有待提高的问题。首先,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政府首先需要面临的是资金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及中指数据库数据统计,2003-2018年上海市房产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约3%,而土地出让金与财政收入占比高达20.90%。然而,因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推进,“卖地财政”具有不可持续性。于是,我国地方政府需要探索出新的模式,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次,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作为土地垄断供给者进行征地和拆迁过程引起土地价值增值,土地增值收益回收问题是各界关注的热点。城镇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有利于提高社会的公平性和福利水平。但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价值增值却未能通过完善的价值捕获机制进行成本回收。依据受益者付费的原则,谁受益谁支付成本。我国急需建立有效的价值捕获机制进行溢价回收。依据国际经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价值增值收益可以通过价值捕获工具进行回收,捕获的资金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许多国家的地方政府在从传统渠道获得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越来越意识到价值捕获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关于土地价值捕获的经验表明,征收财产税是土地价值捕获的一种常用手段。我国一直在探索和完善房地产税税制。我国政府和一些学者对房产税的研究仍然寄予厚望。从房产税收实施的速度来看,我国政府正在努力推进这一进程的快速运行。此外,2014年、2018年和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考虑了房产税的立法。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政府过度出售土地等问题逐渐出现。近年来,随着房价、地价的迅速上涨以及房地产的发展,逐渐增加了人们对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导致市场的正常秩序被扰乱。而房产税主要由税基和税率两部分组成,其中税率的设计是关键。因此,创新土地价值捕获工具,进行房产税税率设计在房产税税收价值捕获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论文从相关文献和理论出发,建立了土地价值捕获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土地价值捕获的机制。同时考虑到沪渝地区进行房产税改革这一项重要政策举措,构建了城市价值捕获的理论框架及捕获机制,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本文总结了国内房产税发展历程及国外房产税特点,分析中国房产税的发展历史,并从国外财产税实施中获得经验,可以为中国房产税改革提供借鉴参考。紧接着,本文进行征收房产税功能定位阐述及沪渝房产税征收细则、征收效果及沪渝土地市场的对比分析。随后,本文分析了上海市房产税改革绩效不高的原因。再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房产税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进行了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地产价值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每增加1%的投入将导致房地产价值增值4.405%。随后,本文用两种方法测算了房产税的税率范围为0.17%-0.56%和0.10%-0.64%,在不同房产税税率设计下进行税收敏感性分析。最后,本文提出了土地价值捕获工具创新的思路和政策建议。针对研究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未来改进的方向。
郭莉[8]（2020）在《基于地界的中国传统城市肌理认知与图示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传统城市肌理作为中国历史城市形态保护和研究的切入重点。当下中国历史城市保护和研究所依据的规划体系和文物保护体系仍然是以物质性的建筑及其形式和风格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城市肌理的特点及其构成（包括自然地理因素、街巷网络、街坊建筑）的价值和形成原因却难以得到重视;再者,中国社会体制特色的城市房屋的财产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在历史城市/街区的更新改造中,决策者忽略构成城市肌理的街坊建筑之地界;从而导致传统城市肌理的被破坏在学理和法理上都得到依据。因此,地界作为隐藏的秩序受到了忽视。本研究将“地界”和传统街坊建筑的关系作为构成传统城市肌理重要突破点,揭示历史街区内的“地界”对街坊建筑的控制和限定作用,街坊建筑的建造规律对“地界”的大小、形状灵活适应。通过借用西方城市肌理构成中的“plot”（地块）的概念,利用1936年南京市和1937年慈溪县城的地籍图等重要的历史依据,结合近年来南京大学对浙江宁波慈城镇和南京遗存的众多传统街坊建筑的测绘资料成果,我们发现街坊建筑的界墙与1936-1937年的“地界”基本吻合,包括原始地界经过对分或细分。街坊建筑的界墙可分为院墙,山墙和檐墙,它们是地界的物质性呈现。在历史城市与街区的形态研究中,可以证明“地界”相较于传统建筑物本身更稳定持久。如此,重新建立起传统城市肌理的认知框架,并利用图示手段构建新的中国传统城市肌理的图示方法,概括和提炼出一套有效的图形语言。通过对南京城南取样进行图示,以地界为依据表达传统城市肌理的形态,并以1929年南京航拍图作为参考。建立新的认知框架和图示方法,并运用于历史传统城市传统肌理的研究和保护中,这将具有示范性意义。以保护传统城市肌理为目的,运用于在南京和慈城的历史街区中,进行传统城市肌理织补的试验:以单个“地块”和单位街廓为案例,划分地界并填入多样的符合当地建造逻辑的街坊建筑类型,配合有效的街巷网络,成功地修复出完整的传统城市肌理之形态。本文正文共约64000字,图表102幅。
黄玲燕[9]（2020）在《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时空演变与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工业发展正处在空间重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工业用地布局是否合理、产业结构是否协调、利用程度是否高效集约,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亟需对城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与绩效水平进行综合研究,为工业用地管理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依据。针对发展转型时期工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变化快,传统调查评价时效性不高、客观性可靠性难保障的问题,本研究选择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杭绍甬经济带为研究区,以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地图兴趣点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建立工业用地动态监测与产业结构识别的方法,并探索2005-2018年城市工业用地时空演变规律。然后从宏观尺度上分析区域工业用地绩效演变情况,并建立微观地块尺度的工业用地绩效评价方法,测算地块尺度的工业用地综合绩效水平,同时进一步揭示不同工业集聚区和分行业绩效水平的差异性。通过建立全面客观调查评价工业用地利用状况的方法,在研究区加以应用,并提出针对性的提升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基于遥感监测建设用地时空变化与POI动态反映利用类型信息的优势,以多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POI为主要数据源,提取2005-2018年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扩张与退出的变化信息。引入自然语言处理法,通过中文分词、词向量化和TF-IDF特征提取,充分挖掘公司名称信息,基于多种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文本分类模型,筛选出表现最优的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文本分类模型用于2005-2018年杭绍甬经济带工业产业结构的预测与分类,总体分类精度达到82.8%,实现了不同类型工业用地的有效识别。同时,借助住宅小区、宾馆酒店、行政机构和公园广场等多种类型的POI,对工业用地退出后的更新类型进行追踪。研究初步建立了适合城市工业用地动态监测与产业结构识别的方法体系,能够满足快速高效的工业用地调查与评价研究。（2）基于2005-2018年工业用地扩张和产业结构分类信息,揭示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扩张的格局:（1）工业用地由快速扩张阶段进入控制扩张阶段,2005-2009、2009-2014年分别新增工业用地16051.1公顷、26770.1公顷,2014-2018年下降至仅7040.4公顷。（2）2005-2018年,工业用地呈现显着的集聚发展,78.2%的新增工业用地落实在各类工业集聚区内。国家级工业集聚区中,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2162.7公顷,居所有工业集聚区的首位。各省级工业集聚区的新增工业用地面积差异较大,浙江绍兴滨海工业园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和浙江余姚经济开发区的新增工业用地面积位居前列。市级及以下工业集聚区的数量多、规模小,扩张规模较大的主要分布在萧山区、北仑区、镇海区和慈溪市等。（3）工业用地出让的产业结构方向在逐步改变,食品轻纺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的比例下降,现代制造业的比例上升。高新技术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普遍较高,是各城市的重点发展领域。（3）基于2005-2018年工业用地退出与更新类型识别信息,揭示杭绍甬经济带工业用地退出与更新的格局:（1）工业用地退出持续推进,退出面积由2005-2009年的685.6公顷增加至2014-2018年的2851.9公顷。早期工业用地退出主要分布在各个城市的主城区,如杭州的江干区、下城区、拱墅区和上城区,宁波的三江口沿岸,以及绍兴的越城区和柯桥区,随着“腾龙换鸟”措施和“三改一拆”行动在浙江省的推进,工业用地退出逐渐蔓延至下辖县（市）区的老城区。（2）2005-2018年,住宅用地凭借其短期收益高、资金回笼快等优势,成为工业用地退出后最主要的更新路径,比例达36.4%;其次转换为交通运输用地和商服用地,比例分别为12.8%和12.1%。公园与绿地及林地、河流等生态用地的比例较小,分别仅为3.6%和6.3%。（4）结合2005-2018年工业用地信息提取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宏观尺度探究区域工业用地绩效演变情况。结果表明:（1）随着建设用地“节流减量”供应计划的实施和存量建设用地挖潜行动的开展,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得到了有力控制,杭州、宁波的工业用地比例在2014-2018年呈下降态势。（2）经济绩效分析结果表明,杭绍甬经济带的亩均工业总产值在2005-2014年显着增加,但在2014-2018年有所下降,其中绍兴在这一时期的下降幅度达32%,这是由于绍兴大力推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实施削减污染物、淘汰落后产能、搬迁集聚等整治提升措施,降低了产能、减少了产出。2005-2018年,杭州滨江区、上城区和江干区的亩均工业总产值增加较为明显,这是由于近年来杭州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视频安防等电子信息产业,这些行业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污染少、土地利用强度低,有效提升了经济效益。（3）能耗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地区万元工业总产值用电量呈下降趋势,节能降耗成效良好。（5）构建工业用地“经济-社会-生态-用地结构”四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建立微观地块尺度的工业用地绩效评价方法,测算工业用地的综合绩效水平,并揭示不同工业集聚区和分行业的绩效水平差异,全面客观地反映当前工业用地利用状况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2018年,工业用地的综合绩效参差不齐,一级综合绩效的工业用地比例较小,仅为13.3%,二级综合绩效水平的工业用地占28.5%,工业用地的绩效水平有待提高。（2）典型工业集聚区绩效比较分析发现,在国家级工业集聚区中,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的绩效水平最高,其次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浙江宁波出口加工区,而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最低。在省级工业集聚区中,浙江嵊州经济开发区的绩效水平最高,其次为前进工业园、浙江余姚工业园区、浙江绍兴滨海工业园区和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而宁波望春工业园区最低。（3）分行业绩效比较分析发现,电子信息业的绩效水平最高,其次为汽车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表明这些行业在经济、社会、生态和用地结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而造纸印刷业的绩效水平最低。（6）对比国际大都市,杭绍甬经济带的工业用地总量大、占比偏高,市级及以下工业集聚区多、小、散,工业用地绩效偏低、差异大,分行业绩效不平衡等问题依然存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实施工业用地减量化、促进工业用地集聚集群发展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三个方面的提升对策与建议。
王秋晨[10]（2020）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山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策略 ——以贵阳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大型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与演化是在区域城市群或者产业集群的形成以及全球范围内国家地区之间发展更为紧密、倡导互联网信息革命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作用下不断进行的。当前的发展背景赋予我国大城市新的发展契机与挑战,对城市综合资源管控和区域影响力方面提出更高要求,而山地城市的挑战则更为严峻。作为新兴的山地城市,贵阳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也存在很多制约发展的因素,因此如何在经济产业转型和城市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优化完善城市的空间结构,选择科学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次研究主要通过对现代山地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探索,从城市发展角度为贵阳找到可从容应对发展问题与挑战、把握机遇、合理发展的空间结构发展模式,研究是基于相关规划理论与城市实践的结合,并且将实践解析作为贯穿研究的主线。本文第一章主要是阐述了快速城市化下城市空间结构探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本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与整体框架;第二章主要对山地城市空间研究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理论学说;第三章主要针对国内外山地城市的理论学说进行了研究综述,结合国内外山地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案例,总结了当前研究发展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确定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第四章通过对当前山地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山地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作用机制,构建一套山地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因子研究框架;第五章主要通过前文对山地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针对性地提出了山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发展的普适性策略;第六章以西南重点山地城市贵阳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山地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分析了贵阳市这个研究模型,再结合贵阳市具体发展需求提出适宜的空间结构优化模式以及实施规划策略;最终结论综合阐述了研究结果以及存在的不足和展望。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控制性详细规划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需要 |
| 1.1.2 目前控规对于美国区划借鉴的片面性与不严谨性 |
| 1.1.3 国内尚缺乏对控规与美国区划编制体系的系统比较研究 |
| 1.2 论文标题释义 |
| 1.2.1 控制性详细规划 |
| 1.2.2 美国区划(Zoning) |
| 1.2.3 编制体系 |
| 1.2.4 比较研究 |
| 1.3 论文研究对象与范围界定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5.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5.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5.3 总结 |
| 1.6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框架 |
| 2 控规与美国区划的基础认识 |
| 2.1 控规与区划的起源与控制目的 |
| 2.1.1 起源 |
| 2.1.2 控制目的 |
| 2.2 控规与区划的发展历程 |
| 2.2.1 控规的发展历程 |
| 2.2.2 区划的发展历程 |
| 2.2.3 总结 |
| 2.3 控规与区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地位 |
| 2.3.1 控规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地位 |
| 2.3.2 区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地位 |
| 2.3.3 总结 |
| 2.4 控规与区划的本质差异 |
| 2.4.1 出发点的差异:“物本”与“人本” |
| 2.4.2 法律地位的差异:“法定”与“法律” |
| 2.4.3 控制范围的差异:“局部片区”与“全覆盖” |
| 2.4.4 约束方式的差异:“判例式”与“通则式” |
| 2.5 本章小结 |
| 3 土地用途分区体系的比较 |
| 3.1 控规的土地用途分区体系 |
| 3.1.1 城市用地分类研究 |
| 3.1.2 土地使用兼容性 |
| 3.1.3 用地边界和用地面积 |
| 3.1.4 控规土地用途分区体系的矛盾与困境 |
| 3.2 区划的土地用途分区体系 |
| 3.2.1 区划土地用途分区体系的演进 |
| 3.2.2 基本用途分区及其规则 |
| 3.2.3 特别分区及其规则 |
| 3.2.4 区划控制单元的划分 |
| 3.2.5 区划土地用途分区体系的特征 |
| 3.3 控规与区划土地用途分区体系比较研究 |
| 3.3.1 地块划分方式比较 |
| 3.3.2 土地用途类型比较 |
| 3.3.3 分类标准与逻辑比较 |
| 3.3.4 用途与强度关系比较 |
| 3.4 本章小结 |
| 4 开发控制指标体系的比较 |
| 4.1 控规的开发控制指标体系研究 |
| 4.1.1 控规开发控制指标体系构成 |
| 4.1.2 控规核心控制指标解析 |
| 4.1.3 控规控制指标体系现状问题 |
| 4.2 区划的开发控制指标体系研究 |
| 4.2.1 传统区划的典型指标体系 |
| 4.2.2 新的区划控制指标体系 |
| 4.2.3 区划核心控制指标解析 |
| 4.3 控规与区划开发控制体系比较研究 |
| 4.3.1 控制要素比较 |
| 4.3.2 指标关系比较 |
| 4.3.3 指标实效比较 |
| 4.4 本章小结 |
| 5 编制成果构成体系的比较 |
| 5.1 控规的编制成果构成体系 |
| 5.1.1 控规编制成果体系的主要构成 |
| 5.1.2 控规成果体系的特点 |
| 5.2 区划的编制成果构成体系 |
| 5.2.1 区划编制成果体系的主要构成 |
| 5.2.2 区划成果体系的特点 |
| 5.3 控规与区划编制成果构成体系的比较 |
| 5.3.1 体系构成比较 |
| 5.3.2 表达方式比较 |
| 5.3.3 成果内容比较 |
| 5.3.4 成果展示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6 控规与区划编制体系比较的启示与借鉴 |
| 6.1 土地用途分区体系比较的启示与借鉴 |
| 6.1.1 控规层面土地用途分类的本质探究 |
| 6.1.2 标准化:适应产权为依据的地块划分方式 |
| 6.1.3 细分化:将土地细分与强度指标结合 |
| 6.1.4 灵活化:建立土地用途与建筑用途配合的控制体系 |
| 6.2 开发控制指标体系比较的启示与借鉴 |
| 6.2.1 完善我国开发控规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
| 6.2.2 建立以开敞空间率(OSR)为核心的居住地块控制指标体系 |
| 6.2.3 规则化:从“物”到“人”、从“规划”到“规则”的转变 |
| 6.2.4 公平化:确立底线思维,化解公私矛盾 |
| 6.2.5 组合化:关联指标的联动规则 |
| 6.2.6 差别化:不同分区采用不同的控制指标 |
| 6.3 编制成果构成体系比较的启示与借鉴 |
| 6.3.1 文本化:强化文本的普遍约束作用 |
| 6.3.2 规范化:规划成果的规范化和数据标准化 |
| 6.3.3 开放化:开放式的成果构成体系 |
| 6.3.4 立法化:适应立法与便于实施的编制成果 |
| 6.3.5 一张图:控规纳入“一张图”成果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创新与特色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读研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结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集聚 |
| 2.1.2 房地产 |
| 2.1.3 房地产价格 |
| 2.2 产业集聚相关理论 |
| 2.2.1 产业区理论 |
| 2.2.2 工业区位理论 |
| 2.2.3 增长极理论 |
| 2.2.4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2.5 竞争优势理论 |
| 2.3 房地产价格决定的相关理论 |
| 2.3.1 供需理论 |
| 2.3.2 地租与竞租理论 |
| 2.3.3 城镇化理论 |
| 第3章 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的阶段性分析 |
| 3.1 房地产市场的形成阶段 |
| 3.2 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阶段 |
| 3.3 房地产市场的政府主导阶段 |
| 3.4 房地产市场的稳健发展阶段 |
| 第4章 我国产业集聚测量和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 |
| 4.1 中国产业集聚程度现状 |
| 4.1.1 产业集聚的测量方法 |
| 4.1.2 我国不同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表现 |
| 4.2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2.1 我国房地产价格变化的总体趋势 |
| 4.2.2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2.3 我国房地产价格的省际差异分析 |
| 第5章 不同产业集聚影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实证研究 |
| 5.1 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5.1.1 影响房地产的购买需求 |
| 5.1.2 影响房地产的供给 |
| 5.1.3 理论模型 |
| 5.2 面板数据模型及估计方法 |
| 5.2.1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
| 5.2.2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城市样本选择 |
| 5.3.2 实证模型与指标选取 |
| 5.3.3 相关性分析 |
| 5.3.4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4 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
| 5.4.1 房地产价格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5.4.2 内生性处理与结果分析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产业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机制的实证研究 |
| 6.1 产业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的机制分析 |
| 6.1.1 产业集聚通过人口集聚影响房地产价格 |
| 6.1.2 产业集聚通过土地供给影响房地产价格 |
| 6.2 中介效应检验 |
| 6.2.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
| 6.2.2 中介变量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人口集聚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3.2 土地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
| 第7章 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的非线性影响 |
| 7.1 产业集聚对房地产价格非线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7.1.1 城市异质特征与外部条件差异 |
| 7.1.2 产业集聚影响的边际效应递减 |
| 7.2 非线性实证模型构建 |
| 7.2.1 门限面板回归模型介绍 |
| 7.2.2 门限变量选取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产业集聚对房价水平的非线性影响 |
| 7.3.2 不同行业集聚对房价水平的非线性影响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商办用地的概念和特征 |
| 1.1.1 商办用地及商办地价 |
| 1.1.2 商办用地的基本特征 |
| 1.2 研究的背景 |
| 1.2.1 理论背景 |
| 1.2.2 现实背景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的结构框架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城市地价及其时空特征研究 |
| 2.1.1 城市地价 |
| 2.1.2 城市地价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
| 2.2 城市地价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城市地价影响因素及其分类 |
| 2.2.2 城市地价时空特征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
| 2.3 商办地价及其时空分异相关研究 |
| 2.3.1 生产性服务业及其时空特征 |
| 2.3.2 商务办公楼及其租金特征 |
| 2.4 文献评述及研究切入点 |
| 3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演变机理的理论框架及实证前提 |
| 3.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及演变机理的理论分析 |
| 3.1.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1.2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演变机理的理论分析 |
| 3.2 我国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研究的实证前提 |
| 3.2.1 相对稳定的政策区间:我国城市土地市场的政策因素 |
| 3.2.2 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我国商办地价发展的时间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研究数据 |
| 4.1 数据选择 |
| 4.1.1 研究区选择 |
| 4.1.2 研究空间范围选择 |
| 4.1.3 研究时间范围选择 |
| 4.1.4 数据类型选择 |
| 4.2 数据的获取 |
| 4.2.1 原始数据的采集 |
| 4.2.2 地价数据的预处理 |
| 4.2.3 研究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 |
| 4.3 杭州商办样本数据的特征分析 |
| 4.3.1 不同年份商办用地交易样本的分布 |
| 4.3.2 不同区域商办用地交易样本的分布 |
| 4.3.3 不同用途分类商办用地交易样本的分布 |
| 4.4 本章小结 |
| 5 杭州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
| 5.1 杭州商办用地价的时间特征 |
| 5.2 商办地价的数据结构与趋势 |
| 5.2.1 杭州商办地价数据正态分布检验 |
| 5.2.2 杭州商办地价的空间趋势 |
| 5.3 商办地价的空间分异总体特征分析 |
| 5.3.1 杭州市主城区商办地价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5.3.2 杭州市主城区商办地价空间异质性分析 |
| 5.3.3 杭州市主城区商办地价空间插值分析 |
| 5.4 杭州主城区商办细分地类的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
| 5.4.1 杭州主城区商办细分地类样本空间分布特征 |
| 5.4.2 杭州主城区商办细分地类空间分异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6 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子体系研究 |
| 6.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体系构建与量化 |
| 6.1.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简析 |
| 6.1.2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素体系构建 |
| 6.1.3 影响因子说明与量化 |
| 6.2 基于常规线性回归(OLS)模型的影响因子检验 |
| 6.2.1 常规线性回归(OLS)模型简介 |
| 6.2.2 OLS模型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
| 6.3 基于GWR系列模型的影响因子检验 |
| 6.3.1 时空地理加权回归(GTWR)概述 |
| 6.3.2 模型构建 |
| 6.3.3 模型回归结果的比较及选择 |
| 6.4 本章小结 |
| 7 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子比较分析 |
| 7.1 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的典型影响因素分析 |
| 7.1.1 典型区位因素分析 |
| 7.1.2 邻里因素 |
| 7.1.3 个别因素:宗地面积 |
| 7.2 杭州主城区商办细分地类地价时空分异影响因子分析 |
| 7.2.1 商办细分地类地价时空演变影响因子的模型检验 |
| 7.2.2 商办地类1 影响因子分析 |
| 7.2.3 商办地类2 影响因子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杭州主城区商办地价时空分异演变机理及其政策启示 |
| 8.1 商办地价时空分异的演变机理解析 |
| 8.1.1 区位选择机理 |
| 8.1.2 点-轴演进机理 |
| 8.1.3 功能推动机理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建构商办用地的“阳光型”价格体系,提升区位选择机制 |
| 8.2.2 学习“香农经验”完善商办用地配套,提高“点-轴”辐射力 |
| 8.2.3 推进商办楼用地的“共享模式”创新,升级商办用地承载力 |
| 8.2.4 依据“公共池塘资源”属性制定政策规则,优化商办用地时空配置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可能的创新点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引言 |
| 1.2 研究目标、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问题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全文结构和主要内容 |
| 1.4.1 全文结构 |
| 1.4.2 各章节主要内容 |
| 2 文献综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研究评述与展望 |
| 2.1 文献划分的视角:四个层次 |
| 2.2 四个层次的文献综述 |
| 2.2.1 第四层次:资源利用 |
| 2.2.2 第三层次:政策工具的多样性、选择逻辑和影响因素 |
| 2.2.3 第二层次:正式制度的作用和变迁 |
| 2.2.4 第一层次: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特征和影响 |
| 2.3 综述的总结和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3 制度环境、政策工具和资源利用: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 |
| 3.1 引言 |
| 3.2 建国以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2.1 阶段一(1949-1953):建国初期实行农民土地个人所有制 |
| 3.2.2 阶段二(1953-1978):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集体统一经营 |
| 3.2.3 阶段三(1978-1998):集体土地所有制下土地使用权依法流转 |
| 3.2.4 阶段四(1998-2008):严格限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 |
| 3.2.5 阶段五(2008-2014):中央政府鼓励地方探索集体土地流转 |
| 3.2.6 阶段六(2014-2019):中央政府强力要求地方开展改革 |
| 3.2.7 小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演变的历史特征和内在逻辑 |
| 3.3 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分析框架的总体概览 |
| 3.3.1 制度环境 |
| 3.3.2 政策工具 |
| 3.3.3 资源利用 |
| 3.4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的绩效差异:政策工具的影响 |
| 3.4.1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生产效率 |
| 3.4.2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过程效率 |
| 3.4.3 政策工具选择影响资源利用的收益分配 |
| 3.5 土地政策工具选择差异:制度环境和地方情境的共同影响 |
| 3.5.1 激励机制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治理行为 |
| 3.5.2 土地政策领域的基础性制度与政策工具选择的相互影响 |
| 3.5.3 地方情境对土地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 |
| 3.6 本章结论 |
| 4 政策工具的选择效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模式比较 |
| 4.1 引言 |
| 4.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政策工具介绍 |
| 4.2.1 政府征收入市: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 |
| 4.2.2 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土地发展权在村集体层面的直接兑现 |
| 4.2.3 土地指标交易政策: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的构想 |
| 4.2.4 小结 |
| 4.3 土地增值收益内涵及测算思路 |
| 4.3.1 土地增值收益的内涵 |
| 4.3.2 土地增值收益的测算思路 |
| 4.4 三种入市模式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具体核算:以义乌改革实践为例 |
| 4.4.1 义乌市政府征收入市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4.2 义乌市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4.3 义乌市土地指标交易模式下的土地增值收益及分配 |
| 4.5 对比分析结果 |
| 4.6 本章结论 |
| 5 地方政府主动下放经营性建设用地供应权利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 |
| 5.3 研究方法的介绍 |
| 5.4 广东南海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的案例介绍 |
| 5.4.1 农村社区工业化、园区化(1993-2007):村集体自行组织入市 |
| 5.4.2 存量盘活的初步尝试(2007-2013):鼓励产权主体自行改造 |
| 5.4.3 公有资本介入存量建设用地资源整合(2013-至今):地方政府向农村集体购买土地开发权 |
| 5.5 利益主体辨析和案例实证分析 |
| 5.5.1 主要的利益主体 |
| 5.5.2 下放集体土地开发权:保障建设用地供应效率的地方选择 |
| 5.5.3 向村集体购买土地开发权:提高建设用地再开发的过程效率 |
| 5.5.4 优化农民集体在土地整备中的利益分配:农民事实产权的建立 |
| 5.6 本章结论 |
| 6 地方政府面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回应差异和原因探析 |
| 6.1 引言 |
| 6.2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背景和特征 |
| 6.3 理论分析:“以地生财”与地方政府改革回应差异 |
| 6.4 案例定性比较:Z省Y市和F省J市 |
| 6.5 定量分析 |
| 6.5.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5.2 数据来源 |
| 6.5.3 实证模型和结果分析 |
| 6.6 本章结论 |
| 7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理论基础 |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2.研究综述 |
| 2.1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 政治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3 土地财政的基础和成因综述 |
| 2.3.1 土地财政的基础 |
| 2.3.2 土地财政的成因 |
| 2.4 土地财政效应综述 |
| 2.4.1 积极效应——制度激励的收益 |
| 2.4.2 负面效应——制度激励的成本 |
| 2.5 研究评述 |
| 3.制度激励视角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理论解释 |
| 3.1 基本假设与分析框架 |
| 3.1.1 基本假设 |
| 3.1.2 分析框架 |
| 3.2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压力与土地财政依赖 |
| 3.3 晋升压力、地方竞争激励与土地财政依赖 |
| 3.4 制度激励下土地财政的区域差异 |
| 3.5 理论假说 |
| 4.土地财政依赖成因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区域 |
|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模型的建立 |
| 4.3.1 普通面板模型 |
| 4.3.2 动态面板模型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5.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的转折?——以浙江诸暨和德清为例 |
| 5.1 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行为的变化——一个有趣发现 |
| 5.2 研究区域基本状况与改革实践 |
| 5.2.1 诸暨、德清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 5.2.2 诸暨、德清“标准地”改革实践 |
| 5.2.3 诸暨、德清“标准地”改革绩效 |
| 5.3 转变“以地谋发展”——一个思考 |
| 6.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
| 6.2.2 继续深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
| 6.2.3 继续深化土地侧与金融侧的供给改革 |
| 6.2.4 继续深化政府官员考核评价制度改革 |
| 6.3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武陵山片区扶贫需要区域中心城市支撑 |
| 1.1.2 国家战略需要区域中心城市落实 |
| 1.1.3 “两山”理论需要区域中心城市实践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武陵山片区 |
| 1.3.2 中心城市 |
| 1.3.3 城镇扩展 |
| 1.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4.1 中心城市研究动态 |
| 1.4.2 城镇扩展研究动态 |
| 1.4.3 国内外文献述评 |
| 1.5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分析 |
| 2.1 武陵山片区基础概况 |
| 2.1.1 区域条件 |
| 2.1.2 自然条件 |
| 2.1.3 经济社会条件 |
| 2.2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城镇联系特征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2.2.3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综合质量测度 |
| 2.2.4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经济辐射范围分析 |
| 2.2.5 武陵山片区内部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
| 2.3 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选择 |
| 2.4 本章小结 |
| 3 怀化城镇扩展联系特征分析 |
| 3.1 怀化的发展条件与基础概况 |
| 3.1.1 区位条件 |
| 3.1.2 自然条件 |
| 3.1.3 历史文化 |
| 3.1.4 经济社会条件 |
| 3.2 怀化建市的城镇格局演变分析 |
| 3.2.1 历史沿革 |
| 3.2.2 中心城区城镇发展历程 |
| 3.3 怀化各县市区的综合实力评价 |
| 3.3.1 研究方法 |
| 3.3.2 数据来源 |
| 3.3.3 指标体系构建与权重分析 |
| 3.3.4 结果分析 |
| 3.4 怀化中心城区的经济辐射范围分析 |
| 3.5 怀化中心城区与其它县市区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怀化城镇扩展因素与机制分析 |
| 4.1 城镇扩展影响因素 |
| 4.1.1 地理环境因素 |
| 4.1.2 交通基础因素 |
| 4.1.3 经济发展因素 |
| 4.1.4 城市规划因素 |
| 4.1.5 行政边界效应因素 |
| 4.1.6 社会文化因素 |
| 4.2 城镇空间扩展的机制分析 |
| 4.2.1 集聚与扩散的循环促动机制 |
| 4.2.2 空间自组织的演化机制 |
| 4.2.3 空间他组织的重构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5 怀化城镇扩展时空动态模拟分析 |
| 5.1 表征区域中心城市扩展的核心指标选取 |
| 5.1.1 常住人口规模 |
| 5.1.2 城镇用地规模 |
| 5.2 基于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怀化市域常住人口模拟分析 |
| 5.2.1 怀化市域常住人口概况 |
| 5.2.2 马尔萨斯人口模型选取 |
| 5.2.3 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应用 |
| 5.3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怀化市城镇扩展模拟 |
| 5.3.1 城镇扩展模拟所需数据 |
| 5.3.2 Weight-CA模型构建 |
| 5.3.3 Weight-CA模型模拟精度验证 |
| 5.3.4 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怀化建设武陵山片区中心城市优化策略 |
| 6.1 限制性因素分析 |
| 6.1.1 城镇空间格局仍需完善 |
| 6.1.2 产业空间结构仍需调整 |
| 6.1.3 开放型交通构建仍需加强 |
| 6.1.4 资源开发机制亟待健全 |
| 6.1.5 行政区划制约亟待协调 |
| 6.2 发展战略和定位分析 |
| 6.2.1 发展战略 |
| 6.2.2 发展定位 |
| 6.3 城镇空间格局优化 |
| 6.3.1 一核:怀化核心增长极--鹤中洪芷城镇群 |
| 6.3.2 两带:怀黔工业廊带和焦柳铁路经济带 |
| 6.3.3 三圈:北部增长圈、南部增长圈、西部增长圈 |
| 6.3.4 多节点 |
| 6.3.5 城乡融合发展 |
| 6.4 产业发展布局优化 |
| 6.4.1 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4.2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 6.4.3 促进现代农业提升 |
| 6.4.4 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 |
| 6.4.5 园区产城融合促进城镇资源集聚 |
| 6.5 交通通道功能优化 |
| 6.5.1 优化提升铁路网 |
| 6.5.2 优化提升公路网 |
| 6.5.3 优化提升航空网络 |
| 6.5.4 优化提升内河水运网 |
| 6.5.5 高标准提升交通枢纽 |
| 6.5.6 构建大数据综合交通信息系统 |
| 6.6 生态立市机制创新 |
| 6.6.1 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
| 6.6.2 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 |
| 6.6.3 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
| 6.6.4 健全城乡环境治理制度 |
| 6.7 本章小结 |
| 7 怀化带动武陵山片区协同跨越发展策略 |
| 7.1 怀化引领武陵山片区对接国家战略 |
| 7.1.1 对接成渝城市群 |
| 7.1.2 对接大西南 |
| 7.1.3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
| 7.2 怀化对武陵山片区辐射带动策略 |
| 7.2.1 建立武陵山片区协作发展机制 |
| 7.2.2 怀化带动武陵山片区整体发展 |
| 7.2.3 实现空间协同网格化发展 |
| 7.3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技术路线 |
| 1.6 可能创新 |
| 2.研究综述 |
| 2.1 土地价值捕获研究综述 |
| 2.1.1 土地价值捕获起源 |
| 2.1.2 土地价值捕获体系 |
| 2.2 房地产税与价值捕获 |
| 2.2.1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与房地产价值增值 |
| 2.2.2 房产税税率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3 土地价值捕获、房地产税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及机理分析 |
| 3.1 土地价值捕获概念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土地价值捕获理论 |
| 3.2.2 受益者支付成本理论 |
| 3.2.3 房产税调控理论分析 |
| 3.3 房地产价值增值机制与房地产税工具的价值捕获机理 |
| 3.3.1 房地产开发环节的增值机制 |
| 3.3.2 房地产的持有环节的增值机制 |
| 3.3.3 房地产流通环节的增值机制 |
| 3.3.4 房地产税对政府财政作用机理 |
| 3.4 本章小结 |
| 4 土地价值捕捕获工具-国内外房地产税绩效分析与经验借鉴 |
| 4.1 房产税功能定位 |
| 4.2 国内房产税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 |
| 4.2.1 我国房产税发展历程 |
| 4.2.2 沪渝房产税改革情况 |
| 4.2.3 我国房产税存在问题 |
| 4.3 国际房产税经验借鉴 |
| 4.3.1 国际房产税价值捕获 |
| 4.3.2 国际房产税设计经验 |
| 4.4 国际房产税对我国的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5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地产增值作用 |
| 5.1 研究区域概况 |
| 5.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
| 5.3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地产价值增值贡献理论基础与理论模型 |
| 5.3.1 政府公共投资贡献理论模型 |
| 5.3.2 政府基础设施属性与房地产价值增值的特征价格模型 |
| 5.4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地产增值作用实证分析 |
| 5.4.1 基于宏观层面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屋价值增值的贡献度 |
| 5.4.2 基于微观基础设施投资对房屋价值增值的影响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房产价值增值与政府的价值捕获-税率决定及其敏感性分析 |
| 6.1 房产税税率设计 |
| 6.1.1 基于最适税负理论宏观角度税率测算 |
| 6.1.2 基于蒂布特模型税率测算 |
| 6.2 房地产税对政府财政收入敏感性分析 |
| 6.2.1 不同税率下的房地产税占政府财政税收收入敏感性分析 |
| 6.2.2 不同税率下房产税对政府土地财政的敏感性分析 |
| 6.3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价值捕获政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结论与讨论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历史城市保护的现状 |
| 1.1.2 历史城市保护的价值判断 |
| 1.1.3 中国传统城市肌理的价值 |
| 1.2 城市肌理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概念与属性 |
| 1.2.2 西方的城市肌理研究 |
| 1.2.3 国内的城市肌理研究 |
| 1.3 认知(Cognition)与图示(Mapping)的意义 |
| 1.3.1 重新认知的必要 |
| 1.3.2 图示的意义 |
| 1.3.3 图示的方法和理论 |
| 1.3.4 小结 |
| 1.4 研究对象与依据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依据与方法 |
| 1.5 研究结构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城市肌理的认知与图示问题 |
| 2.1 中国的传统城市肌理的构成 |
| 2.1.1 自然地理因素(Geographic elements) |
| 2.1.2 街巷网络(streets network) |
| 2.1.3 街坊建筑(Housing quarters) |
| 2.2 中西传统城市肌理差异比较 |
| 2.2.1 建筑类型的比较 |
| 2.2.2 街廓(block)层级的肌理差异 |
| 2.2.3 区域(District)层面的城市肌理差异 |
| 2.3 中国传统城市肌理的认知(Cognition)问题 |
| 2.3.1 土地制度的变化导致城市空间的变化 |
| 2.3.2 注重建筑单体的认知与保护 |
| 2.3.3 传统城市肌理保护与更新实践中的缺失 |
| 2.4 中国传统城市肌理的图示问题 |
| 2.4.1 图底关系理论 |
| 2.4.2 航片作为直观的图示方法问题 |
| 2.4.3 沿街立面的图示方法问题 |
| 2.4.4 其它的图示方法问题 |
| 2.5 反思——“地界”作为认知和图示的关键 |
| 第三章 基于地界的中国传统城市肌理的认知 |
| 3.1 地界的概念以及与plot的辨析 |
| 3.1.1 概念 |
| 3.1.2 辨析 |
| 3.2 地界与土地制度的关系 |
| 3.2.1 土地制度与地籍 |
| 3.2.2 地界图 |
| 3.3 地界与古代等级制度的关系 |
| 3.3.1 宅地等级 |
| 3.3.2 宅第等级 |
| 3.4 地界与家庭的关系 |
| 3.4.1 街坊建筑与家庭的关系 |
| 3.4.2 家庭的秩序在地界中的反映 |
| 3.5 小结——地界即社会空间 |
| 第四章 基于地界的中国传统城市肌理图示研究 |
| 4.1 自然地理因素对地界的影响 |
| 4.1.1 水系 |
| 4.1.2 山丘土坡 |
| 4.1.3 田地 |
| 4.2 地界与街巷网络的关系 |
| 4.2.1 规整的街巷网络对地界的影响 |
| 4.2.2 不规整的街巷网络对地界的影响 |
| 4.3 地界控制街坊建筑 |
| 4.3.1 地界限定街坊建筑 |
| 4.3.2 街坊建筑灵活地适应地界的形状 |
| 4.4 街坊建筑对地界的要求 |
| 4.4.1 建筑类型影响地界的形状和尺度 |
| 4.4.2 朝向 |
| 4.4.3 开间 |
| 4.4.4 门屋和墙门 |
| 4.5 地界的稳定作用 |
| 4.5.1 南京门东普育堂等四堂的变迁 |
| 4.5.2 地界与地界内建筑的变迁 |
| 4.6 基于地界的中国传统城市肌理图示(mapping)操作 |
| 4.6.1 传统城市肌理与地界的图示操作 |
| 4.6.2 建造体系之于地界的传统肌理图示研究 |
| 第五章 地界图示方法在传统城市肌理保护中的验证 |
| 5.1 历史城市形态研究 |
| 5.2 传统城市肌理的织补和再造 |
| 5.2.1 划分地界 |
| 5.2.2 优化地界 |
| 5.2.3 填入类型建筑的操作与设计 |
| 5.3 以宅地产权为依据的自主性保护与更新 |
| 5.4 历史建筑和建筑群的保护应用 |
| 5.5 违背传统城市肌理的案例 |
| 5.5.1 历史建筑重建 |
| 5.5.2 历史街区更新 |
| 第六章 结论 |
| 6.1 地界作为传统城市肌理之隐藏的秩序 |
| 6.1.1 地界与产权 |
| 6.1.2 地界与plot |
| 6.1.3 地界与建造 |
| 6.1.4 地界与时间 |
| 6.2 图示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6.2.1 本文的图示研究与不足 |
| 6.2.2 图示研究的进一步展望 |
| 6.3 结语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插图和附表清单 |
| 附录一 1936 年《南京市地籍图》序 |
| 附录二 1936 年《南京市地籍图》册序 |
| 附录三 1936 年《南京市地籍图》说明 |
| 附录四 1936 年南京市土地登记区域图 |
| 附录五 |
| 附录六 1937 年慈溪县城地界图 |
| 附录七 |
| 附录八 清《江宁府重修普育堂志》之四堂房图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工业用地动态监测研究 |
| 1.3.2 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研究 |
| 1.3.3 工业用地绩效评价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论文组织框架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自然地理概况 |
| 2.1.2 社会经济概况 |
| 2.1.3 工业集聚区概况 |
| 2.2 基础数据介绍 |
| 2.2.1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 |
| 2.2.2 地图兴趣点数据 |
| 2.2.3 工业普查数据 |
| 2.2.4 其他数据 |
| 3 工业用地动态监测与产业结构识别研究 |
| 3.1 工业用地扩张及其产业结构识别 |
| 3.1.1 工业用地扩张监测 |
| 3.1.2 工业用地产业结构识别 |
| 3.2 工业用地退出及其更新类型识别 |
| 3.2.1 工业用地退出监测 |
| 3.2.2 工业用地更新类型识别 |
| 3.3 讨论与小结 |
| 4 工业用地时空演变研究 |
| 4.1 工业用地扩张格局 |
| 4.1.1 数据介绍与分析方法 |
| 4.1.2 扩张规模特征 |
| 4.1.3 工业集聚区视角下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1.4 产业结构特征 |
| 4.2 工业用地退出及更新格局 |
| 4.2.1 数据介绍与分析方法 |
| 4.2.2 退出规模特征 |
| 4.2.3 空间分布特征 |
| 4.2.4 更新路径分析 |
| 4.3 讨论与小结 |
| 4.3.1 工业用地扩张时空特征 |
| 4.3.2 工业用地扩张结构特征 |
| 4.3.3 工业用地退出时空特征 |
| 4.3.4 工业用地退出后更新路径 |
| 5 工业用地绩效评价研究 |
| 5.1 区域工业用地绩效演变概述 |
| 5.2 工业用地绩效评价方法 |
| 5.2.1 评价思路与数据介绍 |
| 5.2.2 四维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3 指标现状值测算与理想值确定 |
| 5.2.4 数据标准化 |
| 5.2.5 指标权重确定 |
| 5.2.6 绩效评价模型确定 |
| 5.2.7 工业集聚区的绩效比较 |
| 5.2.8 分行业的绩效比较 |
| 5.3 四维指标测算结果分析 |
| 5.3.1 经济指标测算结果 |
| 5.3.2 用地结构指标测算结果 |
| 5.3.3 社会指标测算结果 |
| 5.3.4 生态指标测算结果 |
| 5.4 地块尺度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
| 5.4.1 单一绩效结果分析 |
| 5.4.2 综合绩效结果分析 |
| 5.5 工业集聚区绩效比较分析 |
| 5.5.1 单一绩效比较分析 |
| 5.5.2 综合绩效比较分析 |
| 5.6 分行业绩效比较分析 |
| 5.6.1 单一绩效比较分析 |
| 5.6.2 综合绩效比较分析 |
| 5.7 讨论与小结 |
| 5.7.1 区域工业用地绩效演变 |
| 5.7.2 地块尺度工业用地绩效现状 |
| 5.7.3 研究进展与不足 |
| 6 提升对策与建议 |
| 6.1 工业用地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
| 6.1.1 工业用地总量大 |
| 6.1.2 工业集聚区多、散、小 |
| 6.1.3 工业用地亩均产出绩效偏低 |
| 6.1.4 区域工业用地绩效差异大 |
| 6.1.5 分行业绩效不平衡 |
| 6.2 提升对策与建议 |
| 6.2.1 推进工业用地减量化 |
| 6.2.2 促进工业用地集聚集群发展 |
| 6.2.3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 |
| 6.3 讨论与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工业用地动态监测与产业结构识别 |
| 7.1.2 工业用地时空演变规律 |
| 7.1.3 工业用地绩效评价 |
| 7.1.4 提升对策与建议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完成的论文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 |
| 1.2.1 城市化 |
| 1.2.2 山地城市 |
| 1.2.3 城市空间 |
| 1.2.4 城市空间结构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相关理论梳理 |
| 2.1 国外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理论 |
| 2.1.1 城市集中主义 |
| 2.1.2 城市分散主义理论 |
| 2.1.3 增长极核与增长中心理论 |
| 2.1.4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
| 2.1.5 核心-边缘理论 |
| 2.1.6 多核心增长模式理论 |
| 2.1.7 生态城市理论 |
| 2.2 国内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理论 |
| 2.2.1 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理论 |
| 2.2.2 城市空间动力理论 |
| 2.2.3 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模式的相关理论 |
| 2.2.4 山地城市空间研究理论 |
| 第3章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进展与案例分析 |
| 3.1 研究进展 |
| 3.1.1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定义的研究 |
| 3.1.2 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态研究 |
| 3.1.3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推动机制的研究 |
| 3.1.4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定义的情况 |
| 3.1.5 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对象的研究 |
| 3.1.6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推动机制的研究 |
| 3.2 案例借鉴 |
| 3.2.1 日本广岛——组团型山地城市 |
| 3.2.2 泰国清迈——单中心集中式山地城市 |
| 3.2.3 香港——以高密度紧凑开发的山地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
| 3.2.4 重庆——多组团式的山水城市格局发展模式 |
| 3.2.5 青岛——多中心带形结构滨海山地城市发展模式 |
| 3.2.6 绵阳——空间分散转向集中圈层的山水城市格局发展模式 |
| 3.3 研究评议 |
| 第4章 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
| 4.1 山地城市发展问题分析 |
| 4.1.1 城市空间特色缺失 |
| 4.1.2 城市空间急剧蔓延 |
| 4.1.3 自然环境严重破坏 |
| 4.1.4 自然环境条件约束 |
| 4.1.5 社会经济发展滞后 |
| 4.1.6 山地城市安全问题频发 |
| 4.2 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自然影响因素 |
| 4.2.2 社会影响因素 |
| 4.2.3 经济影响因素 |
| 4.3 影响因素对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 4.3.1 自然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 4.3.2 社会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 4.3.3 经济因素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作用机制 |
| 4.4 小结 |
| 第5章 山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策略探究 |
| 5.1 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原则 |
| 5.1.1 尊重地形地貌环境 |
| 5.1.2 把握空间结构演变规律 |
| 5.2 山地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策略 |
| 5.2.1 以城市自然条件为基础,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
| 5.2.2 基于山地城市社会因素,优化城市空间功能布局 |
| 5.2.3 基于山地城市经济因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
| 5.3 小结 |
| 第6章 贵阳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策略 |
| 6.1 贵阳市基本概况 |
| 6.1.1 贵阳市历史沿革 |
| 6.1.2 自然地形地貌条件 |
| 6.2 贵阳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
| 6.2.1 贵阳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历程 |
| 6.2.2 贵阳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
| 6.3 贵阳市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贵阳市自然影响因素 |
| 6.3.2 贵阳市社会影响因素 |
| 6.3.3 贵阳市经济影响因素 |
| 6.4 贵阳城市形态发展存在的问题 |
| 6.4.1 城市尺度急剧扩大 |
| 6.4.2 新城市形态类型快速增加 |
| 6.4.3 城市形态复杂多变 |
| 6.4.4 中微观层面城市形态研究缺失 |
| 6.4.5 传统城市形态保护与发展面临矛盾 |
| 6.5 贵阳市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诉求 |
| 6.5.1 城市空间结构应该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寻求发展与平衡 |
| 6.5.2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需要结合社会经济生态一体化的协调 |
| 6.5.3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以城市自适应性为基础,建设生态绿色贵阳 |
| 6.6 贵阳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策略 |
| 6.6.1 基于城市空间现状阶段下的分析 |
| 6.6.2 贵阳市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目标导向下提出优化方案 |
| 6.6.3 基于城市自然因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
| 6.6.4 基于城市社会因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
| 6.6.5 基于城市经济因素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
| 6.7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