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兰玉树入园——略论魏晋《世说新语》奇才与家教

一、芝兰玉树生阶庭——《世说新语》中神童现象与魏晋家庭教育论略（论文文献综述）

张梦瑶^[1]（2019）在《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社会陷入长期混乱瘫痪状态。但是即便处于这种状态,教育事业仍然在夹缝中坚强的存在着,尤其是蒙学教育,还滋生出了新的特点和形式,这便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地方。本研究的第一部分主要围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育背景进行阐述,首先试图从汉代的蒙学教育入手,然后着重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性解放的时代特点,从这两方面对蒙学教育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予以综合分析。文章第二部分重点阐述了魏晋南北朝蒙学的主要教育分类,以时兴时废的学校教育、丰富多彩的家庭教育和异军突起的社会教育这三种教育类型分别进行叙述。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发展较为衰弱,而私学因满足本期需要所以发展规模较大。其次,家庭教育的发展在本期盛极一时,文章主要从家庭教育兴盛的原因、内容和特点进行概括。最后,阐明了社会教育作为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的一种新形式,对此期的官学和私学也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文章第三部分主要从识字类教材、训诫类教材和艺术类教材三大方面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的主要内容。首先,识字类教材主要以《急就篇》《孝经》和《千字文》为主,诞生于本期的《千字文》是我国传统蒙学经典教材,时至今日仍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学习价值。其次,训诫类教材主要分为帝王诸侯、士大夫,分别论述了曹操、梁武帝萧衍、诸葛亮、嵇康和颜之推等人所着的家诫,叙述了母训这种较为独特的蒙学教材,还对艺术类教材进行了探讨。文章第四部分重点针对蒙学的教育形式和教育方法进行了阐述。教育形式主要分为歌诗、习礼和游戏,这些教育形式对儿童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教育方法主要叙述了讲诵法、正面榜样法以及情景教学法,并详细展开了各方法的具体形式和优缺点。此部分内容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为重点内容,彰显了本阶段的时代特色。文章第五部分首先以魏晋南北朝的神童和女性教育为主要特色,阐述了虽然处于乱世,但是魏晋南北朝的蒙学教育仍然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甚至更具特色,进一步说明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的研究价值及其借鉴意义所在。文章最后一部分通过对研究的整体回顾和剖析,围绕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从历史原因、蒙学自身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不足这三个方面提出几点思考,并针对这些问题尝试做出了论述。总而言之,本文以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为基点进行研究,旨在进一步挖掘古代儿童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使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教育的独有特色,能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面前。

董冠男^[2]（2019）在《魏晋时期“神童”现象研究》文中提出早慧现象自古有之,秦汉时期便有众多的“早慧”的记载。东汉时期的士人对早慧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产生了深深的担忧,三国时期更是以“幼慧为忌”。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变化,《世说新语》中记载的“神童”不但聪明机智、胆识过人、能言善辩,时刻维护着家族声誉,并且参与到魏晋时期混乱的政治斗争中。突然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神童”,主要原因有世家大族的发展、私学教育的发展、以及思想的多样性。但是,魏晋时期涌现的“早慧”现象其真实性更是需要反复确认。在《世说新语》的记载中有很多的故事是不符合史实的,还有与其他史料记载有所出入的,而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对魏晋时期《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早慧”现象进行怀疑。大批虚假“神童”涌现的真实原因是晋宋之际的政治跌宕及士风的变化,世家大族在经过不断的改朝换代及战乱的洗礼,从“忠君”变为“保家”,在当时“保家”比“殉国”更重要,涌现的“神童”便是他们提升家族门望的一个政治手段,更是这一时代某个社会阶级风尚形成的表象,他们被成人进行有意识的塑造和培养,成为成人世界表达诉求的代言人,最后承担着士人反抗伦理秩序的使命。

周海燕^[3]（2018）在《魏晋南北朝儿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保持家庭人丁兴旺,求子活动在各阶层范围内盛行。各阶层求子方式多样,既有以求助佛、道、地方神只为基础的信仰求子,又有以医学为依据的医方求子。求子活动的频繁与多样反映了古代家庭、社会对子嗣的重视。及生命在母体孕育,胎教便提上生命历程。胎教起源于贵族阶层,历来为世家大族所重视。为培养德行兼备的子弟,士族从择偶开始便为胎教积极准备,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胎教理论与方法。然而,即使在士族阶层亦存在着堕胎的风险,堕胎的原因不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夫妻纷争、妻妾不谐、父死母嫁等家庭因素引起的堕胎,二是孕妇胎养不当而引起的堕胎。而养胎方法有二:一是以巫术为指导养胎。各阶层孕妇以信仰为基础,寻求神只、巫觋帮助,保佑孕妇母子平安。二是以医学为指导的养胎。各阶层孕妇以医学作为指导,根据时节制定养胎方案;重视安胎药物的作用;千方百计避免疾病,如不幸染病,又积极予以治疗。总之,孕妇为胎儿健康孕育尽最大的努力。生命不易,弥足珍贵,家庭、国家对婴、幼儿的养育均十分重视。从家庭角度看,父母千方百计为婴、幼儿创造良好环境,在抚养婴、幼过程中,父、母角色不尽相同,承担的任务各有分工。母亲主要负责婴、幼儿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而父亲则主要承担起教育婴、幼儿的责任。从国家层面看,国家从法律、政令等方面矜恤婴幼,力图减轻抚养人的生活重担,以保证婴、幼儿在国家、社会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孕育生命本是值得庆贺的喜事,然而与此截然相反,生子不举与鬻子不养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普遍。这种现象有其存在的深刻根源,原因主要有三:战乱、贫困、赋役沉重等社会因素是这一现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庭不谐、乱伦、重男轻女等家庭因素是其存在的又一诱因;同时,生育风俗禁忌又是这一现象存在的另一原因。生子不举与鬻子不养对社会及家庭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为此,官府积极采取措施,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并取得了一定的良效。家庭是儿童生活的温床,儿童首当其冲受到父母的教养与影响。儿童与父母之间关系密切。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既遵循礼制规范下的伦理道德规范,又靠情感体系下骨肉亲情维系。在礼制规范下,父亲是家庭权威,父子关系相对单一,形成以父亲为核心的一元次序。父尊子职,父亲的神圣地位不容侵犯,父亲的权威通过教育幼子得以实现。相对于父子关系,母子关系较为复杂,儿童与母亲的关系不仅受到礼制的约束,更受到家庭核心人物——父亲的影响,父亲在母子关系上有极大的发言权。在情感体系下,父母角色又有新的定位,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摘下威严的帽子,与幼子亲情互动,勾勒出一幅幅父慈、母爱、子亲的画面。在礼制与情感的双重作用下,父母不仅见证了幼子的茁壮成长,而且享受了难得的天伦之乐。同时,在亲子关系中,儿童虽然年幼单纯,但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们以实际行动自下而上影响着父母,刷新其在父母心目中稚嫩形象。儿童与父、母的关系并非是哺育与教养的单向驱使,而是相互影响、共生互动的双向联系。儿童由天真无邪到知书达理,这一重大转变得益于教育的力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童蒙教育形式多端,官学、私学、家庭教育均起到重要作用。此时,虽然官学时兴时废,但小学教育行而不辍,不失为艰难生存的官学教育中一道靓丽的风景。官办小学因其性质所定,旨在培养谙熟儒家经典的名士,进而为统治阶级服务。然则,就教育内容而言,小学在汉代教育的基础上,表现出这一时代的诸多特色。一是佛教传入为小学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出现“婆罗门书”等异域书体。二是教材种类多样化,明贤时彦以汉代蒙书为基础对其进行校注与增删,有些名家甚至亲自撰写蒙学教材,极大的丰富了蒙学读物的种类,丰富了蒙学教育的内容。相比于官学,私学中的童蒙教育更为繁荣,求学方式、教育内容、师生关系三方面均表现出多样性的时代特点。儿童受百花齐放思潮之影响,可以汲取不同营养,学习不同内容;由此,其成长、成才亦形成不同的发展轨迹。作为儿童中的特殊群体,孤儿命运坎坷,若要立足于社会,需要国家、社会、家庭的关注与帮扶。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统治阶级意识到孤儿生存的艰辛,重视孤儿救助这一社会问题,积极采取措施救助未成年人,官府从政令、制度方面入手矜恤婴幼,使孤儿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然而,仅有官府保障措施远远不够,孤儿还需要宗族的关爱、乡里的救济,朋友的慷慨、佛教的布施。不同阶层共同形成合力,救孤儿于危难。孤儿的生存对社会稳定与发展,家族兴旺与繁衍均有重大意义。儿童游艺虽为“小儿之戏”,却是儿童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世家大族对儿童游艺不以为然,他们更推崇儿童“弱不戏弄”,希望儿童幼年向学,早慧、早熟;世家大族的儿童游艺观与儿童的天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儿童离不开游艺,儿童游艺不仅是小儿之戏,而且蕴含了深刻的内涵。儿童通过丰富多彩的游艺活动,展现了童年的快乐与纯真,预示了人生未来发展的方向,增进了与父母之间的亲情互动,折射出强烈的时代特征,锻炼了社会参与意识。从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游艺反映了儿童童真、童趣、童志、童智等不同层面。

何浩^[4]（2017）在《论《世说新语》中的家庭教育及对现代家教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家庭教育”是整个人生教育的基础和起点,对个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便十分注重家庭教育,在《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与家庭教育相关的篇目。当时的魏晋士族们已经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在实施家庭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得到相应有效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分布于《世说新语》的各个门类中。这些教育理念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失去价值,反而延续至今,历久弥新,在提供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给予现代人启迪,并成为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本文立足于魏晋士族的家教,将《世说新语》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魏晋时期家庭教育体系,探究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本文还将书中与教育相关的零散部分整理归纳,加以分析阐释。最后根据现代家教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结合《世说新语》中传递出的教育理念,提出一系列切实有效的解决对策。

宋倩云^[5]（2017）在《魏晋南北朝士族家庭教育研究》文中提出魏晋南北朝,虽然大一统局面被打破,但它上承秦汉文明,下开隋唐文化先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士族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势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政治、文化使命,对历史发展影响巨大。同时,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的特殊阶层,更成为中古文化的主体,学术传承的主要承担者,尤其官学不振之后,门阀士族的家庭教育在延续中华文明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深度和广度上把家庭教育推向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士族大行其道,影响力甚大,门阀社会形成,为保持其家门长盛不衰,家庭教育成为培养人才的关键。加之官学教育呈时兴时废之状态,且兴比废长,门阀士族在其家族、家庭内部更加注重发展教育,以家诫、家训为主是门阀士族家庭教育特色,部分地承担起了传承儒学思想和延续中华文化之责任,使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得以在混乱、动荡的混乱社会中保存下来,并且赢得新的发展契机。魏晋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家庭教育模式沿袭汉代以来儒学教育为纲的传统,但是,在内容上,完全突破了两汉时期皓首穷经的旧有范式,不断地把玄学、佛学、文学、艺术、道学、史学、科技等等内容融合到家学传授中来,大大扩展并丰富了教育的内容。门阀士族的家庭教育蓬勃发展,日臻鼎盛。对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研究,关系到对魏晋南北朝历史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对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家庭教育的研究,又与中国传统的教育密不可分。通过家庭、家族教育,可以拓宽研究视角,更准确地把握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的过程;通过对家庭、家族教育的研究,亦可窥探家族文化之精华,进而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的浩瀚多姿。

孙振杰^[6]（2017）在《南朝国家教育与文学整合》文中研究说明相比于门阀政治的东晋,南朝皇权的控制力得到了加强。皇权借助于策试选举,强化了国家教育,掌握了人才的控制权。同时,国家还借助于策试选举,对各种教育资源加以整合,使其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性。在国家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文学活动所受的影响比较突出。本文所关注的,就是南朝国家教育是如何发展自身,并配合皇权需要整合文学活动发展这一问题的。本文正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南朝国家教育的基本制度。认为南朝较之前更重视国家教育,在教育机构的设置上也突破了两汉以来以太学、国子学为核心的单一教育格局。同时还利用私学教育发达的时代特点,采取私办官助的形式开设了四学、五馆等教育机构,有效实现了教育规模的扩大。同时,南朝国家教育还改变了两汉以来以儒家经学教育为主的单一内容,创立了如“儒学”、“玄学”、“文学”、“史学”、“阴阳学”、“律学”等专科教育,同时倡导“实用”教育,压缩了士族阶层的权力空间。在国家教育制度与文学活动整合方面,国家教育立足京城,使得文学家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以京城为中心的集聚性特征。再加上教育在国家选举中的作用日趋加强,寒素阶层日渐崛起,围绕政治和权力呈现出文士集团化发展的趋势,文学集团也逐渐增多,驱动了南朝文学的发展。此外,国家对文学价值取向的管控也逐渐增强,“文”成为世人“获罪”和“进身”的重要原因。第二部分梳理了南朝国家教育的内容,总结了其特点,并就其对文学理论的整合情况进行了论述。南朝的国家教育尽管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但核心内容还是儒家经学。同时由于魏晋以来的玄学传统,玄学在国家教育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为了在南北朝的意识形态争夺中获取统治地位,南朝统治者普遍崇信道教与佛教,国家教育多杂宗教因素,尤以佛教为胜。另外,随着重文风气的强化,以“属文”为目的的文学专科教育也得到发展。国家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内容的规范,整合、引领了当时的文学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南朝以“征圣宗经”为基本理念的文学理论着作与文学总集的大量出现。国家籍此树立了文学典范,目的就是利用文学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塑造并维护国家形象。第三部分着意于国家教育方法对文学活动的影响问题。南朝国家教育的方法从历史承袭而来,主要有赏识法、讽诵法、模仿法、辩难法。赏识法主要发生在利益相关的群体之中,着力于提升被赏识对象的信心,对文学的集团化发展和文学的传播有积极意义;讽诵法以识记和吟诵为基本内容,对文学“隶事”、“征事”、“用典”的发生有推动作用,对文学类“类书”的发展也有影响。同时由于讽诵“以音声节之”的需求,对南朝文学在音韵方面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模仿法强调以经典为模仿和拟作对象,促成了文体范式的形成,使文学的技术性得到强化,推动了文体形式化发展的趋势,对”文学早慧”有积极影响;辩难法以问答为基本特征,在与玄谈融合后,对文学重视语言修辞的形式化发展有一定影响,同时“难”作为文体,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第四部分主要从文学角度来反观南朝国家教育。认为南朝文学对国家教育的反映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国家教育活动的记录,以兴学诏和劝学文为主;二是对国家教化的呈现和鼓吹,以应制文学、通俗文学（辅教书等）为代表,宣扬忠君、孝道、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研究认为,南朝文学活动是与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的,有着鲜明的事功倾向。本文在关注国家教育和其文学整合作用的同时,还就教育和文学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如萧梁“五馆”的成立时间、南朝“太学、国学、国子学、国子太学”的内涵、“集雅馆”的职能、南朝”文学早慧”等名物制度问题进行了考辩,对一些争议性问题也给予了教育学的阐释。

刘佳^[7]（2016）在《明代社会中的神童与神童观念》文中认为史籍对神童这一群体的书写与记录,是探察揭示中国古代社会早慧儿童面相的重要维度。与以往朝代相比,明代的神童仍旧承袭了官方认定与培养传统;不同的是,明代社会文化场域中的神童观念藉由资料的留存,有了更为清晰多样的面貌,以神童苏福为例,他的形象在地方社会和周遭舆论的建构中,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体系的要素指标,发挥教化功能;时人对神童寿夭、贵贱、贤愚的品评论证、猜测想象亦可作为明代社会文化寻异猎奇的一种表征;这一时期,神童以及通过标榜神童传达的教育理念,乃至价值观,通过童蒙教材的传播,更为广泛地影响着普通孩童的生活世界;最后,回归神童本身,从早年被冠之以神童之名的士人的儿时回忆中,可以看到先天的资质要与良好的家庭教育与后天的勤奋努力相结合,才是其成功成才的必备条件,对于子弟的教育,他们同样提倡早教并积极付诸心力加以督导。

陈恩黎^[8]（2013）在《“祛魅”时代的神童——论《世说新语》中的童年文化》文中研究说明《世说新语》中的神童叙述虽然呈现了其作为笔记小说的某种虚构性,但同时也保存了魏晋时期士族阶层对儿童复杂、真实的心态。这种心态可谓既激进又保守、既自然又做作。透过它,我们得以窥探传统中国儿童所承受的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欲望诉求以及中国积淀最深的文化偏执。

高鸿鹏^[9]（2013）在《魏晋时期儿童家庭教育论略》文中研究表明魏晋是一个重视儿童教育的时代,尤其是儿童的家庭教育得到极大发展。魏晋时期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玄学为新兴内容。家庭教育方式注重言传身教,塑造人格。特点是玄儒兼涉,文化开放,重视家学传承,书训教学,培养出长于思考、雅善言谈、沉着冷毅的群体素质。魏晋时期儿童的家庭教育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研究儿童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借鉴。

张慧^[10]（2011）在《刘宋谢氏家风与家学及文学创作活动》文中认为目前对陈郡谢氏家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谢氏家族文学成就较高的成员身上,像谢惠连、谢灵运、谢脁等,重点在于他们与山水诗的关系以及诗歌的艺术特色,将谢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家风与家学及文学创作活动的还不多见,本文就以刘宋谢氏家风与家学及文学创作活动为研究对象,从家风和家学的角度研究家族传统对其子弟文学创作活动的影响,重点论述在共同家风与家学的影响下他们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个性与共同。本文重点论述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从史书有传人物算起,陈郡谢氏从谢裒、谢衡代开始,至谢贞、谢靖代终结,连绵近三百年,此过程中受时代风气、时局变迁的影响,他们家族地位的起伏更迭不断,其中一个方面的标志就是官职的升降变化,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多成果,在此就不再做过多论述。另一方面的标志即联姻状况。魏晋南北朝流行门第婚,为了世代垄断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保持贵族血统的纯粹,他们在婚姻问题上十分讲究门当户对,在姻家的选择上都以地位与自己相当的作为对象。因此,一个时代的联姻状况可以反映一个时期这个家族的政治地位,所以在做谢氏家族概述时,文章重点论述婚姻状况对谢氏家族兴衰的反映。其次,魏晋时代,社会主流思想是老庄玄学,一个家族家族声誉的取得除了要在政治上跻身高位,经济上富足充裕之外,在思想上还要与时代合流。因此,陈郡谢氏自谢鲲开始,改变了父辈的习儒风尚,由儒入玄,开启了“雅道相传”的名士家风。“辨名析理,善谈玄言”、“纵情丘壑,幽游山林”、“跻身政治、处世遗权”等行为方式是这种名士风气的具体体现。这一风气,在谢鲲时开启,到谢安时奠定,以后代代相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崇儒风气在谢氏家族中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儒家孝悌思想,它退居到家族内部,规范着家族成员的礼仪风度,成为保持家族安泰的内在凝聚力。这两种思想共同规范着谢氏的家风。另外,谢氏家族人人善文,且着述多,流传广,被人称之为文学世家,文学作为谢氏家学代代相传。在文学史上,谢氏家族对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谢安、谢尚、谢万等人用山水自然谈玄,初露描写山水风光的端；谢混开始有意识的扭转玄言风气,创作山水作品；谢灵运以他才思富敏的才情,开创了山水诗派；到最后谢脁时继承发展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最终奠定了山水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山水诗终于在谢氏家族手中成就。再次,对于出身同一家族的作家来说,他们接受共同家族的遗传和影响,往往表现出相似的性格气质,这就使得他们的创作表现出共同的思想倾向和审美风格,就陈郡谢氏而言,尚玄崇儒、内儒外玄的家族风气,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表现出相同的特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在感情趋向上有一致性,即对宗族的强烈认同感和兄弟侄子之间亲情的咏颂；二是在文学创作特点及题材选择上有一致性,即共同致力于山水诗文创作,形成清新俊丽的文风。文章最后附有谢氏家族世系表。

二、芝兰玉树生阶庭——《世说新语》中神童现象与魏晋家庭教育论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芝兰玉树生阶庭——《世说新语》中神童现象与魏晋家庭教育论略（论文提纲范文）

（1）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魏晋时期“神童”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魏晋南北朝儿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世说新语》中的家庭教育及对现代家教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5）魏晋南北朝士族家庭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南朝国家教育与文学整合（论文提纲范文）

（8）“祛魅”时代的神童——论《世说新语》中的童年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9）魏晋时期儿童家庭教育论略（论文提纲范文）

（10）刘宋谢氏家风与家学及文学创作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四、芝兰玉树生阶庭——《世说新语》中神童现象与魏晋家庭教育论略（论文参考文献）

• [1]魏晋南北朝蒙学教育研究[D]. 张梦瑶. 曲阜师范大学, 2019(12)
• [2]魏晋时期“神童”现象研究[D]. 董冠男. 辽宁大学, 2019(01)
• [3]魏晋南北朝儿童研究[D]. 周海燕. 郑州大学, 2018(11)
• [4]论《世说新语》中的家庭教育及对现代家教的启示[D]. 何浩.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5]魏晋南北朝士族家庭教育研究[D]. 宋倩云. 江西师范大学, 2017(04)
• [6]南朝国家教育与文学整合[D]. 孙振杰. 郑州大学, 2017(08)
• [7]明代社会中的神童与神童观念[J]. 刘佳.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16(00)
• [8]“祛魅”时代的神童——论《世说新语》中的童年文化[J]. 陈恩黎. 中国儿童文化, 2013(00)
• [9]魏晋时期儿童家庭教育论略[J]. 高鸿鹏. 黑河学院学报, 2013(01)
• [10]刘宋谢氏家风与家学及文学创作活动[D]. 张慧. 延边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