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林业科技名人

一、江西省林业科技名人（论文文献综述）

郑瑶^[1]（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说明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昊^[2]（2016）在《基于地域文化营造的江西省休闲农业园规划研究 ——以吉州区现代休闲农业示范园总体规划为例》文中认为休闲农业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趋势,是将传统农业与旅游业完美结合的产物。在我国休闲农业园蓬勃发展之际,缺乏自身特色、文化内涵薄弱等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本文从地域文化营造的角度对江西省休闲农业园规划设计进行研究,旨在为休闲农业园规划设计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和方法,从而提升江西省休闲农业园的整体形象与核心竞争力。首先对江西省具有代表性的休闲农业园进行实地调研,总结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农业基础以及历史文化五个方面的发展优势条件。而在地域文化景观营造中则存在风格紊乱、盲目模仿、村貌恶化、特色宣传较差等四大方面的问题。其次提出基于江西省地域文化的休闲农业园景观营造策略。挖掘与整理休闲农业园中区域文化型、生态景观型、古村聚落型、书院文人型、特色农产型、传统工艺型与民风习俗型七大地域文化景观元素是该营造手法的首要步骤。接着通过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两大类地域文化景观载体来进行规划设计,其中物质性地域文化景观通过地形、建筑、道路、植物、水体以及景观小品进行营造,而非物质性地域文化景观则体现在日常休闲活动、节庆休闲活动以及旅游商品中。同时通过对典型案例--江西省凤凰沟现代农业示范园进行分析,从实际项目中提炼出具有借鉴价值的地域文化景观营造方法。最后,将基于地域文化的休闲农业园景观营造策略运用于吉州区现代休闲农业示范园的总体规划中。通过实践案例来证明本文所研究理论具有可实践性与可利用性。

敖孔华,张敏,陈鑫峰^[3]（2009）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现代林业又好又快发展——中共国家林业局党校第三十三期党员领导干部进修班赴江西省教学考察报告》文中提出2008年11月21—29日,中共国家林业局党校第33期党员领导干部进修班全体学员赴江西省开展了教学考察和林业工作调研。这次教学考察和林业工作调研的收获和体会包括抓住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机遇,着力推动林业再上新台阶;坚持弘扬江西林改精神,着力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程;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着力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措施等六个方面。

江西省林业厅^[4]（2009）在《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 努力开创全省林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是江西省林业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一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国家林业局的关心支持下,全省林业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按照"生

察应坤^[5]（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田慧^[6]（2020）在《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艺术研究》文中提出书院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在千年文化传承中担当着重要的物质载体作用。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中,古书院不仅承载着文化使命,更展现着书院景观的双重特性。古书院环境景观与儒家礼制思想相辅相成,同时书院的发展变迁与其环境景观的发展同脉相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书院环境景观空间特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江西古书院在中国古书院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历代书院为全国之最。通过对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的研究,可进一步了解江西古书院人文和自然景观及其各景观要素间的布局形式,为古书院环境景观的发展提供参考,进而还可以提高人们对书院园林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为书院的传播与发展进一步加速。此外,古书院环境景观的建设和其本身静谧的氛围亦可为相关的专家学者提供疗养之地和学术研究之所,既可修养身心又可交流学术思想,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查阅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调研法、美景度评价法和归纳总结法,选取江西省内着名的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潋江书院和仰山书院作为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样地进行研究,分析四所古书院发展历程、书院的植物景观、主体建筑、道路铺装、水体景观、人文景观各要素间的平面布局手法及景观组成效果,掌握其环境景观空间布局规律,总结影响古书院环境景观的景观要素,探索各书院环境景观空间特征,为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的发展提供参考。根据白鹿洞书院与鹅湖书院的面积和实际情况,本文选择相应数量的样地景观作为江西古书院美景度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经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公众与专业人员两大群体对两所书院的审美偏好相一致。然而总体来讲,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评价人群,相对鹅湖书院而言,白鹿洞书院的环境景观分值更高,表明其景观效果更好。此外,在对江西四所古书院进行环境景观现状分析的同时,并结合美景度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总结出江西古书院存在的普遍问题,其中以植物景观、水体景观和人文景观三个大方向为主要问题所在,并针对所提出的问题寻根究源,从而提出相对应的优化策略,为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的进一步发展增添助力,也为其它园林景观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及社会的发展情况,并结合书院自身特性和江西古书院所存在的三大问题,以金溪仰山书院为例,对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进一步的发展提出新的发展思路,使其在保留书院主体建筑和碑刻的同时,对其各景观要素进行现代化理念的融合,将书院新景观与旧景观相结合,以打造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仰山书院新风气。

高宏^[7]（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殷立新^[8]（2019）在《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古树名木资源调查与特征分析》文中认为江西省森林资源丰富,古树名木种类繁多。古树名木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科研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美学景观价值和社会公益价值等多种价值于一身。开展古树名木资源的调查与保护对于我省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弘扬生态文化等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以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为调查区域,以每木调查法获得古树名木的基础数据,分析古树名木的种类特征、分布特征和生长特征等,以期为该区域古树名木资源与后续资源的保护,维护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前期基础。结果分述如下:古树名木作为林木种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历史、文化、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文在查阅当地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查与走访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资源开展了逐株每木调查、数码拍照、并建立电子档案,对古树名木的种类、结构、年龄和权属等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在种类特征上,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共有古树名木272株,其中古树有269株,名木有3株,隶属19科27属28种。以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和枫香树Liquidambar formosana为优势种,分别占古树名木总数的28.68%和27.57%;2)在结构特征上,平均树高超20m的古树有银杏Ginkgo biloba、枫香树Liquidambar formosana和喜树Camptotheca acuminate,平均胸径居前三的古树有银杏G.biloba、锥栗Castanea henryi和香樟C.camphora,平均冠幅居前三的古树有银杏G.biloba、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和香樟C.camphora;3)在年龄特征上,一、二、三级古树分别有52株、85株和135株,分别占19.12%、31.25和49.63%,总体上呈金字塔型结构。以香樟为例,分析树龄特征与结构特征的相关性发现胸径与树龄的相关性最高;4)在权属特征上,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名木96.69%属国家和集体所有。这些结果为开展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古树名木资源的保护,维护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其它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和宝贵的林木种质资源。本文通过每木调查法对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古树名木的分布特征开展调查。结果表明:1)在水平分布上,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名木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较好的罗亭镇和太平镇,占61.40%,且以枫香树L.formosana和香樟C.camphora为主;2)在垂直分布上,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名木主要集中分布在200m以下,占总株数的68.38%。海拔超过200m以上区段,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古树名木的分布数量逐渐降低;3)在生境分布上,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名木分布以村旁和林地居多,占总株数的67.28%;4)在地形分布上,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名木分布集中分布于平坡（37.5%）、阳坡（90.44%）以及平地（43.38%）中;5)在集群分布上,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名木以散生为主,占总株数的83.46%。这些结果为该区域后续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料。古树名木作为珍稀的植物资源,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木资源中的精华,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本文从自身生长、人为干扰、管护措施、灾害损失等方面探讨了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272株古树名木的生长特征,并就4个结构层14个指标进行古树名木的综合健康评价。结果表明:1)在自身生长方面,生长处于濒危的古树名木占8.09%,2.57%的古树树体倾斜度较大,11.40%的古树名木出现顶梢或主枝断裂,只有5.15%的古树出现严重空心或腐朽,有4.41%的古树名木裸露整个根区;2)在人为干扰方面,有9.93%的遭人为踩踏严重,有12.13%遭受人为的机械损伤,有19.85%和24.63%遭外物捆绑和堆放杂物;3)在管护措施方面,当前还有24.26%的古树名木未安装铭牌,50.73%未安装石砌围栏;4)在灾害损失方面,有22种害虫、9种病害和11种寄居植物危害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古树名木,且主要以香樟C.camphora和枫香树L.formosana等乡土树种受害较重;5)通过14个指标的评估发现,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所有种类的古树名木健康指数均>3,表明该区域内的古树名木生长正常。这些结果为指导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古树名木的管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管文娟^[9]（2019）在《赣州南武当山丹霞地貌景观特征及其旅游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丹霞地貌以广东丹霞山最为典型而得名。“万山红遍映丹霞”,丹霞地貌以其强大的造景功能和绚丽的色彩为中国大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丹霞地貌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美学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的自然瑰宝。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丹霞地貌资源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广泛的国家。江西省丹霞地貌资源非常丰富,数量全国第一。龙虎山、龟峰作为江西省丹霞地貌的代表闻名全世界,被评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相关科学研究与旅游开发已经非常成熟、完善。但是作为江西省丹霞地貌重要组成部分的南武当山相关科学研究甚少,其国内知名度明显不足,严重影响其旅游可持续开发和龙南经济发展。因此,本文系统地研究赣州南武当山丹霞地貌景观特征及其旅游开发。通过野外实地勘查和文献查阅,对南武当山及周边区域地理概况、地质构造、地层岩石及其景观特征进行详细调查。区域内发育丹霞地貌的红层主要为晚白垩世河口组紫红色砾岩、砂岩。丹霞地貌景观包括石峰、一线天、洞穴景观等,为壮年早期丹霞地貌景观的典型代表,按成因将其划分为水流冲刷侵蚀型、溶蚀风化型、溶蚀风化崩塌型、崩塌残余型和崩塌堆积型等五种类型。南武当山生态景观资源和人文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区内及周边植物、动物种类较多。客家围屋建筑、佛教名胜古迹、历史名人、民间传说等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资源相互交织,极具旅游开发价值。结合SWOT分析法对南武当山景区地学旅游资源进行评价与分析,为景区旅游开发制定战略定位与布局。针对景区丹霞地貌科学研究程度低、科普展示建设滞后、旅游开发不足等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开发对策,包括:加强丹霞地貌科学研究、保护地质遗迹;加强合作交流、培养专业人才;融入客家文化,打造精品线路。

张鹏^[10]（2019）在《江西古代佛寺园林调查研究》文中提出江西地区山川秀丽,风景优美,历来就是文化昌盛,经济繁荣之地。江西在佛教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禅宗的出现和兴盛更是离不开江西文化环境的影响。本文以江西地区古代佛寺园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归纳、实地调研、个案研究、历史比较、图表绘制、综合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各时期的文史资料,梳理江西地区古代佛寺园林发展脉络,归纳其园林类型特点,从相地选址、造园技艺、要素及意境营造等方面总结江西地区古代佛寺园林特色。江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对于古代佛寺园林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经过研究将江西古代佛寺园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1）初传期—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江西地区成为最早开始传入佛教地区之一,此时佛寺园林并未出现。（2）转折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地区佛寺增多,至慧远于东林寺创建人工禅林开始,江西古代佛寺园林的兴建由此拉开序幕,此时的佛寺园林还是多利用自然景观造景,人工造景较少。（3）发展期—隋唐时期,江西佛教发展兴盛,多个宗派在江西创立,出现“一花五叶”的繁荣景象,佛寺园林的创建开始第一个高潮。此一时期园林发展兴盛,佛寺开始进入山林,融入更多的人工造园技艺,对于植物的运用也更加丰富,后期禅宗的出现使得佛寺园林开始文人化。（4）全盛期—两宋时期,禅宗逐渐兴盛,随着“五家七宗”的出现,佛教空前繁荣,佛寺大量进入山林,出现僧佛占山的高潮,佛寺园林更多的利用自然景观,景观更加丰富。宋代江西文人辈出,文人与禅僧交往促进佛寺园林发展和文人化。（5）成熟期—元明时期,这一时期江西佛教发展逐渐缓慢,数量不及前代,唯有禅宗依然鼎盛,佛寺园林承前启后。明代造园艺术发展兴盛,佛寺园林中出现更多的人工造景,筑池叠山、花卉种植等更甚前代。（6）成熟后期—清代,江西佛教逐渐落寞,这一时期新建佛寺数量较少,佛寺园林发展缓慢。这一时期佛寺园林创新较少,多是对于前代的修缮和继承。江西古代佛寺园林纷繁灿烂,数量众多,宗派林立而特色各不相同,佛寺园林更是以禅宗园林为主。江西古代佛寺园林以山林郊野地最多,擅于利用自然环境来营造丰富的园林环境,造园艺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熟,形成具有江西特色的佛寺园林。

二、江西省林业科技名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省林业科技名人（论文提纲范文）

（1）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地域文化营造的江西省休闲农业园规划研究 ——以吉州区现代休闲农业示范园总体规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 努力开创全省林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论文提纲范文）

（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6）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古树名木资源调查与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赣州南武当山丹霞地貌景观特征及其旅游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江西古代佛寺园林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江西省林业科技名人（论文参考文献）

• [1]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2]基于地域文化营造的江西省休闲农业园规划研究 ——以吉州区现代休闲农业示范园总体规划为例[D]. 陈昊. 江西农业大学, 2016(04)
• [3]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健全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现代林业又好又快发展——中共国家林业局党校第三十三期党员领导干部进修班赴江西省教学考察报告[J]. 敖孔华,张敏,陈鑫峰. 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01)
• [4]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 努力开创全省林业改革发展的新局面[J]. 江西省林业厅. 江西林业科技, 2009(01)
• [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6]江西古书院环境景观艺术研究[D]. 田慧.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8]江西梅岭国家森林公园古树名木资源调查与特征分析[D]. 殷立新. 江西农业大学, 2019(07)
• [9]赣州南武当山丹霞地貌景观特征及其旅游开发研究[D]. 管文娟. 东华理工大学, 2019(01)
• [10]江西古代佛寺园林调查研究[D]. 张鹏. 江西农业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