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婷[1]（2021）在《民俗学视野下的转基因食品谣言研究》文中提出
刘双[2]（2020）在《基于PCR技术的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检测方法研究》文中认为近些年,随着转基因作物种类及种植面积的增多,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种类也在不断丰富。转基因大豆是目前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经济效益巨大。针对其建立检测方法,对转基因食品的有效管理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转基因大豆ZH10-6是含有G2-EPSPS基因和GAT基因的耐除草剂大豆新品系,对广谱型除草剂草甘膦具有耐受性,在我国产业化应用前景广阔。本研究以该品系为试验材料,对其分子特征进行测定,设计引物并建立了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定性、定量检测方法。主要结果如下:（1）确定了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分子特征。该材料含有的外源基因为G2-EPSPS基因、GAT基因,含有CaMV35S启动子、CarMV35S终止子、NOS终止子等调控元件,外源基因插入拷贝数CaMV35S启动子为4拷贝、G2-EPSPS基因和NOS终止子为2拷贝、GAT基因、3’端侧翼序列和5’端侧翼序列均为单拷贝,外源基因插入位点为大豆基因组第17号染色体7980527-7980541之间。（2）建立了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普通PCR定性检测方法。引物浓度为0.4 μmol/L,退火温度为54℃时,对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扩增灵敏度可达到0.025 ng/μL,检出限为0.1%,经过加工品测试,该方法特异性高,满足2259号公告-4-2015对定性方法建立的要求,可用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转化体的定性检测。（3）建立了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多重PCR定性检测方法。边界A、边界B、边界C、边界D、内源Lectin引物终浓度分别为0.6μmol/L、0.3 μmol/L、0.1μmol/L、0.2μmol/L、0.05 μmol/L,退火温度选择为56℃,当ZH10-6含量大于等于1%时,可用本方法检测到。特异性测试显示特异性良好,可用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转化体的定性检测。（4）建立了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实时荧光PCR相对定量检测方法。经试验确定体系引物浓度为0.4μmol/L,探针浓度为0.2μmol/L,特异性测试结果良好,检出限为0.032%,定量限为0.16%。建立的标准曲线为:Y=-3.416X+30.257,在模板含量为0.0064%～100%范围内线性度大于0.995,扩增效率为95.4%～96.2%,满足2259号公告-5-2015对实时荧光PCR检测方法建立的要求,适合应用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进一步定量分析。（5）建立了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微滴式数字PCR精准定量检测方法。确定引物探针浓度为0.5 μmol/L,退火温度为60℃,本方法在RSD小于25%的情况下检出限为0.016%,定量限为0.08%,DNA含量与拷贝数间的线性关系为:Y=23.593X+40.205,线性度大于0.998。经加工品测试,本方法可应用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转化体特异性序列含量的精准定量研究。综上,本研究通过分子特征测定确定了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准确的序列信息,再设计引物,建立了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转化体的单重PCR定性检测方法、多重PCR定性检测方法、实时荧光PCR相对定量检测方法、微滴式PCR精准定量检测方法,为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的定性、定量检测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为该转基因大豆品系商品化后转基因产品成分检测提供了技术支撑。
李男[3]（2020）在《中印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与印度是目前世界上两个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且都具有人口众多,耕地面积相对不足等相似的国情,因此,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应用对两国预防和应对粮食危机,有效解决耕地不足,进一步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两国在对待转基因粮食作物产业化上却始终存在较大争议,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并限制了两国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立法上的进程。从目前美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进程来看,法律制度的配套和完善对一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产业化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比中印两国当前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立法,来比较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面对转基因生物技术上的立法态度、制度内容,探寻其背后各自的立法机理、模式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方向,并进而以印度的立法状况为镜鉴来检视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立法上之成败,从而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立法的体系化完善提供一些指引和帮助。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对转基因技术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进行分析和解读,接着探讨了何为转基因生物安全以及立法规制的必要性。继而分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理论基础,包括风险预防理论、利益衡量理论、合作规制理论,也为下文的启示提供理论来源。第二部分从立法演进、立法体系、立法原则三个方面展开,比较了中国与印度的立法概况,分析了中国与印度的立法差异性。第三部分比较中印的法律监管制度。首先比较了法律监管主体,具体制度以研发试验阶段、生产加工阶段、消费流通阶段、对外贸易阶段为划分依据,选取了风险评价制度、行政审批制度、食品标识制度、加工审批制度。第四部分是比较之后的思考,以同中国对比,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得失为视角,分析了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优势以及缺憾,继而从根源上分析了得失的成因。最后,总结出对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有益启示,以期为寻找转基因技术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生态环境与公众健康保护之间的平衡点提供参考。
白如金[4]（2020）在《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的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敌意媒体效应指观点对立的双方都主观认为客观、均衡的新闻报道偏袒对方,而于己不利的一种社会现象,其实质是个体的主观认知偏见。该理论自1985年问世以来,经过35年发展、完善,目前已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流理论之一。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关注,但多为引进介绍性质,缺乏量化实证研究。因此,在中国大陆开展敌意媒体效应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敌意媒体效应为出发点,结合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基本理论,以转基因食品议题为例,通过对全国6省（直辖市）6所高校843名高校学生关于转基因食品信息认知的实证研究,以及对55位采访对象的两次深度访谈,采用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社会参与、媒介素养三个方面探讨了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发现:1.敌意媒体效应是一种中等偏强的传播效果。2.总体来看,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社会参与、媒介素养是影响受众敌意媒体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为阐明三者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本研究借鉴火箭运行原理,形成敌意媒体效应的运行机制——火箭模型。模型认为,受众对媒介信息倾向性的感知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启动机制;受众的社会参与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的外部反馈机制;受众的媒介素养是敌意媒体效应的火箭模型的内部调整机制。三者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具体表现为:3.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1）从媒介形态角度看,不同媒介形态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感知存在显着差异。大众传播形态与人际传播形态存在显着差异、与混合传播形态的差异性不显着;人际传播形态与其他两组均有显着性差异。不同媒介形态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均能正向预测敌意媒体效应。从影响力大小上看依次为混合传播媒介形态、人际传播媒介形态、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媒介公信力在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关系。（2）从传播渠道角度看,主流媒介和非主流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均能显着预测敌意媒体效应,但两者在影响方向上存在差异。非主流媒介的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呈显着正相关,而主流媒介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呈显着负相关。媒介公信力在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社会信任感、社会公正感能通过媒介公信力调节信息倾向性感知与敌意媒体之间的关系。4.提高社会参与能显着降低敌意媒体效应。从社会参与类型上看,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不仅存在大小差异,在影响方向上也存在不同。具体来说,奉献型社会参与、倾向型社会参与能负向影响敌意媒体效应,但活跃型社会参与正向影响敌意媒体效应。卷入在社会参与和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价值相关卷入、结果相关卷入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的不存在显着相关。印象相关卷入与敌意媒体效应存在显着相关关系。5.提升媒介素养能显着降低敌意媒体效应。人际沟通误解感知在媒介素养与敌意媒体效应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媒介依赖和群体压力能够通过人际沟通误解感知调节媒介素养与敌意媒体效应的关系。本研究对媒介经营与管理、新闻报道组织与生产、受众舆论引导及政府社会治理等也有一定实践意义。
王金华[5]（2020）在《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末以来,伴随着生物科学技术的研究取得突破发展,转基因技术被积极应用到农作物的培植上。转基因作物开始商业化以来,其安全性一直饱受争议,国际上通常称其为“有风险的食品”。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科学界目前也没有给出一个统一明确的答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健康安全意识的增强,人们也越来越关心“舌尖上的安全”,越来越重视“是否吃的健康”等问题,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涉及到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及选择权,事关转基因食品市场的有序竞争。因此,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有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概述。本部分内容首先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包括转基因食品的涵义与特征、转基因农产品的概念及其与转基因食品的关系、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内涵及范围;其次,介绍了与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信息不对称理论、国家干预理论及倾斜保护理论;最后,从保护消费者安全保障权、知悉真情权及自主选择权,维护转基因食品市场有序竞争角度阐述了为什么要构建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第二部分: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现状及不足分析。本部分通过问卷调查和文献研究了解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现状,并对其在实践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主要表现在:立法存在大量空白、立法层级较低等法律制度不完善;标识目录范围过窄、标识的内容和形式规定过于宽泛、缺乏标识阈值规定及阴性标识不规范等标准制度的不明确;监管机构权责不明、监管力度不够及监管责任不严等监管制度的不健全;缺乏标识豁免制度和转基因科普工作不细致等配套制度不全面。第三部分:域外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本部分通过介绍域外美国、日本、欧盟三个国家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发展现状,总结出域外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即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确立严格的标准制度、完善监管制度。第四部分: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完善的建议与对策。本部分主要探讨如何健全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在立法层面上,通过提高立法层级、及时清理过时法规来实现转基因标识的有法可依;在标准制度上,需更新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规范标识的形式与方式、规定阈值和规范阴性标识;在监管层面上,需明确权责与分工、加大监管力度、明确监管责任;在配套制度上,需建立健全标识豁免制度、加强转基因食品科普工作。
刘中宇[6]（2019）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研究 ——对中国相关制度构建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转基因作物自其1983年诞生以来就不断地成为人类食品安全的焦点问题,鉴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既不能在短时间内被证实,所以关于它的安全性话题注定会长期处在人类社会的争论之中。在此情形下,通过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制度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显得尤为重要。但需要注意的是,法律通过标识制度赋予消费者知情权,其目的是通过法律手段对生产者施加影响来减小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性中的弱势地位1,告知消费者潜在风险的存在。但标识制度在给生产者赋予义务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生产者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此外转基因食品标识还能缩小国与国之间因为转基因技术差距带来的农业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是若在转基因标识上设置过于严苛的条件除了限制外国转基因作物进口也会妨碍本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及商业化。因此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需要综合权衡考虑消费者知情权、社会经济成本收益、国家农业、粮食安全、本国转基因技术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因素。为此各国出台了不同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来适应该国国情的具体需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澳大利亚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早期就已经开始种植生产转基因食品了,在转基因生物的管理上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两国在食品标准方面在1996就开始共同开始制定,而在2000年澳大利亚通过转基因法后,两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也是一致的,在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上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与中国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属于要求强制标识的制度,但中国目前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还较为不成熟,存在有立法结构不合理、立法层级低、标识要求不严谨等诸多问题。在此情况下,借鉴相似制度的成熟的发达国家经验有一定的必要性。本文首先讲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在食品标准合作上的渊源和历史,之后系统的梳理了两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包括立法结构、监管部门、具体标识要求等内容,之后从实际出发讲述了转基因食品标识在两国的具体实践并阐述了此套制度所发挥的价值及其成本,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分析了中国目前在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上的问题,最终通过比较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优劣差异,在明确价值定位、单独对转基因立法、合理划分各部门权限、具体改进标识要求以及增加惩处力度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逯凯歆[7]（2019）在《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应用的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历经传统农业时期的成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到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腾飞时期,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农业时期,生物技术的应用始终以自然规律为客观指导,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观,通过人工栽培与选择培育出更适于自然环境的作物。随着农业生产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农业开始依赖技术、机械以及大量的资源消耗,人类由依附、顺从自然转变为对自然的控制和驾驭,使传统自然伦理观面临解构、重构的危机。人类对自然的不断索取造成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为了减少人与自然的异化程度,近年来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系统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得以迅猛发展。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提升了农作物的产出率,有效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同时还提高了作物的品质,满足了现代人的不同需求。但是,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转基因技术就因其本身的技术特性,给社会、生态、人类自身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近年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争论,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使其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升到伦理问题。面对农业转基因技术产生的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经济伦理困境,在遵循伦理原则的基础上,从农业转基因技术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出发,提出具有建设性、有效性的解决路径,使公众更理性、更科学的的看待转基因技术,也使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向“善”发展,为人类社会生态系统提供更加合理的技术支持。因此,正确认识转基因技术及其带来的伦理困境成为包含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的课题。
潘玉[8]（2019）在《沟通“不确定性”：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文中认为2000年以来,转基因议题逐渐转变为全球性的社会公共议题,引发广泛关注。转基因技术与应用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各方对转基因的争论从未终止,科学的“不确定性”特征突显。相对于其他公共议题的知识构建,科学议题有其特殊性:一方面,由于科学议题造成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媒介场域中的各利益相关者都可能会传达有效信息之外的信息,造成科学认知的混乱;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由于知识结构与个人经历的局限,很难直接对某一科学知识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因而,公众对于转基因议题的科学认知与理解往往更容易受到媒介场域的影响,媒体在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中承担重要作用。由此,本研究通过对转基因这一科学争议中的“不确定性”进行综合而深入的考察,帮助社会各方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内涵,参与科学决策,从而缓解当前日趋矛盾的科学争议。媒体通过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用,为科学的“不确定性”沟通提供知识对话空间与传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与规避转基因所引发的科学风险,从而减缓社会公共危机。同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反映出科学议题的知识表征特征、实践规律与协商机制的转向,研究试图从理论层面完善与扩展科学知识传播内涵与理论框架。本研究较全面地论述了媒介与科学知识建构的关联性研究,搭建了媒介建构科学知识、引导科学理性的阐释框架,体现了科学传播领域的现实关切与理论关照,赋予该研究领域一定的创新性。本研究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围绕科学的“不确定性”这一核心话题,就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语境及其要素研究、“不确定性”呈现内容研究、“不确定性”沟通意义研究、“不确定性”管理研究逻辑,探究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知识实践、知识争论与知识共享。研究分为四大部分:第一,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考察。“不确定”语境有哪些要素?呈现出怎样的语境特征?第二,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变迁与知识实践研究。基于“不确定性”语境特征,从历时性维度,研究选择中美媒体关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为研究文本进行梳理与总结,进而探讨不同社会语境下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注意周期”与空间互动特征;从共时性维度,研究就议题内容、消息来源、话语立场与知识属性四个方面考察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过程。第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研究。依据反思冲突、化解冲突、超越冲突的研究逻辑,探讨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如何围绕科学争议的“不确定性”展开知识的协商与对话?媒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采用哪些话语修辞策略?科学与社会之间如何达成知识对话与共识?第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探究。如何反思风险社会的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怎样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对转基因科学知识的理解?进而对我们反思科学知识传播的理念与模式有何启示?研究试图通过对上述研究问题的探讨,考察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实践,并基于更宏观地社会语境,思考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研究以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为研究对象,选择2000-2018年期间的媒体报道本文进行话语分析、对比分析与个案探究。通过阐释转基因议题的话语建构特征反映科学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社会各相关利益主体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并在科学话语的互动协商中将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整合,形成日常化的、已被社会接受的“公共知识”,进而参与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与“不确定性”管理过程中。因此,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社会中,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争议与冲突的释放与调试需要科学的对话与理解,完善与提升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以加强科学知识理解,搭建基于科学议题的“知识联盟”可实现转基因这一争议性科学议题传播的知识共享与理解,探索和推动多样化社会讨论与科学对话方式的形成,以消除知识间的差异与不对等,管理争议性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科学“不确定性”,进而助力科学决策的制定与完善。
牛草草[9]（2019）在《豫北某市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和行为的调查研究》文中指出背景转基因作物自商业化种植以来,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因其在提高粮食产量、改善作物营养和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突出优势,转基因作物在种植种类和种植面积上,均具有空前的发展和提高。但是,转基因食品本身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目前,转基因食品已经进入千家万户,它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将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视野开阔,接受新事物快,对周围人影响力大等特点。因此,本文以豫北某市为例,调查当地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及行为等情况。目的了解当前豫北大学生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和行为现状,初步探究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提出转基因食品健康发展的建议。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对所调查对象按年级分为六层,包括大一至大五和研究生,为了使样本更有代表性和可比性,我们假定每层调查人数相等、层内男女比例相等,选取豫北某市三所高校共计1250名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大学生基本信息、大学生转基因食品认知、态度和行为等情况。由专门培训的调查员进行调查,数据录入采用EpiData3.1,统计分析采用SPSS20.0软件包。结果1.大学生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 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率为61.1%,不同大学、性别、专业、年级、收入和支出的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了解水平不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大学生转基因食品知识得分相对较高,大学、年级、专业和收入对其有影响。2.大学生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情况 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表示“中立”居多,大学、性别、年级和专业是其影响因素。大学生在转基因食品的优缺点上都予以肯定。多数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进入自家餐桌持“中立”态度。93.5%的大学生认为转基因食品应该标注转基因标识,当购买的转基因食品无转基因标识时,有973人（82.7%）表示自己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受到侵犯。大学生转基因食品认知对态度有影响。3.大学生转基因食品的行为情况 90.4%的大学生表示自己很少食用或不清楚自己是否食用转基因食品,年级不同的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的主动购买和食用程度不同。购买食品时,几乎不看或偶尔看转基因标识的大学生占74.5%,这与76.3%的大学生认为转基因标识影响自己购买转基因食品相违背。大学、专业和支出是大学生在购买食品时查看食品标签的影响因素。大学生主要通过电脑和手机等网络新媒体了解转基因食品信息。4.大学生转基因食品购买意愿及影响因素 价格相等时,有814人（69.2%）选择购买传统食品,大学、性别、年级和收入是其影响因素。当转基因食品价格降低20%～30%时,其中有528人（64.9%）会选择购买转基因食品。大学生对改善营养的转基因食品表现出更大的购买意愿。大学生转基因食品认知和态度对购买意愿有影响。影响大学生购买转基因食品的主要因素是安全性（1027人,87.3%）、营养价值（780人,66.3%）和价格（480人,40.8%）。结论1.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知晓率相对较高,大学、性别、年级、专业、收入和支出是其影响因素。2.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偏正面,大学、性别、年级和专业是其影响因素。3.大学生对转基因食品的行为偏保守,大学生认知、态度和购买意愿对其有影响。4.安全性、营养价值和价格是影响转基因食品发展的重要因素。
于川[10]（2017）在《实践哲学语境下的生态伦理研究 ——保罗·汤普森哲学思想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是以当代美国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B.Thompson）的农业主义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一个有关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哲学认知与人类行为框架。这个框架结构以人类的农业行为作为视角,并将农业及其实践视为一种人类生存行为,以及生存需求的现实、技术认知及思维表达。本论文的研究内核是保罗·汤普森的"耕种可以作为聚焦实践"的哲学观点,并以此作为立论核心展开本论文的逻辑建构与论述进程。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价值建构的"异体-同构-中心"哲学形态、生态多样性伦理和生命行为的固有价值、生存需求与生态伦理的容摄、生态伦理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四个部分。在逻辑上,它们体现着如下进路:首先,价值建构需要具备一定的哲学形态;其次,生态多样性与物种身份是生态伦理认知-实践体系中无法回避的主要内容;再次,生态伦理的实践性表达应该符合人类的生存需求;最后,整个生态关系认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科学技术的相关表达及其实践。这样的逻辑进程反映了在科学技术哲学的语境之下,社会对于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认知势必要求生态价值的建构要与技术实践有所通构;在另一方面,这也是在试图揭示科学技术在生态维持中的位置及作用、社会对于科学技术及其实践的态度是否完全与理性认知有关,以及技术与生态维持之间的对立关系能否获得基于人类生存意义层面的消解。本论文尝试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加深人与社会对于生态伦理相关表达与实践的认识,建构一个相对合适的关于生态-技术-社会的认知结构,以此获得生态伦理的哲学认知对于科学技术进化的交互性表达。在科学技术时代的背景下,社会对于生态关系的哲学认知的不断深化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化,最终都将汇聚在人类及其社会永续生存与发展这个主题。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概况 |
| 1.1.1 转基因技术 |
| 1.1.2 转基因食品概况 |
| 1.2 转基因食品检测方法 |
| 1.2.1 基于蛋白的转基因检测方法 |
| 1.2.2 基于核酸的转基因检测方法 |
| 1.3 转基因大豆背景及研发情况 |
| 1.3.1 转基因大豆介绍 |
| 1.3.2 转基因大豆种类 |
| 1.3.3 转基因大豆获得方法 |
| 1.3.4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简介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5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技术路线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材料与试剂 |
| 2.2 试验主要仪器 |
| 2.3 试验相关溶液及配置方法 |
| 2.3.1 琼脂糖电泳相关溶液配置 |
| 2.3.2 传统CTAB法DNA提取相关溶液配置 |
| 2.4 DNA提取 |
| 2.5 纯度检测 |
| 2.5.1 DNA提取 |
| 2.5.2 纯度测定 |
| 2.6 纯合性测定 |
| 2.7 外源基因筛查 |
| 2.7.1 普通PCR外源基因筛查 |
| 2.7.2 实时荧光PCR外源基因筛查 |
| 2.8 外源插入片段全序列及整合位点分析 |
| 2.9 转基因大豆外源插入片段拷贝数分析 |
| 2.10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特异性定性PCR检测方法的建立 |
| 2.10.1 基因组DNA提取 |
| 2.10.2 引物设计 |
| 2.10.3 引物初步筛选 |
| 2.10.4 特异性测试 |
| 2.10.5 体系和程序优化 |
| 2.10.6 灵敏度测试 |
| 2.10.7 检出限测试 |
| 2.10.8 适用性测试 |
| 2.11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多重PCR方法建立 |
| 2.11.1 样品基因组DNA提取 |
| 2.11.2 引物设计 |
| 2.11.3 引物特异性初筛 |
| 2.11.4 扩增体系建立及优化 |
| 2.11.5 灵敏度测试 |
| 2.11.6 检出限测试 |
| 2.11.7 适用性测试 |
| 2.12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实时荧光PCR相对定量检测方法的建立 |
| 2.12.1 基因组DNA提取 |
| 2.12.2 引物设计 |
| 2.12.3 引物初筛 |
| 2.12.4 体系优化 |
| 2.12.5 特异性检测 |
| 2.12.6 检出限和定量限测试 |
| 2.12.7 适用性测试 |
| 2.13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数字PCR精准定量检测方法的建立 |
| 2.13.1 基因组DNA提取 |
| 2.13.2 引物和探针设计 |
| 2.13.3 反应体系和条件 |
| 2.13.4 引物探针初筛 |
| 2.13.5 反应体系优化 |
| 2.13.6 特异性测试 |
| 2.13.7 定量线性范围测试 |
| 2.13.8 检出限和定量限验证 |
| 2.13.9 方法适用性测试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DNA提取 |
| 3.2 纯度检测 |
| 3.3 纯合性测定 |
| 3.4 外源基因筛查 |
| 3.4.1 普通PCR外源基因筛查 |
| 3.4.2 实时荧光PCR外源基因筛查 |
| 3.5 外源插入片段全序列及整合位点分析 |
| 3.6 转基因大豆外源插入片段拷贝数分析 |
| 3.7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特异性定性PCR检测方法的建立 |
| 3.7.1 引物初筛结果 |
| 3.7.2 特异性测试结果 |
| 3.7.3 反应体系和程序优化结果 |
| 3.7.4 灵敏度测试结果 |
| 3.7.5 检出限测试结果 |
| 3.7.6 适用性测试结果 |
| 3.8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多重PCR方法建立 |
| 3.8.1 引物特异性初筛 |
| 3.8.2 反应体系建立 |
| 3.8.3 反应体系优化 |
| 3.8.4 引物特异性测试 |
| 3.8.5 灵敏度测试结果 |
| 3.8.6 检出限测试结果 |
| 3.8.7 适用性测试结果 |
| 3.9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实时荧光PCR相对定量检测方法的建立 |
| 3.9.1 引物初步筛选 |
| 3.9.2 体系优化 |
| 3.9.3 特异性测试 |
| 3.9.4 标准曲线构建及线性度 |
| 3.9.5 检出限和定量限测试 |
| 3.9.6 适用性测试结果 |
| 3.10 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ZH10-6精准定量数字PCR检测方法的建立 |
| 3.10.1 引物初筛结果 |
| 3.10.2 微滴式数字PCR体系优化结果 |
| 3.10.3 特异性测试结果 |
| 3.10.4 定量线性范围测试结果 |
| 3.10.5 检出限和定量限验证结果 |
| 3.10.6 适用性测试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评述 |
| 1.3 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解析及理论基础 |
| 2.1 转基因技术 |
| 2.1.1 转基因技术的概念 |
| 2.1.2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
| 2.2 转基因生物安全 |
| 2.2.1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概念 |
| 2.2.2 转基因生物安全规制的必要性 |
| 2.3 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理论基础 |
| 2.3.1 风险预防理论 |
| 2.3.2 利益衡量理论 |
| 2.3.3 合作规制理论 |
| 第三章 中印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概况比较 |
| 3.1 立法演进比较 |
| 3.1.1 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演进 |
| 3.1.2 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演进 |
| 3.1.3 比较结论 |
| 3.2 立法体系比较 |
| 3.2.1 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体系 |
| 3.2.2 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体系 |
| 3.2.3 比较结论 |
| 3.3 立法原则比较 |
| 3.3.1 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原则 |
| 3.3.2 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原则 |
| 3.3.3 比较结论 |
| 第四章 中印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监管制度比较 |
| 4.1 法律监管主体比较 |
| 4.1.1 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监管主体 |
| 4.1.2 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监管主体 |
| 4.1.3 比较结论 |
| 4.2 研发试验阶段的安全评价制度 |
| 4.2.1 中国研发试验阶段的安全评价制度 |
| 4.2.2 印度研发试验阶段的安全评价制度 |
| 4.2.3 比较结论 |
| 4.3 生产加工阶段的行政审批制度 |
| 4.3.1 中国生产加工阶段的行政审批制度 |
| 4.3.2 印度生产加工阶段的行政审批制度 |
| 4.3.3 比较结论 |
| 4.4 流通消费阶段的食品标识制度 |
| 4.4.1 中国流通消费阶段的食品标识制度 |
| 4.4.2 印度流通消费阶段的食品标识制度 |
| 4.4.3 比较结论 |
| 4.5 对外贸易阶段的进口审批制度 |
| 4.5.1 中国对外贸易阶段的进口审批制度 |
| 4.5.2 印度对外贸易阶段的进口审批制度 |
| 4.5.3 比较结论 |
| 第五章 中印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比较的思考 |
| 5.1 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得失 |
| 5.1.1 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优势 |
| 5.1.2 印度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缺憾 |
| 5.1.3 成因 |
| 5.2 印度对完善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启示 |
| 5.2.1 判断利益关系趋势,寻求最佳法律效果 |
| 5.2.2 法律监管要找准预防限度 |
| 5.2.3 多部门合作规制,多方协商治理 |
| 5.2.4 细化相关规定 |
| 5.2.5 重视法律文化传统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研究生在读期间主要学术成果和获奖情况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文献发表时间 |
| 2.1.2 文献被引频次 |
| 2.1.3 文献学科背景 |
| 2.1.4 文献来源 |
| 2.1.5 文献关键词分析 |
| 2.1.6 文献研究主题分析 |
| 2.2 国外研究述评 |
| 2.2.1 两个阶段 |
| 2.2.2 四个特征 |
| 2.2.3 敌意媒体效应量的商榷 |
| 2.3 国内研究现状 |
| 2.3.1 台湾学界研究状况 |
| 2.3.2 港澳学界研究状况 |
| 2.3.3 大陆学界研究状况 |
| 2.4 国内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敌意媒体效应影响因素模型探究 |
| 3.1 访谈对象 |
| 3.2 资料分析与编码 |
| 3.3 访谈内容分析 |
| 3.3.1 信息倾向性感知的相关因素 |
| 3.3.2 社会参与的相关因素 |
| 3.3.3 媒介素养的相关因素 |
| 3.4 访谈结论 |
| 3.5 研究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数据采集与变量设置与测量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对象选择 |
| 4.1.2 研究议题选择 |
| 4.1.3 研究实验设计 |
| 4.2 数据采集 |
| 4.2.1 数据收集 |
| 4.2.2 数据筛选 |
| 4.2.3 数据录入 |
| 4.3 变量设置与测量 |
| 4.3.1 敌意媒体效应 |
| 4.3.2 信息倾向性感知 |
| 4.3.3 社会参与 |
| 4.3.4 媒介素养 |
| 4.3.5 卷入 |
| 4.3.6 媒介公信力 |
| 4.3.7 社会信任感 |
| 4.3.8 社会公正感 |
| 4.3.9 沟通误解感 |
| 4.3.10 媒介依赖 |
| 4.3.11 群体压力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1 媒介形态视域下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1.1 研究问题与假设 |
| 5.1.2 理论依据 |
| 5.1.3 研究模型 |
| 5.1.4 数据分析 |
| 5.2 传播渠道视域下的信息倾向性感知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 |
| 5.2.1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5.2.2 理论依据 |
| 5.2.3 研究模型 |
| 5.2.4 数据分析 |
| 5.3 结论与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参与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分析 |
| 6.1 引言 |
| 6.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6.3 理论依据 |
| 6.3.1 社会参与理论 |
| 6.3.2 卷入理论 |
| 6.4 研究模型 |
| 6.5 数据分析 |
| 6.5.1 描述性分析 |
| 6.5.2 验证性分析 |
| 6.6 结论与讨论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媒介素养对敌意媒体效应的影响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7.3 理论依据 |
| 7.3.1 媒介素养理论 |
| 7.3.2 认知失调理论 |
| 7.4 研究模型 |
| 7.5 数据分析 |
| 7.5.1 描述性分析 |
| 7.5.2 验证性分析 |
| 7.6 结论与讨论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敌意媒体效应影响机制分析 |
| 8.1 引言 |
| 8.2 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 |
| 8.2.1 研究理论 |
| 8.2.2 研究假设 |
| 8.2.3 研究模型 |
| 8.3 数据分析 |
| 8.3.1 描述性分析 |
| 8.3.2 验证性分析 |
| 8.4 访谈分析 |
| 8.5 结论与讨论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9.1.1 关于敌意媒体效应量的商榷:敌意媒体效应是中等偏强的传播效果 |
| 9.1.2 媒介信息的倾向性感知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启动机制 |
| 9.1.3 社会参与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的外部反馈机制 |
| 9.1.4 媒介素养是敌意媒体效应火箭模型的内部调整机制 |
| 9.2 研究意义、局限与展望 |
| 9.2.1 研究意义 |
| 9.2.2 研究局限 |
| 9.2.3 研究展望 |
| 9.2.4 应对措施 |
| 附录 |
| 1 访谈提纲 |
| 1.1 开放式访谈提纲 |
| 1.2 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
| 2 调研问卷 |
| 3 实验流程手册 |
| 3.1 第一组实验流程 |
| 3.2 第二组实验流程 |
| 3.3 第三组实验流程 |
| 4 实验材料 |
| 4.1 文字材料 |
| 4.2 视频材料(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或在投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奖励 |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概述 |
| 一、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 |
| (一)转基因食品的涵义与特征 |
| (二)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产品的关系 |
| (三)转基因食品与基因编辑食品的关系 |
| (四)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内涵与范围 |
| 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国家干预理论 |
| (三)倾斜保护理论 |
| 三、构建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
| (一)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 (二)保障市场竞争秩序 |
| 第二章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不足 |
| 一、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体系不健全 |
| (一)我国的立法现状 |
|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体系不完善 |
| 二、转基因食品标识标准制度不明确 |
| (一)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范围较窄 |
| (二)标识内容与形式缺乏细则规定 |
| (三)标识阈值无相关规定 |
| (四)阴性标识不规范 |
| 三、转基因食品标识监管制度不完善 |
| (一)监管机构权责不清 |
| (二)监管力度不够 |
| (三)监管失职责任不明 |
| 四、转基因食品标识配套制度不全面 |
| (一)未建立标识豁免制度 |
| (二)转基因食品科普工作不细致 |
| 第三章 域外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考察 |
| 一、域外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现状 |
| (一)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现状 |
| (二)欧盟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现状 |
| (三)日本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现状 |
| 二、域外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建立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 |
| (二)规范标识的标准制度 |
| (三)健全标识的监管制度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建议 |
| 一、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法律体系 |
| 二、细化转基因食品标识标准制度 |
| (一)更新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 |
| (二)明确标识内容与形式 |
| (三)增加标识的阈值规定 |
| (四)规范阴性标识制度 |
| 三、健全转基因食品标识监管制度 |
| (一)厘清监管机构权责 |
| (二)加大监管力度 |
| (三)明确监管责任 |
| 四、优化转基因食品标识配套制度 |
| (一)建立转基因食品标识豁免制度 |
| (二)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论文类 |
| 三、参考法规 |
| 四、网络文献 |
| 附录A: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B: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现状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转基因整体立法 |
| 一、澳大利亚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立法 |
| 二、新西兰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立法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立法 |
| 一、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及具体监管机构 |
| 二、转基因标食品识制度的具体规定 |
| (一)转基因食品准入前安全评估 |
| (二)转基因食品的定义 |
| (三)转基因食品标识范围及标识要求 |
| (四)例外条款 |
| (五)非转基因食品声明(负面声明) |
| (六)字体大小要求 |
| (七)其它规定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实践 |
| 一、准入前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 |
| 二、准入后生产商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责任 |
| (一)文件证明 |
| (二)身份保存 |
| (三)批量测试 |
| 第四节 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执行及处罚 |
| 一、转基因食品标识相关规定的执行和处罚 |
| 二、非转基因食品声明(负面声明)的具体实践及处罚 |
| 第二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价值考察 |
| 第一节 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形成原因探究 |
| 一、国际交流与合作 |
| 二、回应社会及民众的要求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类别 |
| 一、自愿标识制度 |
| 二、以过程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制度 |
| 三、以产品为基础的强制标识制度 |
| 第三节 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价值 |
| 一、国家间的经济博弈价值 |
| 二、政府与消费者间的秩序维持和安全保护价值 |
| 三、生产者与食品消费者选择价值 |
| 四、代际间当代人与后代之间机会平等价值 |
| 第四节 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成本 |
| 一、转基因食品标识对于食品价格的影响 |
| 二、转基因食品标识造成市场区隔,对转基因食品生产者造成不公平 |
| 三、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 |
| 第三章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关制度的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一、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律规定 |
| 二、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行政法规 |
| 三、转基因食品标识的部门规章 |
| 四、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地方立法 |
| 五、中国当前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总结 |
| 第二节 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关制度的比较 |
| 一、立法层面比较 |
| 二、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具体内容比较 |
| (一)转基因食品的定义 |
| (二)标识方法 |
| (三)非转基因食品声明 |
| 三、转基因食品准入目录 |
| 四、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例外条款 |
| 五、违法处罚 |
| 第四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转基因标识制度对中国相关制度构建的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修改的必要性 |
| 一、规制对象界限不清 |
| 二、目前难以保证过程管理 |
| 三、转基因食品标识配套制度缺失 |
| 第二节 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明确价值和原则 |
| 二、国务院针对转基因食品标识单独立法 |
| (一)增加法律的权威性 |
| (二)解决目前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立法结构问题 |
| (三)使农业部摆脱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完全负责的处境 |
| 三、重新划分各部门管辖权限 |
| 四、具体标识内容规范 |
| (一)明确“转基因食品”的定义 |
| (二)规范标识内容 |
| (三)设定阈值 |
| (四)制定标识例外条款 |
| (五)动态调整《目录》 |
| (六)禁止食品生产商作出负面声明 |
| 五、加大处罚力度 |
| 六、加强各环节信息公开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产生的伦理背景审视 |
| 第一节 传统农业生物技术的伦理关照 |
| 一、传统农业生物技术的形成 |
| 二、传统农业生物技术的伦理意蕴 |
| 第二节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伦理凸显 |
| 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
| 二、发展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伦理显现 |
| 第二章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伦理认知 |
| 第一节 转基因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
| 一、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现状 |
|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生产特性 |
| 三、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价值诠释 |
| 一、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提升农业生产力水平 |
|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加强世界粮食保障水平 |
| 三、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创新农业生产发展途径 |
| 第三节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伦理困境 |
| 一、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生态伦理困境 |
|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生命伦理困境 |
| 三、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经济伦理困境 |
| 第三章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伦理解困 |
| 第一节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 |
| 一、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生产商业化 |
| 二、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科研功利化 |
| 三、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道德责任缺失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遵循的伦理原则 |
| 一、生态伦理原则 |
| 二、风险预防原则 |
|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 |
| 第三节 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路径 |
| 一、健全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
| 二、建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的伦理责任机制 |
| 三、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安全的评估监测制度 |
| 四、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科普的公众参与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转基因议题的发展与影响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作为社会公共议题的科学知识传播 |
| 一、科学知识传播的演变与实践 |
| 二、“科学媒体化”：转基因议题的媒体呈现 |
| 三、转基因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沟通与知识争论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转基因议题、沟通“不确定性”与知识传播 |
| 一、科学知识传播中的转基因议题研究 |
| 二、媒体与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沟通研究 |
| 三、媒体与科学家、社会公众的关系探讨 |
| 四、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建构研究 |
| 第三节 理论工具：理解科学的知识社会学取向 |
| 一、作为知识的转基因议题 |
| 二、科学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
| 三、语境成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变量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二、研究目的与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文本选择与说明 |
| 第二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表征与“不确定性”语境 |
| 第一节 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与知识特征 |
| 一、转基因议题的演变逻辑 |
| 二、转基因议题的知识构成要素及特征 |
| 第二节 转基因议题的多元知识争论 |
| 一、转基因技术与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
| 二、转基因的引进与商业化推广问题 |
| 三、转基因技术与产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 |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语境特征 |
| 一、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 |
| 二、被媒体建构的科学“不确定性” |
| 三、被各相关利益主体认知的科学“不确定性” |
| 第三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实践与“不确定性”呈现 |
| 第一节 中美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报道趋势变化 |
| 一、我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 二、美国转基因议题的“注意周期” |
| 三、中美转基因议题的空间互动 |
| 第二节 我国转基因议题的媒体框架与知识实践 |
| 一、议题内容与分布：经济与全球化议题占据主导 |
| 二、消息来源：科学专家成为重要信源 |
| 三、话语立场：先“挺”后“反”的话语实践 |
| 四、知识属性：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生产呈现不对等特征 |
| 第三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呈现 |
| 第四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争论与“不确定性”沟通 |
| 第一节 反思冲突：转基因议题的知识生产困境 |
| 一、“挺转”、“反转”之争背后的冲突性科学话语 |
| 二、转基因议题的理性冲突与多元对话 |
| 三、冲突性科学话语开启“不确定性”沟通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化解冲突：转基因议题传播的修辞策略 |
| 一、修辞资源：运用科学理论与论证依据 |
| 二、修辞工具：引入专业身份与知识背景 |
| 三、修辞技巧：使用数据/实例 |
| 四、修辞手段：诉诸于权威声誉 |
| 第三节 超越冲突：科学与媒体的冲突与合作 |
| 一、媒体在转基因议题传播中的角色功能 |
| 二、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
| 三、科学家与媒体的知识对话与沟通 |
| 第四节 转基因议题的科学“不确定性”沟通 |
| 第五章 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与“不确定性”管理 |
| 第一节 由“专业知识”到“公共知识”：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共享 |
| 一、新的科学概念与转基因议题的勾连关系 |
| 二、由“科学问题”向“社会公共议题”的构建 |
| 三、转基因议题的知识协商与共享 |
| 第二节 由“知晓”到“理解”：公众科学素养的完善与提升 |
| 一、跨越公众与科学之间的知识鸿沟 |
| 二、打破公众与专家之间的专业壁垒 |
| 三、建立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话关系 |
| 第三节 “知识联盟”：转基因议题的“不确定性”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转基因食品的发展和现状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论文的构思 |
| 1.3.1 理论渊源 |
| 1.3.2 逻辑进程 |
| 1.3.3 结构框架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1 以人类生存需求(农业)行为为视角 |
| 1.4.2 生态伦理与人类农业活动的容摄-观念、宗教(文化)、技术、范式、政策 |
| 1.4.3 生态伦理研究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相合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生态价值的"异体-同构-中心"建构 |
| 2.1 价值认知单向度困境及成因 |
| 2.1.1 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 |
| 2.1.2 人类思维的单向度进近 |
| 2.2 生态价值的支撑载体 |
| 2.2.1 科学(恢复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门伦理科学 |
| 2.2.2 功利主义价值存在 |
| 2.2.3 道德主义(平等主义)价值存在 |
| 2.3 人类生存行为与自然价值的链接(农业) |
| 2.3.1 生存需求(农业)能否维护自然价值 |
| 2.3.2 生存需求(农业)能否成为哲学 |
| 2.3.3 生存需求(农业)能否成为生态哲学范式 |
| 2.4 生存需求(农业)工业化下的价值对话 |
| 2.4.1 社会分工专业化与效率 |
| 2.4.2 生态关怀的回归——从人类生存开始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态(中心)多样性伦理和生命行为的固有价值 |
| 3.1 生态伦理的物种边界能否被跨越 |
| 3.1.1 西方传统中的物种身份 |
| 3.1.2 生态(物种身份)的道德边界 |
| 3.2 物种(生物)多样性的伦理暗示 |
| 3.2.1 生态伦理的认知偏离 |
| 3.2.2 生态伦理实践的悖论显现 |
| 3.2.3 物种多样性对于人类生存危机的暗示 |
| 3.3 土地伦理的多样性体验 |
| 3.3.1 利奥波德——土地是生态的缩影 |
| 3.3.2 汤普森——土地是生存的超越 |
| 3.3.3 生态伦理与人类生存行为(农业) |
| 3.4 生命行为的固有价值——动物伦理 |
| 3.4.1 动物伦理观的争论 |
| 3.4.2 生命行为的价值界限 |
| 3.4.3 动物伦理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进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存需求(农业行为)与生态伦理的容摄 |
| 4.1 主流生态伦理对农业行为的排斥 |
| 4.1.1 对杀虫剂的排斥 |
| 4.1.2 对生物技术的排斥 |
| 4.1.3 对生态伦理理解的影响 |
| 4.2 对农业行为认知的哲学基础 |
| 4.2.1 农业行为的哲学轮廓 |
| 4.2.2 农业行为的伦理内涵对生态伦理的互补作用 |
| 4.2.3 农业行为的道德内涵 |
| 4.2.4 农业行为的功利性(实用主义)是否得当 |
| 4.3 农业行为是一种"聚焦活动" |
| 4.3.1 对伯格曼技术哲学范式应用的拓展 |
| 4.3.2 农业行为能否被看作聚焦活动 |
| 4.3.3 工业化生活对聚焦范式的影响 |
| 4.4 后现代工业化对农业行为伦理学内涵的吸收 |
| 4.4.1 农业工业化与器具范式的相互作用 |
| 4.4.2 "餐桌"范式的淡出 |
| 4.5 农业行为的管理功能与生态伦理 |
| 4.5.1 农业行为的管理属性 |
| 4.5.2 农业行为管理属性的生态基础 |
| 4.5.3 农业行为管理功能的缺陷 |
| 4.5.4 农业行为管理功能与生态伦理进化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态伦理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 |
| 5.1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为什么需要生态伦理(哲学) |
| 5.1.1 科学技术是生态伦理的进化路径 |
| 5.1.2 生态伦理思维对科学技术的主导作用 |
| 5.2 农业生物技术进化对人类认识的挑战 |
| 5.2.1 对生态进化的认知挑战 |
| 5.2.2 对语义逻辑的挑战 |
| 5.2.3 对感觉的挑战 |
| 5.3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发展陷入二难困境 |
| 5.3.1 技术原理解读困境 |
| 5.3.2 伦理选择困境 |
| 5.3.3 公众认知困境 |
| 5.4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的认知与判断 |
| 5.4.1 风险可比性的预设 |
| 5.4.2 风险可比性的认知缺陷及其成因 |
| 5.4.3 技术标准的选取 |
| 5.4.4 技术风险的认知归类 |
| 5.5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风险的认知与判断的哲学(伦理学)分析 |
| 5.5.1 科学的数据是否导致科学的认知结果 |
| 5.5.2 认知驱动中理性与感性的博弈 |
| 5.5.3 认知符合度(伦理边界问题)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6.1.1 生态哲学未来的进化趋势:生态伦理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融合 |
| 6.1.2 生态伦理思考的新视角:人类的农业行为 |
| 6.1.3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化趋势:科学技术的进化必将伴生于生态伦理的演变 |
| 6.2 对未来深入研究的展望 |
| 6.2.1 生态伦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主导作用 |
| 6.2.2 生态伦理思维(观念)对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贡献及策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